拋棄共產主義：中國腐敗犯罪的原因分析
何家弘在《中國腐敗犯罪的原因分析》一文中列舉了導致腐敗發生的三個邏輯上可能的原因“個體性腐敗”、“製度性腐敗”和“社會性腐敗”。但文中沒有分析這三類原因中，何為主因，隻是筆鋒一轉，討論起了“社會習俗中生成腐敗的原因”。所以該文分析腐敗原因，隻及表麵現象。而九十年代以來，腐敗爆炸性膨脹的根源，在於放棄了共產主義，走上了資本利潤極大化的道路。
友人推薦何家弘的《中國腐敗犯罪的原因分析》一文，稱其為“這是把中國腐敗問題闡述得最清晰的好文”。上網一查，此文發表於《法學評論》2015年第1期，經共識網轉載（http://www.21ccom.net/articles/china/ggzl/20150408123346.html），現在網上廣泛流傳。
此文首先對中國的腐敗狀況進行了評估，其結論是：
“在已經實施的腐敗犯罪中大約有一半未被發現；在已經檢舉揭發或偶然事件而被發現的腐犯罪中大約有一半未能查證；在已經獲得相關證據的腐敗犯罪中大約有一半未能處罰。如果這三個推斷比較靠譜，那麽三個50%相乘的結果就是：受到處罰的貪官大概隻占實在貪官的12.5%。換言之，腐敗犯罪的黑數可能高達87.5%。”
作為草民，我不掌握相關資料。何家弘的文章能在《法學評論》上發表，想必了解一些內情，其結論想必基本可信。他進一步指出：“雖然中國不是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但腐敗問題也是相當嚴重的，而且已經從個體性腐敗發展為製度性腐敗和社會性腐敗。”
這裏何家弘列舉了導致腐敗發生的三個邏輯上可能的原因“個體性腐敗”、“製度性腐敗”和“社會性腐敗”。對此，他的判斷是：“當代中國造成腐敗泛濫的原因是多方麵的，既有個體原因，也有製度原因，還有社會原因。下麵，我主要分析社會中產生腐敗的原因。”
何家弘沒有分析這三類原因中，何為主因，隻是筆鋒一轉，討論起了“社會習俗中生成腐敗的原因”。而社會習俗存的形成與演化，以千百年為尺度，將當今的腐敗現象歸之於此，無異於說中華文明就是腐敗的土壤，反腐無異於堂·吉柯德與風車的鬥爭。何家弘或許也感到了以此立論之不足，接著又討論了“社會轉型期中生成腐敗的原因”，其結論是：“信仰缺失”、“道德下滑”、“私欲膨脹”、“行為失範”。至於“社會轉型期”為何會出現這些問題，則語焉不詳。在此基礎上，就給出了反腐方略的建議：
“治本之道從思想教育轉向法律規製。如果說腐敗的大官是“老虎”，腐敗的小官是“蒼蠅”，那麽各類民營企事業組織中的行賄受賄者就像是“蟑螂”。中國查辦腐敗犯罪的重心應該逐漸從“打老虎”轉向“拍蒼蠅”再轉向“滅蟑螂”。”
中醫治病，首先關注的，是致病的內因。無論細菌還是病毒，在中醫看來都是外因，同樣的外因條件，有人得病、有人不病，原因何在？“正氣存內，邪不可幹。”在腐敗問題上，“老虎”、“蒼蠅”、“蟑螂”，扮演了細菌與病毒的角色，恰如一間房子，垃圾遍地，汙穢不堪，無論如何“拍蒼蠅”、“滅蟑螂”，“蒼蠅”、“蟑螂”都會源源不斷地再生。可見不改變社會上垃圾遍地，汙穢不堪的狀態，反腐根本無望。
於是問題歸結於：社會的“垃圾”與“汙穢”是什麽?一個明顯的事實是，近幾十年來，腐敗呈爆炸性膨脹。理解其原因，才能找到腐敗的根源。對此，何家弘的答案是：“信仰缺失”、“道德下滑”、“私欲膨脹”、“行為失範”。
對“信仰缺失”，何文認為：“無可否認，當下中國人麵臨的一個重大社會問題就是信仰缺失。曾經占統治地位的共產主義信仰已經黯然失色，而複蘇或外來的宗教信仰也難成大道。雖然在我們的身邊能夠看到許多自稱信仰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人，但其中純潔的信仰者恐怕為數不多。一些佛教聖地的過度商業化就是例證。”
