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一個正在讀大學三年級的美國90後女孩，把目光投向中國上世紀60至70年代的知青運動，並專注於知青中的一群人：赤腳醫生。在她這篇長達18萬字、題目為《文革中的知青赤腳醫生》的學術論文裏，闡述了一個海外學子的學術視野，也是第一次有人關注到知青赤腳醫生這個群體。對中國那一段重要的曆史以及一個國家最廣袤鄉村至今仍未解決的衛生醫療體係的重建，安娜給予了深刻地人文關懷和寄語。我們這裏僅摘錄了論文中的部分內容。】
安娜：文革中的知青赤腳醫生
作為一個重要的曆史時期，從1966年開始到1976年結束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動蕩與騷亂，對於這段曆史的評價其意識形態猶如一條雙曲線，褒貶不一，相差甚遠。但是，曆史學家對其間出現的赤腳醫生現象，盡管有些爭議的論點，大多數卻給與了比較正麵的評價。
雖然這段曆史已經過去了近50年，但目前研究領域對赤腳醫生的文獻非常缺失，特別是在西方，有關此類的研究少之又少。在參考有限的有關赤腳醫生的文獻基礎上，在本文中，我較多的采用了2014年夏季我到中國對知青赤腳醫生的口頭采訪記錄，憑借他們對曆史的親身回顧進行研究分析，通過他們擁有知青和赤腳醫生雙重身份的特別體驗，體會他們當年接受生活挑戰的曆史原因和政治期許。無論他們對當時中國農村的醫療是否有真正的推進作用，但知青赤腳醫生的出現，絕對是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是一個特殊現象，這一點是誰也無法否認的。
赤腳醫生曾一直被認為是一個文革的符號，中國有一部叫《春苗》的電影，場景是在1965年中國南方的鄉下，一個年輕的女孩在稻田裏插秧，她那張被太陽曬得黝黑而憔悴的臉龐，卻是一臉笑容，邊唱邊幹活。從她那比旁人慢而生疏的動作可以看出她不是這裏真正的壯勞力。
突然傳來大喊聲：快來幫忙，腳被紮破了。這個女孩立刻衝向田頭，奔向那個帶有紅十字的棕色藥箱。她也是光著腳，和所有農民一樣沒有穿鞋，她提起藥箱朝病人跑去。大家都稱她為“醫生”，這也許就是“赤腳醫生”的由來。官方把這叫做“半農半醫”，也就是一半是農民，一半是醫生。
從目前的曆史資料上看，赤腳醫生對中國的鄉村醫療起到了推進作用。在1970年代初的鼎盛時期，世界衛生組織還向其他不發達國家和地區推薦了中國赤腳醫生的形象。在那個時期，西方社會對中國的正麵稱讚是極為罕見的。
有關赤腳醫生的研究很奇缺。探討知青赤腳醫生的複雜性，為我們展示了一個非正常類職業在非正常時期的特殊層麵。
1965年6月， 毛澤東對中國衛生部發表指示，強烈要求“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這正是文革即將開始的時候，也是文革的點火索之一。
於是各地醫療部門設立了許多農民衛生培訓班，參加培訓班的學曆門坎很低，初中畢業的農民即可。除學曆外，還需有良好的家庭政治背景並由公社推薦。後來這些人被稱為“赤腳醫生”。
我采訪發現，當知青到了農村以後，大多數赤腳醫生都是由他們承擔了。知青是文革產物，背後真正的目的是政府要解決城市大量的剩餘勞動力的問題。我利用2014年暑假到中國許多省份口頭訪談了那些曾經的知青赤腳醫生。我是通過網上或他們所在的主要省份和城市的知青聯誼會聯係上的，他們大部分已過花甲之年，這些麵對麵的訪談是他們同意並錄音錄像的，他們的熱情坦誠令我非常感動，也十分感謝他們能直率地與我這樣一個90後青年人分享那段人生經曆，使我受益匪淺。
他們知道我當時隻是一個美國杜克大學三年級的本科生，中文不是我的母語，所以他們非常照顧我的語言能力，盡可能清晰地講述。
