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從陳雲手中奪權內幕zt

鄧小平從陳雲手中奪權內幕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改革開放的大會”，會議重點並不是討論改革開放。這實際是一次失控（電視劇）的會議，是出乎華國鋒、鄧小平意料，要求算老帳、向後看的會議。會議進程顯示了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和組織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的社會效果與解放思想的威力。鄧小平後來是依靠手中的權力成了會議最大的贏家。 　　1978年12月，鄧小平與陳雲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 　　1978年12月18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被定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決定性起點。會議知情者、曾任趙紫陽政治秘書的鮑彤認為，這次三中全會的真相一直被掩蓋和扭曲。鮑彤披露，鄧小平為三中全會的定調政治上極為保守。衝破禁區並引導潮流的是陳雲和胡耀邦，鄧見風轉向奪取了主導權。中共才得以推行批判文革(專題)的非毛政策，開啟改革開放。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改革開放的大會”，會議重點並不是討論改革開放。這實際是一次失控的會議，是出乎華國鋒、鄧小平意料，要求算老帳、向後看的會議。會議進程顯示了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和組織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的社會效果與解放思想的威力。鄧小平後來是依靠手中的權力成了會議最大的贏家。   　　全會原定議程是討論農業、經濟與計劃，不是平反，更不是改革開放 　　誰提議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是鄧小平。他提出的會議議程和討論的中心議題是什麽？他提議討論三個問題：一、通過農業問題的決定；二、討論李先念在一九七八年國務院召開的經濟務虛會上的講話；三、討論計劃問題。從鄧小平決策的三個議題看，根本不是討論改革開放。從會議最後通過的農業問題決定仍然堅持“不準包產到戶”看，會議不是改革開放的會議。 　　李先念在國務院經濟務虛會議上的講話稿（不是後來的理論務虛會議），是於光遠、鄧力群起草的，內容是講經濟的。其中講了“要經濟規律，不要長官意誌”，與他以前的講話比較是好的。鄧小平為三中全會選擇的議題有一個目的，就是要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到經濟建設上來。用“四個現代化”這個口號代替“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文革口號。被稱為“改革開放的大會”的三中全會，既沒有改革開放的議題，又沒有討論改革開放的問題，隻有這一個“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是鄧小平的發明。 　　鄧小平、華國鋒不要回頭算文革的帳，陳雲、胡耀邦衝破禁區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召開的。為三中全會做前期準備的，更為重要，影響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是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十五日召開的。鄧小平和華國鋒在三中全會前的意見是一致的：向前看，不向後看；不算過去的老帳，不糾纏過去曆史遺留問題，也不擬提出文革遺留的毛澤東欽定的大案，包括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的平反問題。因此，華國鋒講話是重點工作要轉移到“四個現代化”上來。鄧小平於十一月五日至十四日偕夫人訪問東南亞新加坡、泰國、緬甸。並沒有參加會議，會議由華國鋒主持。 　　鄧小平沒能參加的這五天會議，非同尋常。十日開會當天陳雲的發言，十一日譚震林和十三日胡耀邦的發言，衝破了鄧小平、華國鋒為會議設置的框框，提出了文革中一係列重大遺留問題，使會議原定議程被衝亂，會議就失控了。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胡耀邦為部長的中央組織部為中央工作會議，提供多種材料和信息：一、關於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的材料和中組部的覆查報告；二、彭德懷覆查材料；三、陶鑄等人覆查材料；四、關於康生誣陷六百零三人的材料；五、胡耀邦覆查一係列冤假錯案中關於曆史問題、自首問題的講話和中組部覆查平反工作中的案例；六、組織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帶來的群眾和高層領導對天安門事件的深刻覺醒的有關信息材料。 　　陳雲十一月十日在東北組發言中說，對華國鋒、鄧小平提出的工作重點轉移的意見：我讚成；曆史問題不糾纏是對的。但是，有些問題太大，中央不說話，下麵不好解決。