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１５至２０年間，《紅樓夢》在西方文學批評界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這一現象也令中國的紅學學者和讀者們為之驚喜。迄今為止，單就英語紅學著述而言，已有１５本論著，１５０多篇文章，以及３０多篇博士論文相繼發表。①２００５年，《淡江評論》（Ｔａｍｋａ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此雜誌是研究比較文學的國際性季刊）專門發行了一期《紅樓夢》論文特輯（筆者有幸受邀主編了該期特刊）。近期，美國現代語言協會（Ｍｏｄｅｒ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將出版一部論文集《如何講授曹雪芹的〈紅樓夢〉》（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ａｏ Ｘｕｅｑｉｎ’ｓ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而且在美國，越來越多的大學教師把講授《紅樓夢》納入麵向本科生開設的“世界文學”、“文學與文化”和“亞洲研究”等課程中。
本文將綜述以英文形式發表的西方紅學研究成果。首先介紹《紅樓夢》的英譯曆史，並對重要的西方紅學著述進行綜述；然後從九個方麵對西方紅學研究分別加以詳細介紹；最後，就當代中國紅學如何借鑒西方紅學的研究成果試提幾點建議。
《紅樓夢》英譯簡史
第一本涉及《紅樓夢》的英文讀物出現得非常早，是在１８１６年，即距該小說出版僅僅２４年之隔。此書由英國著名翻譯家、詞匯學家馬禮遜（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傳教士編寫，書名為《中文會話及凡例》（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ｔａｃｈｅｄ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Ｗｉｔｈ ａ Ｆｒｅｅ ａｎｄ Ｖｅｒｂ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ａｓ ａ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ｏｒｙ 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是當時澳門出版發行的一部漢語語言教材。書中的會話第五篇與會話第二十五篇均選取了《紅樓夢》第三十一回裏寶玉和襲人對話的英文翻譯。有趣的是，１８２４年馬禮遜回英國時帶走的足足四千本中文書籍中就有一套《紅樓夢》共２４冊，並其續書兩種。而這些書被用來培訓後繼學者及傳教士。
十九世紀初期，《紅樓夢》中的許多片斷被譯成外文，收入多部漢語語言教材裏；許多有關中國文學的書籍也簡要提及了這部小說。１８３０年，英國著名漢學家約翰·弗朗西斯·戴維斯（Ｊｏｈ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Ｄａｖｉｓ）於《皇家亞洲學會匯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發表一篇長達６７頁的論文《漢文詩解》（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其中收入《紅樓夢》第三回形容寶玉的兩首《西江月》詞（長期以來，很多西文參考文獻常誤以為此文是《紅樓夢》第三回的英譯）。
１８４２年，英國人爾·湯姆（Ｒ．Ｔｈｏｍ）采用直譯方法選譯了《紅樓夢》中的一些片段作為西人習漢語之用。該譯文見於雜誌《中國話》（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中國話》是當時外國人學習漢語的常用資料）。其後，愛德華·查爾斯·博拉（Ｅｄｗａｒ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ｏｗｒａ）於１８６８至１８６９年間英譯了該小說的前八回，並將其譯作刊登在《中國雜誌》（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上。１８８４年，英國著名漢學家記裏布（Ｈｅｒｂｅｒｔ Ｇｉｌｅｓ）在其編寫的文學選讀《中國文學英華》（Ｇｅｍ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裏收入《紅樓夢》中敘述一位太醫出診賈府的文字。此選讀於當時流傳甚廣。１８９２至１８９３年間，英國外交官赫·本克拉夫特·喬利（Ｈ．Ｂｅｎｃｒａｆｔ Ｊｏｌｙ）翻譯了《紅樓夢》的前５６回（共兩卷）並將其出版發行。喬利原計劃翻譯整部小說，但中途病逝而未能完成。該譯本被視為上乘之作，至今仍不斷再版發行，在互聯網上也能檢索到（網址是ｈｔｔｐ：／／ｅｔｅｘｔ．ｌｉｂｒａｒｙ．ａｄｅｌａｉｄｅ．ｅｄｕ．ａｕ／ｃ／ｃａｏ＿ｘｕｅｑｉｎ／ｃ２５３９ｈ／）。１９２７年，愛德華·查爾默斯·沃納（Ｅｄｗａｒｄ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 Ｗｅｒｎｅｒ）發表了論文《漢語之譯》（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該文共兩頁，比較了喬利和托馬斯·威德（Ｔｈｏｍａｓ Ｗａｄｅ）二人各自的《紅樓夢》英譯本一至八回，發表在《中國期刊》（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上。１９２８年，《中國期刊》又刊登了艾爾弗麗達·哈德遜（Ｅｌｆｒｉｄａ Ｈｕｄｓｏｎ）的文章《一個古老的故事》（Ａｎ Ｏｌｄ， Ｏｌｄ Ｓｔｏｒｙ）。該文共九頁，以直白的文筆重述了寶黛釵的三角戀愛故事。
時隔二十多年，到１９２９年才出現了翻譯《紅樓夢》的又一次嚐試。這一年，王際真（Ｗａｎｇ Ｃｈｉ－ｃｈｅｎ）的《紅樓夢》英文節譯本問世。著名翻譯家阿瑟·韋利（Ａｒｔｈｕｒ Ｗａｌｅｙ）為之撰序。１９３３年，袁家嘩、石明選譯《紅樓夢》並加入注釋。該譯本名為《紅樓夢：孤鴻零雁記選》（Ｈｕｎｇ－ｌｏｕ Ｍｅｎｇ ａｎｄ Ｔｕａｎ－ｈｕｎｇ Ｌｉｎｇ－ｙｅｎ Ｃｈｉ：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至１９５８年後，《紅樓夢》的英文新譯本才陸續出現。弗洛倫絲·麥克休（Ｆｌｏｒｅｎｃｅ ＭｃＨｕｇｈ）和伊莎貝爾·麥克休（Ｉｓａｂｅｌ ＭｃＨｕｇｈ）兩姐妹將弗蘭茨·庫恩（Ｆｒａｎｚ Ｋｕｈｎ）博士的德文本《紅樓夢》（Ｄｅｒ Ｔｒａｕｍ ｄｅｒ ｒｏｅｎ Ｋａｍｍｅｒ）轉譯成英文。王際真也將其１９２９年的節譯本修改並再版。這兩個新譯本均為節譯本。其中王氏譯本翻譯了前８０回的三分之一，被認為是較完整地表述了原著中的寶黛愛情故事，而麥氏姐妹譯本選譯了《紅樓夢》全書內容的五分之一，但學界對其評價不高。七十年代終於出現了《紅樓夢》的兩種英文全譯本，且均為精雕細琢的上乘之作。②１９７８年，著名翻譯家楊憲益、戴乃迭夫婦翻譯的英譯三卷本（Ａ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Ｒｅｄ Ｍａｎｓｉｏｎｓ）出版。１９７３年霍克思（Ｄａｖｉｄ Ｈａｗｋｅｓ）和閔福德（Ｊｏｈｎ Ｍｉｎｆｏｒｄ）翻譯的《紅樓夢》五卷本的第一冊出版。該譯本出版後備受學界關注，其最後一卷於１９８６年完成。此合譯本為西方人最常用的英譯本。楊氏夫婦全譯本多采用直譯的方法，且其譯本中的人名多為音譯。霍氏與閔氏則試圖在譯文中彌合該小說一直以來存在的幾個人物和時間的前後不一問題，並對多數人名采取了意譯的處理方法。
英語紅學概述
第一位發表英語紅學論文的西方學者是德國傳教士郭士立（Ｋａｒｌ Ｇｕｔｚｌａｆｆ）。他於１８４２年的《中國叢報》（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發表了一篇短文，題目為《紅樓夢》（Ｈｕｎｇ Ｌａｕ Ｍｕｎｇ， ｏｒ Ｄｒｅａ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郭士立在該文中提供了《紅樓夢》的故事梗概。可惜的是此故事梗概錯誤百出，甚至誤認賈寶玉為女孩。而郭氏對該小說特點的評價也頗低，他寫道：該故事裏的女子們“似乎是一群最為平凡、渺小的生命，她們象喜鵲般談論著無聊之事，窺探著每處角落，有時作惡，有時亦行善，奢侈無度，貪求華服美飾與珍器。這些小姐們還毫無顧忌地發表著對奢侈品的個人看法”③。 郭氏在文章結尾說：此故事“冗長乏味”④，“其文筆毫無藝術性，所用語言乃北方地區上層社會之口語……有欲悉北方宮廷用語者，可先讀此書。”⑤
遺憾的是，從１９世紀到２０世紀早期，許多相關西方評論均持相似的淺陋論調。這些評論者中多數認為該小說在道德思想上不符合中國傳統道德觀，結構性差，情節過於鬆散、單調且離奇。⑥例如，１８９３年《中國評論》（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刊登的愛德爾（Ｅ．Ｊ． Ｅｉｔｅｌ）就喬利譯本《紅樓夢》撰寫的論文寫道：這部小說“不具有中國大多數小說所含的道德傾向……其作者頭腦中全無儒家道德的痕跡，在他看來，良知無足輕重”⑦。波乃耶（Ｊ． Ｄｙｅｒ Ｂａｌｌ）在其廣為流傳的《中國風土人民事物記》一書（Ｔｈｉｎｇ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９００年，第三版）中寫道：“《紅樓夢》是一部描寫家庭生活的小說，但不具備正確的道德思想。”⑧時至１９４８年，善秉仁（Ｊｏｓ． Ｓｃｈｙｎｓｓ）在其編寫的文學導讀《中國現代小說及劇作１５００篇》（１５００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ｏ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ｙｓ）中寫道：“（《紅樓夢》）對社會、心理與情感都做了饒有興致的研究。該小說中的情感氛圍令人壓抑，因此青年萬萬不宜讀。”⑨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西方紅學界也開始出現一些對《紅樓夢》表示讚賞的文章。英國漢學家記裏布（Ｈｅｒｂｅｒｔ Ｇｉｌｅｓ）在１８８５年的《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分會會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上發表了一篇《紅樓夢》內容提要，該提要長達２５頁，持相對中肯準確和欣賞的觀點。此摘要後來經修改補充被收入該作者１９０１年出版的《中國文學史》（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一書中，至今仍受讀者好評。記裏布在這篇摘要中寫道：“該小說對眾多人物形象的描寫十分出色，令人聯想到西方一流小說家的精湛筆法。它如同一幅中國社會生活的全景圖，幾乎將所有可以想見的生活細節與場麵均展現於讀者麵前，因此對學習漢語的外國學生極具參考價值。”⑩
記氏在其１８９８年出版的《中國人物傳記辭典》（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中簡要提到曹雪芹為《紅樓夢》的作者。１９１０年版《大英百科全書》內有關中國的部分也提及了《紅樓夢》，並且指出：該小說之主題為愛情，以悲劇收場。１９１９年《新中國評論》（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發表了高葆真（Ｗ． Ａｒｔｈｕｒ Ｃｏｒｎａｂｙ）的論文《紅樓之秘》（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該文對《紅樓夢》進行正麵總評，論及此小說之風行、篇幅長度、其各種續書及悲劇結局。高氏還推測了該小說中的人物在曆史上的真實原型，給出了簡短的故事梗概。他寫道，“《紅樓夢》對中國人而言，其熟悉程度正如《哈姆雷特》之於英國讀者”，紒紜矠 稱《紅樓夢》是中國第一部真正的小說，一部“傑出的天才之作”。
１９４２年是英語紅學史上又一個重要的年份。這一年，《清代名人傳略》（Ｅｍｉｎ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發表。此書是一本著名的研究參考資料，內有房兆楹撰寫的曹雪芹和曹寅的生平介紹，長達兩頁，信息頗為詳細，在英文漢學界堪具開創意義，也是首次對曹雪芹的生平作出英文介紹。房氏指出：《紅樓夢》全麵地展現了人的複雜情感，牽涉到幾十位主子、幾百個仆人，由此可以將其視為研究清初富貴家庭之社會狀況的重要資料。
五十年代又陸續出現了一些紅學論文。１９５２年，瑞典著名的中國文學研究者高本漢（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Ｋａｒｌｇｒｅｎ）發表論文《漢語文法新探》（Ｎｅｗ Ｅｘｃｕｒ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通過詳細的語法分析推得《紅樓夢》中備受爭議的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在語法上驚人地相似。紒紟矠１９５３年出版的《卡斯爾世界文學百科全書》（Ｃａｓｓｅｌｌ’ｓ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中也有文字條款介紹曹雪芹。１９５６年，美國學者格裏德（Ｊｅｒｏｍｅ Ｂ．Ｇｒｉｅｄｅｒ）發表論文《〈紅樓夢〉之共產主義評論》（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Ｈｕｎｇ Ｌｏｕ ｍｅｎｇ），介紹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國關於重新品評該小說的爭論。
西方紅學真正的轉折點是１９６１年。這一年吳世昌的《紅樓夢探源》（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Ｄｒｅａｍ）發表。此書是第一本英文紅學專著，對《紅樓夢》作了學術性的文本研究，提出了許多新觀點及新闡釋。該書探討的話題包括：脂硯齋的身份（認為脂硯齋即曹雪芹之叔曹竹磵），後４０回的作者，以及小說未完成部分的原寫作計劃等問題。吳氏還仔細考查了《紅樓夢》的兩種早期版本－庚辰本和甲戌本，從而猜測賈寶玉的形象是集曹雪芹與脂硯齋二人的經曆塑造而成。
１９６６年，耶魯大學著名的中國曆史學家史景遷（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ｐｅｎｃｅ）發表了一本關於曹雪芹的祖父的傳記－《曹寅與康熙：一個皇室寵臣的生涯揭秘》（Ｔｓａｏ Ｙ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ａｎｇ－ｈｓｉ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Ｂｏｎｄｓｅｒｖａ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ｓｔｅｒ）。此書詳細描述了清代包衣體製，探討了曹氏家庭背景和家族陡然衰敗的原因，對西方紅學研究者極具參考價值。該書附錄的第四部分還對曹雪芹的生年和曹雪芹之父的身份進行了曆史考證（史景遷認為曹雪芹生於１７１５年，其父不是曹頫而應為曹顒）。在該書的結尾部分，史景遷對大觀園的原型作出推測（他提出：大觀園是文學性的重構意象，其原型是曹家位於江寧西北山上的家庭花園和曹寅在織造衙門中的花園）。
１９６８年對西方紅學研究的發展具有重大影響。這年，夏誌清的《中國古典小說評介》（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ｏｖｅｌ：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出版。在這部影響深遠的著作中夏誌清使用新批評理論和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從而使該書代表了西方紅學的一個重要轉折－即從過去基於對文學基本常識、作者及小說的創作時間等問題的研究轉到應用文學批評理論和分析方法來解讀《紅樓夢》。以此思想方法為指導，夏誌清從故事的主體發展趨勢、中心人物及一些關鍵問題入手來研究該小說。《紅樓夢》後４０回的英譯者閔福德（Ｊｏｈｎ Ｍｉｎｆｏｒｄ）指出：夏誌清的這本書可作為向“對紅學充滿好奇的讀者首推的優秀英文研究著作”。
西方紅學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時期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早期。這期間，西方漢學界，特別是其中關於中國文學的領域開始引發學者越來越濃厚的興趣。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更使得西方學者從中國大陸獲取研究資料變得越來越容易。紒紣矠這一時期，許多中國古典小說的重要譯本相繼問世，如《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滸傳》等的外文譯本，一些中國古典短篇小說集和詩集亦被譯成外文。紒紤矠此時還出現了專門發表中國文學論文的英文雜誌，如《中國文學：隨筆、 報道、評論》（ＣＬＥＡ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Ｅｓｓａｙ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ｓ）、《淡江評論》（Ｔａｍｋａ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這兩種雜誌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均刊載過大量優秀的紅學論文。七十至九十年代的三十年間寫成的英文紅學博士論文超過２５篇，它們後來多以文章或專著的形式發表（由於篇幅限製，筆者在此僅擇要介紹）。
１９７２年，珍尼·諾愛爾（Ｊｅａｎｎｅ Ｋｎｏｅｒｌｅ）發表《紅樓夢評介》（Ｔｈｅ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此書分析了《紅樓夢》的敘事風格、主題思想、人物形象以及時空關係。１９７５年，盧先·米勒（Ｌｕｃｉｅｎ Ｍｉｌｌｅｒ）發表《〈紅樓夢〉中小說的麵具：神話，模仿和人物》（Ｍａｓｋｓ ｏｆ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Ｍｙｔｈ， Ｍｉｍ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米勒於此書中批評了胡適、俞平伯等人所用的傳統寓意解讀方式，並從模仿說（現實主義的）、人物（敘事的）和神話（寓言的）（ｍｉｍｅｓ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ｐｅｒｓｏｎａ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ｍｙｔｈ ／ｔｈｅ ａｌｌ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三方麵分析論證了無論從風格還是結構上看，《紅樓夢》都堪稱經典之作。普林斯頓大學從事中國文學研究的著名學者浦安迪（Ａｎｄｒｅｗ Ｐｌａｋｓ）於１９７６年發表《〈紅樓夢〉中的原型與寓意》（Ａｒｃｈｅ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Ａｌｌｅｇ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一書。在這部取得突破性成果的著作中，浦安迪將《紅樓夢》置於中國文化生活的廣闊情境中來討論其敘事原型。此書還涉及許多不同話題，包括中國的神話、哲學、園藝以及西方寓言等。１９７７年，一本名為《中國敘事學》（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Ｅｓｓａｙｓ）的中國傳統小說論集問世。此論集是根據１９７４年普林斯頓大學舉行的一次研討會論文整理而成，內有三篇紅學論文：第一篇論文比較了《紅樓夢》和《西遊記》中寓言的使用；第二篇分析了《紅樓夢》與《儒林外史》中詩詞的意象；第三篇論及著名紅學研究者翁開明（Ｗｏｎｇ Ｋａｍ－ｍｉｎｇ）關於《紅樓夢》中多種敘事視角進行的研究。此外，《金瓶梅》的英譯者芮效衛（Ｄａｖｉｄ Ｒｏｙ）在一篇研究《張竹坡評本〈金瓶梅〉》的文章中推測曹雪芹可能十分熟悉張評本，因該評本論述的文學創作之方法技巧對《紅樓夢》的寫作有明顯和主要的影響。
