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貼：春節回家見聞，家鄉巨變背後付出的代價令人恐懼
【核心提示：這是一篇新鄉土中的觀察。有疑問——中國共產黨及其所擁有的政府，緣何以龐大的決心和動力，改善了整個國家的經濟狀況，卻收獲了民間普遍的怨 懟? 亦有建設性的意見——如同我家鄉，經濟成果固化需要的穩定性的政策，官民正常化需要對民間負責的機製，民間秩序的恢複則需要建設社會自治力量。政改的動力 與方向都應該基於此處：選舉製度的落實、司法獨立的實現與議事機構的踐行。】
我的家鄉在福建丘陵包圍中的一個小山村。90年代初期當我高考走出家鄉，前往上海的時候，這裏隻是一個貧困的地方，除了考出去，沒有別的出路。
那個時候，從家裏到縣城，先要坐一種三輪“摩的”，大約一個小時的路程。之後，換大巴到福州，穿過重重山嶺，許多險要的公路和隧道，大約六個小時。期間險象環生。司機自然是談笑風生，但是我們大家都知道，在這個路上，有無數因為公路險要而留下的冤魂。
之後，我坐火車，30多個小時，終於到達上海。上學之後的每年寒暑假都回家。我不知道我的同學們心態如何，但是每年假期的時候，我一麵充滿了甜蜜的思鄉，一麵卻日益難以忍受漫長、疲憊與危險的旅程。
今年回家，我用了6個多小時，坐動車從上海到了福州。我的家人開車，用了兩個多小時，一路高速公路送我到了家門口。道路寬闊平坦，一路景色宜人。
家鄉這些年，用“山鄉巨變”來形容絲毫不為過。這決然是一個“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景象。我家的門口是一條省道，在道路兩旁，俱是三四層的紅磚水泥樓，基本的格局都是底層店麵，高層住宿。鄉鄰相告，每座樓的價值，都在幾百萬之上。
前兩三年，家鄉突然興起了一個行業，紅木加工。如今的馬路上，都是紅木家具店。當然，多數並非在本地銷售，而是往全國各地批發。而紅木業也並非當地惟一維生的產業，農業產品，包括柑橘、柚子等，都銷路甚好。養殖業有鱔魚。傳統的稻米農業，已經消弭無形了。
我當年出門必不可少的三輪摩的早就不見了，車子不是什麽稀罕的事情。滿大街跑的，居然有不少的卡宴和寶馬。尋常人家，包括我的中學同學，也多數已經擁 有了家用轎車。而在縣城和各個鄉村之間，都穿梭著私營的公共汽車。第三產業發達得很，鎮裏已經有了兩個超市，還有專業的電器商城。
春節並不熱鬧。我們小時候所切切盼望的穿新衣，吃魚肉，在鄉鄰看來，早就沒有意義了，天天都可以穿新衣，每天都是魚肉。除了像我這樣寓居省外的遊子，尚有團圓的意義之外，大家都已經能夠在家鄉找到豐富的謀生手段與職業，打工大軍，早就已經回來了。
所以，這早就已經不是我所生長的那個故鄉了。它成長、蛻變、進化，依然是一個現代型的小城鎮了。富足、繁榮、現代。
這乃是一個官方與民間共同建設的成就。官方以極大的力量和誠意尋找和開拓新的經濟發展路徑，並且不斷地進行基礎設施的建設，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 速公路的全麵延展。地方政府尋找過多種發展路徑，期間有成有敗，但如今進入了一個躍進的時代。而民間改善自我生活的動力與努力也從來不曾停止，試圖發展過 經濟作物，也曾大量進入手工加工和服裝加工，甚至也曾爆發過大規模的民間借貸危機，但是如今終於也找到了實業興家的道路。
這樣的巨變的確是一個龐大的現代化轉型的範例。從最初的貧困，到摸索，到富足，雖然有跌宕，但終於轉型成功。
可惜，這隻是山鄉巨變的一個麵相而已。這個轉型成功的背後，同時是巨大得令人恐懼的代價。
我得以與一些村鎮的幹部熟識，常常能夠坐在一起聊天。他們隻是在講他們的日常工作，而這些日常工作之中，多數都在處理官民之間的衝突與矛盾，並且津津樂道於如何從其中獲得非尋常的利益，以及如何利用權勢，為家人與親友謀福利。
每一座房產的背後，都有著大量的利益關係。讓誰建，把誰拆，都有著微妙的關係。幹部在許多產業中都有著投資，或者獲得"幹股"。村鎮幹部的親友，往往都是當地最為富裕的老板。
官場潛規則至為明顯，小到一個村幹部，都需要有龐大的金錢與權勢的背書與支持。而當然，每個幹部都期待著龐大利益的回報。
鄉村秩序與倫理已經破壞殆盡了。這個社會中沒有權威的存在，隻有金錢和權力的存在。沒有人認為村幹部、鎮幹部是權威，而隻是可資利用的關係，或者是一 件迷彩服，隨時來動自己的家產，是他們需要捍衛家園的入侵者。老人隻是社會中飄蕩的遊魂，所有人的負擔。每個人都渴望與政府中的人交往，以獲得正常生活之 外的額外利益，同時，每個人都在恐懼政府的存在，以求在自己不需要的時候，不要觸動自己的利益。
這是一種隨時隨地劍拔弩張的狀態。
