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137：華東特案組之（四）失蹤的專家
又名：華東特案組之爭奪情報專家
本文轉載自公安法治文學月刊《啄木鳥》2018年3期
作者：東方明、李西始、鍾平涼
九、追查車禍
焦允俊、孫慎言、譚弦三人趕到法華鎮附近的世界紅十字醫院上海醫院（1958年改稱上海市紡織局第三醫院），被摩托車撞傷的施政經醫生救治，已經脫離危險，送入外科病房。偵查員向院方了解下來，施政傷得不輕一一右小腿脛骨粉碎性骨折，左右兩側各一根肋骨骨折，雙手掌挫傷，腦震蕩。
施政出事後是被正好巡查街頭的兩位法華區公安分局的民警送醫的，偵查員趕去時民警已經離開，院方說剛剛給大夏大學打過電話，通知傷員的女兒施熠來院。焦允俊請施政回憶被撞倒的經過，施政說，他是突然從背後被撞倒的，之前根本沒察覺到任何危險跡象，倒地時，他看見那輛逃逸的摩托車是綠色的，應該是郵電局的專用摩托。至於騎摩托車的人，施政說那人戴著頭盔，又是背影，沒法兒辨別，隻記得他穿的衣服是米色的，從後衣領看，好像是一件夾風衣。然後他就什麽都不記得了。
偵查員此刻最急於知曉的是眼前這個傷員究竟是不是北湖。於是，孫慎言跟他聊起抗戰時是否跟汪精衛打過交道。施政聽著，臉上顯出莫名其妙的神情：“汪精衛？我認識他，可他不認識我。”
“那麽，1942年5月23日施先生是否去過蘇州，還在那裏住了一夜？”
施政又是搖頭：“蘇州我以前去過多次，不過我記不得具體日期了。”
這時候，施政的女兒，施熠，匆匆趕到。施政介紹了三位偵查員，又把剛才偵查員的問題說了說。施熠眼珠子轉了轉：“1942年？不就是民國三十一年嗎？5月23日，是小孃孃結婚的日子嘛，家裏照相簿裏有照片的，那天晚上你是在國際飯店參加的婚禮，照片上有你的，你怎麽會跑到蘇州去呢？”
這一說，施政也想起來了。這人頗有君子風範，這種情況下，竟然還對偵查員露出歉意的笑容，說我想起來了，那天確有其事，三位同誌可以隨小女去家裏看看照相簿。
偵查員當然不會就此罷休，還有其他相關問題詢問。但問下來，越聽越覺得眼前這個傷員似乎的確跟汪精衛沒有關係。接著，就去施家看照片。
焦允俊和孫慎言隨同施熠去了施家，照相簿裏果然有滬上名字號王開照相館的照相師到國際飯店婚禮現場拍攝的一套照片，其中八張均有施政。照片上有落款日期：“民國三十一年五月廿三日”。
為驗證照片的真實性，偵查員把照相簿拿到南京路王開照相館，照相館賬房先生隨即把老法師李先生請出來辨認。李先生隻一看，便說那是趙師傅拍攝的，他現在還在王開工作，不過今天上早班，已經下班回家了。偵查員當然不可能等到明天，問明地址，立刻前往北站區天目中路趙師傅家。趙師傅看了照片，確認是他親手拍攝的，沒有進行過任何修改。
焦允俊稍稍考慮，即對下一步的工作作了安排——他自己驅車前往蘇州，把施政的照片帶去請古玩商吳子揚和車夫老韓辨認；孫慎言則去法華分局了解施政的車禍調查情況，並讓分局派警員到醫院與譚弦共同保護傷員的安全——這次車禍很可能是對手故意製造的，那是追查該案的一條線索。再則，施政並非北湖其人，我們已經基本確認了，敵特方麵是否也知道這個情況了呢？
如果敵特還不知道，得知北湖沒死，會不會二次下手？所以，必須嚴密保護傷員的安全，讓醫院給他安排單人病房，警方安排人員二十四小時值守。
焦允俊驅車趕到蘇州後，直奔吳子揚宅第。
他讓吳、韓兩個分別辨認照片，吳、韓都搖頭，說不是那年曾經來過的周先生。又讓吳宅曾經見過北湖的娘姨辨認，也說不是這人。焦允俊想想不放心，請吳子揚和老韓隨同他去上海走一趟，當麵辨認。
抵達上海時，已是11月25日淩晨兩點多，焦允俊開著中吉普直接把吳、韓拉到醫院病區。最終結果是，這位施政並非北湖其人。焦允俊暗歎了一口氣，向吳、韓表示感謝，陪同兩人去醫院食堂吃了夜宵，然後請市局司機把他們連夜送回蘇州。
與此同時，孫慎言已經跟法華分局交警隊有了接觸，交警隊認為這是一起肇事逃逸案件，勘查現場後，把調查的活兒交給留用警察老邢、老楊兩人。邢、楊兩人連夜趕到法華鎮現場走訪目擊者，得知肇事車是一輛疑似郵局專用的綠色摩托車。初解放時郵局屬於要害單位，不是能隨便調查的，哪怕來人是穿製服的警察。邢，楊想要到郵局調查，得向分局申領介紹信。
不巧的是，這時早已過了下班時間，分局秘書股唯一的值班警員奉命去市局送一份公文，邢、楊兩人隻好等候。就在這時，華東特案組偵查員到分局來了解情況。孫慎言跟邢、楊兩人見了麵，讓他們把調查筆錄取來，稍一瀏覽，當場出具一紙條子，連卷宗袋一並取走了。他讓邢，楊轉告分局領導，這個案子分局暫時不必過問，查訪摩托車的活兒由特案組來進行，有了結果再通知你們。
午夜前，孫慎言去了位於四川路的上海市郵政管理局。當時，上海市電信局、上海市郵政管理局剛結束軍管，分別受華東電信管理局和華東郵政管理總局領導。市郵政局保衛處當晚值班的負責人老許是華野出身的偵察連指導員，奉命轉業留在上海。他沒聽說過華東特案組，但看了孫慎言出示的市局和華東社會部的兩份介紹信，意識到麵前這個深夜客定然身負重要使命。孫慎言從未跟郵電係統打過交道，更不了解郵電係統如何運作，本以為調查一輛疑似郵局的摩托車不算難事，可聽老許一說，頓時有點兒頭大——舊上海的郵電係統分為幾部分：由舊政權掌管的“國有資產”上海郵政管理局、上海電話局、國際電台（管收發電報），以及外資所有的英商中國東洋德律風公司、英商上海華洋德律風公司和美商上海電話公司，上述外資公司中的前兩家在抗戰前已被美商公司兼並。上海解放次日，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管會宜布接管上海郵政管理局、上海電話局、國際電台，而沒有動滬上唯一的電信外商美商上海電話公司。直到朝鮮戰爭爆發後的1950年12月31日，市軍管會方才宣布對美商上海電話公司實行軍管，由上海市公用事業局對該公司進行管理上述的郵政、電話、國際電台和美商上海電話公司，都有郵電專用的綠色摩托車。當時的摩托車主要用於送郵政快信、電報、接聽長途電話通知和作為維修技工外出急修時的交通工具，單上海市郵政管理局的下屬單位就有市區內的二十三個郵政支局，十四個郵亭（既後來的郵政所），郊縣的三十二個內地局，兩個郵亭，一個郵政支局，加上市電話局，國際電台和美商上海電話公司，估計至少涉及上百個單位，二三百輛摩托車。孫慎言暗想這活兒可不好幹。市區，郊區這麽多單位跑下來，隻怕耗時太多，時間上來不及，看來得從市局分局調人來增援了。
孫慎言回到跟焦允俊約定的臨時集結點紅十字會上海醫院時，分局派來的兩個便衣已經向譚弦報到並進入崗位了。譚弦告訴孫慎言說，老焦已經從蘇州回來了，在走廊盡頭那間向醫院臨時征用的辦公室裏。孫慎言馬上過去向焦允俊匯報了調查車禍的情況，焦允俊不同意臨時調人協助查摩托車，說這樣動靜太大，不利於保密，還是咱們兩個去調查吧，明天上午每人一輛摩托車分頭行動，先市區後郊區，美商上海電話公司也照查不誤。焦允俊、孫慎言兩人馬不停蹄跑了兩天半，到11月27日中午，完成了對郵電係統所有單位的調查，竟然每個單位的摩托車都沒有被人挪用過。午後，兩人筋疲力盡返回醫院臨時辦公點。
譚弦告訴他們，剛才分局來電，稱上午有個群眾向交警隊報告，說他老婆在車禍那天親眼目睹那輛逃逸的摩托車牌照尾號是714Q。焦允俊頓時興奮起來，招呼孫慎言馬上出門。
兩人先去市局交通處查摩托車牌照。尾數714Q的綠色摩托車隻有一輛，是美商上海電話公司工程部第二修理室專用於急修的車輛。再到美商上海電話公司一查，得知該車並不屬於某個或幾個修理工，而是由修理室主任美國工程師奧斯坎掌管鑰匙，哪個修理工需要使用，須向修理室庶務員領取簽條，憑簽條到奧斯坎主任處領取鑰匙，返回公司後，必須在第一時間把鑰匙送回主任處，取回簽條找庶務員銷差。這一切都有書麵記錄，什麽時候去拿簽條及領取鑰匙，為哪個號碼的電話機用戶進行維修，什麽時候出發什麽時候返回，都記得清清楚楚。
前往調查的焦允俊還是第一次知道，美商電話公司的管理製度竟然這麽嚴格，不由得連連點頭，對孫慎言說老美這一套還真是值得我們學習。然後，他們就開始查閱庶務員拿出來的簽條存根，發現11月24日下午施政遭遇車禍的那個時段，尾數714Q的那輛摩托車並沒有被哪個技工使用。
這不奇怪了？要說是那個向分局反映情況的群眾看錯了，怎麽會這麽巧，這輛車竟然真的是郵電專用車？焦允俊問庶務員，會不會出現有人使用這輛摩托車卻沒到你這裏來領簽條的情況。庶務員說不可能，不說公司製度嚴格，就是主任那裏也不可能破例給別人鑰匙啊。
焦允俊隨即到停車處看了看。美商電話公司有一個比較大的停車場，水泥地麵鋪得非常平整，轎車、吉普、卡車和工程車，以及摩托車自行車和三輪車都分門別類停放，車身都是綠色。焦允俊腦子裏冒出一個念頭，會不會有哪個家夥利用正常用車的機會領到了鑰匙，自已悄悄去配了一把，私下使用摩托車，用後再停回原處？反正停車場是沒有專人管理的，門衛更不管了，見到綠色車輛就放行，那是可以瞞天過海的。對庶務員一說，庶務員說這個問題我倒是沒想過。此刻檔案室的人還沒下班。你們可以去查查檔案，看看近幾年有多少人用過輛車。如果有私下配鑰匙的人肯定在這些人之中。
