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136：華東特案組之（四）失蹤的專家（上）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18年第02期
作者：東方明、李西始、鍾平涼
- 尋訪使命
1949年11月21日，對於華東特案組來說，是一個難忘的日子。這天，被組長焦允俊私下稱為“馬頭兒”的馬處長竟然兩次光顧特案組駐地，一日之間下達了兩項任務。
上午九點，馬頭兒驅車過來先交代了一項任務，讓特案組偵査一起要案。下午三點多，特案組七名偵査員齊集一堂正在分析案情的時候，外麵再次響起那輛大功率英國諾頓摩托的轟鳴聲。大家立刻停止討論，焦允俊臉上露出不解的神情，自言自語道：“馬頭兒怎麽又來了？總不見得再下達一樁活兒折騰咱們吧？”
還真讓他說著了，馬頭兒的確是來下達新使命的。而且這項使命十分緊急，以往有什麽案子，馬頭兒都是先跟特案組組長焦允俊、副組長兼支書郝真儒交代，這次卻把特案組黨支部三成員之一，支富德一並叫進了小辦公室。
出乎焦允俊意料的是，馬頭兒交代的新任務並非偵査某一起特大案件，而是讓訪査一個對象，焦允俊一邊聽，一邊覺得自己的頭漸漸大了——訪查條件不是一般的差，被訪査對象的姓名、年齡、體態、相貌、籍貫、學曆、職業都不清楚，更別說住址了。隻聽說此公是中國人，曾經出洋留過學（去的哪個或者哪幾個國家、學的什麽專業都不清楚），曾在滬上做過藥業掮客（中西藥也不清楚），抗戰前及抗戰期間曾與國民黨“中統”、複興社特務處以及後來的“軍統”、美國海軍情報局、日本黑龍會、共產國際和中共等方麵的秘密情報人員有交往，其最突出的特長是對各類情報的研判，據說準確程度頗高，是情報界公認的情報研判專家。
由於此人經常參與各方的情報研判，接觸的情報人員既多，知曉的情報也多，漸漸就成為各方爭相拉攏的對象，但沒有聽說過此人加入某方情報組織的消息，倒是經常有情報人員聽說某方向此人買過情報。
此人情報生涯的巔峰是在1940年到1944年期間，汪精衛叛國投敵，在日本扶持下組建偽南京國民政府，汪氏出任偽政府的代主席兼行政院長，除公開聘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方麵的政府顧問外，還秘密聘請了一中一日兩名私人情報顧問，其中的中方顧問就是此人。這兩名顧問都使用代號，日本顧問叫“南山”，中國顧問叫“北湖”。為敘述方便，以下就用“北湖”作為對這個被訪査對象的稱謂。
抗戰勝利後，北湖突然失去了影蹤。國民政府從重慶還都南京，大張旗鼓懲治漢奸，北湖既是汪精衛的私人顧問，哪怕僅僅是掛了個虛名，也應該列入漢奸名單予以緝拿，如果緝拿不著，則會登報通緝，如果國內找不到，則會把偵査觸角延伸到海外。一些比北湖名聲小得多的漢奸均被“中統”、“軍統”或各地警察局捉拿歸案，送上法庭接受審判，不少人被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一些被判處徒刑的，在中共執掌政權後依舊在監獄服刑。可這個北湖卻不在國民黨情報部門或警察部門的通緝名單上。
這一點在當時就引起了社會上一些對政治比較敏感的人士的注意，曾有人在報上發文對此提出質疑，但立刻受到當局的警告，於是此類稿件再無任何一家報紙敢刊登。對此感興趣的人們私下議論，猜測此公可能已經被“軍統”戴老板下令密裁。可是，據中共方麵掌握的情況顯示，北湖在解放戰爭期間曾通過數條渠道輾轉向中共情報人員提供過國民黨政治、軍事方麵的情報，有些情報被中共高層認為“很有價值”。據此分析，北湖不但還在世，而且一直到1948年初冬淮海戰役期間仍在從事秘密活動。當然，既然北湖跟各方情報機構都有關係，那麽他很有可能在向中共方麵提供情報的同時，也向國民黨方麵提供情報，甚至為美國、蘇聯的情報機構服務。因為北湖不但是一位情報判研專家，也是一個情報販子。
之前北湖向中共方麵提供的情報並未由華東社會部的情報人員經手，他們對這個神秘角色幾乎一無所知，這種狀況直到前一天一位北京首長來滬才發生變化。這位首長來自中央社會部，奉李克農部長之命向華東社會部交辦一樁任務：設法尋訪北湖其人。
隨著建國後社會形勢的日趨穩定，新中國多方麵的工作都開始走上正軌，根據中央精神，接下來將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審幹工作——對革命隊伍中的同誌進行政治審査，以便更好地發揮他們的作用，也便於清理少數有曆史問題甚至是混入革命隊伍的敵特分子。因此，需要知情者提供材料，這些知情者包括敵對分子、民主人士，也包括曾在中共陣營內後又因故離開革命隊伍的人員以及其他中性人物。在中央社會部列出的第一批此類人員的名單中，北湖名列情報係統榜首。但是，此人在1948年底就失去了影蹤。
當然，尋訪北湖還有另一個意義更加深遠的目的：鑒於建國後情報戰線麵臨許多以前從未遇到過的新情況，我們國家急需加強對情報人員的培訓，提高情報工作者的業務素質特別是情報研判能力。相信如果尋訪到北湖其人，對於這方麵的工作無疑頗具作用。至於為什麽要在華東地區
尋訪，那是因為根據手頭少得可憐的那點兒不知真假的材料判斷，華東地區，特別是包括上海、南京、杭州在內的長三角地帶是北湖以前活動的主要區域。雁過留聲，人過留蹤，他在該地區活動了大約二十年，總該留下丁點兒痕跡的。因此，北京方麵把該使命交由華東社會部執行，華東社會部領導經過反複研究，又把這一使命下達給特案組。
介紹完上述情況，馬頭兒對焦允俊等三人說，咱們關起門來，也不講什麽“光榮使命”之類冠冕堂皇的話，說點兒實在的。我知道這樁任務不大好辦，對於特案組來說，所要花費的精力可能比上午向你們下達的那起案子還要大。考慮到特案組一共隻有七名同誌，同時完成兩項任務力量當然不夠，所以給你們兩個選擇：一是克服困難，同時進行兩項任務；二是先把上午下達的那個案子往旁邊擱一擱，集中力量把尋訪北湖的活兒拿下。你們支部可以討論一下，我給你們二十分鍾時間。說罷，馬頭兒從口袋裏掏出兩包香煙放在桌上，起身出去了。
焦允俊馬上撕開一包，叼了一支點燃，咂摸咂摸滋味，吐出一團煙霧，感歎道：“當領導就是好，這煙……”忽見郝真懦皺起眉頭，怕他上綱上線，便把下麵的話又咽回去了。
兩人搭檔這段時間，郝真儒也摸透了焦允俊的脾性，知道他有口無心，既然他適時住口，郝真儒也就不再計較：“你倆對這事怎麽看？是同時上呢，還是先上北湖？”
支富德說：“同時上隻怕力量不夠，別到時候成了駝子跌跤——兩頭不著實。”
焦允俊不住點頭：“不能排除這種可能。”郝真儒看著他：“這麽說，你是同意老支的觀點，先把上午接的那個案子往旁邊放放？”
焦允俊又大搖其頭：“不是這個意思，我是對老支的觀點進行科學評判。”
“那你的意思是……”
“我無所謂，反正都是革命工作。如果一定要我明確表態，那我倒是讚同兩樁活兒一起上的。想想吧，一個七人專案組同時幹兩件活兒，一件是華東地區的大案，另一件是尋訪一名曾經在情報界呼風喚雨的神秘人物，這都是可以留下不平凡記憶的活兒啊！將來俺老焦同誌百年後，兒子、孫子，還有他們的子子孫孫，會把我這個革命祖先的業跡代代相傳……”
郝真懦聽他越說越不著調，馬上攔住：“你這種念頭不僅僅是個人英雄主義傾向，簡直就是家族英雄主義！”
焦允俊知道自己這位搭檔不吃逗，點到即止，不再胡扯：“言歸正傳吧，反正都是幹活兒，一樁也是幹，兩樁也是幹，肯定要分工的，把人分為兩撥不就得了。老支你說是不是？”
支富德一向言語不多，當即點頭表示同意。郝真儒說：“那就這麽定了，兩樁活兒同時進行。雖然有難度，但我相信，憑咱們集體的力量，憑咱們以往克服各種困難破獲那麽多大要案的經驗，我們有信心圓滿……”
焦允俊怕他像政治指導員似的說下去沒完沒了，趕緊打斷：“行了，這事就這樣定了。老郝您說得累了，歇口氣兒，往下討論分工，那就是我焦組長的活兒了。”
幾個人簡單商量了一下，決定上午那起大案由郝真懦、支富德、沙懋麟、張寶賢四人偵查，尋訪北湖的任務由焦允俊、孫慎言、譚弦三人負責。當然，分工不分家，哪一撥先完成，就去支援另一撥。分派完任務，焦允俊笑道：“老郝，看來十有八九是我這一撥支援你那一撥了。”
郝真儒不服氣：“別得意，難說！”
焦允俊隨即把馬頭兒請進來，馬頭兒對支部會議的決定很滿意。馬頭兒離開後，焦允俊對那二位說分工不分家是口號，實際工作得按照組織規定進行，咱們首先就是分家。兩撥人的辦公室得臨時調換一下，各幹各的活兒，互相不能透露案情，當然，必要時我們支部三個成員可以溝通。郝、支兩人對此都表示讚同，於是說分就分，兩撥人馬分別在一樓二樓辦公，互不幹擾。
當晚，焦允俊、孫慎言、譚弦三人開會分析案情。焦允俊先把下午馬頭兒交代的內容一五一十複述了一遍，說我們這一撥該有個名稱，就叫“尋訪小組”吧。然後分析案情，各人發表看法，都覺得北湖其人實在了得——
從中央社會部提供的情況來看，這人並不屬於民國時期在長三角（主要是上海灘）活動的中外任何一方勢力，可能受過情報判研方麵的訓練，也可能並未受過訓練，純是出於對這一行的愛好自學成才，同時還客串非職業性的情報販子。尤其是最後一點，這種非職業性的情報販子在當時的上海、南京、杭州以及蘇南城市中普遍存在，巡捕房的包打聽、警察局的便衣、舊軍隊的偵緝員以及鐵路、碼頭、旅館、飯店、醫院、公交、郵電等行業的從業者，甚至到處可見的乞丐、癟三，這些人中都不乏向各方情報工作者有償提供情報的，而且是一批相對固定的人員，隻不過他們業餘工作的業績沒有北湖那樣輝煌。當然，不論北湖再怎麽輝煌，也隻是一個個體戶。使焦允俊等三位感歎的是，這個個體戶從一開始涉足該行業，竟然就如同專業情報人員那樣嚴格恪守職業準則——隱蔽自己。
根據北京提供的非常有限的材料，此公早在二十年代後期就已開始活動。通常說來，一個業餘情報人員肯定會在其與情報活動相關的生涯中不小心露出痕跡，特別是在剛剛起步的那幾年裏更是如此。可是，這個北湖就是那麽有預見性，仿佛在起步伊始就預見到今後自己會成為一名得到中外情報界認可的專家，如果不在初始階段就刻意注意保密和隱蔽，隻怕以後活的不滋潤。所以，他就時時留意、處處留心。這乃是一個優秀情報人員的天生素質，尋常搞情報的，往往需要反複訓練方才能做到這一點，北湖卻輕而易舉就做到了。
分析到此，焦允俊不由挑起大拇指，這個人實在厲害！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北湖的風格，這無疑是眼下我們尋訪此人最大的難點所在。接下去我們應該如何尋訪？馬頭兒給我們的材料有限，而且不一定靠譜。我們研究一下，看怎樣以最短的時間，耗費最少的精力，以最安全的方式把目標找到。
三人一番討論下來，很快就形成了工作思路。
第一，馬頭兒提供的情況顯示，北湖曾擔任過汪精衛的私人情報顧問，這應該是眼下最有希望調査到其基本情況的一個切入口。眾所周知，汪精衛的懼內是出名的，其老婆陳璧君是一隻極為剽悍的母老虎。在民國高官的眷屬中，陳氏是唯一敢於公開跟蔣介石耍潑，甚至讓蔣見之怵頭的一位。陳璧君對汪精衛的掌控更是嚴密，經常由日常生活方麵延伸到公務上，特別是汪精衛叛國投敵出任偽南京國民政府代主席後，陳氏更是把這種做法發揮到極致。汪精衛聘請北湖為情報顧問之舉，陳璧君應該是知曉的，甚至汪精衛還征求過她的意見。根據這個女人的性格，她一旦知曉，肯定會對北湖的相關情況問長問短，不為別的，單單出於對汪精衛安全問題的關心她也必須這樣做。須知自從汪精衛1938年12月叛逃河內以來，“軍統”曾數次組織對其的暗殺行動，雖然都沒有成功，但汪、陳夫婦肯定是嚇得不輕。對能夠接近汪精衛的人（哪怕隻有一次），陳璧君必定非常小心，而且會親自過問安全審査情況。既然如此，若是對陳璧君進行外調，也許會獲得北湖的線索。
