“茨威格還說服了羅特，下午破例同洛特和他一起，坐到了小酒館（郎格街上的意大利埃蒙德餐館）前的平地上，在海風中呼吸新鮮空氣，曬太陽。洛特帶著照相機，她笑著請兩位朋友靠得近一點，照個合影。其實，對羅特來說，讓太陽在他頭上照照已經夠受了，可他沒興趣反駁這個提議，尤其在這樣美好的日子裏。所以，他有些懷疑地，幾乎帶點好鬥勁頭地望著洛特的鏡頭，右邊眉梢還有些譏諷似的微微上揚。他不愛虛榮，額頭上的頭發有些淩亂稀疏，彩色條紋領結有些褶子，他都無所謂。不管怎樣，那套黑西服[1]非常合身。那，手該放哪兒呢？他不太確定地將身子靠在桌邊，手放到桌子上半杯白葡萄酒旁邊，染著尼古丁的手指間，夾著一根快吸完的香煙。茨威格向他靠近，對他的朋友信心十足地微笑著。他的椅子較高，因而看上去比羅特高半頭。茨威格穿著配有背心、領帶的粗呢西裝，在這個夏日顯然太熱。他沒看鏡頭，而是看著羅特。通過鏡頭，洛特看到茨威格看著他朋友的眼神，是的，那是一種俯視，但那是一種慈父般的、長兄般的俯視，溫和，友愛，帶著一些擔憂。他坐在那兒，帶著親切的微笑，在洛特的鏡頭裏，他好像很想把他的胳膊搭到朋友肩上。羅特看上去卻很想躲開這個保護。洛特拍完照。羅特放鬆下來，他們討論起當天的工作，討論得又多又詳盡，同其他任何人都不會有這等情形的。他們也已經很長時間沒有這樣討論過了。”----摘自《奧斯坦德1936》[2, 第145-147頁] 。
上一次這兩人在一起討論和工作，還是“1931年，茨威格與羅特在法國安提貝（Antibes, 地中海邊，戛納東北11公裏）：晚上各自朗讀自己白天寫下的文字，互相給予完善和補充。羅特朗讀他正在寫的小說《拉德茨基進行曲》，茨威格聽得津津有味，並一再打斷羅特，情不自禁地自己講述起來，回憶過去的奧地利，描繪他記憶中的童年畫麵。” [2, 第55-56頁] 。
我一直以為，茨威格與羅特的關係，就像以上文字所描寫的那樣，文人相惜、相助。但等我讀完了《奧斯坦德1936》 ，才知道，其實相當複雜，可以說，人性有多複雜，他們之間的關係便有多複雜。
茨威格與羅特都是奧地利猶太人，並因此而流亡，而死於流亡地。他們也都是文學天才。茨威格的天才，無須贅論。隻要您讀過其小說《象棋的故事》、回憶錄《昨日的世界》、傳記《瑪麗-安托瓦內特》，一定會對茨威格的寫作天才，語言能力深感佩服，一定會有這樣一個困惑：這個人的腦子，是怎樣分泌出那些隻有在他的書裏才能讀到的話？茲取以下三段作為例證，希望不熟悉茨威格作品的讀者能有所體會。
《象棋的故事》——“原則上，我從來就懂得，（象棋）這種獨特的天才遊戲必然會產生值得尊敬的鬥士。但我總還是很難想像，甚至幾乎不能想像，一個頭腦活躍的人，會把自己的天地，局限於一小塊、一小塊黑白空間之上，而且能夠在前後左右地移動三十二顆棋子的活動中，找到畢生的事業。我不能想像，會有這樣一個人，他認為開棋的時候先走馬，而不是先走卒，對他來說是英勇的壯舉，而能在某一本《象棋指南》的某一個犄角裏，占上一席可憐見的位置，就意味著聲名不朽；我不能想像，一個聰明人，竟然能夠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裏，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他全部的思維能力，都獻給一件荒誕的事情——想盡一切辦法，把木頭棋子王趕到木板棋盤的一個角落裏，而他自己卻沒發狂，成為瘋子。”(張玉書原譯，江岩聲整理)
《昨日的世界》——“我從未把我個人看得如此重要，以致醉心於非要把我自己的生平曆史向旁人講述不可。是因為，在我鼓起勇氣，開始寫這本以我為主角——或確切地說，以我為中心——的書之前所發生的事件、災難和考驗，遠遠超過以往任何一代人所經曆過的。我見證了理性遭到最可怕的失敗，野蠻取得最驚人的勝利。曆史上，從未有過像我們這樣一代人，道德會從如此高尚的精神文明，墮落到如此低下的程度。從我開始長出胡須，到胡須開始灰白，這樣短短的時間跨度，亦即半個世紀之內，所發生的急劇變遷，大大超過以往十代人所經曆的，以致我時常感到，我一生所過的不是一種生活，而是完全不同的好幾種。當我無意之中說到我的生活時，會情不自禁地問自己：我的哪一種生活？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生活？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生活？還是今天的？” (張玉書原譯，江岩聲刪節、整理)