檔案顯示，這輛牌照為的摩托車714Q是1941年1月由美商電話公司購買，掛的是向公共租界巡捕房申領的牌照。當時該車牌照的尾號是714，沒有後麵的字母Q，直至上海解放後重新調換車牌時，根據規定才在外商車輛後麵加了英文字母。據登記資料顯示，八年內共有六千餘人次使用過這輛摩托車，落實到具體人則有八十九個。值查員一看這個數字頭就痛了，別說此刻隻有兩人，就是整個兒持案組偵查員都調過來，隻怕也不是三五天能夠拿得下來的，而且過了這麽長時間，保不齊這些對象中有找不到——離職的離職，失聯的失聯，說不定還有已經不在人世的，真沒法兒查呢。
焦允俊問孫慎言有什麽招兒可以使，孫慎言攝著頭皮說這好比老虎咬刺蝟，沒法兒下口，看來還是得走群眾路線。焦允俊說走群眾路線沒錯，可怎麽走法兒，隻怕是一時吃不準吧。兩人商量了一陣，認為如果有人偷配鑰匙，那這人一般說來在品行方麵必定留下過劣跡，還是先從這方麵下手吧。接著向庶務員了解有劣跡的員工，庶務員的語氣很肯定，說如果確實有人偷配了鑰匙，必是那些已經離開電話公司的技工。這人腦子好使當場就把八十九人中已經離開公司的十三人指了出來，單獨列了一份名單，還注明了每人進入公司和離開公司的時間，竟然精確到具體日期。焦允俊看了一下，排列在第一個的就是葉萬成。
當然，此刻這個名字對於偵查員來說並無意義，隻不過是十三人中的一個。不過，細心的焦允俊注意到，在這份名單中，葉萬成既不是第一個進入公司的，也不是第一個離職的，為什麽庶務員要把他名列榜首？庶務員說，這些離職者都是因為各種各樣的過失被開革的，列在第一的那個葉萬成是漢奸，抗戰勝利後被判了十幾年徒刑，現在還關在提籃橋監獄呢。說到這兒，他突然反應過來，此人既然還關押著，那就不可能使用摩托車，立即說：“哦，那這人應該劃掉吧？”“不必劃掉。”焦允俊馬上意識到，也許有戲了。
十、密捕疑犯
焦允俊、孫慎言隨即去提籃橋監獄調查葉萬成的下落，沒想到在監獄檔案裏竟然沒查到此人的姓名和材料。偵查員覺得此事蹊蹺，又往美商上海電話公司打電話，問那個庶務員是從哪裏獲知葉萬成因漢奸罪被國民黨法院判刑的消息的？庶務員說那是1946年的事兒，《申報》上登過的，是國民黨上海市法院判決的，你們去法院查查舊檔案應該能查到。當時滬上新政權的法院隻有一個，名曰上海市人民法院，下設北，中、南、西四個分庭，每個分庭管轄若於個區。市法院所在的北浙江路離提籃橋監獄不遠，偵查員趕在下班時堵住了正要離開辦公室的秘書主任。出示證件後一說來意，對方自是全力配合，當場指定幾個準備下班的工作人員協助查找。
一幹人一直翻查到午夜前，競然還是沒有發現葉萬成的案卷。焦允俊，孫慎言返回駐地，躺在床上一時睡不著，已經熄燈了，二人猶在黑暗中討論下一步該怎樣走。不知怎麽，他們都有一種直覺，這個名叫葉萬成的家夥不尋常。那麽，應該怎樣查呢？兩人商量，還是應該再去提籃橋監獄，不查死檔案，而是查活檔案——向留用獄警了解是否記得有那樣一個犯人，同時還可以進一步向當時一並押解提籃橋監獄，解放後仍在服刑的其他犯人調查。
11月28日上午，焦允俊、孫慎言再次前往提籃橋監獄。向獄方說明來意後，獄方說你們要調查的這個對象如果真的被判了十七年徒刑，按照規定屬於“大刑犯”，該當關押於一號監，那是一幢獨立的五層鋼筋混凝土大樓。偵查員這步果真走對了，不止一個留用獄警記得此人，但後來突然釋放了。又向獄政部門的留用人員詢問，有一個老獄警說，大約在1948年5月，此人被兩個穿黑色西裝的男子帶走了。次日，其中一個穿黑西裝的又來監獄，拿去了該犯的卷宗，內有法院押解該犯前來監獄時必須隨同遞交的刑罰執行卡。老獄警還翻出一本破舊的備忘錄，在上麵查到了關於此事的記載，上麵還記錄著葉萬成的名字和執行卡號碼至此，庶務員的說法得到了證實。但材料沒有了，怎樣才能查到葉萬成的詳細情況呢？獄警說，可以去向一號監與葉萬成一起服刑的犯人了解。
偵查員再去一號監，提出幾個當時與葉萬成關押於同一監房的犯人問下來，打聽到葉家住老西門會稽路，具體門牌不清楚，家有妻子兒女連同他合計五人。這番調查終於見了點兒光亮。偵查員又趕往蘆家灣區公安分局，分局跟老西門派出所聯係後，說確有這麽一個人，是否因漢奸罪服過刑不清楚，解放後他沒向政府登記過曾參加反動組織的情況，派出所方麵隻知道葉萬成在北京路開著家專門修理電話機等通信設備的小店鋪，生意做得不冷不熱，維持家用而已，其妻無業，三個子女分別在上技校，初中和小學。
焦允俊、孫慎言和譚弦在紅十字會上海醫院開了個小會，討論了調查進展。焦允俊對譚弦說醫院這邊還是要堅守下去，你待得乏了，可以讓老孫跟你換個崗，咱倆搭伴兒幹另一茬活兒。所謂的另一茬活兒，就是秘密跟蹤葉萬成。以焦允俊豐富的隱蔽戰線經驗，好不容易發現了一個可能（僅僅是可能）的嫌疑對象，正尋思著是不是如尋常案件那樣把這個家夥提溜進局子。他估摸葉的背後必有大魚在策劃指揮，因此先把這個人盯住了再說。焦允俊對葉萬成這條線索絕對小心翼翼，當下以華東特案組的名義向上海市公安局借調了十名政保部門的便衣偵查員，先給眾人開了個會，當然不會說特案組在執行怎樣怎樣的一樁重要使命，隻是對如何監視葉萬成作了布置。
固定監視點設了兩個，分別在葉萬成的住宅和北京路的店鋪對麵，其任務是留意進出這兩處地方的是些什麽人；另外還布置了流動監視人員，專門負責跟蹤。這些偵查員都配備了機動車輛以及自行車、三輪車和照相機，還有充足的經費，以便對象一旦進了豪華酒店，咖啡廳，舞廳等高檔場合消費時，也可以從容跟進。焦允俊知道這十二名偵查員都是“土八路”出身，所以特地囑咐，需要花錢時隻管揮金如土！我們的對手可不是土堡子，都鬼得很，小小一個不合拍的動作沒準兒就會看穿你的身份，那就壞事了。
至於譚弦，其實焦允俊原本就要把他從醫院調出來的。焦允俊另外還從華東社會部臨時調了一男一女兩個偵查員，譚弦負責協助他們監聽與葉萬成的店鋪所有相關的通話。焦允俊的考慮是這樣的，既然葉萬成開著個修理電話設備的店鋪，他的上級也許會通過電話與其聯絡。譚弦精通英語，葉萬成曾在美商上海電話公司幹過，料想也是會英語的，萬一他跟人用英語通話，譚弦的特長就可以發揮作用了。
一切布置定當，一應人員隨即進入工作狀態。也是巧，譚弦剛在電話公司機房由一名技術員指導著上機監聽，葉萬成的修理店就接到一個電話，正是前麵曾交代過的那個隱身上司“淮北口音”打給葉萬成。他向葉萬成下達了一道指令：目標已經進了醫院，目前一應情況如何，你在今晚前往查看，明天中午前我會來電聽取匯報。
譚弦立刻向坐鎮於虹橋路特案組駐地的焦允俊報告了這一情況。焦允俊思索片刻，往醫院孫慎言那裏打了個電話，指令讓看護施政的人員故意裝出一副懈息的樣子，如果有人向醫務人員打聽或者以走錯病房等為借口查看施政的情況，都要假裝看不見。
當晚七點，葉萬成進了醫院，來到外科病區，向護士台打聽有個名叫施政的先生是否住在這個病區，護士已經接到偵查員的通知，自然如實回答。葉萬成隨即進了病區，在走廊裏看似隨意地踱步，走過施政所住病房時，特意向裏麵掃了一眼，看清楚正倚在病床上跟病友聊天的施政的麵容，然後就離開了。
次日上午九時許，偵查員監聽到昨天那個操淮北口音的男子往葉萬成的店鋪打來電話，葉萬成用暗語簡單匯報了昨晚去醫院窺察的情況。上司向葉萬成下達的指示是兩個字：待命。
待什麽命？焦允俊尋思，敵特方麵對施政采取車禍行動，說明當時他們跟特案組一樣，是把施政當北湖來看待。我方在車禍之後很快就查清施政其實並非北湖，之所以還安排警力在醫院看護，那是想撿個漏兒。對方一連數日沒有反應，焦允俊原已開始懷疑敵方也意識到撞錯人了。但是昨天那個淮北口音的上司給葉萬成下達了指令，那說明敵特方麵至少還沒有完全確定。
鑒於這種考慮，焦允俊決定繼續維持之前所采取的兩項措施，醫院那邊須保持高度警惕，嚴加防範；同時，對葉萬成繼續嚴密監視。
就在這當口兒，特案組的領導馬頭兒突然來檢查工作了。特案組這段時間分成兩撥執行任務，按照紀律，互相之間不能知曉各自任務的內容，所以馬頭兒先去郝真儒那邊聽取了匯報，才來到焦允俊這邊。焦允俊一看馬頭兒的神情，估計老郝那一攤進行得不順，暗自慶幸自己這邊雖說不是風生水起，但總算還有點兒眉目，不至於挨批評。不能不佩服馬頭兒的那雙眼睛，焦允俊不過是心裏想想，臉上肯定沒有顯露出來，但馬頭兒卻已經感覺到了，開口就說是來聽你的好消息的。
焦允俊知道向領導匯報工作必須要言不繁，當下三言兩語把情況要點匯報了。像馬頭兒這樣的老資格情報工作者，腦子特別快，焦允俊剛說完，他的意見就出來了，說你的分析有道理，我談一點兒看法，你們研究研究，如果覺得可行，就試試看；不行，那隻當我沒說。我的觀點是，等待三天，如果對方按兵不動，既沒派人去醫院再次對施政下手，那個淮北口音的上司也沒給葉萬成下達指令，那就……，，……？說到這裏，忽見焦允俊目光炯炯，馬頭兒驟然刹車，對焦允俊說：“看來，你已經有想法了？”焦允俊這當兒還不忘調侃，說我的腦子一向不大好使，今天不知怎麽，多半是受了領導的感染，竟然大大提速了。我在想，可能是這樣一種情況——如果葉萬成去醫院窺察是為驗證我方是否深信施政就是北湖的話，那麽看看醫院裏那副架勢，敵方就應該立即采取行了動；如果三天之內敵方既不行動，也不向葉萬成下達新的指令，那就說明敵人已經獲取了正牌兒北湖的情報，所以就放棄躺在醫院裏的那個假目標了。既然如此，不如幹脆密捕葉萬成，然後順藤摸瓜獲取北湖的線索。
馬頭兒微微點頭，既然你理解了，那我往下就不必多說了。具體怎樣做，是你們特案組的工作，你是組長，看著辦就是。一邊說一邊站起來，然後又補充了一句，說這件活兒有點兒急，北京已經打過三次電話了。焦允俊一個立正： “請領導放心，我們會盡快完成使命的!”