同一時期，西方紅學的另一重要發展是楊憲益夫婦的《紅樓夢》英譯本以及霍克思、閔福德的合譯本問世。這兩種譯本令《紅樓夢》擁有了更多的西方讀者，也讓人們對這部小說產生了更大的興趣，並成為西方學者在學術研究中普遍參考的兩種譯本。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湧現出一批紅學論文和專著。一些有關亞洲研究的著名雜誌如《哈佛亞洲研究學刊》（Ｔｈ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亞洲研究》（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通報》（Ｔ’ｏｕｎｇ Ｐａｏ）、《晚清研究》（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等開始刊登紅學論文。研究亞洲和中國文學的參考書籍也開始大量收入紅學資料。比如綜述性質的著作《印第安那中國傳統文學指南》（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１９８６出版）中關於《紅樓夢》的論述長達五頁，另有四頁篇幅介紹曹雪芹。此外，一些關於亞洲研究的學術會議上也開始出現大量紅學研究的討論發言。１９８６年，陳炳藻的（Ｂｉｎｇ Ｃ． Ｃｈａｎ）《從詞匯上的統計論〈紅樓夢〉的作者問題》（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ｕｐｏｎ ａ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ｚｅ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ｔｓ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出版。陳氏在此書中認為，使用計算機對《紅樓夢》中的主要詞匯進行統計研究可以發現這部小說的後四十回也是曹雪芹之作。
九十年代也出現了很多英文紅學專著或部分內容涉及《紅樓夢》的著述。其中包括：王靜１９９２年出版的《石頭的故事：互文性，中國古代石頭的傳說，以及〈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中石頭的意象》（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ｔｏｎｅ：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ｏｎｅ Ｌｏ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ｏｎｅ 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ｍ ｏｆ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ｒｇ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考查了《紅樓夢》中的石頭意象並與《水滸傳》和《西遊記》中的石頭意象進行互文解讀。１９９３年出版的《迷幻與警幻：中國文學中的情與幻》（Ｅｎｃｈａｎ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ｎｃｈａｎｔｍｅｎｔ： Ｌｏｖｅ ａｎｄ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一書中，作者李惠儀（Ｗａｉ－ｙｅｅ Ｌｉ）用三章篇幅論述了《紅樓夢》裏情與悟、幻與真、迷幻與警幻三個話題。１９９４年，路易絲·愛德華茲（Ｌｏｕｉｓｅ Ｅｄｗａｒｄｓ）在《中國清代的男女：〈紅樓夢〉中的社會性別》（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Ｑ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Ｄｒｅａｍ）一書中首次用女性主義解讀《紅樓夢》。此外，布朗大學漢學家多爾·利維（Ｄｏｒｅ Ｊ． Ｌｅｖｙ） １９９９年發表的《〈石頭記〉中的理想與現實》（Ｉｄｅａｌ ａｎｄ Ａｃｔｕ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ｎｅ）是一本多學科、寬視角的《紅樓夢》導讀，該書涉及多個話題，如《紅樓夢》裏的詩歌、家庭結構、因緣果報造成的疾病等。
僅２００１年，就有三本涉及《紅樓夢》的著述出版。其一是艾梅蘭（Ｍａｒａｍ Ｅｐｓｔｅｉｎ）的《競爭的話語：明清小說中的正統性、本真性及所生成之意義》（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ｙ，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ｎｄｅｒｅ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Ｆｉｃｔｉｏｎ）。該書有一章研究《紅樓夢》中有關“情”的詩歌。其二為蕭馳的《花園，詩情畫意的樂土：從一個側麵研究〈石頭記〉》（Ｔｈｅ Ｇａｒｄｅｎ ａｓ Ｌｙｒｉｃ Ｅｎｃｌａｖｅ： Ａ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ｎｅ）。該書研究了清朝繁盛時期的文人對花園的審美情趣之轉變。第三本是黃衛總的《“欲”和晚清小說》（Ｄｅｓｉｒｅ ａｎｄ 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介紹了明清文學中的“情”史，其中有一章題為《紅樓夢中的“情”與“拒絕成長”》（Ｑ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ｕｃ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Ｇｒｏｗ Ｕｐ ｉｎ Ｈｏｎｇｌｏｕ ｍｅｎｇ）。
最近出現的紅學著述有２００４年Ｌｉ Ｑｉａｎｃｈｅｎｇ發表的《啟蒙小說：〈西遊記〉、〈西遊補〉和〈紅樓夢〉》（Ｆ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Ｔｏｗｅｒ ｏｆ Ｍｙｒｉａｄ Ｍｉｒｒｏｒｓ， ａｎｄ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在這本廣受讚譽的書中作者有力地指出，以往紅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佛教思想對這部小說的結構和意旨的重要影響。同年，裔錦聲發表了《紅樓夢：愛的寓言》（Ｔｈｅ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Ａｎ Ａｌｌｅｇｏｒｙ ｏｆ Ｌｏｖｅ），對《紅樓夢》和西方文學中的一些寓言進行了比較研究（此書的中文譯本已在中國大陸發行）。
然而在過去的二十年內最具影響力的英文紅學著作當數１９９７年美國芝加哥大學餘國藩教授發表的《重讀石頭記：〈紅樓夢〉裏的情欲與虛構》（Ｒｅ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ｏｎｅ： Ｄｅｓｉ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餘氏在此書中堅信，對《紅樓夢》的總體認識應跳出以往認為該小說的出色之處在於其采用高度的現實主義手法反映晚清文化、曆史和社會機構的看法，而應更關注它作為一部傑出的極具想象力的小說這個主要特點。餘氏的這本書贏得了學界的盛讚，至今仍常被許多紅學論文援引。
２００５年，國際性比較文學期刊《淡江評論》發行了一期紅學論文特輯。多位著名的西方紅學學者包括蒲安迪、多爾·利維 、蘇源熙（Ｈａｕｎ Ｓａｕｓｓｙ）、路易絲·愛德華茲、盧先·米勒、Ｌｉ Ｑｉａｎｃｈｅｎｇ 、翁開明（Ｋａｍ－ｍｉｎｇ Ｗｏｎｇ）以及中國著名學者周汝昌都在該期雜誌中發表論文。這期雜誌涉及的紅學論題很廣，包括人物（賈政、賈寶玉、王熙鳳等）、醫藥、童年、道、佛等，另有兩篇論文研究《紅樓夢》的評點，一篇探討《紅樓夢》故事背後的“密碼”。２００６年，顧明棟發表《中國小說理論：一種非西式的敘事體係》（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Ａ Ｎｏｎ－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書裏有一章題為“紅樓夢的藝術”（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Ｈｏｎｇｌｏｕ ｍｅｎｇ），概括論述了中國獨特的敘事理論，並把《紅樓夢》放到世界小說理論研究的框架內加以探討。
一、《紅樓夢》裏的哲學思想
當代西方英文紅學研究大致可分成九個門類。這些研究一時難以備述，在此僅為讀者總體介紹西方學者的研究領域及成果。第一類是研究《紅樓夢》反映出的哲學思想。最近１５年裏，此話題受到眾多學者的關注。在很多西方學者看來，《紅樓夢》多處援引中國傳統哲學觀點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曹雪芹所受教育和所處時代的反映。另有許多西方評論者認為，這部小說是曹雪芹在闡發一種獨特的哲學立場，進行嚴肅的哲學思辨並有意通過內涵複雜的小說來傳達抽象的哲學真理（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ｒｕｔｈ ）。
蒲安迪於１９７６年發表的《紅樓夢中的原型和寓意》一書指出：“（《紅樓夢》）包含了中國博大精深的傳統思想中一部分具有闡發力的內容（如老子、莊子、孔子、孟子、大乘派佛教等思想）。”紒紥矠餘國藩在《重讀石頭記》中指出，雖然自唐傳奇以來的說部裏已出現了僧人角色，但《紅樓夢》描寫的僧人“與該小說主人公（賈寶玉）超脫苦海獲得自由的意願及其後來棄世出家的結局聯係起來，使該小說更具感染力，且此寫作手法未有先例。”另一些西方學者還注意到該小說對夢的本體論地位（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本性、命運、情等的深切關注以及對“真”、“假”的強調和玄思。
佛教思想在《紅樓夢》中的反映是西方紅學界最為關注的話題。一些西方學者發現，雖然儒家思想是中國封建時代文人生活的核心，然而小說作為儒家傳統中非主流、邊緣的文學樣式，卻開始吸納佛教思想。由此，常有評論認為，佛教思想是《紅樓夢》的主題並關係著整個故事的結構框架。餘國藩最近又指出，從該小說中寶玉和其他幾個人物的經曆，諸多有關佛教思想的主題和引喻，以及該小說的四個名稱之中的三個（《情僧錄》、《風月寶鑒》和《紅樓夢》）來看，應該將這部小說理解為一個悟佛的偉大寓言。２００４年，Ｌｉ Ｑｉａｎｃｈｅｎｇ發表的《啟蒙小說》（Ｆ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一書頗具影響力。該書作者稱，以往對《紅樓夢》的論述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佛教思想的影響，“佛教大乘派宣揚的尋求解脫的思想傳統和贖罪方式（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ｓｅ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對紅樓夢的情節、結構、表達方式、內部矛盾與衝突的化解以及小說結尾寶玉出家的情節安排都有重要影響。”紓紛矠概之，Ｌｉ Ｑｉａｎｃｈｅｎｇ 認為，從根本上可以把《紅樓夢》看作一個宗教性質的文本。
多爾·利維在其《〈紅樓夢〉的理想與現實》（Ｉｄｅａｌ ａｎｄ Ａｃｔｕ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ｎｅ）一書中總結說，雖然佛家思想是這部小說的哲學框架，但它並不是該小說的意旨。《紅樓夢》真正的思想是對智慧的思考。書中諸多詩詞曲賦的作用即是為揭開表象、展現真實所用的技巧。李惠儀（Ｗａｉ－ｙｅｅ Ｌｉ）在《迷幻與警幻：中國文學中的情與幻》（Ｅｎｃｈａｎ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ｎｃｈａｎｔｍｅｎｔ： Ｌｏｖｅ ａｎｄ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１９９３出版）一書中質疑寶玉是否在小說的結尾部分確實悟道。她還認為中國傳統的詩歌、戲曲、小說中包含的迷幻與警幻、情與悟、幻與真等主題對《紅樓夢》的創作都有重要影響。李氏進一步提出：“以情悟道”乃警幻仙姑之重要使命，而所謂“迷幻”是指“被引入一個可獲得感官與精神上的滿足的世界”，“警幻”指“認識到迷幻即被虛幻所迷而已，虛幻轉瞬即逝、終將破滅”。
西方論述多集中在研究《紅樓夢》的佛教思想因素上，另有一小部分研究《紅樓夢》反映出的道家思想。 Ｚｈｏｕ Ｚｕｙａｎ 在《〈紅樓夢〉中的混沌與葫蘆》（Ｃｈａｏ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ｕ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一文中分析認為，該小說中反複出現的 “混沌”和“葫蘆” 兩個詞印證了曹雪芹的道教或新道教思想傾向。他還推測，“曹雪芹經曆了政治上的諸多挫折後，正如中國曆史上許多失意文人一樣，很可能轉而向新道教或佛教尋求心靈的慰藉。遠離朝政，藐視戕害人心的正統思想，向往隱逸，這就是曹雪芹理想的生活。而當這種追求不得實現時，曹雪芹很自然地會將“混沌”、“葫蘆”等概念和形象，這些他心儀的新道教思想注入其藝術作品中。”
筆者本人在《回歸璞石：賈寶玉與〈紅樓夢〉中的莊子思想》（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ｐｏｌｉｓｈｅｄ： Ｊｉａ Ｂａｏｙｕ ａｎｄ Ｚｈｕａｎｇｚｉ ｉｎ Ｈｏｎｇｌｏｕ ｍｅｎｇ）一文中認為，當今西方紅學對該小說中佛教思想的關注使人們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道教思想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在該文中，筆者還研究了寶玉的哲學思想與莊子（寶玉最欽慕的文人）的哲學思想之間的關係。另外，西方紅學界極少有文章論及《紅樓夢》中的儒家思想。這方麵的文章僅有羅慕士（Ｍｏｓｓ Ｒｏｂｅｒｔｓ）的《論〈紅樓夢〉中的理學專製》（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Ｔｙｒａｎｎ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Ｎｏｔｅ）。羅氏在該文中認為，可以把該小說放在晚明至清初時關於“性”、“情”、“理”之所用的哲學辯論這樣一個大背景下來觀照。他還指出了曹雪芹和十八世紀理學批評家戴震對情與理的一些相似看法。
最後，涉及哲學思想的紅學論文中值得注意的還有何穀理（Ｒｏｂｅｒｔ Ｈｅｇｅｌ） 的《明清文人小說的不可預知性和意蘊》（Ｕ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ｎ Ｍｉｎｇ－Ｑ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 ｎｏｖｅｌｓ）。何氏在該文中認為，從根本上說，曹雪芹在《紅樓夢》中通過推翻傳統的果報觀來質疑儒家關於世間道德秩序的傳統核心觀點。何氏還推測，小說第一章和最後一章“清楚地表明曹雪芹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裏，力求打破該小說的結構定式，構思出許多既相互矛盾又合乎邏輯的問題，以及一些似是而非的道德觀點。曹氏借此來表達他對通俗小說乃至當時社會傳統思想中的道德說教之合理性從根本上的質疑。”
二、傳統評點研究
本節將要論及西方紅學的第二個研究領域是：《紅樓夢》的評點。普林斯頓大學學者蒲安迪認為，學界應更多關注《紅樓夢》的清代評點（他在這方麵的著述有《紅樓夢批語偏全》一書）。２００５年，蒲安迪還發表了一篇同題論文《紅樓夢批語偏全》（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ｏｎ Ｈｏｎｇｌｏｕ ｍｅｎｇ）。他在該文中說，雖然中國學者對脂硯齋評語已做了非常細致的研究，但主要研究精力仍放在曹雪芹傳記、《紅樓夢》的創作過程、版本的年代等領域，力求在這些領域中有新發現。蒲安迪還談到很少會有學者肯多花精力去研究意圖揭示小說隱含意義的脂評或《紅樓夢》的晚清評點本中的評論。
蒲安迪認為這些評點的重要價值在於：“現代讀者所處的時間和環境與該小說產生的時代已相去甚遠，而那些傳統的評點者身處的年代與小說作者原來麵對的讀者的年代更為接近。認識到以上這點有助於我們全麵理解該小說。”
耶魯大學漢學家、著名學者蘇源熙（Ｈａｕｎ Ｓａｕｓｓｙ）也十分重視研究晚清評點。他曾寫到，“我有時想，如果真的‘發現’了《紅樓夢》的作者身份等信息，那才是一樁憾事。評點式的解說以一種集體閱讀的形式揭示了作者的獨特風格，而這種閱讀方式在未知作者的情況下才可能順利完成。既然沒有人肯定《紅樓夢》的作者是誰……除了文本外沒有其它標準和依據，沒有權威結論與臆造結論之分，隻有合理的、嚐試的解說；在這些不同的解說中，一些觀點說服力強一些，另一些則說服力相對弱一些……因此我們也可以從中領略到這些評論觀點不同的鑒賞風格，並了解人們閱讀這部傑出的文學作品時用到的諸多所謂科學或學術的解讀方法。以上這些閱讀闡釋都植根於闡釋者所處的曆史和社會環境。”
陸大偉（Ｄａｖｉｄ Ｒｏｌｓｔｏｎ）的《中國傳統小說與小說評點：創作與閱讀時須留意話外音》（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ｓ，１９９７年出版）一書中有一章研究《紅樓夢》的評點。陸氏指出，“《紅樓夢》與之前的小說及小說評點的關係非常複雜，但把這部小說看作是在傳統之內的創新也許不失為一種很好的界定。該小說連同其中的評點都對之前的一些小說家和小說作了深入品評。雖然《紅樓夢》沒有明確道出它對之前的小說進行了借鑒和學習，但這種借鑒卻於該小說早期抄本的評點中常被提及。”陸氏在書中還寫到了《紅樓夢》有意混淆作者與評點者兩個角色的手法。
曾撰文研究脂硯齋評點的學者還包括Ｊｏｈｎ Ｗａｎｇ（撰有《脂評與〈紅樓夢〉》Ｔｈｅ Ｃｈｉｈ－ｙｅｎ－ｃｈａｉ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單德興（撰有《〈紅樓夢〉脂評研究》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ｈ－ｙｅｎ－Ｃｈａｉ’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Ｈｕｎｇ－ｌｏｕ－ｍｅｎｇ）和 Ｄａｖｉｄ Ｊａｓｏｎ Ｌｉｕ （撰有《應用西方文論分析脂評》Ｔｈｅ Ｃｈｉｈ－ｙｅｎ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Ｊｏｈｎ Ｗａｎｇ的論文列出了脂硯齋認為曹雪芹在小說中使用的三十四種文學創作手法，單德興則討論了曹雪芹使用的許多諧音詞和《紅樓夢》的寓言特性，Ｄａｖｉｄ Ｊａｓｏｎ Ｌｉｕ用俄國形式主義和法國結構主義的文學理論來審視中國評點。令西方學者深感遺憾的是，脂評還沒有全部被翻譯成英文，目前脂評的英譯僅限於一些關於《紅樓夢》的西文書籍和文章中經常引用的部分脂評片段。已被英譯的評點有張新之１８５０年發表的《紅樓夢讀法》（ｄｕｆａ ｏｎ Ｈｏｎｇｌｏｕ ｍｅｎｇ），收在《怎樣閱讀中國小說》一書中（Ｈｏｗ ｔｏ Ｒｅａ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ｏｖｅｌ ，１９９０年出版，介紹了對六本中國古典小說的一係列閱讀方法）。
三、女性主義文學、性別、性和女性研究
