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起，人生的前18年，我都在哈爾濱度過。那時候我的家鄉真是個迷人的地方啊！大家似乎都沒有什麽錢，也沒覺得有什麽所謂。可能是因為，幾乎所有的東西都是國家的。國家的工廠，國家的店鋪，國家的錢糧。
我出生在國企的社區裏。“廠子”就是一切。生病去廠裏的醫院，洗澡去廠裏的公共澡堂，吃飯去廠裏的食堂，打牌去廠裏的娛樂室。作為一個普通子弟，我上了廠裏的幼兒園、小學和初中，接受了貨真價實的“九年義務教育”。那時候沒人學習，大家忙著打群架，搞對象，上網吧……我算是個為數不多的異類。
如果當年我學習成績稍微差一點點，就可以繼續享受“廠子”的福利：去技工學校上學，畢業後去廠裏當工人，迎娶一個還算漂亮的工友，把孩子生在廠裏的醫院。如果我的孩子淘氣，就得買點禮物去找當年幼兒園的老師賠罪；如果他在學校闖了禍，我就得在家長會上一屋子的同事麵前打他幾巴掌，問他，如果不好好學習，將來廠子進不去，怎麽辦？
幸運的是，作為一個一直以來的異類，我有了一些旁觀者而不是中心者的習性。寒冷限製了人和物產的活動範圍，讓關係變得綿密，讓謀生方式變得單一，讓計劃經濟與東北人民完美接洽，迅速紮根。
到這裏，悲哀的事情還沒有出現。
後來，出了兩件事。一件小事：“廠子”本身好像出了點問題。這件事其實在我小時候就已經開始發生了。
那時除了幾家大國企，一些中小規模的，來自於輕紡工業、食品工業、附屬製造業等的“廠子”，已經走向不可逆轉的衰弱。絕緣材料廠、亞麻廠、軸承廠、量具刃具廠……它們曾經在一塊差不多五道口那麽大的街區裏密集而輝煌地接受共和國的洗禮，又仿佛一夜之間先後成了棄兒。
但是它們的坍塌沒有對城市造成致命的打擊。哈爾濱像它的名字一樣，非常包容。這體現在，比如，我在離開城市兩三年後，才間接了解到亞麻女工那段曆史。人們沒有沉溺於談論痛苦。大家依然對“廠子”充滿信心，因為老大哥們：哈電、哈飛，以及遠房親戚們：一重、大慶油田，還有吉林和遼寧的兄弟們，看起來都還活得不錯。即便遇到一些困難，人們說，“大廠子不像小廠子，難道還能黃了？”
老大哥們真遇到麻煩，是最近幾年的事了。不過，它們究竟遇到多大的麻煩，能否堅持過去，會不會重新振作，都已經不重要了。因為出了一件大事。一件天大的事。
這件事是，大家似乎還都沒有什麽錢，但開始覺得，有所謂了。
02
一個遠方表叔知道在美國“念大書”的晚輩回來了，托我幫他辦件事。他在國企幹了一輩子，從工人幹到小中層，眼看就要退休。他打算把這些年攢下的積蓄拿出來，買一間房子留給兒子。他讓我幫忙參考參考。
我應了下來，在一個北風凜冽的早上攔了輛出租車，去中介看房。
哈爾濱的出租車是要拚客的，這個習慣開始形成，差不多是在2008年左右，改革開放三十年整的時候。那時候，大概大家開始意識到，多賺一些錢是有用的。最開始的一部分司機發現拚客賺到了更多的錢，於是新的“行規”迅速地蔓延開來。
出租車在一個擁堵的小道上爬行。我說，地鐵修好了就好了啊，就不堵了，也方便。
“慢點修吧。修不好才好呢，修好了我們就沒活兒了。”
我笑了笑，說，修好了，雖然你們活兒少了點，但是不堵了，跑得快，一天跑的次數就多了啊。還是對你們有好處。
師傅沒有言語。又過了半晌，說：“修得慢，都是他媽的缺錢。錢兒給夠了，早就修出來了。”
