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143：華東特案組之（五）——紅色捕鳥蛛（上）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18年第09期
作者：魏遲櫻、東方明、李西始
- 兩起命案
1949年11月21日，華東特案組一日之內接連接受兩樁重大使命，遂決定七名成員兵分兩路，特案組長焦允俊率領偵查員孫慎言、譚弦負責尋訪民國時期活躍於上海灘及周邊地區的情報奇才“北湖先生”黃景君（見《啄木鳥》2018年第2、3期《華東特案組之失蹤的專家》），指導員郝真儒與偵查員沙懋麟、張寶賢、支富德四位則負責執行另一樁使命。焦允俊一路經過三周多艱難曲折的工作，於12月14日圓滿完成使命，經過兩天休整後，又加入了由郝真儒主持的另一要案的偵查工作。
郝真儒主持偵辦的這樁案子，是從分別發生於蘇州、上海的兩起命案開始的——
先說蘇州那起命案。蘇州閶門外有一條曾被曹雪芹寫入《紅樓夢》的江南名街——山塘街，這條七裏長街的中段有一家“玉雨軒茶館”。11月10日，本案受害人葉阿寶挎著一個內盛香煙火柴花生瓜子桂花糖之類貨品的竹籃晃晃悠悠地來到“玉雨軒”。
葉阿寶這年虛歲十八，蘇州本地人，家住葑門外夏家浜路，是個無業混混兒，結交了一些跟他一路貨色的小癟三，小偷小摸，起哄滋事，在葑門一帶小有名氣，人皆稱其“癟三阿寶”。這天不知何故，阿寶像是換了個人似的，穿得幹淨利索，平時的油腔滑調也沒有了，挎了個籃子做起了小生意。夏家浜路與山塘街一個在東南，一個在西北，是城區的兩個對角，葑門那邊的人沒事不會來山塘街晃悠，否則冷不丁兒瞅見似乎一夜之間改邪歸正自食其力的“癟三阿寶”，一定會驚奇得瞠目結舌。
阿寶先在茶館樓下一副副座頭之間穿梭，時不時駐步停留，向聊得正熱鬧的茶客推銷自己的貨品；不管別人是否購買，他都滿臉堆笑，而且那笑容還比較燦爛，常人見之，怎麽也不會察覺這是一個平生第一次從事這種營生的新手。半個多小時後，阿寶結束了在樓下的推銷，順著樓梯上到二樓。他沒有料到，自己這副形象竟然落到了一個熟人眼裏。如果說接下來的遭遇屬於“禍從天降”一類，那麽這個熟人毫無疑問就是阿寶頭頂上方那小小的一片“天”了。
三天前的晚上，東區“聞大祥布店”被盜，竊賊順走了幾匹上等布料。分局立案後，派員四下查訪線索，其中有位名叫任誌飛的刑警被分派到山塘街收集信息。無論任誌飛還是葉阿寶，都沒想到他們竟會在“玉雨軒”不期而遇。
任誌飛的家也在葑門，雖然不跟葉阿寶同住一條路，但作為一名刑警，他對這個“癟三阿寶”的德性是很了解的。此刻，老任坐在茶館二樓的一副座頭上，可以一眼掃盡樓梯口上上下下的每一個人，阿寶那張臉自然逃不過他的視線。老任登時暗吃一驚。阿寶平時總是一身破衣爛衫，比叫花子強不到哪裏去，今天不但從頭到腳都換上了至少八成新的衣服鞋帽，還挎著個竹籃子做起了小生意。他的本錢從何而來？若是其開香燭店的老爸讚助，那他完全可以在葑門就地做小生意，葑門的茶館也很多，何必舍近求遠跑到山塘街來？
如此，老任就對阿寶產生了興趣，打算悄然觀察，看這小子意欲何為。不料，阿寶的眼睛也很尖，剛上二樓，一眼就認出了老任，倏地轉身就要下樓。老任尋思，即便認識自己，也沒必要見麵就跑啊，難道這小子做了什麽虧心事？別是跟布店盜案有關吧？當下大喝一聲：“阿寶，給我站住！”
接著，老任把阿寶帶到山塘街派出所，借地方訊問。阿寶一臉無辜，說任叔您幹嗎抓我？我又沒犯法！老任瞪眼，幹嗎抓你要問你自己了，你見我就逃是什麽意思？老實交代，可以從寬處理。阿寶衝任誌飛恭恭敬敬鞠了個躬，說任叔對不起，其實剛才我根本沒認出你，還把你錯看成以前的一個冤家。那人手段了得，我一個朋友前幾天吃過他的虧，現在還在家裏躺著呢，所以我得趕緊逃啊！沒想到，讓您老誤會了……
老任以前沒跟阿寶打過交道，原以為不過一個小癟三，沒想到這等能說會道。他當然不相信這番說辭，繼續追問，阿寶卻緘口不語，一直折騰到晚上，也沒能拿下阿寶的口供。這下，老任反倒被動了。但他有一種直覺，認為眼前這個家夥肯定有問題（不論是否與布店盜案有關），也許正在準備實施某種犯罪行為。想到這兒，老任有一種隱隱的擔心：萬一這小子涉及什麽政治性案件，我一個留用刑警在分局以外的地方擅自訊問，領導都不知道，這不是犯了大忌嗎？
於是，任誌飛立刻向分局刑偵隊打電話報告了此事，刑偵隊值班領導同意將葉阿寶押解回局。放在現今，派一輛車過來接人就是。可那個年代警務裝備少得可憐，不可能派車，如果距離近就步行押解，遠些的可以雇三輪車。山塘街到老任供職的東區分局要穿過大半個城區，隻好雇三輪車了。用事後老任的說法是“合該倒黴”——先是因為天色已晚，找三輪車就花了不少時間。好不容易上了三輪車，行至三元巷時，他覺得挨著自己坐著的阿寶忽然身軀一軟，扭頭一看，嚇了一跳！這小子的臉色變了，嘴也歪了，淌著口水。老任情知不好，立刻吩咐車夫去附近醫院，饒是一路急奔，趕到醫院也已經沒救了。
由於死因蹊蹺，經報市公安局後，法醫即赴醫院進行解剖檢驗，結論是死於藥物引起的心髒麻痹，導致心跳衰竭。那麽，死者生前服了什麽藥物呢？這個，法醫沒法兒當場作出判斷，須對死者血液及胃內容物進行化學分析。而蘇州這邊不具備這種分析的條件，故須送上海進行檢驗。
阿寶之死不能排除他殺可能，況且是在押解途中出的事，蘇州市局對此非常重視，當即指派三名刑警進行調查。三刑警隨即投入工作，一人負責清理死者的遺留物品；另二位則與任誌飛進行談話，了解相關情況。負責清理阿寶遺物的也是一名留用警察，姓石，四十掛零，因兩條尋常不大見到的長腿，人稱“長腳老石”。老石是交警改行做刑警的——他在馬路上執勤時，曾多次識破偽裝，抓獲混跡人群之中的土匪強盜，數年下來名聲大噪，太湖匪幫甚至放出風聲要找他算賬。他既有這方麵的特長，就被調到了刑偵隊。這一幹，差不多也有十個年頭兒了。蘇州解放後，老石被留用，工作更是細致，三刑警的負責人小馬分派他清理阿寶的遺物，也是看中了他的細心，指望他能有所發現。
老石先清理阿寶的那個竹籃。在山塘街“玉雨軒”阿寶意欲逃跑時，這籃子被扔在地板上，裏麵的東西掉了一地，刑警老任讓茶館夥計把所有東西都撿回來了。現在，老石一樣樣查看，一樣樣登記，連花生、瓜子每樣重量多少都一一稱過記錄下來。然後，查看空籃子，每條竹片的縫隙都不放過，還稱了空籃的重量。遇到這等耐心細致的刑警，恐怕沒有什麽蛛絲馬跡逃得過他那雙法眼。果然，老石在檢查阿寶的衣服時，對上衣和外褲口袋裏的瓜子產生了興趣。上衣的兩個口袋裏，右側放著南瓜子，左側放著葵花子；與之對稱的外褲兩個口袋裏，也有南瓜子和葵花子。不同的是，上衣口袋裏的瓜子比外褲口袋裏的要多，前者有成人手掌抓一把的量，而後者卻隻有七八顆。
這是什麽意思呢？事後據老石說，他隻敢想，不敢說——他跟老任的想法差不多，也是擔心案子跟政治有涉，對於留用警員來說，自然是知曉得越少越好。不過，他還是把發現的這個細節向小馬匯報了。小馬對此也沒啥說法，隻是說去葑門那邊走訪看看。
走訪下來，並未獲得什麽線索。此時忽然接到上級通知，讓三人參與追緝一名逃回蘇州的慣匪，阿寶猝死之事就暫時被擱置起來了。
蘇州的這起命案令人匪夷所思，而發生在上海的那起命案，更是顯得詭譎。
死者名叫蔣翠瑋，三十五歲，係仙樂斯舞廳的職業舞女。那一陣兒，舞廳歇業裝修，自然不能營業，蔣翠瑋幹脆在家休息幾天。她家住虹口區吳淞路，係其夫許驤軒之父傳下來的一幢公寓小樓中的一套居所。該公寓樓一共有五層，每層三戶，許蔣夫婦住在頂樓中間，比其他住戶多一層閣樓，閣樓上方開了一個老虎窗。許驤軒原是公共租界工部局衛生處職員，租界收回後，他在愛文義路宏仁醫院（1957年改為上海市胸科醫院）找到一份管理工作。許驤軒出身書香門第，本人是東吳大學肄業生，平時喜歡讀書，結婚前從老父手裏獲得此處房產後，便把閣樓改成書房。蔣翠瑋空閑時也喜歡上去坐坐，在老虎窗前喝著香茶，手捧《明星畫報》、《時裝雜誌》或者流行小說，留聲機裏放著音樂，一派小資情調。
11月13日下午五時許，許驤軒提前下班回來，喜滋滋告訴妻子，當年他在工部局衛生處上班時結交的英國朋友托馬斯先生攜妻來滬遊覽，下榻於外白渡橋畔的禮查飯店（1959年改名為浦江飯店），今晚在飯店頂層孔雀廳請以前的華人同事吃飯，他和蔣翠瑋是唯一被邀請出席的一對夫婦，其餘受邀者都是單人出席。此行不單是敘舊，同時於當天抵滬的蘇聯海軍交響樂團將在孔雀廳為大約五百名觀眾做彩排演出，機會難得。
蔣翠瑋自是大喜過望。禮查飯店是舊時上海灘接待高貴賓客的五大飯店之一，絕對是高大上的場所，而且還有蘇聯軍方的專業樂團表演，盡管是彩排演出，但水準與正式演出無異，同樣是一票難求，飯店門前聚集著不少等退票的人，其中不乏記者。更使蔣翠瑋意想不到的是，晚餐結束她和丈夫下舞池跳舞時，竟然遇到了一位異國老友。此人名叫安德烈，目前的身份是蘇聯海軍交響樂團訪華演出的領隊之一，中校軍銜，二戰時他是蘇聯情報機構派往上海的特工，經常去仙樂斯這類地方收集情報，故與蔣翠瑋熟識。有一次，日本憲兵突然包圍仙樂斯進行搜查，多虧蔣翠瑋相助，安德烈才得以安全脫身。此後安德烈再也沒有露麵。時隔多年，他們誰都沒有想到能在這樣的場合重逢，自然十分激動。安德烈先是邀請蔣翠瑋跳舞，然後請蔣翠瑋夫婦留下喝咖啡敘舊。以蘇聯人的習慣，說是喝咖啡，酒也是少不了的，而且是烈酒。
這一折騰，待到蔣翠瑋夫婦帶著安德烈贈送的禮品回到吳淞路住所時，已是次日淩晨兩點，夫妻二人趕緊休息。事先沒有任何征兆，蔣翠瑋躺到床上後，竟然就長眠不醒了！
許驤軒雖然不是醫生，但他長期在工部局衛生處和醫院工作，聽過見過的猝死病例數不勝數，盡管極為悲傷，還是接受了這個殘酷的事實。他給管段派出所和自己供職的醫院分別打電話，要求派員來家檢查，接著通知家人和親屬。派出所民警和宏仁醫院急診醫師差不多是同時抵達的，醫師檢查認定係隱匿性心髒病發作而歿，這種發作跟蔣翠瑋昨晚大量飲酒、頻頻跳舞和興奮過度有關。民警就將此作為醫學結論，在出具的死亡證明上注明：“心髒病猝死”。
在宏仁醫院工會和其妻生前供職的仙樂斯舞廳的幫助下，許驤軒與家人親屬一起操辦了喪事。那時，滬上已經有較多市民在其家人去世後選擇火葬（上海最早的正規火葬場始於1924年，是一家外資企業——日本法光株式會社焚屍場），但許驤軒還是選擇了土葬，三天後把亡妻葬於浦東周浦鎮外的許氏家族墓地。
本來，這件事也就算結束了。蔣翠瑋之死固然被醫師認為是“隱匿性心髒病”，但其發病誘因跟“大量飲酒、頻頻跳舞、興奮過度”有關，而之所以“大量飲酒、頻頻跳舞、興奮過度”，那是因為死者遇到了蘇聯海軍交響樂團領隊之一安德烈。當時是把蘇聯稱為“老大哥”的，官方傳媒、坊間私議都是一邊倒地大唱“中蘇友好”讚歌，不允許出現一丁點兒異議，否則就是“反蘇言論”，那是要受到追究的。如此，蔣翠瑋之死就要盡量低調處理。宏仁醫院是教會醫院，當時還是由董事會掌管的私營醫院（1952年由人民政府接管），但新政權可以通過工會對醫院的人事、管理、經營方針進行適度的影響和控製。許驤軒受到工會幹部的暗示，要求他迅速善後。為此，工會幫他向醫院人事處申請了一周帶薪假。
