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被隔離審查的日子
·紅 雨·
１９６６年，在一係列緊鑼密鼓的輿論準備之後，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六月間，全國掀起了一場“破四舊”（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狂飆。以學生為先鋒的運動積極分子可以隨心所欲地闖進人們家中“抄家”，破壞或拿走一切他們認為是“四舊”的東西。為了應對可能突如其來的抄家，爸爸媽媽自己先行清理了家中一些可能被認為“四舊”的東西。有文字的東西都銷毀了，爸爸的西裝和媽媽的旗袍等都上繳了。爸爸的領帶上繳了人家不收，隻能拿來紮拖把，讓我們用了很長一段時間的領帶拖把。我記得有兩件東西讓爸爸媽媽頗費躊躇。一是豐之愷先生送給爸爸的一幅畫，畫著一棵鬆樹，樹下坐著一位老人。線條簡單，如素描一般。畫麵上題了一行“幸有我來鬆不孤”。爸爸可能覺得這幅畫沒有什麽傾向，說不定可以不算“四舊”。另一件是那位袁仲謙“袁大胡子”（作者外婆的姐夫，曾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教過毛澤東古文——編注）寫的兩幅中堂，一幅是“成事不居功”，另一幅是“守禮乃無過”。我雖然不懂書法，也看得出袁老先生的字遒勁有力，舒展大方，確是書法精品。紅衛兵會不會因為是毛主席老師寫的而網開一麵呢？再一想，萬一被紅衛兵們認為是隱射的話，那留著它真是尋死的節奏了。於是統統撕碎了，衝進馬桶裏。後來的事態證明，爸爸媽媽對“四舊”的認定標準太過“溫良恭儉讓”。不幾天，與我們同住的姑媽所任教的中學學生來抄家，把媽媽上課要用的英文原版書和哥哥在上海音樂學院附中學琴要用的琴譜全都抄走了。
爸爸因為解放前在國民黨治下的國家銀行裏任職，被認為是“四大家族的忠實走狗”，在運動一開始就被當作“牛鬼蛇神”揪出來批鬥了。那是１９６６年夏天，一天爸爸從生物所（上海生物製品研究所，作者父親的工作單位——編注）回來，疲憊不堪。他坐在沙發上告訴我說，那天他和好多同事被上海生物所技校的學生揪出來批鬥了。爸爸故作輕鬆地說，“還算好。他們從一開始就把一個籮筐罩在我頭上，沒有挨打。一直到批鬥會快結束了，才有一個女學生掀起籮筐，看了一眼說，‘原來是你啊！’”爸爸還想擠出一絲微笑，兩行眼淚卻順著他清臒的麵頰流了下來。不久，爸爸就被關進“牛棚”（關押“牛鬼蛇神”的地方），白天被發配去打掃廁所或到生物所的動物實驗室（生物所為生產血清疫苗養了不少動物）為動物準備飼料，晚上不讓回家被隔離審查了。
媽媽雖然一時還算平安，但在人人自危的形勢下，誰也不能保證下一個會不會輪到自己。革命不是一部永動機，“不斷革命”必須有不斷的革命對象作燃料，才能維持革命群眾的狂熱。在文革那些年中，批鬥的對象常被稱為“死老虎”，即對他們的批鬥已經沒有新鮮感，不再能激發“革命激情”，因此需要不斷地“清理階級隊伍，深挖階級敵人”，把本來還留在“人民內部”的人“清理”到敵對的陣營中去。而且每挖出一個“階級敵人”，都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所以革命群眾樂此不疲。現在想來，我們當初所謂“舒心”的日子，其實隻是可以免於恐懼的日子，是可以早晨去上班，不用擔心晚上能不能回家的日子。但即使是這樣的日子，在那時也是一種奢侈。
