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也有“家庭成分”，影響巨大

美國也有“家庭成分”，影響巨大

 

 

身份政治觀念

　　數十年來，在美國政治舞台上，身份政治居於突出地位，常常引發激烈爭端。“身份”的英文identity，在一些理論領域譯作“認同”。如果把identity的這兩層意思合並成一個詞“身份認同”，也許有助於更完整地體現其含義。

　　所謂“身份認同”，直白地說，就是：每個人生而屬於某一群體，比如說，黑人、愛爾蘭裔天主教徒、猶太族裔，等等。一個人在其群體長大，就會體驗、繼承其文化、曆史、社會關係，而產生對這個群體的歸屬感、認同。就此而言，這個觀念似乎一目了然，並無可爭辯之點。但是它具有理論的重要性並引發了許多實踐變革。

　　美國的建國理念，是一種基於個人的自由主義理念，體現在傑斐遜起草的《獨立宣言》中： “我們認為下麵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創造了平等的個人，並賦予他們若幹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則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

 

　　身份認同觀念不讚成“原子式”的個人觀，在個人和政府之間，插入“群體”這一層麵。這與自由主義在個人主義的基本原則上相異。個人權利與群體規範可能發生衝突，例如，一個要求男女平等權利的婦女，與她所屬的多妻製的群體的“家法群規”，直接對立，如何認同？不過，身份政治更重要的內容是，提倡這個觀念的理論家和社會活動家揭示，美國建國以來，並不是每個個人都享受到了同等的權利或平等的對待。一些群體，在法律或者社會規範各方麵，受到歧視。例如，黑人，婦女，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特定移民族裔（猶太人、愛爾蘭人、意大利人、中國人、日本人、拉美族裔，等等），同性戀者，……,等等，這個單子可以延伸很長。這就對政府、社會提出糾正曆史錯誤、伸張正義的訴求。

 

　　大體是1960年代晚期，在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和青年反叛運動高潮中，“身份認同”觀念開始出現在理論和社會對話中。各種“弱勢群體”（自我認定的，或社會公認的），起來亮明身份，述說痛史。轟動一時的小說和電影《根》描述黑人奴隸數代家世，是一部代表性作品。弱勢群體要求法律和社會的平等待遇，這意味著提升、擴大他們或她們過去和當下受損被壓的地位權益。因此，“身份認同”立即導致“身份政治”。而身份政治一旦登場，就理所當然地成為選舉和社會活動的一個中心議題——人們卷入對各種群體的曆史、文化、價值觀的認識、評價和爭議，參與到調整、再分配權益的立法和社會規範的變革活動。早期身份政治最大的成果，是改善黑人和婦女的權益。

　　在“政治正確”的氛圍中，身份政治的影響無遠弗屆。比如上一段中說到第三人稱複數，特意用了“他們或她們”的表述，這是適應身份政治、政治正確的要求的一個具體例子。女權主義者主張，在那種句式中，不能沿用慣例，以“他們”合稱男女總體，而要說“他們或她們”。在英文中，第三人稱複數沒有問題，說they、them、their就行了，但發言時涉及第三人稱單數，就得一遍一遍說he or she，him or her，his or her，不勝其煩。這關係到話語權，是身份政治、政治正確的一個重要領域或戰場。

　　近年來在美國政治舞台上，身份政治是一台熱熱鬧鬧的連續劇。民主黨儼然成為各種“弱勢群體”身份政治的總代言人。在這些弱勢群體之外的，是白人-男人-基督教徒——在身份政治中是幾乎每一個弱勢群體的“他者”。川普則逆勢而上，創造了一個民粹派追隨者的大群體（包括眾多白人、男人、基督教徒），以“他們/我們”的對立為號召，以擊敗“他們”為目標，謀取政治優勢。

　　身份政治曾經促進了弱勢群體的權益的改善，發展到後來，身份政治最大的弊病是導致部落主義（tribalism）。本文對此進行反思。先在下一節考察身份政治在政治舞台的興起和發展，繼以“理論源頭與演進”一節梳理其概念及相關理論流派，最後在“部落主義與公民觀念”一節討論近年來在自由派—保守派的政治鬥爭中身份政治的弊病，及可能的改進之道。