許驤軒在整理妻子的遺留物品時，發現家裏多出了一架美國製造的“將軍牌”軍用望遠鏡——屬於美軍剩餘物資，抗戰勝利後在中央商場有出售，價格也不貴。許驤軒的記性向來很好，但對這件東西根本沒有印象，不管是他還是妻子，抑或老爸生前，從未購置過望遠鏡。望遠鏡是在閣樓老虎窗旁邊書架擺放的書籍後麵發現的，此刻，許驤軒站在老虎窗前，手裏拿著望遠鏡，不由心中疑惑，這個東西放在這裏是幹什麽用的呢？純粹是下意識的動作，也沒調節焦距，他舉起望遠鏡對著窗外一看，驀地一驚！
許宅係一幢五層公寓樓的頂層，加上閣樓，就相當於六層了，這在當時的虹口區吳淞路一帶算是“高層建築”，當地坊間以“六層樓”作為該樓的別名。站在六層樓上，自然是居高臨下，一覽無餘。那麽，許驤軒看到了什麽呢？他看到了正對著老虎窗方向的海南路10號的大門。
海南路與吳淞路平行，相隔數十米。上海解放次日，即1949年5月28日成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淞滬警備司令部的部機關就設於海南路10號。通過望遠鏡這麽一看，警備司令部大門口的景象倏地一下子拉到近前，清晰得就仿佛觸手可及。那塊豎立在崗亭旁邊、上寫“軍事禁地請勿停留”的白底紅字警示木牌自不待言，就連進進出出的軍人的臉孔、汽車摩托車的牌照號都一目了然。
許驤軒暗忖，蔣翠瑋那幾天休息在家，老是在閣樓待著“看書曬太陽喝茶”，莫不是在搞監視？繼而他又想起，11月13日那天下午，兩人去禮查飯店參加宴請，途中經過郵局，妻子曾讓出租車停了片刻，下車往郵局門口的郵筒裏投了一封信函。難道這封信是向安排她幹這活兒的人傳遞監視情況的？那不就是刺探軍事情報嗎？蔣翠瑋難道是敵特分子？如果真是這樣，她的猝死也是有疑問的！
這樣想著，許驤軒坐不住了，立刻帶上望遠鏡，出門叫了輛三輪車，直奔福州路的上海市公安局。
- 白色藥片
上海市公安局對許驤軒提供的情況非常重視，即由技術員從許驤軒帶去的望遠鏡上提取指紋，與夫妻倆的指紋進行比對，同時政保處派員前往許宅，使用同一架望遠鏡對海南路10號進行觀察，確認可以非常清晰地觀察到相關情景。這類觀察（在特定時期的特定時段）收集到的情況，如果交由敵特情報專家進行分析研判，無疑可以從中獲取重要信息！
當然，僅憑這架望遠鏡，尚不能斷定蔣翠瑋是在為敵特收集軍事情報，也可能隻不過是閑極無聊，待在老虎窗前喝喝茶、翻翻書報，順便用望遠鏡看看遠處的景致。不過，在接下來的搜查中，偵查員又發現了一個連許驤軒也無法解釋的情況——兩個分別裝著大小兩種白色藥片的深褐色玻璃小瓶，瓶子外麵沒貼任何標簽，藥片上也沒有壓製上的使服用者易於分辨的英文縮寫字母之類。看見這兩個藥瓶，許驤軒的驚訝程度甚至超過偵查員。他說其妻生前身體健康，且一向注意保養，平時連傷風咳嗽都少有，其在仙樂斯上班多年的出勤記錄就是證明（舞女如有傷風咳嗽等症狀是不能上班的，以免傳染給舞客，影響舞廳聲譽）。偶爾有點兒小毛病，也不看醫生，由許驤軒從其供職的醫院配點兒藥回來就是了。因此，蔣翠瑋的醫學知識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但凡有什麽不適，肯定要告訴丈夫，讓丈夫幫她分析病情或者去醫院配藥。可這次卻是例外，許驤軒根本不知道這兩瓶藥的來路。之前他還心存僥幸，覺得也許是自己神經過敏，指望公安局調查下來排除妻子的敵特嫌疑，現在看來，十有八九是真的了。
接下來，就要對這兩種不明來路的可疑藥片進行鑒定了。當時公安機關不具備這樣的技術條件，隻好把檢材分送廣慈醫院、仁濟醫院、公濟醫院這三家滬上的頂尖級醫院進行鑒定。三家醫院的鑒定結果一致，認定白色小藥片是一種影響心髒功能的毒藥，成年人服下後毒性在二十四小時內發作，導致心髒停跳；那種大的白色藥片則是解藥，但與通常人們理解的解藥有所不同，實際上，那是一種緊急治療前述症狀的特效藥（就好比硝酸甘油對於心髒病患者的作用一樣），但並不能中和毒性。
兩個藥瓶中盛放著不同數量的藥片（小藥片三粒，大藥片四粒），偵查員由此推斷蔣翠瑋猝死的大致原因：她在接受敵特方麵下達的使命時，拿到了這兩種藥片，當然人家不會告訴她這是毒藥，而是會編造一些理由，比如你整天用望遠鏡進行觀察，容易產生視覺疲勞，給你這兩種特製藥片，上午服小的，晚上服大的，對於保護眼睛非常有效。蔣翠瑋聽信了這種忽悠，一連多日都是按照早一粒晚一粒的規律服藥，所以一切正常。11月13日早上她服用了小藥片，傍晚跟著丈夫去禮查飯店赴宴，又是欣賞蘇聯海軍交響樂團的彩排，又是與故人相遇，喝酒跳舞，回到家都已經是後半夜兩點多了，肯定是疲憊不堪，那就趕緊休息吧，結果忘記了準時服用大藥片的“醫囑”，終於釀成大禍。
為了證實上述推斷，偵查員認為有必要對已經下葬的蔣翠瑋的屍體進行解剖檢驗。上海市公安局三名最有經驗的資深法醫組成法醫小組，與偵查員連夜趕到浦東周浦鎮許氏家族墓地，從墳墓內起出棺材，對蔣翠瑋的遺體進行解剖。兩天後，法醫小組得出結論：蔣翠瑋確係服了那種白色小藥片導致心髒停跳猝死。
按照規定，此類刺探軍事情報的特務活動該由軍方負責偵查，上海市公安局隨即把該案上報中共上海市委和華東局社會部。就在這時，華東局社會部的情報部門匯總華東地區各省市公安局報送的案件材料，發現了蘇州市那起葉阿寶猝死案，情報專家馬上把此案跟蔣翠瑋猝死案聯係起來。華東局社會部經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第九兵團政治部保衛部（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淞滬警備區部隊即屬三野九兵團）商議後決定，上海、蘇州的這兩起命案由華東特案組負責偵查。
11月21日上午，特案組領導馬處長驅車趕到虹橋路特案組駐地，下達了偵查滬蘇兩起命案的任務。特案組長焦允俊與支書兼副組長郝真儒、支委支富德商量後，當即舉行全組會議，向其餘四名偵查員沙懋麟、張寶賢、孫慎言、譚弦傳達馬處長交辦的案件情況，要求大夥兒先梳理工作思路，待下午召開案情分析會時再進行詳細討論。哪知，下午七名偵查員剛聚集起來準備開會，馬處長再次驅車而至，下達了另一樁任務，緊急尋訪一位化名“北湖先生”的情報專家。於是，特案組兵分兩路，分別承擔一項任務。
三周後，執行尋訪情報專家使命的焦允俊、孫慎言、譚弦三人圓滿完成任務歸建，與郝真儒四人合力偵辦滬蘇兩命間諜案。在駐地見麵後，郝真儒跟焦允俊緊緊握手：“老焦還真被你說著了，果然是你們三個先完成使命，算你們厲害，我認輸了！”
焦允俊嬉皮笑臉連連作揖：“老兄謬讚，我們兄弟幾個運氣好而已，相當於撿了個漏兒吧。”
郝真儒沒想到一別二十餘天，這位焦組長依舊一身江湖習氣，張口閉口稱兄道弟，不禁搖頭：“你這個同誌，唉，叫我怎麽說呢……”
焦允俊擔心他又上綱上線，趕緊轉移話題：“不知道怎麽說就別說了，還是言歸正傳談工作吧。”
於是全組偵查員都集中到會議室。焦允俊變戲法似的手上倏地多出了一條香煙，利索地拆開，往每人麵前扔了一包，嘴裏念念有詞：“常言道，無人不抽哈德門……”
這是民國時期“哈德門”生產商英美煙草公司的廣告語。正好郝真儒捧著厚厚一遝牛皮紙卷宗袋進門，聞之便衝焦允俊瞪眼，正想說什麽，忽然又對香煙的來路產生了疑問。這時，焦允俊把一包香煙扔到他麵前，郝真儒說：“我不抽煙你是知道的，對了，你這煙是從哪裏弄來的？公款可不能亂用，這要出大問題的……”
焦允俊不以為然：“俺老焦受黨教育這麽多年，當然不敢亂花公款，你放心，這煙是馬頭兒……”說到這兒，突然見郝真儒皺起眉頭，擔心他批評自己給領導起綽號，連忙改口，“是我們那攤子結案報告的時候馬處長犒勞的，不敢獨吞，有福同享……哦，全組共產嘛。”說著，又衝譚弦示意，旁邊的譚弦立刻遞過一個上麵印著英文的馬口鐵盒子，“老郝，這是給你的。”
郝真儒早年從事地下工作，曾打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做過數年內勤，通曉英語，當下隻朝盒子瞥了一眼，就認出是魚肝油。這在當時算是比較珍貴的補品，價格不菲。郝真儒疑惑地打量著焦允俊，那意思很明白：這東西是哪裏搞到的？別是辦案過程中順的吧？
焦允俊解釋說：“這是馬處長讓捎給你的。匯報的時候我跟馬處長說了，老郝肺弱，不抽煙還動不動就咳嗽得上氣不接下氣，所以這條煙就沒老郝的份兒了。領導體恤下情，就拿出了這盒玩意兒讓我捎給你，說魚肝油養肺，讓你根據說明按時服用，如果效果好，他就再給你弄點兒。”
郝真儒說這就是搞特殊化了，老焦你以後不要在領導麵前說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這樣會分散領導的精力，影響工作。焦允俊嘿嘿一笑：“老郝，你這話就有問題了，聽著好像有點兒自誇的意思。你是特案組的領導，平時那麽體恤下屬，沒見影響了什麽工作嘛，難道馬處長……”他適時咬住了舌頭。
這一番胡攪蠻纏，已把郝真儒弄得頭暈腦漲，不由一臉苦笑：“我這是自己作死，又被你繞進去了……好了，咱們言歸正傳說案子，老支同誌，你先把咱們這段日子的工作情況向焦組長作個匯報。”
接受使命後，郝真儒這一路四位偵查員一分為二：郝真儒、沙懋麟負責調查上海這邊的蔣翠瑋猝死案，支富德、張寶賢即赴蘇州調查葉阿寶猝死案。
先說郝真儒、沙懋麟的調查情況。之前上海市公安局政保處偵查員在處置蔣翠瑋猝死案時一直小心翼翼，不敢有絲毫的掉以輕心。就說對蔣翠瑋住所的勘查吧，因為那裏是死亡現場，所以特別予以重視。閣樓裏的零碎東西很多，當時不可能一一仔細查看，他們幹脆給許驤軒出具了一紙收條，把現場物品密封後裝車運走。原準備接著就進行檢查或者轉交軍方，這時組織上決定把該案連同蘇州發生的葉阿寶猝死案交由華東特案組串案並偵，所以就把拉來的那些物品全部移交給特案組了。郝、沙兩人接手後，首先去查看了吳淞路許蔣夫婦的住所，拍攝了照片，並對該房屋的內部進行了測繪，畫了草圖。
返回虹橋路駐地，應郝真儒的要求從華東局社會部和上海市公安局臨時調來的七名精幹偵查員已經到位。郝真儒要求他們做的第一樁活兒，是把剛剛接收的從許蔣夫婦住所閣樓搬來的物品清點造冊，並一一進行檢查，具體由特案組偵查員沙懋麟負責。郝真儒也沒閑著，在辦公室裏對著草圖仔細研究。
沙懋麟領著一幹偵查員清點物品，對其中的那些書報尤其注意，不但一頁頁翻看，還把書中夾著的書簽、畫片、用過的戲票、商鋪年節散發的促銷券等集中起來，塗上顯影藥水一一仔細查過，均無異常。
