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談中國邏輯到底是什麽玩意？
野夫
說到邏輯，我們都想起了那句名言：這世上有兩種邏輯，一是邏輯，一是“中國邏輯”。在中國，邏輯的最大敵人，恰恰就是中國邏輯；因為嚴格來講，後者並不配稱為“邏輯”，其實質毋寧是反邏輯，玷汙了邏輯之名。
易中天先生曾將中國邏輯歸為三點：問態度，不問事實——問動機，不問是非——問親疏，不問道理。我的歸納不如他縝密，卻更具體，所指更為鮮明。
中國邏輯的第一表征，是國情論，即用國情為吾國的一切症結辯護，為一切罪孽洗白。江平先生說，30年前我們批判兩個凡是，現在要批判兩個謬論：穩定壓倒一切，中國情況特殊論。中國自然有其國情、有其特色，這決定了我們不能教條化，不能奉行“拿來主義”。隻是，中國的國情與特色，不該成為阻止我們“拿來”真理的借口，用何兆武先生的話講，倘若真理不合國情，那麽需要加以改變的是國情，而非真理，“國情要適合真理，而不是真理要適合國情”。可惜，對中國邏輯的堅守者而言，這些話始終不大入耳。他們眼中，國情的陰霾，阻斷了眺望真理的視線，隻能惜取眼前物，國情——如貪腐、專權——即存在，存在即合理。
第二表征，是辯證法。它與第一表征如膠似漆，互為表裏。辯證法為國情論提供了論證的工具：哪怕國情再不好，辯證來看，總有好的一麵。國情論則為辯證法製造了運行的語境。要言之，辯證法的作用，一是搗糨糊，二是遮羞布。它最大的害處，在於混淆了是非善惡，因為一旦辯證起來，是中有非，非中有是，善中有惡，惡中有善。再如，用辯證法審視官員腐敗，雖然違法，卻潤滑了科層製，提高了辦事效率，並不全是壞事呢。
第三表征，是誅心，即易中天所雲“問動機，不問是非”。須知心之為心，動機之為動機，恰在於不可測問。當然這不是中國邏輯獨有的病症，卻在中國流毒尤烈。你批評一位名人，他的粉絲立即上前圍攻，質問你什麽動機，是不是嫉妒，是不是借機炒作，進而上升到人格問題、立場問題——凡事不論理性論人品，不論事實論立場，結果隻能是各執己見，雙方之間的裂縫越來越深，達成共識的可能性越來越微弱。
第四表征，是附會。以舊聞為例。據陳伯達秘書繆俊勝回憶，有一次在京西賓館開會，會議室廁所未標男女，其間陳伯達上廁所，出來碰到江青，江火了：“你怎麽上我的廁所？”陳解釋，這裏並未標示男女。“啊？你今天上我的廁所，明天就會闖我的臥室！”
江青的不講邏輯或“中國”邏輯，其一是霸道，將會議室廁所的主權納入自己名下；其二是附會，將廁所與臥室等同，將“上我的廁所”與“闖我的臥室”混為一談，事實上，廁所與臥室本不相幹，“上錯廁所”並不必然會導致“上錯臥室”，二者之間不能遞進，將它們強行牽連在一起，便打亂了邏輯的前提。
第五表征，是混淆：從混淆公私，混淆道德與製度，到混淆是非，混淆善惡。譬如有人因私德不謹，曝光天下，其論敵便說：依你這德行，假如上台執政，必定是一大貪官、酷吏。這種論斷常能蒙蔽一些受眾。然而，稍加明辨，當可知貪官和酷吏，與其人的德行並無必然關係，而取決於製度的設計，公權力是否受到了製約。製度不改，誰上台都一樣，君子執政，轉眼便是小人。對道德與製度的混淆，可謂吾國的一大沉屙，導致我們的製度建設，屢入誤區而不自知。
這五大表征，猶如五毒，身染其一，理智便受損傷。捫心自問，我亦不敢說自己健全，所以這些批判，首先是自我批判。
重申一點，中國邏輯不是邏輯，而是邏輯的天敵——如今任何詞語，隻要加上“中國式”、“中國特色”的修飾，一瞬之間，即由褒義變成了貶義。然而，你要想“讀懂中國”，就必須洞察中國邏輯的本質，洞察的前提，你必須具有邏輯。這正可以回答，邏輯為什麽重要。
野夫