　　自由派的身份政治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裏拉在2016年大選川普獲勝之後，就在《紐約時報》、公共電視台NPR發表言論，認為民主黨應該而且需要終止身份政治。他是率先批評身份政治的弊病的自由派學者。他在2017年8月新書《過去的和未來的自由派——在身份政治之後》（Mark Lilla，“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 – After Identity Politics”）[1]中進一步闡述他對身份政治的批判分析。本文中引自該書的內容均用方括號[1a]-[1j]注明。

　　裏拉以美國政治大潮流變動為背景描述身份政治的發展，而引領政治潮流的有兩條主線。一條是羅斯福的，另一條是裏根的[1a]。

　　羅斯福主旨是他在1941年提出的四大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1b]。這是一個自由派的綱領，在金融危機導致經濟崩潰、眾多民眾艱難度日的背景下，它不僅提供政府對人民核心權利（言論、宗教）的保障，也提供政府對人民基本需要（免於匱乏、恐懼）的承諾。羅斯福以此應對三十年代大蕭條對市場機製的挑戰，應對二次大戰中納粹德國對民主製度的挑戰，為維護資本主義經濟製度和民主政治製度創下不朽業績。

　　裏根主旨有四條原則：（1）美滿的生活，隻有自立的個人得以擁有，（2）政府必須優先考慮增加財富，而不是再分配財富，（3）市場越自由，就越能增長並讓每個人致富，（4）政府“恰是問題所在”（裏拉強調注明，裏根談的不是專製政府，或無效率的政府，或不公正的政府，而是說，政府自身就是“問題”）[1c]。這是保守派的綱領，裏根以此應對當時嚴重的“政府失敗”：越南戰爭、水門事件、滯脹（經濟停滯+通貨膨脹），引領了私有自由市場機製的複興及其全球化，並促成冷戰中蘇維埃專製政治製度和中央計劃經濟製度的失敗。

　　身份政治如何嵌入這兩條主線的發展？在羅斯福路線的高潮時期，也就是肯尼迪、約翰遜當總統的時候，身份政治順應民權運動、青年反叛運動的大潮流，推動了改善弱勢群體的很多變革。這些變革，包括廢除南方種族隔離製度政策，包括改善婦女權益的舉措，包括終止歧視中國移民的法規，包括善待殘疾人、老年人、傳染病患者並保障其權益，等等。

　　1980年代以來，裏根綱領占據主導地位，民主黨缺乏替代的總體綱領，在大學校園左翼教授和社會上身份群體的雙重推動下，轉以身份政治為號召。按裏拉的描述，在他寫作此書時（2017上半年），到民主黨網站去看，是這樣的內容：“在民主黨網站主頁，找不到（與裏根主旨對應的）那樣的文件。相反，如果你走到頁底，你會發現題為‘人民（People）’的一組鏈接。每個鏈接把你帶到一個網頁，特地裁剪好以適應一個特定的群體和身份：婦女，西班牙語族裔，‘族裔美國人（ethnic Americans）’，LGBT（男女同性戀）社群，美國原住民，非裔美國人，亞裔美國人及太平洋島嶼居民，……,等等。一共有十七個鏈接，以及十七種不同的訴求。”裏拉說，“你可能會想，你誤入了黎巴嫩政府的網站，而不是對美國未來有一個願景的政黨的網站” 

　　按裏拉的描述，在裏根的保守主義革命席卷美國的1980年代，自由派力量發生兩大轉折。一是從政黨政治轉向運動政治，包括形形色色以身份為基礎的社會運動。一般來說，在政黨政治中“向心力”發揮主導作用，追求共同目標。而運動政治則以“離心力”為特色，強調一個一個小群體的單獨議題和意識[1e]。二是成員基礎從勞工階級和農民轉向校園人群[1f]，而那裏的教育並非是推動年輕人向外、向更廣闊的世界、向公民共享的目標，而是把他們納入自我關注、日益狹隘、排外性的自我定義的身份群體[1g]。

　　裏拉形象地把校園年輕人的這種自我認同稱作“身份的臉書模式（the Facebook model of identity）”：“我”就是我建構的視同個人品牌的主頁， 通過我自行選擇的“喜歡”或“不喜歡”的群體而聯係到其他人。他強調，教育本應該幫助青年建立公民觀念——它是民主政治的中心概念，是連接所有社會成員的紐帶，與個人特定資質無關，而賦予每個人以權利與義務[1h]。但臉書模式的認同與此無關，一個人局限於“自我認同”所選定的某種群體，與全體公民共享的未來脫節。