西方紅學研究的第三個領域又可大致劃分為女性主義文學（或稱為女權主義文學ｆｅｍｉｎｉｓｔ）、性別、性和女性研究四個方向。最全麵地應用女性主義方法研究《紅樓夢》的英文著述是１９９４年路易絲·愛德華茲（Ｌｏｕｉｓｅ Ｐ． Ｅｄｗａｒｄｓ） 發表的《清代中國的男女：〈紅樓夢〉中的社會性別》（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Ｑ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Ｄｒｅａｍ）。在該書中，愛德華茲對《紅樓夢》如何展現男性與女性特質和清代關於兩性特質的觀念進行了研究，意在揭示十八世紀人們模糊與矛盾的性意識。愛德華茲認為中心問題不在於研究曹雪芹是否具有中國早期女權主義思想，或《紅樓夢》是否是一個有女權主義傾向的文本，而在於曹雪芹如何反映他所處時代的性意識，以及清代性意識觀念如何使性別不平等和男權觀念被當時社會廣泛認同。
愛德華茲的主要目的是對人們普遍認為《紅樓夢》代表了中國女性主義的雛形這一看法提出質疑。她肯定了該小說是一部偉著，並指出，《紅樓夢》有意將性別秩序互換的做法並不意味著曹雪芹反對父權。愛德華茲在結論中寫道，事實上通過對純潔、玷汙、權力、母親、貞潔、雙性戀等觀念進行仔細研究就會發現，該小說實際不但沒有推翻反而鞏固了清代男性居於中心和統治地位的性別秩序。
馬克夢（ Ｋｅｉｔｈ ＭｃＭａｈｏｎ）也參與了對《紅樓夢》中性與性別話題的討論。在其１９９５年發表的《吝嗇鬼、潑婦、一夫多妻者：十八世紀中國小說中的性與男女關係》（Ｍｉｓｅｒｓ， Ｓｈｒｅｗ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ｙｇａｍｉｓｔｓ：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ａｌｅ－Ｆｅｍａｌ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一書中有一章相關論述。他在書中考察了該小說中一夫多妻、性別越界、婦科疾病、理想的少年時光等話題，並隨之得出：該小說是“一個一夫多妻的情色故事（寶玉占有襲人又與晴雯、寶釵、黛玉以及大觀園裏另外一些女孩關係親昵），同時帶有貞潔色彩的一夫一妻製之夢想（寶玉與黛玉之間前世注定的、帶有神話色彩的因緣）”。
Ｚｈｏｕ Ｚｕｙａｎ 在《明末清初文學中的雌雄同體》（Ａｎｄｒｏｇｙｎｙ ｉｎ Ｌａｔｅ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Ｑ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一書中用較長篇幅從雌雄同體的角度研究《紅樓夢》。他把雌雄同體的特征表述為：集兩性意識於一身，並且認為健康的性格包含一係列陰陽調和的因素。“從雌雄同體的角度看，小說中寶玉那種帶有存在主義色彩的抗爭可被解釋為：他在構建自己的性別身份與社會觀的過程中，堅持反抗由文化限定的性別兩分法……寶玉對性別自由的追求表現在他對待自我與他者的關係中，亦即寶玉與他的心靈伴侶黛玉在精神上的統一，他對女性世界的體貼同情……以平等之心看待社會下層的人們，持有與傳統男權社會等級觀念相反的一種等級觀（少女居於最高等級，男子和已婚婦女居於最底層）。”概之，Ｚｈｏｕ Ｚｕｙａｎ認為在寶玉的雌雄同體觀念中，掌控等級、性別和觀念意識的傳統陰陽兩分觀已經崩潰瓦解或者至少可以說是其中的一部分思想觀念得以提升。
何大衛 （Ｄａｖｉｄ Ｄ． Ｅｖｓｅｅｆｆ）在論文《曹雪芹〈紅樓夢〉中的男同性戀》（Ｍａｌｅ Ｈｏｍｏ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ａｏ Ｘｕｅｑｉｎ’ｓ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中把該小說中的同性戀問題放到中國曆史上有關同性戀的資料背景中考察，並追溯到周代。何氏說：“與小說中多處表現出的矛盾的感情態度相比，曹雪芹似乎非常同情同性愛情……曹雪芹就浪漫的同性戀情（‘心愛’）和全然的淫欲（‘性愛’）的對比描寫，豐富充實了中國由來已久的同性色情文學傳統。”紓紦矠另外值得關注的是，吳存存２００４年出版的《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的同性戀情》（Ｈｏｍｏｅｒｏｔｉｃ 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一書也論述了這一話題。吳氏在該書中探討了同性戀情在十八世紀士人階層（如賈家）生活中的重要位置。她認為，這種情感沒有被社會所唾棄和排斥，而是被清代北京許多重要階層的人們接受。雖然吳氏在該書中僅簡略提及了《紅樓夢》中的一些相關內容，卻為更好地理解小說中的一些人物如薛蟠、賈璉、寶玉與秦鍾、柳湘蓮、蔣玉菡等的關係提供了一些可行的方法。
本節討論的紅學研究領域中的最後一個小分支是女性研究。最近１５年，有關明末清初中國女性的生活之曆史研究受到廣大學者的青睞。其中有兩本著述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一本是高彥頤（Ｄｏｒｏｔｈｙ Ｋｏ）１９９４年出版的《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５７３－１７２２），另一本是曼素恩（Ｓｕｓａｎ Ｍａｎｎ）１９９７年出版的《綴珍錄——十八世紀及其前後的中國婦女》（Ｐｒｅｃｉｏｕｓ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ｏｎｇ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以上兩位作者在書中均反對用十九世紀的現代曆史研究方法來分析中國婦女遭受壓迫、征服、被動、邊緣化等處境，而代之以嚐試將女性置於當時社會的中心來考察。通過研究中國女性的日常生活和寫作，她們發現當時的才女（特別是清代長江下遊地區的女子）受教育程度和文學修養比預想的更好，而且這些女性在家庭中身為母親和姐妹的同時也扮演著教育者和知識傳播者的重要角色。由此，這些從事女性研究的學者和其他關注清代女性生活的曆史學者都常把《紅樓夢》當作一本可信的參考資料，並以這部小說的部分內容為例來探討諸如兩性關係、丫鬟（如襲人）的地位、女子與佛教的關係、女子教育的地位等問題。
最近還有很多研究中國女作家，特別是女詩人的著述相繼問世。其中較為突出的是伊維德（Ｗｉｌｔ Ｉｄｅｍａ）和格蘭特（Ｂｅａｔａ Ｇｒａｎｔ）編寫的《紅筆：中華帝國的女作家》（Ｔｈｅ Ｒｅｄ Ｂｒｕｓｈ：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Ｗｏｍｅｎ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該書於２００４年出版，是一本長達９３１頁的文選，其中多處援引《紅樓夢》，並對詩歌在十八世紀書香門第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做了詳細的曆史性回顧。該書還指出，這部小說塑造的傑出的才女形象表明“才女（或稱為女作家，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ｗｏｍｅｎ）是當時士人階層的一個重要特征”純紛矠。
四、敘事結構和技巧
《紅樓夢》的敘事結構與技巧是西方紅學的第四個研究領域。西方紅學界（特別是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十分關注這部小說的材料組織、布局框架以及曹雪芹為保持敘述連貫、情節生動而采用的多種寫作技巧。
以下內容將概述五本具有影響力的英文紅學著述研究的重要敘事手法。
（一）盧先·米勒的《〈紅樓夢〉中小說的麵具：神話，模仿和人物》（１９７４年出版）。此書探討了《紅樓夢》刻畫人物的三種敘事技巧：第一種是平行對應關係（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ｓｍ）即人物之間通過平行對應的關係互現（如甄士隱與賈雨村）。第二種是對立關係（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ｓ）即人物之間通過對立相反的關係互現（如襲人與晴雯）。第三種是類型方法（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即一個人物作為類型化人物先出現在小說中，其後又有類似的人物出現（如甄士隱與賈寶玉）。
米勒還探討了敘事過程中使用的三種技巧：第一是伏線。比如，一句看似簡單的話語可引發後文中一個重要事件。第二是神話線索。米勒認為該小說開篇虛構的女媧神話故事構成了小說的一條主線。第三是關於真假之辨的主題。“一切都在向它的對立麵轉化，表象具有虛假、欺騙性……觀之，似是而非。”
（二）蒲安迪在著作《〈紅樓夢〉中的原型與寓意》（Ａｒｃｈｅ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Ａｌｌｅｇｏｒｙ ｉｎ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 １９７６年出版）和論文《〈西遊記〉與〈紅樓夢〉中的寓言》（Ａｌｌｅｇｏｒｙ ｉｎ Ｈｓｉ－ｙｕ Ｃｈｉ ａｎｄ Ｈｕｎｇ－ｌｏｕ Ｍｅｎｇ， １９７７年發表）中認為陰陽關係模式和五行循環體係是中國傳統文學的核心結構，並詳細探討了《紅樓夢》的一些主要模式。對於《紅樓夢》的結構特點，蒲安迪稱之為“相輔相成的兩極”（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ｂｉｐｏｌａｒｉｔｙ）即“文本由不斷變化的情節和場麵構成，這些情節和場麵包含了傳統的兩極對立物：如分合、盛衰、悲歡等。曹雪芹不但用這種方法來構建他的小說，還“在這些不同的人生際遇中發現了一種合乎邏輯的相互關係或說是找到了一種合理的闡釋”。
蒲安迪引用一位清代評點家的觀點來佐證其觀點：“小說家結構，大抵由悲而歡，由離而合，是書則由歡而悲，由合而離， 遂覺壁壘一新。”純紞矠他認為，《紅樓夢》的寓言式結構之中心隱喻是關於真與假、實與幻的辨別，中國的五行學說對該小說主要人物的塑造手法有重要影響。
（三）餘珍珠（Ａｎｇｅｌｉｎａ Ｙｅｅ）有論文《紅樓夢中的複筆與互現》（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ｏｉｓｅ ｉｎ Ｈｏｎｇｌｏｕ ｍｅｎｇ，１９９０年發表）。餘氏在此文中論證道：《紅樓夢》裏每一處複筆都有其目的，且其中的許多人物成對互現，小說通過有意為之的敘述模式，即成對人物間相反、近似或互補的關係來展現人物形象。這種成對互現的手法不隻被用於表現人物，還被應用在對具體場景和一組組故事情節的敘述中，如聚會、生日、遊戲和感情糾葛等。以上這種“複筆與互現”（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ｏｉｓｅ）方法的應用使得人物和場景清晰分明，故事情節生動活潑。
（四）Ｍｉｃｈａｅｌ Ｙａｎｇ 在論文《〈紅樓夢〉中的起名藝術》（‘Ｎａｍｉｎｇ ｉｎ Ｈｏｎｇｌｏｕ ｍｅｎｇ’，１９９６年發表）中寫道，《紅樓夢》裏的人名和地名有五種意圖：其一、揭示作品主題（如“青埂峰”）；其二、表現人物性格；其三、展開情節；其四、批判社會中的某些傳統（如“李紈”的名字質疑了限製寡婦再嫁的社會理念）；其五、通過正反字意來產生反諷效果（如“賈珍”）。
（五）Ｌｉ Ｑｉａｎｃｈｅｎｇ有專著《啟蒙小說：〈西遊記〉、〈西遊補〉、〈紅樓夢〉》（２００３年出版）。Ｌｉ Ｑｉａｎｃｈｅｎｇ在此書中認為成雙的角色（如寶釵與黛玉，警幻仙姑與其妹兼美）和鏡子意象是該小說普遍使用的建構手法。他還指出，該小說裏女性角色的重要作用由她們與寶玉的關係表現出來，此外，“這些女性人物還互相關聯，共同交織成一張巨幅錦鏽圖畫。”純紟矠不同人物通過情節上的關聯、發展，以及差異對比等方式達到互現。
五、虛構型作品《紅樓夢》
本節將介紹西方紅學研究的第五個研究領域。這一領域和前麵介紹的第四個領域緊密相連，是關於怎樣看待《紅樓夢》的問題，即是否應把它當作純虛構的小說作品看待。餘國藩１９９７年出版的《重讀石頭記：紅樓夢裏的情欲與虛構》（Ｒｅ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ｏｎｅ： Ｄｅｓｉ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一書即論述了這一話題。該書備受學界推崇，雖然餘氏的幾個主要觀點也曾被之前的西方紅學者論及，但他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一些重要的問題，還引入跨學科的知識來支持其論述。餘氏開篇即猛烈批評中國的紅學研究。他認為，中國紅學主要是以“錯置的曆史主義美學”（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ｉｓｐｌａｃｅ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ｓｍ）純紡矠的視角進行解讀。其所謂“錯置的曆史主義美學”指“僅從（《紅樓夢》）這部小說忠實地反映和再現了曆史的和社會的真實這一點就將其看成是一件藝術極品”的看法。餘氏的觀點很明了：即過去和現在的曆史主義者都誤讀了這本小說，因為他們（１）“從文本中尋找一種事實上不存在的信息”，（２）把小說與曆史混為一談，（３）僅看到《紅樓夢》偉大藝術的一部分。
餘氏的主要論點是：《紅樓夢》最大的特點是它在敘述過程中一直堅持認定自己是一部虛構作品。“（《紅樓夢》）作為一件對話藝術作品，其敘事優點在於：文本中多處內容和安排都在對小說藝術本身進行審視、探索和創新，並堅持視自己為一部小說。換言之，《紅樓夢》既是一部關於世事人生的作品，也是一部關於小說創作的作品。”純紥矠餘氏還寫道，“《紅樓夢》是一部強調自身特點與存在價值的作品，這使該小說更富戲劇性，也令學者們對其虛構性的特點進行不斷地探究……這一特點由作者對故事的由來、開端、形成和閱讀接受進行藝術加工與構思來體現。”
探討《紅樓夢》之虛構特點的論文還有Ｇｅ Ｌｉａｎｇｙａｎ ２００２年發表的《〈紅樓夢〉裏的神石：兼論明清小說批評》（Ｔｈｅ Ｍｙｔｈｉｃ Ｓｔｏｎｅ ｉｎ Ｈｏｎｇｌｏｕ ｍｅｎｇ ａｎｄ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 ｏｆ Ｍｉｎｇ－Ｑｉｎｇ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Ｇｅ Ｌｉａｎｇｙａｎ在該文中進一步論述了餘國藩的觀點，他認為，《紅樓夢》“與之前的說部有別，它不僅采用虛構性語言講故事（假語村言），還令小說的創作過程本身富有戲劇色彩。由於這部小說從始至終密切關注和審視敘事藝術，所以應把它看成既是一部小說作品也是一個對小說概念的討論。《紅樓夢》對小說的本質和虛構性的本質都闡發了一些新觀點。”Ｇｅ Ｌｉａｎｇｙａｎ認為：要充分理解該小說中這些具有挑戰性的新觀點，須考察《紅樓夢》之前出現的關於小說理論和小說批評的著作。此外，他還分析了《紅樓夢》中石頭的神話敘事框架和十七、十八世紀作家馮夢龍、署名“筆煉閣主人”的小說家，以及《醉醒石》的無名序者這三位古代文人關於小說批評的論述。Ｇｅ Ｌｉａｎｇｙａｎ在該論文結尾部分寫道：“《紅樓夢》的神話敘事框架中隱含了新的小說觀。若慮及當時小說批評的總體環境，我們就能更清楚地理解這些新觀念……這些新觀念的產生是針對當時普遍流行的文學批評觀作出的回應。由是觀之，新事物的出現總是與舊事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２００６年，顧明棟的《中國小說理論》（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Ｆｉｃｔｉｏｎ）一書出版。書中有一章題為“《紅樓夢》的藝術：詩意型小說與開放型小說”討論道：“盡管曹雪芹未就小說理論撰寫專著，但其小說已包含了能形成一套小說理論的獨到見解。”顧明棟還談到該小說的開放特點，他認為，“曹雪芹的敘事模式似乎在告訴讀者：我的意旨是開放型的，讀者可以隨意解讀。”
六、情
最近十年間，《紅樓夢》中有關“情”的話題引發了英文界評論者的極大興趣。 但這個話題的討論之初就麵臨一個難題，即把“情”這一概念所涵蓋的豐富而複雜的意思譯成英文極具難度。黃兆傑（Ｓｉｕ－ｋｉｔ Ｗｏｎｇ） 在其牛津大學博士論文《中國文學批評中的“情”》（Ｃｈ’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１９６７年發表）中給出了“情”的１３種英文定義。艾梅蘭（Ｍａｒａｍ Ｅｐｓｔｅｉｎ） 在《省思欲望：〈紅樓夢〉中的性別詩學》（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ｅｓｉｒｅ：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１９９９年發表）一文中把這些定義歸納總結為四組：“情”在生理學、精神、現象學和美學上的定義。西方學者將《紅樓夢》中“情”的含義置於明代文學和清代早期文學中的曆史背景中考察，並研究了“情”觀在《紅樓夢》裏的表現。
夏誌清在其１９６８年的著作《中國古典小說評介》中指出：《紅樓夢》的最終悲劇是寶玉受到巨大的精神打擊——“追求愛情與自由卻皆不得。經曆一番劫難後，他最終選擇了出家。也許可以說寶玉的這一決定不同於其曾有的那種理想化的想法與做法（他之前希望去體貼關照身邊的人們）。而作出這樣的決定也令寶玉備感痛苦與失落。”
Ｈａｉｙａｎ Ｌｅｅ 在《情亦或欲？——〈紅樓夢〉裏感傷的自我》（Ｌｏｖｅ ｏｒ Ｌｕｓｔ·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ｌｆ ｉｎ Ｈｏｎｇｌｏｕ ｍｅｎｇ， １９９７發表）一文中聯係明清時期的文人和文學中“情”觀的發展變化（如晚明的“尊情”思想）來分析該小說的美學思想。 Ｈａｉｙａｎ Ｌｅｅ對《紅樓夢》表現出的文學情懷進行了分析，認為這種情懷集中體現在寶玉身上且與一般意義上的情感不同，“它旨在展示一種新的個性化的自我。為建立一個重視個性、對抗正統秩序的價值體係，情感主義（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成為挑戰父權製度下為人之道的一種基本思想。”
黃衛總（Ｍａｒｔｉｎ Ｗ． Ｈｕａｎｇ）在其２００１年發表的關於中國傳統小說中“情”之曆史的著作《晚清的情與小說敘事》（Ｄｅｓｉｒｅ ａｎｄ 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中寫道：雖然明代文學作品中突顯的“情”與“欲”的區別與聯係在《紅樓夢》中也有所表現，但“這部小說對‘情’的關注更加細致入微”紕紣矠。他認為曹雪芹終歸未能給“情”一個明確的定義。最後黃氏對比了“情”和“欲”在寶玉和《金瓶梅》裏的男主人公西門慶身上的表現：“寶玉與西門慶在很多方麵具有共同點；但二人的不同之處更多。從西門慶到賈寶玉的‘轉變’表明了中國小說兩百年前後的差異，《紅樓夢》的一個重要成就即它向世人展示了要找到一種超越‘欲’而又不完全排除‘欲’的‘情’是如此之難。而該小說中時時影現的《風月寶鑒》也證實了這一困難。”
餘國藩的《重讀石頭記》中有一章詳細地論述了 “情”之曆史及其含義。他認為《紅樓夢》“探討的主要話題是‘情’……該小說把‘欲’視為人類的基本特征和特有問題”紕紥矠。餘氏還寫道：“關注‘欲’及其對文學創作和讀者的影響也許正是《紅樓夢》最偉大、最獨特的成就。”艾梅蘭（Ｍａｒａｍ Ｅｐｓｔｅｉｎ）在２００１年出版的《競爭的話語：明清小說中的正統性、本真性及所生成之意義》（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ｙ，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ｎｄｅｒｅ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一書中指出該小說中大量關於‘情’的正統話語和真實話語交錯在一起。她寫道：“《紅樓夢》中主要有兩種對立的‘欲’觀：（一）、正統思想對‘欲’的看法——認為‘欲’能導致個人的毀滅； （二）、揚‘情’觀——認為‘情’是抒發胸襟、表達自我、導向真實的審美能願。”
