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京懲惡的大法官梅汝璈
2017-09-15 16:21:07 來源：搜狐曆史 點擊：1814 複製鏈接
從1946年3月到1948年12月，中國法官梅汝璈和來自其他國家的同行們在東京，一起盡心竭力地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對戰犯的國際審判任務。在長達兩年半的審判過程中，梅汝璈始終堅持法律原則，有禮有節，在“法官席位之爭”、“起草判決書”和“堅持死刑處罰”等關鍵時刻，以中國人的堅定、智慧維護了祖國的尊嚴和人民的利益，贏得了世界的讚賞與尊重。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法官梅汝璈在其法官辦公室的留影。
1、天降大任
1946年3月20日，梅汝璈肩負祖國重托，受命擔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赴東京參與對日本侵略者的正義審判。
早在1945年12月底，中國國民政府接到駐日盟軍統帥總部關於參加審判的通知後，即指示外交部和司法部遴選派往東京的外交、司法人員。兩部官員接到指令後，即從全國範圍內挑選外交與法律方麵的精英人才。最後，他們選定參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中國代表團的成員是：法官梅汝璈，檢察官向哲浚，顧問吳學義，擔任助理的法律專家、曆史學家裘劭恒、方福樞、楊壽林、劉子健等。當時，梅汝璈是國民政府立法院委員兼外交委員會主席，向哲浚是上海特區法院首席檢察官。此外還有倪征燠、吳學義、鄂森、桂裕。倪征燠為首席顧問，還有多名精通英、日語言的翻譯人員等。代表團多數是法律專家、著名律師或精通外語的學者，陣容強大。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法官梅汝璈先生。
臨行前，梅汝璈向新聞界慷慨陳詞：
“審判日本戰犯是人道正義的勝利，我有幸受國人之托，作為莊嚴的國際法庭法官，決勉力依法行事，不負政府與國人屬望。”
當日各大媒體紛紛在顯著位置刊出消息：
清算血債——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官梅汝璈今飛東京。
2、成長之路
梅汝璈1904年11月7日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郊區朱姑橋梅村。梅家有重視教育的傳統。曾祖父梅文運(1832—1906)，有八品軍功，為人公正，在鄉村很有名望，“梅文運的後代”這幾個字，梅家子弟們常以為榮。祖父梅光信(1860—1919)雖然是商人，但熱心教育，辦過一所學校。父親梅曉春(1886—1963)，譜名炳溁，號丹珊，他是梅家長房長孫，是一位頭腦清醒、識見高超的開明士紳，從1893年至1904年，他斷斷續續接受了8年私塾教育，1907年至1910年，入江西陸軍測繪學校學習，1910年至1912年，在北京模範測繪學校學習，曾遠赴新疆伊犁中俄邊界勘測，後在江西省測繪局供職，任地形科科長與教員。
梅曉春敏銳地感覺到了時代的變化，認為要讓自己的孩子成為有用之才，就要接受新式教育，他毅然將長子送進了南昌市內的江西省模範小學。1916年，12歲的梅汝璈在父親的堅決支持下又考取了北京清華學校，開始了長達8年的求學之路。
梅汝璈
每當晨曦初露，清華園工字廳後麵的荷花池畔，在“水木清華”匾額之下，便會出現兩個少年的身影。他們口中念念有詞，時而一問一答，時而各自吟誦，由先澀而流利，由簡單而複雜。這便是梅汝璈和他的族叔，隻比梅汝璈大4歲、與梅汝璈同時從江西考入清華學校的梅暘春在補習英語。經過一段時間的起早貪黑，叔侄二人的英語水平不僅趕上了其他同學，而且還雙雙處在了領先的地位。語言障礙的掃清，又自然地促進了其他課程的學習。8年之中，梅氏叔侄的學業成績始終保持優秀。梅汝璈還寫得一手好文章，擔任了清華學校校刊的主筆，令師生們刮目相看。1924年，梅暘春與梅汝璈一起順利地從清華學校畢業，後來又一起赴美國留學。