第二，據材料上說，北湖最近一次向中共方麵提供情報的時間是1948年初冬，但並非是向華東社會部提供的，也不是向上海地下黨組織提供的，而是向軍方。當時，我軍在上海、南京有數個情報集結點，由於秘密戰線的複雜性與安全性，互相之間不可能知曉，即使同是軍方，也有不同的歸屬，二野、三野以及華中軍區、山東軍區、直屬中央軍委領導的都有，直到現在，新中國成立將近兩個月了，還是繼續保密，華東特案組根本不可能打聽到。但是，這應該是一個渠道，還是要向馬頭兒打報告，要求華東社會部向北京提出，是否可以跟軍方聯係（後來這個報告倒是打上去了，但如石沉大海，始終沒有消息）。
第三，馬頭兒還提到過，北湖曾在上海幹過藥業掮客，這也是一條線索，可以向藥業公會的老人了解一下。
- 獲取線索
次日上午，焦允俊、孫慎言、譚弦三人去找陳璧君外調。
抗戰勝利後，陳璧君在廣州被“軍統”特務成功誘捕，於1946年4月被國民政府江蘇高等法院以“通謀敵國、謀圖本國罪”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先後關押於蘇州獅子口監獄、蘇州長春巷吳縣看守所、蘇州司前街看守所，江南解放後，陳氏於1949年7月1日移押上海提籃橋監獄女監服刑。
關押期間，陳璧君繼續保持著她那副悍婦做派。移押上海提籃橋監獄後，人民政府根據政策，充分給予她人道主義待遇，同時予以思想教育。1959年陳氏病逝於監獄前，思想認識已有很大轉變。但焦允俊三人去監獄外調時是1949年11月，其時她因長期反共，最終卻落到共產黨手裏，抵觸情緒頗大。之前，曾有公安係統的辦案人員前往監獄對其進行外調，以便査淸某個曆史案件或某人的曆史情況。陳璧君卻是能推則推，總以年齡大（五十八歲）或生病影響記憶為由，拒絕回答。此番華東特案組三偵査員過去，聽獄方介紹了陳氏的情況後，孫慎言、譚弦對能否得到陳璧君的配合感到擔心，焦允俊倒是信心十足，說不瞞二位，我咋晚已經想到了這個問題，半宿沒合眼，一直在考慮對策，現在我老焦已經有了方略，一會兒看我的就是！
孫慎言、譚弦知道老焦的手段一向了得，料想這不是虛言，當下也就把心放在肚子裏。可接下來卻是大失所望。陳璧君被管教員帶進辦公室後，盡管焦允俊對她很是客氣，一口一個“陳女士”，可人家對他們三個卻是冷目相視，淡淡問三位有何見教。焦允俊說有點兒亊情想請教陳女士，事情不大，跟陳女士本人也並無關係，然後就說到了北湖。陳璧君卻是搖頭，說我對這個名字沒有任何印象。焦允俊解釋說此公是當初汪精衛特聘的私人顧問，話音剛落，陳璧君勃然大怒，說汪精衛三個字是你們這些小子叫的？
原來，盡管坐了牢，陳璧君待人接物還是有一套規矩的。凡是前來找她外調的，不管是什麽級別，對她本人的稱謂應該是“汪夫人”，次之則是“陳女士”，對汪精衛的稱謂則是“汪先生”、“汪主席”、“汪院長”，如果來人是年紀大些的老派人物，稱“兆銘先生”也可以（汪精衛本名兆銘，字季新，精衛係其筆名）。如果不這樣稱呼，陳氏就會發火。對此，她還有一番歪理：如果你們是以政府公務員身份來訊問我的，可以直呼其名；但如果是來外調的，那就必須尊重我的人格和長期形成的習慣，否則，我不會回答任何問題，這是我的自由——有哪條法律規定在押人犯必須接受外調、必須提供情況的（這樣的規定當時還真的沒有）？
往下的結果可想而知。焦允俊想了半宿定下的“方略”亳無作用，最後铩羽而歸。回去以後，焦允俊想想不甘心，說汪精衛身邊又不是隻有這婆娘一個人，她不肯配合調査，難道別人也不配合？孫慎言、譚弦都點頭稱是，除了陳璧君，理應還有其他的知情人。
特案組要打聽的事兒，隻要渠道對路，很快就會有結果。當天午後，從黃浦分局傳來消息，說有一個叫屠三眉的在押人犯，汪偽時期當過汪梢衛的“侍衛官”，現關押於黃浦分局看守所。
譚弦不禁好奇地問：“這個名字有點兒怪，難道這家夥長著三條眉毛？”
焦允俊說：“長三條眉毛還能當得上侍衛官？那麽醒目的特征，不適宜從事此類職業。”
果然，屠三眉隻有兩條眉毛，相貌與正常人無異，如果把他放到南京路人群裏去，估計一轉眼就辨別不出來了。不過，這人畢競有特殊經曆，往門口一站，就看出坐著的三位氣度不凡，進來後一個立正：“報告長官，罪犯屠三眉，黃埔軍校第六期步兵科出身，曾在反動軍隊當過中校團長，抗戰時失足當了漢奸；抗戰勝利後因與‘軍統’大特務戴笠相識，受其包庇，未曾入獄，以經商為生。解放後，人民政府明察秋亳，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於9月29日將我抓獲歸案，現等候處理。在下罪有應得，心甘情願接受任何懲處。如蒙政府法外施仁，網開一麵，餘生願為共產黨、人民政府效犬馬之勞，赴湯蹈火在所不惜！”
這番言辭聽得譚弦目瞪口呆，尋思這犯人怎麽這樣能說會道。焦允俊卻知道這是舊軍人慣常的套話，當不得真的。為把氣氛弄得輕鬆些，焦允俊衝他擺擺手：“請坐！嗯，你怎麽叫這麽個怪名字，有人以為你長了三條眉毛呢。”
“報告長官，在下出生時確實有三條眉毛，故先父給起了這個名字。後來，印堂上方那條眉毛隨著年齡增長漸漸退掉，到九歲時全沒了。”屠三眉一邊回答，臉上顯現出一種不解的神情，估計在尋思這些人怎麽對自己的眉毛那麽感興趣。
焦允俊讓對方放鬆下來的目的已經達到，就跟他聊起在汪精衛身邊擔任侍衛官的情況。屠三眉果然是當侍衛的料，回答的內容確切到位又不顯得囉唆，使焦允俊了解了一些關於汪精衛的安保、辦公以及日常生活的情況，他覺得這種了解對今後的調査或許有些用處。一番交談下來，偵査員感覺差不多了，便問起汪精衛聘請的私人情報顧問之事。
果然，屠三眉點頭：“有這事。那是1940年3月30日汪偽政府成立前三天決定的，一共聘請了兩名，一個是日本人，一個是中國人。日本人的名字我知道，叫中島阿太，汪精衛稱呼他‘南山君’。後來也見到過兩次，是個五十多歲的瘸腿小老頭兒，聽說曾經是日本陸軍中將，但那時已經退出軍界，在經營洋行。另一個中國人我不知道叫什麽名字，但汪精衛在別人麵前曾經提到過他，稱他‘北湖先生’。”
三偵査員都覺得找對了人，這種內情，如果不是在汪精衛身邊的人根本沒法兒知曉，此刻連編都編不出來的。可繼續往下問，屠三眉卻說他就知道這些。焦允俊尋思，這主兒多半是想討價還價，這也難怪，舊軍官加汪精衛的侍衛官，跟戴笠又有私交，解放後不逮他逮誰？一旦被捕，有關方麵對這種雙料貨沒有三年五年的審査是不可能定案的，定案後判刑也是肯定的，判多判少就難說了。屠某肯定知道他麵臨著什麽樣的情勢，所以會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主動與政策貼近，要是能弄個立功，那肯定會少判幾年刑。而特案組這邊，由於任務重大，來了個傾巢出動，屠某一見這架勢，難免有“身價倍增”之想，於是就想講斤頭談尺寸了。
焦允俊暗忖，談總比不談好，那說明後麵可能有戲。借用滬語來說，屠侍衛官“門檻”太精（源自洋徑浜英語，英文monkey的諧音，“門檻精”的意思是像猴子一樣機靈），明明想占個便宜，自己卻不說，還要外調方主動宣講政策，然後才肯順竿上。不過此刻也沒有辦法，隻好宣講一下了。
當下，焦允俊就把其實屠三眉已經知道了的政策簡單說了一番。屠見有了爬竿而上的機會，於是問道，如果他提供了線索，是否屬於立功行為。焦允俊說這個是自然的，但前提是線索必須有效，否則你這番表現叫自討沒趣，如果你故意誤導，那就是偷雞不著蝕把米了，不但不會減輕處罰，量刑時還會足尺加三。
一番話說得屠三眉連連點頭，然後就提供了他認為可能有用的材料——當年在汪精衛身邊當侍衛官的時候，他曾兩次見過北湖。第一次是在偽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前的一個春寒料峭的夜晚，當時汪已經決定出任偽政府首腦，一整套安保係統都仿效蔣介石，正在組建侍從室，屠三眉是第三個報到的警衛。報到後，陳璧君通知他不稱警衛，而是叫侍衛官。那時汪精衛夫婦還住在上海早年由法租界當局越界築路辟建的福履理路（今建國西路，築路後實際上由法租界控製和管理，滬上坊間通常也將其視為法租界範圍）的汪公館，距波蘭領事館不遠。
那天晚上，一輛黑色轎車駛入汪公館大門，在院子裏停下後，車燈和院內的燈光幾乎是同時熄滅的。車門打開，下來一個中等個頭兒的人，一身黑西裝，皮鞋也是黑色的，頭上戴的黑呢禮帽壓得很低，幾乎把架在鼻梁上的那副墨鏡都遮掩了。使屠三眉覺得驚奇的是，這人戴的那個大口罩也是黑色的。這個“黑人”由已經等候著的汪精衛的秘書引領進入室內，屠三眉隨後跟進，卻在辦公室門口被秘書一個手勢阻住了腳步。秘書隨即也退出來了，和屠三眉一左一右坐在辦公室門前走廊的椅子上。
屠三眉對這個神秘人物產生了興趣，他的聽力是不錯的，想試著捕捉室內的聲音，可是，辦公室的隔音效果太強，“黑人”待在室內大約二十分鍾時間，屠三眉什麽也沒聽到。談話結束，“黑人”出來，汪精衛送到辦公室門口，說聲“先生保重”，那人竟然隻是微微點了下頭。這使屠三眉非常吃驚。他給汪精衛當了四年的侍衛，直到1944年11月汪精衛死後才去杭州漢奸政府任閑職，在汪氏身邊見慣了汪送客的場景，不論中國人外國人（包括傲慢的日本高官），沒有一個用這種淡定的方式與汪氏告別的。此刻偵査員提起那個神秘人物，他馬上就想起了那難忘的一幕。他記得目送那輛黑色轎車離去後，出於好奇，還站在院子裏聽著漸去漸遠的引擎聲，辨別轎車行駛的方向——轎車是沿著福履理路往東而去的。這是第一次。
第二次是1941年初一個寒風呼嘯的夜晚，其時汪精衛已經住在南京的頤和路34號公館，那是由其連襟、汪偽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褚民誼贈送的。那天晚上輪到屠三眉值班，晚飯後，汪精衛吩咐說，晚些時候北湖先生要來訪，讓屠關照廚房準備夜宵，簡單點兒即可，北湖先生喜歡吃麵條，就準備雞湯麵吧，下得硬一些。屠三眉即去廚房安排，但他根本沒想到所謂的北湖先生就是上次在上海拜訪汪精衛的那個“黑人”。
說是晚些時候，一直等到深夜了客人還沒到，十一點左右，汪精衛按鈴招呼屠三眉去其辦公室，讓屠給下關火車站打個電話，問上海來的客車是不是晚點了。電話還沒打出去，門口警衛已經來電向屠侍衛官報告：有客人晉見汪主席。
這個客人就是北湖了。屠三眉當然不可能認出對方，對方也沒自我通報，事後屠問了門口警衛，客人是坐一輛出租馬車來的，下車後沒對警衛開過口，隻出示了一張汪精衛親筆簽名的名片。警衛知道來者不凡，即打電話告知侍從室。
正好這時秘書進來，聽了屠的報告，馬上三步並作兩步趕出去迎接了。
客人全身被黑色花呢風衣裹了個嚴嚴實實，戴一個大口罩，茶色眼鏡，這種嚴嚴實實提醒了屠三眉，他當即想起去年在上海法租界汪公館見過的那個“黑人”。這次，屠三眉盡管沒見到客人的真容，但聽見了北湖先生的聲音。
北湖先生進入汪精衛的辦公室不久，廚師把夜宵送來了。按照規矩，廚師隻能把夜宵送到辦公室門口，由侍衛官送進辦公室。屠三眉端著托盤進去時，再次領教了客人的神秘。汪精衛親自給他沏的一杯茶放在茶幾上，一看就沒喝過，而客人競然還戴著口罩！托盤放到茶幾上，客人點頭，說了聲“謝謝”，那口音帶著浙東韻味。
屠三眉離開汪稍衛辦公室時，接班的另一侍衛官陳鳴已經在門外站著了。兩人去隔壁的侍從室交接班……焦允俊聽得剛來勁兒，屠三眉卻像是踩了一腳刹車。焦允俊追問：“往下呢？”
“往下？往下我就下班了，去隔壁宿舍休息了。”