1968年暑期，大學不招生，工廠不招工，數百萬初、高中畢業生呆在城裏無事可做，成為急待解決的社會問題。之前，他們大多是響應毛澤東的號召而造反的紅衛兵，不但罷課還占領了他們的學校和社區，而且還走上街頭和進行全國大串聯。此後，近2000萬城市青年被分送到落後邊遠的農村去，也許那個時候的政府沒有更好的選擇。
北京、上海、山東的知青們為我的訪談專門組織了座談會。半個世紀過去了，這些知青赤腳醫生們聚在一起，共同回憶。作為一個傾聽者，他們的敘述令我感動並沉思。
我見到北京知青社團負責人時，他很吃驚一個年輕的外國人會對他們的曆史感興趣。我所接觸的知青，他們都沒有表示出強烈的怨恨，大多數人已經退休，不但要照顧孫輩，還要應付日益高漲的房價物價。
現實中，城市青年毫無農業生產知識，連最基本的農活都要手把手地教。這對農村造成了很大的負擔，不光隻是教他們幹活，還要幫他們幹活，因為知青根本無法完成他們分內的活兒。這不僅影響了農活，還增加了生活資源的匱乏，例如食物，水，柴禾。
另一方麵，知識青年的到來給封閉的鄉村帶來了文明和文化，包括刷牙、洗澡這樣的生活方式，使農民在意識中潛藏著一種愛恨交加的情緒。表現在態度上就是好奇、關懷和嚴厲、苛刻共存的矛盾。
理論上看，知青是額外的勞動力，可以促進地方經濟發展。但對地方而言，知青帶來的往往是負擔，給地方上造成的困難是顯而易見的。知青在劇烈的環境變化中，從心靈到身體都受到了難以忘懷的傷害。
赤腳醫生幹了一天農活後，半夜還要出急診，第二天還要照常下地幹活。一位劉姓赤腳醫生講到，她常常要獨自一人走夜路翻山越嶺去看病。她渾身緊張害怕，因為要隨時麵對狼和蛇的攻擊，就在50年後的今天，她依然難以想象，當時一個16歲的小女生是怎麽熬過來的。
滑稽的是，他們給病人治病後，往往會告訴病人，要他們感謝毛主席，而不是他們。知青赤腳醫生在救治老鄉的過程中，做了大量的醫療衛生普及工作，對當時缺醫少藥的中國農村而言，其深遠的意義遠遠超出他們的想象，貢獻是不容抹殺的。
毛澤東曾批示：“赤腳醫生就是好”，從此赤腳醫生由此開始走紅全國。
讓西方學者無法理解的是，當年比較有效地解決中國農村缺醫少藥的實際問題，居然最終源於政治機器。
赤腳醫生有的甚至被稱作“神醫”。如從北京清華附中到延安地區插隊成為赤腳醫生的孫立哲，曾在窯洞中為數萬名農民診治病患，做了上千例的手術，不但被當地農民尊為神醫，而且被毛澤東欽點為全國知青先進典型。他們扮演著農民、醫生和紅色傳教士的多重角色。
北京的劉姓知青講她插隊當赤腳醫生還是一個16歲的女孩時，是怎樣在夜裏翻山越嶺去給農民看病，那種辛苦和恐懼。可最後她的話震驚了我，她說當病人要謝她的時候，她卻說：“不要謝我，要謝就謝毛主席！這一切都是他給的。”我還以為我聽錯了。這就是當年被政治洗腦的具體描述。
在黑龍江建設兵團做赤腳醫生的趙先生，算是幸運的一個，他有三個月的培訓，但他說，：“我們什麽都不會。一次給孩子打針，孩子不停地扭動，結果針斷在他屁股裏，不得不開刀取出”，沒有周密的醫療培訓，他們不得不在病人身上練手藝，但當地又沒有更好的選擇。
許多赤腳醫生是因為救愈當地無法解決問題而成名的，漸漸地被承認，被信任。他們通過關係，利用回城探親的機會去醫院實習，或想辦法弄到醫療手冊來學習。
由於成本的問題，絕大部分赤腳醫生被鼓勵采用中醫藥治療農民。赤腳醫生大多數都應用針灸和草藥，作為主要的治療手段。西藥主要是防禦疫苗和消炎藥。一些沒用草藥的地方多半是因為那裏沒有，像沙漠或草原地區。我訪談的知青赤腳醫生中就有一位從沒有使用過西藥，因為她所在的地方離縣醫院很近，她隻需看一些小病，一些酸痛和中暑之類，用針灸，拔罐，刮痧和草藥就可以應付了。
Foucault把家庭治療，即病人在家裏得到治療並有親人在身邊，作為醫療烏邦托的理想狀態。法國人直到現在，也沒有實現這個理想的醫療狀態，但當年的中國赤腳醫生卻做到了把疾病控製在農民家裏，並得到他們家人的幫助。
