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江南梟匪覆滅記
一、
南京名勝夫子廟，坐落於城內偏南側的秦淮河畔，係東南第一文化古建築群，也是著名的“秦淮文化”的精華之地和聞名遐邇的小吃美食世界。曆史上，夫子廟曾在南宋建炎年間、元末明初、清鹹豐年間、抗戰初期累遭兵火焚劫。至1949年南京解放時，夫子廟作為曆史文化古建築群的功能已經喪失過半，但仍保持著大江南北數百種小吃的東南飲食文化特點，故在當時依舊為這座著名古城的一個繁華處所。
本文所記述的這起建國初期的江南名案的帷幕最初就是在夫子廟拉開的——
1950年1月13日中午11時許，一個身穿藏青色夾西裝、外罩黑色花呢大衣、頭戴鴨舌帽的30多歲的國字臉男子，來到了夫子廟秦淮河畔的“集大成酒樓”。跑堂客氣地把他引進店門，按照客人的意思將其引領至臨窗的一副座位，一邊用抹布擦拭著其實已經一塵不沾的桌子，一邊口齒伶俐地介紹著本店菜肴特色：以淮揚菜為主，兼理蘇錫、徽甬、京粵、川湘諸幫，故名謂“集大成”。
“國字臉”漫不經心，一副似聽非聽的樣子，接過另一位跑堂端上來的茶水，微呷了一小口，緩緩開口道：“你替我選4樣清淡的菜就可以了，中盆的。酒？……來半斤白幹就行了。幾位？哦，放兩副筷碟吧。”
跑堂馬上報出了4樣菜肴和酒的名稱，得到客人的認可後，一邊揚聲吆喝著通知廚房，一邊快速取來兩副餐具。“國字臉”掃視了一下四周，把手中黑色牛皮公文包放在桌子靠窗口的那一側。
如果用一架高級攝像機把“國字臉”放公文包時的那一瞬間的神情拍攝下來，進行慢速度播放的話，就會發現他的神情似乎有點異樣，那是一種緊張和詭譎相交織的神色，由此可以想象這個公文包內多半裝著具有重大機密或者極有價值的東西，需要予以特別防範。
“國字臉”事後回想起來，他對於自己的疏忽一定會深感後悔。因為他竟然沒有留意到，已經有人在跟蹤他了。
跟蹤“國字臉”的有兩個人，一個是二十五六歲的大個子男青年，身高超過1米80，一張凶悍的臉上長著特別容易引人注目的兩條掃帚濃眉，大冷天竟然隻穿著一件球衣，外罩一件草綠色美國軍用夾克衫，沒有扯上拉鏈。此人一定長期堅持某項體育鍛煉，練就了一身發達的肌肉，即使隔著一層球衣，也能看得見那兩塊發達的胸肌。這“掃帚眉”是在“國字臉”跟跑堂說話時上樓的，沒有看“國字臉”一眼，背對著“國字臉”看著樓梯口一側牆上的價目表，所以沒有引起“國字臉”的注意。
另一位跟蹤者倒是使“國字臉”的目光在其身上稍稍停留過瞬間，那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小青年，身體看上去很瘦弱，蒼白的臉上還戴著一副眼鏡，穿著一件質地考究、製作精良的絲棉祆，看上去是一個出身富家的高中學生。“眼鏡”不是跟“掃帚眉”一起上樓的，他是在“掃帚眉”上樓後片刻才慢慢騰騰地一步步捱上來的，一條腿有點微瘸，似是扭傷了的樣子。別看“眼鏡”年歲輕，卻是一副老食客的架勢，上樓後衝跑堂打了一個手勢把跑堂招到跟前，詢問有什麽時鮮菜肴，然後在“國字臉”座位側後麵的一副單人座位前落座。“眼鏡”的舉止使“國字臉”覺得異樣，但這種異樣當時給他的感覺僅僅是“與眾不同”，而沒有與其防範意識聯係起來。他隻以為這個富家子弟是來花錢買醉以圖一樂的，這也是曆代文人追求的“秦淮文化”的一種形式。
接下來，“國字臉”就發現情況不對頭了，那個“掃帚眉”看了片刻價目表後，竟然徑直來到他的座位前，用屈起的手指關節叩著桌麵，凶聲凶氣道：“讓開！”
“國字臉”暗吃一驚：“什麽？”
“叫你讓開！老子要坐這裏呐！”
“為什麽？”
“我算了一命，瞎子說我麵臨災難，今日午時必須在這家酒樓的這個位置待上一個時辰，方可得以解脫。”
“國字臉”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鑽進一個套套，頓時火往上湧：“如果我不讓呢？”
“掃帚眉”仰麵大笑：“哈哈……敢跟老子吹胡子瞪眼睛，你也配？”笑聲未落，他的手裏已經像耍魔術似的亮出了一把寒光閃閃的匕首。
跑堂一看苗頭不好，馬上奔過來兩麵求告，有幾個食客也開口相勸。跑堂已經看出“掃帚眉”顯然不是善類，是很難對付得了的，就把重心放在“國字臉”身上，勸說他換座位，言語中還用上了“惹不起躲得起”的老話。哪知這話竟激惱了“國字臉”，冷笑道：“惹不起？就這主兒我還惹不起？我就隻好躲著他了？”
“掃帚眉”馬上揚起了匕首：“小子，你是想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國字臉”看也沒看他一眼，一邊起身一邊脫下了外麵的風衣。“掃帚眉”見狀，一把推開隔在中間的跑堂，二話不說舉刀就捅，在場所有人都大吃一驚，預計“血濺當堂”，悲慘一幕已經無法避免了。這時，奇跡出現了：隻聽見“國字臉”大喝一聲，雙手疾如閃電似地揮出，沒有人來得及看清他的手是怎樣接觸對方的，隻聽見“掃帚眉”一聲驚呼，人就軟軟地就地癱倒了。那柄匕首，被彈飛到兩米開外，撞在一根柱子上，落於地上。
“怎樣？”
“掃帚眉”雙手捂住腹部，一臉的痛楚，語不連貫道：“佩服！佩服！小輩有眼無珠，冒犯了前輩，向您老人家賠罪！”說著，便掙紮著想撐起身子，可惜力不從心，跑堂兒便去攙扶。
就在這時，“國字臉”忽然想起了他的那個公文包，轉臉一看，果真已經不翼而飛！他的臉色頓時煞白，卻不失鎮定。原地站立著轉眼四下一掃，暴喝一聲：“站住！”不假思索地伸手抓起桌上的茶杯，劈手朝已經竊取了公文包正往樓梯口撤退的“眼鏡”投去。杯子砸在“眼鏡”的後腦勺上，“眼鏡”趔趄著朝前衝出一步，歪斜著身子跌倒在樓梯口。“國字臉”飛步上前，搶起了公文包。
這時候，在場所有人都已經清楚這是怎麽一回事了，紛紛把目光投向“掃帚眉”和“眼鏡”。“掃帚眉”看來是腹部挨了一記重擊，爬起來後還是手捂著肚子直不起身子的樣子；“眼鏡”那下挨得更慘，後腦勺已經滲出鮮血，而且躺在地板上連坐也坐不起來。
到這一步，酒樓的老板不出場也得出場了。老板一聲招呼，全店的跑堂兒、廚師、雜役就都出動，攔住了雙方的去路。連戴著瓜皮帽，鼻梁上架著啤酒瓶底般厚的眼鏡的賬房先生，也捧著白銅水煙筒站在樓梯中間的平台上助勢：“請大家都稍稍留步，等警察來處理！”
而在這之前，樓上的武打戲一開始，這賬房先生就已經打電話向夫子廟派出所報了警。派出所就在咫尺之距，說話間就來了3個警察。這時，“眼鏡”已經爬起來了，一個跑堂兒替他包紮了傷口。警察稍稍問了問情況，就讓3個當事人去派出所處理。
直到這時，無論是雙方當事人還是警察，都不曾料想到這件事將會朝著一條異常的軌跡發展著。這條軌跡是到了派出所後，由於一個警察的一句話引起的，這個警察姓劉，所裏同誌都稱他“老劉”，其實年齡也不過30來歲，他是3名出警警察的負責者，當時稱為“小組長”，相當於後來的探長。老劉先查看了“眼鏡”的後腦勺是否還有鮮血滲出來，又問頭暈不暈，確認沒有什麽危險後，這才下令：分別詢問情況，確認身份和住址，然後再請示所長看怎樣處理。一轉臉看見“國字臉”手裏拿著的那個黑色牛皮公文包，隨口道：“把雙方當事人隨身攜帶的物品也登記一下。”
就是這句話，引起了“國字臉”的驚慌。不過那是在眼神中一掠而過的一絲慌張，老劉沒有留意到。“掃帚眉”、“眼鏡”被兩個警察分別帶到另外的屋裏去接受詢問，“國字臉”留在原處，由老劉詢問。新中國成立初期，民警處理此類情況時沒有固定的程序，也不講究方式方法。所以，當“國字臉”掏出一包香煙遞給老劉一支時，老劉也就很自然地接了過來，還順手劃燃火柴給“國字臉”點上了。
兩人抽著香煙剛要進行談話時，隔壁屋裏有人叫著讓老劉去接聽分局打來的電話。老劉一離開，“國字臉”的臉上就掠過一道如釋重負的輕鬆，然後，他馬上起身往外走，當然沒忘記拿上他那寶貝皮包。可是，“國字臉”剛出門就被走廊裏正在擦拭窗子的十七八歲的青年喚住了：“喂！你怎麽走了？”
“國字臉”微笑著解釋：“哦，我把錢包忘記在飯店裏了，取了馬上過來。”
這個擦窗的青年不是民警，而是一名積極要求進步而又出身無產階級的社會青年，主動向人民政府要求為革命工作義務出力的。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大陸從省會大城市到地處偏僻的小城鎮，各地都湧現出一批這樣的積極分子，他們中的絕大部分後來就成為政府各部門的正式幹部。但是，當時這種積極分子大多還沒長全胡子，經驗當然無從談起。因此，這個小青年竟然相信了“國字臉”的話，沒有向老劉報告一聲就同意讓這人離開，但他還保留著一份心眼，便對“國字臉”說：“那你把皮包留在這裏。”
“國字臉”稍稍一怔，兩道目光飛快地在院門口那幾個站著說話的警察掃視了一下，隻好無奈地把公文包放在走廊的長條椅上，讓臉上浮現著那份安然的微笑，從容地走出了派出所大門。
“國字臉”這一走，再也沒有回來。
老劉接聽完電話，聽那小青年說了“國字臉”去飯店取錢包之事，因為他要按照分局的布置趕緊整理出一份材料報送上去，所以也沒有多想此事，說了一句“回頭他來了讓他在走廊裏坐著等一會”，就進了辦公室。
