蝸居在這裏不再用書名號，因為我隻是用它來代表一個時代，一個信仰低靡的時代。
“廣廈”一詞我是從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裏學來的。想當年杜甫身居茅屋，心想廣廈 --- 不是他的廣廈，而是“天下寒士”的廣廈，是給大眾帶來“歡顏”的廣廈。
不過我這裏的“廣廈”不指建築物，而是指一種精神架構，一種積極的，承前啟後的、浪漫的精神架構。
回首我們的三千年文化，那是一種什麽架構呢？雖然有和儒並行的道家，後來又有佛學的傳入，我們三千年人倫和信念以及道德準則，是儒家式的，更進一步說，是仁和禮。
孔子的仁和禮是一根人倫棒子貫穿起來的羊肉串：說穿了是一回事。樊遲是孔子不太得意的門生，曾因請教種莊稼的事被孔子斥為“小人”。他問“仁”是啥意思，孔子就草草回一句：“愛人。”當孔子的得意門生顏淵問仁時，孔子就比較凝重地回答：“克己複禮為仁。”人倫學（包括君臣、父子、夫婦之道）的禮是孔學核心。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禮是手段也是目的。孔子扔給樊遲一句“愛人”，再也沒作任何解釋。不僅孔子沒有，曆代經學家繼承孔學衣缽，沒有也不可能對一個“愛”字做任何人性層次上的解釋。所以，我們不用對孔子草草的一句“愛人”做任何一廂情願的發揮。必要的話，我們可以對漢唐宋清的論語注疏正義集解等等進行一番疏理，看看我們是否可以從孔子的“仁禮”學裏挖出一點點平等博愛的寶貝來。
孔學的仁和禮包含了桎捁人性的成分。但是到了孟子，平民思想迸出了燦爛的火花。 他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孟學的民本宣言。這個思想和孔子的君君臣臣的教條禮法沒有交集。孟子的“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直接孕育出了範仲奄式的中國古代文人胸襟和理想。可惜，孟子的平民思想沒有能夠感動滿腦子封建專製的中國古代統治者們，充其量成了他們粉飾自己“親政愛民”的工具。
孔孟雖有不同，但是經學家們、禦用文人們可以用對仁和義的寬泛解釋來把兩位聖人的學說串聯起來，融合成一個體係。孔孟體係支配中國人的思想達兩千多年。你說它沒有長處？當然不是。孔子最了不起的教誨之一，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的“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充滿了和為貴的善念。而孟子，除了他的民本思想外，他還樹立了義對利的絕對駕馭。對於物欲橫流的人世，舍生取義的信念是矯枉需過正的偉大典範。
孟子的義很接近我們今天說的信念。他自己解釋過：“義，路也。” 又說：“羞惡之心，義也。”他更盛讚：“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正是這種信念和精神，構成了我們引以為自豪的華夏脊梁。
一場文革春秋，徹底的唯物主義橫掃一切精神的主宰，孟子也不幸成了孔子的殉葬品。文革“摧枯拉朽”的結果之一，就是帶給幾代人信仰的失落。“義”也好，“主義”也好，“信念”也罷，一個意思，一個命運，就是被人們所嘲諷和唾棄，成了文明角落裏不值的東西。今天，就算要重新建立這個義對利的駕馭，“義”又是什麽？什麽內涵，什麽外延？
沒有了這“義”，人心成了一個空洞，行為宛如摸著石頭過河。
回到《蝸居》，《蝸居》情愛故事裏最讓我顫抖的，不是海藻的失貞。而是海藻的姐姐海萍的妥協、取利、同流合汙和無法給妹妹明確的引導；是人生理論朗朗上口的宋思明以及他的那一桌男同學對一男多“奶”的熱衷和熟視無睹，是宋思明的太太和她的那批“貼心姐妹”的女性自卑和庸俗。什麽叫沒有準則和信仰，這就是了。
海萍接受了妹妹用忠貞換來的物質，這麽一個姐姐，這麽一個人，後來因為那個日本母親對兒子的苛刻而放棄了一份可觀的輔導工作，這個情節和前麵的許多故事描繪是矛盾的。海萍的形象在這裏失去了她的內在一致性和真實性。
海藻，不管怎麽樣，她是個知恩圖報的姑娘（這是我最欣賞她的地方），她的良知使她總是顯得忐忑不安，從這個角度上看，她仍然不失為單純，至少她還沒有被社會的大染缸整個變色。
盡管海萍的形象有其矛盾不符合邏輯的一麵，總的說來，《蝸居》站在現實主義的角度，對當今社會人文的許多問題進行了揭示和描繪。做為觀眾的我，做為評論者的我，更做為寫作者的我，我不願意僅僅停留在揭示和描繪現實消極處這個點上，因為假如停留在這個點上，那麽一切現實主義作品都會失去它的意義。所以，在這蝸居的荒漠裏，我呼喚廣廈；在這橫流的滄海裏，我呼喚那一個叫做“義”的東西。
想起了使徒保羅。正是這個曾經殘害基督徒後來全身心獻給基督事業的保羅，這個受盡了危險、威脅、困頓和孤獨的保羅，成了把基督福音傳遍世界的第一個人。保羅的優秀品德之一，就是在漆黑中看到光明並把這光明分享給世界。大家都知道他著名的《哥林多前書》十三章；但是不是每個人都了解他在不無沮喪的心境下寫下的《哥林多後書》十二章。他說：因為我軟弱，所以我堅強。想想這句話的含義和它對人生的意義吧。
《蝸居》之我愛 （7）
《蝸居》之我愛 （4）
《蝸居》之我愛 （1）
《蝸居》之我愛 （6）