我說，算一方麵吧，但我看主要還是工期短。哈爾濱冬天根本開不了工！一年隻能幹半年，跟別的地方比就修得慢。
司機又沉默了一會兒。“還是他媽的錢兒不夠。”
我打算換個話題。我問他，現在滴滴打車什麽的你們用嗎？師傅搖了搖頭，說不用。我問為啥不用？
“現在都他媽不給加錢了，有時候還總搶不上單。我一生氣就他媽給刪了。還得是原始的操作好。新鮮玩意兒都他媽沒啥用。”
說話間，出租車停在了路邊。我轉頭看師傅，還沒到呢，還有一段路？
“哎呀你下車走兩步吧。就前頭那個。再拐進去我出來太費勁。正好這路邊有幾個客兒。”
03
我跟中介兄弟並排靠在走廊的牆上，等著房主來看房。他點了一根煙，臉色有些泛黃。我問他，一天能抽幾盒。
“抽不上，哥。粗的就兩盒，細的就一盒。”
我很疑惑，細的為什麽反而抽的少呢？他說，細的貴啊！我哈哈笑，說，那還是抽細的吧，還能少抽點。
“不行，細的太細，抽得不得勁兒。粗的抽得來勁兒。”他咧嘴笑：“等我以後有錢了，天天抽細的，抽三盒兒。”
我問他，有機會去北京看看，找找工作？那兒工資高，來錢兒快。他抽了口煙。“我去過。有個朋友在北京，我前幾年去過一回，麵試還過了，幹了一兩個月吧。”他抬起眼睛看著我：“但是我感覺吧，北京壓力太大了。競爭太激烈，幹活太累了。”
我說，那想掙錢不就得努力嗎，哪有輕鬆的活兒能掙著錢的。
他又抽了口煙，詭譎地笑了。
“哥我告訴你個事兒，一般我都不告訴他。我準備，過了年就回長春，接著幹家具。在那兒，我一天啥活兒不幹，你猜我一個月掙多少錢。”他見我搖了搖頭：“四千。我啥活都不用幹，一個月給我四千。因為我有關係啊，我在那兒有人脈。我靠我這人脈，啥活兒都不用幹。真的，四千，啥活兒都不用幹。”
不久房主來了，我們看了看房子，那個上午就這樣過去了。臨走他送我到店門口，又掏出一根煙點燃。
“哥，你一看就是個能掙大錢的人。我特別佩服你。”他有點害羞地笑了，咧開了嘴：“以後我也能掙著錢。等我啥時候上北京了，必須得找你去。”
我說沒問題，微信常聯係，然後跟他揮了揮手，跳上了一輛新的出租車。反正我們都還隻有二十五歲。
04
中介的店主大哥告訴我，這片樓盤，今後兩三年肯定看漲。
“因為這對麵兒過道原來是哈藥集團。藥廠不好，有輻射，有毒，所以這片兒房子沒人買。幾個月前藥廠開始拆遷了，以後建商業中心，這兒就漲起來了。”他轉過頭看著我，似乎也有些拿不準：“拆遷了估計毒啥的就沒了吧，是不是？”
我笑了笑，問他，這片房子的入戶費大概要多少錢呢。
“三四萬，四五萬，五六萬左右吧。也就那樣。”他垂下眼睛，沒看我，翻了翻手機。我突然覺得“粗的兩盒，細的一盒”的兄弟想當上老板還要修煉，他的話太實誠了。
我看過房子，來到了物業辦公室。一個對著手機照鏡子的女孩抬起半張臉看了看我。
“你有啥事？快點兒說，我們要下班了。”
我低頭看了看表，才兩點多啊。我說，我想問一下這邊的二手毛坯房，如果進戶的話需要辦什麽手續。她把手機放下，在抽屜裏找了一會兒，遞給我一張打印的單子，抬頭寫著，某某物業進戶費一覽，下麵列了一堆。她說，還要補交五年的物業費和包燒費。我問她為什麽？
“人家就是這麽規定的。這兒就是這麽規定的，所有的都是這麽交的。就都是這樣的。”
我說，沒進戶入住為什麽要補交這個錢？之前屋子是空的，供暖甚至都沒開栓，為什麽要補交錢？
