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產問題的緣起
皖南事變前邊區禁煙頗嚴，這一點可以從斯諾所著《西行漫記》中看出。亦可從後文的《南泥灣調
查》中
“老百姓存的多是一九三五年以前的種子。”
看出。紅軍早期人數有限，負擔不重。37年抗戰後至皖南事變前邊區主要依靠外援維持，外援包括
國民政府撥發的軍費及“海外華僑和後方進步人士的捐款”，合計占邊區財政收入約 50%到 85 %。
1937年 至 1940外援金額及占當年財政收入比率為：
1937年 ，45.6萬元 ，占年財政收入86.71%
1938年 ，46.8萬餘元 ，占年財政收入 51.69%
1939年 ，566.4萬餘元 ，占年財 政收入 85.55%
1940年 ，755萬 餘元 ，占年財政 收入 77.43％
——注釋五
其中國民政府撥發的經費（法幣） 國內外進步人士捐款（法幣）
1937年7-12月為192.8萬 1937年7-12月為3.6萬
1938年 448萬 1938年 197.4萬
1939年 500萬 1940年550.6萬
1940年499.7萬 1941年77.9萬
（原作者注：原文如此，前麵的收入和後麵的捐贈總額對不上。我認為是因為“國民政府撥款”及“捐
款”並非全部撥給邊區財政，部分收入還要拿出來分配給其他部隊。如1939年呂梁山脈及晉西北所
控製部隊每月獲邊區撥款15萬）
——注釋六
總的來說在國民政府提供撥款的背景下，雖然邊區財政談不上富裕，但也能略有結餘。如1938年餘
10.3萬元，1939年餘 8.4萬元。在此背景下邊區執行了休養生息，減輕民眾負擔的仁政方針：
一九三七年征收公糧一萬四千石(一石為三百斤)，占邊區糧食總產量的百分之一點二八，每人平均負
擔僅一升，是很輕的。以後逐年增加，一九三八年一萬五千石，一九三九年六萬石，一九四O年十
萬石。
——注釋七
但在1941年 ，邊區財政突然出現 了嚴峻的形勢，這一年邊區財政虧空 567.2萬餘元。起因是“皖
南事變”爆發了。
1940年10月19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命令新四軍、八路軍在一個月內全部撤到江北，為敦促延安方
麵盡早執行撤離計劃，國民政府於11月暫停發放對延安的撥款。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國共
關係極具惡化。國民政府也就再也不給延安撥款了。這樣一來延安每年收入驟減500萬元，經濟一下
捉襟見肘，陷入困境。
公糧的征收在 一九四一年激增至二十萬石。
——注釋八
這才有了“打雷咋不劈死毛澤東”的段子。
同時隨著抗戰的發展以及出於增加邊區兵力防止國民政府進攻的考慮，邊區的黨政軍、學校、機關人口不斷膨脹：
一九三七年陝甘寧邊區成立時，黨政軍脫產人員僅一萬四千人，一九三八年亦僅一萬六千人。一九
三九年後，主要是一九四O年和一九四一年，國民黨發動兩次反共磨擦，用重兵包圍邊區，並伺機
大舉進攻。我們被迫從前線陸續調回軍隊，保衛邊區。邊區脫產人員(主要是軍隊)即從一九三九年起
直線上升，計:一九三九年四萬九千人，一九四O年六萬一千人，一九四一年七萬三千人。
——注釋九
由於國民政府停發軍費轉而封鎖，兼之邊區吃財政飯的人口激增 ，從1941年起邊區財政陷入巨大困
境，從1940年12月到1941年2月短短三個月內，延安物價指數從716.7飛漲至1373。最高領導幹脆
提出了餓死、解散與生產自給三條道路。邊區開始考慮要采用何種方法來解決金融危機。
一開始邊區考慮的還是“開源節流”這類正常的解決方案。
1）機關部隊自主經營解決經費困難（原作者注：這是“部隊經商“的鼻祖，後期引發了一係列問題）
2）大量出口邊鹽，計劃41年出口60萬馱以解決財政問題（原作者注：一開始甚至計劃每年出口200萬馱邊鹽，
但直到抗戰結束，邊區外銷邊鹽最多的一年也才出口33萬馱）
3）加強稅收
4）發行公債680萬
5）征收公糧20萬石
6）停止法幣流通，發行邊幣（原作者注：這是為了啟動印鈔機做準備）
——注釋十
即便如此，想盡一切辦法到年底財政還差568萬元的虧空（占歲入22%）填補不上，邊區隻好印鈔，這就導致了進一步的通脹……
邊區金融體係搖搖欲墜，一切正常手段都難以填補虧空，邊區開始把目光投向了禁忌之物——特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