　　其結果是，共和黨成功地說服公眾，他們的黨代表了大眾，那些“六罐啤酒張大哥”輩（Joe Sixpack，俚語，Joe是常用男名，Sixpack指六罐啤酒），而民主黨則代表了棲身校園、辦公樓的“瑜伽墊上王女士”類（Jessica Yogamat，俚語，Jessica是常用女名，Yogamat是瑜伽墊）。裏拉認為，自由派的身份政治幫助塑造了這樣的形象差別[1i]。

　　理論源頭與演進

　　身份政治的理論源頭，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的自由主義大師柏林，特別是他在許多著作[2]中反複闡發的多元觀（pluralism）。以往理論家談“人”、“個人”，總會設定：人有理性，有同情心，有自主性，等等，人人皆如此。柏林則從曆史切入，舉例說，談到“美好生活”這個價值標準，希臘人、巴比倫人、埃及人，會有很不相同的答案。曆史通常顯示，理論分析也可以論證，不同的價值之間不可通約、無法比較、還會相互衝突。柏林突出地把多元化與自由概念聯係起來。在人們具有多元價值觀的社會，否定這種多元性，就導致專製。柏林認為，承認並接受這個多元觀，是自由主義的前提。

　　在這個基礎上，柏林區分人們享有的兩種自由。一種是個人不受政府幹預的自由，就是說，在個人與政府之間劃定一個私域（包括言論、信仰、產權等等），政府不得幹預。柏林稱之為消極自由。另一種是積極自由，就是個人作為主體采取行動並實現目標的自由。它當然是每個人都向往的自由，按自己的意願生活、實現自己的目標的自由。柏林強調，在追求積極自由的目標時，要警惕權力機構僭越，那就是，以國家政權、社會理性、全體人民等等名義，把單一的價值觀強加給個人，取代個人自己的價值觀。法國革命中的雅各賓專政，後來的蘇維埃革命，霍梅尼的伊斯蘭革命，等等，都要以一種統一的“正確的”“理想的”價值觀主宰社會。

　　柏林倡導的多元觀自由社會，可以概括如下：承認價值多元，確保消極自由，助成個人行使積極自由實現自己的目標。柏林構建的這種自由主義，對冷戰中戰勝蘇維埃專製體製、對改進歐美現代自由國家體製，作出重大貢獻。

　　總結一下：柏林的多元觀開“身份認同”觀念的先河。自由社會是“身份政治”安身立命所在。

　　自柏林多元觀以降，與身份政治有關的理論發展，涉及以下幾條線索。其一，“多元觀”的延伸。從柏林的多元觀，順理成章地發展出了多元價值觀（pluralism of values）、多元文化觀（pluralism of cultures），等等。這擴展了人們的眼界。比如說，談到黑人身份認同，就不再隻限於慘痛的奴隸史，而擴展到黑人的神話、宗教、風俗、音樂、舞蹈，等等，等等。多元價值觀、多元文化觀反映了現實中人們豐富的社會體驗。

　　其二，社群主義的推波助瀾。1980年代理論界曾經有活躍而且人多勢眾的“社群主義”流派，其基點是批評自由主義的“原子式”個人觀，強調個人與群體之間的聯係。他們的基本信念是，自我意識、社會認同、人格塑造等等，都是由社群建構的。他們反對脫離社群而談個人自由、權利及社會正義，所談的群體是“社區”性質的，即具有共同利益、曆史文化、居住地理區域的人群。上麵說到，身份認同理論起源於對弱勢群體的關切，社群主義則是一種一般性理論。社群主義的發展為身份政治助勢。

　　其三，這條線索的關鍵詞是“共性”，要回答柏林遺留的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問題：給定人們擁有不同的價值，這些價值之間不可通約、無法比較、還會相互衝突，民主社會如何可能運行？或者說，各種身份群體，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的教徒們、黑人、華裔、西班牙語係族裔們、歐美族裔白人，等等，自由地生活在一起，多元的訴求如何能夠和諧共生？維係社會、達成“公共善（Public Good）”的基礎是什麽？