家鄉的溪流已經幹涸多年了。上遊的多個水電站，以及遍布河流沿岸的各類化工廠，早就耗盡了這條小溪流的生命力。我小的時候，水深沒頂，滿溪的魚蝦蟹 蛙，堤岸青草如茵。如今河流一年中有90%的時間是幹涸的，溪中隻有因為富營養化而滋長的黑色的水藻。河床裸露，令人驚心。
鄉村之間的溫情時代自然早就已經湮滅了。我少時爺爺乃是村中德高望重之人，凡有糾紛，無論公共抑或私人，往往都能通過他的調解而消弭無形。各個村落 中，都有德高望重的類"族長"的存在，在協調公共生活方麵彌足輕重。但如今這種中間力量蕩然無存。村鎮幹部除了以權力介入富有利益的事件外，對於公共事件 既無動力介入，更無權威調整。法律力量的存在，多數也與利益相關。當然，我所認識的鄉人之中，幾乎未有信任法庭公正者，糾紛發生的第一反應不過是尋找法院 或者政府之中可以依靠的權力介入。民間的自我調解幾乎等於零，多數的結果，不過是強弱對比所產生的積怨，或者最終以金錢替代了公正。
我以為，我的家鄉整體的社會信用已經破產了。所有關係之間，官民之間、鄉民之間，乃至傳統的家族之間，隻剩下一種關係：金錢關係。
也就是說，這個繁榮的背後所帶來的乃是整個社會結構的破產。以社會的崩塌換取了經濟的繁榮。
這是一個極端令人遺憾的情景。至少就我家鄉而言，20多年來的變革，乃是全局性的，得益者並非如同一些研究者所言，僅僅是權貴階層，而是社會所有階 層。赤貧基本上已經消滅，平等化基本落實，共富亦有基礎。然而社會的不滿，卻日益積聚，並且集中針對政權。如同《舊製度與大革命》所準確描述，社會日益進 步，變亂卻日益明晰。
我無從考證我家鄉的社會變化，是否代表著中國整體。但就我眼界所見，它至少代表了福建一省的普遍現象。
那麽，至少在以下層麵是符合中國整體的現狀的：國家信用破產、官民衝突加劇、官員貪瀆普遍、政治治理無效、法律權威喪失、社會秩序虛無。
中國共產黨及其所擁有的政府，緣何以龐大的決心和動力，改善了整個國家的經濟狀況，卻收獲了民間普遍的怨懟?
以我家鄉一地情形而言。非民選的官員所從事的經濟改革與建設，全然並非出於改善民生，而無非是建設個人的政績。村鎮官員同時擁有了極大的個人經濟利益 的考慮。他們並無心建設長期的政治穩定性與社會秩序，而毋寧在個人任內尋求利益最大化。由於無需對民眾負責，於是以上層的命令為一切行動指針，破壞環境、 彈壓下層、罔顧公共利益，成為一種普遍性的行政方式。這與地方民眾尋求長治久安和長期繁榮，以及社會公正形成了日常性的緊張。當經濟發展尚足以維持，生活 質量尚得以增進時忍耐與期盼，而一旦這種對未來的期許不存在，則可立即爆發成為摧毀性的力量。敵視政府、仇恨巨富、破壞公正，就是我那個家鄉的鄉民內在的 心理傾向。
這就是我們老生常談的政治改革的必須性已經迫在眉睫的原因。經濟改革的成就必須長期化與固定化，政府與民間的關係必須正常化，而民間的秩序和中間力量必須得以恢複。這一切都無法依靠現有的政治結構得以消化。
如同我家鄉，經濟成果固化需要的穩定性的政策，官民正常化需要對民間負責的機製，民間秩序的恢複則需要建設社會自治力量。政改的動力與方向都應該基於此處：選舉製度的落實、司法獨立的實現與議事機構的踐行。
就我家鄉而言，中共的領導能力所達成的成就普遍得到認可。官員貪瀆被通常性地物化為個人品德，而非體製。司法獨立的欠缺也被普遍地認為是裙帶關係，而非一黨執政的必然結果。在民間，既有對於共產黨權威的迷信，又無任何力量的能夠異軍突起。
也就是說，當前政改既是一種急迫性，又是對中共的一種利益性。因為經濟建設的普遍認可，可以順理成章的轉化成為政治優勢，形成一種對於中共的長期執政利益。
這種情形，在整個世界曆史上都是極為罕見的機遇。多數國家在變革的時候，都是麵臨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的時候，不得不而的一種行為，因此往往那些變革都帶著強烈暴力傾向，和對於執政結構的破壞欲望。
就中國目前的經濟結構發展而言，資源掠奪型和勞力掠奪型的發展模式，未必不會邏輯宿命式地走向全麵的危機。但是及時的改革和轉型，便可以彌補和回複總體的秩序，雖然耗時甚長。
中共目前在社會整體中，依然擁有不可替代的權威性，亦有著經濟建設發展紅利。如果順勢轉化成政治優勢，所建立的功業，也將是長期性的，雖然從長遠而言，民主化是必然結果。
在西方世界中，政治優勢的獲得，也都是從轉型之中獲得的;政治家族的形成，也多數是在社會轉型與正規化的過程中獲得的。
在發展高峰，走向衰退的跡象已現之際，及時進行政改，以獲得執政的長期性利益，對於中共，是最好的時機。
至少，對於我家鄉的人來說，在經過了數十年的集體貧苦之後，在經過了十多年的苦痛摸索之後，他們終於已經能夠享有了富足的物質生活，他們值得長久擁有如此的富足，並且，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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