艾梅蘭還指出：“一般觀點認為‘情’與‘欲’相互對立。而曹雪芹在使用這對詞時，模糊了二者的區別。如第五回中警幻仙姑所言，正因為寶玉的意淫才令其如此癡情於女子；他對女子的愛慕和同情，似乎又矛盾複雜地源於他的淫欲。而且，小說中多處確實也都在質疑‘淫’與‘情’所謂的區別。然而，把這兩個對立的詞相互融合的作法雖然非常符合情的美學思想，卻有悖於禮法。”紖紜矠
本章最後要介紹的是艾皓德（Ｈａｌｖｏｒ Ｅｉｆｒｉｎｇ） ２００４年發表的一篇論文《〈石頭記〉中愛的心理》（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Ｌｏ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ｎｅ）。此文認為，《紅樓夢》關注的主要對象是 “情欲”，“此情乃是處於真誠與禮法間一種兩難的境地……該小說雖常被看成是為‘情”辯護的力作，但事實上，它對‘愛情’以及許多其它感情的態度又是錯綜矛盾的……正是《石頭記》中蘊涵的這種複雜的心理思想使得該小說對‘情’和抑‘情’勢力的描寫在很大程度上超過了之前的文學作品。”
七、人物研究和比較研究
這一節將討論以下兩個問題：一、對《紅樓夢》中具體人物的研究。在西方讀者看來，這部小說的諸多魅力之一即是它描寫了一大群形象生動鮮明、刻畫細致入微的人物。二、將《紅樓夢》與西方、東亞和中國的其他小說作品進行比較。
近年很多有關《紅樓夢》人物的論文對該小說中一些曾被曆來讀者和評論者嚴厲指摘的人物給予了同情。餘國藩的《〈紅樓夢〉中的家庭與自我：新論悲劇女主角林黛玉》（Ｓｅｌｆ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ｎｇ－ｌｏｕ Ｍｅｎｇ： Ａ Ｎｅｗ Ｌｏｏｋ ａｔ Ｌｉｎ Ｔａｉ－ｙｕ ａｓ Ｔｒａｇｉｃ Ｈｅｒｏｉｎｅ，１９８０年）一文對黛玉抱以同情。餘氏不同意夏誌清和當代中國的一些作家否認黛玉為悲劇人物的看法。他寫道：“黛玉對寶玉那種特殊的愛也為她贏得了現代讀者的青睞，因為此愛擁有悲劇表現出的崇高特質。黛玉從未要求她的意中人去做有違本性的改變，她所希望的是寶玉能夠對她表明心意、作出承諾。”餘氏還認為，“不能隻從黛玉所受的苦難來確定她的悲劇形象，還要看到她的奮力抗爭——即觀其詩、其淚共其夢。”
黃衛總在《晚清的情與小說敘事》（Ｄｅｓｉｒｅ ａｎｄ 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１年出版）一書中的《紅樓夢》篇，以讚賞和同情的態度品評寶釵。他指出：《紅樓夢》這部小說中多處隱寫了寶釵的情欲。寶釵“是一個性格十分複雜的人物。她可謂善運籌而多心計，卻明顯地受熱毒之症困擾。此症可看作寶釵內心欲望的外化”。黃氏還認為，寶釵性格的複雜之處在於“她的欲望實際上與警幻仙姑所說的意淫與肌膚之淫皆不同”。
研究《紅樓夢》人物論的近期成果還有Ｌｉ Ｑｉａｎｃｈｅｎｇ 的論文《賈政：〈紅樓夢〉裏的自我、家庭和信仰》（Ｊｉａ Ｚｈｅｎｇ： Ｓｅｌ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Ｈｏｎｇｌｏｕ ｍｅｎｇ，２００５年發表）。該文寫道，賈政與寶玉的相似之處較其他人更多，因而他更能理解和同情寶玉。Ｌｉ Ｑｉａｎｃｈｅｎｇ指出，“賈政作為一個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還沒有受到讀者的足夠注意和重視，”賈政如同橋梁紐帶般起到聯係不同輩分人物的作用一直被人們忽視。埃琳·布賴特威爾（Ｅｒｉｎ Ｂｒｉｇｈｔｗｅｌｌ）的論文《性別分析：悍婦王熙鳳》（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Ｇｅｎｄｅｒ： Ｗａｎｇ Ｘｉ－Ｆｅ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Ｓｈｒｅｗ）也試分析了長期以來王熙鳳被“逐漸定位在悍婦的單一性格類型中”。布賴特威爾在該文結論部分說：“讀者的第一印象就會覺得王熙鳳的角色性格遠不止性別研究中把她歸為悍婦類角色那樣簡單。”紖紥矠此外，還有一些論述研究劉姥姥、賈寶玉以及封建時代的青少年等形象。
西方紅學界將《紅樓夢》與其他文學作品進行比較研究的方法一直十分普遍。有些論文把《紅樓夢》與十一世紀日本紫式部的《源氏物語》和十七世紀朝鮮金萬重的《九雲夢》作比較。《紅樓夢》還被拿來與《哈姆雷特》、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法國中世紀詩人特雷蒂安·德·特洛亞（Ｃｈｒéｔｉｅｎ ｄｅ Ｔｒｏｙｅｓ）的長詩《帕西法爾》（Ｐａｒｓｉｆａｌ）、英國女作家莎拉·司各特（Ｓａｒａｈ Ｓｃｏｔｔ）１７６２年發表的小說《千年聖殿》（Ａ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Ｈａｌｌ）、薩繆爾·理查生（Ｓａｍｕｅｌ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的小說《克拉麗莎》（Ｃｌａｒｉｓｓａ）、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費恩曆險記》、赫爾曼·麥爾維爾的《白鯨》、俄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白癡》（Ｔｈｅ Ｉｄｉｏｔ）、盧梭的書信體小說《新愛洛伊絲》（Ｊｕｌｉｅ， ｏｕ Ｌａ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 Ｈｅｌｏｉｓｅ）、以及２０世紀的兩本小說：賽珍珠的《大地》（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Ｅａｒｔｈ）、安德烈·馬爾羅（Ａｎｄｒｅ Ｍａｌｒａｕｘ）《人類的命運》（Ｍａｎ’ｓ Ｆａｔｅ）等進行比較研究。裔錦聲在其２００４年出版的《紅樓夢：愛的寓言》一書中比較了《紅樓夢》和但丁的《神曲》、斯賓塞的《仙後》、吉約姆·德·洛裏斯（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ｄｅ Ｌｏｒｒｉｓ）的《玫瑰傳奇》（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ｓｅ）三部西方作品中的寓言結構。
此外，西方紅學論文還將《紅樓夢》與《水滸傳》、《西遊記》、《桃花源記》、《西廂記》、《儒林外史》、《鏡花緣》等進行比較研究。還有文章比較明末清初文人黃周星筆下虛構的“將就園” 和《紅樓夢》裏的大觀園，並論及《紅樓夢》對張愛玲的短篇小說《金鎖記》的影響。瑪麗·司各特（Ｍａｒｙ Ｓｃｏｔｔ）在其１９８０年的博士論文中討論了《金瓶梅》對《紅樓夢》的重要影響。此論文在英語紅學界被廣泛援引。司各特另撰有《〈金瓶梅〉和〈紅樓夢〉裏的花園意象》（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ｒｄｅｎ ｉｎ Ｊｉｎ Ｐｉｎｇ Ｍｅｉ ａｎｄ Ｈｏｎｇｌｏｕ ｍｅｎｇ，１９８６年發表）一文。
八、《紅樓夢》的清代續書
對《紅樓夢》的晚清續書和模仿作品的研究是英語紅學界正在興起的一個研究領域。越來越多的文章開始關注這一話題。一些西方學者特別熱心於研究續書及模仿作品中流露出的對《紅樓夢》的態度看法，這些小說對它們成書時期的社會有何評價，及其作者所預期的讀者群。
第一篇關於《紅樓夢》續書研究的英文論文是盧先·米勒於１９７４年發表的《〈紅樓夢〉的續書：中國本土文學中的抄襲、模仿與創新》（Ｓｅｑｕｅｌ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Ｄｒｅａｍ：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ｌａｇｉａｒｉｓｍ， 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米勒在該文中研究了《紅樓夢》的三個早期續書：《後紅樓夢》、《續紅樓夢》和《綺樓重夢》。他最關注的是中國傳統小說中仿作與創作過程的關係。米勒發現這三部續書寫得不如人意，並總結道：“總的來看，上述三個文本表明了仿作不能將原作的創造力繼承下去，也沒有達到原作的藝術水平。”
王德威在１９９７年出版的《世紀末的華麗——晚清小說被壓抑的現代性，１８４９－１９１１》（Ｆｉｎ－ｄｅ－ｓｉｅｃｌｅ Ｓｐｌｅｎｄｏｒ： Ｒｅｐｒｅｓｓｅ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Ｆｉｃｔｉｏｎ， １８４９－１９１１）一書中對吳趼人的《新石頭記》進行了詳細研究。《新石頭記》是１９０８年出版的一部《紅樓夢》續書，也是一部極富想象力的科幻小說。王氏指出，該小說的“結尾縈繞著一種模糊、憂鬱的基調。而若結尾不是如此傷感，這部小說就會被視為一部帶有積極色彩的烏托邦式作品。吳（趼人）巧妙地通過一個補天的遠古神話道出了一個具有現代色彩的見解，同時在闡釋故事的過程中傳承了曹雪芹式的諷刺手法。如此說來，吳氏的這部小說堪稱晚清時期最完整的民族寓言。”
Ｗａｎｇ Ｙｉｎｇ ２００３年發表的論文《對話模仿：蒙古族作家尹湛納希（１８３７－１８９２）及其〈紅樓夢〉仿作》（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Ｔｈｅ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Ｗｒｉｔｅｒ Ｙｉｎｚｈａｎ ｎａｘｉ （１８３７－１８９２） ａｎｄ Ｈｉｓ 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研究了清末蒙古族傑出學者、詩人和小說家尹湛納希寫的兩部《紅樓夢》仿作：《一層樓》及其續書《泣紅亭》。Ｗａｎｇ Ｙｉｎｇ在結論中寫道：雖然尹湛納希的兩部作品均有一個從悲劇到喜劇的轉變，但“實際上他認為小說的大團圓結局恰似一場夢幻，並非現實。這個如夢的歡喜結局將關於‘《紅樓夢》如何收尾的爭論’提升到一個抽象的理論高度——尹湛納希的這個觀點可視作王國維和魯迅的悲劇觀及喜劇觀之先聲。雖然尹湛納希對作品的思想闡釋與王國維和魯迅的觀點不同，但他就虛構藝術的本質給出了更深刻的見解”。
馬克夢（Ｋｅｉｔｈ ＭｃＭａｈｏｎ）２００４年發表的論文《拂去矛盾與傷痛：〈紅樓夢〉之續書》（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Ａｎｔｉｍｏｎｉｅｓ： Ｓｅｑｕｅｌｓ ｔｏ Ｈｏｎｇｌｏｕ ｍｅｎｇ）對續書如何將寶玉這一人物寫得更近乎完美，如何為黛玉申辯，又如何化解寶黛愛情的錯綜糾纏等問題進行了討論。他在論文結尾寫道：我們不要急於因為這些續書存在不足就輕易否定它們，“而應欣喜地看到它們通過多種途徑試圖消除二元對立所產生的負麵問題。這種二元對立包括男／女、俗／仙、生／死等。這些續書的一個顯著之處是它們消除《紅樓夢》中的諸多糾葛的辦法都是將女性放在一夫多妻的婚姻中描寫，並強調年輕人怎樣擺脫長輩管束去大膽直接地追求愛情。”
在用英文研究《紅樓夢》續書問題的學者中，相關著述最多的是魏愛蓮（Ｅｌｌｅｎ Ｗｉｄｍｅｒ）。她在《明代的忠義與〈紅樓夢〉之後小說中女性的聲音》（Ｍｉｎｇ Ｌｏｙ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ｍａｎ’ｓ Ｖｏｉｃｅ ｉｎ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Ｈｏｎｇｌｏｕ ｍｅｎｇ，論文，１９９７年發表），《〈紅樓夢〉之續書與１９世紀中國的女性讀者》（Ｈｏｎｇｌｏｕ ｍｅｎｇ Ｓｅｑｕｅ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Ｆｅｍａｌｅ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ａ，論文，２００４年發表），以及《佳人與書：１９世紀中國的女性和小說》（Ｔｈｅ Ｂｅａｕ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ａ，著作，２００６年出版）中用幾章的篇幅嚐試分析說：“總體觀之，這些續書有助於研究女性對小說的興趣以及女性的關注對小說創作又有何影響等問題，還是研究《紅樓夢影》的背景資料。”因《紅樓夢影》確為女詩人顧春（號太清）所作，魏氏對該小說的出現和出版發行情況尤其感興趣。她寫道：“《紅樓夢影》最打動人心之處既非其所表現出的小說結構意識，亦非其口語化語言風格，卻是顧氏將其個人情懷生動真實地展現於小說中。”
就《紅樓夢》續書整體而言，魏氏寫道：“總體觀之，《紅樓夢》的續書不僅作為母書（《紅樓夢》）的不同結局篇相互一較高低，還積極地參與了自清初以來長期關於小說形式的探討……這些續書塑造了眾多女性形象，也展示了女性作為評論者和讀者之重要地位，它們在這方麵的突破甚至較原作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據清代學者陳文述所錄，《紅樓夢》在清代女性讀者中十分流行，而清代女性詩人的詩作、《紅樓夢》續書中女性讀者的評點語並當時的其它資料也都顯示了女性對小說的青睞。”
九、特殊話題研究
本節將要介紹英文紅學界一些非主流的特殊研究話題及其相關著述。此方麵的研究頗為豐富多樣，在此筆者將擇其要予以介紹。這些研究話題包括：《紅樓夢》裏謎語的作用、西洋物品、人物麵容特征如何表露性格、人物的精神狀態和情感、服飾描寫的重要作用、以及通過《紅樓夢》裏描寫的瓷器來分析清代人在陶瓷藝術上的審美觀。
另有關於《紅樓夢》裏的寢寐（ｓｌｅｅｐ）、表親婚姻、中國人的隱私觀、財務與管理、飲食文化、 園林美學、“金陵十二釵”肖像與清代宮廷畫的相似之處、十九世紀德國哲學家尼采（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的思想對王國維紅學論文的影響、曹雪芹與二十世紀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的比較研究、該小說中描寫的建築怎樣展現中國人的空間觀念、丫鬟仆人的描寫手法、言語行為（ｓｐｅｅｃｈ ａｃｔ） 和疑問句等語言學方向的研究、以及該小說中多處描寫戲曲表演的意義等。另有就俞平伯關於秦可卿的看法之詳細英文論述、該小說中的鏡子意象之美學、大觀園裏各處居所對其室主性格的揭示作用、中國尊長敬老的傳統和浪漫主義文學作品（如《牡丹亭》和《西廂記》）的傳播受禁現象等，甚至還有紅迷嚐試將警幻仙子之情榜補充完整。
此外，另有一些深入研究《紅樓夢》如何表現中國傳統醫學和醫藥，詳細探討黛玉所患肝病的象征意義，以及分析小說敘事技巧之伏筆手法。多爾·利維曾就《紅樓夢》裏的基於因緣果報而患的疾病於１９９４年發表了一篇殊論，題為《寶玉為何不能專心讀書：〈石頭記〉裏的注意力不足症》（Ｗｈｙ Ｂａｏｙｕ Ｃａ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ｎｅ）。此文從醫學理論角度說明賈寶玉表現出“兒童注意力不足症”（該病在醫學上簡稱Ａ．Ｄ．Ｄ．）之全部症候，且推測曹雪芹本人也可能曾受此疾困擾。
英語紅學使用的文學理論
本節將簡要評介英語紅學界使用的一些文學理論。紗紤矠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學者在研究某個紅學問題時，常同時應用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方法，或是中西方法並用，也偶有用到解構主義理論（解構主義曾很少被用來闡釋中國文學）。由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的結構主義（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和原型批評（Ａｒｃｈｅｔｙｐ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等理論的影響，西方學界開始用新視角研究中國的敘事作品和《紅樓夢》。學者們不再熱衷於研究曹雪芹、曆史和《紅樓夢》三者間的聯係，轉而集中思考該小說作為一個自足的文學係統如何運轉。這種文學係統可以理解為一組不斷複現的主題和深層結構。
在１９９９年亞洲研究協會（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舉辦的一次年會的西方紅學專題分會上，幾位傑出的美國紅學學者餘國藩、顧明棟、多爾·利維和Ｇｅ Ｌｉａｎｇｙａｎ發表聲明說：“我們從當今文學理論中汲取靈感，呼喚開放的、多樣化的、包容萬象的閱讀新範式。之所以倡導此新範式，是因為我們認為，該小說是一部元小說（ｍｅｔａｆｉｃｔｉｏｎ，即關於小說創作的小說）和具有發散思維的、開放的小說，是其作者在清楚地認識到小說創作實踐與小說藝術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關係後構思創作而成。”
以下列出英語紅學界常用的一些批評方法，以及使用這些批評方法的著名學者：
１、新批評（夏誌清）；２、女性主義和拉康文學批評（露易絲·愛德華茲）；３、性別研究（艾梅蘭、馬克夢、Ｚｈｏｕ Ｚｕｙａｎ）；４．、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特別是互文概念被廣泛使用。“互文”或稱之為“互文性”（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指一個文學文本由眾多其它文本以多種形式構設而成。（蒲安迪、Ｇｅ Ｌｉａｎｇｙａｎ， Ｌｉ Ｑｉａｎｃｈｅｎｇ， 李惠儀， 盧先·米勒、王靜）；５、 曆史和心理研究（黃衛總）；６、比較文學研究（夏誌清、蒲安迪、裔錦聲）；７、中西批評方法並用。即用歐美批評理論細讀文本兼用明清評點者的評點方法（蘇源熙）；８、後現代主義（餘國藩。餘氏除了使用後現代主義方法外，也用到許多傳統的研究方法）；９、原型批評（蒲安迪）。
西方紅學界普遍認為《紅樓夢》具有開放的文本特征，即該小說包羅萬象且富於闡釋性。可引用露易絲·愛德華茲之語佐證此共識：“《紅樓夢》是一部複調小說，它避開了單一的權威閱讀模式，轉而采用多角度的理解模式。我認為，上述這一特點正是紅學之強勢所在，而非其弱點。”
Ｌｉ Ｑｉａｎｃｈｅｎｇ曾探討說：“《紅樓夢》的不完整狀態表明了（該小說中）仍有大量矛盾未能得以消解；或許此等矛盾是不可消除的，亦或作者原本無意為之。”陸大偉（Ｄａｖｉｄ Ｒｏｌｓｔｏｎ）也曾就該小說深邃而獨特的魅力寫道：“眾多讀者都能在《紅樓夢》裏找到各自的一處家園，因為這部小說中確有廣闊的棲居空間；也正由於此小說這種明顯的殘缺狀況，才吸引著讀者們走進它並開始各自的修繕工作。”
幾點建議
在這一節裏，筆者將對英語紅學在當前中國的發展情況試提幾點建議，並以此來收筆全篇。
首先，學界需要將更多重要的西方紅學著述譯成中文（這些西方著述不隻限於英文紅學論述，其它語言的紅學著述亦頗為豐富，特別是法語和德語的紅學論著）。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４年間，約有四萬一千種外文書籍被譯成漢語並在中國出版。自２００４年以來的漢譯著述亦數以千計。然而直到２００６年１１月，才出現第一本漢譯的紅學專著，即餘國藩論文選《〈紅樓夢〉、〈西遊記〉與其他》（之前雖有裔錦聲的《紅樓夢：愛的寓言》一書麵世，但該書的翻譯工作係其作者獨立完成）。同樣英語紅學界也需要英譯更多的中文紅學著述，以供西方研究者充分了解中國的紅學闡釋成果。
第二，大力推動中西紅學界的學術交流（如舉辦會議、派遣訪問學者和鼓勵個人形式的學術交流活動）。在中國設立一個完善的紅學研究中心，讓國外學者能來此舉辦講座或做研究。
第三，紅學研究的很多領域仍有廣闊的拓展空間。比如，進一步研究《紅樓夢》反映出的哲學思想，將《紅樓夢》與一些西方小說或者是亞洲的其他小說進行比較研究（如朝鮮王朝 （１３９２～１９１０）時期的小說《九雲夢》與《紅樓夢》有明顯的相似之處）。
最後，正如西方紅學者閔福德指出，須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來仔細考察中國紅學的變遷史，並從這些不同的紅學認識裏發現其中反映出的社會狀況（同理，對西方紅學曆史也應采取同樣的方法進行研究）。
總之，中國學者應該更多關注西方學者的紅學研究情況，對其進行總結歸納和評論，並積極參與西方紅學問題的討論。正如中國著名學者錢鍾書常說的：中西方的學術交流十分重要，但這種交流應是雙向、互惠的——中國的文藝理論也可以作為分析某些西方作品合適、有力的工具。王國維１９０４年發表的《紅樓夢評論》即是應用西方文學思想研究《紅樓夢》的成果之一。