　　問題的答案涉及政治學、倫理/道德學、民主理論等領域。學者們給出了不同的答案，舉其要者，一個是羅爾斯的重疊共識論（Overlapping Consensus），一個是德沃金的價值一統論（unity of values）。羅爾斯把價值多元觀接納到他的自由社會框架，在《政治自由主義》[3]提出：“社會統一的本性是通過一種穩定的諸合乎理性的完備性學說之重疊共識所給定的。” 重疊共識是指不同的價值觀念體係，在各自保持自身的前提下，就政治生活的基本秩序和原則所形成的共識。德沃金[4]則提出一個“元理論（metaphysics）”的命題，就是在多元價值觀中，存在著“價值的統一性”。各種價值觀都是建構的產物，在諸價值間建構融貫秩序的整體，就達成價值的統一性。二者的區別在於，在“重疊共識”的場景中，原有的各種價值觀保持不變，在“價值一統論”的構想中，要從原有的各種價值觀中建構出一個整體體係。

　　這種對共性的探討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要克服身份政治的局限性，特別是它難以避免的分割、破碎、封閉、排他等等屬性，需要了解開放、理性、寬容、和諧的社會如何可能，“公共善”的基礎何在。

　　其四，一些其他領域的發展，主要是大學校園左翼學者提倡的理論，影響、支持了身份政治的發展。其中，特別地，加強了其負麵的作用的理論要素有：

　　——文化相對主義：從多元文化觀走向偏激，主張對各種文化一視同仁，不得“歧視”。例如，把基督教文化（經曆了啟蒙運動、宗教改革的基督教），和原教旨伊斯蘭文化（包含聖戰、歧視婦女等原初教義），等量齊觀。

　　——解構主義：本來是一種文學批評流派，提倡以解構的方式閱讀評論著作。流行起來，對曆史積累下來的基本觀念、經典價值的“解構”，就會導致虛無主義的否定。例如，解構主義大師德裏達認為，文本沒有固定的意義，作品的終極不變的意義是不存在的。

　　——去中心：批判世界史、思想史中的歐洲/白人中心思想，甚至中學曆史教科書也要齊頭並進地講述非洲、歐洲、亞洲各地區、各民族的曆史。豐富多彩的世界曆史確實包含所有民族的貢獻，但如果否定希臘羅馬-文藝複興-宗教改革-工業革命-歐美市場機製與自由民主體製的建立這條線索在世界曆史上具有標誌性，容易延伸到質疑在這個進程中產生的最重要成果，人類共同享有的現代文明和普世價值。

　　上述幾個領域的這些思潮共同創造了一種氛圍，加強了身份政治群體的多樣化訴求的力量。

　　以上演進過程表明，身份政治一定要有多元化自由主義為基石才能發展。身份政治的發展促進了提升曆史上弱勢群體的權益地位。身份政治也包含消蝕多元化自由主義的和諧自洽建構的因素。

　　部落主義與公民觀念

　　羅斯福代表民主黨和裏根代表共和黨，提出的兩個主旨，應該說，是“中間偏左”和“中間偏右”的綱領。美國的民主、共和兩黨位於政治光譜上靠中心位置很近的左右兩邊。美國民主黨比歐洲曾主張社會主義而長期執政的社會民主黨、工黨靠右很多，裏根共和黨也比當今的民粹主義右派、宗教右派要溫和得多。這樣的兩黨輪流執政，有共識又能互補，保證了美國政經體製大體穩健，較易糾偏而避免積弊。

　　左翼偏向的典型弊病，是大政府、高稅收、低效濫用的福利。本來，克林頓執政時已經把民主黨推向中間，見諸其言（“大政府時代已經過去”，要“終結我們所知道的福利製度”），及其政績（例如福利改革——領取福利有期限、身體健康者要工作）。右翼主張的典型缺陷，是漠視“有為政府”觀念，缺乏“社會擔當”（對全民醫保、對環境汙染、對氣候變遷、對彌補“市場失效”、對基礎科學發展，等等）。本來，小布什以“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為競選綱領，是與最右翼的主張劃清界限一個信號，他擴大Medicare醫保計劃的處方藥覆蓋麵，是這方麵政績之一。那時候，左右兩翼確有“重疊共識”。