1926年，梅汝璈以優等生的成績畢業於斯坦福大學，並被選入“懷·白塔·卡帕”榮譽學會。當年夏，梅汝璈入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攻讀法律，1928年獲得博士學位，指導教授稱讚他有著“令人驚異的頭腦”。
1929年春天，提前完成學業的梅汝璈把多餘的獎學金用作歐洲之行的“差旅費”，遊曆了倫敦、巴黎、柏林和莫斯科之後回到故鄉。以後的十幾年裏，他先後任教於山西大學、南開大學，講授英美法學、政治學、民法概論、刑法概論等課程。抗戰開始後，南開與北大、清華合並成立西南聯大，梅汝璈途經重慶，應當時擔任教育部次長(副部長)、在中央政治學校兼職的清華校友顧毓琇的邀聘，擔任中央政治學校的法律係教授。此外，他還在當時的國民政府立法院擔任委員，在複旦大學以及司法部法官訓練所兼職授課。這些經曆為他後來參與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梅汝璈被任命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時年方42歲。在當時的中國法學界和司法部門，資望深、年齡大的人士比比皆是，可是，執法東京的重任卻偏偏落到了剛剛步人中年的梅汝璈身上，這得益於他多年來在法學研究、教學和司法實踐方麵的出色表現。當時的輿論對他的評價是：精通法學理論，善於雄辯而又頭腦冷靜。
3、席位旗序之爭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由庭長、澳大利亞法官韋伯與10個盟國的各一名法官組成審判庭。商討法官座次時，中國法官梅汝璈建議，按接受日本投降簽字國順序排列最為合理，中國應是第二。庭長有意使美、英排在一、二位，英國法官也垂涎第二把交椅。雙方各持己見，難以統一。梅汝璈以調侃的口吻道：“如果各位不讚成我的建議，就以體重為標準，重的居中，輕的居旁。”法官們忍俊不禁，庭長笑著說：“建議很好，可惜隻適用於拳擊賽。”開庭演習時，庭長宣布法官入場順序：美、英、中、蘇、法……梅汝璈脫下法官袍，正色而言：“我的建議在同人中少有異議，為何不被采納?要求付諸表決，否則不參加預演，回國提請辭職!”詞強理直，庭長隻好同意表決。表決結果，梅汝璈的建議獲得通過，法官座次以美、中、英、蘇、法……的順序排列，中國坐在第二位。
梅汝璈(前排右二)與其他法官合影。
當11位對日參戰國的法官穿著法袍莊嚴地坐在審判席上等待預演開始時，法官之間又因國旗位置發生了爭執。這時候，審判席後麵插著參戰國國旗，美國國旗插在第一位，中國國旗插在第二位。梅汝璈馬上向庭長韋伯提出：“中國國旗應插在第一位。”美國法官克萊墨十分傲慢地說：“為什麽?” 梅汝璈當即用流利的英語闡述了中國軍民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直到1945年8月15日打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所作出的貢獻與付出的巨大犧牲和代價。
他說：“殘暴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在侵略戰爭中犯下了滔天罪行，深受其害的中國人民傷痕累累，幾千萬亡靈沉冤九泉。為抗擊日本侵略者，我國軍民傷亡逾3500萬人，擊斃擊傷日寇達130多萬，占日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傷亡總數的70%。事實充分證明，中國正是打敗日本軍國主義的主力。”
隨即，中美雙方展開激烈的爭論。幾番唇槍舌劍，美方理屈詞窮，最終做出讓步，中國國旗插在了第一位，美國國旗移至第二位。
這是自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政府代表團出席國際會議以來國旗插在首位的第一次! 國旗是一個國家的象征，是一個國家主權和尊嚴的標誌。所以，當中國國旗剛剛插在第一位，國內新聞媒介就立即刊發了這一重大新聞，有的報紙還及時刊出“號外”。
4、起草判決書