半個多小時後，另外兩個民警已經問畢了“掃帚眉”和“眼鏡”。兩人自然假裝不認識，堅決不承認是“連檔模子”作案，這樣，“掃帚眉”的過錯就不過是跟“國字臉”打架，而“眼鏡”雖然乘亂偷竊了那個皮包，但沒有得逞，而且自己也受了傷挨了教訓。而類似這種案子，在當時並不算得上什麽的。因此，那兩個民警商量下來的處理結論是：將兩人教育釋放。
他們去請示老劉，老劉剛把那份分局急著要的材料處理完畢，這才想起“國字臉”還沒有回來，但還是沒有引起警覺，說這事基本上就這樣處理吧，不過還得弄清楚那個皮包裏有多少錢，如果價值大，恐怕就不能這樣處理了。於是就打開皮包查看，包裏沒有錢鈔以及任何值錢的東西，裝著的隻是一些“工程計劃書”、“合約”之類的手寫文件，還附著幾份圖紙。探長也沒有細看，就把東西重新裝入皮包，說看來那戴眼鏡的小子還是這一行裏的雛兒，沒有軋準對象就下手了，白幹了一回活，還失手導致受了傷。算了，教育他們幾句，放他們走吧。
“掃帚眉”、“眼鏡”兩人歡天喜地地出了派出所大門，他們不知道，馬上就有厄運臨頭，他們其中的一位停留在這個世界上的時間隻能以小時來計算了！
二、
在為這位即將離開這個世界的人送行時，需要介紹一下這個不幸者的簡曆——
“掃帚眉”，男，25歲，姓名：印有富，籍貫：江蘇省南通縣，職業：無業流民。他的那個連檔模子“眼鏡”，19歲，名叫邱承發，江蘇省丹陽縣人，富家出身，其父原當過國民黨的縣長，後來又成為汪精衛漢奸政府的中級官員，邱承發生長在這樣一個家庭裏，自然充分享受到了榮華富貴。可惜好景不長，抗戰勝利不久就因其父被國民政府槍決家產抄沒而家道敗落，成為一名流浪少年。
印有富抗戰時參加過漢奸政府的“和平軍”，據說還擔任某漢奸師長的衛士長。抗戰勝利後，他曾被國軍抓捕過，很快就逃跑了。因為不是什麽必須要懲辦的要犯之類，所以之後也沒有人再想起他。但印有富自己卻不清楚，隻道人家已經把他的姓名上了通緝榜，於是不敢出頭露麵。但吃飯穿衣這樣的基本謀生問題卻是需要解決的，於是他就去了當時的江蘇省會鎮江市，憑著在軍隊練就的格鬥本領混入了當地的一個地痞團夥“十三大義幫”，不到半年就當上了幫內的小頭目。
“十三大義幫”並不是一個大幫，也沒有青幫、洪幫那樣的曆史根底，又缺乏國民黨軍政勢力的後台，所以在江湖上的地位始終處於中下等位置。而每次鎮江市警察局要向省政府或者南京中央政府表示他們的存在價值，或者為了應付上麵檢查社會治安時，就會把“十三大義幫”作為重點打擊對象之一，毫不留情地給予掃蕩式打擊。這樣，“十三大義幫”到新中國成立前夕時，已經處於奄奄一息的狀態。鎮江解放後，人民政府對於所有反動幫會、流氓團夥一律嚴厲打擊，“十三大義幫”遂徹底粉碎，僥幸逃避了法網的團夥成員紛紛作鳥獸散逃離鎮江。
印有富和邱承發兩人作為一對結拜弟兄結伴逃到了南京，邱承發意外遇到了一個親戚，獲得了若幹資助，兩人便得以在秦淮河畔的石獅巷口搭建了一間小屋，購置了幾件工具，擺了一個修車小攤，專修自行車、黃包車和童車。幾個月下來，生意倒還不錯，手頭積蓄了一點活錢。這對難兄難弟都不是甘於信奉靠勞動吃飯的主兒，不久就動起了歹念，偶爾悄然幹起了偷竊、搶奪的勾當。在跟“國字臉”遭遇之前，他們已經幹成了三樁活兒，弄得了一些贓款贓物。
這天，兩人盤算著去夫子廟物色一個合適的目標，好好整上一票，準備去上海過一個開開心心的春節。他們在夫子廟那裏轉悠了一個多小時，好不容易物色到了“國字臉”，對他那個黑色皮包產生了豐富的想象力，於是就搞了那麽一出戲。哪知運氣不佳，不但失了手，邱承發還受了傷，兩人差點就陷進了局子。
印有富、邱承發兩人被放出來後，回到了石獅巷他們的修車攤子兼住處，換下了那身作案時使用的行頭，穿上了修車的工作服，一邊沮歎命運不濟，出師不利，一邊給邱承發的後腦勺傷口上塗了些紅汞，然後隻好重新幹起了修車活兒。
兩人正把一輛上午一個客戶送來修理的三輪車拆開時，忽然從巷子裏冒出兩條漢子來，其中一個推著一輛自行車，另一人跟在後麵。邱承發瞥了他們一眼，隻覺得這對主兒是一臉的陰沉，可能因為先前在“大集成”吃了敗仗的原因，他的心裏便本能似的產生了一種畏懼感。事後想來，正是這種感覺，使他逃過了一劫。
那兩條漢子來到攤頭前，把自行車停下，其中一個開口道：“修車的，給咱檢查一下這車是怎麽回事，怎麽剛打的氣隻騎了幾分鍾就沒了？”
印有富在修車時當然不像先前在“大集成”時那麽橫，當下就陪笑說多半是車胎漏氣了，咱給你二位看看。說著，蹲下身子伸手去捏後車胎。幾乎是同時，寒光一閃，一把刀子從上向下疾速刺進了他的後背！
邱承發因為已經生出了畏懼感，便有了一份本能的防範意識，那人剛把手伸向懷裏，刀子還沒亮出時，他已經拔腿朝馬路對麵狂奔。奔出半條馬路聽見背後傳來印有富的那聲臨死前的慘呼時，便馬上狂叫：“殺人啦！救命啊！”
這叫聲使凶手產生了膽怯之意，兩人當即合騎了那輛其實沒壞的自行車從巷子的另一頭逃離了現場。
派出所出警的是老劉帶著的3名警察，其中兩人正是先前跟印有富、邱承發打過交道的，見死者是印有富，那份驚奇自不待言。老劉在詢問幸存者邱承發後得知印有富被殺的情況後，頭腦裏馬上產生了兩個感覺：一是這兩個修車者可能是有什麽積案背景的主兒；二是這件凶殺案的背後一定隱藏著什麽隱秘。於是，在勘察過現場，做好一應程序性的手續後，他就決定把邱承發帶走。
因為是命案，所以必須上報。這樣，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很快就派來了幾名刑警。刑警先去現場察看一番後，留下兩人跟派出所的民警一起在現場訪問線索，那位為首的姓湯的中年領隊向老劉詢問相關情況。當他聽說死者印有富之前曾為“大集成”那事兒進過一趟派出所，放出去後沒多長時間就遭受了殺身之禍，就斷定此事除非正好是跟“大集成事件”沒有關係的以前的仇家尋仇，否則那一定是另有隱情了。
是否屬於仇家報複，那先得了解死者生前的情況。於是，老湯、老劉決定馬上訊問邱承發。
邱承發到這當兒了哪裏還敢隱瞞，就把他的家庭背景以及後來如何輟學流浪加入了“十三大義幫”等等事宜一五一十作了一番交代。前麵說過，“十三大義幫”在鎮江不過是一個中等偏下檔次的地痞流氓團夥，又沒有反動政治背景，所以邱承發此刻的交代對湯、劉兩人來說並不吃驚，也不大感興趣，他們感興趣的是死者印有富的情況。於是就問邱承發是否知道印有富犯過人命案子欠下過血債，或者結下了大仇家之類的情況。邱承發說據他所知，別看印有富身高架大一臉凶相，但膽子其實並不大，所以打架鬥毆雖頻，但從未殺過人，也沒有致人殘廢。
這樣，那看來就得從另有隱情方麵去考慮了。
於是，老劉就想起了之前發生的“大集成酒樓事件”，一說，老湯頓時來了興趣，說那個“國字臉”離開派出所後再也沒有回來過，連他那皮包也不要了，這不是奇怪了嗎？那個皮包裏裝著什麽你們看過嗎？老劉說裏麵沒有什麽錢鈔之類，隻有幾份合同、圖紙。如果那人來拿也就還給他了，可是奇怪的就是那主兒一走就不過來了，而放出去的印有富莫明其妙丟了性命，這不得不讓人把這兩樁事兒連起來考慮了。說著，就從櫥裏拿出了那個皮包：“要不，我們再檢查檢查？”
這裏需要介紹一下老湯的情況，老湯參加革命有些年頭了，早在抗戰前他在老家無錫當小學老師時，就已經在從事地下黨工作了。國共合作組建新四軍時，他被組織上調往新四軍軍部跟著後來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的揚帆幹保衛工作。解放戰爭時期，老湯調往蘇皖邊區政府公安總局從事刑事偵查工作。南京解放後不久，老湯的老領導曾任蘇皖邊區政府公安總局局長的龍潛，奉命從華東軍區後備兵團副政治委員兼教導師政治委員任上調任南京市公安局局長，正好得知老湯在南京治病，就把他留了下來。以老湯的資格，到這會兒他應當有個一官半職了，可是由於他在無錫從事地下工作時，據說有一段曆史一直無法調查清楚，所以就成為一個眾所周知的理由，走到哪裏都得耽擱下來。盡管龍潛局長點名把他留下，安排在市局搞刑偵工作，但卻沒有任何職務。前不久龍潛被陳毅點名調任華東軍區政治部保衛部部長離開了南京市公安局，由陳龍接任局長。老湯便請求離開市局到基層工作，陳龍局長挽留無效，就讓老湯自己選擇去向，他去了秦淮分局。當然還是由於曆史原因，不可能擔任什麽職務，幹的是屬於刑事偵查那一塊的機動力量指揮員的工作。
老湯這樣的省師範學校畢業生的文化水平，在當時已經算是革命隊伍中少有的知識分子了，加上他多年的地下工作和保衛工作的經驗，可以想象得到，當他一看“國字臉”遺下的皮包裏的那幾件東西後，頓覺疑竇重重：首先是那3份手寫的建築工程合約，不但別字連篇、語法錯誤，而且有幾頁還是重複的；其次，後麵所附著的那幾份圖紙，不像合約中所說的建築工程式樣。因此，老湯斷定：此事大有蹊蹺！
這時，跟老湯來的那幾個分局刑警從現場回來了。老湯指著其中一個皮膚白淨、模樣斯文的青年刑警說，小王聽說你老爹是建築營造商，你自己也上過建築學校，料想看得懂圖紙，你過來看看，這幾份是什麽圖紙？
小王果然是內行，他過來隻一看，就認出這3份圖紙的底細。原來，這3份不是什麽建築圖紙，而是在普通平麵圖上麵加畫了一些建築圖紙上常用的線條，以粗細分辨，故意讓人以為這是建築圖紙。那麽平麵圖上畫的是什麽呢？小王說從圖紙下麵的英文簡標來看，一張是飛機場，一張是郵電局，一張是廣播電台。
