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熊十力與馬一浮是現代新儒家思潮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三先生及其門生故舊屬於一個文化共同體。梁先生是文化學者兼社會活動家，熊先生是起於草莽的哲學家，馬先生是國學大師，精通經學、佛學與理學。三先生特立獨行，性格迵異。他們的共同點是：掉背孤行，抗拒時俗，為中國文化的存亡繼絕爭一線之機。熊先生規模宏大，馬先生義理精純，梁先生踐履篤實。
現代新儒學思潮，大體上有三代學人。第一代學人中有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等先生，三先生及其弟子交往甚密，屬於一個“文化共同體”。我先分別介紹三先生的學術與人生，再講他們之間的聯係，他們的人格境界。
三先生的行跡
梁漱溟先生（1893年－1988年）是一位性格特異、風骨嶙峋的人物。他是桂林人，但生長在北京。他並未接受過舊式教育，他的父親很開明，讓他在新式學堂裏接受了小學、中學教育。1916年，24歲的梁先生在《東方雜誌》上發表學習佛學的心得《究元決疑論》，得到北大蔡元培校長的賞識，蔡校長即與文科學長陳獨秀商量，決定聘梁先生為特約講師，講授印度哲學。梁先生是20世紀麵對西化狂潮最早肯定中國文化價值的文化人。其實他是非常主張科學與民主的，而且積極參與了民主建國的政治活動。
梁先生是有操守有氣節的人，他的骨頭很硬，我深深敬服他的人格。我曾經五次到北京看望、拜訪他，為他的精神所折服。他是一位真儒，決不趨炎附勢。他有自信力。1941年他在香港主持民盟事務，創辦《光明報》。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他坐小船回來，非常危險，但他若無其事，心地坦然地說：“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曆史將為之改轍。”他說，孔孟之學的意蘊，中國文化在人類的地位，隻有我能闡發，我還有三本書要寫，我怎麽能死呢？天怎麽會讓我死呢？梁先生就是這樣自信，這樣有擔當意識的人。這很像孔子。如孔子所說的“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那樣。解放前夕，他代表民主團體到昆明調查聞一多、李公樸遇害案，在群眾大會上痛斥國民黨特務。他說，民主知識分子是殺不絕的，你們有膽量就朝我開槍，我不怕死。
抗戰時與抗戰後，他曾經兩度去延安，曾經與毛澤東多次交談，乃至在窯洞同榻而眠。建國以後他多次成為毛澤東的座上賓，但沒接受毛主席讓他在政府中任職的建議，又多次提出不同意見，後來就有“廷爭麵折”的局麵。1974年，他發表《我們今天應當如何評價孔子》，反對以非曆史的觀點評價孔子，反對把林彪與孔子相提並論。梁先生的代表作是《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文化要義》等，他的哲學是文化哲學、生命哲學、人生哲學。他主要用心於人生問題與中國問題，為此而思考與行動了一生，其哲學與他的生命融合在一起。
熊十力先生（1885年－1968年）與梁先生一樣，也參加過辛亥革命。他原名子真，湖北黃岡人，是一位傳奇式的人物，從沒有受過任何舊式與新式教育，隻讀過半年私塾。他生長在貧瘠鄉間的一個貧苦農家，幼時為人牧牛。16－17歲時遊學鄉間。不久，他與同道受到維新派影響，欲物色四方豪傑，共圖天下事。為“運動軍隊”，他投身行伍，又考入湖北新軍特別小學堂為學兵，宣傳革命，聯絡同人。他加入日知會，並發起組織“黃岡軍學界講習社”，主持該社的革命活動。他曾參與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護法運動，目睹鼎革以還，世風日下，“黨人競權爭利，革命終無善果”，痛惜“黨人絕無在身心上做工夫者”，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慨然棄政向學，研讀儒佛，以探討人生的本質、增進國民的道德為己任。這是熊十力一生中重要的轉折。他曾自謂：“決誌學術一途，時年已三十五矣，此為餘一生之大轉變，直是再生時期。”熊十力早年就有佛學的“天上地下，唯我獨尊”的意識。他是自學成才的，特別有天賦，有悟性。