陳雲發言中參考了胡耀邦提供的材料，根據他本人在中組部和白區地下工作的第一手資料，提出了六個問題：一、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謂叛徒集團一案，毛主席知道吧？二、關於所謂自首分子問題；三、陶鑄、王鶴壽等定為叛徒問題；四、彭德懷同誌問題，陳雲表麵上沒有直接講文革不對，但是翻來覆去提問題。彭德懷同誌開除了黨籍沒有？沒有吧？骨灰現在放在哪裏？是不是應當放在八寶山？五、關於康生的錯誤。六、關於天安門事件。群眾悼念周總理是反革命還是革命行動？ 　　陳雲的發言是迂回戰術，沒有直接說文革錯、毛澤東錯，可是敲了邊鼓，提出了一些文革中的重大問題。胡耀邦和陳雲的發言和材料像大石頭扔進平靜湖麵，引起會議很大震動，突破會議原定的框框，代表們不是集中原定的中心議題：“工作重點轉移到四化的問題”，而是集中批判文革，批判凡是派，批判極左思想，要求為毛澤東欽定的冤假錯案徹底平反。 　　陳雲隻是中央委員，處境、思考問題與鄧小平有所不同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沒有開大會，分為八個小組開會，地方上按六個大區分組，還有一個中直機關小組，一個軍隊小組。有幾個人做了好事，把陳雲的發言編了《簡報》，印發各組。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時，還隻是一位普通的中央委員，不是政治局委員，因為從“九大”以後，陳雲就沒有被選進政治局。雖然不是政治局委員，但是陳雲曾經長期擔任過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長、黨中央副主席，餘威猶在，陳雲點了火、開了炮以後，各個組七嘴八舌都跟上來了，整個中央工作會議就活躍了。在工作重點轉移的原定議題之外，會議代表，全黨和全國人民更關心的是天安門事件和文革中的一係列重大冤案的平反問題。值得注意的是當時還在台下的陳雲，同已在台上、恢複黨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軍委副主席職務的鄧小平的處境，思考問題的出發點和重點有很大不同，因此陳雲帶頭勇敢地衝破了華國鋒、鄧小平為會議設置的框框，使整個會議失控了。 　　同會內的熱烈討論文革問題相配合，天安門、西單民主牆的群眾的大字報也開鍋了，矛頭直指向文革、“四人幫”和華國鋒、汪東興等凡是派，甚至指向毛澤東和一黨專政。十一月十四日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在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上表示：“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沉痛悼念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胡績偉、曾濤、楊希光、於光遠商量，這是事件發生地最高領導人對事件的正確評價，新華社要當作重大新聞向國內外發布。當晚七時多，新華社的新聞稿發布。 　　鄧小平用於光遠代替胡喬木，重新起草講話稿，從陳雲手中奪取主動權 　　鄧小平十一月十四日從東南亞出訪歸來之後，發現中央工作會議在陳雲、胡耀邦發言的帶領之下，已經跳出華國鋒和他設置的框框，他自己已經沒有了會議的主動權。胡喬木為他起草的大會講話稿也根本不能用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鄧小平對胡耀邦說：“喬木的思路不行。你給我找人寫。”胡喬木會前為鄧小平起草的講話稿中說： 　　“實行工作著重點的轉移，還是要處理好階級鬥爭的問題。社會主義社會還有階級鬥爭，黨內還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點無論如何不能忘記。不但王張江姚是走資派，河南省委的王維群、駐馬店地委的蘇華，也都是不折不扣的走資派，他們的罪惡比三反時候河北省的劉青山、張子善嚴重得多。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鬥爭既不應誇大，也不應該縮小，誇大了會把社會主義當作資本主義的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但是都還有些空子可鑽，都還有一些人要鑽空子，這就有了產生新生資產階級分子的可能。在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交往增加以後，這種可能性一定會增加。我們一定要經常保持清醒頭腦，隨時采取必要的措施，務必要使階級敵人的一切活動在開始出現的時候加以消滅，不要等問題成了堆再去處理。” 　　這個稿子的思想體係仍然是“文化大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為指導，以階級鬥爭為綱、兩個階級兩條道路你死我活的鬥爭的視角。準備在三中全會上用的這個發言稿子顯然大大落後於中央工作會議的發展形勢，比起陳雲發言更是落後的太多，了無新意了。因此，鄧小平否定了、拒絕了胡喬木起草的這個稿子，他說：“看來喬木是不行了。”八十年代清汙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重新重用胡喬木，此後胡喬木起草的發言稿中的主要思想並沒有根本改變，隻是更聰明地用“資產階級自由化”、“自由化分子”代替“四人幫”的專用詞組“走資派”、“新生資產階級分子”、“階級敵人”。