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小林寬澄曾參加日本侵華戰爭，被八路軍俘虜後，成為了一名八路軍戰士。經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舒同的介紹，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他作戰勇敢，還在離日寇據點僅三、四百米遠的地方進行反戰宣傳，後來成為反戰同盟濱海支部的支部長。1955年複員回到日本的小林寬澄，雖然受到日本有關方麵的監視，直到85歲後才解除，但他依然四處演講，揭露日本侵華戰爭的真相。攝影家黑明親赴日本專程采訪了時年95歲的小林寬澄，現將采訪實錄如下，以紀念今年1月16日剛剛去逝的小林先生。
>>日本國內的戰爭宣傳是虛假的
黑明：為什麽和尚（小林寬澄出生於日本前橋市滿善寺的和尚世家，19歲通過考試獲得和尚資格證在滿善寺剃度出家）也要當兵？
小林寬澄：日本當時的形勢是男子皆兵，也可以說是全民皆兵，幾乎所有的男人都當兵去了前線。日本國內到處貼著“明朗華北，敵影不見”的宣傳畫，告訴應征青年，中國的天空是明亮的，也是漂亮、和平、安全和看不見敵人的，甚至告訴大家，對中國的戰爭已經結束了，去中國再也不需要打仗了，而且還給發錢。當時二等兵6塊錢，一等兵9塊錢，上等兵10塊錢，發的都是日本軍票。
1939年6月的一天，大胡町鎮公署的人來動員我去當兵。當時我的身體不好，因為當和尚很多東西不能吃，營養不良。家中的哥哥1937年當兵去中國打仗，1939年受傷後剛回到日本，他說日軍在中國的死亡數很大，加之父親剛病逝不久，所以母親很不想讓我去，但鎮公署好幾次來動員我報名。
▲小林寬澄
報名之前，所有認識我的人都說我的身體肯定不合格，結果沒想到我竟然在體檢的時候順利過關，而且還是甲種合格。其實我那麽虛弱，身體肯定不夠甲種，最多也就是乙種，這說明當時的體檢標準已經降得很低，也說明征兵的難度已經很大。
1939年底，我放下木魚和佛經，走出佛門，幾天後不僅得到一份紅色“征兵令”，同時還得到一套被褥、軍裝、皮靴、自救包、水壺、飯盒、洗漱用品。半個月後，突然接到軍隊大召集的命令，讓我在當天夜裏趕到櫪木縣政府所在地的宇都宮集合。我被編人華北派遣軍第十二軍第十四師團，同時配發了禮服、作戰服、鋼盔、刺刀和嶄新的三八式步槍以及4顆手榴彈。
1940年1月10日夜，軍隊用一輛運載貨物的廂式火車，把我們秘密送往東京芝浦港。火車裏麵一片烏黑，沒有暖氣，沒有電燈，而且很慢，直到12日半夜才到碼頭，當時已經有一艘120米長、30米寬的貨輪在那裏等著我們。貨輪是五層，除了最底下一層是軍馬和軍犬，其他每層都是士兵。甲板上還建了4個臨時廁所，廁所直通大海，蹲在裏麵很害怕，如果不小心掉下去，就直接掉到海裏去了。14日深夜，我們到達廣島的宇品港，在宇品補充完物資，當天晚上就離開了宇品，在海上走了整整兩天兩夜。16日晚上，我們將近一萬人在中國青島登陸，當時青島的氣溫很低也很冷。在青島沒幾天，就有一個日本老兵對我說，一定要小心，這周圍到處都是“敵人”，非常危險，稍不小心就沒命了。我一下就意識到日本國內的宣傳完全是假的，而且根本不是什麽正義的戰爭，既然青島都這麽危險，說明日軍在中國的占領並不是那麽牢固和安穩，所以我覺得有些上當受騙的感覺。可是，這時候想回也回不去了，隻能跟部隊在一起。
經過將近半年訓練，我成為第十二方麵軍第十四師團獨立混成第五旅團第十九步兵大隊第二中隊第三班的輕機槍手。訓練結束後，我被分發到青島和濟南之間的益都，益都的西邊有個辛店火車站，辛店北邊30公裏處有個桐林，我們就是當地最有名的桐林分遣隊。那時候年輕，一心想為死去的皇軍報仇，也想為國捐軀，想把自己的生命光榮地獻給天皇，所以整天扛著一挺輕機槍到處去打仗。