《瑪麗-安托瓦內特》——“人在苦難困境裏更能看清自己”，這樣激動人心的話語，竟然從她的口中迸出，令人驚訝。她預見到，她的人生苦難和悲慘遭遇，將可警示後人。一種高貴的責任感，令她超越了自己，在身首斷裂之前，她完成了一件不朽的傑作。瑪麗-安托瓦內特，這個秉性和心智都極其平庸的女人，在她生命的最後一刻，最後一瞬間，站到了曆史所賦予她的命運的高度。” （江岩聲譯自法文[3]）
羅特的作品，我隻讀過兩篇，遠不夠資格指出他到底天才在哪裏，除了曾看出《美色的勝利》裏的“毒素”[4]。並且我相信，縱使14億華人裏，沒幾人知道羅特，但我們對其天才也毋庸置疑。因為在巴黎，盧森堡公園毗鄰的一條街上，有一塊銘牌，寫著“1937-1939，奧地利著名作家Joseph Roth在此居住”[4]。還因為在維也納，有地鐵站名叫Joseph Roth。巴黎是世界文化之都。維也納也是。一個人，能在這樣兩個世界文化之都留下永久紀念，可想而知，必得是超級文化天才。
俗話說，文無第一，比較茨威格與羅特這兩個天才孰高孰低，沒有意義。但從《奧斯坦德1936》所述的一件事，似乎又可得出如下結論：羅特寫小說的才能在茨威格之上。該書第141至154頁寫道，1936年，在比利時奧斯坦德，茨威格因自覺寫不好一個猶太人流浪的故事，求助於羅特，同時給了他一些錢。羅特花了一個晚上，寫了滿滿一頁紙，第二天寄給茨威格。在茨威格後來出版的小說《埋葬的燭台》裏，有這樣一句話：就在這時，公墓大門處，傳來鏽門的咯吱聲。而羅特在那頁稿紙上寫的是：突然，人們聽到老公墓大門輕輕的、陰沉沉的吱吱聲響。我讀《奧斯坦德1936》時，打量兩遍“咯吱聲”和“吱吱聲”，不禁在心裏笑起來：以茨威格的才氣，怎會如此“下作”？
以上所述的求助和給錢這兩件事可能沒有關係。此前茨威格也經常給羅特錢，但並沒因此經常“剽竊”羅特。1936年夏天，羅特到奧斯坦德小住，也是茨威格邀請，並給他寄了旅費。在羅特眼中，茨威格是百萬富翁，而自己是個窮光蛋，茨威格願意給錢便拿著，心安理得。羅特確實也需要錢，確實也經常為付不出旅館錢，沒錢買酒而發愁。而羅特需要酒精的刺激才能寫出東西來，正像李白寫詩。
然而，茨威格不是恩格斯。前者是作家，靠爬格子掙錢，後者是資本家，以錢生錢。因此，恩格斯可以長期資助馬克思一大家子人（馬克思，燕妮，六個子女，數個傭人），而茨威格以一人之力，不可能養著羅特。特別是，在茨威格眼裏，羅特不是從來就沒有錢，他曾掙過很多稿費，卻不屑理財，成天出入高級酒店，花天酒地，寅吃卯糧，都給糟蹋光了[5]。茨威格對羅特這樣的生活方式意見很大。他甚至因此寫信給羅特的一個出版商說，羅特的書的質量會下降。這個出版商不久（1936年秋）終止了與羅特的合同[2, 第179頁]，令羅特陷入更深的經濟困境。三年後，1939年5月27日，羅特貧病交加，死於巴黎。四個月後，9月1日，納粹德國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次年6月，德軍進入巴黎，騎著高頭大馬，耀武揚威。羅特死得其時，無須見證人類現代史上這一最黑暗的時刻，也無需繼續逃亡，像茨威格那樣。在那個黑暗年代，一再流亡的茨威格，也就比羅特多活了不到三年，於1942年2月22日，與妻子洛特雙雙自殺於巴西Petropolis。自殺當天上午，在寫給前妻的絕筆信結尾，在其生命的最後兩小時內，茨威格寫到羅特：“（請你）不要因我悲傷——想想羅特和裏格，他們應感到幸運，無須經曆（我們所經曆過的）那些考驗”[6]。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相信，此時的茨威格，想到羅特，或許有些內疚，為三年前給那個出版商寫的那封信。他和羅特的書，自1933年起，在德國就被納粹禁止出版和閱讀。流亡的他們，隻能靠屈指可數的幾個海外德文出版商，麵向德奧之外的德語讀者，出版他們的書，獲取極有限的稿費，就如同今天流亡海外的中文作家或政論家。茨威格寫那封信，無異於落井下石，置朋友於尷尬地。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既然茨威格經常慷慨解囊，資助羅特，又為何絕人家極有限的財路？在人家極其困難的時候？我想到的一個解釋是，藝術家談論藝術時的嚴肅和真誠，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另一個解釋是，嫉妒。眾所周知，是人都會嫉妒。既然茨威格是人，不是神，那麽他對羅特——我相信——總該多多少少，有那麽點兒文人相輕，即愛且妒，既生瑜，何生亮。但這並不妨礙他真誠地想幫助羅特，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當他不討厭“這個可怕的酒鬼”時[2] 。也不妨礙羅特真誠地感謝茨威格，即使他對他要錢的信保持沉默，正如他於1936年9月21日給茨威格的信中說的：“親愛的朋友，今天我要離開（奧斯坦德）了。我想見您，可是空等了一場。我擁抱您。”