焦允俊竭力掩飾自己的失望，微歎了一口氣：“唉，老屠啊，這可就怪不得我們不給你機會了。你提供的情況於我們要找到北湖這個人顯然於事無補麻，怎麽算你立功呢？”
屠三眉自是不甘心：“報告長官，根據我提供的情況判斷，那個北湖先生很有可能是住在上海的，因為汪精衛叫我給火車站打電話詢問上海的火車是不是晚點了。”
焦允俊冷笑：“嘿嘿，當時的京滬線（即後來的寧滬線，蔣介石政府定都南京，故將寧滬鐵路稱為‘京滬線'）也停靠蘇州、無錫、常州、鎮江等車站，即使北湖是乘這趟車抵達南京的，也不能說明他肯定是在起點站上的車呀，你說是不是？”
原以為對方聞聽此言肯定會滿臉沮喪，哪知屠三眉稍稍一怔之後，突然露出笑容，摸了摸腦袋說：“哎，這位長官，您這一說我倒是想起來了，後來我聽說那個北湖先生可能是住在蘇州的。”
據屠三眉說，1942年5月下旬，確切日子好像是23日，汪精衛去蘇州檢閱“淸鄉成果”，下榻於蔣介石在蘇州的別墅“蔣公館”。屠三眉當時奉命去杭州出差，沒有隨侍，陳鳴去了。陳鳴是陳璧君的親戚，雖然跟屠三眉一樣是侍衛官，所領的薪餉也是一樣的，但汪精衛對他比對其他侍衛官親近一些，下意識的防範也少些。後來屠三眉聽陳鳴說，當晚汪精衛吩咐秘書通知北湖來一趟其下榻處，有事相詢。陳鳴和屠三眉一樣，對曾經夜訪南京汪公館的北湖有一份好奇心，所以就留了心。
當然，汪精衛身邊的侍衛官都是受過紀律教育的，專門由日本人給他們上過課。陳鳴不會刻意去留意什麽，但如果機會送到眼前，他也不會放棄。那天正好他當值，自然就是一次機會。當天午夜，一輛馬車載來一個客人。當這個客人從竹絲編織的篷廂中鑽出來時，陳鳴暗吃一驚對方竟是一副中東人的裝束，身穿長袍，頭上蒙著白色圍巾。下車後此人誰也不看，快步進入廳堂，隨秘書上樓去了。那輛馬車隨後調頭駛出大門，這邊的警衛不知道那“中東人”離開時是否仍舊坐這輛馬車，但既然對方沒有事先告知，他們也不開口相詢，打開大門任由其離去。
片刻，有人敲門。警衛開門一看，竟是兩個日本兵，嘴裏哇啦哇啦一連串日本話。一幹警衛都不懂日語，便去請留學過東洋的陳侍衛官出來應付。陳鳴到門口跟日本兵一搭腔，得知他們是夜間巡邏隊，今晚接到城防司令部命令搞戒嚴演練，此刻正是戒嚴期間，故在前麵拐彎處攔下了一輛馬車，要把車夫逮捕。車夫比畫著說他是拉客人到蔣公館來的，蔣公館是何處所，日本兵當然是知曉的，因此前來核實情況。
陳鳴證明車夫所言屬實，但帶頭的那個上等兵要求他去拐彎處看一下，確認是否就是這輛馬車和這個車夫。這樣一來，就使陳鳴有了一個跟車夫對話的機會。他過去跟車夫聊了幾句，弄清楚車夫姓韓，是蘇州的古玩字號“真寶齋”老板吳子揚的私人馬車夫，今晚奉主人之命把這個裝扮奇特的客人從家裏送到蔣公館。主人吩咐送到即返，回頭是否需要去接，待蔣公館打來電話再說。車夫自然照辦，不料今晚日本人搞戒嚴演練，如果不是陳鳴過來作證，隻怕他就得進憲兵隊了，不死也得脫層皮。
- 遭遇盯梢
離開黃浦區看守所時，焦允俊三人的神情與先前走進大門時迥然不同，談不上神采飛揚，但輕鬆是顯而易見的。
接下來應該如何進行調査？孫慎言的想法是趕緊奔蘇州找那個古玩商人吳子揚，這人跟北湖有直接接觸，應該了解情況。譚弦也是這麽想的，連說可行”。然後，兩人就望著焦允俊等他定奪。焦允俊也是這個意思，不過他認為去蘇州前應該先去一趟藥業公會，了解一下民國時上海灘是否有類似北湖那樣一個角色。這樣做有兩個好處：一是倘若運氣好，一下子就在藥業公會打聽到北湖的下落，那就不必去蘇州了；二是如果藥業公會那邊對北湖其人的情況不清楚，也可以請他們相幫打聽著，如果在蘇州沒有訪査到北湖的下落，回頭還是得盯著上海藥業公會這邊，這樣一來，就可以節省些調査時間。
不出所料，在藥業公會沒有打聽到北湖的情況，焦允俊做了一番安排，隨即與孫、譚二人一起趕赴蘇州。當天晚上八點多，三人抵達蘇州，住進了祥符寺巷一家叫“怡紅樓”的中檔旅館，這旅店的名字實在別致，聽上去容易使人誤以為是煙花場所。
次日，11月23日上午九點，三偵査員去了蘇州市公安局。當時各地公安機關都有負責接待外埠同行來本地調査以及辦理案件的臨時部門，名稱基本都是“交辦組”、“協辦組”之類，蘇州這邊叫“協辦組”。市局秘書科馬科長看了蓋著華東特案組印鑒的介紹信，自是熱情。聽了偵査員的外調目的，馬科長說有名有姓有職業那就好辦，當下通知協辦組組長殷德勝配合調査。
協辦組立刻與派出所電話聯係，並給三位偵査員出具了介紹信。殷徳勝還要把協辦組的一輛摩托借給他們使用，焦允俊婉言謝絕了。
當下，三人步行前往派出所，核實了吳子揚的住址，孫慎言、譚弦都以為會立刻奔吳宅，哪知焦允俊卻不慌不忙。從派出所出來，他朝兩人丟了個眼色，示意兩人少安毋躁。三人在街上轉了一陣，看看已是午餐時分，焦允俊說前麵就是蘇州有名的觀前街，我們去那裏找家上檔次的麵館吃麵。
原本說好是去向古玩商吳子揚打聽北湖情況的，現在卻成了逛街吃飯，這個安排不禁使孫慎言、譚弦大覺意外，都用不解的眼神看著頭兒。焦允俊不管不顧，頭前引路，直奔觀前街上一家麵館。進去坐定，向跑堂要了三個冷盆、一瓶黃酒加上每人一碗澆頭麵，說咱們邊吃邊聊，時間有的是。那二位也是心眼玲瓏剔透之輩，當下尋思像是有情況啊！當然，不能有任何異常的表現，一切按老焦的意思做就是了。於是，三人喝酒吃菜，隨口聊些閑話。
吃飽喝足，焦允俊說咱們回旅館休息吧，睡—覺再說。三人又步行回了“怡紅樓”，進房間後，焦允俊示意關閉門窗，用手指蘸著茶水在桌麵上寫了“盯梢”兩宇。譚弦大吃一驚，一雙眼睛瞪著特案組長，嘴唇微張，像是噙著一個問號。孫慎言微微一笑，悄聲道：“我在麵館就覺得情況有異，確實有人盯上咱們了！”
焦允俊生性機警，接受過專業訓練，還有長期從事情報工作的經曆，早已養成了“睡覺也隻閉一隻眼”的職業警惕。這種時刻準備遭遇不測的意識已經成為一種人生本能，隨時隨地都會發揮作用。每次接受任務後，他都要暗暗提醒自己：夥計，注意啦，沒準兒就會遇上危險，稍有疏忽性命難保也是有可能的。所以，隻要一離開特案組駐地，他就渾身蓄勁，表麵上依然嘻嘻哈哈，實際身上的每根神經都繃著呢。
昨天傍晚登上赴蘇州的火車，焦允俊的這份職業警惕又被激活了。當然，作為資深情報工作者，他不可能平白無故地為自己設立一個假想敵。特案組所負使命來自中央社會部，由華東社會部正式下達調査命令，在保密方麵應該是沒問題的，通常說來不會出現被人跟蹤或暗算的可能。可是，通常不是絕對，不怕一萬就怕萬一，焦允俊從不會因僥幸心理放鬆警惕。昨晚入住“怡紅樓”之後，焦允俊在旅館裏裏外外轉悠了—圈，沒發現可疑跡象。上午去市公安局時，一路上照例暗暗留意，也是一切正常。不料，在平江路派出所了解完情況剛剛出門，就發現有一個三十餘歲的妖豔女子在馬路對麵人行道上與他們三人並行。初時他並沒特別在意，可是，拐了兩個彎之後還是如此，焦允俊就不得不往跟蹤方麵_去猜測了。
他決定測試一下，路過一家鞋帽店時，他招呼孫慎言、譚弦一起入內看了看，還讓店員拿出—雙球鞋試穿，最後當然沒有買。出門時四下一掃，沒見那個女子，尋思可能自己過於警惕了，人家不過是碰巧跟他們同行了一段路而已。哪知，從鞋帽店出來不過兩三分鍾，那個女子又出現了，這回是在馬路同一側，在他們身後大約十米遠的距離尾隨。焦允俊斷定那女子是在跟蹤無疑，心裏不驚反喜：正愁找不到線索，你這一跟蹤，不是把線索送上門來了嗎？
憑經驗，他料想對方既然決定跟蹤，那就是已經基本確定他們三個佯裝遊客的主兒的真實身份是便衣了，跟蹤的目的不可能是為了證實他們跟公安局有聯係，而是還要往下深入了解，看他們接下來會去哪裏，想幹什麽。所以，焦允俊並不擔心對方會就此罷休。不過，既然被跟蹤，就不能徑直去找古玩商吳子揚外調了，得先揪住眼前這條主動冒出來的線索。
帶著孫、譚兩個轉悠了一陣，對方盯梢依舊，但盯梢的人換了，不再是那個妖豔女子，而是一個四十來歲穿藏青色中山裝的男子，一米七左右的個頭兒，長得很壯實，一張國字臉上的五官比較端正，兩道掃帚眉下的那雙眼睛裏時不時有煞氣閃過，應該不是善茬兒，弄不好是殺手一類的角色。和先前那個妖豔女子一樣，這人很明顯沒有受過跟蹤方麵的職業訓練，憑焦允俊的手段，可以輕而易舉甩脫對方，或者幹脆將其拿下。但此刻焦允俊對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尋思這對男女背後多半還有人，把對方的情況弄清楚再動手也不遲。
再者說，既然是對身負重要使命的特案組偵査員進行跟蹤，對方應該也不是凡品，可這對男女的跟蹤水平實在不敢恭維，那就有可能是對方臨時利用的角色，說不定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真正上家是誰。如果貿然出手把這個掃帚眉連同之前的妖豔女子拿下，也就不過證實了猜測，後麵的戲估計就停演了，那豈不可惜？因此，焦允俊決定按兵不動，和孫慎言、譚弦吃過午飯，又一起溜達著回“怡紅樓”休息。
那麽，下午是否要去走訪古玩商吳子揚呢？焦允俊分析，如果去的話，對方肯定仍會跟蹤，雖然采取反跟蹤措施可以輕易擺脫，但這就等於告訴對方已經發現他們跟蹤了，沒準兒就把他們嚇退了。所以，走訪吳子揚的事還得往旁邊放一放，而且還要通知老殷那邊暫且不去找吳子揚了，也不必跟分局或者管段派出所聯係。至於特案組偵査員遭到跟蹤的情況，更沒有必要向這邊的同行透露。
下午，三偵査員去了趟市局。果然，路上又受到了那對男女的交叉跟蹤。焦允俊生怕另二位露出破綻，事先反複關照他們千萬要注意，那二位自是嚴格遵守特案組長的命令。可是，接下來卻發生了令偵査員不解的情況：他們在市局跟老殷喝著茶聊了半個多小時，告辭離開時，那兩個交叉跟蹤的男女卻不見了，也沒發現有其他人跟蹤。
這是怎麽回事呢？
- 深夜遇襲
事有蹊蹺，焦允俊等三人難免心神不寧。轉眼到了該吃晚飯的時候了，孫慎言、譚弦都說沒胃口，不想吃。焦允俊說這也不是什麽了不得的事兒，沒必要弄得這麽糾結，飯總是要吃的。這樣吧，你倆不用出門了，我也不出門，招呼賬房差一個夥計去叫外賣，弄點兒饅頭，再來一鍋湯，就可以湊合一頓了。
一會兒，饅頭和湯送來了。那二位中午吃的麵條早就消化殆盡，這會兒聞到香味兒，腹中立刻“咕咕”作響。可焦允俊卻不讓他們吃，連湯也不能喝。特案組長平時表麵上嘻嘻哈哈，一副沒心沒肺的樣子，其實一向心細如發。此刻人生地不熟，又碰上蹊蹺情況，哪敢大意。對眼前這份外賣，他不敢掉以輕心，當下掰了半個饅頭，在湯裏浸了片刻，走出房門穿過院子（他們的房間在旅館後一個獨立小院裏先前出去時他看見外麵天井裏拴著一條土狗，即如今喚作“中華田園犬”的那種，此刻，他的主意就打在這條狗身上。
那狗看到他手上的饅頭，登時狺狺而吠，他把饅頭扔在地上，那畜牲三兩口就吞了下去，猶嫌不足，抬頭望著他哼哼。焦允俊不再答理它，點了支煙抽著，走到另一側牆邊的金魚池前觀賞金魚。一支煙抽完，那狗若無其事，正盤算時間是不是有點兒短時，從前麵院子來了兩個夥計，抬著一個沉重的木櫃，要將其放進天井這邊的庫房。庫房門打開後，因門檻有些高，兩人抬不進去，焦允俊就上前相幫。那口櫃子裏裝著曆年的賬本，確實沉重，三人合力擺弄半晌，總算解決了。夥計自是感激，掏出香煙請焦允俊抽，借抽煙的機會，焦允俊跟兩人聊了一會兒。離開時看那狗一切正常，於是返回房間說“開吃”。饅頭和湯本來是熱的，放到此刻已經涼了。三人也不計較，風卷殘雲般一掃而光。
孫慎言、譚弦見組長這麽謹慎，一顆心也提溜起來了，說咱們得機靈點兒，萬一發生啥事兒，比如讓歹人把門從外麵鎖上燒一把火什麽的，那豈不給一鍋兒端了！焦允俊說沒事，咱們隻管睡覺，明天早點兒起床，出門找家麵館吃了早飯，直接去吳子揚家登門拜訪，順利的話，中午就可以上火車動身回上海了。