“就必須交這個錢。我們這兒就這麽規定的，都得交。不交你出不去這個屋。”
那時候我還沒有去看《芳華》，但是顯然我比劉峰慫了很多。如果你是在朝陽、浦東或者龍崗看的這部電影，你應該很難想象故事最後的那段鏡頭，竟然還在如今的東北發生著。顯然，大家現在需要錢了，因為錢是個好東西。可是在這片計劃的土地上，大家又不太知道怎麽能正兒八經地賺到錢。“撈錢”和“創造財富”，是不是一碼事呢？
05
遠房表叔不想把房子買在離他生活一輩子的“廠子”太遠的地方，也不覺得房子買在哪兒，未來會在經濟上有何區別。他叫我別跑了，那些街區都太遠，不熟悉。其實地鐵修好後，那裏隻要兩站路就到他的廠子，而且我跟他說，廠子可能過幾年就遷走了。電話裏他笑著說不可能，你有事兒先忙你的去吧。
我去了當年的高中。學校大概是一塊蕭瑟的土地上為數不多仍舊充滿希望的地方。下午四點多鍾，哈爾濱的天已經完全黑了。教室裏都亮著燈，學生們在課桌上做著各種小動作，看到趴在門上的我的臉，就一下子轉過身坐正；大概把我當成值班老師了。
關於這一點，當年我的老師的感受是，現在的孩子，玩也不會玩，學也學不好。
我端起一杯酒跟他碰了杯子。我說這其實挺正常，現在物質條件好了，孩子們不靠著那種想要改變命運的意誌力來學習了，慢慢要尋找興趣，選擇變得多元，學習也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我說到這兒，突然意識到說得不對。
對於一個三線城市的普通高中生來說，培養興趣是一件很有風險的事。無論他有多麽高的天賦，在自己的興趣上多麽努力，可能都無法與北上廣的同齡人同台pk。除非他的家庭充分優裕，父母充分支持，不然，他沒有足夠大的舞台。然而有這樣客觀條件的孩子，大多早就離開這裏了。可能聽起來很可悲，但是，在一個平庸而相對封閉的地方，天賦異稟是一件極度痛苦的事。
努力學習，好好高考，對於這些孩子來說，可能真的是唯一的出路，而且現在比起以往任何時候更是如此。
但是幸好，老師們還都在努力。他們依然盡其所能給孩子們積極的引導和培養。他們的苦衷和煩惱，隻有跟畢業了的學生，比如我，才倒得出來。
“現在都不讓我們老師活了。外麵補課抓得太嚴。”
我知道，他在外麵肯定還有課上。所謂抓得太嚴，可能是上的少了點兒的意思。市教育局明文規定不許老師出去補課，但是直到最近幾年，這條規定還都僅僅停留在紙上。
“那你說我們還會幹點啥？不就為賺點錢麽。我們又不幹什麽傷天害理的事，就上上課，孩子們聽聽課，我們賺點錢，多好。”
“總有家長告。今天找教育局了，明天找教育局了。有的家長，自己孩子上著課，回過頭來舉報老師補課。就想著法兒大家都別好。還有家長說，你就上節課，在黑板前麵白話一個小時，就幾千塊錢？真是，沒法讓人活了。”
我同意他的話。跟拚客、供暖費和騙人的廣告牌比起來，他出去上課賺錢，已經是相當正大光明的事了。我也理解他嫌惡“逼仄”的生活：不然又怎麽辦呢，別人都賺到錢了？難道因為我是老師，就必須占據窮酸的道德製高點嗎？
然而這不是老師、醫生或小公務員的錯。2016年《Science》上一篇社會學研究裏有一句話，翻譯過來大意是，政策的主要作用之一，是為人們改變預期提供依據。這句話顯然是說在“政治正確”時期的美國的，比較含蓄，作者其實可以說得更露骨一點，比如，政府的作用之一是正確疏導人民的欲望。