說到邏輯，我們都想起了那句名言：這世上有兩種邏輯，一是邏輯，一是“中國邏輯”。在中國，邏輯的最大敵人，恰恰就是中國邏輯；因為嚴格來講，後者並不配稱為“邏輯”，其實質毋寧是反邏輯，玷汙了邏輯之名。
易中天先生曾將中國邏輯歸為三點：問態度，不問事實——問動機，不問是非——問親疏，不問道理。我的歸納不如他縝密，卻更具體，所指更為鮮明。
中國邏輯的第一表征，是國情論，即用國情為吾國的一切症結辯護，為一切罪孽洗白。江平先生說，30年前我們批判兩個凡是，現在要批判兩個謬論：穩定壓倒一切，中國情況特殊論。中國自然有其國情、有其特色，這決定了我們不能教條化，不能奉行“拿來主義”。隻是，中國的國情與特色，不該成為阻止我們“拿來”真理的借口，用何兆武先生的話講，倘若真理不合國情，那麽需要加以改變的是國情，而非真理，“國情要適合真理，而不是真理要適合國情”。可惜，對中國邏輯的堅守者而言，這些話始終不大入耳。他們眼中，國情的陰霾，阻斷了眺望真理的視線，隻能惜取眼前物，國情——如貪腐、專權——即存在，存在即合理。
第二表征，是辯證法。它與第一表征如膠似漆，互為表裏。辯證法為國情論提供了論證的工具：哪怕國情再不好，辯證來看，總有好的一麵。國情論則為辯證法製造了運行的語境。要言之，辯證法的作用，一是搗糨糊，二是遮羞布。它最大的害處，在於混淆了是非善惡，因為一旦辯證起來，是中有非，非中有是，善中有惡，惡中有善。再如，用辯證法審視官員腐敗，雖然違法，卻潤滑了科層製，提高了辦事效率，並不全是壞事呢。
第三表征，是誅心，即易中天所雲“問動機，不問是非”。須知心之為心，動機之為動機，恰在於不可測問。當然這不是中國邏輯獨有的病症，卻在中國流毒尤烈。你批評一位名人，他的粉絲立即上前圍攻，質問你什麽動機，是不是嫉妒，是不是借機炒作，進而上升到人格問題、立場問題——凡事不論理性論人品，不論事實論立場，結果隻能是各執己見，雙方之間的裂縫越來越深，達成共識的可能性越來越微弱。
第四表征，是附會。以舊聞為例。據陳伯達秘書繆俊勝回憶，有一次在京西賓館開會，會議室廁所未標男女，其間陳伯達上廁所，出來碰到江青，江火了：“你怎麽上我的廁所？”陳解釋，這裏並未標示男女。“啊？你今天上我的廁所，明天就會闖我的臥室！”
江青的不講邏輯或“中國”邏輯，其一是霸道，將會議室廁所的主權納入自己名下；其二是附會，將廁所與臥室等同，將“上我的廁所”與“闖我的臥室”混為一談，事實上，廁所與臥室本不相幹，“上錯廁所”並不必然會導致“上錯臥室”，二者之間不能遞進，將它們強行牽連在一起，便打亂了邏輯的前提。
第五表征，是混淆：從混淆公私，混淆道德與製度，到混淆是非，混淆善惡。譬如有人因私德不謹，曝光天下，其論敵便說：依你這德行，假如上台執政，必定是一大貪官、酷吏。這種論斷常能蒙蔽一些受眾。然而，稍加明辨，當可知貪官和酷吏，與其人的德行並無必然關係，而取決於製度的設計，公權力是否受到了製約。製度不改，誰上台都一樣，君子執政，轉眼便是小人。對道德與製度的混淆，可謂吾國的一大沉屙，導致我們的製度建設，屢入誤區而不自知。
這五大表征，猶如五毒，身染其一，理智便受損傷。捫心自問，我亦不敢說自己健全，所以這些批判，首先是自我批判。
重申一點，中國邏輯不是邏輯，而是邏輯的天敵——如今任何詞語，隻要加上“中國式”、“中國特色”的修飾，一瞬之間，即由褒義變成了貶義。然而，你要想“讀懂中國”，就必須洞察中國邏輯的本質，洞察的前提，你必須具有邏輯。這正可以回答，邏輯為什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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