那二位對焦允俊一向信服，見他若無其事，也就放下心來。這時，外麵浙淅瀝瀝下起了小雨，風也漸漸大了，寒氣透過門窗縫隙漫進來，讓人忍不住打冷戰。焦允俊說關燈休息吧，三人遂上床睡覺。
因為接下來發生的情況跟環境有關係，這裏先介紹一下三個偵査員人住房間的位置。“怡紅樓”是一幢兩層樓房，前麵有一個很大的院子，再往前便是臨街的大門，古色古香的門框上方掛著一塊黑底金字的紅木匾額，“怡紅樓”三字寫得很有韻味，據說出自前清蘇州知府吳雲書之手。那兩層摟房便是旅館的客房，上下各有二十間。樓房後麵有個天井，中間一道有月亮洞門的影壁把整個兒天井分成前後兩塊，前塊兩側是廚房，後塊兩側是庫房。
後天井再往裏還有一個小院子，稱為後院，裏麵有一間平房，據說以前是旅館老板郭元慶為一生篤信佛教的妻子顏氏設置的修煉專用場所。顏氏病逝後，郭老板把該處辟作一處獨立客房。據說因發生過“鬧鬼”事件，被同行四下傳播開去，漸漸一些知曉這一情況的旅客就不願意入住了。郭老板倒也幹脆，立馬降價，但凡有三四個結伴旅客來投宿的，便向人家推薦該客房，房價打七折，而且會向人家講淸楚為何打折。膽小的旅客自然聞而卻步，但也頗有些膽大的旅客不在乎，因為價格便宜，反而爭相要住，有時後院客房的人住率甚至高過前麵的客房。
焦允俊三人來登記住宿時，出示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出差介紹信。當時郭老板正在賬房間，見他們有三位，便推薦後院的那間七折房，親自領他們去看。偵査員見乃是一處有圍牆、大門隔斷的獨立小院，真有一種踏破鐵鞋無覓處的感覺，對於出差在外的特案組偵査員來說，這是最合適的住處，既安靜便於休息，又可以在房間裏商量案情。至於郭老板所說的“鬧鬼”，三人根本不屑一顧。
當下，三人緊閉門窗，上床安歇。夜漸深，雨漸下漸密，風勢也漸漸增強，風聲雨聲掩蓋了其他聲響。那條土狗起初還不時吠叫幾聲以顯示自己正在履行職責，後來幹脆就沒有聲息了。如果現在隨處可見的攝像頭穿越到1949年安裝在後院門外，就會攝下發生於午夜後的那一幕——
風雨中，前後天井中間影壁的月亮洞門邊沿露出一顆腦袋，鏡頭拉近，可以分辨出那就是白天眼蹤特案組偵査員的兩個家夥之一“掃帚眉”。這主兒窺探片刻後，閃身進入後天井。那條在庫房前的一堆破爛物件底下避雨的中華田園犬發出狺狺之聲，從破爛下麵鑽出來，卻不上前向“掃帚眉"示威，而是退入側後方的庫房門口，借庫門上方伸出的棚簷避雨。緊跟“掃帚眉”而入的一個四十多歲身穿黑衣的精悍小個兒男子立刻甩出一個肉包子，土狗聞了聞，繼而低頭吞食。這畜牲吃得正津津有味，“掃帚眉”拿著另一個肉包子假裝友好的走到近前，雙手倏地一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掐住了土狗的脖頸。後麵那個黑衣小個子一個箭步上前，一刀將土狗結果。
解決土狗後，二人在濕漉漉的狗身上擦去沾上的狗血。黑衣小個子幾步來到後院牆前，耳朵貼著院門探聽裏麵有無動靜，稍停，衝身後擺擺手。“掃帚眉”二話不說，就地一個上躍，兩手攀住牆頭，一個引體向上，輕而易舉翻牆進院，開院門讓同夥入內。兩人移步至偵查員人住的客房窗前側耳傾聽，裏麵傳出不同頻率的呼吸聲，估計房內的旅客睡得正酣。黑衣小個子瞟了一眼黑暗中的同夥，“掃帚眉”已掏出手槍對準房門口，黑衣小個子則伸手從懷裏掏出一個小瓶子。
那個年代安裝窗戶玻璃，都是在窗框內側釘釘子，然後以油灰（即桐油和石灰的混合物）密封，隻要把油灰刮掉，拔去鐵釘，就能輕易卸下玻璃。看來黑衣小個子精諳此道，他把小瓶裏的油塗在窗玻璃四周，使業已幹硬的油灰變軟，然後用剛才解決土狗的那把尖刀撬下油灰，卸下玻璃。窗內低垂著的布質窗簾被外麵的風一吹，向屋內鼓蕩起來，被他一把抓住。
【信筆由墨】關於窗戶玻璃安裝的敘述是錯誤的。詳見附錄
兩個刺客落網後交代，按照預先的策劃，接下來，黑衣小個子會伸手探進窗戶，拔出插銷，開窗爬進室內，再悄悄把房門打開，待“掃帚眉”進入後，即對三偵査員下手，用匕首將三個睡在床上的目標結果，盡可能不開槍，以防鬧出動靜來不便脫身。對於他們來說，這項活兒算是輕車熟路，也就眨眼的時間，活人就變成屍體了。
可是，這回他們卻遇上了厲害的對手。黑衣小個子把他那雙不知沾過多少人鮮血的罪惡之手伸入窗子，兩個靈巧的手指頭摸索到窗子的插銷，正要拔開，手腕突然被一隻孔武有力的手掌一把攥住，立刻下意識地要掙脫。他是練家子，手上那把勁在老家也是出了名的，可此刻卻像是被一把老虎鉗鉗住，隻覺得腕骨鑽心地痛，接著，這份疼痛就算不得什麽了，對方的另一隻手也上來了，竟然硬生生拗斷了他用來拔插銷的兩個手指頭！還沒等他喊出聲來，—副手銬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將受傷之手銬住，另一頭則被銬在焦允俊隨手從旁邊角落抓來的實木衣帽架上。
隨著黑衣小個子刺耳的慘叫聲，房門猛地打開。突然的變故讓“掃帚眉”手足無措，下意識對準房間裏開了一槍。但開門的孫慎言本係武工隊出身，黑夜執行使命不下十幾次了，經驗豐富，打開房門後立即閃身躲到一旁。“掃帚眉”正要打第二槍，焦允俊先開火了，因為要抓活的，所以是衝下肢開的槍。槍響過後，伴隨著“哎呀”一聲，“掃帚眉”左膝中彈倒地，隨即被從屋裏撲出來的譚弦按在地上，雙手死死攥住了他持槍的右手。不料這家夥蠻力驚人，單手掙紮，競然把譚弦上半個身子都頂了起來。直到孫慎言過來一腳把那支“南部九四”式手槍踢飛，又一腳踩住了他的另一隻手，這才喘著粗氣極不甘心地被扣上了手銬。
這時，焦允俊提著從黑衣小個子那裏繳獲的“南部二六”式轉輪手槍過來了，把槍遞給譚弦後說了聲“先把他們看住”，隨即出門而去。一會兒，焦允俊押若一個披頭散發哭哭啼啼的女人返回來。孫慎言、譚弦定睛一看，就是白天跟蹤他們的妖豔女子。他們不禁感到奇怪：老焦怎麽知道這個女人也下榻“怡紅樓”的？
【信筆由墨】日軍裝備的手槍中有二六式9毫米轉輪手槍，沒有南部二六”式轉輪手槍。祥見附錄
焦允俊讓譚弦去前麵賬房間往市公安局打電話，請市局派車過來，先把受傷的送醫院治療，再進行訊問。孫慎言取出急救包給受傷的“掃帶眉”和黑衣人包紮時，“掃帚眉”不服氣地問：“你們是怎麽知道我們要搞你們的？”
焦允俊把繳獲的兩支手槍拿在手中把玩，臉上露出不屑一顧的神情，說就憑這麽兩支破槍你們就敢來行剌？真是吃了豹子膽了！老子如若沒有這份警醒，還敢幹這一行？你們白天跟蹤、下午入住旅館，哪樣瞞得過我的眼睛？
特案組長絕對不是在吹牛。先前對方突然停止跟蹤，焦允俊多少有些意外，尋思對方要是換個什麽法子在暗中盯著的話，那倒是有點兒麻煩。他讓孫慎言、譚弦少安毋躁，自己出去叫外賣時，路過賬房間，腦子裏忽然掠過一個念頭：對方先前巳經跟到過旅館，會不會幹脆入住，準備就在旅館對付咱們三個？
這樣想著，他就進了賬房，對賬房先生說跟另外兩人約好的，今明兩天他們會在貴號跟我會合，不知剛剛是否有新旅客入住了？賬房先生先前給他們辦理住宿登記時已經知道他們是上海公安，對此類公家人自是熱情，當下直接把登記本送到他麵前。焦允俊一看，下午來登記入住的旅客中有兩男一女，其所持出差憑證蓋著平原省濮陽道口區一家商號的店章，入住前麵樓房二樓的207客房。那是一個三人客房，雖有三張床，但沒有套間，兩男一女人住其中，就顯得有些古怪了。況且，那家商號竟然一下子出動三個人到同一個地方跑生意，其中還有一個女的，這又是一奇。
焦允俊便向賬房先生打聽那三位是怎麽個年齡模樣。當時旅館的賬房先生，其他特長可能沒有，但若論打算盤和記人麵孔體態，可與當鋪朝奉並駕齊驅。他們都是舊社會過來的，那時候開旅館的必須時不時應付以査賬査賊査戶口為名登門敲詐勒索的稅務官、警察或保安團，一個不對沒準兒就被封店抓人，破了財還不一定消得了災。因此，他們對陌生人的長相都有一種入木三分的洞察力，記性也好，幾乎是過目不忘。眼下焦允俊詢問的賬房先生就是這樣一個角色，一來二去就把那三個旅客的一應特征說得清清楚楚。
兩男一女中的妖豔女子和“掃帚眉”不就是跟蹤他們的那二位嗎？焦允俊不由竊喜，如此看來，對方是要跟偵査員拉近距離，不但跟蹤，還幹脆住到一家旅館。他們的企圖是什麽呢？往和平的方向去想，無非是明天跟蹤時方便些；往暴力方麵考慮，那就是要對偵査員下手了。焦允俊不知對方會采用哪種方式對付他們，從幹他這一行的思維來考慮，自然得往暴力方麵做準備。
焦允俊知道自己今晚肯定睡不好了。對方是三個，這邊他們也是三個，三對三，應該不成問題。但焦允俊不想把孫慎言、譚弦弄得睡不好覺，所以沒對他們露出口風，隻是讓他們安心睡覺。幹特案工作的都有一份與生俱來的高度警惕，那二位見焦允俊和衣躺下，也就跟著仿效。不過，他們倒是真的睡著了，而且還睡得很熟，特別是譚弦。直到焦允俊聽到外麵的動靜，將二人悄然喚醒。兩個刺客本來是行剌來的，卻遭遇了劇情大反轉，被偵査員生擒。
- 陰差陽錯
蘇州市公安局協辦組接到特案組偵査員打去的電話，立刻派車趕到。“掃帚眉”和黑衣小個子都受了傷，一個是下肢槍傷，另一個被焦允俊折斷了兩個手指頭，由焦允俊、譚弦和市局協辦組警員押往醫院處置；那妖豔女子則由孫慎言和協辦組警員押解市局。
對三個被捕者的訊問是待兩個受傷者從醫院回來後才開始的。焦允俊說那個女的一看就是跟班，受人指使，人家讓幹啥就幹啥，可以暫時不管她。我們先審“掃帚眉”，然後是黑衣小個子。我和小譚負責訊問，老孫你負責看守人犯。
焦允俊原以為“掃帚眉”貌似莽漢，心機不至於很重，在三人中應是老二，老大則是那個目光明沉的黑衣小個子，所以“掃帚眉”應該好對付。哪知一向心思縝密判斷精準的特案組長竟然走了眼，“掃帚眉”玩起了零口供，不管問什麽，他都像個啞巴似的不開腔，甚至連自己的姓名、年齡、籍貫都不漏一字。焦允俊不想這樣折騰下去，隻好先把他放在一邊，跟那個黑衣小個子聊聊吧。
看麵相，黑衣小個子應該是個寡言少語的角色。焦允俊走進關押他的房間前，一想到又得麵臨一場可能會持續很長時間的較量，不由得有點兒犯怵，站在門口連續打了幾個哈欠，甚至把身邊的譚弦也感染了。臨末，焦允俊擦去不由自主流出的眼淚，又伸了個懶腰，這才咬咬牙推開了門。特案組長算得上心眼絕對玲瓏剔透之輩，隻朝那黑衣小個子掃了一眼，馬上有了一種直覺——這家夥不會像“掃帚眉”那樣死頂的，至少眼下不會！
果然，一支香煙遞上去，又給對方點了火，那主兒深吸了一口，臉上顯出一種忍受力已經達到極限行將崩潰的神情，目光裏的那份陰鷙竟然蕩然無存。待到焦允俊又把一杯水遞上去，那小個子竟然主動開口了，說兄台有甚要問的，兄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黑衣小個子名叫阮大成，平原省菏澤人氏，四十七歲，是當地惡霸“照天明”阮耕雲的管家兼家丁頭目、武術教師。抗戰時當地建立中共民主政權後，阮耕雲帶著家人在阮大成的護衛下去了徐州。他在城裏開著兩家商店一家作坊，盡管老家的田地財產被民主政府沒收，但靠著城裏的資產照樣可以過一份舒適的日子。稍後，老家夥又擔任了日偽商會頭目、警察局顧問，繼續作威作福。阮大成跟著主子作惡，民憤甚大，當地民眾對“二阮”深惡痛絕，每月初一十五都在家裏燒香拜佛，祈求老天開眼，趕快把這兩個惡棍收去。
好不容易抗戰勝利了，日本鬼子投降，人們以為總算可以懲治“二阮”了，哪知，前來“劫收”的國民黨官員收受了阮耕雲的重金賄賂，蓄意包庇，不但沒追究其漢奸罪行，反倒讓其出任當地保安營長，阮大成也弄了個便衣隊長的頭銜。“二阮”繼續作惡，組織還鄉團竄回老家，大搞反攻倒算。不久，中共武裝力量展開反擊，還鄉團長阮耕雲被擊斃。阮大成在混戰中身負重傷，被衛士金上榜（即“掃帚眉”）救出，連同阮大成的相好、寡婦袁翠珍一起逃往安陽，投奔阮的武林師弟。