這樣，具有同樣的反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思想基礎的鄧小平又看上胡喬木了。這是後話。 　　十二月二日，鄧小平邀胡耀邦和國務院研究室的於光遠到他家商談起草講話稿。按鄧小平親自草擬的三頁五百字的講話提綱，胡耀邦、於光遠、林澗青等人五、七、九、十一日接連四天，到鄧小平家共同研究討論，最後定稿，題目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十二月十三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以此文做報告。 　　是中央工作會議推動了鄧小平思想變化與進步，而不是鄧小平設計了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的實際進程。因此，鄧小平既不是什麽“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也沒有把三中全會開成“改革開放的大會”。而是群眾、黨員、高級幹部推動了整個政治形勢發生了巨變，促成了鄧小平講話內容的轉變。 　　陳雲與鄧小平誰是三中全會的英雄？ 　　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央工作會議、三中全會是陳雲和鄧小平爭英雄的一場暗中較勁的公開比賽。前期陳雲高舉平反的旗幟、高喊民主的口號，得到了廣大幹部、群眾和會議代表的真誠擁護和歡迎，這是三中全會上陳雲由一個普通的中央委員又被選為中央副主席的重要的群眾基礎和思想基礎。鄧小平看清了，看懂了形勢的緊迫。鄧小平看到陳雲的講話預示著東山再起，有些好話誰先說，誰將拔得頭籌。同陳雲爭奪民心、黨心也就是爭奪最高領導權。甚至是未來的第一把手，名義上的主席和背後的婆婆由誰擔任的問題。 　　客觀地看，鄧小平最後的講話是很好的、很有用的，同時也是不符合鄧小平本意的。同鄧小平原來交代胡喬木起草的講話基調是完全不同的。為了比陳雲的講話更高一些，看得更遠一些，鄧小平講了黨和國家的製度問題、民主問題、解放思想問題、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問題。可惜的是，鄧小平講出的隻是一些很好聽但不擬執行的好話。 　　鄧小平最不願意看到的是會外西單民主牆的議論；他看到了文革遺留的難題，但不願延伸到反右派鬥爭的徹底平反問題，因為他自己就是反右派鬥爭五人小組組長，隻願意為右派分子個人“改正”，而不能為反右派鬥爭平反，仍舊堅持說：“反右派鬥爭是必要的、正確的，隻是擴大化了。”沒有真正做到也不願做到胡耀邦堅持的“有錯必糾”，“毛主席批的錯了，也要平反。”對於民主、自由、人權、三權鼎立，他認為都是西方的資產階級的東西，都不能用。因此，他讚成抓魏京生，反對西單民主牆，取消“四大”，這些做法正是他讓胡喬木起草的講話的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毛澤東的“六項標準”的延續，鄧小平自己的“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想根源。 　　從會議結果看，陳雲是會議當然的英雄，因此搖身一變，由中委成為副主席，洋洋得意；華國鋒以主席身分挨批，他為他和鄧小平共同為會議定的框框，為“兩個凡是”受指責，灰溜溜的；但是同樣應當承擔會議框框和“兩個凡是”責任的鄧小平也能搖身一變，把會議成果拿過來，隻用一句話：“北京市委關於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決定就是中央的決定”，變成他自己的功勞。中央工作會議、三中全會成了鄧小平變臉的表演會。 　　假如認真閱讀鄧小平的三中全會的講話，會發現鄧小平通篇隻講民主作風，沒講民主製度；著重講經濟發展，沒講政治改革的要害是黨的改革、開放黨禁、報禁問題；即使講農業發展，也沒講農村改革，三中全會關於農業的決定強調的是“不準包產到戶”，這個文件起草的負責人是紀登奎。至於後來批評華國鋒搞“洋”躍進，搞十個大慶的錯誤，實際上，“十個大慶”是李先念提出來，鄧小平支持的，為了大幹快上的新躍進，最後把帳算在華國鋒的頭上。那時翁永曦四個年輕人寫封信，主張“輕改革重調整”，陳雲評價很高。 　　總之，三中全會不是改革開放的大會。把這次會議人為地掛上光環說成是“改革開放的大會”，這是編造出來的一個神話。同時，又出來了另一個神話：“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改革不是領導出來的，也不是設計出來的，三中全會之所以成功，是在於它是失控的大會，但是符合人民心願、符合曆史發展客觀規律。我在三中全會二十周年時就講過，三中全會的成功原因，全部在於七嘴八舌，可以各抒己見，講自己的話。三中全會失控，在於失去領導。既然陳雲可以對毛澤東說不；既然陳雲、胡耀邦可以對毛澤東批準的幾個文革大案說不，那麽老百姓也可以對文革說不；也可以對人民公社說不。三中全會上代表們可以七嘴八舌，那麽老百姓也可以在政治生活中七嘴八舌，這種自發的對民主的追求，對憲法言論自由權利的捍衛和運用，推動了改革。 　　至於領導方麵的鬥爭，從領導人排序看，原來是華國鋒為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汪東興、李先念為副主席，從三中全會以後，陳雲從中央委員升到副主席，排列第五；而鄧小平實際上從第三位變成了握有實權的第一位。應當說鄧、陳得勝，華、汪失敗，葉、李保住位置，而最大的贏家是鄧小平，貪天功為己功，貪人功為己功，時勢造了英雄，又造出了一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