《紅樓夢》不僅是一部中國文學精品，也是一部世界文學精品。它內容豐富生動、主題宏大、視野廣闊、具有創新性，可與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赫爾曼·麥爾維爾的《白鯨》，喬伊斯的《尤裏西斯》，托馬斯·曼的《魔山》，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等作品媲美。通觀西方紅學成果可以認識到，各國學者所持的豐富多彩的紅學觀點和看法都是不斷發展中的紅學研究的組成部分。
——作者葛銳、李麗譯，選自《紅樓夢學刊》2007年第3期
本文將綜述以英文形式發表的西方紅學研究成果。首先介紹《紅樓夢》的英譯曆史，並對重要的西方紅學著述進行綜述；然後從九個方麵對西方紅學研究分別加以詳細介紹；最後，就當代中國紅學如何借鑒西方紅學的研究成果試提幾點建議。
《紅樓夢》英譯簡史
第一本涉及《紅樓夢》的英文讀物出現得非常早，是在１８１６年，即距該小說出版僅僅２４年之隔。此書由英國著名翻譯家、詞匯學家馬禮遜（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傳教士編寫，書名為《中文會話及凡例》（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ｔａｃｈｅｄ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Ｗｉｔｈ ａ Ｆｒｅｅ ａｎｄ Ｖｅｒｂ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ａｓ ａ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ｏｒｙ 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是當時澳門出版發行的一部漢語語言教材。書中的會話第五篇與會話第二十五篇均選取了《紅樓夢》第三十一回裏寶玉和襲人對話的英文翻譯。有趣的是，１８２４年馬禮遜回英國時帶走的足足四千本中文書籍中就有一套《紅樓夢》共２４冊，並其續書兩種。而這些書被用來培訓後繼學者及傳教士。
十九世紀初期，《紅樓夢》中的許多片斷被譯成外文，收入多部漢語語言教材裏；許多有關中國文學的書籍也簡要提及了這部小說。１８３０年，英國著名漢學家約翰·弗朗西斯·戴維斯（Ｊｏｈ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Ｄａｖｉｓ）於《皇家亞洲學會匯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發表一篇長達６７頁的論文《漢文詩解》（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其中收入《紅樓夢》第三回形容寶玉的兩首《西江月》詞（長期以來，很多西文參考文獻常誤以為此文是《紅樓夢》第三回的英譯）。
１８４２年，英國人爾·湯姆（Ｒ．Ｔｈｏｍ）采用直譯方法選譯了《紅樓夢》中的一些片段作為西人習漢語之用。該譯文見於雜誌《中國話》（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中國話》是當時外國人學習漢語的常用資料）。其後，愛德華·查爾斯·博拉（Ｅｄｗａｒ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ｏｗｒａ）於１８６８至１８６９年間英譯了該小說的前八回，並將其譯作刊登在《中國雜誌》（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上。１８８４年，英國著名漢學家記裏布（Ｈｅｒｂｅｒｔ Ｇｉｌｅｓ）在其編寫的文學選讀《中國文學英華》（Ｇｅｍ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裏收入《紅樓夢》中敘述一位太醫出診賈府的文字。此選讀於當時流傳甚廣。１８９２至１８９３年間，英國外交官赫·本克拉夫特·喬利（Ｈ．Ｂｅｎｃｒａｆｔ Ｊｏｌｙ）翻譯了《紅樓夢》的前５６回（共兩卷）並將其出版發行。喬利原計劃翻譯整部小說，但中途病逝而未能完成。該譯本被視為上乘之作，至今仍不斷再版發行，在互聯網上也能檢索到（網址是ｈｔｔｐ：／／ｅｔｅｘｔ．ｌｉｂｒａｒｙ．ａｄｅｌａｉｄｅ．ｅｄｕ．ａｕ／ｃ／ｃａｏ＿ｘｕｅｑｉｎ／ｃ２５３９ｈ／）。１９２７年，愛德華·查爾默斯·沃納（Ｅｄｗａｒｄ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 Ｗｅｒｎｅｒ）發表了論文《漢語之譯》（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該文共兩頁，比較了喬利和托馬斯·威德（Ｔｈｏｍａｓ Ｗａｄｅ）二人各自的《紅樓夢》英譯本一至八回，發表在《中國期刊》（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上。１９２８年，《中國期刊》又刊登了艾爾弗麗達·哈德遜（Ｅｌｆｒｉｄａ Ｈｕｄｓｏｎ）的文章《一個古老的故事》（Ａｎ Ｏｌｄ， Ｏｌｄ Ｓｔｏｒｙ）。該文共九頁，以直白的文筆重述了寶黛釵的三角戀愛故事。
時隔二十多年，到１９２９年才出現了翻譯《紅樓夢》的又一次嚐試。這一年，王際真（Ｗａｎｇ Ｃｈｉ－ｃｈｅｎ）的《紅樓夢》英文節譯本問世。著名翻譯家阿瑟·韋利（Ａｒｔｈｕｒ Ｗａｌｅｙ）為之撰序。１９３３年，袁家嘩、石明選譯《紅樓夢》並加入注釋。該譯本名為《紅樓夢：孤鴻零雁記選》（Ｈｕｎｇ－ｌｏｕ Ｍｅｎｇ ａｎｄ Ｔｕａｎ－ｈｕｎｇ Ｌｉｎｇ－ｙｅｎ Ｃｈｉ：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至１９５８年後，《紅樓夢》的英文新譯本才陸續出現。弗洛倫絲·麥克休（Ｆｌｏｒｅｎｃｅ ＭｃＨｕｇｈ）和伊莎貝爾·麥克休（Ｉｓａｂｅｌ ＭｃＨｕｇｈ）兩姐妹將弗蘭茨·庫恩（Ｆｒａｎｚ Ｋｕｈｎ）博士的德文本《紅樓夢》（Ｄｅｒ Ｔｒａｕｍ ｄｅｒ ｒｏｅｎ Ｋａｍｍｅｒ）轉譯成英文。王際真也將其１９２９年的節譯本修改並再版。這兩個新譯本均為節譯本。其中王氏譯本翻譯了前８０回的三分之一，被認為是較完整地表述了原著中的寶黛愛情故事，而麥氏姐妹譯本選譯了《紅樓夢》全書內容的五分之一，但學界對其評價不高。七十年代終於出現了《紅樓夢》的兩種英文全譯本，且均為精雕細琢的上乘之作。②１９７８年，著名翻譯家楊憲益、戴乃迭夫婦翻譯的英譯三卷本（Ａ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Ｒｅｄ Ｍａｎｓｉｏｎｓ）出版。１９７３年霍克思（Ｄａｖｉｄ Ｈａｗｋｅｓ）和閔福德（Ｊｏｈｎ Ｍｉｎｆｏｒｄ）翻譯的《紅樓夢》五卷本的第一冊出版。該譯本出版後備受學界關注，其最後一卷於１９８６年完成。此合譯本為西方人最常用的英譯本。楊氏夫婦全譯本多采用直譯的方法，且其譯本中的人名多為音譯。霍氏與閔氏則試圖在譯文中彌合該小說一直以來存在的幾個人物和時間的前後不一問題，並對多數人名采取了意譯的處理方法。
英語紅學概述
第一位發表英語紅學論文的西方學者是德國傳教士郭士立（Ｋａｒｌ Ｇｕｔｚｌａｆｆ）。他於１８４２年的《中國叢報》（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發表了一篇短文，題目為《紅樓夢》（Ｈｕｎｇ Ｌａｕ Ｍｕｎｇ， ｏｒ Ｄｒｅａ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郭士立在該文中提供了《紅樓夢》的故事梗概。可惜的是此故事梗概錯誤百出，甚至誤認賈寶玉為女孩。而郭氏對該小說特點的評價也頗低，他寫道：該故事裏的女子們“似乎是一群最為平凡、渺小的生命，她們象喜鵲般談論著無聊之事，窺探著每處角落，有時作惡，有時亦行善，奢侈無度，貪求華服美飾與珍器。這些小姐們還毫無顧忌地發表著對奢侈品的個人看法”③。 郭氏在文章結尾說：此故事“冗長乏味”④，“其文筆毫無藝術性，所用語言乃北方地區上層社會之口語……有欲悉北方宮廷用語者，可先讀此書。”⑤
遺憾的是，從１９世紀到２０世紀早期，許多相關西方評論均持相似的淺陋論調。這些評論者中多數認為該小說在道德思想上不符合中國傳統道德觀，結構性差，情節過於鬆散、單調且離奇。⑥例如，１８９３年《中國評論》（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刊登的愛德爾（Ｅ．Ｊ． Ｅｉｔｅｌ）就喬利譯本《紅樓夢》撰寫的論文寫道：這部小說“不具有中國大多數小說所含的道德傾向……其作者頭腦中全無儒家道德的痕跡，在他看來，良知無足輕重”⑦。波乃耶（Ｊ． Ｄｙｅｒ Ｂａｌｌ）在其廣為流傳的《中國風土人民事物記》一書（Ｔｈｉｎｇ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９００年，第三版）中寫道：“《紅樓夢》是一部描寫家庭生活的小說，但不具備正確的道德思想。”⑧時至１９４８年，善秉仁（Ｊｏｓ． Ｓｃｈｙｎｓｓ）在其編寫的文學導讀《中國現代小說及劇作１５００篇》（１５００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ｏ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ｙｓ）中寫道：“（《紅樓夢》）對社會、心理與情感都做了饒有興致的研究。該小說中的情感氛圍令人壓抑，因此青年萬萬不宜讀。”⑨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西方紅學界也開始出現一些對《紅樓夢》表示讚賞的文章。英國漢學家記裏布（Ｈｅｒｂｅｒｔ Ｇｉｌｅｓ）在１８８５年的《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分會會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上發表了一篇《紅樓夢》內容提要，該提要長達２５頁，持相對中肯準確和欣賞的觀點。此摘要後來經修改補充被收入該作者１９０１年出版的《中國文學史》（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一書中，至今仍受讀者好評。記裏布在這篇摘要中寫道：“該小說對眾多人物形象的描寫十分出色，令人聯想到西方一流小說家的精湛筆法。它如同一幅中國社會生活的全景圖，幾乎將所有可以想見的生活細節與場麵均展現於讀者麵前，因此對學習漢語的外國學生極具參考價值。”⑩
記氏在其１８９８年出版的《中國人物傳記辭典》（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中簡要提到曹雪芹為《紅樓夢》的作者。１９１０年版《大英百科全書》內有關中國的部分也提及了《紅樓夢》，並且指出：該小說之主題為愛情，以悲劇收場。１９１９年《新中國評論》（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發表了高葆真（Ｗ． Ａｒｔｈｕｒ Ｃｏｒｎａｂｙ）的論文《紅樓之秘》（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該文對《紅樓夢》進行正麵總評，論及此小說之風行、篇幅長度、其各種續書及悲劇結局。高氏還推測了該小說中的人物在曆史上的真實原型，給出了簡短的故事梗概。他寫道，“《紅樓夢》對中國人而言，其熟悉程度正如《哈姆雷特》之於英國讀者”，紒紜矠 稱《紅樓夢》是中國第一部真正的小說，一部“傑出的天才之作”。
１９４２年是英語紅學史上又一個重要的年份。這一年，《清代名人傳略》（Ｅｍｉｎ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發表。此書是一本著名的研究參考資料，內有房兆楹撰寫的曹雪芹和曹寅的生平介紹，長達兩頁，信息頗為詳細，在英文漢學界堪具開創意義，也是首次對曹雪芹的生平作出英文介紹。房氏指出：《紅樓夢》全麵地展現了人的複雜情感，牽涉到幾十位主子、幾百個仆人，由此可以將其視為研究清初富貴家庭之社會狀況的重要資料。
五十年代又陸續出現了一些紅學論文。１９５２年，瑞典著名的中國文學研究者高本漢（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Ｋａｒｌｇｒｅｎ）發表論文《漢語文法新探》（Ｎｅｗ Ｅｘｃｕｒ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通過詳細的語法分析推得《紅樓夢》中備受爭議的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在語法上驚人地相似。紒紟矠１９５３年出版的《卡斯爾世界文學百科全書》（Ｃａｓｓｅｌｌ’ｓ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中也有文字條款介紹曹雪芹。１９５６年，美國學者格裏德（Ｊｅｒｏｍｅ Ｂ．Ｇｒｉｅｄｅｒ）發表論文《〈紅樓夢〉之共產主義評論》（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Ｈｕｎｇ Ｌｏｕ ｍｅｎｇ），介紹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國關於重新品評該小說的爭論。
西方紅學真正的轉折點是１９６１年。這一年吳世昌的《紅樓夢探源》（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Ｄｒｅａｍ）發表。此書是第一本英文紅學專著，對《紅樓夢》作了學術性的文本研究，提出了許多新觀點及新闡釋。該書探討的話題包括：脂硯齋的身份（認為脂硯齋即曹雪芹之叔曹竹磵），後４０回的作者，以及小說未完成部分的原寫作計劃等問題。吳氏還仔細考查了《紅樓夢》的兩種早期版本－庚辰本和甲戌本，從而猜測賈寶玉的形象是集曹雪芹與脂硯齋二人的經曆塑造而成。
１９６６年，耶魯大學著名的中國曆史學家史景遷（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ｐｅｎｃｅ）發表了一本關於曹雪芹的祖父的傳記－《曹寅與康熙：一個皇室寵臣的生涯揭秘》（Ｔｓａｏ Ｙ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ａｎｇ－ｈｓｉ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Ｂｏｎｄｓｅｒｖａ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ｓｔｅｒ）。此書詳細描述了清代包衣體製，探討了曹氏家庭背景和家族陡然衰敗的原因，對西方紅學研究者極具參考價值。該書附錄的第四部分還對曹雪芹的生年和曹雪芹之父的身份進行了曆史考證（史景遷認為曹雪芹生於１７１５年，其父不是曹頫而應為曹顒）。在該書的結尾部分，史景遷對大觀園的原型作出推測（他提出：大觀園是文學性的重構意象，其原型是曹家位於江寧西北山上的家庭花園和曹寅在織造衙門中的花園）。
１９６８年對西方紅學研究的發展具有重大影響。這年，夏誌清的《中國古典小說評介》（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ｏｖｅｌ：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出版。在這部影響深遠的著作中夏誌清使用新批評理論和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從而使該書代表了西方紅學的一個重要轉折－即從過去基於對文學基本常識、作者及小說的創作時間等問題的研究轉到應用文學批評理論和分析方法來解讀《紅樓夢》。以此思想方法為指導，夏誌清從故事的主體發展趨勢、中心人物及一些關鍵問題入手來研究該小說。《紅樓夢》後４０回的英譯者閔福德（Ｊｏｈｎ Ｍｉｎｆｏｒｄ）指出：夏誌清的這本書可作為向“對紅學充滿好奇的讀者首推的優秀英文研究著作”。
西方紅學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時期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早期。這期間，西方漢學界，特別是其中關於中國文學的領域開始引發學者越來越濃厚的興趣。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更使得西方學者從中國大陸獲取研究資料變得越來越容易。紒紣矠這一時期，許多中國古典小說的重要譯本相繼問世，如《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滸傳》等的外文譯本，一些中國古典短篇小說集和詩集亦被譯成外文。紒紤矠此時還出現了專門發表中國文學論文的英文雜誌，如《中國文學：隨筆、 報道、評論》（ＣＬＥＡ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Ｅｓｓａｙ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ｓ）、《淡江評論》（Ｔａｍｋａ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這兩種雜誌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均刊載過大量優秀的紅學論文。七十至九十年代的三十年間寫成的英文紅學博士論文超過２５篇，它們後來多以文章或專著的形式發表（由於篇幅限製，筆者在此僅擇要介紹）。
１９７２年，珍尼·諾愛爾（Ｊｅａｎｎｅ Ｋｎｏｅｒｌｅ）發表《紅樓夢評介》（Ｔｈｅ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此書分析了《紅樓夢》的敘事風格、主題思想、人物形象以及時空關係。１９７５年，盧先·米勒（Ｌｕｃｉｅｎ Ｍｉｌｌｅｒ）發表《〈紅樓夢〉中小說的麵具：神話，模仿和人物》（Ｍａｓｋｓ ｏｆ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Ｍｙｔｈ， Ｍｉｍ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米勒於此書中批評了胡適、俞平伯等人所用的傳統寓意解讀方式，並從模仿說（現實主義的）、人物（敘事的）和神話（寓言的）（ｍｉｍｅｓ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ｐｅｒｓｏｎａ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ｍｙｔｈ ／ｔｈｅ ａｌｌ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三方麵分析論證了無論從風格還是結構上看，《紅樓夢》都堪稱經典之作。普林斯頓大學從事中國文學研究的著名學者浦安迪（Ａｎｄｒｅｗ Ｐｌａｋｓ）於１９７６年發表《〈紅樓夢〉中的原型與寓意》（Ａｒｃｈｅ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Ａｌｌｅｇ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一書。在這部取得突破性成果的著作中，浦安迪將《紅樓夢》置於中國文化生活的廣闊情境中來討論其敘事原型。此書還涉及許多不同話題，包括中國的神話、哲學、園藝以及西方寓言等。１９７７年，一本名為《中國敘事學》（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Ｅｓｓａｙｓ）的中國傳統小說論集問世。此論集是根據１９７４年普林斯頓大學舉行的一次研討會論文整理而成，內有三篇紅學論文：第一篇論文比較了《紅樓夢》和《西遊記》中寓言的使用；第二篇分析了《紅樓夢》與《儒林外史》中詩詞的意象；第三篇論及著名紅學研究者翁開明（Ｗｏｎｇ Ｋａｍ－ｍｉｎｇ）關於《紅樓夢》中多種敘事視角進行的研究。此外，《金瓶梅》的英譯者芮效衛（Ｄａｖｉｄ Ｒｏｙ）在一篇研究《張竹坡評本〈金瓶梅〉》的文章中推測曹雪芹可能十分熟悉張評本，因該評本論述的文學創作之方法技巧對《紅樓夢》的寫作有明顯和主要的影響。