師弟是舊軍人出身，抗戰前就已回鄉，在當地經商，開著一家槽坊。槽坊占地較大，且釀造之地少有閑人來往，三人躲在那裏暫時太平無事。阮大成對那種廝殺逃竄的日子感到厭煩，看著經商的師弟過得安逸，便和金上榜、袁翠珍商量，幹脆留在當地，弄個合法身份，開一家店鋪過一份平安日子。那二位對他言聽計從，自無二話。阮就跟師弟商量，師弟說如此也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總比一條道走到黑要強。
於是，阮大成就從隨身攜帶的財寶中拿出十兩黃金，委托師弟辦理一應事宜。師弟在當地人脈較廣，很快就為他們三人辦妥了戶口。知道他們經不住追査，又請當地警察局偽造了戶籍檔案，阮大成與袁翠珍的關係是夫妻，金上榜與袁翠珍的關係是兄妹，成了阮大成的舅子。辦理好一應手續後不久，當地解放了。阮大成開了一家在當地被稱為“洋貨鋪”的專門出售小百貨的店鋪，做起了新政權下的合法生意人。
可是，師弟所在的安陽畢竟離阮大成的老家不到五百裏地，當初阮大成身負重傷突出重圍時，隻想就近找一處安全的落腳地，養好傷後就要離開的。那時候安陽地區是國共雙方經常拉鋸的區域，別說阮大成了，就是蔣委員長也不知道過些日子這地方究竟會屬於哪一方。阮大成原來的打算是，養好傷後如果還是國民黨的天下，那他就出頭露麵，打通關節重新當個小官，否則就遠走高飛。不料形勢變化太快，而且於國民黨方麵大大不利，他的傷勢也時好時壞，還感染了一場傷寒，結果連傷帶病休養了很久。之後作出留下的決定時，阮大成並不了解國共鬥爭的大形勢，待到生米煮成熟飯，他才發現五百裏地似乎並不像想象中那麽遙遠。經常有操著他所熟悉的鄉音的顧客前來購買商品，幸虧他不是阮耕雲，否則早就被人認出來了。但這樣下去畢竟不是長久之計，安全係數已經越來越低了。阮大成就跟師弟商量，看是否能夠找一個萬全的法子。
師弟的日子也沒有解放前好過，因為他當過舊軍官，在當地又是一個能量堪比社會活動家的角色，雖然沒犯過事兒，但曆史問題是沒法兒回避的，隔三差五就被公安局喚去談話，交代自己的問題，接受本地和外地公家人的調查。隨著對時事政策的不斷關注和了解，他發現，別說其他了，就是幫師兄偽造身份，讓他們三個隱藏下來的事兒，就夠得上包庇反革命的罪名了，一旦敗露，逮捕判刑沒商量，鬧不好腦袋都保不住。他正想把師兄三個請離本地，另覓良枝落腳，但礙於麵子又不好開口。此刻師兄主動來找他商量，自是求之不得。幾番商量下來，師兄弟終於找到了一個法子：去蘇州投奔袁翠花的舅舅裘高山，請其設法為他們辦理落戶與開店經商等一應事宜。
裘髙山是蘇州當地的開明紳士，掩護過新四軍和中共地下黨員，其宅一度還曾經是華東野戰軍的地下交通站和傷病員轉運點。解放後他雖然沒擔任新政權的任何職務，但理所當然地受到了人民政府的尊重。相信如果他出麵為自己的外甥女袁翠花及“家屬”合法遷移戶口並在當地落戶，應該是沒有問題的。隻要成功落戶，就算洗白了身份，開店鋪或者找工作也就沒有障礙了。
當然，從不留後遺症的角度考慮，合法遷移戶口也是有難度的。即便眼下這邊的派出所沒有發現阮大成三人係還鄉團逃犯，可以憑蘇州那邊開出的遷入證明為他們辦理遷移手續，但日後其老家那邊的公安機關若是追査過來，隻要一査派出所的戶口遷移檔案就可以順藤摸瓜去蘇州拿人了。因此，合法：正明是不能選擇的，隻能偽造。阮大成靈機一動，請師弟設法去外地找個刻章匠偽造一份軍隊轉業證明。之所以偽造軍方證明，是因為初解放時軍隊調動頻繁，日後即使警方想調査，隻怕也難以找到相應的單位和人員。師弟認為此法可行，就去了趟新鄉，找了個刻章匠刻了一枚“華北軍區後勤部”下轄一家子虛烏有的單位的公章。
接下來一切順利，裘高山對這個上門投奔的外甥女所說的一切信以為真，又持有軍方出具的證明，就出麵相幫辦理了落戶蘇州的一應手續。阮大成原準備自己開店鋪做生意，但在蘇州考察了一番，意識到以後可能沒有私有製了，個體做生意是搞不出什麽名堂的，弄不好最後連偽造的身份都會被戳穿，遂決定不開店鋪，還是去打工做無產階級吧。打工也有私營和國營之分，如果進公家企業，就要填寫個人簡曆存進檔案，那就不大牢靠，沒準兒公家還會來一個調査核實哩。
所以，還是去私企為好。這樣，阮大成就請他也尊稱“舅舅”的裘高山出麵，把他介紹進一家私營絲綢廠做了一名財務人員。金上榜則憑著他那身蠻力在軋米廠找了一份扛大包的活兒，袁翠珍還是做家庭主婦，待在租居的房子裏燒飯做菜料理家務。
一個月前，阮大成接到師弟的一封信，說是據公安局一名留用警察透露，阮大成老家的公安局已經接到群眾反映，稱阮大成潛逃安陽一帶，改名換姓洗白了身份。為此，平原省公安廳發出了專門針對阮大成、金上榜的通緝令，已經寄到當地公安局了，估計立刻就會予以追査。阮大成大驚之下，立刻給師弟回了一封信，未具稱謂、落款，信封上也沒有寄出地址，隻寫了“內詳”兩字。
不料，信剛剛寄出，師弟就來蘇州了。他是逃出來的。當地公安局追査逃犯堪稱神速，也就不過短短兩三天時間，就已經懷疑到師弟頭上，發出了傳喚通知。師弟去派出所接受訊問，對方稱為追緝罪大惡極的還鄉團反革命分子阮大成、金上榜而來，說話間出示了當初師弟相幫阮大成三人買通舊警察辦理落戶的一應材料，以及經辦人所寫的揭發材料。對方在師弟麵前放上紙筆和一副手銬，說給你兩個選擇，—是寫出交代材料，讓我們把逃犯抓到，你就沒事了；否則那就立刻逮捕！不過，逮捕後就沒有寬大之說了。
師弟當下驚出一身冷汗，意識到他最擔心的事兒終於發生了，稍一定神，說能不能給我幾分鍾時間考慮一下？對方說可以，給你十分鍾考慮。說著，收起手銬，在桌上放了一包香煙和火柴，讓他一個人在屋裏好好想想。十分鍾後，當追逃人員再次進屋時，卻大吃一驚：窗框上手指粗的鐵柵欄已經被拗彎，嫌疑人脫逃了！
師弟這一逃就直奔蘇州，見到阮大成後，說師兄我沒供出你，從此我隻好亡命天涯了。兩人—起在館子裏喝了一頓酒，阮大成知道師弟倉惶出逃，身邊沒錢，便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錢鈔連同手表、戒指一並相贈，師弟卻拒絕接受，說他自有辦法。阮大成知道師弟本領了得，早年係盜賊出身，後來投到師傅門下刻苦學武，成為他們這—輩中武功最好的一個。盜技加上武術，再有豐富的江湖經驗，他應該可以走得下去。
沒想到的是，次日清晨阮大成照例到附近公園晨練，聽說樹林裏吊死了一個人，便和其他人—起湊上去看熱鬧。這一看，不由得大驚失色——上吊者竟是師弟！
師弟出逃時，身上沒有任何可以證明其身份的物品，警方勘査後認定是自殺，就按無主屍體作了處理。對於阮大成來說，這條線索算是已經斷了，可他突然想起那封寄出的信，不禁一驚：雖然未曾注明抬頭落款，裏麵的話也說得含糊，可上麵的郵戡會表明是從蘇州寄出的。如果這封信落到警方手裏，保不齊就會把偵査觸角伸到蘇州。
阮大成意識到那封信闖禍了，後悔不已。但此時也無法可想，隻好設法先作防範了。跟金上榜和袁翠珍商量，那兩個哪有主意，都說聽他主張，他怎麽吩咐就怎麽辦。阮大成尋思如果老家便衣來蘇州追捕，那肯定是要跑派出所的，就決定讓袁翠珍化裝小販去派出所周圍轉悠。時間緊迫，想到就做，阮大成當即去批了些香煙火柴針線糖果小玩具之類的小商品，裝在竹籃裏讓袁翠珍天天出去叫賣。袁以前在家鄉做過這一行，倒也熟門熟路，並不覺得犯難，每天還小有賺頭。
這樣到了昨天上午，袁翠珍照例出去做小買賣，在派出所門口瞥見三個男子從裏麵出來，其中兩個（焦允俊和孫慎言）正在說話，都帶著山東口音，尤其是其中的一位（孫慎言）更是帶著特別明顯的魯西南口音。袁翠珍這一驚非同小可，阮大成事先交代過遇到緊急情況時的應急措施，當下把竹籃寄存在附近一戶她經常去歇腳討口水喝的居民家，隨即對三位偵査員進行跟蹤，焦允俊三人進鞋帽店期間，她還抽空到附近給阮大成打了個電話。阮大成立刻與金上榜聯係，命其趕緊請假，配合袁翠珍跟蹤。
袁、金兩人搞跟蹤還是第一回，況且這是逃犯跟蹤偵査員，其緊張程度可想而知。阮大成也不比他們輕鬆。像他這種角色，事先早已有了如若發生不測的應對方案。他的方案就是繼續逃跑。往哪裏逃呢？一是南邊幾個尚未解放的省份，二是往境外逃，泰國、緬甸、高棉（1953年改稱柬埔寨）、老撾或者香港、澳門。從阮大成被捕後的次日即被醫生診斷為精神病來看，他在長期逃亡期間所受的稍神壓力極大，在抵達蘇州後梢神上應該已經有問題了，而師弟的自殺對他的刺激更是強烈。精神病人都容易鑽牛角尖，反映在阮大成身上，就是要求自己製訂的計劃盡善盡美，滴水不漏，不能有一點兒瑕疵。怎麽才能不留後患？偏執的想法導致他腦子裏冒出了一個瘋狂的念頭——把追逃人員幹掉。
現在，由於袁翠珍錯認了目標，而阮大成自己又不出麵予以核實，他派出的增援力量金上榜是個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家夥，奉命出馬，隻道老大已經吃準對方是追捕者了，哪裏會有甄別之念？所以，阮大成決定一不做二不休，幹掉三個追逃人員後遠走高飛。這件事對於他和金上榜來說應該比較容易，武器是現成的，那兩支手槍是他們幹還鄉團時就已在使用的，不論逃到哪裏都帶在身邊。於是，他們就用事先準備好以備逃亡之用的假出差證明入住“怡紅樓”。事後想來，如果那天他們對付的真是老家來的追逃人員，而不是華東特案組偵査員，沒準兒還真會成為一件轟動蘇州的血案。
作了上述交代後，阮大成對焦允俊說，我已經想通了，這是因果報應，以前是我殺別人，現在是別人殺我，一報還一報。活到現在，我突然覺得自己這輩子其實沒啥意思，即便你們不槍斃我，我也不想活了。果然，次日，蘇州警方經焦允俊提議將阮大成送醫院作精神鑒定，被確認患有精神疾病。稍後報蘇南行署公安處批準，將其送滬複査。但在赴滬的火車上，戴著手銬腳鐐的阮大成竟然趁上廁所的機會跳車自殺了。
特案組偵査員對阮大成的口供除了震驚，還有一種哭笑不得的感覺。隨即又提審金上榜和袁翠珍，金上榜得知老大已經招供，也隻好供認了一應罪行，兩人的口供得到了袁翠珍一應交代內容的印證。當然，這還需要核査。但這就不是特案組偵査員的事了，他們跟該案其實毫無關係，僅僅是認錯了人而已。剩下的事，就委托蘇州警方了。
- 調查失利
焦允俊對被阮大成三個耽擱掉的一天多時間頗為心痛，說沒想到老子經過多少風風雨雨都沒吃虧，這次卻差點兒著了土鱉的道道兒，還浪費掉這麽些時間，太不劃算了。上午辦完阮大成的案子，三位偵査員顧不上休息一會兒，立刻前往山塘街吳子揚家。
吳子揚這年已經七十有三，身體尚可，之前他仍執掌古玩店鋪的經營大權，但不過是拿拿主意，具體事兒都由兩個兒子去做。兩年前，他把古玩店鋪關閉。不知是這老頭兒對局勢有先見之明呢，還是正好碰巧，過了一年，又把資產轉移到香港，讓兩個兒子舉家移民海外，繼續經營古玩。他和老伴則留在蘇州這邊的宅第裏，解放前雇傭的三輪車夫、廚師、娘姨三人都留著，給他們開一份薪水，照應二老的生活。
吳老頭兒沒有任何政曆問題，也不曾參加過什麽政治團體或幫會組織，隻是一個商人。但他祖上曾做過清廷的四品文官，對古玩非常精通，經常被皇上召進宮廷鑒別大內古玩，因此留下了一份名聲。到了吳子揚的祖父，屢次應試落第，幹脆放棄做官的念頭，改行做起了古玩生意。憑著上輩的名氣和祖傳的本領，還真是一炮打響。傳到吳子揚手裏，吳家的“真寶齋”已經是三代相傳的老字號了。
民國時江南地區的許多達官貴人、巨賈富商都願意請吳老板登門鑒定古玩，他因此結識了不少這方麵的角色，也弄得他解放後不得安寧。倒不是審査他本人的問題，而是外調人員絡繹不絕，有點兒應付不過來了。這幾天他正動著去太湖東山尋安逸的腦筋，便在大門上貼出了一紙告示，說主人身體不適，暫不見客。