老師說他新買了輛寶馬，一會兒得找個好代駕。
“其實我就喝了一點。照以前，一點事兒沒有。但是現在查得嚴了。”他沉默了幾秒，點了一根煙，開始低頭翻手機：“還是對的。社會還是在進步。我找個滴滴。”
“想想也是。我們學校的這些老師，開的車還都是好車。也對，教委也該抓我們。”
06
我去我爸退休前的廠子逛逛。
生產車間裏到處都是鐵。鐵管、鐵架、鐵屑、鐵塊。花花綠綠的油漆斑駁地覆在各種機床的表麵上，許多藍工裝和線手套在火星、機油、砂輪、滑車裏上下翻飛。角落裏的“抽煙處”圍了幾個提前完成生產，等著吹午飯號的工友。他們響亮的笑聲在大大小小的鐵架子上彈來彈去，充填了整個廠房。
是的，是那種，發自肺腑的，徹底的歡快。這種歡快是可以傳染的：在林蔭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裏，在食堂窗口排著的長隊裏，在每一張飯桌上，笑聲匯聚起來，漂浮在頭頂的空氣裏，籠罩了整個廠區。排隊打飯的隊伍裏，和埋頭吃飯的桌子上，竟然隻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在看手機。我認為這是集體主義的壯舉。我也悄悄把手機揣起來。
廠子在衰落嗎？如果它在衰落，是集體主義的衰落，還是人的衰落呢。
食堂大姐給“回來看看的子弟”在飯裏多打了一勺魚香肉絲，大概是想告訴他，人要吃得飽飽的，咱廠子還好著呢，有的是肉吃！
……
“趕緊讓你爸你媽給你攢點錢，以後你從美國回來了，在北京疏通疏通，找個工作，最好能留北大。可不能相信什麽招聘啥啥的，我告訴你。那些都沒用，最後還得是錢兒硬，關係硬。”
我說哈哈表叔你說的對，但是北京可能比咱們這兒稍微好一點，沒塞錢沒關係整不好也能找個工作。而且那錢太多了，得使勁攢，咱可攢不起。
“那再懟點錢不更把握嗎？”表叔看了我一眼，似乎很不理解。他喝了口酒，換了個話題：“唉，你去廠裏看一圈咋樣啊。”
我說去了，看了一圈，中午還在食堂吃飯來著，人可多了。表叔咧開嘴笑了。
“廠子好吧！怎麽樣？唉，現在總說改革改革啥的，那你說，跟了廠子一輩子了，改革了，這些個工人幹啥去？現在這樣多好！”他說得有點興奮：“我明年也要退休了。我在廠子幹了一輩子。我們現在生活得很幸福，我們非常感謝政府。”
“我決定就在這片兒買房子，就廠子邊上，老城區。老人兒都在這兒。你整那些地方都太遠了。我看好一個。我告訴你，我今年六十萬買了，過兩年，至少漲到八十萬。”
我點了點頭。
廠子裏的人，盡管知道如今相比之下自己有點兒囊中羞澀，卻是萬萬瞧不起那些離開“計劃”、轉而從事“市場行為”的人的：他們“心眼兒太多了”。伴著廠子度過一生，就可以不用學習這個世界的複雜。不必勾心鬥角，不必虛頭巴腦，不必爾虞我詐。每個廠子都是個桃花源：從進入它的第一天起，就可以踏踏實實，高高興興，繼續做個嬉笑怒罵、感情充沛的孩子，並且一直高昂著變老。
隻要廠子還活著，這群人就有生活的意義；廠子沒有了，他們的生活就被剝奪了。廠子是一代人的芳華，還是他們芳華的前提。
07
可是，廠子的本質是企業，是“店”。
前麵加了“國”字，會讓它堅固一些；但隻要它的本質是“店”，便在瞬息萬變的商業裏沉浮，便注定有興有衰，便不像學校、醫院、政府機關，可以有理由一直存在下去。