兩撥偵查員一連監視了三天，既未發現可疑對象潛入施政所住病區，監聽和跟蹤也沒有捕捉到葉萬成與外界有任何可疑接觸，於是，12月3日下午，特案組長焦允俊下達了密捕葉萬成的命令。
焦允俊不敢有絲毫大意，事先已經在北京路至老西門葉萬成家來來回回轉了幾趟，根據執行監視使命的偵查員每天匯報的葉萬成的日常活動規律，製訂了萬無一失的行動方案。事後他覺得，這個方案真是過於高看葉萬成了。以在戰爭年代多次執行深入敵後任務的焦允俊的水平，對付葉萬成這麽一個業餘特工，那真是大材小用。
12月3日傍晚，葉萬成結束了修理鋪的營業，騎自行車回家途中被偵查員輕鬆拿下，隨後押解特案組駐地。
訊問時，起初葉萬成裝出一副無辜的樣子，但在給他放了一段與“淮北口音”通電話的錄音後，他就無話可說了。繼而，偵查員又端出了其製造車禍的證據——葉被捕後，另一路偵查員對電話修理鋪進行搜查，發現了電話公司摩托車的鑰匙。在證據麵前，葉萬成隻得交代。
訊問雖然順利，焦允俊卻興奮不起來，因為葉萬成是一隻“獨腳蟹”，不過是敵特棋盤上的一枚小卒子，既不知道敵方對北湖有何企圖，也無法主動聯係“淮北口音”，以助我方釣魚，而“淮北口音”倒是在需要找他的時候，隨時可以往北京路的修理店鋪打電話。如果要利用葉萬成釣魚，他本人肯定想不出什麽法子引誘上司上鉤，隻有我方製訂計劃。而且這個計劃必須在今晚製訂，還要跟葉萬成說清楚利害關係，鼓勵他立功贖罪。天亮之前如果不把葉萬成釋放，明天他就去不了北京路的修理店。上司如果一連數次打不通他的電話，肯定會起疑心，就會派人或者親自前往北京路查看，一旦這麽做，他肯定會發現問題，那就隻有切斷聯係了。
這個問題該如何解決呢？
十一、敵特暴露
當晚十點半，焦允俊打電話把孫慎言、譚弦召至特案組駐地，三人商議解決方案。討論到午夜，也沒想出什麽好辦法。焦允俊說此事耽擱不起，咱們別拖了，暫停討論，你們兩個一起去跟葉萬成談話，先說服他將功贖罪，具體怎麽做，我再想想。實在想不出法子，可以在天亮前先把葉萬成釋放，跟他說清楚他是受我方嚴密監控的，要想活命，隻有一條路可走，否則，以他漢奸、特務和製造車禍的罪行，肯定是死刑。孫慎言、譚弦離開後，焦允俊絞盡腦汁也沒法兒破解麵臨的一個最大的難點：葉萬成是敵方的一隻“獨腳蟹”，他本人是沒法兒聯係到上司的，隻有人家給他打電話。而那時沒有什麽來電顯示，上司的電話是哪個號碼打來的都不清楚。據葉萬成供述，“淮北口音”每次打來電話，周圍嘈雜聲甚大，估計應該是在鬧市區的街頭電話亭或者臨時借用哪個商店的電話機，反正他說的是暗語，不必擔心會被人注意。
在這種情勢下，即使葉萬成眼下沒有被捕，也沒有受到我方的懷疑被監視，哪怕他此刻掌握了有關北湖的確鑿情報，也沒法兒向“淮北口音”報告。因此，焦允俊設想的種種釣魚手段，哪一種也用不上。
遠處傳來陣陣雞鳴，焦允俊看看手表，淩晨三點多了，再過兩個小時天就要亮了，能在天亮前想出什麽良方妙計來嗎？這時，孫慎言打來電話，說已經跟葉萬成談完了，這家夥願意立功贖罪。焦允俊說那就按照預定的方案讓他回家，等會兒照常上班，不要露出任何破綻。放下電話焦允俊腦子裏忽然閃過一個念頭，隨即又把電話給孫慎言撥了回去，說先別放他，立刻把他帶到我這裏來，你和小譚也過來，我要跟他聊幾句。這一聊，焦允俊忽然對解決難題有了信心。特案組長跟葉萬成聊的是什麽呢？他讓葉萬成著重說說上司給他打電話時的電話背景音。葉萬成思來想去，終於想起一個細節：上司第一次給他打電話時，聽著像是在市區某個熱鬧地帶的弄堂口，話筒裏傳來的嘈雜聲中有女人呼喚小皮匠和小孩子叫著阿五頭奔跑嬉鬧的聲音。上司壓低了嗓音跟他說話，因為這是第一次通話，首先需要對接頭暗語，而上司那口帶著濃重淮北口音的官話又聽不清楚，有幾句話重複了好幾遍，通話時間就稍稍長了一些。快要結束的時候，他聽見有個嗓音蒼老的女人一遍又一遍叫著“洪老侉”那聲音越來越大，仿佛是一路喊著走過來的，但在聲音最響亮的時候戛然而止。這時候，兩人的通話也結束了，上司掛了電話。焦允俊、孫慎言、譚弦三個對這一細節進行分析—“淮北口音”很有可能是在市區中心城區的某個弄堂口撥打的電話（上海首部公用電話出現於1882年，由丹商大北電報公司設立，至1949年12月，全市市區已有四百餘部公用電話，付費即可使用），因為小孩兒嬉鬧和居民呼喚小皮匠的聲音都符合滬上弄堂口的特征。
至於那個老太呼叫“洪老侉”沒有得到回應，那就頗有講頭了。“老侉”是當時滬上坊間對北方人的稱呼，但並不包括所有北方人。一般來說，滬上的本地居民把來自長江以北的人（哪怕已經在上海定居）都看作北方人，但又把一些特定區域分離出來，比如在城市人口中占比較高的蘇北、山東地區的居民被稱為“老江北、小蘇北”、“老山東、小山東”等，其他來自北方的居民，就一並以“老侉”、“小老侉”概括，單個稱呼時，則在前麵加上其姓氏。滬語中“馮、洪（紅、弘等）”不分，所以老太喊的那個“洪老侉”，也可能是馮、紅或者弘之類。
那麽，老太究竟是在叫誰呢？偵查員認為很有可能就是在叫葉萬成的那個上司，因為她從老遠叫到近前，顯然是有目標的。之所以沒有得到回應，是因為“洪老侉”忙於其他事，不便回應她。老太叫到近前忽然刹車噤聲了，那應該是被叫的人用手勢告訴她自己正在進行某樁事情，請她稍等。如此推斷，老太叫的“洪老侉”應該就是跟葉萬成通話的“淮北口音”了。另外，從老太呼喚“洪老侉”的情狀來判斷，“洪老侉”應該具有以下特征：其一，他是這條弄堂或者鄰近某處的居民，並且已經居住較長時間了，鄰居跟他比較熟；其身份並不是知識分子一類，可能屬於底層勞動者，否則，鄰居應該稱其為“先生”；其二，老太老遠就呼喚，而且是一邊走過來一邊喊，那說明她跟“洪老侉”並無特殊的關係，因為她不必擔心跟“洪老侉”的接觸會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其三，結合上述兩個特征，可以推斷“洪老侉”從事的職業是與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手工活兒，老太呼喚他是因為家中有活兒需要他幹。
焦允俊決定據此展開調查，把那個“洪老侉”找出來。但這樁活兒的工作量甚大，上海灘中心城區大大小小的弄堂有數千條之多，每條弄堂都要一一查摸到，這該費多大勁、耗費多長時間啊！不過，焦允俊另有主意，以上海市公安局的名義向全市二十個市區公安分局下達命令，讓下轄的派出所分別在各自管段調查即可，凡是符合“操淮北口音、被居民稱為‘洪（馮、紅、弘等）老侉’、從事手工活兒、其住所附近有弄堂且有公用電話點的男子”條件的，一律將其情況上報市局，焦允俊還特別強調：查到一個即報一個！
焦允俊讓孫慎言把在醫院看護施政的活兒移交法華分局，回特案組負責接聽電話，還從華東社會部臨時借調了兩名偵查員協助。12月1日上午十點，這項工作開始啟動，五分鍾之後第一個電話就打進來了，是榆林分局打來的，說下轄龍江路派出所管段有一個男子酷似上級要求查摸的對象。焦允俊接聽了電話，聽聽似乎確實符合應特征，不過，他不相信會撞上這等好運氣，就讓分局派人向該男子供職的私營作坊（該男子是白鐵匠，即鈑金工）老板核查其最近半月的活動情況，即查即報，這邊坐等結果。
一會兒，分局報來了調查結果，證實該男子沒有作案時間。類似這樣的情況到當天傍晚六點為止一共有二十多起，其中三起是特案組偵查員孫慎言驅車前往分局或派出所直接查詢的，最後全部排除。又過了一個小時，終於從靜安寺分局傳來一個消息，說在該分局管段康定路有個對象符合條件。
此人叫茅國靖，係河南永城縣人氏，四十二歲，青年時來滬，以走街串巷補鍋鑲碗為生，後自學電器修理技術，於抗戰勝利後開了一個電器修理小鋪，未婚。分局偵查員將其情況與上級通知中的協查對象進行比對，河南永城縣地處蘇魯豫皖四省之交，地理上屬於淮北區域，其口音帶些淮北味，但不算重。其經營的小鋪修理電熨鬥、電吹風、收音機、手電筒、電動玩具等，附近居民家中的此類電器發生故障也都是叫他修理的，據說技術還不錯，收費也合理，小修小弄就不收費了。如果他出現時，被附近需要他修理東西的居民看見，隨時都可能被居民拉到家裏。另外，距茅國靖的修理小鋪兼住處三四十米確實有一條弄堂，弄堂口的雜貨小店裏裝有一部公用電話。
那麽，是否有人喚其“洪老侉”呢？分局方麵作了肯定的回答：茅國靖的右側腮幫有一塊銅錢大的紅色印記，十年前他剛到這裏居住時（當時還是走街串巷的小鍋匠），有人叫他“紅侉子”、“紅老侉”，意思是“臉上有紅斑的北方人”。焦允俊當即決定逮捕茅國靖。出於慎重，需要製訂一個行動方案，並且要向市局借調行動警力。隨著一個個電話打出去，相關人員陸續前往市局在建國西路的一處對外不掛牌子的辦公點集中。焦允俊向第一個到達者——被分局用小吉普送來的，茅國靖的房東金老先生了解茅的店鋪兼住處的房屋結構及周邊地形、地理情況。聊下來，得知金老先生年輕時做過地理老師，焦允俊樂了，即在老先生麵前放上紙筆，說勞駕您老給畫下來。
金老先生畫完，有專人陪同他去大舞台看戲——此刻不能讓其歸家，以防走漏消息。然後，馬頭兒派來的一位部隊作戰參謀老王到了，和焦允俊對著地圖製訂了行動方案。稍後，二十名武裝便衣奉命前來報到，焦允俊向他們交代使命並作了分工。
一整套準備工作要算做得很充分了，可是意想不到的情況還是發生了……
十二、曹氏姐妹
這個“意想不到的情況”不但讓焦允俊目瞪口呆，而且絕對無解——抓捕人員包圍了茅國靖的住所，正準備破門而入，屋裏突然一聲槍響，茅國靖飲彈自盡了！焦允俊自是後悔不迭，還不如在白天茅國靖的買賣開張的時候假扮顧客去抓人。最初他也考慮過這個方案，但茅國靖是小本兒買賣，假扮顧客進入鋪子的偵查員隻能是一兩個，不利於控製，經過反複考慮，這個方案被放棄。現在看來，真的是失策了。可是，後悔也來不及了。拍攝了現場照片，法醫運走了屍體，焦允俊和孫慎言以及幾個作為臨時助手的市局偵查員對現場進行了搜查，一直忙碌到拂曉方才離開。
應該說，作為一名特務，茅國靖的保密工作是做得比較到位的。一幹偵查員搜遍整個兒屋子，除了那支用來自殺的手槍和一台性能不錯的收音機，竟然沒有發現任何通常潛伏特工（還是個小頭目）會有的密寫藥水、經費和從事相應活動的器材。
焦允俊、孫慎言交換了意見，初步認為已經自殺的茅國靖應該是敵特方麵委派的專門負責指揮若幹類似葉萬成那樣的“獨腳蟹”的特務組長，與其上司的聯係及接受指令，是通過其他特務小組使用的電台或短波廣播，以及使用暗語的報紙廣告、來往信件等手段。按照初解放時潛伏敵特分子的常態，像他這樣一個小頭目應該有活動經費和一些器材的，可能藏匿在其他地方了。
一年後，一名潛伏特務郭某向公安局自首，特案組偵查員的判斷方才得到證實。郭某係茅國靖的助手，係“中統上海第三特別站”的站長助理，該特務站有六名“獨腳蟹”，但姓名、住址、職業等一應情況均由茅國靖掌握，並由其直接聯係。而該站的特務活動經費、器材等，均藏匿於郭某處。茅國靖出事後，台灣方麵切斷了與“上海第三特別站”的聯係。郭某自首後，公安機關曾組織力量調查其餘五名“獨腳蟹”的下落，但未能如願。