三位偵査員並未理會這紙告示，焦允俊說這事沒辦法，別說在家裏休養了，就是在醫院開刀，隻要醫生說可以，咱們也得打擾他老人家。
不過，上門之前，咱先去買點兒慰問品吧。於是就去買了奶粉、水果、糕點、糖果，提著去叩門。開門的娘姨見來人提著禮品，以為是來探病的，就往裏通報，如此，偵査員得以順利見到了吳老板。
事先，焦允俊囑咐另兩位偵査員，說人生七十古來稀，吳老板已經七十開外了，活到這把年紀不容易，咱登門調査不能驚著了吳老板。這樣吧，小譚一看就是個白麵書生，舉止斯文，就由你出麵提問吧。先跟他說明白，我們的外調跟他本人沒關係，千萬別嚇著他——注意啦，哪怕吳老板一時糊塗說漏了嘴，說他自己曾經跟汪精衛也好、老蔣也好，總之隨便什麽字號的反派角色有交往，也統統裝作沒聽見。咱們的任務是尋訪北湖，其他情況一律不管！
譚弦是交大出身，素質很高，自是充分領會了組長的意思，而且執行得很到位。到位到什麽程度？吳子揚甚至說這位同誌說話比我孫子還貼心。可是一說到當年北湖去見汪精衛的事兒，老爺子就直搖頭，焦允俊開出的那個定心丸方子他根本不認，使出自己多年練就的“吳係三連”——年紀大了，身體不好，腦子不行。總之一句話：不肯配合！
孫慎言在旁邊聽得犯愁了。這咋辦？這種情況在陳璧君那裏碰到過，限於政策，咱們沒辦法，難道現在對這個古玩商也一籌莫展了嗎？想著，便朝焦允俊看了看，那意思是，是不是照昨天派出所民警所說的，由他們出麵做做動員工作？焦允俊讀懂了孫慎言的意思，微微搖頭否定。派出所出麵做動員工作？莫非戶籍警比咱水平高？那不可能，除非嚇唬人家。那就不是水平了。再者說，老頭兒這麽大年紀了，萬一嚇出個好歹怎麽辦？
可是，這樁活兒難道就這樣結束了？焦允俊還真是這樣想的，說既然吳老先生想不起來，那咱們就告辭了。一句話說得小譚目瞪口呆，孫慎言更是不解，竟然一時反應不過來，沒有跟著焦允俊一起站起來。
老爺子給了三位偵査員一個軟釘子，這還不算，接下來又給偵査員們出了個難題——讓他們把慰問品帶走，說他有個規矩，從來不收外人東西。這下，焦允俊不爽了。四樣禮品都已經買了，要退回去，人家商號不會接受，食品離櫃概不回接嘛，按規矩白送人家也不會收的。那留著自己吃？如果這樣做可以的話，焦允俊舉雙手讚同。可是，禮品是用專案組的經費買的，花的是公家的錢，專款專用，回頭還要入賬。若是自己吃了，這就相當於監守自盜，偵査員們的紀律意識是很強的，絕對不會這樣做。此外還有一個辦法，就是花自己的鈔票買下來。可是，當時還是供給製，即使是特案組成員，每月也隻發一點兒津貼供零用。多少？焦允俊是正營級，每月可領三萬元（舊版人民幣，與新版人民幣的兌換比率是10000：1，下同）。所以，這四樣禮品用他們自己的錢根本買不起。
不得已，焦允俊向老爺子言明情況，坦陳您老若是不受，我們也沒法兒處理，弄不好就犯錯誤了。哪知，轉機就在焦允俊的這番話上，當吳子揚聽說這三個公家人每月隻有兩三萬元津貼時，不禁大為吃驚，沉默片刻，讓娘姨把車夫老韓喚來。吳子揚對老韓說：“還記得那年汪精衛來蘇州時我讓你去火車站接的那位上海客人嗎？後來又讓你送到蔣公館的。這三位是上海來的公安同誌，要了解這件事兒，說了跟我無關，當然跟你這個車夫更沒有什麽關係了。那客人在我這裏住了一夜，你是清楚一應經過的，現在你把全部過程向這三位同誌如實道明，他們如果還有什麽不明白的，可以直接問我。”接著，又吩咐書房門口的娘姨，“去客廳談話吧，這是我的客人，好好款待，沏最好的碧螺春。把他們帶來的這些禮品也拿出去，請客人隨意品嚐。”說罷又扭頭向焦允俊解釋，“我已經收下禮品，三位先生但吃無妨。”
焦允俊在碰壁後，原本就把補救主意打到了車夫老韓身上。想請派出所出麵把老韓喚去接受調査，料其不會拒絕提供相應情況，隻是擔心老韓知道得有限，現在有了吳子揚的這個態度，那就足可額手稱幸了。
老韓向偵査員所作的陳述，當然要比汪精衛的侍衛官屠三眉說得詳盡了——那天他正要收工回家，吳老板忽然吩咐，讓他去火車站接一位客人，客人是搭乘滬寧快車從上海來蘇州的，不認識也不要緊，把車拉到站前廣場那幅“大東亞共榮圈”的巨幅宣傳畫下麵等著就行了，客人會自己找來的。接著給了他一張寫著電話號碼的紙條，說如果遇到偵緝隊査問，就讓他們打這個電話。吳老板還叮囑，接上客人後，就直接拉到家裏，娘姨已經把客房準備好了。
老韓順利接到了那個客人。那人四十來歲，中等身材（據老韓的描述，偵査員估計在一米七五左右），長得並不精致，但臉上五官還算勻稱，沒有疤痕，皮膚也滋潤白晳，一看便知是位從不接觸體力活兒的“先生”。使老韓感到奇怪的是，這人自始至終不曾說話，見到他後點點頭就上了車；到達吳老板宅第下車時又是點點頭，拱手示謝。另外，客人下車前掏出白色綿紙，把三輪車席蓬拉杆等凡是被他的手接觸過的位置全都擦拭了一遍。之後兩次坐他的車（一次是當晚去汪精衛下榻的蔣公館，另一次是次日上午返滬時去火車站）都是如此。尤其是次日上午去火車站時，上車前還賞了老韓兩枚銀元，給錢的方式又使老韓大開眼界——竟是事先已把銀元包在手帕裏，打開手帕讓老韓自取。當然，對於偵査員來說，老韓的種種不可思議是很容易理解的，那是人家情報專家的職業謹慎，平時的一舉一動都注意隱藏自己的身份信息。
老韓提供的這些信息對於偵査員來說遠遠不夠，那麽，吳老板是否可以給予補充呢？之前吳曾有過“還有什麽不明白的，可以直接問我”的許諾，偵査員於是再次叨擾。
吳子揚跟北湖的關係帶有些傳奇色彩——抗戰爆發前一年的正月初三，吳子揚去上海走親戚。他是江南古玩業界的大腕，上海那邊自有人事先已經跟其親戚聯係，得知吳老板前往，紛紛登門，說是拜年，其實是把珍藏的古玩拿來請他鑒定。吳子揚也樂意提供此類服務，既能結交朋友，又可以順便撿漏兒。這天就是如此，他用很低的價錢收購了幾方唐朝皇室的印章。估算下來，拿回蘇州可以以十幾倍的價格出手，就這麽轉轉手，少說有五千元的利潤。五千元在1936年時是什麽概念？這筆錢款可以在上海灘中心城區開一家中等規模的中藥店鋪。
可能是晚餐飲酒的原因，吳子揚乘坐夜班火車回蘇州的時候竟然把裝著印章的皮包忘在車上了，直到出站後坐上私家三輪行駛了一段路方才想起。立刻趕回火車站跟站方交涉，站方即和這趟客車的下一停靠站無錫站聯係，列車因而被獲準在無錫站多停靠五分鍾。可是，無錫站的工作人員上車檢査卻未有發現，如此，吳子揚不得不承認自己倒了大黴：那個皮包肯定已被哪個旅客順走了。
回到家裏，吳子揚自是情緒低落。哪知不多久就有人登門，還送來了那個皮包。這人自稱姓周，正是偵査員要找的那位北湖先生。周先生說他下車時發現鄰廂座位旁掛著一個皮包，斷定是也在蘇州站下車的哪個旅客遺忘的，就隨手取了下來，拿到站台上看看，卻無人返回尋找。這時發車鈴聲響了，火車起步駛離，他就把這個皮包打開，看裏麵是否有失主的住址信息。檢査下來，裏麵除了錢包、名片，還有一個裝著幾方古印章的鑲銀紫檀木盒，便知印章價格不菲。尋思失主肯定心急如焚，就按照皮包裏那盒名片上的地址找上門來完璧歸趙。
吳子揚當時的心情可想而知，一迭聲道謝自不待言，還馬上吩咐廚師備酒炒菜，請周先生留下吃夜宵。周先生沒有留下，甚至連茶也沒喝一口，不過倒是跟吳子揚聊了一會兒，說自己在上海灘從事藥業生意。也就坐了不過十來分鍾，周先生起身告辭。臨走時，吳子揚叮囑對方，以後如果有什麽事需要他幫忙的，盡管開口。據吳子揚說，這人說話似乎帶有浙江靠近上海那片地區或者是上海郊區的口音。
這位周先生一去之後再也沒有消息。直到1942年5月下旬那天下午，正在古玩店處理亊務的吳子揚忽然接到一個電話，對方自稱姓周。吳子揚一時沒有反應過來，他的主顧、朋友實在太多，每天接到的此類電話不計其數，正遲疑時，對方補充說我是上海的，戰前有幸與吳先生同坐一列夜班火車。吳子揚立馬想起來了，自是熱情倍加。周某說我今晚要坐夜班火車到蘇州來，想在貴府借住一宿，不知是否方便？吳子揚馬上表示，老朽一直對周先生之恩念念不忘，今日終於候到先生光臨，求之不得！兩人在電話裏說定，當晚讓老韓去接站。
電話裏，對方並沒有說他要去跟汪精衛見麵，抵達吳宅之後，才跟吳子揚說起他這次赴姑蘇的目的地是蔣公館。吳子揚大吃一驚，說那裏如今已不是蔣委員長或者其家眷居住，而是現“國府”汪代主席的行宮。對方卻說，自己此次正是應汪氏之約而來。聽到這裏，吳子揚再也不敢把話題深入下去了。試想，周某自稱一個生意人，竟然能受到汪精衛的約見，這份來頭那是不敢想象的呀！怪不得兩人相識之後一別數年沒有聯係，也沒留下名片或者口頭告知其在上海的住址，這人是幹大亊業的啊！
接下來，就是老韓所說的那番情況了。那晚周某從蔣公館返回後，吳子揚已經備好夜宵，但周某跟上次一樣，沒有吃喝，兩人聊了片刻就各自安歇了。次日清晨，周某早早起床致謝辭行，竟連早餐也不肯吃。之後，雙方再也沒有聯係，至今已經七年有餘了。
吳子揚的這番陳述，應該說是已經很配合了。可是，對於偵査員來說，收獲並不算大，這位北湖先生的真實姓名、確切職業以及地址都沒有著落，但好歹總算有了此人的相貌體態特征。至於口音，那就不能確定了。吳老爺子說是浙東地區或者上海郊區的口音，屠三眉也說過好像是浙東口音，但焦允俊知道，像北湖這樣的情報專家，肯定熟悉各種方言。就拿他老焦來說，他是山東人，平時自然是一口山東話，但以前執行秘密使命時，還不是兩河華北江蘇浙江上海話都能說，甚至連山西話也能臨時對付一下，而且還說得蠻流利，從來沒露出過破綻。
焦允俊和孫慎言、譚弦商量下來，既然吳子揚也言之鑿鑿地說北湖是從上海過來的，不如返回上海去尋找目標的線索。
- 疑似目標
—行三人於當晚返回上海，顧不上休息，先聚在一起分析案情，最後，偵査員對北湖的一應特點作出了一個大致上的框定——年齡在五十歲左右；身髙在一米七二至一米七五之間；操長三角即蘇南、浙東和上海郊區口音，其籍貫可能也是這一區域的；可能有過去國外留學或者較長時間逗留的經曆，學習過收集情報的工作，具有研判情報的天賦；有學醫（中西醫不確定）經曆；應出身於一個比較富裕的家庭，或有家境優裕的親友長期給予經濟資助；處世經驗豐富，性格謹慎，待人接物低調，在外人眼裏可能顯得有些孤僻。
臨末，焦允俊看看手表：“哦，已經十一點了，就這樣吧，明天去藥業公會了解一下他們排査的情況，隻要有對象，按照這幾點去套，凡是套得上的大致就八九不離十了，看運氣吧。”
次日，11月24日上午，焦允俊、孫慎言、譚弦三人前往上海市藥業公會。這是偵査員第二次去藥業公會，之前孫慎言、譚弦曾奉特案組長之命去過一趟，向公會査詢符合北湖情況的那樣一個對象。解放初期的藥業公會把中西藥業合並了，稍後發現欠妥，就又分開了，接待他們的公會副理事長老王問偵査員要找的那位從事的是西藥還是中藥行業。偵査員說這個我們不清楚，麻煩你兩個行業都了解到就是了。當時他們使用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介紹信，對於對方來說就算頗為重視了。這次三人一起登門，上次接待的那個老王同誌正在接聽電話，瞥見偵査員出現在門口，趕緊結束通話，站起來接待。
老王是上海本地人，三十八九歲，中藥店學徒出身，滿師後當了一名櫃員。據說他對鑒別中藥材非常精通，在上海灘中藥行業中頗有名氣。這份名氣掩蓋了他的地下黨身份，使他成功地為中共地下黨默默效力八個年頭。解放後，他被安排到市工商局當了一名幹部，由於精通業務，又被指派到藥業公會擔任副理事長兼支書，是實際上的一把手。當下，老王向偵査員介紹了公會在尋訪北湖線索方麵所做的工作——