這也在郝真儒意料之中。剛才他研究草圖時，已經考慮過下一步該如何做，於是叫上沙懋麟去會議室，把閣樓草圖和之前市局政保偵查員拍攝的現場照片放在桌上，兩人設身處地，想象自己就是蔣翠瑋，正在老虎窗前拿著望遠鏡窺測淞滬警備司令部大門口的動靜。那麽，蔣翠瑋或者說蔣背後的指使者究竟對什麽情況感興趣呢？
根據市局政保偵查員的先期調查，可以確定蔣翠瑋並非職業特工，隻是被人看中後用手段（多半是收買，也有可能是脅迫）使其願意替敵特效力。因此，她不具備正規特工的基本素質，比如敏銳的觀察力和過目不忘的記性。敵特方麵應該是看中了其居所有利的地理位置，盡管讓她幹特工活兒有點兒趕鴨子上架，那也隻有湊合了。當然還得臨時訓練一下——蔣小姐你的活兒是觀察目標大門口進進出出的人員和車輛情況，人員要注意是穿軍官製服的還是士兵製服的，年齡多大，單個還是多個，多個的話是一起來的還是正好在門口遇上的，還要注意分辨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平級還是上下級，等等；觀察車輛也有說法，什麽品牌和型號的汽車，掛什麽牌照，副駕位置坐的人穿什麽製服，隨行的是否還有其他車輛包括摩托車，還有一點要特別注意，要看清楚每輛車進門後是朝哪個方向開的（情報人員可以據此判斷該車停在哪個區域，以及車內乘客的級別），等等。當然，這些東西光靠腦子是記不住的，可能前腳看後腳就忘了，這沒關係，你可以隨時記錄下來，每天傍晚把記下的東西裝進信封，貼上郵票，投進貴府附近隨便哪一個郵筒就是了。
分析到此，兩人對視一眼，郝真儒說看來咱倆想到一塊兒去了。沙懋麟點頭，說市局移交給我們的物品中那些沒有使用過的郵票和空白信封信紙就是給蔣翠瑋傳遞情報用的，信紙已經用了小半刀了，上麵並沒有留下寫過字的印記，說明死者是把信紙撕下來寫的。那麽，她是用什麽書寫工具寫的呢？沙懋麟拿過一張閣樓書桌的照片，書桌上有個筆筒，筆筒裏有蘸水筆、鉛筆和圓珠筆（當時適於書寫的圓珠筆剛剛投放歐美市場，在中國還是不多見的）。郝真儒馬上反應過來——蘸水筆需要邊寫邊蘸墨水，不方便，一不留心還會把墨水灑在紙上；鉛筆容易斷，而且越寫筆尖越鈍，需要經常削鉛筆；毫無疑問，圓珠筆是最合適的。
為了書寫方便，在單張信紙上記錄的時候一般需要用些東西墊著，沙懋麟想起剛才清點物品時見過的一本香港時裝雜誌，當即找出來，用高倍放大鏡檢查，立刻發現封麵封底均有被作為墊板書寫後留下的痕跡。仔細辨認，可以看出其中有的文字確實與之前的推測相符。這個發現最終確認蔣翠瑋之死的確與敵特案件有關。據此，郝真儒、沙懋麟對蔣翠瑋的猝死原因作出合理推斷——
敵特方知道蔣翠瑋這種角色並不牢靠，盡管可能事先對其進行過簡單的“反偵訊訓練”，並有類似“一旦被捕會有國際交涉予以營救，無論如何要堅持住”之類的忽悠，蔣或許也相信了這種忽悠，可萬一哪個環節出了紕漏，她被公安拿下，死撐個一天兩天之後還不見所謂的“營救”，心理防線很快就會崩潰。因此，敵特方事先以“保護視神經”之類的說法誘騙其服毒藥，如果平安無事，傍晚會服一粒解藥。如果蔣翠瑋被捕，肯定就沒法兒服用解藥了，她就會在當晚因毒性發作猝死。蘇州的葉阿寶也有疑似收集情報的行為（口袋裏不同數量的瓜子可能是用來記錄情報的一種簡易方式），他在被押解去分局的途中猝然死亡，看來也是服過類似毒藥了。
郝真儒立刻讓沙懋麟起草了一份密碼電報，以華東特案組的名義發往蘇南行署公安局黃赤波局長，要求轉交已經前往蘇州調查葉阿寶案的支富德、張寶賢二同誌，讓他們在調查中注意上述情況。之後，郝、沙經過一番分析研究，定下了蔣翠瑋案件的調查切入點——那本最新一期的時裝雜誌是何人交給她的？
- 神秘女人
之所以要了解這本時裝雜誌的來路，是因為該雜誌是香港出版的，而且是11月最新出版的一期。香港出版的報刊，內地沒有公開發行，如果在內地見到這類報刊，那隻能是從香港弄來的。這種“弄”，倒不一定屬於違法——從香港赴內地過海關時，旅客可以攜帶報刊，不過通關時需經檢查，凡是涉及政治的一律扣下，文藝類生活類就予以放行。這本時裝雜誌屬於生活類，可以帶入內地。但是，蔣翠瑋是怎麽得到這本雜誌的呢？是誰帶給她的？帶給她這本雜誌的人是否還“順便”帶來了刺探軍事情報的指令，以及將其置於死地的白色藥片？郝真儒、沙懋麟認為有必要查一查。
調查工作分三路同時進行：一路向蔣翠瑋的丈夫許驤軒了解情況；另一路走訪許蔣夫婦的四鄰八舍，了解最近是否有陌生人到訪（如果是在許驤軒上班時間到訪，那許是不知道的）；第三路向蔣翠瑋在仙樂斯舞廳的同事調查，了解蔣翠瑋生前與舞客的交往情況，注意是否有交往得比較深的朋友。
三路調查很快有了結果——
第一路偵查員直接找許驤軒進行調查。許告訴偵查員，當初他與蔣翠瑋戀愛時，蔣翠瑋跟他有過約定，由於蔣的職業關係，她會有一些異性朋友交往，希望許不要介意，當然她會嚴格掌握交往尺度，以不越軌為原則。許驤軒自然清楚，這是舞女職業不可避免的。舞女的基本收入就是舞票，必須跟舞客特別是經常光顧舞廳的那些舞客保持良好關係。這種關係當然不能隻靠在一起跳舞時維持，舞客請舞女吃夜宵、看電影、喝咖啡，或者送禮物，小到時裝鞋帽，大的說來就要嚇煞人了，金銀首飾甚至轎車洋房都有——當然，那就得接受對方的非分要求了。許驤軒既然願意跟身為舞女的蔣翠瑋談戀愛，自是經過考慮的，蔣翠瑋這麽一說，他也就點了頭。
婚後，許驤軒遵守諾言，對妻子的社交情況一概不聞不問，也不會注意家裏多了或者少了什麽東西。至於閣樓書房，平時他也隻是在禮拜天休息時去坐坐，喝杯茶，曬曬太陽，看看書，聽聽收音機。最近仙樂斯裝修停業，妻子占據了閣樓，他幹脆就不上去了。偵查員問他是否留意到家裏多了一冊香港最新出版的時裝雜誌，他隻有搖頭。
第二路偵查員走訪蔣的鄰居。大概是女主人的職業容易受人鄙視之故，她平時不大跟鄰居搭訕，鄰裏間相遇，最多點個頭。據鄰居反映，她家平時很少有客人光顧，隻有過年時，偶爾會有大人小孩兒來做客，從來人跟許蔣夫婦的稱謂判斷，應該是他們的親屬。偵查員認為這也符合舞女的職業特點，舞女最怕家址被人知曉，萬一碰上個死纏爛打的舞客，那就麻煩了。
那麽，最近是否有人來訪？有沒有送給蔣翠瑋什麽東西，比如報刊之類？據公寓樓底層的一位住戶說，大約一周前，看見蔣翠瑋和一個三十歲左右、打扮得很時髦的女子同坐一輛三輪車從外麵返回，三輪車在門前停下，兩人下車。但那時髦女子並未上樓，說蔣姐那就這樣吧，我不上去打擾了，回頭咱們再聯係。蔣翠瑋大概是說了一句英語，鄰居聽不懂是什麽意思。接著兩人互道拜拜，蔣翠瑋剛轉身，那時髦女子突然想起什麽似的說了聲“等等”，回身從放在三輪車裏的一個編織提兜裏抽出一本五顏六色的雜誌遞給蔣翠瑋，說是新出版的，你可能喜歡看。蔣翠瑋接過來隻一瞥，臉上便露出欣喜的神色，說太好了，油妹謝謝儂哦！
這個被稱為“油妹”的女子於是就受到了偵查員的牽掛。她是何許人呢？第二路偵查員毫無頭緒的時候，不曾料到，第三路偵查員竟無意中發現了這個“油妹”的情況。
第三路調查比第一、二路來得繁瑣，耗費的時間也比較多。第一路隻調查許驤軒一個，第二路走訪的四鄰八舍也不過十多位，而第三路的調查對象包括仙樂斯舞廳的老板、賬房、管場、雜役、舞女、樂隊，加起來有好幾十號人。況且此時正是停業期，主要調查對象舞女、樂隊等都回家休息去了，其中一部分不像蔣翠瑋那樣肯好好待在家裏，還要去其他舞廳趕場掙點兒零花錢。因此，盡管這一路派的偵查員最多，還是用了兩天多時間才完成任務。他們向郝真儒匯報時，送上了一份自抗戰爆發那一年（也即蔣翠瑋開始舞女生涯的那一年）直到現在的仙樂斯從業舞女的名單，當然，其中不少人已經離開，或者轉到其他舞場，或者改行，或者幹脆杳無音訊了。郝真儒把名單從頭到尾瀏覽了一遍，問：“有件事不知你們打聽過沒有——仙樂斯的舞女互相之間是怎麽稱呼的？”
華東局社會部和上海市公安局派給特案組的“臨時工”都是高素質偵查員，調查時通常都能把方方麵麵的情況考慮到位，在這個看來不起眼的細節問題上也是這樣，他們馬上回答，舞女之間互稱姐妹，前麵冠以姓氏，比如姓王就稱王姐或者王妹，姓李就稱李姐或者李妹。
郝真儒噓了一口氣：“這就是了！”他指著名單上的一個名字，“你們著重介紹一下這個叫尤信子的舞女的情況。”
之前鄰居反映那本時裝雜誌是一個被蔣翠瑋稱為“油妹”的時髦女子送的。既然那時髦女子稱蔣翠瑋“蔣姐”，那蔣稱其“油妹”肯定是因為她姓“油”了。當然，百家姓中並無油這個姓，但與“油”同音的“遊”和“尤”應該靠譜。此刻，郝真儒在仙樂斯舞女名單中看到了“尤信子”三個字，立刻聯想到了那個“油妹”。
對名單上每個尚在本地的舞女，隻要能找到的，偵查員都一一詢問過，而這個尤信子則屬於找不到的，隻有向舞廳老板和其他舞女打聽。舞廳老板對這個尤信子印象很深，就跟偵查員詳細說了說她的情況——
屈指算來，尤信子今年應該有三十一歲了。其母何鳳英，係民國前期上海四馬路一帶小有名氣的妓女。何氏之母管氏早年在蘇州一朱姓人家幫傭，與在海外留學回鄉度假的朱大少爺私通有了身孕，主人家為遮醜，給了管氏一筆錢，將其送到上海灘一老友家做娘姨，不久就生下了何鳳英。何鳳英後來做了妓女，結識了日本商人橋本，還懷上了橋本的孩子。橋本為其贖身，說是要回橫濱老家稟告父母，然後就跟她結婚。可是，橋本這一去就沒再回來。何鳳英尋思是被橋本拋棄了，一怒之下，帶上積蓄，挺著八個月的肚子奔了匯山碼頭。也不知何氏施展了什麽手段，竟讓她混上了一艘日本貨輪，成功偷渡。
千辛萬苦到了橫濱，才知道橋本並不是打算甩了她，而是遭遇車禍住了院。可是，橋本有妻室，即使兩人生活在一起，何鳳英也沒有名分。橋本找了個變通的法子，他在上海有洋行，等他養好傷，何鳳英也生下了一個女兒，他就帶著妻女重返上海灘。女兒算是日本國國民，橋本給起了個名字叫橋本有信子。有信子在上海讀書，每年暑假則去日本橫濱。有日本老爸的家財支撐，有信子過著一份相當滋潤的生活。可是，到她初中畢業前夕，她的好日子過到頭了，先是其母何鳳英急病身亡，緊接著橋本突然失蹤了。
那年正值抗戰爆發，11月上海華界淪陷後，日本軍方突然來人宣布收回橋本經營的那家洋行，將有信子掃地出門。有信子不知是怎麽回事，四處奔走打聽，找的當然都是橋本的日本籍老友，最後方才得知真相：其父橋本是商人不假，但他同時還有著另一個身份——日本陸軍省“鷹機關”的情報特務。幾個月前，他接受使命去香港，不慎丟失了一份重要情報。這份情報落到了美國人手裏，據說給日本方麵造成了很大損失。於是，橋本就被送上了軍事法庭，怎麽判的沒人知道，反正從此再也沒有他的消息了。他在上海經營的洋行是由日本軍方投資的，所以就被收回了。