抓捕行動失利，原打算拿下茅國靖後根據其口供獲取北湖信息的指望變成了一個肥皂泡，往下該怎麽辦？
12月5日午後，焦允俊、孫慎言譚弦三人開了個碰頭會。焦允俊恢複了以往的自信，抱著“大不了從頭再來”的想法，在兩個部屬麵前露出輕鬆的神態，說雁過留聲，茅國靖既然活動過，總有切入點，就看我們能不能找到了。
一番分析下來，偵查員達成了共識，茅國靖跟其部屬葉萬成一樣，其實也是一隻“獨腳蟹”，而且比葉萬成“獨”得還徹底，竟連家眷也沒有。這對其保密工作當然有好處，但在活動時所有活兒都要自己出麵去做，那就免不了留下痕跡，比如他平時經常去哪些地方，經常有些什麽人去其電器修理鋪找他；分局社會股曾接到過群眾的舉報，說他的開支與收入不相稱，他都把錢花在哪裏了？等等。由於茅國靖已死，對施政的威脅已經消除，對葉萬成的監聽和監視也可以撤銷。這樣，焦允俊就讓孫慎言、譚弦跟他一起對上述情況進調查。
當天，他們調查到一個情況，據經常去電器修理鋪的顧客反映，茅國靖跑得最多的地方應該是北站區虯江路電器舊貨市場。偵查員次日去了虯江路，很快査摸到經常向茅國靖提供電器零部件的那處所在是一家名喚“亞濤舊貨行”的店鋪，就把該行老板薛亞濤傳喚到附近的北站公安分局。
五十八歲的薛亞濤是個老江湖，看架勢就知道茅國靖犯的事兒不小，對偵查員不敢隱瞞。
薛亞濤是1941年4月跟茅國靖認識的。當時，茅的電器修理小鋪正準備開張，三天兩頭跑虯江路來淘電器零部件。虯江路舊貨市場經常有地痞流氓出沒，專門欺負新客，茅國靖被他們給盯上了。一天下午，幾個流氓正圍著他準備下手，薛亞濤路過，見茅國靖一副老實相，頗有些可憐巴巴，就吆喝了兩聲。薛亞濤算是虯江路店主中的老資格，江湖經驗豐富，平時跟警察、稅務、幫會的關係都處理得比較到位，其他店主也好，地痞流氓也好，都買他的賬，平時有什麽事兒，他吆喝一聲發表意見，別人不管想得通想不通，都願意聽從。從此，茅國靖就把“亞濤舊貨行”作為他每次進貨的必選之店。
有了這麽一層關係，兩人自然而然走得近了。薛亞濤在外國輪船上當過八年維修技工，其對於電器修理之精通，足可在上海灘隨便哪家工廠當一名出色的工匠。他跟茅國靖接觸下來，發現這位朋友的技術水平極低。低到什麽程度？給他做徒弟的資格都不夠，隻能做徒孫。茅國靖也看出薛亞濤的技術高出自己不知多少個層級，每次來進貨時都虛心求教，而且是活學活用，在修理中碰到什麽問題就求教什麽問題。這些問題對於薛亞濤來說自然都是小菜一碟，如此，兩人的交情就更深了。
從1941年春到抗戰勝利，這麽長時間，薛亞濤並未覺得茅國靖有什麽不正常的地方。可是，到了1947年，他的看法就變了。那年年初，有個老顧客來“亞濤舊貨行”淘舊貨時跟薛老板閑聊，說他曾兩次看見茅國靖與幾個一看就是特務做派的家夥在飯館喝酒。如此，江湖經驗非常豐富的薛亞濤對茅國靖的看法就複雜了些，覺得這人似乎不簡單。正因為有了這種想法，在往下的接觸中雖然表麵上一切照舊，但他心裏對茅國靖是有防範的，甚至懷疑茅國靖可能是國民黨方麵的秘密情報人員。當然，以他豐富的江湖經驗，絕不會對茅國靖進行試探，再者他於政治也不感興趣，生意人嘛，好好做生意就行了，這麽大年齡了，再混幾年就該回家養老了。
到了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薛亞濤注意到茅國靖來他電器行的次數明顯減少了，又過了三個多月，才恢複了正常。薛亞濤沒有問其原因，隻是隱隱為其擔心，尋思如果他真是國民黨情報人員的話，那就是反革命特務，一旦被公安發現，弄不好隻怕連性命都難保！開國大典後薛亞濤發現這位老弟有了一個明顯的變化，每次來總要使用電器行的電話機往外打幾個電話，而且總是趁他接待顧客或者理貨的當兒，一個人待在店堂裏側的小房間裏關上門撥打，每次通話時間不長，三五分鍾吧。
由於薛亞濤對茅國靖已有特務之疑，他開始留意這個多年朋友的舉動，打算找個機會聽聽茅國靖在跟什麽人通電話，說了些什麽。這個打算若是產生於其他人的腦子裏，也就不過想想而已，但對於薛亞濤來說，是可以落實的。日前，他在自己的電話機上接了一根暗線，通到後麵的庫房。這是個小工程，所需零部件電器行裏都有，不過是舉手之勞。12月2日午後，茅國靖再次來到電器行，拿出一紙貨單要求薛亞濤配貨。此舉正中薛亞濤下懷，於是就去了後麵庫房。茅國靖枉為受過正規訓練的正牌特工，大概是和薛相處時間太長了，對薛根本沒有防範意識，結果被輕易竊聽了電話。
那麽，薛老板聽到了什麽內容呢？他對偵查員說，茅國靖是把電話打給一位“曹女士”的，對方的聲音很低，要仔細分辨才能聽請。茅國靖要求跟對方見個麵，“曹女士”拒絕，說她沒空兒，再說自上海解放後她已經閉門不出，也不接待外人拜訪。茅國靖說他持有“閔先生”寫給對方的條子，“曹女士”猶豫片刻，方才勉強答應。雙方約定在江寧區江寧路上的“白色咖啡館”見麵，時間是次日即12月3日下午三點。
薛亞濤雖然江湖經驗豐富，但對特工那一行不熟，不知這樣約見一個人是不是屬於特務接頭，想不通，索性不想了，這事也就放在了邊。不料今天偵查員來向他調查（他還不知茅國靖已經飲彈自盡），當下不敢隱瞞，如實把這情況說了。
焦允俊三人立刻調頭奔江寧路“白色咖啡館”。那是一個白俄開了將近三十年的老店，從老板到員工都是一家子，兩代人都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而且國語滬語相兼，跟偵查員交談並無障礙。可是，白俄老板對於偵查員要調查的情況卻回答不上來。不是他故意隱瞞，而是並不清楚茅國靖約見的那位“曹女士”是個什麽樣子。這下，焦允俊皺眉頭了，他讓老板把正在忙碌的那幾個眷屬一個個喚來分別詢問，也沒人說得上來。
正當三個偵查員束手無策的時候，外麵傳來一陣喧嘩。白俄老板離開談話的賬房間，去店堂查看。片刻，白俄老板回來，低聲對焦允俊解釋，外麵有一個喝多了酒的青年，一點多來咖啡館要了一杯咖啡，哪知等咖啡送上去時，他已經趴在桌上睡著了。遇上這種情況，咖啡館的規矩是不能喚醒人家的。這青年一覺睡到此刻醒了，其位置正好在賬房間側麵，他大概聽見了裏麵的片言隻語，忽然說他知道“曹女士”是誰，要進來說一說。侍者是白俄老板的兒子，哪肯輕信，生怕讓他進來攪擾了偵查員的調查，就刻意阻攔。那青年不依，於是就發生了爭吵。
焦允俊聞言暗歎“天助我也”，當下就讓譚弦去把那青年請進來，示意眾人退出，孫慎言則去外麵守著，以防有人靠近賬房問聽見裏麵的談話，焦允俊看那青年不過二十來歲，白淨的胖臉，高鼻梁，深眼窩，有幾分混血兒的樣子。沒等焦允俊開腔，對方就主動開口了，問你們三位同誌是公安局的嗎？見譚弦亮出證件，對方便自我介紹說他名叫喬克，您三位要打聽的那位就是我的嫡親阿姨。
喬克的這個阿姨叫曹諾藍，已經四十歲了，立誌終身不嫁，到現在還是單身。她出身於滬上一個富裕的家庭，三代都是基督徒，早年從神學院畢業後，供職於教會。她有一副好嗓子，擅長反串渾厚的男低音，經常擔任教堂唱詩班的領唱，故結識了滬上眾多從事各種職業的人士，社會活動能力很強。上海解放後，曹諾藍辭了職，離開了教會提供的住宅，搬到姐姐曹諾潔家。喬克的父親喬舒亞是英國人，在公共租界警務處任職。1940年前往倫敦出差時，恰遇德國轟炸而歿。喬克的母親曹諾潔是留英海歸，回國後曾供職於公共租界工部局財務處，後因生喬克時難產，健康受損，產後不再工作。丈夫遇難後，母子兩個靠家中的積蓄、房產租金和英國政府按月發給的撫恤金（喬舒亞去倫敦算是公幹，死於轟炸，被英國政府作為因公死亡對待），日子過得還不錯。
那麽，曹諾藍跟那個打電話給她的人（喬克不知此人姓名、身份，隻知道是個男子，因為是他接的電話）是什麽關係呢？喬克說他不清楚，隻聽阿姨在掛斷電話後告訴其母說，有人約她明天下午去“白咖”（“白色咖啡館”的簡稱）。曹諾潔問妹妹是什麽人約見，妹妹卻含糊其辭，當姐姐的有點兒不放心，在妹妹出門後便密囑喬克跟上去看看。
喬克跟蹤阿姨一直到咖啡館，再跟下去隻怕就會被阿姨發覺了，正琢磨該怎麽辦時，正好看見一個朋友經過。那人叫黃生浩，平時經常和喬克一起練習拳擊，便吹聲口哨示意對方駐步。喬克對黃說，我阿姨大概談了個男朋友，老媽讓我來看看是個什麽樣的男人，我不便進去，你代我進去看看。不等對方回答，又交代了阿姨的穿著打扮。黃生浩進去喝了杯咖啡就出來了，說了那個男子的長相和穿著，還判斷說看樣子你阿姨不是跟那個男的談朋友，像是談生意。估計談得還不錯，此刻已經談完，兩人從後門出去了。
喬克回去向老媽複命，不料進門卻見姐妹倆正虎著臉，像是很不開心的樣子。原來曹諾藍已經發現被外甥跟蹤，斷定是曹諾潔的主意，回家就質問姐姐。姐妹倆鬧起了矛盾，喬克好生無趣，也不吭聲，一頭紮進了自己的房間，躺在沙發上看了一會兒小說，不知不覺睡了過去。等到被媽媽喚醒時，外麵天已經黑了。曹諾潔說你阿姨出去了，臨走時說晚飯不回來吃，讓我們不要等她。然後就問兒子，你阿姨是不是處對象啦？喬克說處什麽對象，她不是說過終身不嫁嗎？她好像是跟一個四十來歲的男人談生意嘛。曹諾潔聞言詫異，說你阿姨從來沒有沾過生意上的事平時閑聊也沒提到過經商，她會做生意？不可能啊！喬克說等她晚上回來你問她就是了嘛，你們是姐妹，還有什麽話不能說的？
可是，當晚曹諾藍卻沒有回來，她在晚上八點左右打來一個電話，說她另外有點兒事，今晚不回家了，可能明天也不回來。第二天傍晚，曹諾藍又來電，說她和兩個大學同學在一位老同學那裏，玩得蠻開心的，明天要去杭州遊玩，後天上午回來。這時，旁邊的喬克憋不住了，接過話筒叫了聲阿姨，說不是媽媽叫我跟蹤您的，是我自己的主意，請阿姨不要生氣。曹諾藍笑著說沒事，跟蹤也可以的，阿姨跟姐姐外甥最親了，不會有什麽事兒瞞著你們的。這樣吧，阿姨後天回家請你喝咖啡，就去“白咖”。於是兩人說好，下午一點半在“白咖”見麵。
今天喬克遵守諾言準時到達咖啡館，卻沒見著阿姨。他等了一刻鍾，往家裏打了個電話，一問，媽媽說你阿姨正在處理教會托她辦的一樁急事，讓你等一會兒，她會過來的。喬克就繼續等著，喝喝咖啡，看看報紙，一會兒覺得有了倦意，往桌上一趴就睡著了。趴著睡當然不可能睡得很熟，偵查員剛才從座頭旁邊經過去賬房間時，他被驚醒了。睜眼看阿姨還沒到，想想不如回家，正要招呼結賬，忽然聽見賬房間裏的說話聲，偵查員在向老板打聽3日下午一個穿棕色皮夾克戴同樣顏色漆布鴨舌帽（這身裝束是薛亞濤最後一次見到茅國靖時茅的穿著）的中年男子來這裏跟“曹女士”見麵之事，他馬上想起那個約見阿姨的家夥，驀地一驚：剛才那三位看就是公安局的便衣，便衣打聽那家夥，難道那個男的是壞人？阿姨會不會受到牽連？喬克急於弄個明白，就主動站出來提供情況了。
偵查員聽下來，認為喬克所說的約見曹諾藍的那個男子確係茅國靖，就請喬克帶路，去他家跟曹諾藍見麵。