這下，不但老湯、老劉，所有在場的警察都驚得或睜大眼睛，或張開了嘴巴：飛機場、郵電局、廣播電台這3處都是重要所在，什麽人用得著這三張平麵圖？這不是稍稍一猜就能想得到的嗎？況且，這些平麵圖是借用建築圖紙和合約來予以偽裝的，而且，那個持有這些圖紙的家夥在麵臨著可能會被派出所盤問圖紙的情況下，扔下皮包惶惶開溜了，這些加起來，如果還沒有想到跟“破壞”之類的詞匯聯係起來，那肯定是*****了。
這時，老湯當即讓老劉把正接待一位民主黨派人士的派出所所長請來，略說了一下情況，說此事得馬上向分局、市局報告。從以前我在蘇皖邊區政府公安總局工作時破獲過的特務案件來看，同時對這飛機場、郵電局和廣播電台3個重要單位發生興趣的，不僅僅是一般性的破壞陰謀了，很有可能是跟“反革命暴動”這樣的特大案件有關了，所以必須馬上向上級報告。
南京市公安局的局長人選，新中國成立初期調動頻頻，從1949年5月市公安局成立到同年12月，一共有3人出任局長一職，5月至8月是周興，從周興手裏接過局印的是龍潛，到了12月，一個名叫陳龍的東北漢子從龍潛手裏接過了局印。這是一位非同小可的政治保衛戰線的大將，何以見得？單憑從不向黨內同誌贈送禮品的毛澤東主席親自贈送陳龍一塊“英納格”手表就可見一斑！
陳龍，原名劉漢興，1910年10月出生於遼寧撫順。早年投奔東北軍21旅659團當兵，多年的征戰生涯使他練就了雙手持槍百發百中的神槍絕技。1931年投入抗日救國軍，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6年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38年經新疆到延安。原想返回白山黑水的東北工作，組織上卻分配他到中央社會部工作，先後任中央社會部治安科科長，二室副主任、主任。
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時，黨中央經過反複考慮，決定任命陳龍擔任負責毛主席的安全保衛工作的衛士長。在重慶的43個日日夜夜裏，白天他寸步不離地守護在毛主席身旁，毛主席參加酒宴，他接杯代飲；各國記者蜂擁到毛主席身邊，他貼身保護；毛主席出門專訪，他探路開道。晚上，毛主席休息後，他匯集各方情報，布置第二天的警衛路線，不清楚的必定親自前往現場勘察。蔣介石的招數，都是剛剛孕育出籠，就被我情報人員掌握，轉告陳龍，陳龍再向周恩來匯報，一起及時製定方案，各個擊破，最終安全地將毛主席送回延安。正是有了這43天的朝夕相處，使毛澤東從心底喜歡上這個智勇雙全的衛士長。為表達他的心願，毛主席一改往日不送禮的習慣，特送給陳龍一塊手表和“忠心耿耿”四個大字，還提出將陳龍調到身邊工作。但陳龍一直想回東北和那些同他生死與共的戰友一起解放和保衛故土，便求見毛澤東當麵談了自己的想法。毛澤東支持了陳龍，親自挑選了自己的3張照片，題詞後贈送陳龍留念。
陳龍帶領30多名幹部去了東北，先後任北滿分局社會部部長，沈陽市公安局長等職。他狠狠打擊了日本特務機關、國民黨特務隊、各種偽裝的間諜特務組織，平定了多起反革命暴動，將所轄地區治理得秩序井然。陳龍創建的這套反間諜經驗，後來作為城市公安反諜工作的經驗，在全國予以推廣，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新中國成立，毛澤東進駐北京，黨和國家的內務、外事活動日趨頻繁。解放不久的北京城敵人還不斷製造破壞顛覆事件。毛澤東第二次提出調陳龍到北京中南海工作。陳龍反複斟酌，認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安全的最大威脅是來自即將崩潰的國民黨特務組織和海外帝國主義分子，他們通過各種手段派遣特務間諜進行暗殺、爆破等恐怖活動，企圖顛覆新生的人民共和國。他經過十幾年與敵人的反複較量，已掌握了對付這些形形色色敵人的辦法，能直接和這些暗藏在國內的敵人作鬥爭，比他做其他工作更合適，會對黨和國家領袖的安全起到更大的保障作用。想到這些，他立即寫了一封長信，托中央社會部李克農部長轉達，坦率地談了對中央領導人安全保衛工作的看法，希望毛主席能諒解。
陳龍又打電話給汪東興請求麵見毛主席，毛澤東當即說“有請”。陳龍見到毛澤東後，匯報了自己的工作情況和想法，說起國內外敵人正在施展的種種陰謀，及對中央首長安全保衛工作重點和偵察工作的擔憂。毛澤東仔細傾聽著，很快就理解了陳龍的心願。
這次談話之後不久，陳龍就接到通知調任南京市公安局長。他上任後不到一個月，就接到了秦淮分局的這樣一個案情報告。經驗老到的陳龍一聽那個丟棄的皮包裏有飛機場、郵電局和廣播電台的平麵圖，馬上斷定：這是敵人要搞反革命武裝暴動！當即下令：立刻組建專案偵查組，查清該案情況，悉數逮捕所有參與敵人，徹底粉碎敵人的陰謀。
當晚，專案偵查組就成立了。專案組13名成員大部分來自南京市公安局政治保衛處，小部分從秦淮區等幾個分局抽調，老湯、老劉也在其中。老湯被任命為副組長。
隨即舉行首次案情分析會議，公布了3份材料：一份是那個“國字臉”丟棄的皮包裏的那些合約、圖紙，一份是法醫對於印有富死因的鑒定報告，還有一份是訊問邱承發的筆錄。眾人正討論著時，陳龍忽然進來了，擺擺手讓大家繼續發言，自己坐在一個角落裏專注地聽著。
在場這些偵查員既然被點名抽調來參加這樣一個大案的專案偵查，自然各有一份本領，大家七嘴八舌談了一通，都是談到了點子上，最後形成共識：以追查黑色公文包的主人“國字臉”為中心，爭取迅速取得突破。這時，辦公室同誌來請陳龍去接聽北京電話，陳龍便朝眾人拱拱手，說同誌們這樣討論很好，大家辛苦了，我等著聽好消息，從口袋裏掏出兩包香煙放在桌上，匆匆離開了。
眾人於是抽著香煙繼續討論如何進行具體偵查工作，決定分3路同時進行：一是向夫子廟“大集成酒樓”方麵進行查訪，爭取獲得跟“國字臉”相關的線索；一是從印有富命案現場石獅巷著手調查，看能否獲取凶手的線索；還有一路則是從殺死印有富的傷口推斷出凶器是一把三角刮刀這一點上進行調查，找到凶手的線索。這三條路的走法不同，但是目的是一致的，都是為了查獲“國字臉”的下落。盡管目前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表明印有富的被殺跟“大集成酒樓事件”有關聯，但是，專案組諸君都認為，凶手是受“國字臉”方麵的指使而衝印有富下的手。
長話短說，次日上午，3組偵查員當即開始進行調查工作，去大集成酒樓和石獅巷現場查訪的那兩個組都沒有收獲，隻有調查三角刮刀的那一路偵查員訪得一條線索。昨晚專案組對3路人馬進行分工時，考慮到訪查三角刮刀的這一路工作量大，所以配備了6名偵查員，分為3個小組同時進行。這裏為了敘述的方便，將這3個小組稱為“ABC組”，這3組都由出身南京熟悉本地社會風情的偵查員組成，其中B組的兩名偵查員都是原國民黨首都警察廳的刑警，都在1947年就參加了地下黨，因此解放後就作為政治可靠分子充實到了南京市公安局政治保衛處。
舊時有若幹年工作經驗的刑警，為了偵查案子的需要，基本上各自都有隻有自己掌握的“耳目”，以便需要時能夠隨時使用。這些對象，通常由叫花子、地痞流氓、幫會小卒和頭腦活絡的守夜人、清道夫、黃包車三輪車夫、小商販等組成。當然，江湖上有投桃報李的規矩，你要他們給你提供情報線索，就得給他們報酬，或者提供方便。有的刑警手頭掌握的對象較多，有時拿不出活動經費支付給他們，就隻好動用自己的薪水打發人家。B組的這兩位偵查員既是舊刑警出身，自然也掌握著一些“耳目”。但解放後這些對象的情況發生了變化，所以基本上已經沒有聯係了。此刻手頭這起案件非常重要，所以兩人商議：看來得需要動用以前的“耳目”關係了。於是，他們就去拜訪了一個名叫李阿得的無業人員。
李阿得30多歲，靠混混謀生。所謂“混混”，就是介乎於乞丐、地痞之間的一種角色。舊時的乞丐、地痞之流，都是有各自的幫夥的，勢力大的還有名號，比如印有富參加的鎮江“十三大義幫”之類。而“混混”，則不參加任何一個幫夥，但幫夥有活動時如果需要“混混”到場，或者“混混”自己想參加，也可以前往。這種身份比較自由，不受約束，但是卻享受不到在幫夥的待遇，比如受人欺負了，遇到困難了，幫夥就沒有義務替你出頭，幫你解困。
李阿得如此一混就混了十幾年，從抗戰前一直混到南京解放，沒有幹過一天正經的活兒，卻過著相當於城市平民的生活，甚至還混到了一個老婆。解放後，人民政府清算幫夥罪行，有材料表明李阿得曾參與過數次對平民百姓敲詐勒索的幫夥行動，甚至有一次還起過重要作用，而且引起了嚴重後果。本來，憑這點就可以把李阿得逮捕法辦。公安機關也已經有了這個打算，據說鼓樓分局已經開出了逮捕證。但是，就在行動前，卻發生了一樁戲劇性的事情：一天下午，一輛美製軍用小吉普開到了李阿得的家門口，從車上下來一位帶著兩個警衛員的解放軍團長，跟李阿得熱情握手，還讓警衛員從車上搬下了大米、食油、衣服等物品往屋裏放。