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１９６８年１月５日，一個我終身不會忘記的日子。媽媽早晨像往常一樣去學校上班，中午時分有師院（上海師範學院，作者母親的工作單位——編注）分屬兩派的紅衛兵分兩次來抄家，那天晚上媽媽沒有回來。膽戰心驚地熬過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們趕去了學校。正不知道該從哪兒打探消息，就看見了大字報棚上張貼了一張白紙紅字的“紅專會通令”，碗口大的字寫著，“查外語係教師楊瑞如，係國民黨派遣潛伏特務。從即日起留校隔離審查。”這“紅專會”是“紅衛兵專政委員會”的簡稱，是當時令人聞之色變的用酷刑拷打被審查對象的場所。落到他們手裏，媽媽不知道要受怎樣的折磨。
那時上海師院紅衛兵有一位李姓女性頭目，自比“女拿破侖”。她曾組織並領導了１９６７年上海紅衛兵“炮打張春橋”事件，被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追捕，逃到武漢。我大哥在武漢的女友（後來的大嫂）曾經救助過她。想著這一層關係，大嫂找到她，求她幫忙。這個李姓紅衛兵頭目把大嫂帶到一棟教學樓裏，一間間教室看過後說，“你看，你的親戚不在這裏。”後來我們知道，媽媽被關在另一棟樓了，她擺了一道空城計。
那時爸爸已經被關在單位裏隔離審查了，家裏就是我們兄弟姐妹和寡居的姑媽。我們雖然心焦如焚，卻是無計可施。提心吊膽地過了兩天，１月８日上午突然收到一位在上海第八人民醫院工作的親戚打來的電話。（第八醫院在漕河涇，離上海師院很近。）她說，“你們快來。你媽媽跳樓了，剛被紅衛兵送來這裏的急症室。”兩位哥哥急忙起身趕去。他們趕到第八醫院，媽媽剛被紅衛兵轉移去第六人民醫院。他們趕到六院時，媽媽已經被帶回師院了。聽醫生說，非常神奇地，媽媽從三層樓跳下來，除了骨盆有裂紋，沒有其他嚴重傷害，所以紅衛兵又把她帶回學校繼續隔離審查。
事後我們知道，１月５日師院紅專會將媽媽隔離審查後，關在學校一棟宿舍樓的三樓，當夜就開始了酷刑拷打。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他們懷疑媽媽是潛伏特務的依據是媽媽畢業於教會大學，學的是英語專業，又沒有跟著老蔣跑到台灣去。其實他們未嚐不知道他們的依據是何等荒唐無稽，可是揪出一個隱藏的階級敵人而且還是潛伏特務的“戰果”對他們來說太過誘人，所以他們無論用什麽手段都要逼媽媽承認是特務，並交代出特務組織的其他成員。媽媽自然是抵死不從，於是刑訊逼供的手法不斷升級。後來媽媽聽見一個打手問紅專會的頭目，“已經是六級了，還要升級嗎？”原來紅專會將他們的酷刑分為八級，級數愈高，手段愈殘酷。
當晚的拷打沒有能讓媽媽“招供”任何他們想要的信息，紅專會的打手們想出了另一個狠毒的手法：他們趕去爸爸的單位拷問爸爸。他們謊稱媽媽已經交代了特務組織，要爸爸坦白從寬。天寒地凍，他們把爸爸的棉衣棉褲全脫下，讓他隻穿著棉毛衫褲被拷打。爸爸平時身體就弱，患支氣管炎，冬天一受寒就會咳血，怎麽經得起這樣的折磨？爸爸被打得猛咳並吐血，他聽見一個打手對師院帶隊來的謝姓紅衛兵頭目說，“外單位的人，打出事情來不好交代。”沒有得到他們想要的結果，紅專會把爸爸帶回師院，關在同一樓層裏。媽媽聽到了爸爸的咳嗽聲，她怕爸爸被打死，就下了決心要逃出去。
