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人的驪歌
曾寧
第一次聽《驪歌》，並不知道它的名字，那時我剛剛從小學畢業。
改革開放起步的80年代初期，小說《城南舊事》被吳貽弓導演拍成電影，一曲《驪歌》貫穿全片。舅舅和爸爸觀看後非常興奮，“又聽到感人至深的好歌了，那是我們這一代的歌哪！”他們說。
爸爸告訴我，從前最後一次合唱《驪歌》，是在川大子弟小學的禮堂裏，“地方狹小，氣氛鬱悶，”爸爸回憶，“畢業班的同學要離開了，不少老師也要告別，大家失去的不僅僅是小學，而是萬裏江山——他們手裏拿著去台灣的飛機票。”
我不能體驗片中那份從土地深處發出的、悠遠渾厚的憂傷，待找來原著細讀，也品不出深意，隻注意英子的老爸與某姨娘的曖昧之情。爸爸問我讀後感，我發揮了和年齡不相稱的想象力，問他：“爺爺在這小說所反映的年代，也是教授，爺爺有沒有情婦？”爸爸看著十三歲的我，愣了半晌，又氣又惱，要我站好挨訓，我卻一溜煙逃出門去。
門外的大樓走廊裏，我卻聽到，爸爸書桌旁邊的收音機正播放《驪歌》，柔美哀婉的旋律牽扯著我，我悄悄地回頭，在窗戶旁邊駐足，終於聽清了歌詞，那是蕩氣回腸的瑰麗詩篇：“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那年代雖然閉塞，卻不排斥古體詩詞，不過，流行的那些，多半是慷慨豪邁的“勵誌篇”，鮮見令人低回不已的婉約體。盡管我從《紅樓夢》裏見識了些許，背得出黛玉的葬花詩，可是，這般大張旗鼓地纏綿欲絕，又不失典雅大氣的“陽春白雪”之章，借無線電波傳送，似乎是文革以後第一次。
我靠在窗台上，陷入沉思，問：這是“舊時代”的畢業歌嗎？怎麽缺乏雄壯開闊的氣勢？我們讀完六年級以後，也唱畢業歌，那歌詞當然是什麽“將來都有好前途”，“為國家做貢獻”
-----驪歌在重複播放，看得出，電台的主持人對它著了迷。“一杯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終於，清純的淚水，湧出十三歲的眼眶，回憶起小學時的種種無邪，仿佛懂得了什麽叫“失去”。
20歲那年，我所在的劇組，正在緊張地拍攝電影《月隨人歸》。爸爸把電話打到上影廠的攝影棚來，告訴我他小學的好友回到故裏，鄉音未改鬢毛衰。這段對話，被站在我身邊的吳貽弓導演聽到了，他問：“曾寧，你還記得你的小學嗎？回去看過嗎？”我垂下眼簾，答不上來，吳導演沒有追問下去，他知道我已經下定出國的決心。
果然，四年後我遠渡重洋去，上海成了“山外山”。我每次回家，總會路過當年的小學，當年我們種下的小樹，早已長成大樹，又被砍去，空留帶著密集年輪的樹樁。校外的早點鋪，據說所賣的早點被評為全上海“最好吃的”，如今供應用料講究的三鮮小餛飩和蟹肉小籠包，當年又便宜又飽肚的老虎腳爪和烘大餅，卻沒了蹤影。掛著“全國重點學校”牌子的校門，極盡豪華之能事。裏頭兩層高的教學樓，是當年日本人留下的，不但加高，還裝上亮麗的落地玻璃窗。這樣的學校，怕隻有“貴族”才上得起，周圍的弄堂房子起價六百萬。
我徘徊一陣，終究沒有進去。驪歌卻在心裏響起了。
今年，我兒子小學畢業，即將去附近的喬丹初級中學就讀。一天，他拉著我的手，走進他的小學校園，“媽媽，你還記得第一次帶我來學校嗎？我想去這個滑梯玩，你不準，說太高，危險。你不知道，放學的時候，丹紐帶我來玩，我說我不行，他說你行的，我就這樣，第一次玩了高滑梯。”
我停在滑梯前，聽他細說，“-----我會記得同學，還會記得優秀的霍伯克老師，他的籃球打得真好，還有，因為他，我喜歡上曆史課。”
我一聲不響，不放過兒子的每一個詞。“這個沙坑裏麵有我的秘密，我埋下很多很多的彈子和卡通畫片----”
我抓住兒子的手：“孩子，這些好東西，你將一一失去，你覺得傷心麽？”
他想了想，說：“會的，但是老師說，他們希望我快快樂樂地走進中學,我二年級開始就想去喬丹中學了----”
兒子迎著斜暉再次奔向滑梯，這時，夕陽正落山，山麓鋪滿紫煙，晚風一陣，吹起兒子的頭發。我凝視著他，他凝視著滑梯。我知道，這個初諳世事的少年，心裏充滿了別情。在美國長大的兒子不懂那支驪歌，但他日後的人生時時會響起《驪歌》，驪歌聲聲，兒子的背影漸漸長大，走向社會——－。我在心裏以驪歌的節奏應和著兒子在滑梯上的動作，視線漸漸模糊-----
“問君此去幾時來，來時莫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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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寧