同一時期，西方紅學的另一重要發展是楊憲益夫婦的《紅樓夢》英譯本以及霍克思、閔福德的合譯本問世。這兩種譯本令《紅樓夢》擁有了更多的西方讀者，也讓人們對這部小說產生了更大的興趣，並成為西方學者在學術研究中普遍參考的兩種譯本。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湧現出一批紅學論文和專著。一些有關亞洲研究的著名雜誌如《哈佛亞洲研究學刊》（Ｔｈ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亞洲研究》（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通報》（Ｔ’ｏｕｎｇ Ｐａｏ）、《晚清研究》（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等開始刊登紅學論文。研究亞洲和中國文學的參考書籍也開始大量收入紅學資料。比如綜述性質的著作《印第安那中國傳統文學指南》（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１９８６出版）中關於《紅樓夢》的論述長達五頁，另有四頁篇幅介紹曹雪芹。此外，一些關於亞洲研究的學術會議上也開始出現大量紅學研究的討論發言。１９８６年，陳炳藻的（Ｂｉｎｇ Ｃ． Ｃｈａｎ）《從詞匯上的統計論〈紅樓夢〉的作者問題》（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ｕｐｏｎ ａ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ｚｅ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ｔｓ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出版。陳氏在此書中認為，使用計算機對《紅樓夢》中的主要詞匯進行統計研究可以發現這部小說的後四十回也是曹雪芹之作。
九十年代也出現了很多英文紅學專著或部分內容涉及《紅樓夢》的著述。其中包括：王靜１９９２年出版的《石頭的故事：互文性，中國古代石頭的傳說，以及〈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中石頭的意象》（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ｔｏｎｅ：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ｏｎｅ Ｌｏ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ｏｎｅ 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ｍ ｏｆ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ｒｇ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考查了《紅樓夢》中的石頭意象並與《水滸傳》和《西遊記》中的石頭意象進行互文解讀。１９９３年出版的《迷幻與警幻：中國文學中的情與幻》（Ｅｎｃｈａｎ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ｎｃｈａｎｔｍｅｎｔ： Ｌｏｖｅ ａｎｄ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一書中，作者李惠儀（Ｗａｉ－ｙｅｅ Ｌｉ）用三章篇幅論述了《紅樓夢》裏情與悟、幻與真、迷幻與警幻三個話題。１９９４年，路易絲·愛德華茲（Ｌｏｕｉｓｅ Ｅｄｗａｒｄｓ）在《中國清代的男女：〈紅樓夢〉中的社會性別》（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Ｑ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Ｄｒｅａｍ）一書中首次用女性主義解讀《紅樓夢》。此外，布朗大學漢學家多爾·利維（Ｄｏｒｅ Ｊ． Ｌｅｖｙ） １９９９年發表的《〈石頭記〉中的理想與現實》（Ｉｄｅａｌ ａｎｄ Ａｃｔｕ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ｎｅ）是一本多學科、寬視角的《紅樓夢》導讀，該書涉及多個話題，如《紅樓夢》裏的詩歌、家庭結構、因緣果報造成的疾病等。
僅２００１年，就有三本涉及《紅樓夢》的著述出版。其一是艾梅蘭（Ｍａｒａｍ Ｅｐｓｔｅｉｎ）的《競爭的話語：明清小說中的正統性、本真性及所生成之意義》（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ｙ，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ｎｄｅｒｅ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Ｆｉｃｔｉｏｎ）。該書有一章研究《紅樓夢》中有關“情”的詩歌。其二為蕭馳的《花園，詩情畫意的樂土：從一個側麵研究〈石頭記〉》（Ｔｈｅ Ｇａｒｄｅｎ ａｓ Ｌｙｒｉｃ Ｅｎｃｌａｖｅ： Ａ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ｎｅ）。該書研究了清朝繁盛時期的文人對花園的審美情趣之轉變。第三本是黃衛總的《“欲”和晚清小說》（Ｄｅｓｉｒｅ ａｎｄ 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介紹了明清文學中的“情”史，其中有一章題為《紅樓夢中的“情”與“拒絕成長”》（Ｑ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ｕｃ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Ｇｒｏｗ Ｕｐ ｉｎ Ｈｏｎｇｌｏｕ ｍｅｎｇ）。
最近出現的紅學著述有２００４年Ｌｉ Ｑｉａｎｃｈｅｎｇ發表的《啟蒙小說：〈西遊記〉、〈西遊補〉和〈紅樓夢〉》（Ｆ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Ｔｏｗｅｒ ｏｆ Ｍｙｒｉａｄ Ｍｉｒｒｏｒｓ， ａｎｄ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在這本廣受讚譽的書中作者有力地指出，以往紅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佛教思想對這部小說的結構和意旨的重要影響。同年，裔錦聲發表了《紅樓夢：愛的寓言》（Ｔｈｅ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Ａｎ Ａｌｌｅｇｏｒｙ ｏｆ Ｌｏｖｅ），對《紅樓夢》和西方文學中的一些寓言進行了比較研究（此書的中文譯本已在中國大陸發行）。
然而在過去的二十年內最具影響力的英文紅學著作當數１９９７年美國芝加哥大學餘國藩教授發表的《重讀石頭記：〈紅樓夢〉裏的情欲與虛構》（Ｒｅ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ｏｎｅ： Ｄｅｓｉ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餘氏在此書中堅信，對《紅樓夢》的總體認識應跳出以往認為該小說的出色之處在於其采用高度的現實主義手法反映晚清文化、曆史和社會機構的看法，而應更關注它作為一部傑出的極具想象力的小說這個主要特點。餘氏的這本書贏得了學界的盛讚，至今仍常被許多紅學論文援引。
２００５年，國際性比較文學期刊《淡江評論》發行了一期紅學論文特輯。多位著名的西方紅學學者包括蒲安迪、多爾·利維 、蘇源熙（Ｈａｕｎ Ｓａｕｓｓｙ）、路易絲·愛德華茲、盧先·米勒、Ｌｉ Ｑｉａｎｃｈｅｎｇ 、翁開明（Ｋａｍ－ｍｉｎｇ Ｗｏｎｇ）以及中國著名學者周汝昌都在該期雜誌中發表論文。這期雜誌涉及的紅學論題很廣，包括人物（賈政、賈寶玉、王熙鳳等）、醫藥、童年、道、佛等，另有兩篇論文研究《紅樓夢》的評點，一篇探討《紅樓夢》故事背後的“密碼”。２００６年，顧明棟發表《中國小說理論：一種非西式的敘事體係》（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Ａ Ｎｏｎ－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書裏有一章題為“紅樓夢的藝術”（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Ｈｏｎｇｌｏｕ ｍｅｎｇ），概括論述了中國獨特的敘事理論，並把《紅樓夢》放到世界小說理論研究的框架內加以探討。
一、《紅樓夢》裏的哲學思想
當代西方英文紅學研究大致可分成九個門類。這些研究一時難以備述，在此僅為讀者總體介紹西方學者的研究領域及成果。第一類是研究《紅樓夢》反映出的哲學思想。最近１５年裏，此話題受到眾多學者的關注。在很多西方學者看來，《紅樓夢》多處援引中國傳統哲學觀點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曹雪芹所受教育和所處時代的反映。另有許多西方評論者認為，這部小說是曹雪芹在闡發一種獨特的哲學立場，進行嚴肅的哲學思辨並有意通過內涵複雜的小說來傳達抽象的哲學真理（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ｒｕｔｈ ）。
蒲安迪於１９７６年發表的《紅樓夢中的原型和寓意》一書指出：“（《紅樓夢》）包含了中國博大精深的傳統思想中一部分具有闡發力的內容（如老子、莊子、孔子、孟子、大乘派佛教等思想）。”紒紥矠餘國藩在《重讀石頭記》中指出，雖然自唐傳奇以來的說部裏已出現了僧人角色，但《紅樓夢》描寫的僧人“與該小說主人公（賈寶玉）超脫苦海獲得自由的意願及其後來棄世出家的結局聯係起來，使該小說更具感染力，且此寫作手法未有先例。”另一些西方學者還注意到該小說對夢的本體論地位（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本性、命運、情等的深切關注以及對“真”、“假”的強調和玄思。
佛教思想在《紅樓夢》中的反映是西方紅學界最為關注的話題。一些西方學者發現，雖然儒家思想是中國封建時代文人生活的核心，然而小說作為儒家傳統中非主流、邊緣的文學樣式，卻開始吸納佛教思想。由此，常有評論認為，佛教思想是《紅樓夢》的主題並關係著整個故事的結構框架。餘國藩最近又指出，從該小說中寶玉和其他幾個人物的經曆，諸多有關佛教思想的主題和引喻，以及該小說的四個名稱之中的三個（《情僧錄》、《風月寶鑒》和《紅樓夢》）來看，應該將這部小說理解為一個悟佛的偉大寓言。２００４年，Ｌｉ Ｑｉａｎｃｈｅｎｇ發表的《啟蒙小說》（Ｆ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一書頗具影響力。該書作者稱，以往對《紅樓夢》的論述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佛教思想的影響，“佛教大乘派宣揚的尋求解脫的思想傳統和贖罪方式（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ｓｅ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對紅樓夢的情節、結構、表達方式、內部矛盾與衝突的化解以及小說結尾寶玉出家的情節安排都有重要影響。”紓紛矠概之，Ｌｉ Ｑｉａｎｃｈｅｎｇ 認為，從根本上可以把《紅樓夢》看作一個宗教性質的文本。
多爾·利維在其《〈紅樓夢〉的理想與現實》（Ｉｄｅａｌ ａｎｄ Ａｃｔｕ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ｎｅ）一書中總結說，雖然佛家思想是這部小說的哲學框架，但它並不是該小說的意旨。《紅樓夢》真正的思想是對智慧的思考。書中諸多詩詞曲賦的作用即是為揭開表象、展現真實所用的技巧。李惠儀（Ｗａｉ－ｙｅｅ Ｌｉ）在《迷幻與警幻：中國文學中的情與幻》（Ｅｎｃｈａｎ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ｎｃｈａｎｔｍｅｎｔ： Ｌｏｖｅ ａｎｄ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１９９３出版）一書中質疑寶玉是否在小說的結尾部分確實悟道。她還認為中國傳統的詩歌、戲曲、小說中包含的迷幻與警幻、情與悟、幻與真等主題對《紅樓夢》的創作都有重要影響。李氏進一步提出：“以情悟道”乃警幻仙姑之重要使命，而所謂“迷幻”是指“被引入一個可獲得感官與精神上的滿足的世界”，“警幻”指“認識到迷幻即被虛幻所迷而已，虛幻轉瞬即逝、終將破滅”。
西方論述多集中在研究《紅樓夢》的佛教思想因素上，另有一小部分研究《紅樓夢》反映出的道家思想。 Ｚｈｏｕ Ｚｕｙａｎ 在《〈紅樓夢〉中的混沌與葫蘆》（Ｃｈａｏ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ｕ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一文中分析認為，該小說中反複出現的 “混沌”和“葫蘆” 兩個詞印證了曹雪芹的道教或新道教思想傾向。他還推測，“曹雪芹經曆了政治上的諸多挫折後，正如中國曆史上許多失意文人一樣，很可能轉而向新道教或佛教尋求心靈的慰藉。遠離朝政，藐視戕害人心的正統思想，向往隱逸，這就是曹雪芹理想的生活。而當這種追求不得實現時，曹雪芹很自然地會將“混沌”、“葫蘆”等概念和形象，這些他心儀的新道教思想注入其藝術作品中。”
筆者本人在《回歸璞石：賈寶玉與〈紅樓夢〉中的莊子思想》（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ｐｏｌｉｓｈｅｄ： Ｊｉａ Ｂａｏｙｕ ａｎｄ Ｚｈｕａｎｇｚｉ ｉｎ Ｈｏｎｇｌｏｕ ｍｅｎｇ）一文中認為，當今西方紅學對該小說中佛教思想的關注使人們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道教思想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在該文中，筆者還研究了寶玉的哲學思想與莊子（寶玉最欽慕的文人）的哲學思想之間的關係。另外，西方紅學界極少有文章論及《紅樓夢》中的儒家思想。這方麵的文章僅有羅慕士（Ｍｏｓｓ Ｒｏｂｅｒｔｓ）的《論〈紅樓夢〉中的理學專製》（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Ｔｙｒａｎｎ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Ｎｏｔｅ）。羅氏在該文中認為，可以把該小說放在晚明至清初時關於“性”、“情”、“理”之所用的哲學辯論這樣一個大背景下來觀照。他還指出了曹雪芹和十八世紀理學批評家戴震對情與理的一些相似看法。
最後，涉及哲學思想的紅學論文中值得注意的還有何穀理（Ｒｏｂｅｒｔ Ｈｅｇｅｌ） 的《明清文人小說的不可預知性和意蘊》（Ｕ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ｎ Ｍｉｎｇ－Ｑ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 ｎｏｖｅｌｓ）。何氏在該文中認為，從根本上說，曹雪芹在《紅樓夢》中通過推翻傳統的果報觀來質疑儒家關於世間道德秩序的傳統核心觀點。何氏還推測，小說第一章和最後一章“清楚地表明曹雪芹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裏，力求打破該小說的結構定式，構思出許多既相互矛盾又合乎邏輯的問題，以及一些似是而非的道德觀點。曹氏借此來表達他對通俗小說乃至當時社會傳統思想中的道德說教之合理性從根本上的質疑。”
二、傳統評點研究
本節將要論及西方紅學的第二個研究領域是：《紅樓夢》的評點。普林斯頓大學學者蒲安迪認為，學界應更多關注《紅樓夢》的清代評點（他在這方麵的著述有《紅樓夢批語偏全》一書）。２００５年，蒲安迪還發表了一篇同題論文《紅樓夢批語偏全》（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ｏｎ Ｈｏｎｇｌｏｕ ｍｅｎｇ）。他在該文中說，雖然中國學者對脂硯齋評語已做了非常細致的研究，但主要研究精力仍放在曹雪芹傳記、《紅樓夢》的創作過程、版本的年代等領域，力求在這些領域中有新發現。蒲安迪還談到很少會有學者肯多花精力去研究意圖揭示小說隱含意義的脂評或《紅樓夢》的晚清評點本中的評論。
蒲安迪認為這些評點的重要價值在於：“現代讀者所處的時間和環境與該小說產生的時代已相去甚遠，而那些傳統的評點者身處的年代與小說作者原來麵對的讀者的年代更為接近。認識到以上這點有助於我們全麵理解該小說。”
耶魯大學漢學家、著名學者蘇源熙（Ｈａｕｎ Ｓａｕｓｓｙ）也十分重視研究晚清評點。他曾寫到，“我有時想，如果真的‘發現’了《紅樓夢》的作者身份等信息，那才是一樁憾事。評點式的解說以一種集體閱讀的形式揭示了作者的獨特風格，而這種閱讀方式在未知作者的情況下才可能順利完成。既然沒有人肯定《紅樓夢》的作者是誰……除了文本外沒有其它標準和依據，沒有權威結論與臆造結論之分，隻有合理的、嚐試的解說；在這些不同的解說中，一些觀點說服力強一些，另一些則說服力相對弱一些……因此我們也可以從中領略到這些評論觀點不同的鑒賞風格，並了解人們閱讀這部傑出的文學作品時用到的諸多所謂科學或學術的解讀方法。以上這些閱讀闡釋都植根於闡釋者所處的曆史和社會環境。”
陸大偉（Ｄａｖｉｄ Ｒｏｌｓｔｏｎ）的《中國傳統小說與小說評點：創作與閱讀時須留意話外音》（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ｓ，１９９７年出版）一書中有一章研究《紅樓夢》的評點。陸氏指出，“《紅樓夢》與之前的小說及小說評點的關係非常複雜，但把這部小說看作是在傳統之內的創新也許不失為一種很好的界定。該小說連同其中的評點都對之前的一些小說家和小說作了深入品評。雖然《紅樓夢》沒有明確道出它對之前的小說進行了借鑒和學習，但這種借鑒卻於該小說早期抄本的評點中常被提及。”陸氏在書中還寫到了《紅樓夢》有意混淆作者與評點者兩個角色的手法。
曾撰文研究脂硯齋評點的學者還包括Ｊｏｈｎ Ｗａｎｇ（撰有《脂評與〈紅樓夢〉》Ｔｈｅ Ｃｈｉｈ－ｙｅｎ－ｃｈａｉ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單德興（撰有《〈紅樓夢〉脂評研究》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ｈ－ｙｅｎ－Ｃｈａｉ’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Ｈｕｎｇ－ｌｏｕ－ｍｅｎｇ）和 Ｄａｖｉｄ Ｊａｓｏｎ Ｌｉｕ （撰有《應用西方文論分析脂評》Ｔｈｅ Ｃｈｉｈ－ｙｅｎ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Ｊｏｈｎ Ｗａｎｇ的論文列出了脂硯齋認為曹雪芹在小說中使用的三十四種文學創作手法，單德興則討論了曹雪芹使用的許多諧音詞和《紅樓夢》的寓言特性，Ｄａｖｉｄ Ｊａｓｏｎ Ｌｉｕ用俄國形式主義和法國結構主義的文學理論來審視中國評點。令西方學者深感遺憾的是，脂評還沒有全部被翻譯成英文，目前脂評的英譯僅限於一些關於《紅樓夢》的西文書籍和文章中經常引用的部分脂評片段。已被英譯的評點有張新之１８５０年發表的《紅樓夢讀法》（ｄｕｆａ ｏｎ Ｈｏｎｇｌｏｕ ｍｅｎｇ），收在《怎樣閱讀中國小說》一書中（Ｈｏｗ ｔｏ Ｒｅａ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ｏｖｅｌ ，１９９０年出版，介紹了對六本中國古典小說的一係列閱讀方法）。
三、女性主義文學、性別、性和女性研究
西方紅學研究的第三個領域又可大致劃分為女性主義文學（或稱為女權主義文學ｆｅｍｉｎｉｓｔ）、性別、性和女性研究四個方向。最全麵地應用女性主義方法研究《紅樓夢》的英文著述是１９９４年路易絲·愛德華茲（Ｌｏｕｉｓｅ Ｐ． Ｅｄｗａｒｄｓ） 發表的《清代中國的男女：〈紅樓夢〉中的社會性別》（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Ｑ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Ｄｒｅａｍ）。在該書中，愛德華茲對《紅樓夢》如何展現男性與女性特質和清代關於兩性特質的觀念進行了研究，意在揭示十八世紀人們模糊與矛盾的性意識。愛德華茲認為中心問題不在於研究曹雪芹是否具有中國早期女權主義思想，或《紅樓夢》是否是一個有女權主義傾向的文本，而在於曹雪芹如何反映他所處時代的性意識，以及清代性意識觀念如何使性別不平等和男權觀念被當時社會廣泛認同。