民國時期上海灘的中西藥行業在全國最為發達，藥店林立，掮客經紀人更是不計其數，還包括不少外國掮客。自1927年北伐軍攻占上海，曆經一二八事變、八一三中日淞滬戰役和最近的解放上海戰役，由於戰亂原因，藥業變化很大，掮客隊伍更是今非昔比，其從業人員的變更至少達百分之五十。因此，要在二十年代後期到四十年代後期整整二十年的時間段裏尋找一個不知姓名、年齡和籍貫的神秘人物，其難度可想而知。好在，老王具有多年隱蔽工作的經驗，打暗主意的本領還是有一套的。分析情況後，他從藥業公會以及下屬的會員店家中抽調六名政治可靠精力充沛的積極分子，由藥業公會指派的一名黨員領導，組成了一個專門的訪査小組。
到昨晚為止，這個小組物色到五名疑似北湖的對象。由於他們有藥業公會提供的蓋著上海市工商局公章的介紹信，調査工作得以做得比較細致，甚至得到了疑似對象所在單位或者管段派出所、分局的支持，允許他們査閱資料，安排知情人接受走訪，以便他們充分了解情況。現在，這五個疑似對象的材料遞交到特案組偵査員手裏，他們當場分析，根據昨晚總結的北湖的諸般特征，認定其中一人與北湖高度相似。
這個對象名叫施政，今年五十掛零，男性，浙江慈溪人氏，身高一米七三，體重七十公斤，膚白少須，濃眉大眼。1900年，施政出生於慈溪一個資本家家庭，三歲被送給堂伯父做兒子。義父施王道係寧波大戶，擁有田地廠店，用初解放時的成分評定標準，應該算是工商地主。八歲那年，施政隨義父前往上海英租界生活，進教會小學上學。少年施政天資聰慧，讀書很好，隻用四年時間就完成了六年的學業，十二歲升入教會中學。兩年後，與其義父交好的英國傳教士卜羅遜見他聰明伶俐，征得施王道的同意，攜其到英國深造。
施政在倫敦一待八年，包括其義父施王道在內的一應親朋好友，沒有一個知道他在英國學了些什麽，前五年他甚至沒有回國探親，直到他十七歲時，才在義父及生父的強烈要求下利用暑假時間回了趟上海。這時出現在一應親友麵前的施政，言談舉止竟是一副英國紳士模樣。使親友們感到意外的是，施政除了操一口流利的英語，竟然還能說法語、日語，而且說得很流利，在馬路上可以跟法國人、日本人直接對話，聽說都無任何障礙。之後，施政毎年夏天回國一趟，住上半月至一月，其間，每天去外灘外白渡橋畔英國人開的禮査飯店（今浦江飯店）裏的拳擊俱樂部練習拳擊，或者下黃浦江遊泳。
二十歲那年，施政從英國回滬，說這回不走了，要在上海找一份工作。其義父其時身體不佳，生意卻做得風生水起，想把產業傳給施政。跟施政一說，後者卻拒絕了，說自己對於經商沒有興趣。那麽他想幹什麽呢？他要做一名偵探。以其八年留學英國的資曆，不管在英國學的是什麽專業，僅憑其對英人的了解以及那口倫敦腔，公共租界巡捕房都是隨時歡迎其加盟的。憑著當初帶他去英國深造的傳教士卜羅遜先生從倫敦發給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董先生的一份電報，他輕而易舉地成為了巡捕房的一名偵探。三年之後，又跳槽去法捕房供職。
在法捕房幹了兩年，其時其義父、生父均已病逝，他繼承的遺產據說可以排進上海灘富豪的行列。但施政卻做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舉動——把大部分遺產捐給了英國教會，然後從法租界巡捕房辭職去了日本。和上次去英國一樣，據說也是留學，親友中依然沒人知道他學的究竟是什麽，隻知道在東京。這回，他連暑假也不回上海了。二十八歲那年，在沒跟親朋好友打招呼的情況下，施政突然回國，還帶著一個日本美女，隨即舉行婚禮。
英捕房、法捕房聽說施政返滬，都向他發出回歸的邀請。但施政都婉拒了，選擇了做西藥經紀人這份職業。這似乎也可以理解，他多年在海外生活，即使在上海當偵探期間，也是跟外僑打交道比與華人打交道的時間多，肯定結交了眾多外籍朋友，做西藥生意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兒。可是，一年之後他卻又做起了中藥材掮客。須知當時的中藥雖然在國內覆蓋了整個兒平民醫藥市場，但外國人是不認的，所以沒有出口之說。這跟施政“與洋人熟”的狀況應該沒有關係，可是，他照樣做得不錯。
又過了幾年，大約在三十年代中期，施政突然壓縮了他原本做得不錯的中西藥經紀人生意，騰出一部分時間做起了西醫，在公共租界、法租界各開了一家診所。這在尋常人眼裏似乎算不上一回事，但在同行心目中，那可是一樁了不得的大事。不管是公共租界還是法租界，向工部局或公董局申請西醫開業執照的門檻甚高，衛生主管部門審査極其嚴格，即使是原先在本國就以行醫為業的外國人也不一定能一次通過，可施政卻同時向兩個租界當局提出申請，竟然同時獲得通過，順利開業。開業時也沒聽說他跟幫會大亨打過招呼，人家也沒有送花籃表示祝賀，但之後也沒有像尋常新開張的診所那樣進到地痞流氓小癟三的敲詐騷擾，一切正常。
不久，抗戰爆發，上海華界淪陷，診所紛紛搬遷進租界以保太平。施政忽然又出驚人之招，將兩家診所合而為一，從租界搬往華界區域的法華區（今屬長寧區）。親朋好友都為他捏一把汗，當時的滬西地區日偽勢力猖獗，輿論將該區域稱為“歹土”，擔心施政在那裏開診聽弄不好會人財兩空。可是，接著眾人就大跌眼鏡了：日軍憲兵隊特高課頭目竟然驅車前往求醫；日本上海派遣軍小林司令官身體很好，長期無恙，卻也去診所轉過一圈。人們猛然想起施政曾留學東洋，於是恍然大悟，都說原來是老關係，坊間甚至傳說施政與小林司令官是校友。
抗戰勝利後，施政關閉診所在家賦閑。1947年，不知怎麽又做起了執業律師，更不知他的執業資格是怎麽獲得的。他專為一些中小漢奸提供服務，法庭上跟公訴人唇槍舌劍交鋒竟然也像模像樣。轉眼到了1949年初，施政關閉了律師事務聽，再次陚閑。上海解放後，他安分守己，幾乎閉門不出。據其所在地的派出所民警說，解放伊始，市軍管會張貼布告，勒令反動黨政軍瞥憲特分子和會道門徒眾前往登記，施政曾去分局交代自己當過租界巡捕房偵探的情況，白紙黑字書麵保證“未曾幹過針對中共及民主進步人士之壞事”。對此，警方還沒調査過，不過至今為止所掌握的材料中確實沒有發現施政牽涉到當時的哪個案子。
根據施政的上述情琬，焦允俊、孫慎言、譚弦認為此人諸多特征都與北湖相似，決定去會會他。可偵査員萬萬沒想到，有人已經捷足先登，走在了他們前頭……
- 遭遇車禍
施政的日常生活過得靜逸舒適，他二十八歲時娶的日本妻子鈴子在抗戰勝利前一年因患肺結核而歿。鈴子不曾生育，兩人在1932年收養了一個四歲女孩兒，取名施鈴子。二十一歲的施鈴子前年考入大夏大學，現在是大三學生，寄宿住校，每兩周回家一次。施政原先雇傭了一個娘姨料理一應家務，解放後辭退了。他是一個可以做好各種事情的人，在女兒看來，他做的飯菜、收拾的家務要比娘姨高出兩個檔次，而且看上去並不需花費多少時伺。
通常，施政的一天是這樣度過的：早晨起來漱洗後，先在自家的天井裏打太極拳，然後去附近的法華鎮溜達，在鎮上幾家夠檔次的麵館點心店輪流用餐，茶館卻是從未進去過。早餐後，輪流去鎮上東南西北四個名園散步。回家後沏上一壺香茗，閱讀當天的報紙。午餐後小憩片刻，閱讀古籍或者外文書，然後出門溜達，買回當天的英文版《字林西報》、《密勒氏評論報》（這兩份由英美外商辦的報紙分別於1956年3月31日、1953年6月30日停刊）供晚上閱讀。
特案組偵査員去走訪施政時未曾驚動派出所。那是24日下午四點，焦允俊三人按照藥業公會提供的地址，直接前往法華鎮楊宅路施政住所。但施政不在家，鄰居聽見敲門聲出來査看，告知說施先生出門溜達去了，要過一會兒才回來。偵査員隻好在附近等候，當時，三人誰也沒想到會出事。
轉眼一個小時過去，施政還沒有返回，焦允俊就讓譚弦去向鄰居打聽施先生平時出門的習慣，都做些什麽。鄰居說做些什麽我們沒有交流過，不過這個時間段，有時正好在外麵遇到施先生，看到他在報攤上買報紙，每天他回家時手裏都是拿著兩份外文報紙的；有時報紙來得晚，他就在報攤前等候。焦允俊說看來今天的報紙也來得晚了，咱們幹脆去報攤看看。
可是，報攤上卻沒見施政。問了攤主，說今天的外文報紙四點出頭就到了，施先生已經來買過了。那麽，施政買了報紙去哪裏了呢？偵査員猜測他可能臨時要買什麽東西，去法華鎮上轉悠了，如果是這樣，那此刻他應該已經回家了。偵査員回到楊宅路，施宅依舊大門緊閉。鄰居聽見偵査員敲門，出來說同誌你們還不知道啊，施先生出事啦！
剛剛偵査員離開才幾分鍾，楊宅路上有從法華鎮回來的居民就在傳播一條新聞，說施先生在路上好好走著，忽然從後麵開來一輛摩托車，“嘭”的一下把他撞飛到人行道上了，緊接著那輛摩托車就逃走了。
焦允俊驚呼一聲“不對”，拔腿就往法華鎮方向去，孫慎言、譚弦兩個緊緊尾隨。路上，譚弦輕聲問孫慎言：“難道是謀害？”孫俱言一向寡言，這當兒還不清楚情況，不好發表意見，但他的表情是認同譚弦的猜測的。
應該說，特案組最年輕的偵査員譚弦的這個猜測是準確的，施政遭遇的車禍確實是有人蓄意製造的
黃浦區北京東路上有一家毫不起眼的電器修理小鋪，打出的招牌是“開福電器修理店”，專門修理和出售電話機。店主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名叫葉萬成，浙江吳興人氏。葉萬成自幼頭腦靈活，眼珠子一轉就是一個主意，十五歲那年上初中二年級時暑假到上海走親戚，獨自到外灘遊玩，競敢用有限的英語跟洋人搭汕。巧的是，那洋人是公共租界電話局的工程師，不知怎麽覺得這少年不錯，就問葉是否有興趣到電話局做學徒學技術。葉萬成立馬答應，當場跪下給人家磕頭，口稱“恩公”。十八歲滿師後，他成為電話局最年輕的一名可以獨立操作的技工。
不久，葉萬成結識了同鄉徐恩曾。徐恩曾當時是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科長兼調査科科長，這個調査科就是後來的“中統”。徐恩曾經常在滬策劃指揮一應特務活動，需要在電話局發展關係，就有人向他推薦了葉萬成。徐恩曾得知葉是冋鄉，而且他是認識葉萬成之父、開油醬店的葉千蓮的，就將葉發展為關係。從那時起，葉萬成就開始客串“中統”特工。如果他當時多生一個心眼，向徐恩曾提出要求正式加入“中統”的話，到解放前夕，他肯定就是“中統”的老資格特工了，再不濟也該是上校軍銜。可是，當時“中統”特務的待遇不及電話局技工，況且他客串的話可以多拿一份收入（“關係”津貼），所以放棄了這個機會。
就這樣，葉萬成給“中統”一幹就是數年，拿兩份收入，日子過得不是一般的滋潤。到抗戰爆發，他卻走了麥城。上海淪陷後，“中統”、“軍統”都有大批潛伏人員跟日寇和汪偽打特工戰。這種秘密工作更需要像葉萬成這樣身處要害崗位的關係，葉萬成除了繼續為“中統”效力，還被“軍統”拉攏，甚至被汪偽“七十六號”特工總部發展為關係。後來他因貪錢竟然把“中統”的情報出賣給汪偽，於是，其三麵間諜的身份暴露，徐恩曾大怒之下，下達了密裁令。幸虧葉萬成消息靈通，立奔“七十六號”投效，成了一名專業漢奸。
抗戰勝利後，葉萬成被捕。原本據說是要判死刑的，因其年邁老父向徐恩曾求情——徐當時雖已被蔣介石解除“中統”局長之職，但話還是說得上的，由此葉萬成總算免得一死。不過，死罪可免，活罪難逃，法院於1946年6月判處葉萬成十七年徒刑。十七年是重刑，而且這種漢奸犯在解放後通常都是按照國民黨法院的判決繼續服刑，有的甚至還會被加刑。葉萬成如果在提籃橋監獄服完刑期的話，恐怕“文革”都已經開始了。
葉萬成一進監獄就開始給徐恩曾寫信，希望法外開恩，讓他提前出獄。沒有回音，他就不停地寫，最多時一個星期寄出十封信。不知是這些信起了作用呢，還是其他原因（主要應該是與形勢有關），反正過了兩年不到，1948年5月，葉萬成竟然出獄了。他的出獄並無任何手續，那天突然來了兩個人，出示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員通訊社”（“中統”在1947年4月至1949年初使用的名稱）的證件和公文，就把葉萬成給帶走了。