複合 （短篇小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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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廈”一詞我是從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裏學來的。想當年杜甫身居茅屋，心想廣廈 --- 不是他的廣廈，而是“天下寒士”的廣廈，是給大眾帶來“歡顏”的廣廈。
不過我這裏的“廣廈”不指建築物，而是指一種精神架構，一種積極的，承前啟後的、浪漫的精神架構。
回首我們的三千年文化，那是一種什麽架構呢？雖然有和儒並行的道家，後來又有佛學的傳入，我們三千年人倫和信念以及道德準則，是儒家式的，更進一步說，是仁和禮。
孔子的仁和禮是一根人倫棒子貫穿起來的羊肉串：說穿了是一回事。樊遲是孔子不太得意的門生，曾因請教種莊稼的事被孔子斥為“小人”。他問“仁”是啥意思，孔子就草草回一句：“愛人。”當孔子的得意門生顏淵問仁時，孔子就比較凝重地回答：“克己複禮為仁。”人倫學（包括君臣、父子、夫婦之道）的禮是孔學核心。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禮是手段也是目的。孔子扔給樊遲一句“愛人”，再也沒作任何解釋。不僅孔子沒有，曆代經學家繼承孔學衣缽，沒有也不可能對一個“愛”字做任何人性層次上的解釋。所以，我們不用對孔子草草的一句“愛人”做任何一廂情願的發揮。必要的話，我們可以對漢唐宋清的論語注疏正義集解等等進行一番疏理，看看我們是否可以從孔子的“仁禮”學裏挖出一點點平等博愛的寶貝來。
孔學的仁和禮包含了桎捁人性的成分。但是到了孟子，平民思想迸出了燦爛的火花。 他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孟學的民本宣言。這個思想和孔子的君君臣臣的教條禮法沒有交集。孟子的“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直接孕育出了範仲奄式的中國古代文人胸襟和理想。可惜，孟子的平民思想沒有能夠感動滿腦子封建專製的中國古代統治者們，充其量成了他們粉飾自己“親政愛民”的工具。
孔孟雖有不同，但是經學家們、禦用文人們可以用對仁和義的寬泛解釋來把兩位聖人的學說串聯起來，融合成一個體係。孔孟體係支配中國人的思想達兩千多年。你說它沒有長處？當然不是。孔子最了不起的教誨之一，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的“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充滿了和為貴的善念。而孟子，除了他的民本思想外，他還樹立了義對利的絕對駕馭。對於物欲橫流的人世，舍生取義的信念是矯枉需過正的偉大典範。
孟子的義很接近我們今天說的信念。他自己解釋過：“義，路也。” 又說：“羞惡之心，義也。”他更盛讚：“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正是這種信念和精神，構成了我們引以為自豪的華夏脊梁。
一場文革春秋，徹底的唯物主義橫掃一切精神的主宰，孟子也不幸成了孔子的殉葬品。文革“摧枯拉朽”的結果之一，就是帶給幾代人信仰的失落。“義”也好，“主義”也好，“信念”也罷，一個意思，一個命運，就是被人們所嘲諷和唾棄，成了文明角落裏不值的東西。今天，就算要重新建立這個義對利的駕馭，“義”又是什麽？什麽內涵，什麽外延？
沒有了這“義”，人心成了一個空洞，行為宛如摸著石頭過河。
回到《蝸居》，《蝸居》情愛故事裏最讓我顫抖的，不是海藻的失貞。而是海藻的姐姐海萍的妥協、取利、同流合汙和無法給妹妹明確的引導；是人生理論朗朗上口的宋思明以及他的那一桌男同學對一男多“奶”的熱衷和熟視無睹，是宋思明的太太和她的那批“貼心姐妹”的女性自卑和庸俗。什麽叫沒有準則和信仰，這就是了。
海萍接受了妹妹用忠貞換來的物質，這麽一個姐姐，這麽一個人，後來因為那個日本母親對兒子的苛刻而放棄了一份可觀的輔導工作，這個情節和前麵的許多故事描繪是矛盾的。海萍的形象在這裏失去了她的內在一致性和真實性。
海藻，不管怎麽樣，她是個知恩圖報的姑娘（這是我最欣賞她的地方），她的良知使她總是顯得忐忑不安，從這個角度上看，她仍然不失為單純，至少她還沒有被社會的大染缸整個變色。
盡管海萍的形象有其矛盾不符合邏輯的一麵，總的說來，《蝸居》站在現實主義的角度，對當今社會人文的許多問題進行了揭示和描繪。做為觀眾的我，做為評論者的我，更做為寫作者的我，我不願意僅僅停留在揭示和描繪現實消極處這個點上，因為假如停留在這個點上，那麽一切現實主義作品都會失去它的意義。所以，在這蝸居的荒漠裏，我呼喚廣廈；在這橫流的滄海裏，我呼喚那一個叫做“義”的東西。
想起了使徒保羅。正是這個曾經殘害基督徒後來全身心獻給基督事業的保羅，這個受盡了危險、威脅、困頓和孤獨的保羅，成了把基督福音傳遍世界的第一個人。保羅的優秀品德之一，就是在漆黑中看到光明並把這光明分享給世界。大家都知道他著名的《哥林多前書》十三章；但是不是每個人都了解他在不無沮喪的心境下寫下的《哥林多後書》十二章。他說：因為我軟弱，所以我堅強。想想這句話的含義和它對人生的意義吧。
《蝸居》之我愛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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