熊十力先生是一個怪才，他從他的老師歐陽竟無先生那裏走出來，批評佛教唯識學，創立了融會儒佛的“新唯識論”的哲學體係。抗戰時期，熊十力入川，顛沛流離，生活拮據。他憑著對國家、民族、人民和傳統文化執著的愛，自甘寂寞，樂以忘憂，勉力著述講學。熊氏哲學體係之充實、發展、完善並在國內哲學界產生一定影響，亦是在抗戰期間。抗戰末期出版的《新唯識論》語體文本和《讀經示要》是他的思想成熟、體係完成的標誌。
孔子基於上天不會喪失掉華夏斯文的信念，自覺身係斯文之傳的使命，一身係文化神州之安危，是文化托命之人。熊十力先生30年代在北平居住時，曾自題堂聯：“道之將廢矣，文不在茲乎？”熊先生以“上天將斯文屬餘”的氣魄，承擔著中華文化的慧命。
馬一浮先生（1883年－1967年）是一位大名士，大隱者，大儒，理學大師，又是著名的詩人與書法家。他早年到美、德、日遊學。他是紹興人，長年隱居杭州。抗戰軍興，才出山講學，他隨浙大遷居江西泰和、廣西宜山，講學的內容後來編成《泰和會語》、《宜山會語》。1939年，馬先生到四川樂山創辦複性書院，有《複性書院講錄》6卷。馬先生認為，六經可以統攝一切學術。馬先生的儒釋道的學養特別深厚，佛學造詣頗深，對宋明理學也有精湛的研究。
抗戰時在後方，蔣中正常常召見一些學者去談話，馮友蘭先生、賀麟先生等都分別去見過蔣，據說這都是陳布雷的安排。馬先生見蔣是在抗戰初，辦複性書院之前。據說馬向蔣講兩個字：“誠”、“恕”（一說為“虛”）。他希望蔣“恕以接人，誠以開務，以國家複興為懷，以萬民憂樂為念”，強調“誠即為內聖外王之始基”。據說蔣對這種勸誡甚為不快。事後，友人問馬先生對蔣的印象，馬的評價很有趣，他說蔣“英武過人而器宇褊狹，缺乏博大氣象”，又說蔣“舉止過莊重，雜有矯揉”。他評價蔣是“偏霸之才，偏安有餘，中興不足。比之古人，不過是劉裕、陳霸先之流人物”。這個評價是很確當的。大家知道，劉裕是南朝宋齊梁陳的宋的建立者，即宋武帝，雖代晉稱帝，但沒有統一中原。陳霸先是南朝陳的建立者，即陳武帝。這兩個王朝都是短命王朝，都沒有完成統一大業。大概從心胸、氣度和霸業上看，蔣不過是宋武帝、陳武帝之類人物，後來的曆史果然驗證了馬先生的判斷。
三先生的交遊
1919年，熊十力執教於天津南開學校，教國文。這年暑假之前，熊先生曾寫信給當時任北京大學講師的梁漱溟先生，大意是說：你在《東方雜誌》上發表的《究元決疑論》已經拜讀，其中罵我的話卻不錯，希望有機會晤談。梁先生1916年發表的《究元決疑論》的第三部分，對熊先生1913年在《庸言》上發表的《健庵隨筆》批評佛學的看來提出批評，認為熊氏不了解佛學的真義，恰恰是使人有所依歸，不致流蕩失守。暑假，熊氏由天津到北平，借居廣濟寺內，與梁先生討論佛學。兩人一見麵就暢談起來，但因看法相左，均未能說服對方。這是一次曆史性的會見，此後梁熊二先生交遊了近半個世紀，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梁先生此時勸熊先生好生研究佛學。
1917年10月，梁先生就任北大教習，就任時即向蔡元培申明：“我此來除替釋迦、孔子發揮外，更不作旁的事。”1919年，梁先生的《印度哲學概論》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次年，他的《唯識述義》（第一冊）由北大出版部出版。1920年暑假，梁先生赴南京訪學支那內學院（籌備處），求教於歐陽竟無大師，並介紹熊十力先生入院求學。暑假過後，熊先生沒有再去南開教書，而是由德安去南京內學院學習佛法。從1920年秋至1922年秋冬之交，熊先生一直在歐陽竟無先生門下學佛。
1922年秋，在北京大學講授佛教唯識學的梁漱溟先生顧慮自己學養不足，恐怕有無知妄談之處，征得蔡元培校長的同意，代表北大專程去南京內學院聘人。梁先生原意是請呂澂先生來北大講佛學，但歐陽大師不放，遂改計邀熊十力先生北上。蔡先生很尊重熊先生，他們在進德會時期有過交往。1918年，蔡先生為熊先生的處女作《心書》寫過序。由於蔡校長十分看重熊十力的德行與才氣，熊先生這位既無學曆又無文憑的人，被北京大學聘為特約講師，主講佛教唯識學。這年冬天，熊先生到北大任教。