一家夥頓時引起了轟動，這是怎麽回事呢？原來，這個解放軍團長在抗戰時期當新四軍偵察隊長時，曾奉命到日偽統治下的南京市內采購西藥、電池、五金工具等軍需用品，行蹤被敵人偵悉，在其下榻的飯店裏將其逮捕。敵人認為肯定會有同伴前來接頭，於是決定守株待兔。偵察隊長乘機打死了看守他的兩個漢奸後逃了出來，很快就被敵人發現，日偽方麵當即進行全城大搜捕。偵察隊長在混亂中乘黑夜的掩護躲進了李阿得的破屋，受到了素不相識的李阿得的掩護，得以脫身。現在，這位偵察隊長當上了團長，參加了解放南京的渡江戰役，進城後經過反複打聽，終於找到了已經搬家的李阿得。
這件事馬上通過居委會傳到了派出所，派出所知道分局當晚要抓李阿得，因為有了此事，就馬上向分局匯報。鼓樓分局領導認為李阿得當年此舉是一樁立功行為，於是決定撤銷逮捕令，改為傳訊教育。李阿得還經派出所方麵介紹，有了一份正當工作——當上了駐軍軍需品倉庫的清潔工。
李阿得從此倒還真有了脫胎換骨的念頭，把自己當作“公家人”，一舉一動都努力模仿公家幹部，整天把團長送給他的舊軍服穿在身上，甚至還主動學習識字，每天一空下來就捧著份報紙假裝閱讀。
B組的兩個偵查員找上門去時，李阿得正在家裏“看”報。見來了兩個警察，馬上熱情招呼，張羅著要沏茶。偵查員說我們不喝茶，是來向你打聽一樁事情的，說著就把印有富的屍體照片拿出來，問是否知道這種三角刮刀傷口是何人所為。偵查員這一步算是走對了，李阿得一看傷口馬上就說，這肯定是“赤練幫”的“快刀夏二”所為。
“赤練幫”是南京地區丐幫的一個分支幫夥，以“蛇叫花”為主。所謂“蛇叫花”，就是隨身帶著蛇要飯的叫花子。這種乞丐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身懷治療蛇毒絕技的，以替人療傷、入宅捕蛇謀生；另一類沒有治毒絕技，抓了無毒蛇帶在身上，靠嚇唬人進行要挾性質的乞討。“赤練幫”就是由後一類人員組成的。他們捕捉無毒的赤鏈蛇，或盤於手臂、脖頸，或藏於口袋、帽子、懷間，出沒在店鋪、民居門口，藉此行乞。
“赤練幫”的這套行乞手法同丐幫的其他派別構成了威脅，於是，矛盾由此而產生。最先他們肯定是丐幫內部協商解決，但利益當頭顯然是無法解決得了的。談不成，那就動手吧。一動手，“赤練幫”的無毒蛇就對付不了同為丐幫成員的其他叫花子了，於是就抄家夥。一次次的械鬥，使“赤練幫”造就了幾位出手不凡的高手，其中最狠的那位姓夏，自稱“夏二”。夏二的常規武器是赤鏈蛇，那是對付平民百姓的謀生工具；另一種特殊武器則是三角刮刀，專門對付江湖上跟其過不去的人，出手奇快，刀刀見血。久而久之，江湖上就呼其為“快刀夏二”。
李阿得這樣一說，B組這二位偵查員也隱約想起以前確實聽說過“赤練幫”有這麽一個人，於是就作為一條線索向專案組領導匯報了。專案組長江恒大跟副組長老湯一商量，決定再次訊問邱承發，了解凶手外形。
老湯、老劉和B組兩個偵查員前往看守所訊問邱承發。邱承發已經被印有富的血濺當街命歸黃泉一幕驚得魂不守舍，第一天陳述那一幕時有點模糊，這回經過偵查員的耐心啟發，總算鎮定了些，邊回憶邊敘述，斷斷續續把凶手的外形勉強說了一番。
經分析，偵查員認為邱承發所說的凶手外形跟“快刀夏二”基本相符，便下達了拘傳令。
但是，要想在偌大一個南京城查尋一個居無定所的乞丐，那不是一樁很容易的事情。這事還多虧了李阿得，他聽說專案組要拘傳夏二後，便自告奮勇願意打聽夏二的下落。20小時後，果然打聽得夏二近日棲身於中山陵附近的一座土地廟裏。
當晚，夏二落網。從他家裏，搜出了那把行凶的三角刮刀和還沒有來得及處理的血衣。
三、
專案組立刻提審夏二，原還擔心這家夥來個“一言不發，拒不交代”之類，給偵查員出一個難題。但這份擔心倒是多餘的，夏二的三角刮刀出手快，交代的速度也快，稍稍一問，便馬上交代了行凶殺死印有富的幕後指使者，一個名叫魯大石的人讓他下的手，報酬是50萬元人民幣（舊幣，相當於現在的50元）。他自己留了40萬元，另外10萬元給了那個也出現在現場，但沒有下手，而隻是騎了自行車載著他逃離現場的同夥封四寶。（封四寶在獲悉夏二被捕後，逃離南京前往老家蘇北寶應藏匿，不久被當地公安局逮捕。）
於是，話題便轉到了魯大石身上。魯大石是什麽人？跟你夏二是什麽關係？他是怎麽讓你殺人的？等等。
據夏二說，他跟魯大石已經相識兩年了。1948年元月，那時他還是南京黑道上的一名聲名顯赫分子，一把三角刮刀奠定了其在“赤練幫”內不可動搖的核心骨幹地位。那段時間，夏二住在德勝門草鞋巷口的一所被火燒去了大半而被房主暫時廢棄了的住宅內，對於丐幫來說，那已經算是一座豪宅了。一天，夏二看到巷口圍著一群人正在觀看一份告示，他不識字，擠進去也看不懂那上麵寫了些什麽內容。於是他向別人打聽，這才知道原來是有人丟失了一輛摩托車，懸賞20枚大洋尋找，找到者可撥打一個電話號碼通知失主，失主一手交賞銀一手取車。
夏二被20塊大洋的懸賞所吸引，於是就決定尋找那輛摩托車。其時他在“赤練幫”內已經收有徒弟若幹人，分布於全城各處行乞兼帶偷搶騙撈。夏二便向眾徒傳下命令，讓按照《告示》上所說的留意尋找怎樣怎樣特征什麽牌照的一輛摩托車。叫花子打聽消息自有一番別樣本領，結果不到兩天就有徒弟前來向夏二報告，說那輛摩托車在堯化門街的一個修車攤的角落裏放著，不過牌照看不真切，因為被人故意塗上了泥巴。
夏二生怕情報有誤，親自前往堯化門街以行乞為掩護察看過，確認就是失主所說的那輛摩托車，遂按照頭腦裏記下的電話號碼聯係到了失主。他跟失主在約定地點見麵，一見之下卻暗吃一驚。原來那個自稱“魯先生”的失主竟是一身便衣偵緝隊的打扮，身穿皮夾克衫，頭戴鴨舌帽，鼻梁上架著一副寬框墨鏡，腰間鼓鼓囊囊顯然揣著家夥。對方見夏二一臉驚色，便說你不必用這種眼神看著我，我幹的活兒有點特殊，不過跟你這種人肯定沒有關係的。說著，遞上一支香煙，說兄弟咱言歸正傳，你說吧，我那輛摩托車在哪裏？
夏二估摸這位“魯先生”不是警察局的便衣，就是軍統（那時已改為“國防部保密局”，但社會上還是以此稱呼）、中統，或者是憲兵團偵緝隊。於是他擔心對方食言不付賞銀，所以說話有些吞吞吐吐。對方馬上明白了他的擔心所在，從手上摘下戒指，想了想，又把腕上的手表也捋了下來，遞給夏二，說兄弟這兩件東西作為押金放在你那裏，拿到了摩托車你跟我去取20枚袁大頭，如果我不給你，你就把這兩件東西拿走便是。夏二這時也起了狠心，暗忖你若賴賬，那老子就一刀插了你，“快刀夏二”的名頭可不是憑空亂喊出來的！
這件事最後的結果是：夏二領著這位魯先生去了修車攤，不但收回了摩托車，還把送去改裝的那個臨時車主給抓走了，魯先生答應給的賞銀一分不少地付給了夏二。
從此，夏二和這位魯先生交上了朋友。對方大約每月一兩次請夏二上館子吃飯，順便托其打聽一些消息，每次聽回音時不管是否打聽著實，都會送給他一些東西或者錢鈔。交往了一段時間，夏二終於知道了這位魯先生的真實身份，他名叫魯大石，是國防部保密局的少尉。
兩人的這種關係一直持續到南京解放前大約兩個月，魯大石就沒了消息。夏二這種人，對於政治當然沒有那份敏感，他每天最緊要的是填飽自己和手下那十來個徒弟的肚子，所以也沒有把魯大石的失去聯係跟當時的時勢聯係起來。直到南京解放後，人民政府張貼布告通緝國民黨反動分子時，他才隱約意識到魯大石早已遠走高飛，再也見不著了。
哪知，大約過了兩三個月，夏二就碰到了怪事。解放後，“赤練幫”成員的日子就難過了，原先那套靠亮出赤鏈蛇乞討的模式受到了人們的抵製，一個不對人家就報告派出所，警察一來就對不起，抓你沒商量，抓住後就送往收容隊。收容隊到了一定人數，就把收容下的人送到蘇北去開荒。至於亮刀子，那更是屬於已經不敢想的事兒了。刀子屬於凶器，亮刀子比亮赤鏈蛇的性質要嚴重得多，有可能直接折進局子。如此，夏二的謀生就受到了威脅，一個月裏總有幾天覺得肚裏空空，天冷了還要擔心如何禦寒。不過，一連數月，隻要夏二和兩三個還跟著他的徒弟麵臨饑寒時，總會有人偷偷把食物、衣服和少量錢鈔放在破廟裏，給他們解決燃眉之急。
夏二不知何方人士伸以援手，反複回憶，也沒有想起自己曾經對誰有過哪怕些許的恩施，所以肯定沒有人偷偷報恩。這個疑題，直到事發前的下午才得到破解。
事發前下午兩時許，夏二照例在秦淮河畔的關帝廟門前曬太陽，關帝廟那塊地盤一向屬於“赤練幫”的領地，丐幫的其他幫夥成員是不能到這地盤來乞討的，否則就犯了江湖規矩。夏二被暖洋洋的太陽侍候得渾身舒服正待昏昏欲睡時，被人喚醒了。定睛一看，“哎呀”一聲便跳了起來——站在麵前的竟是已有將近一年沒有見過麵的魯大石！
魯大石打個手勢阻止了夏二開口說話的企圖，扯著他就走。走到附近的一家旅館，進了一個房間，魯大石看樣子遇到了很著急的事情，遞上一支香煙後開口便說：“夏二啊，這一陣還混得過去吧？再怎麽困難總還不至於挨餓受凍什麽的吧？”
夏二心裏一動，馬上反應過來：“哦！魯先生是您不斷在救濟兄弟啊？”
“小意思。這段日子我自己過得也不大順暢，所以隻能略表心意了。不過，你的情況我倒是一直讓人注意著。”
夏二這才想起對方的軍統少尉身份，心裏隻覺得一陣後怕：曾經有公家人向他了解魯先生的情況，幸虧他守口如瓶沒有透露，否則人家要解決他還不是如同捏死一隻螞蟻！
魯大石說：“今天找你，是想請你幫個小忙……”
夏二欠身：“請先生吩咐，夏二保證馬到成功！”
“這裏不遠處有條石獅巷你總知道的吧？巷口最近出現了一個修車小攤，那兩個家夥很討人厭，我不想看見他們，你去把他們打發掉。”