有信子沒了生活來源，甚至連住所都沒有。好在她有日本人身份，日語也說得蠻好，又有以前橋本在滬經商時結交的那些日本老友相助，找份洋行職員的工作還不難。她先是在虹口一帶的日本洋行打工，然後突然失蹤了一段時間。再次出現在上海灘時，不知怎麽做了舞女，還把名字改成了尤信子，先後在幾家中小舞廳陪舞，一年後進了仙樂斯。尤信子其實並無舞蹈天賦，身材也一般，兩條腿細細觀察還有點兒羅圈，但她的相貌絕對是得到了母親的遺傳，稱得上“妖豔”，加上一口時不時夾雜著英語、日語的滬語，對舞客還是有一定吸引力的。仙樂斯的舞女如果排個座次的話，她和蔣翠瑋差不多，都能擠進二流，混口飯吃不難。
目前仙樂斯的這位經理是三年前來的，他告訴偵查員，聽舞廳的老人說，前任經理曾有過要把尤信子捧為當紅舞女的念頭。幹這一行的這方麵輕車熟路，隻要拉攏媒體記者、幫會人士，再在舞票數量上做點兒手腳就行。可是，前任經理跟尤信子一談，對方竟婉拒了。直到離開仙樂斯，前任經理也沒弄明白個中緣故。
抗戰勝利後，尤信子仍在仙樂斯做舞女。國民黨方麵遣返日僑時，不知是誰給社會局和軍方打電話檢舉尤信子是日本國籍，屬於遣返對象。社會局和軍方分別派員前往仙樂斯了解情況，還找尤信子當麵詢問。據說尤信子當場出示了一紙由上海市警察局出具的允許其把原日本國籍改為中國國籍的證明文書，說她早在1943年就已是中國國籍了。軍方無意糾纏，就此放過，但社會局的那個小官員卻另有腦筋，說1943年時的上海市警察局係汪精衛漢奸政府的偽警察局，簽批的文件不具備法律效力。尤信子也不含糊，說那我們就法院見吧，遂請了律師與社會局打官司。但這場官司並沒有正式開打，法院受理後的第三天，社會局就認可了那紙證明，承認尤信子擁有中國國籍，要求她撤訴。這件事就這樣偃旗息鼓了。
之後沒多久，尤信子突然離開了仙樂斯，再沒露過麵。仙樂斯的舞女們都不清楚這位尤小姐去哪裏高就了，漸漸，也就沒人想起她了。
郝真儒和沙懋麟對上述情況反複分析，認為這個尤信子比較可疑，決定對其進行調查。於是，偵查員全體出動再赴仙樂斯，把舞女等全體供職人員召集起來一一了解，竟然沒人知道她的去向，更沒人知道她住在哪裏。以往遇到這種情況，偵查員會進行啟發式詢問，比如請大家回憶，尤信子是否偶爾提起過自己住處附近的地理環境或標誌性建築，哪怕是飯館、菜場、商鋪之類，但這次卻沒有奏效，眾人的記憶依然是白板一塊！
這樣一來，尤信子的嫌疑就更重了。試想，日常生活中誰在與同事嘻嘻哈哈閑聊時沒順口說到過自家的瑣碎事兒？尤其是舞廳這種地方，女性紮堆兒，喜歡嘰嘰喳喳，如果有人不參與這種嘰嘰喳喳，很容易引起別人側目，那就會給人留下清高或孤傲的印象。可是在眾舞女的記憶中，尤信子並不是這樣的人，而且跟誰處得好像都不錯。既不透露自己的任何信息，又不引起別人的注意，在舞廳這種環境裏居然能夠不顯山不露水地做到這一點，那肯定不是一般人。郝真儒、沙懋麟都是受過專業訓練且實踐經驗豐富的情報工作者，他們深知，像尤信子這樣的表現，正是一個合格的情報人員必須具備的職業素養。因此，他們懷疑尤信子是一個接受過特殊訓練的情報特務。
特案組接下來的任務是要找到尤信子的落腳點。盡管舞廳方麵沒人知道她住在哪裏，但郝真儒、沙懋麟還是想到了一個簡單並且比較靠譜的法子：不是說抗戰勝利後尤信子曾為自己的國籍跟國民黨政府社會局打過官司嗎？那就行了，去翻翻法院的舊檔案吧。原告也好、被告也好，必須有固定住址，否則法院不受理。雖然不能保證尤信子現在還住在那個地址，但那畢竟是一個線頭，在優秀偵查員麵前，隻要有線頭，也就有了希望。
果然，派出去的偵查員很快就在法院舊檔案中查到了尤信子當初的地址，找到管段派出所一了解，尤信子確實在那裏住過，但去年年底搬走了，把戶口也遷走了。遷往哪裏卻不清楚，她說先把遷移證放在身邊，待有了固定落腳點再去當地派出所辦手續。這在以前是一種符合規定的做法，這種戶口叫“袋袋戶口”——裝在自己口袋裏的戶口。不過，偵查員也沒有空手而歸，派出所還提供了一個信息：聽說這個女人在蘇州葑門有親戚，好像是姨媽什麽的，是個五十多歲的小老太婆。前年聽來報戶口的尤信子的鄰居說，上海解放前那小老太婆曾到尤信子家裏住過兩天，帶來了一些蘇州土特產，都分給鄰居了。
這個情況匯報到郝真儒那裏，他頓時一個激靈：葑門？蘇州那個猝死的葉阿寶不就住在葑門嗎？看來這案子有奔頭啊！
郝、沙當即率臨時借調來的七名偵查員赴蘇州，會同已經在那裏開展調查的支富德、張寶賢一並查摸尤信子這條線索。
- 擦肩而過
再說偵查員支富德、張寶賢這一頭。
葉阿寶的猝死之所以被認為與上海蔣翠瑋猝死案有關聯，一是兩人相似的死法，二是葉死後民警發現其幾個衣褲口袋裏分別裝著不同數量的南瓜子、葵花子——這對於從事過軍事偵察或特案偵查的我方分析人員來說，就有收集情報之嫌了。在實踐中，這種方式簡單有效，隻要腦子正常的人都可以做到。抗戰時期不識字的遊擊隊員被派往敵據點偵察時，對於據點內有多少日寇、多少偽軍、多少機槍、多少步槍，就是用類似方式進行記錄的。因此，蘇州警方懷疑葉阿寶可能是受敵特分子指派，去茶館探聽茶客對時事、政策的議論，作為情報研判時的參考。
在對“情報”的認識上，專業人士與尋常百姓大相徑庭。比如，執政者頒布一項政策，敵方欲了解社會各階層對該政策的真實想法，就不會把由執政者控製的新聞媒體的報道作為判斷依據。於是，撬竊街頭郵政信箱內的信件、收集公共場所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的議論就是一種重要手段。甚至到“文革”時，潛入內地的敵特分子還是采用深夜撬竊街頭郵筒的方式收集知青政策、政治形勢等情報。特案組認為葉阿寶此舉就是這個目的，瓜子的品種、數量不同，那是為區別不同的話題。
支富德、張寶賢抵達蘇州後，先去蘇州市公安局向當初負責押送葉阿寶的民警任誌飛及清點葉遺物的“長腳老石”當麵了解情況，然後帶著蘇州市局協助調查的五名政保便衣前往山塘街“玉雨軒茶館”查看現場，分別詢問了老板、夥計，都說以前從未見過葉阿寶這麽一個小販來該茶樓叫賣。葉阿寶在茶樓進行了哪些活動呢？這個，茶樓的東夥都說不上來，他們隻顧做生意，哪會留意一個不起眼的小販？
那麽，茶客們當時都談了些什麽話題呢？支富德、張寶賢把事發當天在“玉雨軒”喝茶的那班茶客召攏起來了解情況。據一眾茶客回憶，那天大夥兒熱議的話題主要有四個：一是人民政府對落網的反動派的清算力度不算大，像是有過於寬大的傾向；二是解放軍幾時解放台灣；三是解放後的物價一度漲得厲害，而且物資供應緊張；四是對最近上海市及蘇南地區諸城市將蘇北流民遣返回鄉有不同看法。
如此，正符合了葉阿寶四個衣褲袋裏分別裝有不同瓜子的情形——估計他是以所放瓜子的多少來代表議論各話題的茶客人數，以便事後向派其前來刺探情報的敵特分子報告。當然，葉阿寶也好，那個在背後操縱的敵特分子也好，事先並不知道茶客會聊什麽，敵特分子隻好羅列出幾個可能會談及的話題，關照葉阿寶如果茶客們閑聊的內容與此有關，那就用在不同衣袋裏放不同瓜子的方式進行統計。
之前，蘇州警方已派員去葉阿寶家搜查過，沒有發現任何與敵特活動相關的可疑物品。支富德、張寶賢不放心，在蘇州市公安局五名“外援”的協助下，重新進行了一次搜查。
這次搜查持續了四個多小時，還是一無所獲。失望之下，支富德剛準備招呼大家打道回府，張寶賢突然指著客堂正中迎門牆上貼著的那張“利市仙官”年畫，問大夥兒是否檢查過這張畫的後麵。一幹偵查員都是搖頭，老支立刻和張寶賢上前查看，發現這張年畫貼得有點兒古怪，上邊和左右兩邊都塗了糨糊，下邊卻沒有。整張年畫看似貼得平整，但如若從下邊縫隙塞進一張小紙條什麽的，從外表根本看不出來。偵查員從葉阿寶之母平時放針頭線腦、紐扣碎布的小竹簍裏找了一根縫棉被的長針，沿著年畫下邊的空隙輕輕劃拉，果然劃拉出一根棉紗線頭，捏住了往下輕抽，扯出了一張拆開的香煙盒紙，上麵用鉛筆歪歪斜斜地寫著一些蠅頭小字。細看，竟是收集情報的提綱，除了已經了解到的“玉雨軒”那些茶客聊天的話題，還有其他一些，比如“對蔣總統的看法”、“對美國的看法”、“對蘇聯的議論”、“對報紙和電台廣播節目的感受”、“對戲子翻身的看法”、“對是否取締妓院的看法”，等等，林林總總一共有十五條。
這個發現使那五名原本已經覺得筋疲力盡的“外援”深受鼓舞，主動向支富德請示，要求重新搜查。於是從頭來過。真所謂工夫不負有心人，偵查員在葉阿寶祖母放藥瓶的硬紙盒裏發現了大小兩種白色藥片，與上海蔣翠瑋命案現場發現的藥片相同！
葉阿寶的祖母盛氏七十四歲，心髒、血壓、內分泌等方麵都有問題，每天要服好幾種西藥。老太太是個文盲，其子即葉阿寶的老爸、香燭店葉老板就把同類藥片分開盛裝於多個藥瓶裏，瓶蓋上貼了白紙，上麵用毛筆畫上三種符號——小半個升出地平線的太陽、帶光芒的整個兒太陽、一個月牙，用來作早中晚三個時段的表示，後麵標以黑點代表應該服幾粒藥片，以便老太太一眼就可以識別，什麽時段服什麽藥、服幾片。剛才搜查時，偵查員對已經打開的藥瓶裏麵的藥片看得很仔細，但對那些也放在這個紙盒裏的還沒有打開過的藥瓶不曾多加留意，隻是擰開瓶蓋查看軟木塞上的蠟封是否完整。檢查下來，封口都完好無損，所以想當然地認為是廠家原包裝的產品。支富德也查看過這些藥瓶，同樣是以是否開過封作為檢查標準的。此刻，他換了一種思路，想看看那幾個沒有開過封的藥瓶是否有什麽異樣。
當時用來裝西藥的藥瓶都是玻璃瓶，出於避光的考慮，多以深褐色玻璃製作，即使把藥瓶湊近了觀察，也不大看得清裏麵裝的藥片是什麽樣子。好在特案組偵查員配備了幾樣尋常偵查員沒有的舶來品裝備，其中之一就是美國製造的專供特殊用途的筆式強光手電筒。支富德按亮手電，把一個個藥瓶拿起來仔細查看，為了看得更清楚，一邊看還一邊搖晃藥瓶。這一搖晃，終於發現了問題。檢查到第四個藥瓶時，支富德注意到瓶子的下半部像是塗過一層似蠟又似糨糊樣的東西，隨手一搖，瓶底突然脫落，裏麵的藥片嘩啦啦撒落下來，都掉在紙盒裏。支富德一個激靈，定睛細看瓶底的斷口，齊嶄嶄的竟似極其鋒利的刀子一刀斬斷似的。
特案組偵查員見多識廣，當下支高德跟張寶賢交換了一個眼色，顯然玻璃瓶被人做了手腳，用“線狀高溫加熱後瞬間冷卻”的方式使瓶底崩落，再用黏合劑把斷口粘上。為什麽要這樣做呢？那就要看掉落在紙盒裏的藥片是怎麽回事了。檢查下來，情況跟上海蔣翠瑋命案相同，在那些用於降血壓的淺綠色藥片裏，混雜著幾粒白色藥片，四粒小的，五粒大的。
詢問葉氏家人，誰也不知道年畫後和藥瓶裏的秘密，隻知道最近兩天葉阿寶不像平時那樣要在外麵混到下半夜才回家，九點左右就回來了，待家人睡下後，他一個人在客堂裏不知鼓搗些什麽。
當晚，支富德派人攜搜得的藥片和藏在年畫後的香煙紙並葉阿寶平時幫其母記日常開銷的賬本前往上海做技術鑒定，次日得到的鑒定結論是：白色藥片與在蔣翠瑋家發現的藥片相同，香煙紙上的筆跡與賬本筆跡出自同一人之手。
支富德與張寶賢分析，年畫後麵藏匿的香煙紙上記錄的內容，估計應是葉阿寶在接受任務後生怕忘記而作的事後追記；藥片應是敵特分子打著某種幌子誘其服下的，也是關照他每天早一粒晚一粒。但這小子的運氣實在太差，頭天上陣就失風被捕，還沒來得及服解藥就一命嗚呼了。敵特分子肯定了解葉家的情況，知道葉阿寶尚未自立，在家裏沒有充分自由，而藥片必須藏在絕對保密但又便於每天兩次取用的角落，所以給他出主意，藏匿於祖母的西藥瓶內，那個使瓶底與瓶身脫離的方法，應該就是敵特分子教給他的。