在北京大學“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學術環境中，熊十力如魚得水，獲得了與學術界精英砥礪學問的機會。正因為有了這一機緣，熊十力才逐步走上了“成一家之言”的道路。
熊十力在北京大學講授法相唯識之學，邊寫講義邊講。原來的講義基本上依據佛家本義，忠實於內院所學。熊先生從唐代著名佛學理論家玄奘、窺基，上溯印度大乘佛學宗師無著、世親、護法，清理唯識學係統的脈絡，揭示其理論綱要。
熊十力是一位有創造性衝動的人。這一年，忽然懷疑舊學，對過去所相信和撰寫的東西，感到不安，把前所寫稿毀掉，而開始草創《新唯識論》。也就是說，在他的《唯識學概論》剛剛印出不久，他已決心自創新說，揚棄舊稿。
1924年熊先生為自己更名“十力”。“十力”是佛典《大智度論》中讚揚佛祖釋迦牟尼的話，比喻佛祖有超群的智慧、廣大的神通和無邊的力量。夏天，梁漱溟正式辭去北大教習，應邀到山東曹州創辦曹州高中。熊先生亦暫停北大教職，隨同前往。同行的還有他們在北大的學生陳亞三、黃艮庸，四川高節的王平叔、鍾伯良、張俶知及北師大的徐名鴻等。他們共同辦學、讀書、講學。熊先生參與其事，任導師。梁、熊諸先生對當時學校教育隻注意知識傳授而不顧指引學生的人生道路十分不滿，向往傳統的書院製，師生共同切磋道德學問。梁先生實踐古代“辦學應是親師取友”的原則，不獨造就學生，還要造就自己，這種精神深獲熊先生之心。熊梁先生與弟子們一起組成了一個文化共同體。此時熊先生深感民國以來，唾棄固有學術思想，妄自菲薄，甚非自立之道。
1930年，熊十力在杭州知道有一位馬一浮先生是當代國學大師、詩人、書法家，隱居不仕。聽說了馬先生的頗具傳奇色彩的經曆，特別是得知馬先生的佛學造詣很深，熊先生極想與馬先生晤談。熊十力請原北大同事、時任浙江省立圖書館館長的單不庵先生介紹。單先生感到很為難，因為馬先生是不輕易見客的。從前蔡元培校長電邀馬先生去北大任教，馬先生曾以《禮記·曲禮》中的“禮聞來學，未聞往教”八個字回絕。熊聽說後思慕益切，於是將自己在原唯識論講義基礎上進一步修訂、刪改成的《新唯識論》稿郵寄給馬先生，並附函請教。郵寄後數星期沒有消息，熊先生感到非常焦慮和失望。
一日，忽有客訪，一位身著長衫、個子不高、頭圓額廣、長須拂胸的學者自報姓名：馬一浮。熊十力大喜過望，一見麵就埋怨馬先生，說我的信寄了這麽久，你都不來。馬先生說，如果你隻寄了信，我馬上就會來，可是你寄了大作，我隻好仔仔細細拜讀完了，才能拜訪呀！說後二人哈哈大笑起來。此後，馬熊二先生成了好朋友。熊先生後來修訂《新唯識論》（文言文本）的末章《明心》章部分，吸收了馬先生的許多意見，在心、性、天、命、理等宋明理學範疇的解釋上，受到馬先生的影響。1930年11月，馬熊二先生往複通信數通。北京大學研究院院長陳大齊（百年）先生聘請馬先生為研究院導師，馬先生推舉熊先生去作導師。他們二人都未去，但相互尊重之情誼甚為深厚。熊先生讓弟子李笑春給馬先生送去《尊聞錄》，馬先生閱後，特舉“成能”、“明智”二義加以討論。
三先生的學術
1．梁先生的“理性”
梁先生的代表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21年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梁先生的主要看法是：西方、中國、印度是世界上三種不同類型的文化，各奉行不同的哲學。就人生的態度而言，西方文化是向前追求的文化，所麵對的是人與物的關係；中國文化是調和、持中、鄭重的文化，所麵對的是人與人的關係；印度（佛教）文化是轉身向後去的文化，所麵對的是人對自己本身，即心與身的關係。他的這些概括當然是比較簡單化的，但在當時，從文化比較類型學出發來考慮問題，也很了不起。他主張“世界文化三期重現說”：西方文化是解決生存的前提與條件問題的，是第一期；中國孔子的文化是人心即精神生活的，是第二期；印度佛學是超越的宗教境界的，是第三期。在他看來，中西之別在一定意義上是內與外、玄學與科學、義與利、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理性與理智的區別。他認為，促使西方人向外逐求的是意欲，是物質利益；促使中國人向內聚斂的是道德，是義。他說，未來中國文化，很可能是孔子儒家文化的複興。