愛德華茲的主要目的是對人們普遍認為《紅樓夢》代表了中國女性主義的雛形這一看法提出質疑。她肯定了該小說是一部偉著，並指出，《紅樓夢》有意將性別秩序互換的做法並不意味著曹雪芹反對父權。愛德華茲在結論中寫道，事實上通過對純潔、玷汙、權力、母親、貞潔、雙性戀等觀念進行仔細研究就會發現，該小說實際不但沒有推翻反而鞏固了清代男性居於中心和統治地位的性別秩序。
馬克夢（ Ｋｅｉｔｈ ＭｃＭａｈｏｎ）也參與了對《紅樓夢》中性與性別話題的討論。在其１９９５年發表的《吝嗇鬼、潑婦、一夫多妻者：十八世紀中國小說中的性與男女關係》（Ｍｉｓｅｒｓ， Ｓｈｒｅｗ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ｙｇａｍｉｓｔｓ：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ａｌｅ－Ｆｅｍａｌ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一書中有一章相關論述。他在書中考察了該小說中一夫多妻、性別越界、婦科疾病、理想的少年時光等話題，並隨之得出：該小說是“一個一夫多妻的情色故事（寶玉占有襲人又與晴雯、寶釵、黛玉以及大觀園裏另外一些女孩關係親昵），同時帶有貞潔色彩的一夫一妻製之夢想（寶玉與黛玉之間前世注定的、帶有神話色彩的因緣）”。
Ｚｈｏｕ Ｚｕｙａｎ 在《明末清初文學中的雌雄同體》（Ａｎｄｒｏｇｙｎｙ ｉｎ Ｌａｔｅ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Ｑ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一書中用較長篇幅從雌雄同體的角度研究《紅樓夢》。他把雌雄同體的特征表述為：集兩性意識於一身，並且認為健康的性格包含一係列陰陽調和的因素。“從雌雄同體的角度看，小說中寶玉那種帶有存在主義色彩的抗爭可被解釋為：他在構建自己的性別身份與社會觀的過程中，堅持反抗由文化限定的性別兩分法……寶玉對性別自由的追求表現在他對待自我與他者的關係中，亦即寶玉與他的心靈伴侶黛玉在精神上的統一，他對女性世界的體貼同情……以平等之心看待社會下層的人們，持有與傳統男權社會等級觀念相反的一種等級觀（少女居於最高等級，男子和已婚婦女居於最底層）。”概之，Ｚｈｏｕ Ｚｕｙａｎ認為在寶玉的雌雄同體觀念中，掌控等級、性別和觀念意識的傳統陰陽兩分觀已經崩潰瓦解或者至少可以說是其中的一部分思想觀念得以提升。
何大衛 （Ｄａｖｉｄ Ｄ． Ｅｖｓｅｅｆｆ）在論文《曹雪芹〈紅樓夢〉中的男同性戀》（Ｍａｌｅ Ｈｏｍｏ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ａｏ Ｘｕｅｑｉｎ’ｓ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中把該小說中的同性戀問題放到中國曆史上有關同性戀的資料背景中考察，並追溯到周代。何氏說：“與小說中多處表現出的矛盾的感情態度相比，曹雪芹似乎非常同情同性愛情……曹雪芹就浪漫的同性戀情（‘心愛’）和全然的淫欲（‘性愛’）的對比描寫，豐富充實了中國由來已久的同性色情文學傳統。”紓紦矠另外值得關注的是，吳存存２００４年出版的《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的同性戀情》（Ｈｏｍｏｅｒｏｔｉｃ 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一書也論述了這一話題。吳氏在該書中探討了同性戀情在十八世紀士人階層（如賈家）生活中的重要位置。她認為，這種情感沒有被社會所唾棄和排斥，而是被清代北京許多重要階層的人們接受。雖然吳氏在該書中僅簡略提及了《紅樓夢》中的一些相關內容，卻為更好地理解小說中的一些人物如薛蟠、賈璉、寶玉與秦鍾、柳湘蓮、蔣玉菡等的關係提供了一些可行的方法。
本節討論的紅學研究領域中的最後一個小分支是女性研究。最近１５年，有關明末清初中國女性的生活之曆史研究受到廣大學者的青睞。其中有兩本著述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一本是高彥頤（Ｄｏｒｏｔｈｙ Ｋｏ）１９９４年出版的《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５７３－１７２２），另一本是曼素恩（Ｓｕｓａｎ Ｍａｎｎ）１９９７年出版的《綴珍錄——十八世紀及其前後的中國婦女》（Ｐｒｅｃｉｏｕｓ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ｏｎｇ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以上兩位作者在書中均反對用十九世紀的現代曆史研究方法來分析中國婦女遭受壓迫、征服、被動、邊緣化等處境，而代之以嚐試將女性置於當時社會的中心來考察。通過研究中國女性的日常生活和寫作，她們發現當時的才女（特別是清代長江下遊地區的女子）受教育程度和文學修養比預想的更好，而且這些女性在家庭中身為母親和姐妹的同時也扮演著教育者和知識傳播者的重要角色。由此，這些從事女性研究的學者和其他關注清代女性生活的曆史學者都常把《紅樓夢》當作一本可信的參考資料，並以這部小說的部分內容為例來探討諸如兩性關係、丫鬟（如襲人）的地位、女子與佛教的關係、女子教育的地位等問題。
最近還有很多研究中國女作家，特別是女詩人的著述相繼問世。其中較為突出的是伊維德（Ｗｉｌｔ Ｉｄｅｍａ）和格蘭特（Ｂｅａｔａ Ｇｒａｎｔ）編寫的《紅筆：中華帝國的女作家》（Ｔｈｅ Ｒｅｄ Ｂｒｕｓｈ：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Ｗｏｍｅｎ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該書於２００４年出版，是一本長達９３１頁的文選，其中多處援引《紅樓夢》，並對詩歌在十八世紀書香門第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做了詳細的曆史性回顧。該書還指出，這部小說塑造的傑出的才女形象表明“才女（或稱為女作家，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ｗｏｍｅｎ）是當時士人階層的一個重要特征”純紛矠。
四、敘事結構和技巧
《紅樓夢》的敘事結構與技巧是西方紅學的第四個研究領域。西方紅學界（特別是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十分關注這部小說的材料組織、布局框架以及曹雪芹為保持敘述連貫、情節生動而采用的多種寫作技巧。
以下內容將概述五本具有影響力的英文紅學著述研究的重要敘事手法。
（一）盧先·米勒的《〈紅樓夢〉中小說的麵具：神話，模仿和人物》（１９７４年出版）。此書探討了《紅樓夢》刻畫人物的三種敘事技巧：第一種是平行對應關係（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ｓｍ）即人物之間通過平行對應的關係互現（如甄士隱與賈雨村）。第二種是對立關係（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ｓ）即人物之間通過對立相反的關係互現（如襲人與晴雯）。第三種是類型方法（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即一個人物作為類型化人物先出現在小說中，其後又有類似的人物出現（如甄士隱與賈寶玉）。
米勒還探討了敘事過程中使用的三種技巧：第一是伏線。比如，一句看似簡單的話語可引發後文中一個重要事件。第二是神話線索。米勒認為該小說開篇虛構的女媧神話故事構成了小說的一條主線。第三是關於真假之辨的主題。“一切都在向它的對立麵轉化，表象具有虛假、欺騙性……觀之，似是而非。”
（二）蒲安迪在著作《〈紅樓夢〉中的原型與寓意》（Ａｒｃｈｅ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Ａｌｌｅｇｏｒｙ ｉｎ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 １９７６年出版）和論文《〈西遊記〉與〈紅樓夢〉中的寓言》（Ａｌｌｅｇｏｒｙ ｉｎ Ｈｓｉ－ｙｕ Ｃｈｉ ａｎｄ Ｈｕｎｇ－ｌｏｕ Ｍｅｎｇ， １９７７年發表）中認為陰陽關係模式和五行循環體係是中國傳統文學的核心結構，並詳細探討了《紅樓夢》的一些主要模式。對於《紅樓夢》的結構特點，蒲安迪稱之為“相輔相成的兩極”（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ｂｉｐｏｌａｒｉｔｙ）即“文本由不斷變化的情節和場麵構成，這些情節和場麵包含了傳統的兩極對立物：如分合、盛衰、悲歡等。曹雪芹不但用這種方法來構建他的小說，還“在這些不同的人生際遇中發現了一種合乎邏輯的相互關係或說是找到了一種合理的闡釋”。
蒲安迪引用一位清代評點家的觀點來佐證其觀點：“小說家結構，大抵由悲而歡，由離而合，是書則由歡而悲，由合而離， 遂覺壁壘一新。”純紞矠他認為，《紅樓夢》的寓言式結構之中心隱喻是關於真與假、實與幻的辨別，中國的五行學說對該小說主要人物的塑造手法有重要影響。
（三）餘珍珠（Ａｎｇｅｌｉｎａ Ｙｅｅ）有論文《紅樓夢中的複筆與互現》（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ｏｉｓｅ ｉｎ Ｈｏｎｇｌｏｕ ｍｅｎｇ，１９９０年發表）。餘氏在此文中論證道：《紅樓夢》裏每一處複筆都有其目的，且其中的許多人物成對互現，小說通過有意為之的敘述模式，即成對人物間相反、近似或互補的關係來展現人物形象。這種成對互現的手法不隻被用於表現人物，還被應用在對具體場景和一組組故事情節的敘述中，如聚會、生日、遊戲和感情糾葛等。以上這種“複筆與互現”（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ｏｉｓｅ）方法的應用使得人物和場景清晰分明，故事情節生動活潑。
（四）Ｍｉｃｈａｅｌ Ｙａｎｇ 在論文《〈紅樓夢〉中的起名藝術》（‘Ｎａｍｉｎｇ ｉｎ Ｈｏｎｇｌｏｕ ｍｅｎｇ’，１９９６年發表）中寫道，《紅樓夢》裏的人名和地名有五種意圖：其一、揭示作品主題（如“青埂峰”）；其二、表現人物性格；其三、展開情節；其四、批判社會中的某些傳統（如“李紈”的名字質疑了限製寡婦再嫁的社會理念）；其五、通過正反字意來產生反諷效果（如“賈珍”）。
（五）Ｌｉ Ｑｉａｎｃｈｅｎｇ有專著《啟蒙小說：〈西遊記〉、〈西遊補〉、〈紅樓夢〉》（２００３年出版）。Ｌｉ Ｑｉａｎｃｈｅｎｇ在此書中認為成雙的角色（如寶釵與黛玉，警幻仙姑與其妹兼美）和鏡子意象是該小說普遍使用的建構手法。他還指出，該小說裏女性角色的重要作用由她們與寶玉的關係表現出來，此外，“這些女性人物還互相關聯，共同交織成一張巨幅錦鏽圖畫。”純紟矠不同人物通過情節上的關聯、發展，以及差異對比等方式達到互現。
五、虛構型作品《紅樓夢》
本節將介紹西方紅學研究的第五個研究領域。這一領域和前麵介紹的第四個領域緊密相連，是關於怎樣看待《紅樓夢》的問題，即是否應把它當作純虛構的小說作品看待。餘國藩１９９７年出版的《重讀石頭記：紅樓夢裏的情欲與虛構》（Ｒｅ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ｏｎｅ： Ｄｅｓｉ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一書即論述了這一話題。該書備受學界推崇，雖然餘氏的幾個主要觀點也曾被之前的西方紅學者論及，但他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一些重要的問題，還引入跨學科的知識來支持其論述。餘氏開篇即猛烈批評中國的紅學研究。他認為，中國紅學主要是以“錯置的曆史主義美學”（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ｉｓｐｌａｃｅ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ｓｍ）純紡矠的視角進行解讀。其所謂“錯置的曆史主義美學”指“僅從（《紅樓夢》）這部小說忠實地反映和再現了曆史的和社會的真實這一點就將其看成是一件藝術極品”的看法。餘氏的觀點很明了：即過去和現在的曆史主義者都誤讀了這本小說，因為他們（１）“從文本中尋找一種事實上不存在的信息”，（２）把小說與曆史混為一談，（３）僅看到《紅樓夢》偉大藝術的一部分。
餘氏的主要論點是：《紅樓夢》最大的特點是它在敘述過程中一直堅持認定自己是一部虛構作品。“（《紅樓夢》）作為一件對話藝術作品，其敘事優點在於：文本中多處內容和安排都在對小說藝術本身進行審視、探索和創新，並堅持視自己為一部小說。換言之，《紅樓夢》既是一部關於世事人生的作品，也是一部關於小說創作的作品。”純紥矠餘氏還寫道，“《紅樓夢》是一部強調自身特點與存在價值的作品，這使該小說更富戲劇性，也令學者們對其虛構性的特點進行不斷地探究……這一特點由作者對故事的由來、開端、形成和閱讀接受進行藝術加工與構思來體現。”
探討《紅樓夢》之虛構特點的論文還有Ｇｅ Ｌｉａｎｇｙａｎ ２００２年發表的《〈紅樓夢〉裏的神石：兼論明清小說批評》（Ｔｈｅ Ｍｙｔｈｉｃ Ｓｔｏｎｅ ｉｎ Ｈｏｎｇｌｏｕ ｍｅｎｇ ａｎｄ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 ｏｆ Ｍｉｎｇ－Ｑｉｎｇ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Ｇｅ Ｌｉａｎｇｙａｎ在該文中進一步論述了餘國藩的觀點，他認為，《紅樓夢》“與之前的說部有別，它不僅采用虛構性語言講故事（假語村言），還令小說的創作過程本身富有戲劇色彩。由於這部小說從始至終密切關注和審視敘事藝術，所以應把它看成既是一部小說作品也是一個對小說概念的討論。《紅樓夢》對小說的本質和虛構性的本質都闡發了一些新觀點。”Ｇｅ Ｌｉａｎｇｙａｎ認為：要充分理解該小說中這些具有挑戰性的新觀點，須考察《紅樓夢》之前出現的關於小說理論和小說批評的著作。此外，他還分析了《紅樓夢》中石頭的神話敘事框架和十七、十八世紀作家馮夢龍、署名“筆煉閣主人”的小說家，以及《醉醒石》的無名序者這三位古代文人關於小說批評的論述。Ｇｅ Ｌｉａｎｇｙａｎ在該論文結尾部分寫道：“《紅樓夢》的神話敘事框架中隱含了新的小說觀。若慮及當時小說批評的總體環境，我們就能更清楚地理解這些新觀念……這些新觀念的產生是針對當時普遍流行的文學批評觀作出的回應。由是觀之，新事物的出現總是與舊事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２００６年，顧明棟的《中國小說理論》（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Ｆｉｃｔｉｏｎ）一書出版。書中有一章題為“《紅樓夢》的藝術：詩意型小說與開放型小說”討論道：“盡管曹雪芹未就小說理論撰寫專著，但其小說已包含了能形成一套小說理論的獨到見解。”顧明棟還談到該小說的開放特點，他認為，“曹雪芹的敘事模式似乎在告訴讀者：我的意旨是開放型的，讀者可以隨意解讀。”
六、情
最近十年間，《紅樓夢》中有關“情”的話題引發了英文界評論者的極大興趣。 但這個話題的討論之初就麵臨一個難題，即把“情”這一概念所涵蓋的豐富而複雜的意思譯成英文極具難度。黃兆傑（Ｓｉｕ－ｋｉｔ Ｗｏｎｇ） 在其牛津大學博士論文《中國文學批評中的“情”》（Ｃｈ’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１９６７年發表）中給出了“情”的１３種英文定義。艾梅蘭（Ｍａｒａｍ Ｅｐｓｔｅｉｎ） 在《省思欲望：〈紅樓夢〉中的性別詩學》（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ｅｓｉｒｅ：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１９９９年發表）一文中把這些定義歸納總結為四組：“情”在生理學、精神、現象學和美學上的定義。西方學者將《紅樓夢》中“情”的含義置於明代文學和清代早期文學中的曆史背景中考察，並研究了“情”觀在《紅樓夢》裏的表現。
夏誌清在其１９６８年的著作《中國古典小說評介》中指出：《紅樓夢》的最終悲劇是寶玉受到巨大的精神打擊——“追求愛情與自由卻皆不得。經曆一番劫難後，他最終選擇了出家。也許可以說寶玉的這一決定不同於其曾有的那種理想化的想法與做法（他之前希望去體貼關照身邊的人們）。而作出這樣的決定也令寶玉備感痛苦與失落。”
Ｈａｉｙａｎ Ｌｅｅ 在《情亦或欲？——〈紅樓夢〉裏感傷的自我》（Ｌｏｖｅ ｏｒ Ｌｕｓｔ·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ｌｆ ｉｎ Ｈｏｎｇｌｏｕ ｍｅｎｇ， １９９７發表）一文中聯係明清時期的文人和文學中“情”觀的發展變化（如晚明的“尊情”思想）來分析該小說的美學思想。 Ｈａｉｙａｎ Ｌｅｅ對《紅樓夢》表現出的文學情懷進行了分析，認為這種情懷集中體現在寶玉身上且與一般意義上的情感不同，“它旨在展示一種新的個性化的自我。為建立一個重視個性、對抗正統秩序的價值體係，情感主義（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成為挑戰父權製度下為人之道的一種基本思想。”
黃衛總（Ｍａｒｔｉｎ Ｗ． Ｈｕａｎｇ）在其２００１年發表的關於中國傳統小說中“情”之曆史的著作《晚清的情與小說敘事》（Ｄｅｓｉｒｅ ａｎｄ 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中寫道：雖然明代文學作品中突顯的“情”與“欲”的區別與聯係在《紅樓夢》中也有所表現，但“這部小說對‘情’的關注更加細致入微”紕紣矠。他認為曹雪芹終歸未能給“情”一個明確的定義。最後黃氏對比了“情”和“欲”在寶玉和《金瓶梅》裏的男主人公西門慶身上的表現：“寶玉與西門慶在很多方麵具有共同點；但二人的不同之處更多。從西門慶到賈寶玉的‘轉變’表明了中國小說兩百年前後的差異，《紅樓夢》的一個重要成就即它向世人展示了要找到一種超越‘欲’而又不完全排除‘欲’的‘情’是如此之難。而該小說中時時影現的《風月寶鑒》也證實了這一困難。”
餘國藩的《重讀石頭記》中有一章詳細地論述了 “情”之曆史及其含義。他認為《紅樓夢》“探討的主要話題是‘情’……該小說把‘欲’視為人類的基本特征和特有問題”紕紥矠。餘氏還寫道：“關注‘欲’及其對文學創作和讀者的影響也許正是《紅樓夢》最偉大、最獨特的成就。”艾梅蘭（Ｍａｒａｍ Ｅｐｓｔｅｉｎ）在２００１年出版的《競爭的話語：明清小說中的正統性、本真性及所生成之意義》（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ｙ，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ｎｄｅｒｅ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一書中指出該小說中大量關於‘情’的正統話語和真實話語交錯在一起。她寫道：“《紅樓夢》中主要有兩種對立的‘欲’觀：（一）、正統思想對‘欲’的看法——認為‘欲’能導致個人的毀滅； （二）、揚‘情’觀——認為‘情’是抒發胸襟、表達自我、導向真實的審美能願。”
艾梅蘭還指出：“一般觀點認為‘情’與‘欲’相互對立。而曹雪芹在使用這對詞時，模糊了二者的區別。如第五回中警幻仙姑所言，正因為寶玉的意淫才令其如此癡情於女子；他對女子的愛慕和同情，似乎又矛盾複雜地源於他的淫欲。而且，小說中多處確實也都在質疑‘淫’與‘情’所謂的區別。然而，把這兩個對立的詞相互融合的作法雖然非常符合情的美學思想，卻有悖於禮法。”紖紜矠
本章最後要介紹的是艾皓德（Ｈａｌｖｏｒ Ｅｉｆｒｉｎｇ） ２００４年發表的一篇論文《〈石頭記〉中愛的心理》（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Ｌｏ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ｎｅ）。此文認為，《紅樓夢》關注的主要對象是 “情欲”，“此情乃是處於真誠與禮法間一種兩難的境地……該小說雖常被看成是為‘情”辯護的力作，但事實上，它對‘愛情’以及許多其它感情的態度又是錯綜矛盾的……正是《石頭記》中蘊涵的這種複雜的心理思想使得該小說對‘情’和抑‘情’勢力的描寫在很大程度上超過了之前的文學作品。”