第一次聽《驪歌》，並不知道它的名字，那時我剛剛從小學畢業。
改革開放起步的80年代初期，小說《城南舊事》被吳貽弓導演拍成電影，一曲《驪歌》貫穿全片。舅舅和爸爸觀看後非常興奮，“又聽到感人至深的好歌了，那是我們這一代的歌哪！”他們說。
爸爸告訴我，從前最後一次合唱《驪歌》，是在川大子弟小學的禮堂裏，“地方狹小，氣氛鬱悶，”爸爸回憶，“畢業班的同學要離開了，不少老師也要告別，大家失去的不僅僅是小學，而是萬裏江山——他們手裏拿著去台灣的飛機票。”
我不能體驗片中那份從土地深處發出的、悠遠渾厚的憂傷，待找來原著細讀，也品不出深意，隻注意英子的老爸與某姨娘的曖昧之情。爸爸問我讀後感，我發揮了和年齡不相稱的想象力，問他：“爺爺在這小說所反映的年代，也是教授，爺爺有沒有情婦？”爸爸看著十三歲的我，愣了半晌，又氣又惱，要我站好挨訓，我卻一溜煙逃出門去。
門外的大樓走廊裏，我卻聽到，爸爸書桌旁邊的收音機正播放《驪歌》，柔美哀婉的旋律牽扯著我，我悄悄地回頭，在窗戶旁邊駐足，終於聽清了歌詞，那是蕩氣回腸的瑰麗詩篇：“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那年代雖然閉塞，卻不排斥古體詩詞，不過，流行的那些，多半是慷慨豪邁的“勵誌篇”，鮮見令人低回不已的婉約體。盡管我從《紅樓夢》裏見識了些許，背得出黛玉的葬花詩，可是，這般大張旗鼓地纏綿欲絕，又不失典雅大氣的“陽春白雪”之章，借無線電波傳送，似乎是文革以後第一次。
我靠在窗台上，陷入沉思，問：這是“舊時代”的畢業歌嗎？怎麽缺乏雄壯開闊的氣勢？我們讀完六年級以後，也唱畢業歌，那歌詞當然是什麽“將來都有好前途”，“為國家做貢獻”
-----驪歌在重複播放，看得出，電台的主持人對它著了迷。“一杯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終於，清純的淚水，湧出十三歲的眼眶，回憶起小學時的種種無邪，仿佛懂得了什麽叫“失去”。
20歲那年，我所在的劇組，正在緊張地拍攝電影《月隨人歸》。爸爸把電話打到上影廠的攝影棚來，告訴我他小學的好友回到故裏，鄉音未改鬢毛衰。這段對話，被站在我身邊的吳貽弓導演聽到了，他問：“曾寧，你還記得你的小學嗎？回去看過嗎？”我垂下眼簾，答不上來，吳導演沒有追問下去，他知道我已經下定出國的決心。
果然，四年後我遠渡重洋去，上海成了“山外山”。我每次回家，總會路過當年的小學，當年我們種下的小樹，早已長成大樹，又被砍去，空留帶著密集年輪的樹樁。校外的早點鋪，據說所賣的早點被評為全上海“最好吃的”，如今供應用料講究的三鮮小餛飩和蟹肉小籠包，當年又便宜又飽肚的老虎腳爪和烘大餅，卻沒了蹤影。掛著“全國重點學校”牌子的校門，極盡豪華之能事。裏頭兩層高的教學樓，是當年日本人留下的，不但加高，還裝上亮麗的落地玻璃窗。這樣的學校，怕隻有“貴族”才上得起，周圍的弄堂房子起價六百萬。
我徘徊一陣，終究沒有進去。驪歌卻在心裏響起了。
今年，我兒子小學畢業，即將去附近的喬丹初級中學就讀。一天，他拉著我的手，走進他的小學校園，“媽媽，你還記得第一次帶我來學校嗎？我想去這個滑梯玩，你不準，說太高，危險。你不知道，放學的時候，丹紐帶我來玩，我說我不行，他說你行的，我就這樣，第一次玩了高滑梯。”
我停在滑梯前，聽他細說，“-----我會記得同學，還會記得優秀的霍伯克老師，他的籃球打得真好，還有，因為他，我喜歡上曆史課。”
我一聲不響，不放過兒子的每一個詞。“這個沙坑裏麵有我的秘密，我埋下很多很多的彈子和卡通畫片----”
我抓住兒子的手：“孩子，這些好東西，你將一一失去，你覺得傷心麽？”
他想了想，說：“會的，但是老師說，他們希望我快快樂樂地走進中學,我二年級開始就想去喬丹中學了----”
兒子迎著斜暉再次奔向滑梯，這時，夕陽正落山，山麓鋪滿紫煙，晚風一陣，吹起兒子的頭發。我凝視著他，他凝視著滑梯。我知道，這個初諳世事的少年，心裏充滿了別情。在美國長大的兒子不懂那支驪歌，但他日後的人生時時會響起《驪歌》，驪歌聲聲，兒子的背影漸漸長大，走向社會——－。我在心裏以驪歌的節奏應和著兒子在滑梯上的動作，視線漸漸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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