梁漱溟認為，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理性。中國傳統文化徹頭徹尾就是理性的發揮。正因為中國民族與文化植根於理性基礎上，理性力量特別深厚，所以，雖然在曆史上輾轉變遷，此刻，遭遇這種西方風雨的摧殘，它依然深藏在民族文化與靈魂的深處。中國文化與民族之所以有如此頑強堅韌的精神力量，得之於理性。中國民族在外族的武力征服麵前沒有屈服，而最後反而不斷地同化各個民族，使其國土日廣，民眾日豐，並不是靠武力，而是靠理性。在這種意義上，理性就是中國的風俗教化、倫理精神等。而且，梁漱溟根據這一認識，發表了他對中國民族文化的前途和未來的預見。他相信，“隻要人類存在，中國人的精神即可存在；因為人類從來即由於此（理性），中國人能把握住這個（理性），當然可以站得住。”中國文化的理性精神實質也就是人類的共同精神，隻不過是中國人認識得早，而西方人認識得較晚罷了。
梁先生把理性視為一種心思作用、情感、認知的方式、行為的方向、人的本質、生命努力奮鬥的目標等等。理性是人們的一種平靜通達的心理狀態。在梁先生心目中，就今天世界範圍內的文化而言，真正體現人類理性精神的，隻能是代表中國文化的儒家道德哲學。理性就是一種向上心，一種不斷求取、奮進、超越的精神。向上之心，即中國民族生命賴以開拓的一種精神。總之，與西方啟蒙時代以降的工具理性、科技理性不同，梁先生的理性是價值理性、生命理性。他講的理性，其實是中國文化精神。
2.馬先生的“性德”
馬先生以本體言心，此心即性、亦即天、亦即命、亦即理、亦即性德或德性。他有一套天、命、心、性、理、事物相互貫通的看法。馬先生指出：“德是自性所具之實理，道即人倫日常所當行。德是人人本有之良知，道即人人共有之大路，人自不知不行耳。知德即是知道，由道即是率性，成德即是成性，行道即是由仁為仁。德即是性，故曰性德，亦曰德性。”他認為，性德就是仁體，就是善。就超越麵而言是“天”、“帝”，但性外無天，人外無帝，是內在具足的心體和性體。
馬先生的工夫論，亦是佛儒之辯證綜合。其綱領是《複性書院學規》中論述的四條：（一）主敬為涵養之要；（二）窮理為致知之要；（三）博文為立事之要；（四）篤行為進德之要。
他的六藝論與道德理想主義的文化哲學觀不僅從中國出發，而且從整個人類出發，從真善美的價值追求出發，從人的精神世界的安立和多維發展出發，仍然是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的。他把六藝之教的重點落實在六藝之人的培育上，這對現代人素養的提升和宇宙倫理的關懷都有借鑒意義。馬一浮先生的最高成就是詩，尤其是他的哲理詩。他是本世紀中國最大的詩人哲學家。他的詩被方東美、徐複觀稱讚為“醇而雅”、“意味深純”。
馬先生一生讀書刻書，嗜書如命。蘇曼殊說他“無書不讀”，豐子愷說他“把《四庫全書》都看完了”，朱惠清說他是“近代中國的讀書種子”。然而，他卻有他獨特的書觀：“吾生非我有，更何有於書。收之似留惑，此惑與生俱。書亡惑亦盡，今乃人無餘。”
書籍、文字、語言乃至思辨，不僅不能代替而且很可能肢解、拘束生命與生活。聖人語默，不在言語文字上糾纏。因此，他常說要走出哲學家的理論窠臼。詩能空、能舍，而後能深、能實，把宇宙生命中的一切理、一切事的最深意義、最高境界，呈露出來。
3.熊先生的“本心”
熊十力思想的發展軌跡，大體上是：早年批判六經，認為六經是擁護帝製之書；中年趨向佛法一途，直從大乘有宗唯識論入手，不久舍棄有宗，深研大乘空宗，投契甚深，久之又不敢以觀空之學為歸宿；後仍返求諸己，通過自己的人生體驗，契合於儒家《周易》。
熊十力認為，哲學就是本體論。他所窮究的“玄學的本體論”或“玄學的真理”，與“科學的真理”是根本不同的。“蓋哲學之究極詣，在識一本。”
熊十力主要的哲學觀點是：體用不二、心物不二、能質不二、天人不二。他所謂“體”是“本心”，是“心體”、“性體”，即人的生命存在的本體、宇宙萬物之本根及其生生不息的源頭活水，在一定意義上也是道德的本體和道德的主體。所謂“體用不二”，也就是肯定生命的意義和人生的價值，是為了在物欲橫流的世界重新尋找“人生本質”和“宇宙本體”。熊氏認為，吾人與天地萬物所同具的仁心本體，內蘊著極大的力量，可以創造出、生化出整個人文世界。他高揚了仁心本體剛健、創生的特質，實際上是以積極的人生態度、生命意識和人本精神去麵對世界、創造世界，同時又主張不被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世界和人文建製所異化、所遮蔽，以致忘卻、淪喪了人之所以為人的根蒂。