5月3日，對東條英機等日本戰犯的審判正式開始。在判決書的書寫問題上，梅汝璈再次以其凜然正氣和愛國之心為中國人爭得了榮譽和尊嚴，爭取到由中國法官負責起草判決書中有關中國的部分。當時，有人主張判決書統一書寫，但梅汝璈認為，有關日本侵華罪行的部分，中國人受害最深，中國人最明白自己的痛苦，中國人最有發言權，因此，這一部分理當由中國人自己書寫。經過他的交涉，這次曆史性審判形成的長達90餘萬字的國際刑事判決書，包含了梅汝璈代表4億多受害中國人民寫下的10多萬字。他帶領中國代表團通力合作，在長達300多頁的初稿上傾注了大量心血。
在一次法官會上，梅汝璈慷慨陳詞：
“由法庭掌握的大量證據，可以看出，日寇在南京的暴行，比德軍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單純用毒氣屠殺，更加慘絕人寰。砍頭、劈腦、切腹、挖心、水溺、火燒、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刺穿陰戶或肛門等等。對此種種人類文明史罕見之暴行，我建議，在判決書中應該單設一章加以說明。”
由於梅汝璈的努力，國際法庭終於將日本戰犯矢口否認的南京大屠殺寫進了判決書。但在最後量刑時，各國法官產生了嚴重的分歧。
5、力主嚴懲戰犯
庭長韋伯主張將戰犯流放到荒島上，印度法官則建議應以慈悲為懷，無罪開釋日本戰犯，來自已經廢除死刑而且沒有遭受日本侵略踐踏國家的法官也不讚成死刑，而美國法官僅僅堅持對發動太平洋戰爭和虐待美軍俘虜的戰犯處以死刑。梅汝璈主張對日寇首惡必須處以死刑。在他的據理力爭下，11名法官就死刑問題進行表決，結果以6票對5票的微弱優勢，將南京大屠殺的罪魁禍首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鬆井石根等對中國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7名戰犯判處絞刑。
遠東軍事法庭開庭審理戰犯。
對於那場曆史審判，日本國內也許有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梅汝璈的一段話，或許能讓人更深刻地理解戰爭和曆史：
“我不是複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軍國主義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28名甲級戰犯得到了應有的懲罰。東條英機等7名主要甲級戰犯被判死刑。作為中國代表團的主要成員，梅汝璈全程參加了這次審判，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梅汝璈著作。
1948年12月，國民政府明令公布梅汝璈為政務院委員兼司法部長，由於對蔣介石打內戰的做法深感失望，梅汝璈拒絕到任。
1949年6月，梅汝璈由東京抵達香港，設法與中共駐港代表、清華校友喬冠華取得聯係，秘密回到北京。他回京的第三天，應邀出席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成立大會。周恩來在會上介紹說：“今天參加這個會的，還有剛從香港回來的梅汝璈先生，他為人民辦了件大好事，為國家增了光。全國人民都應該感謝他。”
1957年，梅汝璈被打成“右派”，由於考慮到國際影響，他沒有被點名批判，而是一直保密。他僅受到降級處分，全國人大代表一直擔任到1959年期滿，這是全國50多萬“右派”中的特例。1961年春，陳毅外長設宴招待回國述職的中國駐外使節，梅汝璈也受邀出席。席間周恩來走到他的身邊，與他緊緊握手，親切詢問他的工作生活情形。
1962年，梅汝璈聽說日本出版了50萬字的《原子彈災害》白皮書後，他在感慨日本學術界全麵描述和科學分析的同時，更為我國還沒有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全麵、科學、綜合、有分析力的專著而焦慮。他在文章中對日本軍國主義的複活提出嚴厲的警告和強烈的抨擊。“文革”開始後，梅汝璈受到更大的衝擊，他的聲音完全消失了。1972年，梅汝璈邀請二弟梅汝璘到北京小住(三弟梅汝璿和孫立人去了台灣)，兄弟在長談中常回憶起兒時父母的厚恩。之後，梅汝璈長期臥病在床。
1973年4月23日，梅汝璈在北京病逝，享年69歲。
作者： 賴浩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