下一步，就是循著葉阿寶平時的社交軌跡進行追查。“癟三阿寶”這個諢號在葑門一帶可以說是盡人皆知，上自七十老翁，下至七歲幼童，即便沒見過他，也知道他的名號。當然，阿寶自己對於這些男女老少卻是十個中認識不到一個——他不可能跟那麽多街坊鄰裏都打過交道，通常說來，阿寶認識的都是被他騷擾過欺負過的對象。不過，據說阿寶混社會的起點比較高，八九歲開始就逃學逃夜，替人跑腿望風，參與偷蒙拐騙，別看年紀輕輕，在當地混混兒中已經算得上老資格了。阿寶還很有“理想”，說以後要加入青幫，混到上海灘三大亨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那樣的水平。所以，他做壞事還是有底線的，比如“老不坑，少不欺；女不打，喪不擾；孕不騙，貧不笑”，最後再加上一條“富不放過”。因此，葑門一帶的市民雖然喚其“癟三阿寶”，但真正對他深惡痛絕的不過少數幾戶。
偵查員的思路是，既然有這麽多人認識這廝，他在葑門一帶這幾條馬路上隻要稍有動靜，隻怕就會被人注意到，此刻去調查葉阿寶的四鄰八舍，應該有人能回憶起一些情況。支、張兩人與蘇州市局派出的五名便衣在派出所民警和居委會幹部以及治安積極分子的配合下，分頭走訪葑門地區的市民，走訪到的每一戶人家、每一家商店、每一個攤販，果然都知道“癟三阿寶”，可惜就是沒有人回憶起這小子最近曾經跟陌生人有過什麽接觸。
支富德、張寶賢有點兒著急了，正商議接下來該怎麽辦時，郝真儒、沙懋麟帶著七名上海“外援”趕到。支富德一看郝、沙兩人的神情，就知道他們帶來了好消息。果然，郝真儒說尤信子有個姨媽在蘇州葑門一帶，而葉阿寶也住在這裏，兩個案子的受害者之間有了共同的聯係。兩路偵查員交換了各自調查到的情況，認為基本可以確認，指使葉阿寶化裝小販去茶館刺探情報的幕後黑手，應該與蔣翠瑋刺探解放軍淞滬警備司令部軍事情報的指使者是同一人，即那個神秘女人尤信子。現在兩路人馬合並一股，應圍繞著尤信子的姨媽進行調查。
支富德覺得這樁活兒沒什麽難度，即使挨家挨戶一一詢問，最多一天也就解決了，運氣好的話，沒準兒訪查一開始就直接撞到尤信子那個姨媽的門上也說不定。但沙懋麟擔心這樣做會打草驚蛇，如果尤信子確實是葉阿寶收集情報的幕後指使人，那麽她應該已經知曉阿寶猝死的消息，如果大張旗鼓在葑門區域排查她的姨媽，她是否會采取什麽動作來破壞我方的調查呢？比如滅口。
郝真儒認為沙懋麟的意見有道理，於是定下了排查方案：分局和管段派出所都不出麵，由市衛生局通知區政府衛生科，打出歡迎兄弟城市同行前來蘇州參觀，交流搞好環境衛生經驗的大幅標語，居委會則分頭通知各居民小組長，屆時須熱情接待全程陪同。正好當時葑門區域是蘇州全市衛生工作搞得最好的地區之一，之前已經有外地同行來參觀過，這個由頭倒也嚴絲合縫，連派出所民警都被蒙在鼓裏。當然，特案組參與這項工作的人員也必須調整，支富德、張寶賢以及蘇州市局的那五名便衣都不能直接參與，隻能做些幕後工作。這樣，人手就短缺了，郝真儒便以華東特案組的名義跟蘇南行署公安局局長黃赤波直接聯係，黃局長自是積極支持，七名便衣當晚即從無錫（蘇南行署駐地在無錫）趕來，向特案組報到。
次日，一幹偵查員開始行動。兩個白天再搭上一個傍晚，偵查員走訪了葑門區域的幾乎所有居民，隨口聊天樣地向居民們打聽區域內有哪些老年人曾去過上海、南京或者更遠的城市。葑門一帶的住戶以蘇州本地人居多，隻有少數是從外地過來謀生的“客邊人”（江南地區對外埠人的統稱），而且那年頭兒大部分人都少有機會出門，特別是五十歲以上的老年婦女，從小到老沒有離開過蘇州的大有人在。如此了解下來，未能打聽到尤信子那個姨媽的任何線索。
特案組四偵查員重新分析情況，認為還有一種可能，即尤信子的姨媽已經搬離了葑門。如果情況真是這樣，那往下的調查倒也簡單，查一下戶籍檔案就行了。在這方麵，新舊社會的管理都一樣，居民生死或者搬離、入住都須上戶口。這個訪查對象隻要離開葑門區域，她的戶口就要遷移。在上海調查時，反映這條線索的尤信子的鄰居說這個五十多歲的老太太是1947年來走親戚的，那麽，偵查員隻要去這邊的管段派出所調閱1947年以來遷離本區域人員的記錄就行了。
於是，一幹偵查員又去了派出所。人多，查起來就快。偵查員生怕有遺漏，幾撥人互相交換著一連查了數遍，在1947年的遷移記錄中，不論單人或全家，都沒發現有五十多歲的老嫗遷離葑門。
這就使人不解了。性格沉穩的郝真儒仍舊保持著那份冷靜，說“再想想”。稍停，張寶賢分析說會不會是這樣一種情況，尤信子事先關照過姨媽，讓她虛報住址，她是蘇州人不假——尤信子娘家的祖籍是蘇州，在蘇州有親戚很正常，但並不住在葑門。沙懋麟搖頭，說這種可能性不大，以尤信子的血緣和國籍情況來看，抗戰時她很有可能是日本特務。抗戰勝利後，她生怕遭到國民黨方麵的清算，所以消失了一段時間。1947年9月，美國中情局成立，對中國的內戰形勢自然會予以特別關注，而上海這樣一個著名的國際大都市，中情局肯定會優先在這裏建立情報據點，如此，就需要在上海招募特工。尤信子以前做日本特工時可能跟美國間諜有交往，人家就想到了此女，因此她就成了中情局的特工（根據中情局慣例，估計尤信子屬於雇員性質的特務，並非列入編製的正式特務）。從之前在上海調查到的情況看，尤信子的姨媽是1947年初夏去看外甥女的，如果上述分析準確，她就沒有必要關照其姨媽隱瞞或者虛報住址。至於我們為什麽沒有查到這個老太太，也許是哪個環節沒有考慮周全。
這麽一說，郝、支、張三個都覺得有道理。接著，沙懋麟提出了另一種調查方式：不盯著戶口訪查，幹脆分頭找居民小組長和治安積極分子個別了解葑門區域是否有那樣一個老太太居住過，不管她是臨時居住還是長期居住，不管目前仍舊住著還是已經離開，甚至不管生死，相信隻要那老太太在這一帶住過，就逃不過這種排查。
事到如今，也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隻有試一試了。沒想到，這一試竟然找到了正主兒！
該老嫗在派出所是有戶口登記的，登記資料中顯示名叫閔張氏——這種姓名在舊時很普遍。戶籍登記的住址也寫得清清楚楚，那為什麽之前沒有找到她呢？這是因為閔老太太的住房在抗戰後賣給幹兒子宋鼎了。宋是跑單幫的生意人，據說跟“太湖兄弟”（坊間對湖匪的稱謂）有生意往來——說白了就是銷贓。跟土匪合作是很能賺錢的，他手頭寬裕，總是能拿得出黃白綠（指黃金、銀洋和美鈔）。
宋鼎有家室，妻子兒女俱全，在外麵還養著兩個小寡婦。其妻是常熟人氏，脾氣不大好，為防河東獅吼搞得雞飛狗跳，他得把家庭關係處理好。1947年10月，原先住在十梓街的妻子在報紙上看到一則啟事，說葑門這邊有人出售房屋，價格比較便宜，就慫恿丈夫去看看。宋鼎過去一打聽，對於幹他這一行的來說，這處住房太合適了——小巷盡頭，出巷尾就是荒野，屋後有一條與護城河相通的市河。“太湖兄弟”攜贓登門跟他辦交割時，水陸兩路都通暢，遇事逃竄也便當。那麽，這處房產的價格為何要比市價便宜三成呢？原來賣方是有條件的。
戶主閔老太太夫亡子失，獨自過日子，一旦患病或者有雜事纏身，全由上海的外甥女趕來相幫料理。現在，外甥女說她可能要出遠門，擔心這邊有事無法料理，想為姨媽找個靠山，就想出這麽一個主意：把房子賣掉，降價三成；但有附加條件，買家須認老太太為幹媽，承擔日常照顧之責（一應開支由老太太自負），百年後送終。宋鼎尋思這個容易，反正妻子無業，有的是空閑時間，身體棒，精神也好，河東獅吼的能量勝過尋常男兒，照顧一個老太太屬於小菜一碟。於是就跟老太太的代理人、來自上海的尤小姐簽了約，當場付款，然後去稅務局交了稅，往買賣契約上蓋了納稅印章。那位尤小姐辦事很利索，次日就讓他把全家戶口遷了過來，與老太太合二為一，老太太由原先的戶主變為新戶主宋鼎的家庭成員之一，與戶主的關係是“母子”。
宋鼎屬於在黑道上踩一隻腳的主兒，道上規矩要求對長輩孝順，他的父母早在其未出道前就已雙亡，如今，就把麵慈心善整天念佛的閔老太太當作親娘來對待。其妻雖然彪悍，但心地還算善良，而且也信菩薩，與老太太有共同語言。再說老太太經濟寬裕，出手也大方，把宋鼎的三個子女視若嫡親孫輩，零花錢動不動就給一張整票，“兒媳婦”看在眼裏，心裏當然也舒坦。老太太近年聽力變差，夫妻倆偶爾吵架，嗓門兒再大，她也似乎毫無知覺，更不抱怨。所以，一家人過得還算和睦。至於原先十梓街那處房子，宋鼎騙妻子說已出租，其實是用來養情婦了。
之前，偵查員在葑門區域進行排查時，曾兩次登門，宋鼎忙於生意沒在家，其妻不知老太太曾去過上海，而且對方根本沒打聽上海是否有人來過，她用常熟話一口一個“俄伲老娘”怎麽怎麽（其中說到老太太耳聾），那語氣比一家人還親，來訪者也就真的以為她們是一家人了。現在，特案組換了種訪查方式，很快就查到了宋姓戶主門上。不料，去了宋家，卻沒看見老太太的人影！
這次宋鼎正好在家，主外係其強項，陳述情況時簡而不漏，不該說的話一個字都沒有。他告訴偵查員，老太太每月初一都要去南門外郭家浜濟公廟，風雨無阻寒暑不擋。此前老太太提出想到濟公廟去住一段時間，老是念叨，但宋鼎夫婦擔心別人說他們虐待老人故意把老人攆走，就一直敷衍著。上月中旬尤小姐來蘇州看望老太太，在家裏住了幾天，聽了老太太的念叨，答應把老太太送去小住數日。七天前，尤小姐再次登門，把老太太送過去了。屈指算來，老太太差不多也該回家了。尤小姐臨走時關照過，到時候她會安排人把老太太送回來。
得知這位久覓不著的尤信子小姐竟然兩次（可能還不止，隻不過沒到宋家來）來過葑門，而且還在宋家住過幾天——特別是第二次，特案組偵查員已經在葑門調查其信息了，竟然就在他們的眼皮底下從容進退，郝真儒四人此刻不約而同都有一種用腦袋撞牆的衝動。
當下，隻有趕緊奔郭家浜了。臨離開前，郝真儒命令沙懋麟率五名偵查員留守宋宅，宋鼎夫婦暫時不得外出，正在上學的三子女即由派出所民警前往學校接回，一並就地圈禁，等候詢查。
- 毀屍滅跡
蘇州南門外的郭家浜舊時小有名氣。地名雖然叫郭家浜，實際上這裏連個小村莊都沒有，隻有聳立在荒野間小河浜旁邊的那座濟公廟。濟公廟的有名也並非因其規模，這是一座隻有十來間房屋、五個絕無點滴名氣的僧人的小寺廟。據說民國舊政府認為其“來曆不明”，不予登記，視其為“野廟”。濟公廟的僧人倒也淡定，野廟幹脆野做，燒香拜佛的信徒寥寥無幾也無妨，幹脆另辟蹊徑，在寺廟裏騰出數間空房，名曰客房，專門收留那些重病纏身奄奄一息的信徒（當然是有償的），請來幾個中老年男女居士負責照料，喂一種自製湯藥為病人解除病痛。僧人每天定時說法，解除這些行將就木之人精神上的疑慮。