>>被俘虜後就加入了八路軍
黑明：您是怎麽被八路軍俘虜的？
小林寬澄：俘虜我的那次戰鬥並不大。1941年6月18日那天下午，我們小隊和往常一樣，從牟平駐地水道集出發，步行下去“掃蕩”，19日下午3-4點鍾的時候，我們“掃蕩”到了海陽縣北部午極鎮的一個村莊，遭到八路軍的突然襲擊。當時我的戰友大竹品次用望遠鏡發現山梁上有兩個八路軍，他以為隻有兩個人，就傻乎乎地一個人上了山。我和我的彈藥手白土利一發現大竹上山了，就叫上我們所有的人和漢奸隊，準備一起去打那兩個八路軍，等我們上去之後，大竹已經被八路軍用槍托打倒在地哇哇直叫，說他的槍被八路軍搶跑了，我們就追八路。沒想到一下冒出來好幾十個八路軍，當時帶我們上山的漢奸隊看見八路人多拔腿就跑。這時我們的小隊長也慌了，他好像也沒有什麽作戰經驗，隻是讓大家趕緊撤退，我和白土用機槍不停地掃射和阻擋八路軍的進攻，掩護我們的十幾個人撤退。當時我和白土雖然打死不少八路軍，但他們人很多，一批一批地從山上下來，我和白土根本打不完。在這種情況下，我倆也準備跑，想去追我們的部隊，結果沒跑多遠就迷路了，不知道我們的人去哪兒了，隻好往旁邊的另一座沒有八路的山上跑，想占領製高點再向八路射擊。沒想到那個山峁完全是細沙，往上爬的時候總往下滑，根本爬不上去，我倆就繞過那個山包，準備往山後跑，剛剛繞到山後麵，突然又出現了十幾個八路軍擋住了我倆的去路。這時候我發現我們已經被好幾十名八路軍徹底包圍，也沒有突圍的可能了，所以心裏很著急。
我說白土我們自殺吧，讓白土先打我，他說他下不了手，讓我先打他，因為我是射手，他是副射手，從這個關係來講，也應該是我先打死他，然後我再自殺。所以，我就端起機關槍向白土叭叭叭，打了3槍。我準備自殺的時候，突然想起了父母和兄弟，但不管怎麽想，也得死。我把頭挨著槍口，用腳趾頭扣動扳機，叭叭叭幾槍，我就倒在地上昏死了過去。等我睜開眼睛的時候，發現自己滿身是血，這時八路軍已經把我拖到了田地的中間。八路軍就用日本話對我說，我們優待俘虜，不殺你。他們準備用擔架把我抬回去，當時我掙紮著不上擔架，他們強迫著把我壓倒在擔架上，過河的時候，我又跳了兩次河，他們最終還是把我從水裏拉出來。這時候我的頭部傷口已經疼得動不了，大概走了一個多小時，他們把我抬到一座寺廟裏，給我包紮了傷口，晚上做好飯讓我吃。我心想我是日本軍人，肚子餓也不能吃你們的飯，所以他們吃，我不吃，後來餓得實在不行了，心想那就吃一半留一半吧，意思是還想保持一點日本軍人的身份。結果餓了，而且覺得很好吃，一口氣就把一碗飯吃完了，當時覺得很難為情。
黑明：後來是怎麽參加八路軍的？
小林寬澄：在那個廟裏吃完飯宿營的時候，八路軍開始審問我，問我是哪個部隊的，叫什麽名字，我當時還想跑，什麽都不說，即使說也不說實話。最後他們沒辦法，隻好把我帶回部隊。到了八路軍的駐地之後，我才知道俘虜我的是山東縱隊膠東第五旅東海軍分區。其實俘虜我的第五支隊就是後來的第五旅，當時我們早就知道這支部隊，他們打仗特別厲害，在膠東地區非常有名，尤其是第五旅的旅長吳克華，我們日本軍人沒有一個人不知道他。那個人看上去很老實，但是打起仗來好厲害呀！那時候我們一聽到第五旅和吳克華這幾個字，大家就特別小心，他後來是膠東軍區司令員兼八路軍獨立五旅旅長。沒想到我被俘虜後，他們不僅沒殺我，他和許世友司令竟然都還同意重用我，而且讓我在他們身邊工作。