熊十力以他的本體論統攝了宇宙論、人生論、知識論、治化論等等。他自詡其《新論》將此融成一片，抓住了窮究宇宙實體的一本性這個核心，從而繼承了中國哲學的傳統。這一傳統，張東蓀解釋為：“其道德觀念即其宇宙見解，其宇宙見解即其本體主張，三者實為一事，不分先後”。他切身體驗到革故鼎新和變化日新的氛圍。他服膺王船山哲學，將其概括為“尊生以箴寂滅，明有以反空無，主動以起頹廢，率性以一情欲”。
熊十力是我國現代哲學史上最具有原創力、影響力的哲學家，他奠定了現代新儒學思潮的哲學形而上學之基礎。他的“體用不二”之論，成為整個當代新儒學思潮“重立大本、重開大用”的濫觴，亦成為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間架。
三先生的精神世界
梁、熊、馬三先生之間有密切交往，他們的弟子間也有密切交往，成為一個學術群落。他們三人為人的風格不同。馬先生圓融，極有修養。熊先生孤傲，脾氣急躁。梁先生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三位先生求真，忌俗，鞭笞奴隸性格，主張不集一途，不尚眾寵，空諸依傍，獨立不苟。
三先生確是獨行孤往、敢背人流的文化巨人，盡管複興國學的誌向因時勢所限不可終遂，但他們盡了自己的責任！在“文革”的狂風暴雨中，梁先生仍能靜下心來寫《儒佛異同論》、《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並聲明你們可以批林，但不能批孔，孔子是中國文化的代表！人們圍攻他，他擲地有聲：“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其誌也”。這是何等的氣節操守！
熊、馬、梁三先生被弟子們稱為“三聖”。弟子們自稱“聖人之徒”。三先生相互關心，密切聯絡，心心相印，息息相關。他們的朋友、學生，往往是共同的，相互流動的。他們以民間書院（如梁先生的勉仁書院、馬先生的複性書院）為依托，或謹以信義相維係。三聖及其弟子，構成了某種“文化共同體”，在上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以弘揚中國文化為職誌。道義在師生的激勵、踐履中，在艱危境地的相互扶掖中，深深紮下根來。在這種團體（哪怕是鬆散的）中，在師友與師生關係中，人們所獲得的，不僅是知識、學問，更多的是智慧、德行、友情。他們是保留我國傳統人文教育特征的文化殿軍。
作為現代大儒，熊、馬、梁三先生代表了中國文化的活的精神。同時，他們又各有個性特征。誠如徐複觀所說，“熊先生規模宏大，馬先生義理精純，梁先生踐履篤實。”
三聖中隻有梁先生熬過了文革。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到北京參加第一屆中國文化講習班，聆聽了梁先生的第一講。他一上台就說，“我60年前就說過，未來的世界文化很可能是孔子與儒家文化的複興，我今天仍然堅持這一看法。”當時把我們的心弦震得直響。
三先生的全部工作，簡要地說，就是麵對西學的衝擊，在中國文化價值係統崩壞的時代，重建儒學的本體論，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國文化的主體性，並且身體力行。他們打破了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二元對立的絕對主義，開辟了中國文化複興的精神方向。
（作者郭齊勇，湖北武漢市人，1947年生。現任武漢大學國學院院長、國際中國哲學會會長、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等職務。2014年8月任貴陽孔學堂學術委員會主席。主要學術著作有:《熊十力思想研究》、《天地間一個讀書人:熊十力傳》、《錢穆評傳》(合著)等。本文原刊於《光明日報》，2015年04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