可是，曹諾藍不在家。其姐曹諾潔說她剛才接到一個電話，說有個朋友找她，然後就匆匆忙忙出去了。為什麽說是匆匆忙忙呢？她姐姐說，教會先前來電，讓她趕緊寫一份解放前參與教會活動的情況說明，說是政府的要求，寫好馬上送去。她已經寫好了，但出門的時候卻沒帶上。譚弦有點兒緊張似的看著焦允俊，似是在問：怎麽這樣巧？焦允俊不動聲色，但也不免擔心，生怕曹諾藍遭遇不測。他有一種直覺，這個曹諾藍可能是了解北湖下落的唯一知情人。
十三、終現曙光
運氣還算不錯，偵查員擔心的不測總算沒有發生，他們在曹家等了不到一小時，曹諾藍就回來了。這是一個長得十分精致的女人，四十多歲還保持著頎長窈窕的身材，一張鵝蛋臉上五官標致，特別是柳眉下的那雙杏目，掃視一眼，真有些顧盼生情的韻味。不過，現在那眼睛是冷的，不但目光，連聲音都似乎透著寒意：“三位先生是市公安局還是哪個分局的？或者是來自其他機構的？”焦允俊也還以冷峻，朝譚弦遞了個眼神，後者隨即出示市局派司。這時，喬克開腔了，說阿姨他們是市局的，我看過派司了。曹諾藍不為所動，還是仔細看了證件，然後把目光轉到焦允俊、孫慎言身上：“抱歉，您二位的派司我也要看看。
三份證件都驗看過後，曹諾藍點點頭：“要不，到書房去坐坐？”偵查員進了書房落座，曹諾藍顯然已經看出誰是頭兒，盯著焦允俊問道：“幾位有什麽問題那就問吧？”焦允俊不得不承認，眼前這個女人是他從事情報工作以來接觸過的所有對象中最冷靜最從容不迫的一個，對方的那副做派，讓人感覺談話的主動權好像在她手裏，而非偵查員。焦允俊自然不喜歡這種氣氛，馬上進入正題：“我們來麻煩曹小姐，主要是想了解一下12月2日您曾接到一位姓茅的先生打來電話之事。”曹諾藍冷笑：“恕我冒昧，我這裏的電話是不是被公安局監聽了？”“這個我們先不探討，還是請曹小姐如實回答我們的問題。”
原以為以曹諾藍這副架勢，會跟偵查員扯個不停，那就不得不把她請進分局“交流”了，可出乎偵查員意料，曹諾藍不再在枝節上糾纏，說我料到你們會來找我，那位茅先生出事我已經聽說了。如今是共產黨坐天下，凡事都認真，不講情麵，即便你們不來找我，我也準備帶上生活用品去找你們了。我會把這件事的前因後果一五一十告訴你們，但這事說來話長，請允許我照我的思路來說，等我說完，如果你們還有什麽不清楚的，我再一一作答，你們看如何？
在這種被動的形勢下，這個女人竟然依舊巧妙地掌握著談話的主動權，讓焦允俊不由得有點兒佩服起來。既然如此，那不妨先聽她怎麽說吧——
12月2日，曹諾藍接到茅國靖的電話，說想跟她見個麵。她以前在教會工作時經常拋頭露麵，跟社會各方麵的人打交道比較多，這種莫名其妙的電話常有，對方都說認識她，可她對對方根本沒印象。解放後的頭兩三個月裏，這類電話特別多，最近才開始漸漸減少。這次接到電話，她也像以前一樣拒絕了。但對方隻說了一句話，就使曹諾藍改變了主意。這句話是：“哦！我有閔老先生的親筆條子，老先生說曹女士可以跟我見個麵的。”
閔老先生何許人也？一向冷峻傲慢的曹諾藍為何一聽他的名字就改了主意？因為這位老先生曾兩次救過曹諾藍的命（這一情節跟本案無關，本文就不詳述了）。因此，曹對閔老先生向來是執父輩之禮的。現在，對方既然說有閔老先生的條子，那就必須見一見。這一見，就引出了一個名叫黃景君的人。
說到這裏，曹諾藍停頓片刻，繼而輕聲道：“這位黃先生曾經有過一個特殊身份——汪精衛的私人顧問。”三偵查員聞言驀地一驚。焦允俊暗忖：天可憐見，終於找到北湖的線索啦！
曹諾藍繼續往下敘述。12月3日下午，她去“白咖”跟茅國靖見了麵。對方果然拿出了閔老先生的親筆便條，上麵寫著讓她跟來人說說對方想知道的情況。那麽，對方有什麽事呢？茅國靖說他想見見北湖先生。又補充說，他為此找了閔老先生，老先生說可以向曹女士求助。曹諾藍微歎一口氣，既然是雙料救命恩人斷然不能拒絕。那麽，曹諾藍跟黃景君又是什麽關係呢？這裏麵有番說頭。
像黃景君這樣的人物，在社會上肯定具有方方麵麵的關係，三教九流都有他的朋友。作為情報研判專家，並不是拍拍腦袋就可以取得成果的。除了天賦之外，還需要對社會各個領域發生的大事小事都有所了解，方可在分析情報時隨手拈來作為研判依據。因此，黃景君早在三十年代初就將其社交觸角伸向教會，也就可以理解了。1933年，曹諾藍從神學院畢業去教會工作不久，與黃景君相識。不過，兩人僅僅是萍水相逢，並設有多少交往。如果不是抗戰爆發，兩人可能一輩子也說不上幾句話。
1937年11月13日，慘烈的中日淞滬會戰結束，日寇占領上海華界。上海灘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被日偽控製的地盤所包圍，稱為“孤島”。從那時到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武裝占領租界的這段時間，史稱“孤島時期”。
1938年元月中旬，日軍上海憲兵隊司令部特高課開始尋訪黃景君，其目的是請其協助從東京飛來的軍方情報專家八康靜仁中佐組建一個情報研判工作室。
這項工作，其實早在日軍侵占上海華界之前就已經策劃定當了，據說選定黃景君擔任八康中佐的助手，是東京大本營高層經過多次會議討論最後才決定的。八康中佐來滬時，隨身還攜帶了大本營高層的決議。因此，在上海華界盤踞的日本特務機關，早在中日淞滬會戰剛剛結束時，就已經在著手這樁事情了。日軍憲兵隊特高課接手該使命後，立即行動。當時全上海華界都已經淪陷，特高課的情報網遍布全市，據說隻用了十天時間，就查訪到了黃景君的藏身處。
1938年2月3日，一個北風呼嘯的寒夜，特高課的一支由十名特工組成的行動小組，駕車來到上海北郊江灣鎮，把藏匿於該鎮一座古廟內的“居士”黃景君“禮請”至虹口的一處花園洋房（日特機關的一處密點）。原以為這樁活兒就此完成了，哪知八康中佐跟黃景君談了數日，後者對於協助日方進行情報研判之事並無興趣。不但沒有興趣，黃景君還充分發揮他那不凡的智慧，趁夜間與日本特務飲酒的機會，佯裝腹痛，說可能是胃出血。在日方眼裏，這人是一寶，哪敢托大？立刻開了一輛吉普，由三個特務陪著將其送往日本海軍醫院。
然後，就發生了令人驚訝的一幕——進放射科檢查室拍片時，看似文質彬彬手無縛雞之力的黃景君竟然一掌切在日本醫生的頸部動脈上將其擊昏，隨後把醫生的白大褂穿在身上，從檢查室邊門從容脫身。穿越走廊時，那三個日本特務和他近在咫尺，正坐在檢查室門前的椅子上吹牛呢。
為追捕黃景君，日本憲兵隊采取了數項緊急措施：封鎖市區通往浦東的黃浦江麵，電令所有關卡日夜檢查過往行人，搜查全市所有寺廟道觀甚至庵堂，還指派大批日特和漢奸化裝潛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訪查。在這等嚴密追查下，黃景君無法離開上海，隻有輾轉於幾個友人家中。最後實在沒辦法了，於一天深夜越牆潛入曹諾藍所在的教會躲藏。黃景君的記憶力極強，曹諾藍五年前與其初次見麵時隨口說起過她在教會上班的班次安排，他竟然一直牢牢記著，算準這天晚上該是曹諾藍值班。而且，憑著他對曹的判斷，他相信這個女子會掩護他。就這樣，曹諾藍把這個逃亡者藏進了由她掌管的教會資料庫房，每天給他送飲食。
黃景君在教會一躲五天，第六天中午，他突然有了一種不祥的預感，對曹諾藍說今天我必須轉移，這裏不安全了。盡管曹諾藍不以為然，但畢竟安全第一。問他打算怎麽出去，黃景君說可以化裝成神父離開。可是，轉移到哪裏去呢？黃景君說，隻有一處安全的地點，就是你姐姐曹諾潔家。巧得很，那段時間曹諾潔和她的英國丈夫正好帶著孩子去了香港，房子托付妹妹照看。於是，曹諾藍就按照黃景君所說，將其在那邊安頓下來。
黃景君剛剛離開沒多久，教會的電路突然發生故障。電力公司派來數名技工（其中混有日本特務）進行緊急檢修，為找到故障所在，他們要求檢查所有屋子，當然也包括資料庫房。而黃景君臨走前，已經將其在資料庫房留下的痕跡消除，日本特務沒有任何發現。事後聽說，那天和之後數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教堂都被租界當局以電力、消防、建築、衛生等理由檢查了一遍。戰後披露的資料顯示，當時日本方麵為實施搜查，拿出一百兩黃金買通了工部局、公董局的官員。
一周後，曹諾藍按照黃景君的要求，去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找其洋姐夫的一位同鄉威爾斯副巡官（警務處僅次於處長、督察長、正巡官的高級警官），弄到了一紙通行證，並聯係了一艘英國郵輪。黃景君藉此化裝逃離上海，去了香港。
再次見到黃景君已是1940年春，其時，這個神秘人物已經有了一個新的身份—北湖。當然，他不是以本來麵目出現在曹諾藍麵前的，而是化裝成一個佝僂著背脊的五十多歲的老頭兒，長衫馬褂瓜皮帽，額頭皺紋密布，臉皮酷似存放已久即將幹枯的橘子，鼻梁上架著一副鏡片圓而大的黑框眼鏡，胸前掛著一個十字架。如果不是他主動開口，曹諾藍絕對認不出來。
這天正好是曹諾藍在接待窗口值班，黃景君在窗口前的椅子上坐下，推了推眼鏡，說聲打擾，遞過一張紙片。曹諾藍一看，上麵是一行阿拉伯數字與英文的組合。一個愣怔，腦子快速運轉，隨即作出反應，這是租界當局對有特殊需要的對象頒發的特別通行證的號碼。繼而她想起當初托洋姐夫的朋友威爾斯副巡官給黃先生辦理過這樣的通行證。再看眼前這個老頭兒，她終於認出來了。
當晚，曹諾藍應約與黃景君在“七重天”露天舞場一角喝咖啡。黃景君告訴她，當初在她的幫助下脫險離滬去香港後，他化名在香港匯豐銀行找了一份工作，原以為自己逃得夠遠，在香港又有朋友關照，如此隱身應該沒有問題了。沒想到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偽國民政府後，竟然立刻有人從內地赴港找到了他，出示了汪精衛的手劄，聘請他擔任其情報顧問。來人對他說，他的行蹤確實隱秘，很長一段時間日本人都不知道他的下落。但日本人的韌性也不可低估，他們一直在尋找他。日前，終於得知他藏身於香港匯豐銀行，日軍準備派特務秘密潛入港島將其綁架回滬（其時太平洋戰爭尚未爆發，日軍還沒有占領香港）。這個計劃被汪先生得知，正好他也在物色情報顧問，就向日本方麵提出，此事由南京接手。日方經過研究，同意了這一要求。於是，就促成了這次港島之行。
談話的地方是香港一家著名酒店，附近就是香港警務處，這是黃景君自己定下的安全地點。可是，在整個兒談話過程中，他不但發現不時有形跡可疑的人物在包房外麵晃悠，甚至香港警務處負責保護他的那位警官也進來過一次，還當著他的麵跟汪偽特使打招呼。黃景君明白這次他是沒法兒拒絕了，對方是來綁架他回內地的，而且已經買通了香港警務處。
黃景君別無選擇，成了汪精衛的私人顧問。但他跟汪偽方麵達成了協議：汪精衛召見他時他保證立刻趕去；他的活動範圍在上海、蘇南浙東即長三角區域，平時可以自由做他想做的事情，對方不得幹涉。