濟公廟不僅開創了臨終關懷的先河，對家屬也負責到底。一部分患者患“惡病”（泛指傳染病或嚴重潰瘍散發異味的疾病）而歿，家屬出於各種原因不想把遺體運回家裏大殮辦喪事，那就付給寺廟一筆費用，由僧人就地為死者辦法事，然後舉火焚燒——臨終關懷同時還兼火葬場的功能，這也是該寺廟的一大首創。反正當時對於這兩個項目都沒有嚴格規定，寺廟四周又無人家，不會有人投訴影響環保影響生活，這個首創之舉就得以存續，還受到不少善男信女的稱讚。
當下，一幹偵查員趕到濟公廟。這班僧人還是第一回跟公家人打交道，見來人出示公安局證件，不禁大惑不解，尋思怎麽警察登門了？莫非搞臨終關懷兼帶火葬是犯法的？待聽說是來找閔老太太的，為首的住持僧人淨明和尚雙手合十，念了聲佛號：“諸位警察先生，你們來遲一步，閔居士已經往生。”
郝真儒等偵查員大吃一驚。
“諸位先生請隨老僧往這邊走。”淨明說著，頭前引路。偵查員隨其來到寺廟後院，後院角落有一間茅草屋，門框上方掛著一塊長方形木匾，黑底金字：安魂堂。推門入內，四周靠牆各放著一排長長的木架，從地麵直至屋頂，每層上麵都放著一些骨灰盒。淨明指著置於左側那排架子第三層正中的紫漆木製骨灰盒，說這就是女居士閔張氏的骨灰。
七天前，閔張氏的親戚小輩林小姐不知從哪裏雇了一條小船，載著閔張氏來到濟公廟。上月20日，林小姐曾來過一次，那天是農曆十月初一，寒衣節，是閔張氏每月一次雷打不動的燒香拜佛日，說正好親戚小輩（她可能事先受到林小姐關照，沒說具體是什麽親戚，也沒說是從哪裏來的）來看望她，就陪同一起過來了，順便給僧人帶來夏天時說過要捐贈的五件棉襖。閔張氏耳背，林小姐說話也就沒避著她，對淨明說老太太最近身體不好，老是夢見亡夫喚她前往相聚。林小姐帶她去看過中西醫生，診斷下來都說心髒有隱疾，別看老太太眼下氣色還不錯，沒準兒活不過陽曆年，提醒家屬要有個思想準備。林小姐聽說濟公廟有“臨終關懷”服務，而老太太之前二十多年如一日，舍近求遠，放著蘇州城內外的那些名刹古寺不去，單單盯著濟公廟燒香拜佛，就是為了日後有個穩妥的歸宿之地。所以，林小姐先來給廟裏打個招呼，也許過些時日要把老太太送來，屆時還請法師多多關照。說著，還衝淨明行了個鞠躬禮。淨明告訴偵查員說，他看對方那行禮的姿勢，就像東洋女子似的。
再說七天前林小姐陪同老太太過來後，示意淨明派個僧人引領老太太去拜佛，自己則和淨明在院子裏說話。和上次見麵一樣，林小姐說話簡單明了，大意是：老太太的心髒隱疾已經發作過兩次了，她自己隻認為是終日待在城裏過於氣悶所致，提出想到廟裏來住上若幹天。林小姐想起醫生之前的預測，尋思隻怕是大限將至，就把她送來了，一應費用由她負責。
對於淨明來說，這種情況不是第一次遇到，相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遇到，當下並不感到意外，更別說有什麽懷疑了。使老和尚略感吃驚的是，這位林小姐出手大方，不但付清了一應費用，臨走還交代，說如果菩薩保佑，一月之內老太太沒事，她就把人領回去，這筆費用也不收回，權當供奉菩薩了。
林小姐所付的錢款是一般“主顧”的一倍以上，一幹僧人對老太太非常客氣。淨明親自叮囑負責照料老太太的兩個女居士，必須對閔老太太特別優待。不過，對於這種特別優待，閔老太太無福消受，當天晚上睡下後就沒再醒來，一臉安詳地往生了。淨明按慣例做了法事，然後舉火焚燒了老太太的遺體，保存骨灰。
這個林小姐毫無疑問就是偵查員正在追緝的尤信子了！當下，郝真儒、支富德等人麵麵相覷，一時做聲不得。他們事先也預料到老太太可能會遭遇不測，但沒想到尤信子行事竟然這樣毒辣老到，不但將其姨媽幹掉（顯見得用的就是毒死蔣翠瑋和葉阿寶的那種毒藥），而且還來了個毀屍滅跡。
一幹偵查員隨即向濟公廟僧人、閔老太太的幹兒子宋鼎一家以及鄰居做了非常細致的調查，還走訪了葑門區域一些估計可能見過甚至接觸過尤信子的群眾，但一無所獲。這個接受過正規特工訓練並有相當實踐經驗的女特務，已經成功地切斷了線索。
- 客串特工
現在，焦允俊一路三名偵查員完成了自己那一攤活兒，回到特案組參與此案的偵查。在特案組的案情分析會上，郝真儒、支富德詳細介紹了前期的偵查工作，焦允俊聽得極為認真，郝、支兩人都說完了，他還是一聲不吭，手掌托著下巴一副沉思狀。眾人見焦允俊這樣，也都不好作聲。半晌，郝真儒低聲提醒：“焦允俊同誌，我們這一攤的工作情況報告完畢。”
焦允俊猛然驚醒了似的：“哦！對不起，我有點兒走神了。”又看看沙懋麟、張寶賢，“老沙老張有啥補充的？”
兩人搖頭，神情看上去有些未能完成使命的沮喪。焦允俊接下來的話出乎眾人意料：“同誌們連日操勞，沒日沒夜地幹了有一段時間了，這樣吧，今天全體休息，緩口氣兒。老郝你看呢？”
郝真儒不知焦允俊這是什麽路數，下意識地撫了撫額頭，這才發現頭發有點兒長了，尋思也真該放一天假了，大夥兒上街去理個發、買點兒日用品什麽的。於是點頭道：“我沒意見。”
“那就這樣。不過，老郝你恐怕還得辛苦一下，陪著俺把這些卷宗研究一遍。頭發長不要緊，一會兒我負責侍候，咱的手藝可以在‘南京理發廳’（上海理發業老字號）排上一號，保證給你理一個真正革命幹部的發式，連馬頭兒……哦，連馬處長見了隻怕以後都要來請我理呢！咱倆一邊理一邊聊，既誤不了工作，也保證不會剪掉你的耳朵。”
說實在的，郝真儒真的有點兒佩服焦允俊的這份從容。但麵臨偵查工作失利的局麵，郝真儒很難做到像焦允俊這樣放得開。焦允俊知道老郝的壓力很大，安慰說：“放心，這個案子肯定可以偵破，不過是時間問題罷了。大夥兒擰成一股繩群策群力，料想沒有對付不了的活兒。行了，先給你理發吧。”
郝真儒原以為老焦所謂的理發手藝不過是信口胡吹，哪知待到焦允俊一上手，就發現果真有兩下子。一問，才知道這主兒小時候拜過師，師傅是他們家鄉名氣最響的一個剃頭匠。理過發，郝真儒覺得自己的煩躁心緒像是消除了，就和焦允俊一起翻閱卷宗材料。兩人時不時交換意見，郝真儒在筆記本上記下了幾條要點。焦允俊卻沒有記錄，說這些都可以儲存在自己的腦子裏。
天黑時分，焦允俊合上最後一本卷宗時，才感覺腹中空空。兩人把卷宗鎖進保險箱，正要去吃飯，電話鈴響了。郝真儒接聽，一邊聽，嘴裏一邊“嗯嗯”連聲，神情越來越嚴肅。一旁的焦允俊便知道又有事兒了，趕緊抄起另一部電話打給警衛長，讓警衛長隨便送點兒什麽可以充饑的東西過來。按規定，警衛是不能進特案組辦公樓的，焦允俊正準備去門口接，孫慎言幾個從外麵回來了，順便把警衛長送來的饅頭鹹菜帶了進來。
此時，郝真儒那邊已經打完電話。看他的表情，焦允俊知道事情不小。一問，果然。
電話是馬頭兒的秘書小楊打來的——
這次的案發地是杭州東北側的筧橋古鎮，估計不少讀者一聽這個地名，就會聯想到著名的筧橋機場。新中國空軍的正式成立日是1949年11月11日，但黨中央早在大革命時期就已經選派人員進國民革命軍航空學校學習。土地革命時期，又派員到蘇聯學習航空技術。抗日戰爭時期，選調人員到國民黨航空學校和新疆邊防督辦公署航空隊學習，並在延安開辦培養航空機械工程人才的學校。解放戰爭時期，在東北創辦人民軍隊第一所航空學校，培養航空技術人才，為建立人民空軍做準備。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務》的指示中提出，1949年及1950年，爭取組建一支能夠使用的空軍。3月30日，在北平成立軍委航空局，統一領導全國的航空工作，組織接管繳獲的航空器材、修複機場、收容教育改造國民黨空軍航空技術人員，為建立人民空軍創造條件。1949年5月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三野第七兵團解放杭州的同時，也接管了筧橋機場。本案發生時，筧橋機場歸剛由華東軍區航空處改組的華東軍區空軍管轄。
可以想見，敵特分子對這個機場必定十分重視。於是，筧橋鎮上一個名叫王富貴的小皮匠就被敵特分子給看中了，敵特分子把他發展為特務。那麽，小皮匠王富貴是怎麽被發現的呢？這跟一個名叫李祥根的青年有關。
李出生於一個小業主家庭，老爸李胡子在鎮上經營一間小雜貨鋪。李母生兒子時難產而歿，李胡子又做父親又當娘，還要做雜貨店生意，經常忙得不可開交，顧不上去管兒子。李祥根就這樣無拘無束地成長，七歲開始便與不良少年結交。他自幼好勇擅鬥，無師自通練就了一手製勝法寶——咬人，這可能是從小與家裏一條凶猛大狗為伴的緣故。七歲生日那天，他就開始了征戰生涯，見有兩夥少年赤膊在街頭纏鬥，不問青紅皂白卷入戰團，抱著其中一位的大腿張口就咬，竟然咬下了對方一塊皮肉！由於那條猛犬在旁掠陣，傷員一方根本不敢還擊，原本略占上風的局麵就這樣失去，隻有倉惶逃竄。李祥根自此就加入了獲勝的一方，之後每次有鬥毆的活兒，人家都樂意叫上這個身懷“絕技”的驍勇小將。幾次打鬥下來，奠定了這夥少年在筧橋鎮上的小霸主地位。
漸漸，這夥小太保不滿足於隻稱霸筧橋鎮，開始跟周邊村鎮的少年約戰。李祥根此時已經跟人學了幾招拳腳，更加熱衷於衝鋒陷陣，好鬥的本性加上擅長咬人的獨門技藝，到十二歲時，他已經成為當地人見人怕的負麵“名流”。而他那口牙齒，也在一次次鬥毆中練得堅硬無比，上側門牙明顯比同齡人的大，而且略微外翻，人送綽號“李大牙”。這雖然不是什麽雅號，但有助於為其揚名，李祥根也就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幹脆就以“大牙”自稱。
抗戰勝利那年，李胡子染急病不治身亡，十六歲的李大牙不善經營，索性把雜貨鋪盤給人家，與那班狐朋狗友一起混日子去了。如此混到杭州解放，無業也無錢的李大牙不知從哪裏聽來了一個新名詞，到處聲稱自己是“徹底的無產階級”。然後，李大牙就去鎮政府討工作，要求不高，給安排一個享受供給製的公家人活兒即可，最好再給發一支槍（當時部分“公家人”即公務員配槍）。鎮長知曉他的德性，叫人把他攆了出去。李大牙就去縣政府上訪。當時筧橋鎮轄屬杭縣，縣政府在現今杭州市拱墅區的拱宸橋。縣政府不知李大牙的底細，再說這位仁兄也審時度勢自降條件，說隻要有份工作就可以了，這樣去的次數多了，人家也嫌煩，就給鎮上打電話，讓好歹給他安排一份工作。正好鎮政府需要掃地工，問李大牙幹不幹，李大牙答應試試。這一試，就“試”出了臨時工特務王富貴。
與李大牙同齡的小皮匠雖然名字裏帶有“富貴”二字，但其實既不富也不貴，還生性好賭，偏偏賭運又不佳，不說逢賭必輸也是十賭九輸。每當他賭輸了就玩消失，多半是去杭州城裏幹一些上不得台麵的勾當，一段時間後懷裏揣著錢鈔返回鎮上，還了欠下的賭債，白天經營皮匠攤頭，晚上繼續賭博。李、王原是一對小兄弟，少年時結夥打架是在一個幫裏的。王也有打鬥秘技，那就是施放暗器——撒鞋釘。不是一枚一枚發射，而是一撮一撮地撒，危急時不計成本一把一把撒，自然是所向披靡。不過，這種戰法成本實在太高，常常把其父王老皮匠的鞋釘一掃而空。老皮匠隻好動用鞋楦頭教訓兒子，王富貴經常是額頭疙瘩鼻青眼腫。後來，王富貴就不再跟李大牙一夥軋淘（江南方言，結夥之意）了，跟著老爸學手藝，最終成了鎮上也算有點兒名氣的小皮匠。