“遵命！”夏二尋思攆走一個修車攤還不是小事一樁？
魯大石拿出一遝鈔票放在桌上：“這是50萬元辛苦費。”又在鈔票上放上一把鑰匙，“門口停著一輛自行車，你去找個幫手協助，完事後騎車撤離現場，車不必還我了，就算是給你的封口錢。你那把三角刮刀使著還順手吧？要不要拿把匕首給你？”
夏二這才知道不是攆走修車攤的小事，而是殺人的大事，頓時愣了。別看他“快刀夏二”的名頭在江湖上喊得很響，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活兒沒少幹過，但事實上之前從來沒有犯過命案。魯大石看他神色有異，微笑道：“夏二，你如果不想幹，也可以，我另請高就……哈哈！”
夏二知道這“哈哈”是什麽意思，馬上點頭：“沒問題！魯先生您就聽我的好消息吧。”
魯大石拿出一個包袱扔在床上，說這個房間就留給你了，回頭你把同伴約來了，先把衣服換一下，然後去把活兒幹了。這件事辦妥了，我會記著你的，不久以後還有重賞。
交易就這樣談成了。僅僅過了半個多小時，血案就發生了。
如此，石獅巷命案的幕後指使者就是那個保密局少尉魯大石了。魯大石為何要讓夏二殺人？是為了滅口還是報複？抑或其他動機？這，夏二一概不清楚。看來隻有讓魯大石到案交代了。
魯大石在哪裏？夏二說他不知道，因為魯大石從來沒有跟他說起過住所之類的話題。
換一個角度，那麽魯大石有些什麽愛好？平時喜歡跟什麽人交往？他的親戚朋友之類你是否知道？
這一說，夏二提供了一條線索：以前曾經聽魯大石說過，他有一個相好名叫阿瑛，長得很漂亮，是“日日春舞廳”的舞女。
行了！就循著這條線索追查下去！
專案組查下來，南京確實有一家招牌名為“日日春舞廳”，位於建鄴區石榴園路上，是抗戰勝利後第二年由一個上海老板到南京開的，舞女全部是他從上海帶來的，該舞廳屬於中等規模，沒有發現有什麽背景。解放後已經將舞廳列為特種行業，必須向公安機關治安部門進行登記，偵查員查了“日日春”的舞女，確實有一個藝名阿瑛的上海籍舞女，真名叫宋雯瑛，23歲，未婚。
專案組長江恒大下令對宋雯瑛進行外圍調查，偵查員於是開始跟蹤這個漂亮舞女。發現她住在離“日日春舞廳”僅隔兩條橫馬路的一所公寓內，獨自租了一個房間，自己不燒飯，一日三餐是在舞廳和公寓對麵的一家小飯館吃包飯的。從公寓看門人那裏了解到，宋雯瑛平日生活很有規律，舞廳、下榻處兩點一線踩得很準，除了伴舞外沒有其他活動內容。那麽她是否有男朋友？看門人說他沒有聽說過，他自南京解放後被人介紹到這個公寓來當看門人到現在，沒有發現有男性朋友來公寓找過宋雯瑛，也沒有男人給她打電話。（公寓使用傳呼電話，由看門人先接聽後傳呼。）
這是公寓看門人的說法，那麽舞廳方麵是怎麽說的呢？偵查員打聽到鼓樓分局有一個刑警和“日日春舞廳”某個舞女有些親戚關係，於是就通過他約那舞女談話，了解到宋雯瑛在南京解放前大約一年開始談了一個男朋友，約30歲左右，據說是當便衣警察的，那個男的經常駕著一輛美國軍用摩托車來舞廳接宋雯瑛下班。這種關係一直維持到南京解放前夕，那個男朋友就不來了，之後一直到現在也沒有露過麵。
那麽，平時是否有電話打到舞廳來找宋雯瑛呢？這個，不好意思，幹舞女這一行的肯定每天都會接到一些電話，而且都是男的，哪天哪個舞女沒有電話找她了，她大概也得改行了。
專案組經過研究，決定對“日日春舞廳”的電話進行24小時的秘密監聽。
監聽到第三天，下午4時10分，一個自稱“阿石”的男子打電話找宋雯瑛。偵查員從監聽到的內容判斷，這個“阿石”應該就是目標魯大石，而他並不是在跟宋中斷聯係後第一次通話了。不過，宋雯瑛的態度似乎很冷淡。使偵查員欣喜的是，“阿石”向宋雯瑛提出了見麵一敘的請求，宋勉強同意了，兩人約定次日中午11點半在鼓樓“大新華飯店”見麵。
專案組馬上研究，決定在“大新華飯店”設下埋伏抓捕那個“阿石”。
第二天，那個“阿石”就被捕了。
經訊問，被捕者“阿石”果然就是夏二所說的命案幕後指使者魯大石。這個人的落網，對於專案組理清案情，部署下一步的偵查工作，以及最後破獲這起大案都具有非常重要的關鍵作用。
魯大石，29歲，浙江省紹興人，1939年在上海初中畢業後參加國民黨軍統局在上海的外圍組織，從事秘密地下活動，曾在軍統組織行刺汪偽政權“外交部長”陳篆的行動中立過功而受到戴笠的點名嘉獎。1945年抗戰勝利後，魯大石正式參加軍統，成為一名情報特工。接受了一年訓練後，魯大石以少尉軍銜擔任軍統江蘇站情報員。1947年，軍統局改稱保密局後，他又調到南京本部從事情報內勤。
魯大石在軍統被視為“戴老板”的人，原本可以青雲直上，但戴笠死後保密局成了毛人鳳的天下，他就屬於失勢派。幾年下來一直待在少尉情報員的位置上原地踏步，到南京解放前夕還把他作為潛伏人員留了下來。根據上峰命令，魯大石仍幹他的老本行，當情報特工，具體分工是：聯絡社會閑散人員，了解民眾思想動態。因為沒有發展組織和搞破壞活動的內容，所以這算是一個比較安全的差使。魯大石手裏原本就掌握著一批社會底層人員的關係，如“赤練幫”之類，於是他還保持著跟這些人或明或暗的聯絡。對於“赤練幫”，他采取的是暗的方式，不時派人悄悄留意夏二等人的動靜，看到遇上困難了，就讓人暗暗送些東西或是零錢去，作為籠絡人心的手段。至於情報，因為不過是一些抽象的思想言論內容，以魯大石這樣一個聰明人，根本不必真的去打聽，而隻要自己稍稍留意一下街頭人們的議論，再看看報紙，基本上就能不時針對當前形勢編造出一批又一批了，報上去上峰還總是說“不錯”。
魯大石原想就這樣混下去算了，等到美國人協助老蔣打回大陸，他就有出頭之日了。哪知，這天他正在秦淮河魚行橋畔租住的臨時住處翻閱當天報紙研究形勢動態時，忽然來了一個男子——“國字臉”鄒穀。魯大石認識鄒穀，那還是以前在軍統局戴笠手下時，知道這老兄是從軍統特訓班出來的情報特工，屬於正牌特務，因為凡是特訓班出來的，都是接受過各種收集情報的訓練，還擅長擒拿格鬥、射擊爆破之類的行動術技能。像魯大石這樣半路出家的野路子情報員，通常見到他們就隻有恭敬的份了。
這份恭敬一直保留到眼下，魯大石馬上向鄒穀熱情問候，同時心裏很是納悶：這老兄怎麽也留在大陸了？又怎麽知道我在這裏？正這樣想著時，鄒穀掏出香煙盒，抽出一支遞給魯大石。魯大石便知道香煙裏有上峰指令了，撕開取出一圈薄紙，用放大鏡照著一看，果然是上峰用暗語下達的指令，讓他按照來人的指令去辦一樁事情。
什麽事情？自然就是找夏二之類的角色去殺那兩個修車人了。
鄒穀一臉的憤怒，問魯大石：馬上解決，有什麽困難嗎？
魯大石回答：沒有困難。如果沒有意外，今天一定解決。
很好！事情解決後，你給我打個電話。鄒穀說著隨口報出了一個電話號碼，魯大石便記在心裏。情報特工的記性自然都是出類拔萃的。
魯大石的交代到此結束。這邊專案組馬上通過電訊部門查問鄒穀的那個電話，得知是一個資本家住宅的私人電話。隨即進行外圍調查，查得那個資本家在解放前夕已經去了香港，留下幾個子女。因為房子寬敞，就把其中一間租給了一個商人。
這個商人，就是在“大集成酒樓”跟印有富打架後，又把皮包丟棄於派出所逃跑的“國字臉”鄒穀。
當天深夜，鄒穀就落網了。陳龍局長聞訊，把專案組正副組長江恒大和老湯召去，親自過問審訊方案，根據他在東北反間諜的經驗，當場作出了幾點事後證明行之有效的指示。專案組於是慎細製訂了審訊方案，直到次日黎明時分方才對鄒穀進行訊問。
用根據陳龍局長的指示製訂的審訊方案對付鄒穀，這個科班出身的情報特工很快就敗下陣來，乖乖作了交代。
鄒穀跟魯大石一樣，也是在南京解放前夕受命作為潛伏人員留在了南京。他是科班出身，搞情報工作有專業經驗，被任命為“國防部保密局大陸東南地區第五情報組少校組長”，公開身份是西藥和醫療器械中介商。從南京解放到新中國成立這段時間裏，上峰沒有向鄒穀下達什麽指令，他倒也確實做成了幾筆生意。1949年10月中旬，鄒穀忽然接到命令，讓他去鎮江開會。在鎮江，他見到了幾位以前在軍統局和保密局曾經熟悉的同事，當然也有幾個是陌生臉孔。會議召集者名叫蔣雲龍，鄒穀不認識，據其自我介紹，原是國軍第六兵團的少校營長。蔣雲龍在會上宣布，由他發起的“蘇浙皖人民反共救國軍”自即日起正式成立，此事已經得到台灣方麵的批準和支持，在座各位同誌的關係就是根據蔣先生的指令向我這邊提供的。然後談了一些打算，大意是準備首先在南京發動武裝暴動，製造轟動全世界的特大事件，然後將武裝力量拉到大別山去打遊擊，與此同時還可以在浙江和安徽的幾個城市策劃發動武裝暴動，配合國軍光複大陸。
這次會議意味著鄒穀以往的輕鬆生活的結束。會後沒幾天，蔣雲龍就在南京萬騰茶館約見鄒穀，說“蘇浙皖人民反共救國軍”下設之“南京行動總隊”已經成立，目前正在著手發展下屬大隊的力量；又說鄒穀是軍統特訓班科班出身的情報特工，是“蘇浙皖人民反共救國軍”最佳的情報人才，因此決定委以重任，讓他收集南京的飛機場、廣播電台和郵電局的地形情報，繪製成地圖，以便發起暴動時使用。蔣雲龍還通知鄒穀說，從現在起，你的組織關係已經轉到“蘇浙皖人民反共救國軍”，由我親自掌握，活動經費也由我下撥。說著就拿出台灣密令給鄒穀看，又把200萬元人民幣（舊幣）發給了鄒穀。