在“七重天”喝過咖啡後，黃景君就像被風吹走的肥皂泡一樣，無影無蹤了。曹諾藍原以為不會再跟這個神秘人物見麵了，不料去年深秋的一天，她突然收到一封信函，裏麵的信件沒有抬頭和落款，隻有一行阿拉伯數字。曹諾藍尋思這種神神道道的做法在她的朋友中隻有黃景君才會有，仔細回憶，終於想起上次在“七重天”分手時對方曾似漫不經心地說過一句話：“有時我的信息可以在英文小說《上海曆險記》中找到。”靈光閃現，她立刻去翻這本英文小說，翻到這組阿拉伯數字對應的頁碼一一查找，終於弄明白了這封密函的意思——兩天後的傍晚六點去國際飯店十三樓見麵。
這次見麵是吃晚飯，黃景君隻字不提政治，也不談自己的情況，隻談上海灘的風花雪月；曹諾藍知趣，也不打聽對方的情況。吃得差不多了，結賬走人。臨分手時，黃景君送給曹諾藍一本書——法文版的《茶花女》。次日，曹諾藍收到一束鮮花，所附文字盡管隻是普通的祝福和感謝，但她知道其中必有秘密。細細檢查下來，發現一片花葉上有一行阿拉伯數字。她用《茶花女》作為密碼本將其破譯出來，內容是讓她去蘇州路66號煙紙店買一盒香煙，內有禮品一份設法急送濟南，還交代了抵達濟南後跟交接方的聯係方式。
曹諾藍立刻行動，買回香煙後，拆開檢查，發現裏麵藏有微縮膠卷。其時濟南戰役已經結束，濟南已被華東野戰軍拿下，由此可見，黃景君這是在為中共提供情報。曹諾藍是虔誠的基督徒，平時不問政治，但她是把黃景君視為兄長式的好友對待的，如此重托，她自然不能讓他失望，幾乎是不假思索地就決定照辦。當時上海去北方的交通尚在維持，但國統區對北上旅客的查驗之嚴可想而知。好在曹諾藍是教會人士，其主要工作是協調各地教會教堂與地方上的關係，可以借去濟南查看教會情況的由頭跑一趟。有教會身份的掩護，她順利抵達濟南，按照黃景君在密函中的交代，向華東野戰軍遞交了微縮膠卷。當然，直到現在為止，她也不清楚膠卷拍攝的是什麽內容。
半年後的5月27日，上海解放。三天後，曹諾藍收到了一張未具落款及地址的明信片，上麵寫著些祝願的話，一看就是黃景君的筆跡。有了前幾次的經驗，她馬上意識到明信片上肯定有內容，仔細查看，果然發現明信片圖畫的右下角用鋼筆看似隨意地打了一個很小的勾。曹諾藍就對這幅圖畫產生了興趣。這幅圖畫比較簡單，就是一座教堂，從頂部打開的天窗裏飛出一隻小鳥。初時她不解其意，看了又看，想了又想，終於領悟，黃景君的意思是讓她離開教會。曹諾藍對黃景君很信任，認為他這樣暗示肯定是有道理的，於是毅然辭職。
黃景君似乎對曹諾藍的動向非常了解，辭職後的次日，他往曹氏姐妹的住所打了一個電話，沒有說明信片之事，隻是告訴她如今解放了，要低調小心過日子，盡可能不要拋頭露麵，明哲保身為上。曹諾藍問他，如果我有事情不明白想向您請教，應該去哪裏找您？電話那頭稍一遲疑，黃景君報出了一個地址：西藏北路五祥坊口煤球店。
曹諾藍沒有遇到需要請教的事兒，也就沒有必要跟黃景君聯係。但是，她沒有事，救命恩人閔老先生卻有事相托。茅國靖持閔老先生的條子來找她，她不能拒絕。就在去“白咖”見麵時把煤球店的地址告訴了對方。
說到這裏，曹諾藍站起來給偵查員麵前的杯子裏添水：“我知道的就這些，你們還有什麽要問的？”焦允俊問：“那位閔老先生的地址呢？”“地址我當然可以給你，不過，你們就算找到他，恐怕也沒什麽用了…”“這話怎麽講？”
曹諾藍說，她這兩天沒回姐姐家，為的就是此事——兩天前的下午，閔老先生突然中風，急送醫院救治，性命保住了，但已癱瘓，神誌不清，更說不出話。她一直在忙著聯係醫生，去電香港急購藥品。直到今天閔老先生在外地的子女趕抵上海，她才得以脫身，但晚上還是要去醫院陪護的。焦允俊思忖片刻，做了個手勢，孫慎言便示意曹諾藍隨其離開書房。然後，焦允俊抓起書桌上的電話機，叫通市局總機，報出了一個代表“綠色通道”特權的密碼，讓即刻接通西藏北路派出所。派出所的內線電話正在使用，而且是分局長在和所長通話，但還是被話務員毫不遲疑地掐斷，把焦允俊的電話接了進去。
“我是華東特案組，要求你所立刻執行以下命令：派員對西藏北路五祥坊口那家煤球店秘密監控，不管老板店員，隻要離開，一律扣下！”
十四、新的線索
放下電話，特案組三偵查員立刻驅車前往西藏北路，見到煤球店老板林開先，二話不說，就問一件事——茅國靖是否找過他。
林老板說，茅國靖在12月3日傍晚找過他，打聽一位黃先生的住址。林老板其實並不認識黃先生，他是受人之托，記住一個地址。托付之人告訴他一句暗語，叮囑凡是用這句暗語來找他的，不管是什麽人，哪怕是叫花子，都得告知那個地址。因此，林老板就把地址告知茅國靖了。這個地址是中興路170號——距煤球店所在的西藏北路不遠，步行隻需二十來分鍾。可是，當偵查員趕過去時，卻是鐵將軍把門。向鄰居打聽，得知這裏確實住著一位黃先生，不過這兩天沒看見他露麵，沒有人知道他去了哪裏。那麽，這位黃先生從事什麽職業呢？鄰居說這裏的房子是他租的，說是養病，所以沒有職業。這裏打聽不到什麽情況，偵查員隻好去派出所。派出所說有這麽一個人，其戶籍在本市常熟區陝西南路，在這裏是臨時居住。按照規定，本市戶口的居民租借房子是不需要向派出所申報臨時戶口的。當然，戶籍警打電話核實過其戶籍的真實性，對方派出所說此人並無政曆問題，不是內控對象，屬於一般群眾。如此，這邊的派出所也就不去過問他的情況了。
偵查員商量後，決定查看一下黃景君的住所。華東特案組的偵查員都是身手不凡之輩，諸般鎖具難不倒他們，隻不過有時不便施展而已。回到黃景君的租住處門口，譚弦擺弄了不到半分鍾，門就開了。焦允俊表麵看似輕鬆，其實心一直懸著，因為有之前施政被敵特襲擊的先例，他擔心黃景君已經遇害。打開房門，把幾間房子查看一遍，沒有發現異常，這才放下心來。臥室、客堂、廚房都收拾得整潔有序，臥室的書架上擺放的上百冊書籍雖然陳舊，但並無灰塵，可見主人是經常收拾的。檢查中還發現五鬥櫥裏放著現鈔、存折和若幹貴重物品。
偵查員走訪了幾戶鄰居，都反映說黃先生是個好人，喜歡跟老人小孩兒閑聊，從沒有給別人製造過麻煩。那麽，他是幾時離開這裏的呢？鄰居說法不一，但也就一天之差，有說3日傍晚看見他出門的，也有說好像4日清晨還看見他在前麵拐角的小攤上吃餛飩。
煤球店林老板說過，茅國靖是12月3日傍晚前去打聽黃景君住址的，焦允俊對這個時間節點特別注意，向左右和對門三戶鄰居著重了解黃景君那天傍晚的行蹤，最後把各人所述情況綜合起來-----
那天下午四點半左右，黃景君離家外出，手持一個草編提兜，路上跟鄰居打招呼，說是去菜場看看，那副樣子跟平時並無區別，看上去心緒輕鬆。可是，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至少那三戶鄰居沒看見他回來過。倒是稍後有個男子找上門來，打聽黃先生是否住在這裏，鄰居告訴他黃先生去菜場買菜了。那人等了十來分鍾就離開了，此後再沒出現過。偵查員分析，根據茅國靖之類“獨腳蟹”的特點，他過來尋訪北湖不會帶助手，否則他向林老板打聽到黃景君的住址後不會自己出麵尋上門去。如果他要對黃景君下手，在有部屬可以指使的情況下，就不會親自出馬，多半會複製對付施政的手段。畢竟殺人不是兒戲，尤其是對付黃景君這樣一個角色——那可是曾經從防範嚴密的日本憲兵隊手裏逃脫過的人——風險不是一般的大。即便茅國靖去菜場尋找黃景君，怕是也沒辦法把黃騙到一個隱蔽地方下手。所以，可以比較樂觀地作出判斷：黃景君並沒有被害，可能憑他那種天生的直覺覺察到有危險逼近，於是主動避開了。
那麽，黃景君會躲藏在哪裏呢？偵查員想到了其戶籍所在地——常熟區陝西南路的居所。
12月7日，三偵查員前往陝西南路調查。他們趕到時，派出所長和戶籍警已經在門前等候了。戶籍警告訴焦允俊，戶口底卡顯示，該處房產是屬於黃景君的，他是單身，填的是未婚。但這人不知出於什麽原因，在上海解放前三個多月就把這處房子出租給了兩戶居民，隻留下兩間作為自用。黃景君自己則住到閘北區中興路去了，那邊的派出所曾來電詢問過他的情況。
詢問房客，兩戶房客都說是從經紀人那裏租的房，沒跟房東見過麵，一切全由經紀人代辦，付了一年房租。問經紀人姓甚名誰，其中介店鋪在哪裏，房客卻說不知道。他們是在郵電局門口張貼的廣告上得知這邊有房子要出租的，覺得價錢比較合適，就按照廣告上經紀人的地址寫了信，經紀人收到信，就登門來讓看房子了。至於經紀人的地址、姓名，他們早就忘記了。
盡管如此，偵查員還是進入這幢三開間兩層樓的民居去看了看，不久又支開房客，施展手段開了房東那兩間沒出租的房間，家具、地板上灰塵頗厚，一看就知道主人確實已經多時沒有回來過了。
東邊碰了壁，隻好把腦筋動到西邊去了。所謂西邊，就是位於這條馬路西側的區房管所。偵查員想調閱黃景君的房產檔案，看看能不能獲得些線索。可是，焦允俊三人是在與一位思慮極深的情報專家打交道，事後焦允俊不得不承認，自已低估了對方的智商。他們在房管所翻遍了解放前留下的舊房契副本，竟然沒有發現黃景君名下那套房產的痕跡。看來，黃景君在獲得這套房屋的產權時，就已經通過某種關係做了手腳，把原始檔案銷毀了。
離開房管所時，天色已晚。焦允俊又去找煤球店林老板，想弄清楚是何人囑托他保存黃景君的住址的。挖出這條線索，也可以順藤摸瓜往下查。可是，那個托付林老板的人早在上海解放前半個月就病逝了。此人姓宋，係青幫中人，林老板也是青幫人士，但比宋某要小一輩，宋算是他的師叔。宋生前與林老板亦已作古的青幫師父範先生關係密切，所以宋與林老板的情誼等同於師徒。按照幫會規矩，既然有這種關係，隻要宋發了話，林老板是必須照辦的，而且隻要宋不說原因，林老板也不能打聽。
焦允俊暗忖，雖說宋已經作古，但他家屬應該還在，也許他們知道些情況。就向林老板問明了宋家的地址，連夜趕去。宋的家人確實還在，共四位，老伴和三個已經出嫁的女兒。因為住得很近，偵查員一一都問到了，但她們都不清楚宋老頭兒生前跟哪些朋友有深交，因為他從來不把朋友往家裏帶。
12月8日，三偵查員聚在一起繼續研究案情。用焦允俊的說法，不管怎樣總得找出解決問題的法子，否則沒法兒向上麵交代，也壞了華東特案組的名頭。三人剛坐下，突然電話鈴聲大作。是中興路派出所打來的，反映了一個情況，剛才民警下裏弄例行了解社情，跟一個姓馬的小老頭兒聊天，對方無意間提起坊間正在議論的170號黃先生忽然失蹤之事，馬老頭兒說他前天去南市走親戚，昨天上午親戚請他去老城隍廟旁邊的“小得月茶樓”喝茶，曾在那裏見到過黃景君——這人沒有失蹤嘛！焦允俊掛斷電話，立刻下令：找馬老頭兒去了解情況！馬老頭兒提供的情況很簡單，他和親戚一起在茶館底樓一副座頭上喝茶，親眼看見茶館老板客氣地把黃景君從二樓送下來，一直送出門。至於黃先生去茶館幹什麽，茶館老板為什麽對其那麽客氣，他一概不知。偵查員問：“黃景君有沒有看見你？”馬某說：“應該沒有看見，因為我們那副座頭在角落裏。”
接下來，就是驅車南市了，還是先去派出所。派出所派人去了老城隍廟“小得月茶樓”悄悄把老板嶽從泰請過來，一問黃景君，他搖頭說不認識。焦允俊馬上意識到問題提得不對，又問昨天上午嶽老板送走的那位客人是誰。嶽老板恍然，原來您三位問的是馮先生！偵查員擔心馬老頭兒認錯了人，就請嶽老板說說那位馮先生的年齡、體態、相貌，聽對方道來，跟黃景君高度相似，於是認定那是黃景君在嶽老板麵前使用的另一個身份。像黃景君這種角色，改名換姓是常態，焦允俊粗算算，自己使用過的化名至少也有二三十個。