第二天媽媽借著上廁所的機會，試圖從窗戶跳下，可是窗戶都被釘死了。媽媽剛烈，她爬上了窗戶上方的天窗，縱身躍下。媽媽是作了最壞打算的，但她身上帶著的毛主席語錄中夾著一張紙，上麵寫著“我不是自殺。我去找軍宣隊來救這裏的人。”有人看見了大叫“有人跳樓了！有人跳樓了！”爸爸關在樓裏也聽見了，卻不知道跳樓的是媽媽。紅衛兵聞訊趕來，把媽媽送去了醫院。
文革後大學恢複招生，我正好考進了上海師院。到學校的第一天，我又到了那棟宿舍樓下。媽媽跳下的那窗戶離地有十幾米高，樓下靠著牆根是一排水泥砌出的化糞池，在化糞池外側有一塊不大的泥地。我看著忍不住淚流滿麵。媽媽跳下來的時候，就落在那塊泥地上。若是稍稍偏一點，落在水泥地上，我從那一刻起就沒有親愛的媽媽了。我相信這一定是冥冥之中有神靈的看顧，除了難過，心中更是感恩。
媽媽跳樓後的第三天，紅衛兵打電話來要我們家裏去人，我和大妹妹趕去了學校。他們要我們去的原因是媽媽跳樓後站不起來了，紅衛兵當然不會去服侍她，於是上廁所都是媽媽爬著去的。他們要我們家裏去人照顧媽媽。我們走進一間宿舍，媽媽躺在一張單人床上。我看見媽媽頓時眼淚奪眶而出，才幾天功夫，媽媽就被折磨得不成人樣。堅強的媽媽沒有一滴眼淚。她要我們幫她把身上的衣服換了。妹妹幫媽媽艱難地翻過身來，脫下了褲子，我驚呆了。媽媽的臀部和兩條腿被打得皮開肉綻。因為是幾天前打的，傷處已是一片紫色，褲子上也是血跡斑斑。我不便幫媽媽擦洗，隻能站在一旁淚如雨下，都是妹妹幫媽媽洗幹淨傷處，換上衣服。整個過程中有兩個女紅衛兵站在一邊看著我們，磕著瓜子聊天。媽媽後來告訴我們，紅專會的打手大多是體育係的彪形大漢，而這兩個看守她的，是外語係的學生。人心怎麽可以如此無情而且歹毒，把自己的老師打成這樣？
從學校回來，我們擔心如果任紅衛兵這樣酷刑折磨，媽媽可能會被打死。怎麽辦呢？我們想，如果媽媽能被關進監獄，至少安全是有保障的吧？於是我們兄弟三人，一起去了長寧區公安局，想讓他們逮捕媽媽。可是那時候公檢法（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也是大打派仗，無人理事。有人告訴我們說，這樣的事要到建國西路７５號找上海政法指揮部，當時上海公檢法的事都歸他們管。於是我們趕去政法指揮部，那裏設有一個接待站。我們當然不能說希望他們保護媽媽，隻說媽媽是美蔣潛伏特務，已經被紅衛兵小將揪出來了，希望公安局把她抓起來。那位接待我們的公安人員一句話就把我們頂了回來，“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就是群眾專政，關在學校和關在公安局沒有不同。”
這樣的讓我們去照顧媽媽的機會，也隻有過一兩次。等媽媽自己能上廁所了，紅衛兵就不再允許我們見到媽媽了。每星期一次，我們給紅衛兵送去錢和糧票，讓他們給媽媽買飯。看管媽媽的是外語係一個張姓男生，幾乎每星期他都說所繳的錢和糧票不夠用。我們知道他不可能讓媽媽吃什麽好的，這錢和糧票肯定被他中飽私囊了。可是我們哪裏敢問，隻能多給他一點，希望他良心發現之餘，讓媽媽也能吃得好一點。
每次去，我們把媽媽換下的衣服帶回來洗。那時我們聽人說，有一種“紅花油”對跌打損傷的療效很好。我們就買了讓紅衛兵給媽媽，讓她給自己按摩。“紅花油”的氣味很刺鼻，每次媽媽的衣服拿回來，上麵都是這刺鼻的氣味。在這以後很久，我都聞不得這個氣味，一聞就要流淚，想到媽媽被打得皮開肉綻的腿。不久，上海的“紅花油”居然脫銷了，我們騎車到處找都買不到。不知那時有多少人家都在用“紅花油”啊！