這次，茨威格讓羅特在奧斯坦德“空等”，二年後，羅特讓施主茨威格在倫敦空等他的信，以至於茨威格失去了耐心，於1938年12月17日，在給羅特的信裏，發出如下通牒：
親愛的羅特，我給您寫了三、四封信，沒收到您的答複。我以為，以我與您的長期友誼，我有權利要求您對您的沉默做出解釋，並希望您的沉默不是出於敵意……[7]。
茨威格寫此信時，不可能想到，他的“親愛的羅特”離死隻有五個月，且終日酗酒，頹廢不堪。羅特出事那天，是1939年5月23日。前日，德國流亡作家Ernst Toller，在紐約一家旅館上吊身亡。次日，羅特聞耗，忽然昏倒於住所樓下的咖啡館前。茨威格前妻正好在場，將羅特急送醫院。四天後，羅特死於肺炎並發的高燒，終年45歲。
茨威格在倫敦得知消息時，正在給羅曼-羅蘭寫信。關於羅特，他寫道：我愛他像愛兄弟一樣[2]。而此前一些時，羅特曾因在流亡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悼念文章而致信茨威格，說不會為茨威格寫類似的文章，因為“您對我不光在思想上很接近，身體上也很近。那是臍帶式的友誼：這樣的友誼是有的。我與您之間沒有距離，而距離是寫悼念文章的前提條件。” [2, 第185頁] 。
周腓力在小說《洋飯二吃》裏借主人公周圍的口，把朋友分為兩種：“一種是有錢而不肯借，另一種是肯借而沒有錢。” 這聽上去，著實令人沮喪，因為他實際上是在說，世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謂朋友。周腓力已於2003年10月12日仙逝，看不到我這篇文章了，他一定不知道，世上確曾存在過茨威格與羅特的友誼。那是他所斷言的兩種朋友之外的朋友關係，是臍帶式的，也就是中國人說的肝膽相照式的，如同兄弟，即使一時鬧別扭，打斷了，仍然連著血脈。若以金錢往來而論，這樣的朋友之間，符合譚嗣同所說的“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節宣惟意”。也就是說，可以借給錢，也可以不借給錢；有時借給錢，有時不借，即使有錢。借給錢，是朋友；不借給錢，還是朋友，生死相念，就像茨威格在自殺二小時前寫到羅特。
文獻索引：
1. 在巴黎盧森堡公園和三個法國人談論茨威格，江岩聲，2017 年 09 月 08 日
2. 《奧斯坦德1936》，Volker Weidermann[德]，郭力譯，中信出版社，2017年8月
3. 《Marie-Antoinette》, Stefan Zweig[奧], Alzir Hella[法]譯，1933
4. 談談約瑟夫·羅特及其小說《美色的勝利》，江岩聲，2017 年 09 月 08 日
5. Joseph Roth，《Hommes et Destins》，第61-75頁，Stefan Zweig，Biblio，2016
6. A Friderike Maria Zweig, Petrópolis, Correspondance 1932-1942, 第502頁, Stefan Zweig, Biblio roman, 2010 印刷。
7. A Joseph Roth, Londre, Correspondance 1932-1942, 第344頁, Stefan Zweig, Biblio roman, 2010 印刷。
鳴謝：本文寫作當中，得到《奧斯坦德1936》中文版譯者郭力女士的幫助。她給我提供了本文裏的“咯吱聲”和“吱吱聲”在德文原著裏的出處：“（《奧斯坦德1936》中文版）152頁上的吱吱在（德文）原著120頁上方：das leise, wehmütige Knarren des alten Friedhoftores。Knarren 就是一種聲響，可譯成象聲詞。而152頁上的咯吱 在（德文）原著120頁下方：Da klirrte außen das rostige Tor des Friedhofs. 德文杜登詞典 上的解釋 klirren：b) ein klirrendes Geräusch verursachen。動詞klirren隻表示出聲，比較尖細的，我翻譯成了象聲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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