那麽，馮先生拜訪嶽老板所為何事呢？嶽老板說，他是來向我借錢的，說最近手頭有點兒緊。先前據派出所民警介紹，這位茶樓老板嶽從泰有個綽號叫“鐵公雞”，以一毛不拔著稱，黃景君怎麽會開口向他告貸？原來，嶽從泰跟化名馮訥的黃景君相識頗久，至少有二十個年頭了。起初他們並無深交，無非是茶樓老板和經常光顧的茶客之間的關係。三十年代初有一段時間，自稱住在附近的黃景君每天去“小得月茶樓”喝茶——偵查員估計是去收集情報。時間稍長，就跟嶽老板熟悉了。嶽老板也並未將其放在心上，尋思不過一個經常光顧茶館的生意人罷了，隻是出於職業習慣，相逢開口笑，過後不思量。
這樣過了一年多，“小得月茶樓”遇到了麻煩。有兩夥流氓到茶樓來“吃講茶”（談判），沒有談攏，當場械鬥，一方失利敗逃。這種情況在當時常見，茶館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鬥贏的一方還得負責支付茶資、賠償茶館損失，這是江湖規矩。可是，這次勝的那一方不但不賠償損失，還說茶館跟敗的那一方串通，在勝出方老大所喝的茶水裏放了毒藥，致使老大突患重病，急送醫院救治，能不能保住性命還難說。因此，要向嶽老板討一個說法。對於“小得月茶樓”來說，這是一樁大事，就算老大不死，醫藥費、營養費、精神損失費（當時叫“壓驚銀”）合並算下來，茶館就得關門打烊了，嶽老板隻好到處找人求情說和。
沒想到，第三天傍晚傳來消息，老大死在醫院裏了。嶽老板一夜未眠，還沒回過神來，次日上午勝方已經來了一夥流氓，人人穿黑衫，個個戴白孝，懷揣著短刀、鐵尺、九節鞭，有人還提著火油箱，顯然是準備一旦談不攏那就砸店放火，來一個徹底解決。對方為首那位說，這個茶館，以及嶽老板在方浜路的住宅，從今天起就是我們的了，已經請人估過價了，兩處相加也抵不了咱們老大的命，算是便宜你了。現在請嶽老板辦理交割手續，否則，我們隻好下手了。
嶽老板哪裏經曆過這種陣勢，當場嚇傻。當時誰也沒有注意，正在靠近門口那副座頭上喝茶的馮訥已經悄然開溜。因為他的及時開溜，讓嶽老板逃過一劫。警察和青幫幾乎是同時趕到茶館的，那夥流氓在江湖上隻能屬於小爬蟲級別，哪裏再敢繼續造次？一個個灰溜溜地跟著警察走了。事後，嶽老板聽說是馮先生出手相幫，自是感激不盡。他雖然吝嗇成性，但江湖規矩卻是懂的，知道自己必須有所表示。幾天後黃景君去茶館喝茶時，嶽老板當眾向其表示感謝，奉上一盒銀洋。可是，黃景君卻婉拒了。
那天之後，黃景君再也沒有去過“小得月茶樓”。直到前天上午，闊別多年的馮先生突然出現在嶽老板麵前。嶽老板大喜，連忙將其請入二樓賬房間，摒退賬房先生，吩咐跑堂沏茶奉煙。馮先生說因手頭緊有急用，想告貸一筆鈔票。嶽老板雖然摳門，但知道江湖規矩是不能壞的，二話不說，立刻問對方要多少。對方伸出兩根指頭，嶽老板說巧得很，茶館賬上正好有幾筆剛收的賬款，大約二三百萬。於是喚進賬房先生，開出了一張見票即兌的支票，一共二百六十萬元。馮先生也不言謝，取過桌上的紙筆，寫了一紙借條，約定三個月後歸還，計三分息。嶽老板尋思原本就是我欠著你這份大人情，還有什麽還不還的，當下就把借條撕了。
聽了嶽老板的介紹，三位偵查員把情況作了如下梳理——
從黃景君住處發現的現鈔、存折和若幹貴重物品這一點看來，誠如鄰居所說的，黃景君離開住處時確實是打算去菜場買菜的。可他這一去之後就沒有再回來，稍後卻出現在“小得月茶樓”，向將近二十年沒有聯係的嶽老板借錢。這說明他的出走是臨時起意，而且導致他出走的原因既危險又緊迫，以至於他連回家取出錢鈔、存折等都不敢。什麽情況會使黃景君作出這等反應？看來隻有敵特方麵的因素了。
當然，也許還有公安。黃景君擔任過汪精衛的私人顧問，新政權要審查他也是情理之中的。不過，黃景君也曾為中共提供過有價值的情報，因此他也應該明白，新政權不至於為難他，否則，早在解放前他就可以躲到海外去。像他這樣的人才，去了海外還怕找不到事做？可是，他選擇了留下。這說明他並不擔心新政權跟他過不去。
那麽，黃景君怎麽知道敵特分子茅國靖去煤球店向林老板打聽他的情況呢？難道他在煤球店裏安排了內線？這一點，焦允俊後來也問過黃景君。黃說他不可能在煤球店物色內線，之所以知曉有人打聽其下落純屬偶然。
煤球店的賬房先生是林老板的堂弟，早晨喜歡去附近茶館喝茶下棋。而黃景君也有這個愛好，兩人就在茶館相識，經常碰麵。有時他還接受林先生的邀請去家裏做客——自然也是以下棋為主要內容。去的次數多了，林家的孩子跟他也熟了。那天下午他去菜場買菜，正好遇見林先生上小學五年級的女兒林容湄。小姑娘每天放學後要去菜場買菜，去之前會去煤球店向老爸要鈔票。這天她去煤球店時，正好遇上茅國靖向林老板打聽黃景君的地址，把雙方的對話聽了個清楚。此刻在菜場見麵，就隨口告訴黃先生了。景君不露聲色，隨口問了問來人的年齡、外貌口音及與林老板的對話內容，馬上斷定並非公安人員，那就是敵特了。沒別的辦法，隻有立刻消失。
三位偵查員此時當然還不清楚這個原因，但他們深信，黃景君肯定是察覺到危險，於是三十六計走為上。如此，他向嶽老板告貸也就順理成章符合邏輯了。
繼續往下分析，黃景君出走後去了哪裏呢？估計會找一個他認可的安全之地暫棲。從他接著就向嶽老板告貸這一點看來，他的暫時棲身之處安全是沒有問題的，但接待他的朋友經濟條件不咋樣，甚至比較拮據，所以，他必須弄一些鈔票予以貼補。這是一種可能，另一種可能，他借錢的目的是為了離開上海，甚至前往海外。後一種可能是偵查員最不願意接受的，但此刻著急也是幹著急，隻有暗暗祈禱黃先生別打這個主意。
偵查員還分析了黃景君在上海解放後的心態：這是一個國內罕見的以研判情報為其主要經濟來源的專家，解放前（或者說到抗戰勝利為止）他是隻認錢不認政治，盡管他有基本的愛國理念，比如拒絕為日本侵略者服務，但並沒有邁出走向正義比如投奔中共的關鍵一步，反而擔任了汪精衛的私人顧問。抗戰勝利後，黃景君的觀念逐漸發生了變化，促使他發生變化的原因，估計其中之一是對國民黨發動內戰的失望，他開始傾向於認同中共的政治主張。1948年下半年讓曹諾藍前往濟南送情報一事，就是其認識變化的一個反映。
焦允俊長期在華東諸省特別是長三角地區從事情報工作，根據他對當時地下工作的了解，基本可以斷定黃景君這一行動是出於自發。1948年下半年時，我方的地下情報輸送渠道已經很暢通，如果黃景君的情報是華野情報人員事先“訂購”的，那華野情報部門肯定會專為其設立轉送情報的通道，而不必動用曹諾藍這樣的非專業人員——這也太冒險了。綜合上述分析，焦允俊判斷黃景君在上海解放前夕沒有選擇離開，而是隱居下來，表明他應該是擁護新政權的。既然如此，那就先考慮前種可能——如果黃景君沒有離滬，他會躲藏在哪裏，什麽樣的關係在他看來是可靠的。討論下來，偵查員認為這種關係必須具備以下兩個條件——
其一，黃景君與對方的關係必須非常鐵，鐵到什麽程度？估計像嶽老板那樣的恐怕還不行，借錢可以，藏身那就要猶豫了。而像黃景君那樣的性格，事先估計會猶豫的朋友，他肯定不會考慮，否則求助不成，反倒會留下痕跡。
其二，光有這份鐵關係還不行，還得有供黃景君藏匿的條件，這裏主要指的是住房條件，最好是深宅大院，平時鮮有親友登門。黃景君在裏麵住下後，既有自由活動的餘地，又不會被外人察覺。符合這種條件的處所首選寺廟道觀，其次是大戶人家，再有就是醬園槽坊和大店工場之類。除了藏身條件，還有經濟條件，黃景君優裕日子過慣了，尋常收入的朋友怕是養不起他。
繼續往下分析，符合這兩個條件的會是什麽人呢？譚弦提出，也許是黃景君以往情報生涯中的利益相關者。孫慎言搖頭表示反對。理由很簡單，現在已是中共執政，以前黃景君搞情報時的利益相關者應該都屬於敏感對象，多半在上海解放伊始就到公安局登記了，平時的一舉一動都在派出所眼皮底下。這種情況黃景君不會不知曉。即便有公安局不掌握的利益相關者，但這種人本身恐怕也是特工，或者和國民黨的特務組織有聯係。如此，黃景君就不得不考慮一個問題，找這類人幫忙，相當於跟敵特方麵打招呼，告訴人家自己在什麽地方。以黃景君的謹慎，不會做這麽冒失的事。
那孫慎言的意見是什麽呢？他覺得，還要從這個“鐵”字上下功夫。所謂的“鐵”分許多種。最鐵的關係無非就是生死之交，可有些生死之交，不一定非要有很深的交情或者很密切的交往，就好比鍾子期和俞伯牙，二人萍水相逢，卻相互欣賞，成為知音。黃景君看人準，比如曹諾藍，盡管並無深交，他卻毫無芥蒂地去找曹諾藍請求幫助，而曹也能毫不猶豫地幫他藏身。不過，鑒於他與曹的關係已經暴露，他肯定不會再去找曹幫忙了。那麽，他會不會還有類似曹諾藍這樣的朋友呢？比如紅顏知己之類？焦允俊讚同孫慎言的意見，接著又分析說，盡管寺廟道觀、大戶人家、醬園槽坊等處所是比較理想的藏身之地，但具體落實頗有難度。剛才我們估測過黃景君玩失蹤的動機，應該不是為提防我們，而是為了提防敵特。敵特對他過去活動的情況和關係比我們掌握得多，上述地點敵特顯然也會考慮到，甚至還有具體目標，已經反複了解過。另外，現在的情勢跟過去不同，工商聯同業公會、工商局和勞動局正在對私企雇工情況進行登記，不論大廠還是小作坊，增加勞動力沒有問題，但招收是有條件的，比如戶籍，還必須向勞動管理部門備案。你們說，像黃景君這樣的人，會冒這種險嗎？我的意見是，我們可以往紅顏知己方麵考慮。黃景君以前做情報研判，收入肯定不菲，但並沒聽說他在投資方麵有什麽動作。那麽，那些錢到哪裏去了呢？說不定就花在紅顏知己身上了。
十五、完成使命
2月10日，焦允俊三人接受尋訪使命的第二十天，一早，三人就去了“小得月茶樓”。這是他們進行新一輪調查的第一站，理由是：從目前掌握的情況來看，這家茶館是黃景君情報生涯的早期活動場所，他很有可能就是在這裏掘到第一桶金的。這種出道伊始時的活動，由於經驗不足，意識不強，難免會留下痕跡。
偵查員想打聽的是，在那一年多時間裏，幾乎天天去“小得月茶樓”喝茶的黃景君跟哪些茶客經常接觸，聊天的時候曾經說過些什麽。相信這種挖掘工作如果做得到位的話，應該可以查摸到蛛絲馬跡。
“小得月茶樓”嶽老板的記憶力不錯，對於時隔將近二十年的老茶客的姓名還記得比較清楚。更使偵查員感到欣慰的是，竟然當場從正在茶樓喝茶的那些顧客中請來了三個老者，說他們當年就經常跟黃景君一起喝茶聊天。偵查員請這三位把當年跟黃景君一起喝茶聊天的其他茶客大體上排了排，目前聯係得到的尚有另外三人。事不宜遲，立刻與派出所聯係，讓他們派人把那三位也請過來。
嶽老板臨時騰出一間空房，湖上好茶，又讓跑堂去附近茶食店買來幾樣茶食點心，說是請六老喝茶聊天。這一聊，還直的聊出了內容——黃景君當年喜歡狎妓，喝茶時曾聊起過與三個關係密切的妓女的交往。