鄒穀於是就開始布置手下特務著手收集這方麵的情報。經過將近兩個月的努力，終於將情報收集齊全了。於是，他便運用以前在軍統特訓班學到的技能，繪製了三份詳盡的地圖，出於保密考慮，又以普通建築圖紙的式樣加以偽裝。到1950年元旦，鄒穀算是圓滿完成了使命。這段時間，蔣雲龍一直沒有露過麵，隻是有兩次派人給他送來經費和收集情報用的照相機、膠卷和衝印設備。元旦後大約一周，蔣雲龍給鄒穀打來電話，詢問活兒完成否，讓鄒穀在1月13日中午去夫子廟大集成酒樓，屆時會有人前來，對上暗語後就可以把圖紙交給對方。蔣雲龍很謹慎，再三叮囑鄒穀必須對圖紙妥加偽裝。鄒穀於是又炮製了幾張虛假合約，跟圖紙放在一起。此舉使他後來得以從夫子廟派出所僥幸脫逃成功。
鄒穀沒有想到的是，他這個科班出身的老牌特工竟然一時大意陰溝裏翻船，在兩個小偷手裏裁了個跟鬥，而且導致圖紙失陷在派出所。鄒穀逃離派出所後，越想越惱火，竟然以以前軍統對付此類事情的思維作出了事後被證明是錯誤的決定：把印有富和邱承發解決了！
當時，鄒穀並不知道印有富、邱承發是何許人、居住何處，但能夠確認這兩個主兒肯定是沒有什麽後台背景的，殺了也就殺了。他也真是膽大，竟然就在派出所斜對麵的茶館樓上坐著喝茶，候得印有富、邱承發兩人被放出來，就下樓去跟蹤。待到弄清那兩人是何許人、位居何處後，就炮製了一份密令，親自去魚行橋畔找魯大石，讓其找人下手。魯大石當時並不知道，他的關係其實已經由保密局轉到了“蘇浙皖人民反共救國軍”蔣雲龍手裏，而蔣雲龍又把他作為機動力量臨時調配給了鄒穀，而鄒穀之前因為沒有用得著魯大石的地方，所以一直沒有露麵，此刻有使命需要下達，就直接去找了魯大石。
解決了印有富出了口氣後，鄒穀開始擔心如何向蔣雲龍那邊有個交代了。他不笨，知道自己把皮包丟棄於派出所的後果多半會是怎樣，不敢抱僥幸念頭。但是，此事真相不能被蔣雲龍知曉，否則肯定會被密裁。剛想到這裏時，蔣雲龍打來了電話，詢問中午失約的原因。鄒穀謊稱他在赴約時似乎發現有可疑對象跟蹤，所以當機立斷離開了“大集成”。蔣雲龍竟然對此不疑，說那另外約個時間吧，明天下午3點，你到鼓樓那邊的葛老大茶坊，我派人去取圖紙。
於是，鄒穀就把留下的圖紙底稿作了一番偽裝，又炮製了數頁合約，拚湊成一份情報，次日按時前往約定地點，交給了蔣雲龍派來的那個特務。
如此一招，竟然混了過去。當天晚上，蔣雲龍打來電話，對鄒穀大加讚賞，說已經上報台灣給他記了一大功。驚魂甫定的鄒穀這時除了祈禱夫子廟派出所沒有識破皮包的秘密外，已經沒有任何辦法對付此事了，尋思如果蔣雲龍那裏要一如既往的將暴動計劃進行下去，到那時候他隻有臨時溜號的選擇了。不料，還沒有到那時候，公安局已經找上門來了。
鄒穀的供詞立刻上報，陳龍局長看了之後點頭笑道，果然不出所料，敵特動的正是這個腦筋。於是下達命令：繼續偵查，將包括蔣雲龍在內的全部敵特分子一網打盡！
四、
專案組舉行案情分析會時，陳龍再次親臨參加，和偵查員一樣暢所欲言發表意見，還鼓勵偵查員一起探討不同觀點的問題。如此一直分析了幾個小時，終於達成了一致共識。
眾人分析：蔣雲龍發起的“蘇浙皖人民反共救國軍”就其名稱看來，在目前不過是一個虛張聲勢的說法，敵特肯定沒有力量能在三省範圍內組織起一支反革命武裝。而從蔣雲龍不過是一個國軍少校這一點來看，這個反革命武裝組織也並非是受台灣國民黨特務機構方麵的指使而組建的，否則，不可能指派一個少校軍官來主持這樣一樁大事。估計是台灣方麵聽說有這樣一個人在大陸發起武裝反共行動，那當然是求之不得，估計不久還會有將蔣雲龍升銜封官的命令下達。
但是，並不是說上述原因警方就可以掉以輕心不予重視。蔣雲龍既然已經成立了轄屬於“蘇浙皖人民反共救國軍”之下的“南京行動總隊”，那估計“蘇浙皖人民反共救國軍”的計劃可能是先在南京發起反革命暴動，因此，不管怎麽說，敵人的力量還不容小覷。因為暴動不是普通案犯做一起什麽刑事案件，而是一場有可能大規模流血的武裝行動，那敵人方麵肯定必須做好人員和武器這兩個方麵的充分準備。如此，這個“南京行動總隊”的人數至少得有上百人，因為蔣雲龍準備攻打和控製的目標有飛機場、廣播電台、郵電局，沒有上百名武裝人員別想動這個腦筋。
這樣，問題由此產生：怎樣偵查才能達到把所有敵特分子一網打盡的目的？以陳龍局長在東北打擊敵特分子武裝暴動陰謀的經驗，敵人通常是先搭建一個領導班子，然後發展下麵的組織，如果是軍事組織結構的，那就從“縱隊（兵團或軍）—總隊（師或者旅）—聯隊（團）—大隊（營）……”這樣逐級往下發展。發展組織是先從單個骨幹分子著手進行，比如，“縱隊”級頭目看中了某個可靠對象，就將此事向其交底，對方自然同意參與，那你就去發展成員，秘密招兵買馬，招得多少人多少武器就根據數量讓你當什麽官，然後把你招到的人馬編成一支跟封你的官職相符級別的隊伍，隨意給你一個番號就是。
之所以要說上麵這些話，是為了弄清楚這樣一個問題：這種逐級發展而組成的組織，上一級的頭目是不知道下一級頭目手裏掌握的成員的詳細情況的。如果有一個叫張三的人，哪天走在路上跟以前在軍統時的某個上級不期而遇，被上級看中，於是就跟他說我們準備發動暴動，迎接蔣介石光複大陸，你也參加吧，以後可是有功之臣，當個將軍不成問題。張三覺得這筆買賣值得做，就點了頭。好！從這時起，你張三就是“本軍”骨幹了，你去物色對象拉隊伍吧，到時候拉到多少人就封你當哪一級的軍官！張三胡亂折騰一陣，向上級報告說我已經發展到多少多少對象，都是跟共產黨有血海深仇且精通單兵作戰的可靠勇士。上級大喜，說你把名單拿來給我備案，然後領取委任狀。張三送來的名單上麵自然隻有不知是真是假的姓名，沒有地址。上級也不可能問他要這些“勇士”的地址，因為上級不可能直接使用這些人，真到發動的時候，是張三通知他的這些下屬，也是張三指揮這些下屬。
說了這些，就應當明白了一點：像“蘇浙皖人民反共救國軍”這樣的組織，應當也是“軍”級頭目發展“總隊”級頭目，“總隊”級頭目再去發展“大隊”級頭目，“大隊”級頭目再去發展“中隊”或者“分隊”。因此，如果想破獲“蘇浙皖人民反共救國軍”全“軍”，那就應當先控製“軍”級頭目，比如蔣雲龍。蔣雲龍被捕後，供出他手下的“南京行動總隊”頭目，警方便去抓捕“總隊”頭目。“總隊”頭目到案後交代他下麵的“大隊”級頭目，如此一級一級往下捋，就能達到破獲全“軍”，一網打盡的目的了。
所以，專案組的偵查方案是：先對付“蘇浙皖人民反共救國軍”的發起人、總頭目蔣雲龍！為防止蔣雲龍落網後拒不交代，故所以得秘密監視蔣雲龍的行蹤，看他跟外界有些什麽聯係，最好能據此順藤摸瓜找到另外線索，這樣即使一時還不能把另外線索調查清楚，但也足以作為審訊時對付蔣雲龍的武器了。因此，決定在發現蔣雲龍的下落之後，暫時先不下手抓捕，而是實施跟蹤，弄清楚他跟什麽地方什麽人員有過接觸聯係。
如何查摸蔣雲龍的線索？這是一個難題。因為蔣雲龍原先在國軍裏的官做得太小，不過區區一個少校，即使去問國軍第六兵團的司令長官，也不可能聽說過他的手下曾經有過這樣一個人。這種角色，到了解放後，在南京這樣一個大城市裏，就好比一滴水掉進了長江，哪裏還分辨得出？而專案組此刻要做的，恰恰正是要把這滴掉落進長江的水，予以鑒別出來。
專案組分析，目前掌握的線索中惟一認識蔣雲龍的人，就是鄒穀。而鄒穀跟蔣雲龍沒有主動聯係的方式，他甚至連蔣雲龍是否住在南京這一點也不清楚。這樣，看來隻有靠鄒穀解決這個問題了。專案組經請示陳龍局長獲準，決定把鄒穀放出去對蔣雲龍進行“釣魚”。
專案組長江恒大親自跟鄒穀談話，交代政策，鼓勵鄒穀爭取立功贖罪。鄒穀知道自己的曆史和現行罪行之大，已經做好了判死刑的心理準備，此刻聽說人民政府提供這樣一個機會，自是感激涕零，跪地磕頭。江恒大又提出警告，告訴鄒穀警方已經作了嚴密的布置，讓他不要試圖有其他任何方麵的非分之想。
然後，就是製訂一個如何“釣魚”的詳盡方案。鄒穀租借的房子比較隱蔽，還是讓其住到原先的地方去。那天他是在晚上回來的路上被捕的，沒有驚動任何人。不過，此事得取得房東方麵的配合，因為要派兩名偵查員跟鄒穀同住以便監控，另外還得臨時安裝一部電話機，用於在蔣雲龍給鄒穀來電時迅速通知電信部門查獲蔣雲龍所使用的那架電話機的號碼、位置。
這一切，在次日中午前就都已經辦妥，鄒穀被秘密釋放，回到了那個資本家的住宅，從此開始了軟禁生活。
這是一個漫長的等待階段，鄒穀立功心切，生死在此一斷，真有度日如年之感。而專案組方麵，更是憂心忡忡，這是惟一的方案，一旦實施失利，那就簡直一敗塗地。
時間一天天過去了，蔣雲龍始終沒給鄒穀打來電話。轉眼元月過去，進入二月。又是一周過去了，蔣雲龍還是沒有消息。專案組諸君都沉不住氣了，一次次舉行案情分析會，反複分析檢驗這一方案是否正確。陳龍參加了專案組2月8日的案情分析會，說以鄒穀這樣的老牌情報特工的資曆，蔣雲龍如有所動作時不可能將其排斥在外，之所以沒有跟他聯係，估計蔣雲龍最近沒有用得著鄒穀的事兒。有人提出，那就這樣一直等下去嗎？陳龍說不著急，我估計蔣雲龍這幾天裏應該對鄒穀有所反應的，因為2月17日是春節，以鄒穀這樣的情報特工資曆，蔣雲龍這個少校應當有些重視。他會在過年前對鄒穀有所慰問，哪怕是來一個電話，但多半是會在金錢物質上有所表示。除非蔣雲龍的手頭很緊，那“蘇浙皖人民反共救國軍”最近根本就無法發動反革命暴動了；還有一種可能，就是蔣雲龍已經發現鄒穀出了問題。因此，關鍵就在從現在起到春節這段不長的日子裏，如果到春節蔣雲龍還沒有打電話給鄒穀，那我們就得另外考慮製訂偵查方案了。