不知是媽媽最終沒能扛住，還是覺得這樣硬抗於事無補，媽媽被屈打成招承認了特務的身份，並“交代”了特務組織的成員。媽媽怕前後說得不一致又要吃苦頭，於是用我們五兄妹最好的朋友的名字作為特務組織成員的名字。考慮到我的好朋友的父親是上海著名人士，怕紅衛兵看出破綻，媽媽隻說了四個人。他們的所在地當然隻能亂說一通。
得到了他們所要的結果，紅衛兵把媽媽被關進了同一棟樓裏一個堆放雜物的小間。我後來也去看過，大約兩米寬三米長，隻在門上方有一個小窗。關押媽媽的時候裏麵放一張單人床，一盞燈終日亮著，媽媽在那裏被關了幾個月。隨著關押時間的過去，紅衛兵的看管也逐漸鬆懈下來。我們發現冬天天冷，紅衛兵早上起不來，清晨時分樓道裏沒人。於是我和妹妹好幾次早晨五點左右趕到學校，躡手躡腳地走到媽媽的牢房前，在門上輕叩幾下，然後從小窗扔進一些吃的給媽媽。有一次被一個學生撞見了，我們嚇得驚慌失措，以為這一下要大禍臨頭了。那人可能看我們可憐，不但沒有聲張，反而讓我們看看媽媽，可是他沒有鑰匙。於是我扒著門框引體向上，想從上麵的小窗裏看媽媽一眼。心裏一激動，兩腿蹬在門上咚咚作響。那個好心人慌了，連聲說“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催我們快走。那是我幾個月來第一次看見媽媽。
到了那年初夏，進駐學校的工宣隊把隔離審查的對象都集中到學校以前的肝炎隔離病房關了起來。比起雜物間，病房的條件要好一些。媽媽搬過去以後，在床頭拉了一根鐵絲掛毛巾，隨口說了一句，“準備插隊落戶了！”結果又招來一場批鬥，說是抗拒審查。媽媽雖然被關押在學校，卻一直記掛著我們。她知道中學生開始分配了，就一直要工宣隊問我們分配的結果。可憐妹妹已經去福建鄉下插隊落戶當農民了，我僥幸分到上海的工廠裏。可是我不敢告訴媽媽，怕工宣隊知道了去學校或工廠告狀把好事攪黃了，隻能一直含糊其辭。等媽媽放出來時，我在工廠已經上班半年了。
媽媽一直被隔離審查到１９６９年春天才放出來。我當時算過，從１９６８年一月５日起，一共關押了４３０天。明明知道是冤假錯案，工宣隊還不肯放手。二月裏一天，家裏就爸爸、小妹妹和我三人，我們在熟睡中被突如其來的猛烈捶門聲驚醒。原來是工宣隊帶著學生翻過我家大門，分兩隊堵住前後樓梯，再一次抄家。那時我們家已經被抄了十次還是十一次了，那裏還有什麽可抄的？他們折騰到早上四點左右才離開。臨走時，一位工宣隊員還按按我睡的床“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你看你天天睡在這軟綿綿的‘席夢思’上，怎麽能不變修？”我真想讓他躺在那彈簧已經杵著背的“席夢思”上體驗一下變修的經過。
終於為媽媽平反了。平反前工宣隊還對媽媽說，“組織為了弄清你的問題，花了多少人力物力。”言下之意，媽媽應該對這隔離審查感恩戴德才是。記得平反書中還有這麽一句，“這些年來為黨和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雖然被平反了，媽媽馬上就和其他的老師一起，被送去“五七幹校”接受“再教育”，先是黃山茶林場，後來是江蘇大豐農場，好像還去過奉賢的農場。每隔一段時間，媽媽可以有幾天假期回上海。我們多希望媽媽能和我們一起多待些日子，媽媽也是懷著這樣的願望，可是哪裏可能？一次媽媽臨回大豐農場前，說的一句讓我至今想來仍然心酸的話，“我真希望能再多待一天給孩子們做頓飯。”這樣離多聚少的日子一直持續到上海的五所師範院校（華東師大、上海師院、上海教育學院、上海體育學院和上海半工半讀師範學院）合並成上海師範大學，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上課才結束。