做過赤腳醫生的知青在回憶中體現出來的幸福感和滿足感，遠遠超過了其它生活方麵的痛苦。
上海知青赤腳醫生麥先生，在新疆農墾建設兵團，因為沒有電，曾不得不在煤油燈下做手術，他隻有在醫院6個月的醫療知識培訓，就必須獨立做闌尾切除和胃切除手術。對於當年一個赤腳醫生來說，6個月的培訓已經算是很久了，許多甚至是零經驗。這在西方國家是不可思議的。
北京知青翁女士下鄉到延安，她常常讓病人躺在自己的床上看病：“那是無法想象的髒，我床上到處都是跳蚤。”我訪談的赤腳醫生很確信地告訴我，他們多少都有會做一些消毒措施，但他們也說，有時候條件所逼，有一些赤腳醫生根本沒有任何消毒措施。對於今天而言，那簡直太可怕了。比如，用同一根針頭給全村孩子打防疫針。
消毒最基本的是煮開的水，但有的地方嚴重缺水，連用水洗臉都是很奢侈的事情。被要求去接生去救人的時候，他們根本無法拒絕，隻有去盡自己所能。
他們必須勇敢必須診斷治療，即使在不確定的情況下，也必須想辦法做出基本正確的判斷。如果病人被治愈或恢複了，就歸功於赤腳醫生的醫術，如果沒有治好病人，老鄉們也會歸罪於衛生條件太差或是他們的命不好。
讓我感到驚訝的是，很多都是被選擇成為赤腳醫生的，並非都是他們要求或自願的。
病菌的傳染隻是危險之一，知青赤腳醫生還要常常翻山越嶺，在漆黑的夜裏去看病。劉女士回憶，她在看病的路上經常會遇到狼和蛇。而在內蒙古草原上的冷先生，則要在零下幾十度氣溫下迎著刺骨的寒風走幾天幾夜，遇到狼是家常便飯。
令人驚訝的是他們治病的成功率。有的接生過幾百個孩子，幾乎沒有任何事故，孫立哲為老鄉做過XX次手術，基本沒有失手的。張女士和趙先生曾在一個地方做赤腳醫生，他們曾診治了一個腦癱並長期臥床的孩子，大醫院的醫生已經放棄了治療，但他們則堅持每天都去給她針灸按摩，最後，這個孩子竟可以下床走幾步路了，而且還能認出這兩位赤腳醫生。
曾在美國FDA做科學家的翁女士提供了這樣一個理論：在那個時候，中國農村的疾病要比今天簡單得多。
中國的宣傳機器講到赤腳醫生是如何不顧個人安危，為農村的醫療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等等。西方媒體曾大肆批評過這種宣傳，認為是不符實際的喧染，經過訪談，我發現有一些還真不是誇張的編造。
冷先生在內蒙古“插隊”20年，當年赤腳醫生在他那個牧區絕對是個苦差事。他是我訪談的人中“上山下鄉”最久的，他後來一生都從事醫生這個職業。
赤腳醫生實際上是冒著醫療風險來服務於百姓的。
不管他們來自哪裏後來又走了怎樣的人生道路，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他們樂於助人的精神，或是說在需要幫助的時候，他們沒有也不願說一個不字。因此，他們成為知青中的亮點人物代表，被農民接納並受到尊敬。
目前農村醫療係統正規化的改革，意味著要選送大量的醫生和醫學院剛剛畢業的學生去農村，他們又能在農村待多久？
無論是知青赤腳醫生還是普通的知青，他們都應該得到曆史學家的正視，他們的經曆應該讓當代中國青年乃至世界了解。目前關於研究赤腳醫生當年對中國社會所盡的責任以及他們所起作用的研究文章是非常匱乏的，這篇論文希望在西方世界能起到一個拋磚引玉的作用。
最後，我衷心地表達我對於他們的敬意和感謝，他們的經曆讓我看到了另一種人生和曆史。赤腳醫生可以說填補了世界醫療曆史的一個空白，不管最後史學家們如何定義這群人和這段曆史，最重要的是他們用青春實現了一個做人的最基本理念，就是盡最大的努力去幫助他人。
【作者簡介: 安娜，1993年生於美國德克薩斯州，美國杜克大學腦神經學榮譽畢業生，現為醫生】
翻譯 金朝
來源：新三屆，華夏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