做皮匠這行當永遠成不了富翁，但隻要勤快，混碗飯吃還是沒有問題的。小皮匠的活兒做得不錯，在解決吃飯等日常開銷之外還略有一些積餘。李大牙知道後，就慫恿小皮匠賭博。這一賭，從此就上了癮，再也戒不了了。幸虧王富貴心眼玲瓏剔透，手腳也利索，欠下賭債就出門幹無本買賣，待腰包鼓起來，就回鄉還債重上賭台，以圖東山再起。李大牙很羨慕小皮匠會玩那一手，曾數次要求“提攜一把”，屢遭拒絕後終於翻臉，逼著小皮匠必須還清賭債的利息，而且須以高利貸利率計算。小皮匠的江湖經驗要比李大牙豐富，說道上無此規矩，不認。兩人遂大吵一場，被人勸開，臨走相約三日後鎮口大操場單打獨鬥。但這場架沒有打起來，因為李、王各自有一些朋友，聽說後給勸開了。這是一年半前的事兒，自此以後，小皮匠與李大牙就不再接觸，雙方老遠看到就各自改道避開。
一個月前，小皮匠再次玩了失蹤，人們已經習以為常，也不在意。直到這天午後，剛有了一份掃地工作幹了不過半個來月的李大牙在清掃到市梢頭（方言，即鎮口）時，忽然看見前麵街邊多出了一個皮匠攤頭，定睛一看，竟是小皮匠！
這下，這對冤家一個在掃街，一個在擺皮匠攤頭，就沒法兒繞路避開不打照麵了。李大牙有了正當工作後，自我感覺比較良好，聽人說盡管是掃街，但薪水是國家發的，也算是公家人，而且他本人屬於無產階級，當下尋思應該顯得大度些，不能跟小皮匠這種小業主一般計較。於是，上前打了聲招呼。小皮匠的覺悟沒有大牙高，隻是微微點了下頭，目露冷光，兜著一個問號：喚我有何見教？
李大牙感到沒趣，但既然主動開了口，那就不能跟對方似的也來個不開腔，忽然想起自己腳上的這雙鞋子該打掌了，就坐到那張專供顧客坐的帆布小馬紮上，脫鞋說要打掌。小皮匠大概是覺得也該給大牙一個麵子，當即放下手裏的活兒——他正在給一雙反置於鞋墩上的布底鞋打掌，立刻接過李大牙的鞋，放在另一對鞋墩上，準備為李大牙服務。他在幹這活兒的時候，鎮外機場方向傳來一陣轟鳴，一架剛起飛的戰機升空爬高從兩人上方掠過。小皮匠像是受驚似的抬起頭，嘴裏嘀咕了一聲什麽，隨手揮錘往剛才那雙布鞋底上砸了一下。
如果李大牙留意，就會發現小皮匠此舉有點兒奇怪：那雙全新的布鞋底上覆蓋著一副汽車輪胎剪就的全掌，但不知怎麽的，小皮匠並未一鼓作氣把活兒幹完，隻是在鞋掌的前後中間分五六個位置各砸了數量不等的鞋釘，有多有少，少的隻有一枚，多的已有四枚。可以說，天底下沒有一個皮匠會這麽幹活兒。但李大牙對此根本沒有在意，隻是盯著小皮匠麻利地給自己那雙鞋子打掌。小皮匠幹得利索，片刻工夫就把一雙鞋的前後掌都打好了，用鋒利的專用工具刀把鞋幫四周削得齊齊整整，往大牙麵前的地上一扔：“老熟人了，便宜點兒——付一千元穿著走路！”
這是舊版人民幣，一千元就是如今的一角，價格確實便宜。可是，李大牙掏錢時才發現，他上班去清潔所換工作服，忘記把錢包從原先那件衣服裏掏出來了。當下有點兒尷尬，說不好意思忘了帶錢，賒一下，一會兒去清潔所取了再付。但小皮匠對大牙沒有好感，一口拒絕，還把那雙打好掌的布鞋放在自己坐的凳子下麵，意思是必須付了鈔票才能拿走。這下，李大牙不幹了，光著雙腳一躍而起，擺出了格鬥架勢，嘴唇微微張開，露出為了增加威懾力每天刷得煞白的門牙，明白無誤地向對方宣示自己的戰力等級。小皮匠當然了解李大牙咬人的獨門本領，但他也有絕活兒，站起來的同時把手伸向放鞋釘的工具箱，想抓一把“暗器”。不料李大牙已有準備，反應比他快了一拍，搶在前頭一腳踢翻了工具箱。小皮匠大吼一聲，撲向李大牙。
兩人扭作一團時，忽然耳畔平地驚雷似的響起一聲暴喝：“都住手！新社會了還不改流氓習性，竟敢公然街頭鬥毆！”
原來是鎮派出所民警老錢。筧橋鎮由於鎮外有軍用機場的原因，杭縣公安局不但在鎮上設置了派出所（當時並非每個縣轄鄉鎮都設派出所，通常隻有一個民警，稱為“公安特派員”），而且製定了一套日常巡查製度。巡查民警主要需要防範的當然是敵特，沒有“特”可反的時候，對治安管理也是蠻重視的。此刻這一重視，就管到了李大牙和王富貴的打架上。當然，老錢也沒想到自己這一管竟然牽出了一起敵特案件。
李、王都是跟舊警察打慣了交道的，而老錢是留用警察，以前經常見麵，算是熟人，兩人根本沒把他放在眼裏。特別是李大牙，想來想去覺得自己今天對小皮匠的態度應該算得上有史以來最客氣的一次，沒想到對方不接他主動遞上的橄欖枝，反而故意出難題挑釁，那就非狠揍一回不可，不咬下一塊肉決不罷休。此刻剛剛開打，隻是熱身，哪有就此收手的道理？但李大牙和小皮匠都想錯了。對於老錢，隻知其一不知其二。人家是舊警察留用人員不假，但人家是地下黨，是奉組織之命打入舊警察內部從事秘密工作的，由於剿匪的需要，其真實身份至今還沒公開。此刻老錢見這倆小子不服管教，登時火了，拔出佩槍朝天開了一槍，厲聲警告：“我數一二三，哪個不放手就開槍打斷他的腿！”
這下，終於把李、王給鎮住了。路人、住家居民、商家東夥聽見槍聲，紛紛過來圍觀，其中有個小黃是治安積極分子，經常參加派出所夜間巡邏。老錢二話不說，掏出一副手銬讓小黃把李、王合銬在一起，又喚過三個平時經常打交道的小混混兒，把皮匠攤頭連同被踢翻的零碎物件統統收攏，再捎上李大牙的清掃工具，跟小黃一起把李大牙、小皮匠押解派出所。
李、王的這種小打小鬧不能算作案子，老錢收拾他們不是因為打架，而是被兩人的惡劣態度惹惱了。到了派出所，把兩人往臨時羈押室一關也就是了。剛剛消停，坐下來要喝口茶，鎮清潔所來人了，說李大牙是該所工人，犯了過錯，可以由他們帶回去教育，不必麻煩派出所。清潔所是國家單位，與派出所打交道算是公對公，這個麵子不能不買。老錢請示徐所長後，把李大牙從羈押室開出來，交給來人帶走。
李大牙一離開，小皮匠不幹了，嚷嚷說民警處理不公，偏袒李大牙。徐所長聽著那公鴨嗓子覺得心煩，說老錢你教育這小子幾句讓他走吧。老錢說我手頭還有其他活兒呢，哪有空閑跟他囉唆？不如讓他勞動改造吧。
老錢先前把倆小子帶往所裏時讓帶上皮匠攤頭的一應物件是有盤算的——要讓小皮匠把派出所民警已經損壞但還沒丟掉的膠鞋、公文包之類給整修一番。所長點頭同意，叮囑說一定要作價付款，這是紀律。
這時，有人喊“老錢電話”。老錢去接電話，徐所長就把王富貴開出來，想口頭教育幾句，然後讓他幹活兒。小皮匠剛剛在麵前站定，徐所長忽見其褲子口袋裏有物件凸出，尋思進所的時候也沒搜身，這小子別是身上藏著什麽凶器吧。於是說你這兜兒裏揣著啥東西啊，拿出來看看。小皮匠神色不變，答稱是治牙痛的藥，說著掏出一個玻璃藥瓶。所長擰開藥瓶，把藥片倒出來，一共有二十四粒白色藥片，分大中小三種，大藥片十四粒，中小藥片各五粒。所長一看，神色倏變，正好老錢接聽完電話過來了，所長指著小皮匠道：“搜身！上銬！”
小皮匠不淡定了，驚叫“憑什麽抓我”。徐所長不答，隻管對老錢下令：“你和小汪、小吳三個寸步不離看牢他，不能有任何疏忽！”
原來，蔣翠瑋、葉阿寶猝死案發生後，華東局社會部已經向華東諸地公安機關寄發了印有從蔣翠瑋處搜出的毒藥照片的保密通報，對毒藥情況作了說明，要求各地公安機關偵查破案時一旦發現與照片上類似的藥片，立刻將該人犯控製，保證其人身安全，不得訊問，急電報華東局社會部。該通報隻發至派出所長以上相關業務幹部，所以老錢等人並不知道。
通報上讓急電報告華東局社會部，但筧橋鎮上的郵局沒有電報業務，徐所長隻得往杭縣公安局打電話報告此事。縣局領導對此高度重視，即命徐所長親自帶隊，把人犯以及搜查到的所有物品原封不動送往縣局。
縣局偵查員在檢查小皮匠的物品時，發現了那雙底部不同部位各釘了一至四枚鞋釘的鞋掌，又問明了其擺皮匠攤頭的位置在靠近機場那一端的鎮口，而其平時並不在那裏設攤的情況，當即高度懷疑其正在窺探機場的動靜。但上級有命令，不能對人犯進行訊問，初步檢查也就隻能到此為止了。縣局隨即向浙江省公安廳報告，再由浙江省公安廳上報華東局社會部。
上海虹橋路華東特案組駐地，一幹偵查員聽郝真儒介紹了情況，都有一種亢奮的感覺。焦允俊自言自語：“行啊，上海的線頭斷了，有蘇州的接上；蘇州的線頭斷了，杭州的線頭又冒出來了……”
眾人的目光齊嶄嶄地看著特案組長。郝真儒催促：“焦允俊同誌，話別說一半啊，你的意見是什麽？”
焦允俊微微一笑：“俺想先聽聽你的意見。”
郝真儒的意見是，全組即刻驅車前往杭州，接手偵辦新冒出的線索。從搜檢到的那些西藥來看，小皮匠可能並未吃毒藥——中、小兩種藥片數量相同，而所謂的中藥片是相對藥瓶裏的其他藥片而言，其大小實際上與蔣翠瑋和葉阿寶案中的大藥片相同——這是一個活口，應該能挖出有價值的線索。
焦允俊則提出三點意見：不是說在小皮匠身上的那個藥瓶裏還發現了十粒更大一些的藥片嗎？那是不是敵特給他的另一種毒藥呢？他吃了沒有這可不知道。小皮匠之前不過是一根草，現在落網了，那就成了一個寶，可不敢有一丁點兒閃失，須立刻急電杭州，請那邊派數名有經驗的精幹人員把小皮匠送醫院，洗胃抽血，同時抽調醫學專家組成專家組，密切監測他的各種生命體征，一旦發現不對，立刻搶救。此為一。第二，請杭州以及滬杭鐵路公安部門對所有由杭去滬的列車以及經停的火車站進行嚴密巡查，凡發現類似尤信子那樣的主兒，一律扣留。第三，焦允俊和孫慎言、譚弦帶上三名市局偵查員即刻驅車前往杭州，郝真儒和沙懋麟、張寶賢、支富德留在上海，老郝留守駐地協調調度，支富德三位同誌和其他市局偵查員去北火車站，留意從滬杭鐵路杭州方向下車的旅客中是否有尤信子。這個女人可能擅長化裝術，必須多加注意。
焦允俊說完，目光炯炯掃視六名與會者：“大家看這樣布置是否妥當？”
張寶賢不解：“為什麽那麽肯定尤信子會潛逃來滬呢？”
譚弦也發問：“敵特方把收集情報的攤子鋪得這麽開，估計他們應該是一個特務組織，最起碼也是一個小組，如果杭州的活兒不是尤信子負責而是分工給其他特務的，這種盯著滬杭鐵路緝拿目標的做法是否牢靠？”
焦允俊說：“這當兒時間有些緊張，來不及研究探討了，我是憑直覺認為杭州這活兒仍是尤信子負責幕後。根據這個女人從前在仙樂斯突然消失，以及這次在上海、蘇州幕後指使的兩起案子來看，她具有比較清晰的活動思路，應該接受過正規的特工訓練，每次行動都有預案，一旦出了問題該怎麽應對，也肯定有充分考慮。這種特工思維方式自然有其優點，但也有缺陷，那就是容易形成習慣思維，就好比刑事犯罪分子，用同一種手段多次作案成功後，就習慣了複製之前的成功，下一次作案的手段方式完全照抄經驗。這就是他們最終栽在我們手裏的原因。我認為特工活動也是如此，這就是我剛才那些布置的依據。如果事後證明我這個布置是錯誤的，我願意承擔全部責任！”
郝真儒接話：“我同意焦允俊同誌的意見，當然，什麽直覺之類的說法我不讚成，那是唯心主義。但現在不是探討的時候，我聲明：如果事後證明我們采取的對策是錯誤的，我願意與老焦同誌一起承擔責任！”
焦允俊衝郝真儒抱拳：“多謝支持！行了，那就開始行動吧！”