被俘10天後，我就趕上八路軍召開慶祝七一建黨大會，組織上竟然通知我去參加，當時我非常感動，因為我完全沒有想到他們會讓我參加這麽重要的大會，所以我覺得八路軍把我當成了自己人。尤其是參加完晚會的當天夜裏3點鍾，我們還在睡覺的時候，突然被槍聲驚醒，陪我睡覺的敵工部的同誌還沒有醒，說明他們一點都不防備我。我出門發現是鬼子兵來偷襲，就想八路軍肯定會誤認為是我報的信，肯定會把我殺掉。結果他們不僅沒有懷疑我，還叫我去分析問題和探討怎樣對付鬼子兵，這令我特別感動。其實在那之前，我學中國話完全是為了給逃跑打基礎，因為不會中國話根本不可能跑掉，去八路軍的辦公室找他們學中國話，也是想了解他們的秘密。但從那天之後，我的思想觀念就徹底變了，我覺得他們並不壞，而是我們日本鬼子壞，所以我的日本民族主義觀念也就放棄了，甚至是死掉了。
兩個月後，八路軍又在牟平縣午極鎮召開了“九一八”紀念大會。八路軍又讓我參加了大會。我當時覺得共產黨怎麽那麽信任我，開會回來的當天，我就自願加入了八路軍。年底我就被派往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學習，並且參加了由杉本一夫1939年11月在山西最早成立的日本士兵覺醒聯盟這一反戰組織。1942年3月，我從延安回到山東縱隊政治部敵工科報到，我建議成立了膠東地區覺醒聯盟，組織上就任命我為秘書長和宣傳部長。後來又讓我擔任了反戰同盟山東協議會的執行委員和魯中支部、濱海支部的支部長，我雖然不是黨員，竟然讓我當了支部書記，你說這能不讓人感動嗎？
從此，在八路軍和日軍的無數次戰鬥中，我都是跑在最前麵，有時甚至走到二三百米的地方向日軍喊話。我參加八路軍之後，每次打仗前我都會反複用日本話向鬼子兵喊，“我是小林寬澄，原來是第四獨立混成旅團十九大隊第二中隊的，現在是日本反戰同盟的支部長，我們發起的這場戰爭並不是一場正義的戰爭，我們不該來中國打仗，更不該殺人，我們這裏有很多日本人都幸福地活著，歡迎你們也來參加反戰組織。”雖然每次打仗之前我都要去前麵喊話，但一個也沒有被我喊過來，不過有些人也不反對我喊話，也沒向我開槍。後來喊話時間長了，他們也能聽出我的聲音，記得有一次在新泰縣龍亭區劉家洞村對著一個崗樓喊話，崗樓裏的鬼子兵也向我喊，“小林，你這個叛徒賣國賊，請你以後不要再喊了，我們是不可能投降的！”緊接著就向我射擊，經過我的再次喊話，碉堡裏就沒有罵聲了，也不再向我射擊了，而是一片沉靜。
1943年春，日軍對魯中地區的八路軍根據地再次發起大“掃蕩”，特別是打出高價懸賞反戰同盟隊員的頭顱。我就被組織以廣東籍、化名張熙城安排隱蔽到了沂蒙山沂水縣一位姓陳的武工隊長家中，他們在田地裏挖了一個地窖，讓我藏在裏麵，後來又轉移到沂源縣土門鎮劉家洞村的堡壘戶李義勝家。
我從沂水被轉移到沂源老李家的時候，村旁就是向我開過槍的那個崗樓，起初我很擔心被發現，可是護送我的同誌說，沒關係，離敵人越近越安全，再說老李非常支持革命，他一定會保護好你的。為了安全，當天晚上老李就把我送到離他家不遠的一個山洞裏，站在那個洞口，就能看到那個崗樓，老李每天晚上都會冒險給我送飯，有時還會帶著燒酒，我倆就坐在山洞裏一起喝酒，一起拉呱。老李那個人很講義氣，標準的山東大漢，有一次日本鬼子把他抓起來吊在樹上打了個半死，他都沒有暴露我的目標。在那個山洞裏，我沒事幹就翻譯艾思奇先生的《唯物史觀》，這本書對我改變思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陳毅和舒同派我去和鬼子兵談判
黑明：反戰同盟那麽多人，為什麽讓您去談判，這樣的談判有沒有可能被日軍殺掉。