　　民主黨的身份政治的弊病眾多，裏拉已經列舉其大要。共和黨、右翼方麵，也從來不缺自己的身份政治。其群體常常不是基於人種、族裔，而與宗教或社會議題有關，如福音教派信徒，反墮胎者，等等。在政治舞台上，這樣的群體常常有策略優勢，就是依據“單一議題”發動其成員，所謂“one issue voter”（隻按一個議題投票的選民），在選舉中形成多數而取勝。

　　各種“弱勢群體”的訴求是多種多樣的，它們可能不相容甚至對立。社會中多數人可能不認同某一特定群體（例如同性戀者、變性者）的特定訴求，盡管那種訴求可能有道理。民主黨以代表各種身份群體（常常是“弱勢群體”）自詡，麵對“單一議題”選民，可能恰使自己異化於占社會多數的人群。

　　右翼群體的單一議題可以是：反對授予同性戀伴侶法定“婚姻”地位、反對墮胎、支持任命保守派大法官，等等。這部分民眾常常反感上述自由派“弱勢群體”的特定訴求和身份政治。當然，各種右翼群體對眾多議題會有不同意見，但他們在教會或其他機構促進下達成對某個“單一議題”的一致，其選票就足以決定選舉的勝負。比如說，照顧同性戀、變性人的廁所訴求，這單一議題，就足以使一個選民對某一候選人從支持者變成反對者。

　　糟糕的是，美國社會麵臨的許多重大問題，不在“弱勢群體”從自身出發的身份政治的議程上，也不在“單一議題”選民的議程上，因而社會共識難以達成。近年來，身份政治有積重難返而愈演愈烈甚至到撕裂社會的地步。每遇到一個議題，就以“他們/我們”劃界，而忽略基於事實的理性討論和基於人道的關切。《紐約時報》保守派專欄作家布魯克斯（David Brooks）多次嚴辭批判這種“部落主義”。他特別指出川普以“部落主義”思維和方式競選和執政，表現在：“川普無休止地製造朋友/敵人之區分，利用自由主義關於社群的模糊觀念，以群內/群外的二元對立為基礎創造出包含毒素的群體” [5]。

　　2018年元旦，布魯克斯在題為“退向部落主義（The Retreat to Tribalism）”專欄文章中指出：馬丁·路德·金把種族隔離和非正義現象看作是使我們分裂的力量。他訴諸普適性原則和我們的共同人性，作為治愈偏見並聯合國家的手段。從那種強調共同人性的身份政治，我們已經走到強調共同敵人的身份政治。問題在於，部落式專注“共同敵人”的思維把一個多樣化的國家撕裂。

　　布魯克斯這位保守派專欄作家對身份政治的診斷，與裏拉這位自由派教授的思路相同。裏拉在他書中的結束部分，提出以“公民觀念”來替代身份政治[1j]。這項主張，和布魯克斯以“普適性原則和我們的共同人性”對抗部落主義的主張，正相呼應而相融。

　　具體說來，裏拉的公民觀念的主張包括以下要點：它是一種政治地位/身份（political status），可以和前麵所說的群體身份（group identity）同時並存。就是說，一個人可以在認為自己具有一種群體身份的同時，具有公民身份。公民身份的根本意義在於，它把“我”聯係到“我們人民（We the People，美國憲法開篇首句）”，把自我的狀態聯係到國家共同體，從而關切共享的未來。

　　以公民觀念取代身份政治，是以一個更普遍、超越而包容的觀念取代一個比較狹義、局限而分離的觀念，顯然是一種提升。在政治實踐中是否有效，有待觀察。

　　為了達成“公共善（Public Good）”或“共同善（Common Good）”，理論家們還會繼續他們或她們的理論探討，尋求合適的框架和精準的觀念。另一方麵，應該承認，多年來美國社會中確實存在重疊共識，那就是通常所說的普世價值。確實，美國建製（機構和人）並不完善，也麵臨社會發展、科技進步帶來的挑戰，還遭受了諸如身份政治、文化相對主義等等的侵蝕。但是，重疊共識是有堅實基礎的。有理由期望，重疊共識、普世價值會克服身份政治的負麵作用。“We shall overcome（我們終將戰勝（克服）”是1960年代民權運動中理想主義青年的戰歌，確實，他們推動了在廢除種族隔離、爭取男女平等等許多方麵的重大進展。現在，堅持理想的自由派也需要克服自身的偏激狹隘之處，揚棄已經過時的身份政治。

 

http://news.*****/us/2018/01/24/191600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