眾人剛起身，沙懋麟突然說了聲“等等”，接著提出了一個建議：請之前上海、蘇州兩起猝死案中檢驗涉案毒藥的那兩位專家同行，帶上相關檢測儀器，抵達杭州後立刻對涉案藥物進行檢測。
焦允俊立刻豎起大拇指：“有道理！就這麽辦！”
- 女諜落網
焦允俊、孫慎言、譚弦與三名市局便衣、兩名藥檢專家駕車抵達杭州已是當晚十點，浙江省委社會部李豐平部長對該案非常重視，這麽晚還在辦公室等候。焦允俊讓其他偵查員休息待命，自己前往李部長辦公室。
焦允俊參加革命的時間不算很長，但由於工作的特殊性，認識的首長比較多。比如眼前這位李部長，建國前曾任山東省公安總局主管政保的副局長，焦允俊當時所在的情報小組歸其直接領導，李一度是他的首長。有了這層上下級關係，兩人此刻談工作就省事了。李豐平說小焦如今你的工作不歸我管，我也不跟你說題外話，我把你當上級業務部門的特使來看，這個案子華東局社會部已經決定由特案組負責偵查，那我就表個態：凡是需要我提供協助的，盡管開口。
焦允俊說多謝老首長，如此我就不客氣了，我們需要一處有解放軍警衛能保證安全、安靜隱蔽而且交通方便的獨立辦公地。另外，我知道你手下有便衣隊，一旦需要時，希望他們可以協助我們的調查。李豐平自是一口答應，說已經為特案組準備了辦公點，設在武林門，社會部指派了聯絡員老郭同誌由你調遣。
這樣，不到一小時，小皮匠王富貴就被押解到武林門的一處花園洋房接受特案組的訊問了。這主兒又是洗胃又是抽血地在醫院裏折騰了一番，此刻已是下半夜，出現在焦允俊麵前時一副疲憊不堪的樣子，焦允俊就讓人給他弄了點兒吃的。吃過夜宵，小皮匠的精神恢複了不少。這麽一個二十掛零、又沒有什麽反偵訊經驗的小子在焦允俊、孫慎言這樣的老江湖麵前，自是扛不住多久就乖乖就範了。那麽，王富貴是怎麽跟敵特搭上關係的呢？
王富貴小時候曾被其父老皮匠送到杭州伯父家生活過一段時間，本是要給開南貨店的伯父當兒子的。伯父隻有兩個女兒，這在“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舊時乃是一樁家庭大事，能補救是必須補救的。可是，王富貴天性頑劣，到杭州上學後又結交了幾個不良少年，經常逃學打架，偷蒙拐騙。到十三四歲時，幹脆幹起了夜間劫道的活兒，雖然隻是針對老人或者婦女，案值不大，但幹多了，終於引起舊警察局的注意，把這夥少年歹徒一網打盡，當時還上了報紙。南貨店老板一怒之下，把這小子保釋出來，一腳踢回了筧橋。王富貴這才子承父業，學起了皮匠手藝，在老爸的“鞋楦頭教育”下，終於成了一名手藝還算不錯的小皮匠。不過，王富貴對杭州城裏那幾個少年夥伴念念不忘，回筧橋之後，還經常借故進城和他們來往。那幾個小子漸漸成了杭城小有名氣的地痞，還加入了青幫。王富貴後來染上賭癮，欠下賭債後就玩失蹤，其實跑得不遠，就在杭州那幾個已經結拜為異姓兄弟的地痞處輪流落腳，跟著人家幹些無本買賣，分點兒贓款，夠還賭債了再回筧橋。
這年9月初，王富貴在賭台上再次敗北，欠下若幹賭債後故技重施。這次他在城裏待的時間比較長，因為南貨店王老板病故了，他既是嫡親侄子，又是名義上的兒子，必須去守靈辦喪事，忙足了七七四十九天方才得以脫身。但他手頭兒並無足夠還債的錢鈔，還得去跟那幾個狐朋狗友廝混。這時杭州已經解放半年，案子不那麽容易作了，而且那幾位都是在派出所掛號的主兒，杭州城裏隻要發生侵財案件，警方最先惦記的名單中肯定有這幾位。不得已，他們隻好另謀財路，發揮自己的地痞本色，專門選擇有政曆問題但還沒有受到追究、同時手頭兒有些錢鈔的主兒，搞些廉價劣質商品上門兜售，開價高得可以把人嚇一串跟鬥。但人家不敢發作，免得發生糾紛驚動了警方，保不齊再給公安局“提個醒”，順手開一紙拘票留下吃免費飯，所以無有不從。
如此折騰了一個多月，王富貴分得若幹錢鈔，算算足夠還債而且還有繼續上賭台的本金了，就決定回筧橋鎮過他那份半工半賭的日子。12月15日，幾個結拜弟兄在“奎元館”為小皮匠餞行。可那天胃口一向奇好的王富貴未能大快朵頤，因為他牙痛得厲害。勉強撐到結束，出門跟眾弟兄分手後，便沿著解放路往西去。他記得前麵第二個街口吳山路口有一個上書“拔牙不痛”四個紅色大字的“大陽傘”（當時滬蘇杭等地的牙醫攤頭都打著一頂碩大無比的傘，故坊間以“大陽傘”代稱），他想去那裏把痛牙拔掉。從“奎元館”到吳山路口“大陽傘”，步行五分鍾即可。快走到吳山路口，王富貴已經看得見“拔牙不痛”四個紅字了，忽然背後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這位小兄弟，你是否丟了啥東西？”
王富貴應聲駐步，轉臉一看，是一個身穿藏青中式棉襖、黑色燈心絨褲子、頭上扣著一頂無簷紫色絨線帽的中年婦女，手裏拎著一個用染色竹篾編織的提兜，正眼含笑意看著自己。他以為遇到了尋常的街頭騙子，臉上便露出嘲諷的笑意，意思是這位阿姨，別跟我玩這一手，兄弟我是幹這種活兒的老手。我說我沒有丟東西，你就拿出一個錢包來，說是剛才撿到的，既然不是你的，那咱倆就看看裏麵是啥東西……哼哼，跟我來這套，不是關公麵前耍大刀嗎？
出乎意料，那個婦女竟然也跟著笑了，一邊笑一邊從提兜裏拿出一個錢包。這下，小皮匠笑不出來了——這個錢包不正是他自己的嗎？連忙摸摸衣兜，果然已經空空如也。他意識到自己遇到高手了。從飯館出來，不到五分鍾的路程，竟然神不知鬼不覺地掏走了自己的錢包，這份扒竊技藝了得啊！正尋思著怎麽開口應對，對方說你這是想去看牙吧？不急，跟我走，去前麵的咖啡館，我有話跟你說呢。
看得出，對方是真正的道上人物，可不是自己這樣的小混混兒輕易攀得上的，小皮匠頓時覺得牙痛也減輕了，乖乖地跟著那女人去了咖啡館。兩人在角落裏的一副座頭落座，女人吩咐侍者送上咖啡，然後開口道：“這位小兄弟不必作自我介紹，我知道你的情況。”遂把小皮匠姓甚名誰，父親和已故母親的姓名、職業以及小皮匠的一些德性一一道來，竟然毫無差錯，甚至連他是何時為何事來的杭州，住在哪裏，跟哪些朋友交往，幹了些什麽，都說得清清楚楚。臨末又說了小皮匠準備返回筧橋鎮的打算，還說他的牙齒已經痛了三天，此刻實在熬不住了，決定找“大陽傘”拔掉。
小皮匠以為遇到了活神仙，隻顧頻頻點頭。那女人從提兜裏拿出小皮匠的錢包送過去，讓他看看裏麵是否短缺了什麽東西。小皮匠站起來想鞠躬，被對方一道犀利的目光阻止。拿起錢包扯開拉鏈，裏麵的家門鑰匙尚在，鈔票也還是那麽十幾張，但麵額卻換了，原先他分贓所得的四十餘萬元大多是五萬麵額，還有些一萬兩萬麵額的舊鈔票，現在卻都換成了清一色十萬元麵額的新鈔票！
正愣神時，女人對他說：“這是你的，你放好就是。”一邊說，一邊變戲法似的手上憑空又多了一卷鈔票，上麵箍著一根紅色橡皮筋——正是小皮匠分得的贓款。她把這卷鈔票放在小皮匠麵前，“這個物歸原主。”
這就是說，女人在短短的時間裏不但扒竊了小皮匠的錢包，還把裏麵的舊鈔換成了自己事先準備好的新票。她的動作真利索啊！小皮匠畢竟有些江湖經驗，知道對方肯定是要讓他做些什麽事情。對方既然亮出這一手，那就是在警告他：這件事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做了有鈔票拿，不做就取你小子性命！
小皮匠沒的選擇，隻得顫聲問道：“不知阿姨要我做什麽事兒？”
對方說這件事很容易，簡直不足掛齒，就是把你家那邊每天起降的飛機一共有多少架次記下來，但不是記在紙上，而是要把皮匠攤頭擺到鎮口去，每飛過一架飛機，就在鞋掌上釘一根鞋釘。飛機有大中小，型號種類也不同，把釘鞋釘的位置分一分就是了。每天收攤後路過秀才橋，你到橋下河埠洗手，把那隻鞋子塞在石橋縫隙裏。這件事從明天開始，連做五天，完事之後還會給你一些鈔票作為獎賞。當然，嘴巴要嚴，絕對不能跟別人提起，否則……
女人話沒說完，但小皮匠明白她的意思，當下連連點頭。女人很滿意：“那就這樣了。哦，你牙齒痛是嗎？這好辦，阿姨已經給你準備了西藥。”遂拿出一個玻璃藥瓶，倒出裏麵的藥片，囑咐小皮匠，“這是三種藥，大中小很明顯，一看就清楚了。你現在先吃兩粒大藥片，晚上睡覺前再吃一粒。明天開始，吃過早飯出攤前吃大小藥片各一粒，晚飯後吃大中藥片各一粒。五天吃下來，保證你牙齒不會再痛，而且以後也不會發作。”
那年代尋常勞動人民生病基本靠死熬硬扛，扛不過去才會就醫，當然隻看中醫，西醫收費貴，窮人看不起。小皮匠自小皮實，記憶中最多隻發過三五次寒熱，都是硬扛過去的，還是第一次接觸西藥，覺得非常珍貴，向阿姨謝了又謝，遵囑當場吃了兩粒大藥片。對方起身說：“你好好照我說的去做，肯定有你的好處；不照我說的做呢，我自有法子治你，到時候你後悔都來不及！”說著，把先前落座時摘下的絨線帽戴好。這時小皮匠才發現，這個阿姨的頭發已經有點兒花白了。
當晚，小皮匠回到筧橋鎮家裏，牙痛已經大為減輕。睡覺前，他又吃了一粒大藥片。次晨醒來，牙齒基本不痛了。小皮匠驚歎：媽呀，這是神藥嘛！於是就起了珍惜之意，尋思既然隻吃大藥片就可以治好牙痛，那我還是吃大藥片，中小藥片先放著，萬一以後再有牙痛之類，再吃就是了——他不知道，這個念頭竟然使他逃過了一劫。
當天，小皮匠按照阿姨的關照，把來來回回飛過天空的飛機用釘鞋釘的辦法記錄下來，傍晚收攤時，把鞋掌塞進了秀才橋下的石縫裏。
訊問結束，對涉案藥物的技術鑒定結果也出來了：大中小三種白色藥片，大的是當時常見的抗菌西藥磺胺中的一種，西藥房都有出售，該藥對治療因鏈球菌引起的牙痛有很好的效果；小、中兩種藥片，則與蔣翠瑋、葉阿寶猝死案中的毒藥和解藥相同。
焦允俊隨即下令，孫慎言負責指揮浙江方麵派來協助偵查的便衣拘捕與王富貴有涉的那幾個地痞；譚弦率上海同來的三名便衣去筧橋鎮，查看秀才橋下石縫處藏匿的鞋掌是否還在，同時對小皮匠家進行搜查。
12月18日上午，特案組三偵查員碰頭匯總情況，並作出以下分析：那個被小皮匠王富貴稱為阿姨的中年女子，應該就是化裝後的尤信子。她受命刺探杭州筧橋機場我空軍戰機的訓練情況，估計事先踩過點兒，然後製訂了雇傭“臨時工”代勞的方案。通過與居民的接觸，她聽說了小皮匠王富貴其人，認為最為合適，就指使他人或者自己出馬在杭州訪查到小皮匠的行蹤，對小皮匠一夥進行連續跟蹤，得知其準備回筧橋鎮，即開始執行計劃。
前一天王犯刺探到的記載於鞋掌上的情報，已被尤信子或受其指使的特務取走。那麽，化裝成中年阿姨的尤信子去了哪裏呢？偵查員估計，尤信子對王犯的情況肯定特別留意，應該知曉王犯與李大牙鬥毆被警察帶走了，但不一定吃得準王犯會不會也像蔣翠瑋、葉阿寶那樣猝死。不管王犯生死，尤信子出於自身安全考慮，肯定已經逃離杭州。
三人分析到這裏的時候接到電話：女特務尤信子在嘉興火車站落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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