小林寬澄：1946年初，八路軍去了東北，新四軍又來到山東，當時鬼子兵的正規部隊都還沒有走。有一天新四軍的司令員陳毅在新四軍暨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舒同的陪同下來找我，陳毅對著我說，“小林同誌，我們對山東日軍的情況一點都不知道，我們共產黨的軍事代表要和日本軍隊談判，可日本軍隊隻認國民黨，他們不願意把武器交給我們。”我意識到他倆是想讓我去和鬼子談判，我二話沒說就帶著他們給我準備好的寫有談判條件的字紙，作為共產黨的軍事代表，去和鬼子兵談判。到了隴海鐵路新安鎮日軍據點二三百米處之後，其他同誌都全副武裝在那裏等我，我走到據點大門口，有個日本兵在站崗。我剛說了兩句話，他就問我，你是小林寬澄嗎？我反問，你怎麽知道小林寬澄呢？他說你很出名，我們都能聽出你的聲音。所以就放我進去了。進去之後，曹長和小隊長都出來了，他們把我圍起來，問我這幾年怎麽樣，還請我吃飯、喝酒。在酒桌上，我把陳毅和舒同交代給我的字條給他們念了一遍。他們說這事他們做不了主，也沒有權利回答，但一定會把這個意思向上級報告。吃完飯我的工作也算做完了，我向他們告辭。出門之後我心裏很急，很想跑回去匯報，但我還是沒有跑，覺得跑不好看，好像害怕似的。回到二三百米處的部隊時，陳毅和舒同還在等我。半夜，舒同主任又來找我，我以為他又要給我安排什麽任務。結果他說是來慰問我，給我帶來很多雞蛋，還有3000塊北海幣，讓我非常感動。
因為談判有可能被殺掉，我的戰友宮川英男就是在抗戰勝利的前兩個月，被鬼子兵抓去用刺刀捅死的，至今還埋在濟南的長清烈士陵園。宮川英男是日本山林縣人，他和我是同一年被八路軍抓的俘虜，後來他一直和我在一起從事反戰工作。好在我去談判的時候，日本已經投降了，也不再亂殺人了，但是大家心裏總還是有些害怕，萬一他們不講理把你殺掉，你也沒有辦法，所以陳毅和舒同也都很害怕，我在談判的時候，他們一直在外麵等我。陳毅和舒同派我去和鬼子兵談判，主要是我的中國話比別的日本同誌說得好。當時我們部隊雖然有好幾個日本人，也都已經在八路軍工作了五六年，但他們中國話說得都很差，很難領會陳毅和舒同的意思。我那個時候口袋裏老是裝著日記本和圓珠筆，很愛學習中國話。日本兵投降之後，思想波動都很大，陳毅和舒同覺得我的中國話說得好，就讓我組織人去教育他們，後來又讓我做遣返戰俘的工作。
1946年2月20日，是我一生最為難忘的日子。那天，舒同找我談話，希望我加入共產黨，我說我是日本人也可以入黨嗎？他說當然可以。因此在舒同主任和聯絡部長劉貫一的介紹下，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48年濟南解放後，我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高雲，被分配到濟南市政府外事處工作，主要負責日僑工作。那時日本軍隊已經不在了，但濟南還有將近200個日僑，有的是當年在濟南開診所的，有的是開照相館的，還有一些是從大連過來的技術人員，他們都有自己的財產，也有中國人的社會關係，所以當時都不願離開濟南，也不想回日本。因為日本當時剛投降，很混亂，回去很難找到工作。那麽我們八路軍也很需要這些技術人員，想讓他們做一些建設工作，不想讓他們走。
1953年，舒同把我從濟南調到了內蒙古工作，擔任了豐鎮縣醫院副院長。有一次我去沈陽出差，通過戰友介紹，認識了四野部隊的日本籍女護士小澤品枝，不久組織便把她調到豐鎮縣醫院當了護士，我倆就結了婚。1955年我們在豐鎮生了一個孩子，當時中國第一部憲法剛剛頒布，為了紀念憲法，我給兒子取名憲明。同年，日中紅十字會開始談判，希望在華日本人回國，隨後一批又一批開始返回日本。1955年12月15日，我家隨第12批回國團200多人從天津塘沽港乘坐日本興安丸號客船，18日抵達京都市舞鶴港。回到日本半年之後，我們又生了個女兒，因為女兒是在內蒙古豐鎮懷上的，為了紀念豐鎮，我們給女兒取名豐子。我在中國一共生活了15年，對中國的感情特別特別深，所以我的中國話帶有濃鬱的山東味兒，也會很多山東特有的方言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