陳龍不愧為老資格的反諜大師，所以後來他出任公安部副部長時，負責主管的是全國的反諜工作。他的這個估斷竟是那麽準確，這個觀點亮出不到一天，蔣雲龍就給鄒穀打來了電話。
蔣雲龍的電話令原本幾乎已經失望的鄒穀因喜出望外而出現了語塞，“唔唔”著一時說不出話來，急得在一旁監控著的偵查員差點一巴掌掄上去。幸虧鄒穀及時回過神來，恢複了正常，按照偵查員事先布置的開始拖延時間。另一偵查員趕緊用那架一直沒有使用過的臨時電話機通知電信部門保衛幹部。
果然不出陳龍的所料，蔣雲龍對鄒穀是很器重的，他給鄒穀打電話，一是因春節將屆，他向鄒穀表示慰問，並要發一筆慰問金給鄒穀；二是準備因“買賣”之需，要製作一批袖章，這事想請鄒穀負責，問是否有問題。鄒穀已經渾身顫抖了，強作鎮靜連連說“行，沒問題”。蔣雲龍於是約定後天下午6點在成賢街沸騰火鍋店見麵。
這個電話由於鄒穀的拖延，通話大約有5分鍾時間，以當時的技術手段，算是勉強能讓電信部門查清了跟鄒穀通話的那架電話機的位置——白下區太平巷的一家咖啡館。偵查員當即趕去，但蔣雲龍已經離開那裏了。出於謹慎，生怕驚動了蔣雲龍而取消次日跟鄒穀的約會，偵查員沒敢向咖啡館方麵打聽情況。
次日傍晚，鄒穀在數名偵查員的秘密監控下，前往成賢街赴約。偵查員終於見到企盼了許久的蔣雲龍，當然按照事先的計劃，沒有下手抓捕，而是采取跟蹤的方法摸清了其下榻處。從這時開始，專案組安排的另一套班子開始日夜秘密監視蔣雲龍。
蔣雲龍跟鄒穀的這次見麵，一是給了鄒穀100萬元人民幣（舊幣，合新幣100元）的慰問金，二是讓鄒穀設計“蘇浙皖人民反共救國軍南京行動總隊”的袖章。鄒穀昨天通電話時的失常已經受到了偵查員的提醒，所以這次表現得很正常，沒有引起對方的疑心。兩人一起吃了頓火鍋，喝了兩瓶酒後握手分別。
蔣雲龍的露麵使專案組鬆了一口氣：“釣魚計劃”總算沒砸鍋，開始顯出效果了，而暴動那事兒還沒有準備定當，不至於立馬就發動，這給從容偵查這個案件留下了時間和空間。
鄒穀也非常高興，暗忖蔣雲龍總算上鉤了，使他終於看見了立功的曙光。可是，連他自己也沒有想到的是，正是由於這份急於立功贖罪的心理，導致接下來出現了失誤。
鄒穀的失誤是在完全沒有預兆的情況下倏然發生的：春節過後大約五六天，晚上8時左右，蔣雲龍忽然打來電話，問上次見麵時所說的設計袖章一事進行得怎麽樣了。其實，鄒穀隻要告訴對方目前進行到什麽程度就可以了，但鄒穀出於想打聽到更多情報以便立功的心理，竟然饒舌地向蔣雲龍提出了幾個問題：需要製作多少袖章？最晚大約幾時交貨？鑒於上次提交的圖紙有飛機場、廣播電台、郵電局三個目標，所以袖章是否需要製作不同顏色的？各需要製作多少？
蔣雲龍對於鄒穀的這些問題沒有作回答，隻是說回頭決定了再通知鄒穀，然後就把電話掛斷了。在場的偵查員以及在電信局機房監聽著的偵查員當時沒有反應過來。那時還沒有磁帶錄音機，隻有那種笨重的鋼絲錄音機，數量也是極其有限，通常隻是在審訊重要犯人時才使用。像蔣雲龍的這種通話，雖然也很重要，但不可能把鋼絲錄音機搬到電信部門的機房去進行現場錄音，所以采用的是去電信機房進行現場監聽並速記內容的方式。現場記錄需要整理一份，偵查員在整理時覺得這次通話內容似乎有問題，主要是鄒穀顯得過於饒舌了，這是否會起到打草驚蛇的作用？
通話記錄當即送到專案組領導麵前，正副組長江恒大、老湯兩人一看一研究，頗有同感：鄒穀說了不應當說的內容，這可能會使蔣雲龍產生懷疑。
於是，專案組決定加強對蔣雲龍的監視，立馬增派了偵查員。
五、
蔣雲龍是否對鄒穀產生了懷疑？此刻誰也說不清楚，隻好走一步看一步，鑒別的標準是看蔣雲龍是否還跟鄒穀聯係。當然，同時還得注意如果蔣雲龍已經受到驚動，幹脆直接逃之夭夭了。所以，江恒大特別叮囑監視蔣雲龍的偵查員一定得密切注意。
哪知，蔣雲龍還是逃了！
蔣雲龍返回其住處後，一連三天隻出過一趟門，那是返回後的次日上午，叫了一輛三輪車前往離其住所不算遠的一家醫院，掛了內科的號，配了些治感冒風寒的藥。之後，他竟然一連三天都沒有出過門。監視他的偵查員認為他是在生病，不出門是在床上躺著養病，所以並沒有向上級報告。
那邊，專案組兩位領導等得不耐煩了，到了第四天上午，老湯說我去那裏看看。到了蔣雲龍住處附近找個地方把兩個偵查員中的一個叫到一邊一了解，老湯的臉色頓時異樣：三天沒出門了？那他吃飯咋辦呢？平時你們不是說他一天三頓都到對麵那小飯館吃的嗎？
偵查員說人家生病了，飯吃不下，就不去館子吃了，餓了可能弄點餅幹蛋糕的打發就是了。
那麽晚上呢？你們看到他屋子裏透出過燈光嗎？
這一說，偵查員緊張起來：這個……上兩天晚上亮過燈的，昨晚……昨晚好像沒有亮過燈啊！
老湯馬上知道情況壞了，立馬讓派出所協助找電燈公司借來了抄電表員工的服裝，冒充抄表員，以抄表為名去敲蔣雲龍所租那房間的門。沒有反應。叫來房東打開房門，裏麵沒有人。
蔣雲龍已經逃了。據分析，他是乘黑夜的掩護從樓上房間墜樓而下得以逃脫的。
江恒大一聽就炸了：這是怎麽搞的？竟然如此麻痹大意！人呐？先停職隔離，聽候審查！
然後就趕緊向陳龍局長報告，當然還得檢查。陳龍這樣的反諜專家，什麽事情沒碰上過？他說檢查先放一放，咱先分析一下情況，蔣雲龍會往哪裏逃？把同誌們都叫過來，一起議議。
於是馬上舉行了一次案情分析會議，專案組所有的人全都集中過來了。都以為陳龍要發一通火，哪知局長不但沒有發火，還每人給了一包香煙，說同誌們辛苦了，犒勞一下，等偵破了案子，我請大家喝酒。開個會議議情況，由你們江組長主持，我在這裏是與會人員，跟大家一樣發言和聽別人發言。
眾人分析：現在對於鄒穀是否露了餡兒可以有定論了，否則那蔣雲龍不會逃跑。從他逃跑的手段來看，這是一個很有心計的角色，我們得認真對待。蔣雲龍自2月9日跟鄒穀見過麵後，就受到了專案組的秘密監視，那時他是不知道自己已被盯上，所以從2月9日開始一直到那天被鄒穀的電話內容驚動之後的這些日子來的外出情況，應該是真實而不加任何掩飾的。蔣雲龍這些日子都跑了些什麽地方呢？受命跟蹤的偵查員都有記錄，他基本上是深居簡出，一共隻跑了七八處地方，而且都是百貨公司、商店、電影院、戲院、醫院、飯店等公共場所，沒有發現他跟別人有什麽接觸。
這樣，就使人不得不覺得奇怪了，蔣雲龍是“蘇浙皖人民反共救國軍”的發起人、主持者，此刻正處於非常緊要的策劃、籌備在南京發動反革命暴動這樣的“大計”階段，難道他這些日子就沒有跟外界聯係？那他所需要的外界相關信息是怎樣傳遞給他的，而他要向手下人下達的指令又是怎樣傳遞出去的？他的住所沒有電話，也沒有發現他投遞過信函郵件。因此，他惟一的溝通手段就是在外出期間直接在去過的某處或者某幾處偷偷用約定的方式秘密傳遞了情報以及指令。
這樣，專案組又有了信心，暗忖總算看到了一絲曙光：如此，蔣雲龍對外聯絡的渠道無疑就是在他這一陣去過的那七八處地方中的一處或者幾處，隻要對那些地方進行監控，很有可能會把業已斷了的線頭重新給續上。
於是，專案組當即進行人員分工，算下來人手不夠的，陳龍局長當場指令調派，每個監控點都配置了足夠的人員，進行全天候的監控。
事實證明這個判斷是準確的，僅僅過了三天，蔣雲龍就露頭了。那天下午，奉命監控新都大戲院的偵查員忽然發現蔣雲龍出現在視線中。他是乘一輛馬車過來的，在戲院門前的空場上下了車，掏錢打發了車夫，然後就反背著雙手佯裝悠閑似的在空場上信步走了一圈，在海報欄前駐步，專注地看著《火燒紅蓮寺》的海報。
當時在場的偵查員有兩個，一個偽裝成賣零食的流動小販，另一個佯裝路人。發現蔣雲龍的是“小販”，他馬上向“路人”發出了暗號，於是那個偵查員就開始進入了監視位置。可是，令人出乎意外的是，這次跟蹤竟然失利了！
應該說，這位偵查員是一位富有跟蹤經驗的老警員了，他是抗戰時期參加中共地下黨的，當時是汪偽警察廳的刑警，後來國民黨接管警察廳後，留用下來當了首都警察廳的刑警探長，參加過幾起當時比較有名的刑事大案的偵查，而且分管的就是指揮跟蹤。布置或者親自跟蹤數名著名案犯，從未失手過。可是，這次卻竟然被蔣雲龍給耍了一把。蔣雲龍看了片刻海報後，點了一支香煙，隨手把空煙盒扔進一旁的廢物箱。然後，進了售票廳，轉了一圈就離開了。偵查員便開始跟蹤。蔣雲龍步行片刻後，招來一輛三輪車上去。偵查員在馬路對麵看著，正好有一輛空出租車開過，便招停後上去，慢慢地跟在後麵。
蔣雲龍坐著三輪車去了原總統府附近的一家茶館，入內上樓。這位偵查員作為一名老刑警，對於南京城內的各類公共場所諸如飯館、茶樓、影劇院、浴室、旅館、咖啡館等的地形都了如指掌，知道哪家有前後左右幾個通道進出。當下一看蔣雲龍進去的那家茶館，知道共有兩道門進出，一是前麵的大門，另一則是在右側那條隻有一個出口的斷頭小巷子裏的邊門，那是專供運送煤炭、木柴使用的通道，通常是不讓茶客進出的。偵查員為防萬一，還是決定同時監視這兩個進出通道。於是便在進門靠右側小巷窗口的一個座位上落座，要了一壺茶，慢慢地喝著。不敢喝多了，生怕蔣雲龍在他正好上廁所的當兒溜了號。這個位置既可看住大門，又可盯著右側的小巷，不愁蔣雲龍會從眼皮底下溜走。