十幾年後，我在University of Iowa讀研究生，媽媽來探望我們。我的導師問我，能不能請媽媽給教育學院的老師們講講她在文革中的經曆，媽媽答應了。當媽媽在台上講到她被關押在紅專會的那些日子時，我在下麵泣不成聲。那時我和媽媽都是基督徒了。媽媽說到她幾經生死的經曆時，引用了聖經裏的一句話，“就是你們的頭發也被數算過了。不要害怕。”我也知道了當年我在那棟宿舍樓下心中對之默默感恩的冥冥之中的神靈是哪一位。會後，我的老師給我道歉說，她不知道媽媽的分享會勾起我那麽痛苦的回憶。我對老師說，我是既傷心又感恩，感謝神保守我家雖經大難卻沒有家破人亡，這才有了後來爸媽和我們和睦生活的幸福時光。
還想說幾句多餘的話。每次說起文革的經曆，就有人會認為是“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我的頭發雖然白了（或沒有了），所說的卻不是閑話。據我所知，文革的官方定性是“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既然如此，為什麽不讓人們知道何為內亂，災難又有多麽嚴重呢？“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沒有對文革的反思，怎麽能防止造成嚴重災難的內亂不卷土重來呢？
第二次世界大戰無疑是人類曆史上的一場浩劫。二戰的兩個罪魁禍首德國和日本戰後對這場浩劫的不同態度常是人們談論的話題。德國總理勃蘭特的華沙一跪，表現了德國的懺悔，“跪下的是勃蘭特，站起來的是德意誌。”而日本國對在二戰中帶給世界的災難拒不認罪則讓世界尤其是日本侵略的直接受害者如中國和韓國憤怒。人們說，如果日本不反省並懺悔在二戰中的罪行，軍國主義就有複活的土壤。既然如此，如果在文革中行凶作惡的人不懺悔，文革不也有死灰複燃的土壤嗎？文革過去五十多年了，紅專會的那些打手們懺悔了嗎？那兩個磕著瓜子冷眼看著被打得皮開肉綻的老師的女紅衛兵懺悔了嗎？我看未必。１９８２年我到武夷山旅遊，從上饒坐火車回上海。車上擁擠不堪，我們沒有座位隻能在走道上席地而坐。坐在我旁邊的一個中年人很感慨地對我說，“六六年造反格辰光，隻要我寫一張條子，上海鐵路局馬上幫阿拉掛一節車廂。”（“１９６６年造反時，隻要我寫一張紙條，上海鐵路局馬上給我們加掛一節車廂。”）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吹牛，不過看他對當年權勢的迷戀和失去了權勢的惆悵，要真有“人還在，心不死”的話，這人就是了。如果這廝還健在的話，說不定已經翻出壓在箱底多年的紅衛兵軍裝和紅袖章，上街重溫舊夢了。
我尤其不能理解的是，這些重溫文革舊夢的老中青少幼紅衛兵們（我已經見過幼兒園的孩子模擬批鬥會的照片了）為什麽能那麽肯定，如果文革再來，他們一定是那些把別人“打翻在地，再踩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人，而不是被打倒、被踩上、被不得翻身的那些人呢？要知道從“革命動力”到“革命對象”隻有一步之遙，從“座上客”到“階下囚”也隻是須臾之間。如果想到自己被打倒、被踩上、被不得翻身的境況，他們還能這樣興高采烈嗎？
□ 摘自紅雨：“懷念我親愛的媽媽”，原載《華夏文摘》２０２１年９月３日，標題為編者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