不久後，上海北京路上就出現了一家專門修理電話機以及附屬設備、器件的“開福電器修理店”，店主就是葉萬成。
這個變故，隻有葉萬成自己說得清楚。被捕後他交代說，“中統”（1947年後稱“黨員通訊社”，1949年2月改名為“內政部調査局”，但一般仍習慣稱為“中統”。本文沿襲此稱謂）派人來將其接出監獄是有條件的，讓他在北京路開電器修理店長期潛伏，不管今後局勢如何，都不露聲色地待著，具體幹什麽活動，需要時有人會向他下達指令。這是“中統”給葉萬成的一個“將功折罪”的機會，他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否則，他淸楚接下來隻有“暴病而歿”一條路，監獄通知家屬去領回屍體就是。
據有關檔案資料顯示，上海解放前一年內，“中統”、“軍統”（當時已改稱“國防部保密局”）用在社會上搜羅曾與這兩大特務機構建立過關係的人員的形式，在上海、南京、杭州、蘇州、鎮江發展潛伏特務一千三百餘名，葉萬成不過是其中的一個。這種對象，由於具有嚴重的不可靠性，大多數並非特務組織的正式成員，隻是讓其以合法職業為掩護，按時發給津貼，如執行使命，則另發活動經費以及相應器材。這種“臨時工”並不知道自己屬於哪個特務機構，也不知道誰是自己的上司，隻要對上暗號，那對方所說的內容就是命令。在長三角地區，這種特務分子被稱為“獨腳蟹”。葉萬成就是這樣一隻“獨腳蟹”。
由此看來，那個北湖先生確實不是凡品，不但中共方麵對他大感興趣，已經敗逃台灣的國民黨對他也頗為關注，其目光投向此公的時間甚至比中共方麵還早兩個月。1949年9月下旬一個陰雨綿綿的傍晚，忙完一天正準備下班的葉萬成突然接到電話，一個操淮北口音的低沉男聲向他下達了自出獄開店以來的第一個指令：注意尋訪如此這般一個人，此人曾係汪逆（國民黨對漢奸汪精衛的稱謂）的私人顧問，一旦訪得信息，應即往外灘公園（今黃浦公園）那株最粗的大樹上留下一菱形記號。
這樁活兒不但沒有活動經費，而且操作難度頗大，因為有關這個目標的情況少而又少，不過，對於北湖的籍貫倒是有說法的，說是祖籍嘉興，出身也有說法——“係殷實富戶”。葉萬成雖說是搞情報的資深特工，但如果將其從事這一行的真實情況亮明，真正的情報特工聽著沒準兒就會笑歪嘴，傳到情報專家北湖先生耳朵裏，被氣死也有可能。因為葉萬成從來沒有接受過一天情報特務的技能培訓，所謂收集情報無非就是靠工作和技術之便偷聽電話，記下內容。後來被“七十六號”招收進去，也是幹老本行，不過換了種方式——在行動特工的保護下，爬電線杆竊聽指定對象的通話，或者花錢收買原電話局的老同事，讓他們相幫竊聽。他還曾根據特高課的指令，偷偷從目標家的電話線上連接出隱蔽的支線，通到路旁租居的民房中供“七十六號”特務日夜輪班竊聽。由此可見，此刻上司讓葉萬成尋找北湖的下落，顯然是勉為其難之舉。
據我方推測，台灣特務機構此舉的目的是為了控製北湖，從他那裏獲取曆史情報，分析情報中牽涉的我方人員以及曾經為我方做過工作的非中共人士，製造貌似真實的“曆史問題”，以破壞解放後中共必定會進行的審幹運動，或離間，或策反，或轉移我方視線。據估計，敵特方麵己經察知或者預判我方肯定會尋訪北湖，所以，把北湖控製在他們手裏，也是對我方這一意圖的牽製，以達到破壞審幹、保護潛伏特務的目的（北湖如向我方提供曆史情報，必將會使一些潛伏特務暴露。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
敵特方麵訪査北湖的下落，不僅僅指派了葉萬成一個，他不過是若幹進行此項刺探活動的人員之一。果然，葉萬成在東奔西竄日夜忙碌了將近兩個月之後，再次接到那個淮北口音上司的電話，告訴他目標可能在上海灘做過醫藥行業的掮客，要求他進行針對這方麵的剌探——這顯然是上司從其他特務那裏獲得的信息。之所以指定葉萬成刺探此事，乃是因為他以前在電話局當修理技工時跟證券交易所非常熟悉，證券交易所的業務離不開電話，而當時的通信技術落後，電話機故障頻發，交易時間一旦發生故障，那就必須爭分奪秒處理。所以，交易所必須跟電話局方麵搞好關係，其中包括上門修理的技工。葉萬成經常往交易聽跑，結識了一些交易所的經紀人，還通過他們認識了不少各行各業有實力的老板，其中包括醫藥行業。現在，上司就要求他利用這個優勢進行刺探。
葉萬成沒有其他選擇，隻有遵命照辦。也是巧，11月23日下午，他去廣慈醫院看望結拜弟兄江恒心的老父江鈞健。江鈞健從事醫藥掮客多年，葉萬成此舉也是為順帶了解一下，看江老先生是否有那位北湖的線索。那天他去得早了一些，尚未到醫院規定的探望時間，就在醫院對麵的咖啡館等候。葉萬成中午應酬一個生意上的朋友，多喝了點兒酒，此刻在暖洋洋的咖啡館中坐著，耳畔是輕柔的音樂，不覺就打起了瞌睡。蒙曨中，聽見另一側廂座裏有人說話，初時沒有注意，忽然幾個字眼鑽進耳朵，立馬一個激靈驚醒過來！
說話的兩位就是市藥業公會那個專為尋訪北湖而組建的工作小組的成員，是特地來廣慈醫院向住院的江鈞健老先生了解情況的。他們有介紹信，不受醫院探視時間的限製。江鈞健聽明來意後，稍一沉思，提供了一個疑似對象——住在法華區楊宅路的施政。那二位是從藥業公會下麵的基層會員店臨時抽調的店員，熱情有加，經驗卻不足。初次出馬就査訪到了線索，興奮之下，離開醫院後沒立刻返回公會交差，而是進咖啡館喝咖啡，一邊喝一邊就說起了剛才的收獲。哪知隔牆有耳，恰恰被鄰座的葉萬成聽見了。
可以想象葉萬成當時的那股高興勁兒，當下也不去看江鈞健了，立刻返回北京路自己的店鋪，用密寫藥水寫了一封信，投進附近馬路上的郵筒。當時的平信處理速度要比如今快（史料記載，民國前期上海中心城區的郵局一天最多要投遞十次信件，初解放時郵局沿襲此風，但因人手不足，後改為三次），所以這封密信當晚就寄到了上峰指定的本市聯絡點。次日上午九點多，葉萬成接到淮北口音上峰的電話，說經査楊宅路確有施政其人，符合尋訪目標的特征，施氏有早晚外出溜達的習慣，指令葉萬成在今明兩天內設法對其實施襲擊，但隻能造成點兒傷害，不能要了對方的命。
葉萬成原以為打聽到目標的下落就算是完成使命了，哪知還有往下的活兒。他想說這不是情報特工應該幹的，該指派行動特工去，但不敢冒犯上司——像他這樣的“獨腳蟹”，如果上司對他失去了興趣，隻要向公安局寄一封匿名信就能毀了他。於是，他隻好忍氣吞聲答應下來。但他並不認識目標，要求寬限時間。上峰說不認識沒關係，已經把他的照片寄往你店裏了，中午前肯定可以收到。
中午的時候，郵差果然送來了一封平信，裏麵有一張施政的照片。葉萬成尋思這樁活兒是逃不掉了，那怎樣去實施呢？想來想去，他決定利用自己擅長駕駛摩托車（以前在電話局做修理技工時，基本都是以摩托車作為交通工具）的優勢，把施政撞傷就是了。
這就是施政進遇車禍的原因。當時，特案組偵査員對此產生了懷疑，決定以車禍為切人點進行調査……
（未完待續）
【附錄】
四、深夜遇襲
……
那個年代安裝窗戶玻璃，都是在窗框內側釘釘子，然後以油灰（即桐油和石灰的混合物）密封，隻要把油灰刮掉，拔去鐵釘，就能輕易卸下玻璃。看來黑衣小個子精諳此道，他把小瓶裏的油塗在窗玻璃四周，使業已幹硬的油灰變軟，然後用剛才解決土狗的那把尖刀撬下油灰，卸下玻璃。
……
此處小編外行了。過去的窗玻璃都是從窗外側安裝的，從未有在窗框內測的。早期木質窗框時，玻璃從窗框外側嵌入後，四邊各用兩枚一公分多長的釘子固定，然後抹上桐油和石灰調製的玻璃油膩子封固。是抹在窗子玻璃框的外側，不是內側。油膩子幹硬後，隻能用工具戧除，即使有特殊的油能軟化，也須較長的時間。
— 二六式9毫米轉輪手槍 —
二六式（又稱二六型、26年式手槍）“無槌式”轉輪手槍（二十六年式拳銃，にじゅうろくねんしきけんじゅう）是日本帝國陸軍采用的第一支現代化手槍。該槍是由東京炮兵工廠設計開發，並以日本紀年命名（明治26年，公元1893年）。此槍在諸如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霧社事件，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等衝突中均有使用。
二六式原本設計上是做為騎兵的製式手槍，因此常在槍托處有可綁上係繩的環。由於供給缺乏，此槍往往被用做備用武器並服役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止。
二六式屬於以當代的史密夫韋森3號轉輪手槍和納甘M1878轉輪手槍結構為基礎的中折式轉輪手槍。由於設計上為隻有雙動式，它沒有擊槌按把，也無法扳起扳機。而且，由於扣動扳機所需的力量相當大，其發射速率相當低
二六式手槍是日本采購的第一支現代化手槍，由東京炮兵工廠開發設計，並以日本紀年明治26年（公元1893年）命名。二戰中由於日本國內資源匱乏，該槍被用作備用武器服役到二戰結束。
— 南部九四年式8毫米手槍 —
日語名稱為：九四式拳銃，是一種由日本帝國在二戰戰前及戰時期間大量生產的小型輕量半自動手槍。
該槍由南部麒次郎設計，並在1934年於南部銃製造所開始生產。
九四年式手槍原本是鎖定民間市場，但亦有一些說法稱該槍原本是開發給空軍航空、飛行人員，與坦克部隊使用的袖珍型手槍，因為當時認為標準的十四式8公厘南部手槍，即中國人俗稱的王八盒子，太大了。事實上，十四式的確比Colt 1911 .45 ACP手槍還長了14毫米。
為了降低量產的成本，九四年式手槍采用塑膠材質的握把，而非十四式採用的角製或木製握把。但是，後來的改造增加了它的成本。
九四式手槍為戰車乘員，汽車兵，飛行員等非直接戰鬥人員配備的自衛手槍，這種手槍精準度高，而且重量比大正14年式戰鬥手槍（王八盒子）輕，並且也不需要經常保養擦拭。由於同樣使用8公厘南部子彈，該槍殺傷力與大正14年式一樣也是差強人意。此槍的絕對射擊精度不如大正14年式與南部戰鬥手槍，但指向射擊更準，特別適合沒有時間苦練槍法或射擊技術生疏的技術兵員。
九四式與十四式同樣採用8x22mm(.315吋)彈藥，並因有著較堅固、能減少意外走火的發射機件，而較容易裝填。此槍因一個設計瑕疵而惡名昭彰：若壓下槍身左側一個露出的擊槌固定器，上膛的子彈就會被擊發。不過事實上，此槍的保險關閉時(應該一直如此，除非正準備要射擊)，也能夠安全的擋住擊槌固定桿，因而有效防止任何意外走火；其次，日軍嚴格規定在非使用狀態時手槍不能裝彈、上膛，故並沒有意外走火的案例被記錄下來。 因此既使這個設計具有缺陷，但曾在使用時意外走火的真實性令人存疑；雖然有些軍官據傳曾描述有人在踩到泥巴滑倒後，因不經意的觸發手槍而射傷自己，這似乎比較像是一個廣為流傳在槍械作家之間的流言。不過這支槍在商業上是個失敗品。事實上，此手槍常常被認定是有史以來最糟糕的軍用手槍。
有大量的九四式為了軍事用途被生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此槍的製造紀錄失散了，不過一般是認為總共生產了超過72,000支九四式。與軸心國製造的大多武器相同的是，到了戰爭後期九四式的生產品質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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