隻是這個道理，在計劃的年代，沒人主動告訴他們；現在時代變了，他們知道了，可是他們老了，沒辦法心甘情願地相信。
人們不願意相信這些事情，大致出於兩個原因：自由和錢。換個角度講，隻有一個原因：束縛。在製度和教育荒蕪的年代，人們習慣了不受束縛；而如今的生活習慣、思維模式、理念、邏輯……把人束縛得夠嗆！再加上錢的束縛，簡直無法忍受了。以前多好，以前大家人人都一無所有，所以其實擁有一切！
可是，我們不能永遠一無所有，不能永遠一無所獲。
我熱愛我的家鄉。誰不希望自己的家鄉充滿繁榮和活力，一直閃耀在舞台中央呢？
但是我實在想不出一個狀態，比它現在的狀態，更接近“病入膏肓”這個詞的意思了。
我的家鄉正在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墜落。每年，有無數人離開這裏，選擇做一個無奈的異鄉人。城市在失血，在加速失血。曾經，這裏人們的娛樂活動隻有走親訪友，然而在人口流動、獨生子女的夾擊下，這最後的娛樂活動甚至也無比艱難了。
如今，城市裏隻剩下麵麵相覷的老人。
老人或許還在用自己微薄的退休金幫助著獨子，因為他們大概是兒子唯一的依靠。畢竟，這座城市可是共和國長子，早在幾十年前就有堪比如今的城鎮化水平，執行國策自然是最為徹底的地方。
08
寫這個故事的時候，我還沒有讀《Hillbilly Elegy》。後來我把它讀完了。全世界的挽歌大同小異。階級鬥爭是故去的詞語，是因為“鬥爭”二字不該存在，而不是另外兩個字。顯而易見，東北便是中國的鐵鏽帶。然而，拉長時間的視角，在任意一段曆史進程裏，興衰都是最正常的事情：今日紅紅火火的CS工業，也許就是未來的鐵鏽帶，或者“矽渣帶”？今日西二旗和馬連窪熙熙攘攘的“新廠子”們，也許未來也將複製“老廠子”的命運？
可是，囿於氣候的因素，東北沒有中原或海濱那樣的流動性：人們對於興衰沒有足夠的承受力和回複力。在冰天雪地裏，我們不知道如何更好地適應變化，我們渴望一種一如既往的，部落式的、濃鬱的、穩定的常態。我們更容易在時代更替中陷入悲哀。
自從18歲離開哈爾濱後，現在我每年回去的時間不到一周。每當臨別時，與故鄉不歡而散的感覺，應該是人能嚐到的，最痛苦的事之一了吧。
不是他鄉。不是故鄉。是偶鄉。
直播和電競的興起，對於東北來說，是一壺藥酒。如果幾十年後回看曆史，證明這些產業拉動了普遍消費，最終為東北注入走出泥潭的活力，這不會讓人感到驚訝。它們為東北人終於提供了一種光明正大又相對穩定的賺錢方式： “廠子”可以被取代了；或者，“廠子”之外，有正經錢可以賺了。在這片土地上，幾十年來，大規模的新產業誕生，這也許是第一次。
還有，去年的政府工作報告裏出現了“老年教育”這個詞。好像以前從沒有過。所以現在，我利用一切機會，一切形式，冒著晚輩的大不韙，冒著不到位的風險，給家鄉的親人師長朋友介紹讓他們不適應的生活習慣、思維模式、理念、邏輯…我不知道自己除此之外能做些什麽？
但還是，懷著希望吧。
我想這個世界上本來是沒有絕望的。
希望的人多了，可能，就有了失望，然後絕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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