“狎”的含義，通常作“親近而態度不莊重”解釋。所謂狎妓，與一般意義上的嫖娟稍有區別。古人狎妓多是在青樓或者妓院。場所不同，程序和花費也不同。兩種場合相比，青樓更繁瑣一些，對來者的學識、見聞、財力、背景都有較高的要求，比如古代那些著名文人大多喜歡在青樓出沒，相比之下，妓院的檔次就比較低了，他們是不屑於光顧的。古代一些著名才女也多出身青樓，從事該職業的女性多擅長歌舞，也稱歌伎、舞伎，其中有不少奉行賣藝不賣身的原則，與一般的妓女不同。六個老茶客回憶，曾被黃景君津津樂道的三個妓女，藝名分別是花勝月、莫無愁和楓葉紅，真名不詳，當時在哪家妓院或者娛樂場所也不清楚。焦允俊和孫慎言、譚弦討論下來，決定把上海灘從事該行業的資深對象召集起來開個座談會。
12月13日，三位偵查員在上海市民政局與應邀前來參加座談會的四名對象見麵。經過多個小時的座談後，花勝月、莫無愁、楓葉紅就全部有了著落。
稍後，偵查員即開始對這三個女子進行外圍背景調查。雖然隻知道藝名，但參與座談會的那些人提供的住址比較清楚，偵查員隻是往三個對象住地的管段派出所分別打了電話，那邊就奉命作為緊急情況立刻調查，很快就有了回音——
花勝月，本名範賢娟，三十七歲，浙江鄞縣人氏。幼年隨父母赴滬，童年和少年時期家境不錯，入學讀書，課餘時間還學音樂、繪畫和外語，國文特別是古詩詞是其強項。十一歲就在報紙發表詩詞、散文、國畫。原本可以很好地發展下去，不料十七歲初中畢業那年家中突遭不測，其父母由滬赴鄞縣老家探視患病的長輩途中遭遇強盜，命財兩空。自此家境敗落，範賢娟被迫終止學業。又因兩個兄長懦弱，妻子蠻橫，聯手作惡，將其趕出家門。
範賢娟為謀生計，曾做過女傭、家教、看護，十九歲那年使用藝名花勝月進了福州路的“百花園”，與老板簽約時寫明做清館人（指賣藝不賣身：既賣藝也賣身的，稱為“紅倌人”），而且經人介紹，請公共租界工部局衛生處督察約翰遜先生的夫人作為監督人，所以從業以來一直太平無事。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公共租界被日軍占領，範賢娟決定辭業，至今獨身，居住於約翰遜夫婦（她已拜這對夫婦為幹父母）回國前留贈她的位於新閘路的房屋。據派出所了解，自1941年底離開“百花園”後，花勝月篤信佛教，把住宅出租一半收取租金。她本人很少出門，與鄰居從不往來。
莫無愁，本名許慕霜，三十八歲，祖籍江蘇徐州，生於上海浦東洋涇鎮。其父係前清秀才，科舉落第，遂以教私整為生，兼做中醫。莫無愁自幼隨父習文，善吟詩詞牌曲，久之自己也能創作，漸為居住於滬上南市的其父老友淩祖鑫賞識，收為義女，供其在南市上學。淩係前清舉人，南市名紳，家境不錯。莫無愁小學畢業後，入法租界教會中學，除學習正常課程外，還修習外語、西洋繪畫，業餘時間還去跑馬會學習騎馬、到百樂門跳舞。初中畢業時，已儼然一副上流社會子女的做派。
之後，她又上了寄宿製的教會高中。不料莫無愁因少了淩舉人的督教，竟然結交了一班富家少爺紈絝子弟，逃學逃夜，最後被學校開除。年邁的淩舉人又氣又惱，因無顏麵對老友，竟然一病不起，沒多久就一命鳴呼。許秀才一怒之下，登報聲明斷絕父女關係，將女兒逐出家門，不相往來，生死無關。到這一步，莫無愁幹脆破罐子破摔，經一富家少爺介紹，投奔教堂街（今河南中路）“凝香坊”，做了一名既賣藝又賣身的紅倌人。抗戰中期，“凝香坊”發生火災，麵臨破產危機，莫無愁用其積蓄資助老板重建，遂成妓院的股東。目前，她仍在協助老板主持營業。不過，她本人在抗戰勝利後已經不再接客，嫁了一個比她大十六歲的資本家做填房。
楓葉紅，本名白歆芝，三十九歲，祖籍江蘇蘇州，出生於上海。她是抗戰前上海灘知名的清倌人，1930年曾被報紙評為“滬上十大名伎”，排名第六，係公共租界“夜憶樓”妓院的頭牌。楓葉紅的職業選擇原因在青樓行業中是比較罕見的，竟然是祖傳，到她已經是第三代了。她的外婆、母親均從事這一行，而且都是美貌又富才藝的清倌人。楓葉紅打自三歲起，就開始接受與清倌人從業相關的教育，諸如書法繪畫、唐詩宋詞元曲、英語（特別是口語）、唱歌樂器跳舞，以及做一名出色的清倌人所需的種種禮儀舉止。十六歲那年秋天，白歆芝就以楓葉紅的藝名在“夜憶樓”正式從業。
《漢書·孝成許皇後傳》有：“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這是成語紅顏薄命的出處，指女子容貌美麗但遭遇不幸。楓葉紅以及其外婆、母親都沒有想到，這種命運竟然在她們身上應驗了。楓葉紅自1925年掛牌後，連紅了九年，到1934年時忽然沒了影蹤，“夜憶樓”悄悄摘下了她的藝名彩牌。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是楓葉紅患了肺結核，而在這之前三年，那個老牌清倌人、她的老外婆就已因肺結核不治而歿。不久，其母白錦心也患了同樣的疾病。過了兩年多，楓葉紅也沒能幸免。
舊時肺結核是除癌症以外的第一凶險之病，因無對付結核杆菌的特效藥，生了此病隻有死路一條，很少有人逃得過。當時的中西醫師對其母女之病均束手無策，不過也有醫囑，隻有兩個字——靜養，其實就是等死。如此，楓葉紅尋思自己這片樹葉看來紅到頭了，準備落下吧。繼續從業當然不可能了，就賣掉了在市區的住宅，母女倆悄然遷往滬郊北新涇鎮（當時北新涇、七寶地區屬上海特別市蒲鬆區，區治所設在北新涇鎮。1947年蒲鬆區改為新涇區，1949年5月由上海市軍管會新涇區接管委員會接管）。
說來也是不可思議，醫學奇跡竟然在這對母女身上出現，兩人到北新涇定居之後，靜心休養，竟然都活到解放後，而且活得還比較健康。新涇公安分局負責調查的民警向特案組匯報說，白歆芝與其母白錦心為謀生計，已把原先在鎮上買下的房子出售，在鎮外覓得一方地皮蓋了三間草房，在房前屋後種植鮮花蔬菜、搭建棚子培育蘑菇出售，也替人做些女紅活兒，過著一份清貧日子。
偵查員分析了上述三個對象的情況，認為青樓女子在與男性交往方麵肯定與尋常女性有所區別，不能以尋常的思維去推測她們的行事風格，對這三女在跟黃景君的關係上也難能作出公式化的判斷，之前總結出的紅顏知己必須具備的若幹條件也不能生搬硬套，所以幹脆直接登門調查吧。
焦允俊說，這位黃先生道行很深，我甚至有一種咱們三個也不如他一個的感覺。怎麽說呢，他還真是天生搞情報的料，那份直覺我非常佩服！所以，在調查時絕對不能對他有絲毫驚動。目前這種狀況，他很難辨識查訪他的人是哪一方的，出於自我保護意識，最好的方法就是隻要發現觸角——不管是打著哪一方旗號的觸角，都概玩消失。而且，這次一旦消失，天知道什麽時候會再露麵。因此，可以說眼下是我們唯一的機會，千萬不可錯失！咱們得設連環扣，環環相扣，在他注意到我們之前就找到他。焦允俊的連環扣設想是這樣的：另外抽調偵查員，分成三個小組，特案組三偵查員各負責一個，約定時間，同時調查這三個對象。如果運氣好，正好在某個對象處撞到黃景君，那就直接將其請走。如果沒有這份好運氣，那就向調查對象了解她與黃景君的關係和以前的交往情況，了解後隨即告辭。但是，離開現場的僅僅是登門的那兩三個人，另外還要有人秘密監視。如果調查對象接納了上門暫時避風頭的黃景君，並且將其藏匿於其他地方，她肯定會在事後設法通知黃景君。沒有露麵的那一撥偵查員就悄然跟蹤，如果真能走到這一步，特案組這樁不尋常的使命應該就接近尾聲了。
很快，華東社會部和上海市公安局調集了二十名偵查員緊急向特案組報到，其中三名是女同誌。這二十人分為三撥，焦允俊、孫慎言、譚弦各帶領一撥，每撥都有一名女警員。
當天午夜前，三撥偵查員分別抵達三個調查對象，花勝月、莫無愁、楓葉紅，的住地。午夜十二點，各指派三名偵查員叩響了三個調查對象的家門。特案組三偵查員的分工是隨機安排的，因為誰也無法估測究竟哪一路勝算大些，焦允俊帶領的一路負責調查花勝月，譚弦那一路調查莫無愁，孫慎言一路調查楓葉紅。結果，花勝月和莫無愁都說黃先生已經消失多年，別說見麵，連他的生死都不清楚。這兩路調查結束隨即告辭，另安排偵查員在周邊蹲守，沒多久，就接到孫慎言派人騎摩托車趕來告知的消息：使命已經完成！
如果當時有條件把三個對象的情況輸入電腦進行評估，孫慎言那一路應該打分最低。因為楓葉紅的住所實在簡陋，就三間，加在一起不過四十多平方米的草房，一為臥室，一為客堂，一為廚房，母女兩人生活在內都顯得逼仄，再加上一個外來男子，那就無處安身了。所以，光憑這點，評估時就要扣分，而且扣得較多。負責這路的偵查員孫慎言在接受使命時也是這麽想的，尋思自己這一路估計沒戲，隻不過走過場罷了。可沒想到的是，最精彩的戲竟然讓他趕上了。
午夜時分，孫慎言和兩名外援叩門，屋裏應聲很快，開門也很迅速。孫慎言更加堅信沒戲了。三人入內後，孫慎言在正中那間客堂跟這對清倌人母女談話，兩個外援則查看臥室和廚房。這麽狹小的地方一眼就能看清是否藏匿著第三人了。使孫慎言感到意外的是，楓葉紅矢口否認她認識黃景君，問一句搖一下頭，幾句問過之後，甚至連手也一起搖著以加強動作感。就是此舉讓孫慎言看到了成功的曙光，因為他從中讀出了對方的一種急迫感，似是急於澄清自己與黃景君沒有關係。
結束調查告辭離開後，孫慎言立刻在附近與另外五名外援偵查員會合，指示他們做好跟蹤準備。果然，僅僅過了十來分鍾，那對母女居住的草屋就“咯吱”一響，屋裏並不點燈，黑暗中閃出一條人影，沿著田埂往西走去。三名偵查員立刻跟隨其後，稍等片刻，孫慎言招呼其餘外援和他一起尾隨。走了大約二十分鍾，來到吳淞江畔的高地上，遠遠望去，那裏聳立著一幢建築物。
上海戰役打響前，孫慎言曾奉命核對內線提供的軍事地圖，北新涇這邊正是分給他的核對範圍。搞情報的記憶力出眾，他一看那孤立的建築物，馬上想起這是一座小小寺廟，名喚“河神廟”。當時他曾以燒香為名進去踏勘過，裏麵隻有兩個和尚。這樣的小廟，屬於當地村民集資自建的“野廟”，官方是不予登記的。看來黃景君也清楚這一點，所以敢放心大膽地藏匿於此，即便有人想到去寺廟找他，也隻會通過官方資料了解上海市的寺廟分布情況，這樣找當然是找不到他的。黃景君果然是通過楓葉紅母女的安排藏匿於此的。楓葉紅半夜敲門報信，他頓時一個激靈。聽楓葉紅說來人出示了上海市公安局的證件，他心下稍安，暗忖看來此番是新政權在尋找他，不是敵特分子。正在考慮應該怎樣應對這一突如其來的情況時，廟門又被叩響。於是，黃景君明白楓葉紅被跟蹤了。
往下的動作，表明黃景君不愧為資深情報專家，他知道不管來人是為尋訪他，還是逮捕他，肯定是做了周密安排的，所以根本沒動諸如攀爬圍牆脫身之類的腦筋，竟然就自己上前打開了廟門。
特案組終於圓滿完成了這樁使命。當天午，焦允俊、孫慎言、譚弦三偵查員陪護黃景君去醫院進行過體檢，中午又陪這位情報專家吃了餐飯，然後，把黃景君移交給華東社會部專門成立的一個承擔安全保衛、生活照顧的五人小組。當晚，黃景君由五人小組陪同著，在北站登上了開往北京的列車。（全文完）
【信筆由墨】
《漢書·孝成許皇後傳》即《漢書·卷九十七下·外戚傳第六十七下·孝成許皇後》篇。“妾薄命”之句則出自該篇孝成許皇後上漢成帝疏，又名《上疏言椒房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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