七、人物研究和比較研究
這一節將討論以下兩個問題：一、對《紅樓夢》中具體人物的研究。在西方讀者看來，這部小說的諸多魅力之一即是它描寫了一大群形象生動鮮明、刻畫細致入微的人物。二、將《紅樓夢》與西方、東亞和中國的其他小說作品進行比較。
近年很多有關《紅樓夢》人物的論文對該小說中一些曾被曆來讀者和評論者嚴厲指摘的人物給予了同情。餘國藩的《〈紅樓夢〉中的家庭與自我：新論悲劇女主角林黛玉》（Ｓｅｌｆ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ｎｇ－ｌｏｕ Ｍｅｎｇ： Ａ Ｎｅｗ Ｌｏｏｋ ａｔ Ｌｉｎ Ｔａｉ－ｙｕ ａｓ Ｔｒａｇｉｃ Ｈｅｒｏｉｎｅ，１９８０年）一文對黛玉抱以同情。餘氏不同意夏誌清和當代中國的一些作家否認黛玉為悲劇人物的看法。他寫道：“黛玉對寶玉那種特殊的愛也為她贏得了現代讀者的青睞，因為此愛擁有悲劇表現出的崇高特質。黛玉從未要求她的意中人去做有違本性的改變，她所希望的是寶玉能夠對她表明心意、作出承諾。”餘氏還認為，“不能隻從黛玉所受的苦難來確定她的悲劇形象，還要看到她的奮力抗爭——即觀其詩、其淚共其夢。”
黃衛總在《晚清的情與小說敘事》（Ｄｅｓｉｒｅ ａｎｄ 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１年出版）一書中的《紅樓夢》篇，以讚賞和同情的態度品評寶釵。他指出：《紅樓夢》這部小說中多處隱寫了寶釵的情欲。寶釵“是一個性格十分複雜的人物。她可謂善運籌而多心計，卻明顯地受熱毒之症困擾。此症可看作寶釵內心欲望的外化”。黃氏還認為，寶釵性格的複雜之處在於“她的欲望實際上與警幻仙姑所說的意淫與肌膚之淫皆不同”。
研究《紅樓夢》人物論的近期成果還有Ｌｉ Ｑｉａｎｃｈｅｎｇ 的論文《賈政：〈紅樓夢〉裏的自我、家庭和信仰》（Ｊｉａ Ｚｈｅｎｇ： Ｓｅｌ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Ｈｏｎｇｌｏｕ ｍｅｎｇ，２００５年發表）。該文寫道，賈政與寶玉的相似之處較其他人更多，因而他更能理解和同情寶玉。Ｌｉ Ｑｉａｎｃｈｅｎｇ指出，“賈政作為一個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還沒有受到讀者的足夠注意和重視，”賈政如同橋梁紐帶般起到聯係不同輩分人物的作用一直被人們忽視。埃琳·布賴特威爾（Ｅｒｉｎ Ｂｒｉｇｈｔｗｅｌｌ）的論文《性別分析：悍婦王熙鳳》（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Ｇｅｎｄｅｒ： Ｗａｎｇ Ｘｉ－Ｆｅ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Ｓｈｒｅｗ）也試分析了長期以來王熙鳳被“逐漸定位在悍婦的單一性格類型中”。布賴特威爾在該文結論部分說：“讀者的第一印象就會覺得王熙鳳的角色性格遠不止性別研究中把她歸為悍婦類角色那樣簡單。”紖紥矠此外，還有一些論述研究劉姥姥、賈寶玉以及封建時代的青少年等形象。
西方紅學界將《紅樓夢》與其他文學作品進行比較研究的方法一直十分普遍。有些論文把《紅樓夢》與十一世紀日本紫式部的《源氏物語》和十七世紀朝鮮金萬重的《九雲夢》作比較。《紅樓夢》還被拿來與《哈姆雷特》、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法國中世紀詩人特雷蒂安·德·特洛亞（Ｃｈｒéｔｉｅｎ ｄｅ Ｔｒｏｙｅｓ）的長詩《帕西法爾》（Ｐａｒｓｉｆａｌ）、英國女作家莎拉·司各特（Ｓａｒａｈ Ｓｃｏｔｔ）１７６２年發表的小說《千年聖殿》（Ａ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Ｈａｌｌ）、薩繆爾·理查生（Ｓａｍｕｅｌ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的小說《克拉麗莎》（Ｃｌａｒｉｓｓａ）、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費恩曆險記》、赫爾曼·麥爾維爾的《白鯨》、俄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白癡》（Ｔｈｅ Ｉｄｉｏｔ）、盧梭的書信體小說《新愛洛伊絲》（Ｊｕｌｉｅ， ｏｕ Ｌａ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 Ｈｅｌｏｉｓｅ）、以及２０世紀的兩本小說：賽珍珠的《大地》（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Ｅａｒｔｈ）、安德烈·馬爾羅（Ａｎｄｒｅ Ｍａｌｒａｕｘ）《人類的命運》（Ｍａｎ’ｓ Ｆａｔｅ）等進行比較研究。裔錦聲在其２００４年出版的《紅樓夢：愛的寓言》一書中比較了《紅樓夢》和但丁的《神曲》、斯賓塞的《仙後》、吉約姆·德·洛裏斯（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ｄｅ Ｌｏｒｒｉｓ）的《玫瑰傳奇》（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ｓｅ）三部西方作品中的寓言結構。
此外，西方紅學論文還將《紅樓夢》與《水滸傳》、《西遊記》、《桃花源記》、《西廂記》、《儒林外史》、《鏡花緣》等進行比較研究。還有文章比較明末清初文人黃周星筆下虛構的“將就園” 和《紅樓夢》裏的大觀園，並論及《紅樓夢》對張愛玲的短篇小說《金鎖記》的影響。瑪麗·司各特（Ｍａｒｙ Ｓｃｏｔｔ）在其１９８０年的博士論文中討論了《金瓶梅》對《紅樓夢》的重要影響。此論文在英語紅學界被廣泛援引。司各特另撰有《〈金瓶梅〉和〈紅樓夢〉裏的花園意象》（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ｒｄｅｎ ｉｎ Ｊｉｎ Ｐｉｎｇ Ｍｅｉ ａｎｄ Ｈｏｎｇｌｏｕ ｍｅｎｇ，１９８６年發表）一文。
八、《紅樓夢》的清代續書
對《紅樓夢》的晚清續書和模仿作品的研究是英語紅學界正在興起的一個研究領域。越來越多的文章開始關注這一話題。一些西方學者特別熱心於研究續書及模仿作品中流露出的對《紅樓夢》的態度看法，這些小說對它們成書時期的社會有何評價，及其作者所預期的讀者群。
第一篇關於《紅樓夢》續書研究的英文論文是盧先·米勒於１９７４年發表的《〈紅樓夢〉的續書：中國本土文學中的抄襲、模仿與創新》（Ｓｅｑｕｅｌ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Ｄｒｅａｍ：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ｌａｇｉａｒｉｓｍ， 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米勒在該文中研究了《紅樓夢》的三個早期續書：《後紅樓夢》、《續紅樓夢》和《綺樓重夢》。他最關注的是中國傳統小說中仿作與創作過程的關係。米勒發現這三部續書寫得不如人意，並總結道：“總的來看，上述三個文本表明了仿作不能將原作的創造力繼承下去，也沒有達到原作的藝術水平。”
王德威在１９９７年出版的《世紀末的華麗——晚清小說被壓抑的現代性，１８４９－１９１１》（Ｆｉｎ－ｄｅ－ｓｉｅｃｌｅ Ｓｐｌｅｎｄｏｒ： Ｒｅｐｒｅｓｓｅ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Ｆｉｃｔｉｏｎ， １８４９－１９１１）一書中對吳趼人的《新石頭記》進行了詳細研究。《新石頭記》是１９０８年出版的一部《紅樓夢》續書，也是一部極富想象力的科幻小說。王氏指出，該小說的“結尾縈繞著一種模糊、憂鬱的基調。而若結尾不是如此傷感，這部小說就會被視為一部帶有積極色彩的烏托邦式作品。吳（趼人）巧妙地通過一個補天的遠古神話道出了一個具有現代色彩的見解，同時在闡釋故事的過程中傳承了曹雪芹式的諷刺手法。如此說來，吳氏的這部小說堪稱晚清時期最完整的民族寓言。”
Ｗａｎｇ Ｙｉｎｇ ２００３年發表的論文《對話模仿：蒙古族作家尹湛納希（１８３７－１８９２）及其〈紅樓夢〉仿作》（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Ｔｈｅ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Ｗｒｉｔｅｒ Ｙｉｎｚｈａｎ ｎａｘｉ （１８３７－１８９２） ａｎｄ Ｈｉｓ 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研究了清末蒙古族傑出學者、詩人和小說家尹湛納希寫的兩部《紅樓夢》仿作：《一層樓》及其續書《泣紅亭》。Ｗａｎｇ Ｙｉｎｇ在結論中寫道：雖然尹湛納希的兩部作品均有一個從悲劇到喜劇的轉變，但“實際上他認為小說的大團圓結局恰似一場夢幻，並非現實。這個如夢的歡喜結局將關於‘《紅樓夢》如何收尾的爭論’提升到一個抽象的理論高度——尹湛納希的這個觀點可視作王國維和魯迅的悲劇觀及喜劇觀之先聲。雖然尹湛納希對作品的思想闡釋與王國維和魯迅的觀點不同，但他就虛構藝術的本質給出了更深刻的見解”。
馬克夢（Ｋｅｉｔｈ ＭｃＭａｈｏｎ）２００４年發表的論文《拂去矛盾與傷痛：〈紅樓夢〉之續書》（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Ａｎｔｉｍｏｎｉｅｓ： Ｓｅｑｕｅｌｓ ｔｏ Ｈｏｎｇｌｏｕ ｍｅｎｇ）對續書如何將寶玉這一人物寫得更近乎完美，如何為黛玉申辯，又如何化解寶黛愛情的錯綜糾纏等問題進行了討論。他在論文結尾寫道：我們不要急於因為這些續書存在不足就輕易否定它們，“而應欣喜地看到它們通過多種途徑試圖消除二元對立所產生的負麵問題。這種二元對立包括男／女、俗／仙、生／死等。這些續書的一個顯著之處是它們消除《紅樓夢》中的諸多糾葛的辦法都是將女性放在一夫多妻的婚姻中描寫，並強調年輕人怎樣擺脫長輩管束去大膽直接地追求愛情。”
在用英文研究《紅樓夢》續書問題的學者中，相關著述最多的是魏愛蓮（Ｅｌｌｅｎ Ｗｉｄｍｅｒ）。她在《明代的忠義與〈紅樓夢〉之後小說中女性的聲音》（Ｍｉｎｇ Ｌｏｙ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ｍａｎ’ｓ Ｖｏｉｃｅ ｉｎ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Ｈｏｎｇｌｏｕ ｍｅｎｇ，論文，１９９７年發表），《〈紅樓夢〉之續書與１９世紀中國的女性讀者》（Ｈｏｎｇｌｏｕ ｍｅｎｇ Ｓｅｑｕｅ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Ｆｅｍａｌｅ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ａ，論文，２００４年發表），以及《佳人與書：１９世紀中國的女性和小說》（Ｔｈｅ Ｂｅａｕ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ａ，著作，２００６年出版）中用幾章的篇幅嚐試分析說：“總體觀之，這些續書有助於研究女性對小說的興趣以及女性的關注對小說創作又有何影響等問題，還是研究《紅樓夢影》的背景資料。”因《紅樓夢影》確為女詩人顧春（號太清）所作，魏氏對該小說的出現和出版發行情況尤其感興趣。她寫道：“《紅樓夢影》最打動人心之處既非其所表現出的小說結構意識，亦非其口語化語言風格，卻是顧氏將其個人情懷生動真實地展現於小說中。”
就《紅樓夢》續書整體而言，魏氏寫道：“總體觀之，《紅樓夢》的續書不僅作為母書（《紅樓夢》）的不同結局篇相互一較高低，還積極地參與了自清初以來長期關於小說形式的探討……這些續書塑造了眾多女性形象，也展示了女性作為評論者和讀者之重要地位，它們在這方麵的突破甚至較原作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據清代學者陳文述所錄，《紅樓夢》在清代女性讀者中十分流行，而清代女性詩人的詩作、《紅樓夢》續書中女性讀者的評點語並當時的其它資料也都顯示了女性對小說的青睞。”
九、特殊話題研究
本節將要介紹英文紅學界一些非主流的特殊研究話題及其相關著述。此方麵的研究頗為豐富多樣，在此筆者將擇其要予以介紹。這些研究話題包括：《紅樓夢》裏謎語的作用、西洋物品、人物麵容特征如何表露性格、人物的精神狀態和情感、服飾描寫的重要作用、以及通過《紅樓夢》裏描寫的瓷器來分析清代人在陶瓷藝術上的審美觀。
另有關於《紅樓夢》裏的寢寐（ｓｌｅｅｐ）、表親婚姻、中國人的隱私觀、財務與管理、飲食文化、 園林美學、“金陵十二釵”肖像與清代宮廷畫的相似之處、十九世紀德國哲學家尼采（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的思想對王國維紅學論文的影響、曹雪芹與二十世紀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的比較研究、該小說中描寫的建築怎樣展現中國人的空間觀念、丫鬟仆人的描寫手法、言語行為（ｓｐｅｅｃｈ ａｃｔ） 和疑問句等語言學方向的研究、以及該小說中多處描寫戲曲表演的意義等。另有就俞平伯關於秦可卿的看法之詳細英文論述、該小說中的鏡子意象之美學、大觀園裏各處居所對其室主性格的揭示作用、中國尊長敬老的傳統和浪漫主義文學作品（如《牡丹亭》和《西廂記》）的傳播受禁現象等，甚至還有紅迷嚐試將警幻仙子之情榜補充完整。
此外，另有一些深入研究《紅樓夢》如何表現中國傳統醫學和醫藥，詳細探討黛玉所患肝病的象征意義，以及分析小說敘事技巧之伏筆手法。多爾·利維曾就《紅樓夢》裏的基於因緣果報而患的疾病於１９９４年發表了一篇殊論，題為《寶玉為何不能專心讀書：〈石頭記〉裏的注意力不足症》（Ｗｈｙ Ｂａｏｙｕ Ｃａ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ｎｅ）。此文從醫學理論角度說明賈寶玉表現出“兒童注意力不足症”（該病在醫學上簡稱Ａ．Ｄ．Ｄ．）之全部症候，且推測曹雪芹本人也可能曾受此疾困擾。
英語紅學使用的文學理論
本節將簡要評介英語紅學界使用的一些文學理論。紗紤矠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學者在研究某個紅學問題時，常同時應用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方法，或是中西方法並用，也偶有用到解構主義理論（解構主義曾很少被用來闡釋中國文學）。由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的結構主義（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和原型批評（Ａｒｃｈｅｔｙｐ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等理論的影響，西方學界開始用新視角研究中國的敘事作品和《紅樓夢》。學者們不再熱衷於研究曹雪芹、曆史和《紅樓夢》三者間的聯係，轉而集中思考該小說作為一個自足的文學係統如何運轉。這種文學係統可以理解為一組不斷複現的主題和深層結構。
在１９９９年亞洲研究協會（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舉辦的一次年會的西方紅學專題分會上，幾位傑出的美國紅學學者餘國藩、顧明棟、多爾·利維和Ｇｅ Ｌｉａｎｇｙａｎ發表聲明說：“我們從當今文學理論中汲取靈感，呼喚開放的、多樣化的、包容萬象的閱讀新範式。之所以倡導此新範式，是因為我們認為，該小說是一部元小說（ｍｅｔａｆｉｃｔｉｏｎ，即關於小說創作的小說）和具有發散思維的、開放的小說，是其作者在清楚地認識到小說創作實踐與小說藝術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關係後構思創作而成。”
以下列出英語紅學界常用的一些批評方法，以及使用這些批評方法的著名學者：
１、新批評（夏誌清）；２、女性主義和拉康文學批評（露易絲·愛德華茲）；３、性別研究（艾梅蘭、馬克夢、Ｚｈｏｕ Ｚｕｙａｎ）；４．、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特別是互文概念被廣泛使用。“互文”或稱之為“互文性”（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指一個文學文本由眾多其它文本以多種形式構設而成。（蒲安迪、Ｇｅ Ｌｉａｎｇｙａｎ， Ｌｉ Ｑｉａｎｃｈｅｎｇ， 李惠儀， 盧先·米勒、王靜）；５、 曆史和心理研究（黃衛總）；６、比較文學研究（夏誌清、蒲安迪、裔錦聲）；７、中西批評方法並用。即用歐美批評理論細讀文本兼用明清評點者的評點方法（蘇源熙）；８、後現代主義（餘國藩。餘氏除了使用後現代主義方法外，也用到許多傳統的研究方法）；９、原型批評（蒲安迪）。
西方紅學界普遍認為《紅樓夢》具有開放的文本特征，即該小說包羅萬象且富於闡釋性。可引用露易絲·愛德華茲之語佐證此共識：“《紅樓夢》是一部複調小說，它避開了單一的權威閱讀模式，轉而采用多角度的理解模式。我認為，上述這一特點正是紅學之強勢所在，而非其弱點。”
Ｌｉ Ｑｉａｎｃｈｅｎｇ曾探討說：“《紅樓夢》的不完整狀態表明了（該小說中）仍有大量矛盾未能得以消解；或許此等矛盾是不可消除的，亦或作者原本無意為之。”陸大偉（Ｄａｖｉｄ Ｒｏｌｓｔｏｎ）也曾就該小說深邃而獨特的魅力寫道：“眾多讀者都能在《紅樓夢》裏找到各自的一處家園，因為這部小說中確有廣闊的棲居空間；也正由於此小說這種明顯的殘缺狀況，才吸引著讀者們走進它並開始各自的修繕工作。”
幾點建議
在這一節裏，筆者將對英語紅學在當前中國的發展情況試提幾點建議，並以此來收筆全篇。
首先，學界需要將更多重要的西方紅學著述譯成中文（這些西方著述不隻限於英文紅學論述，其它語言的紅學著述亦頗為豐富，特別是法語和德語的紅學論著）。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４年間，約有四萬一千種外文書籍被譯成漢語並在中國出版。自２００４年以來的漢譯著述亦數以千計。然而直到２００６年１１月，才出現第一本漢譯的紅學專著，即餘國藩論文選《〈紅樓夢〉、〈西遊記〉與其他》（之前雖有裔錦聲的《紅樓夢：愛的寓言》一書麵世，但該書的翻譯工作係其作者獨立完成）。同樣英語紅學界也需要英譯更多的中文紅學著述，以供西方研究者充分了解中國的紅學闡釋成果。
第二，大力推動中西紅學界的學術交流（如舉辦會議、派遣訪問學者和鼓勵個人形式的學術交流活動）。在中國設立一個完善的紅學研究中心，讓國外學者能來此舉辦講座或做研究。
第三，紅學研究的很多領域仍有廣闊的拓展空間。比如，進一步研究《紅樓夢》反映出的哲學思想，將《紅樓夢》與一些西方小說或者是亞洲的其他小說進行比較研究（如朝鮮王朝 （１３９２～１９１０）時期的小說《九雲夢》與《紅樓夢》有明顯的相似之處）。
最後，正如西方紅學者閔福德指出，須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來仔細考察中國紅學的變遷史，並從這些不同的紅學認識裏發現其中反映出的社會狀況（同理，對西方紅學曆史也應采取同樣的方法進行研究）。
總之，中國學者應該更多關注西方學者的紅學研究情況，對其進行總結歸納和評論，並積極參與西方紅學問題的討論。正如中國著名學者錢鍾書常說的：中西方的學術交流十分重要，但這種交流應是雙向、互惠的——中國的文藝理論也可以作為分析某些西方作品合適、有力的工具。王國維１９０４年發表的《紅樓夢評論》即是應用西方文學思想研究《紅樓夢》的成果之一。
《紅樓夢》不僅是一部中國文學精品，也是一部世界文學精品。它內容豐富生動、主題宏大、視野廣闊、具有創新性，可與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赫爾曼·麥爾維爾的《白鯨》，喬伊斯的《尤裏西斯》，托馬斯·曼的《魔山》，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等作品媲美。通觀西方紅學成果可以認識到，各國學者所持的豐富多彩的紅學觀點和看法都是不斷發展中的紅學研究的組成部分。
——作者葛銳、李麗譯，選自《紅樓夢學刊》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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