哪知，蔣雲龍竟然還是鑽了個空子脫了梢。蔣雲龍被捕後交代，他是在離開新都大戲院後發現已被人跟蹤的，就想擺脫。無奈那出租車盯得很緊，過了十幾個紅綠燈道口也沒甩得脫，於是隻好進了這家茶館，想先緩一口氣再說。他在樓上占的也是一個好位置，能把樓下情況一覽無遺。他看到偵查員所占的那個位置，心裏暗暗叫苦，尋思這回撞上老手了。隻好喝一會茶離開，考慮如何再設法脫梢。一會兒，蔣雲龍下樓上廁所，進得門去，不禁大喜：廁所正在擴建，原來的牆壁砸掉了，跨過牆腳就是鄰家的一個業已荒蕪了的大院子。於是，他毫不客氣地來了一個不辭而別。
那個偵查員見蔣雲龍進了廁所一直沒有出來，不禁起了疑心，待到忍無可忍了進去一看，知道是怎麽回事了，懊惱得真想砸自己的腦袋！
專案組馬上舉行案情分析會，那個老偵查員自然要進行一番檢查，還要求組織上給予處分，這就不是當場決定的事了，放在一邊。先研究當務之急吧，分析案情，對於蔣雲龍大老遠的雇了輛三輪車前往新都大戲院看海報一事覺得不解：如果說是想了解該戲院這幾天的演出劇目，那就買份報紙一看就清楚了，所以，估計蔣雲龍是有事而去該戲院的。什麽事？聯想到之前蔣雲龍曾兩次來過新都大戲院，就懷疑這家戲院裏有人可能跟蔣雲龍是有關係的。
老湯馬上想到了偵查員看到過蔣雲龍往廢物箱裏扔過一個空煙盒的舉動，便提出那可能是蔣雲龍傳送情報或者指令的一種方式。眾人深以為然，於是便決定將此作為一條線索，圍繞那個廢物箱進行調查。
這是一個措施，另一個措施是：考慮到蔣雲龍已被驚動，估計憑其那份警覺多半不會再去那七八處曾經去過的場所，所以得用另外辦法查找其行蹤。什麽辦法？蔣雲龍曾讓鄒穀設計袖章，現在當然不可能再跟鄒穀聯係了，但袖章還是需要的，不管他是怎樣解決設計問題的，最終還得找地方印製（或者是購買了印製材料後自己印製）。所以，隻要控製袖章印製，大約就能查摸到蔣雲龍的線索了。
這時已經進入1950年3月份了，專案組雙管齊下同時進行調查，稍有收獲。一路偵查員悄然對新都大戲院方麵進行調查，先從跟那個廢物箱會有接觸的人員查起，那是一個姓王的雜務工所負責清理的，查此人曆史上曾當過國民黨憲兵，因負傷後為討索賞金組織傷兵向蔣介石請願而被捕過。釋放後不敢再張狂，但飯總要吃的，就去新都大戲院當了一名雜務工。最近，王某跟管他的總務主任錢惟周關係很熱乎。因此，專案組決定下一步調查錢惟周的曆史。
另一路偵查員對全市的印染店家安排布控，當時人民群眾經濟拮據，衣服穿著講究“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再三年”，一件衣服要穿九年，所以幾乎家家戶戶都要跟印染行業打交道，這種小作坊式的店家為數不少。偵查員一家家尋訪著跑下來，費時三天。跑到最後一家時，老板說昨天已經有人買印製材料了，選擇了紅色、黃色、黑色、綠色4種顏色，還買了版子、紗網和噴筒。想印什麽沒有說，不過從購買材料的數量來看，是準備印很多東西的。
哦？有人買過了？是一個什麽樣的人來買的？
是個女人，30多歲，打扮得有點時髦，說一口南京本地話。
前往調查的偵查員是夫子廟派出所警員老劉和另一市局偵訊處的同誌，兩人聞聽之下，很是失望，暗忖怎麽這樣巧，跑了三天最後跑到這家店鋪了打聽到了這樣的事情。那怎麽辦？老劉兩人稍一商量，心存僥幸，尋思最好是對方材料買得少了些，還來增添什麽的，那就可以跟蹤了。於是，兩人決定守候監視。跟專案組領導打電話一說，認為可以一試，兩人就對店家關照一番保密事宜後，在對麵擺了一個香煙攤，由老劉守著。另一偵查員化裝成清道夫，穿了套破舊衣衫，頭上扣了一頂破氈帽，佝著身子拖著一把大掃帚掃街。
這一招還真讓他們使對了。兩天後的下午，3時許，那個購買材料的女人竟然重新出現在印染店鋪前，她是來調換上幾天買去的噴筒的，說想使用了，先加了些水試了試，發現噴得不爽，就來要求換一個。印染店老板出麵接待，滿足了她的要求。那女人離開時，沒有留意到背後已經跟上脫去了清道夫衣衫還原為普通市民樣的偵查員。
這一跟蹤，跟到了那個女人的住處。專案組當即秘密控製了那個點，經調查，那個女人名叫彭彩娟，是個寡婦，其夫是國軍連長，前年死於國共內戰的戰場上，彭彩娟靠丈夫遺下的家產帶著一個女兒生活。解放後她響應人民政府“勞動光榮，自食其力”的號召，置辦了一台縫紉機，做起了裁縫。居委會說最近因剛過了年，所以生意清淡，沒有發現有陌生人去過她家，不過她近日一反常態，經常去小巷口的那家織襪工廠門房借用電話機。
襪廠的電話是那種最老式的人工撥號座機，去電信部門一問，由於內部技術原因，不能監聽。這樣，襪廠門房老邵就被專案組找去談話，請他協助警方留意彭彩娟的通話內容。新中國成立之初，工人的社會地位大大提高，翻身感特別強烈，老邵自然積極協助。可是，那些日子彭彩娟卻不去打電話了。老邵有些著急，可也沒有辦法，又不能去催人家過來打電話。
到了3月13日那天，終於盼得彭彩娟來了。她給老邵帶來一盒子糯米團子，說是自家做的，請老邵品嚐品嚐，然後就提出要借打電話，老邵當然是求之不得。
不過，這事進行得似乎不是很順，因為彭彩娟撥通電話時，正好有人要進廠找人，老邵隻好接待，讓他們填了單子什麽的。這樣一折騰，就隻隱約聽見彭彩娟說“那我明天就送到那裏去吧，你們幾時過去取啊？上午10點？好的”，然後又說了一個店名，好像叫“富大祥”。
消息迅速傳到專案組，於是馬上調查“富大祥”是什麽地方。最後查明“富大祥”是一家綢布商店，距南京市公安局洪公祠1號不遠。專案組尋思不管明天蔣雲龍指派誰去跟彭彩娟見麵，反正先監控起來再說。當然，由於彭彩娟電話裏說的是“你們”，所以不知對方會來幾個人，會從哪個方向前往“富大祥”，所以得安排足夠的人手監視各個路口。為防止打草驚蛇，跟蹤時也得采取輪流替換、人車結合的方式進行。江恒大還特地從市局要了幾位女同誌準備予以協助。
一切都準備停當，就等著好戲開場了。哪知，情況變生不測，次日上午9時許，彭彩娟叫了一輛三輪車，到她家裝了一包軟乎乎看上去像是紡織品的東西，自己也坐了上去離開了家。哪知三輪車在經過那家襪廠時，被一輛從裏麵駛出來的裝貨的卡車碰撞了一下，三輪車夫受了重傷，彭彩娟也傷了一條腿。彭彩娟顧不得流血的傷口，馬上抱住了一旁的那個包包，最後連包帶人被廠方送去了醫院。秘密監視她的兩個偵查員，一個跟著去了醫院，另一個趕緊找了台電話機向專案組長報告情況。
這樣，情況就變得複雜了：今天這場戲的主角是彭彩娟，隻有她到場，跟她接頭的敵特分子才會得以暴露。現在彭彩娟去不了接頭地點，對方即使到場，在偵查員麵前出現了，偵查員也不知道就是目標啊。江恒大和副組長老湯一商量，認為有必要將這個情況向現場偵查員作緊急通報，讓他們務必注意不能使自己暴露，在這個前提下再密切觀察是否有可疑分子出現，考慮跟蹤與否。
江恒大讓老湯去現場走一趟。老湯騎了一輛自行車前往，剛剛出了市公安局大門，忽然眼睛一亮！怎麽呐？還真應了“踏破鐵鞋無處覓，得來全不費功夫”的老話，他竟跟蔣雲龍劈麵相遇！
蔣雲龍是去“富大祥”門口準備跟彭彩娟碰頭取請對方製作好的袖章的，這家夥膽子還真是大，竟然就敢大搖大擺地從市公安局大門口經過，一邊走一邊還朝大門裏作好奇觀望。這一望，就正好撞見了老湯。這隻好埋怨自己的膽子太大，好奇心過強，運氣太差了。老湯臉上一片平靜，看都不看他，自顧踩車往前。直到和蔣雲龍平行時，這才飛身下車，乘機把自行車朝蔣雲龍身上推去。蔣雲龍猝不及防被撞翻在地，連車帶人給老湯按住。市局門口的警衛馬上過來將蔣雲龍抓獲。
這樣，就要動那邊彭彩娟的那包東西了。打開一看，果然是“蘇浙皖人民反共救國軍南京行動總隊”的袖章，一共有500個。可能考慮到應在夜間發動暴動，所以選擇的是白布，以紅、黃、黑、綠四種顏色印著“蘇浙皖人民反共救國軍南京行動總隊”的字樣，正中下方有一括號，內中以上述四種顏色區分，分別印著“東”、“南”、“西”、“北”，後據蔣雲龍交代，那是“南京行動總隊”下轄的四個大隊。
蔣雲龍被捕後，最初拒不吐口。直到專案組獲取彭彩娟的口供，稱其奉亡夫原在國軍時的上司蔣雲龍的拉攏參加了“蘇浙皖人民反共救國軍”，奉命製作反革命組織的袖章雲雲後，向蔣予以點明，竟仍隻是搖頭。專案組經過研究，結合對新都大戲院總務主任錢惟周的調查所發現的疑點，大膽推斷錢係蔣雲龍的同夥，故意在再次審訊時將此節敲山震虎，這才使蔣雲龍誤以為其陰謀已經全部敗露，被迫作了交代。專案組從蔣雲龍的住處搜得“蘇浙皖人民反共救國軍南京行動總隊”已經印製好的“郊區大隊”的胸章和布告，布告內容是宣告“蘇浙皖人民反共救國軍南京行動總隊”已經“接管”了飛機場、郵電局、廣播電台。
這樣，終於獲知了“蘇浙皖人民反共救國軍”的情況：蔣雲龍發起組織的這支反革命武裝已經組建了“南京行動總隊”，下轄東區、南區、西區、北區和郊區五個行動大隊。總隊長名叫朱光，住在南京市糖坊橋，副總隊長是錢惟周。據下麵大隊報上來的數字，整個“南京行動總隊”已有大約300名成員。誠如專案組分析案情時所料，蔣雲龍本人並不知道下麵那些成員的姓名地址。好在兩位正副總隊長隨即被抓，交代出了下麵大隊級成員的情況，於是順藤摸瓜一一抓捕，最後一清點，一共逮捕了287名成員。
至此，這起特大反革命案終於順利偵破，反革命分子依法受到了嚴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