何文沒有分析“共產主義信仰”為何“黯然失色”。為何“一些佛教聖地過度商業化”。當精英們拋棄了共產主義，讓王cj們盤踞在中共中央黨校中，讓新自由主義教條誤導某些政策，在事實上由資本利潤極大化原則配置社會資源時，整個社會就不可避免地商業化了。一個商業化的社會，其主導信仰必然是商業化的。在這樣的社會中，交易是最正常、最合理的社會關係。中國社會的主要資源是權、錢、色、名，（民諺雲：“名權色利四堵牆”），於是四者間的交易日漸興盛，直鬧得天怒人怨，被稱之為腐敗。
在“共產主義信仰黯然失色”的幾十年裏，曆史展現出其辯證邏輯。越來越多的人懷念毛澤東，人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正在掃開精英集團布下的迷霧。一批堅持共產主義信仰的社區（如南街村、華西村等上千個社區），正引起越來越多人們的關注。即使在高度商業化的佛教內，也出現了抵製商業化的動向。
對“道德下滑”，何文認為：“誠然，過去流行的‘大公無私、舍己為人’的說法確實有些虛高，但是曾被國人所不齒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主張卻已經堂而皇之地被人宣揚，甚至出現‘笑貧不笑娼’的大眾心態”。何卻回避了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在一個商業化的社會中，“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不是價值取向，而是社會現實。當年的勞模、標兵淪為社會弱勢群體就是明證。在這樣的社會中，有錢才是英雄，至於錢從何來，“英雄不問出處”，所以“笑貧不笑娼”必然成為“大眾心態”。
對“私欲膨脹”，何文認為：“巨大的貧富差距導致人們的心理不平衡，也刺激了人們的私欲。於是，一些人在私欲的驅動下，就去尋找不當乃至非法的致富路徑，包括運用手中掌控的權力去‘尋租’。從這個意義上講，貪官就是膨脹的私欲所催生出來的怪胎。”曆史事實、統計數據和邏輯分析都確鑿證實：在一個以資本利潤極大化為原則配置社會資源的社會中，兩極分化不可避免。由此，何文的論述相當於將腐敗歸因於資本利潤極大化。
當然，邏輯上還有另一個可能，何家弘認為：麵對“巨大的貧富差距”，人們尤其是官員應當保持“心理平衡”。這不是什麽天方夜談，哈耶克早就主張：“財富控製權利”，在這樣的社會中，掌權的官員不過是富豪們的看家狗，豈能覬覦富豪的財產？問題在於，中國有幾千年官本位傳統，毛澤東時代的意識形態加平均主義加政治高壓，尚且難於控製官僚的私欲。拋棄了共產主義、分化了社會、放鬆了對官員的監督，使之“再也不用看群眾的臉色了”，指望官僚們能自動抑製私欲，老老實實地去給富豪們當看家狗，豈非夢囈？
對“行為失範”，何文集中討論了性道德。其實性道德問題是“道德下滑”的一個方麵，將其單獨提出來，與“道德下滑”並列，反映了論者邏輯上的混亂。
綜上，何文分析腐敗原因，隻及表麵現象。而九十年代以來，腐敗爆炸性膨脹的根源，在於大批官員放棄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走上了放縱資本利潤極大化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有錢不賺王八蛋”，隻要有錢，什麽烏龜王八蛋都可以人模狗樣地出入於廳堂之上。看看媒體、電視、電影，甚至高等學府、人大、政協，看看那些落網的貪官，還不明白嗎？
這樣的分析深度，決定了其政策建議是：“治本之道從思想教育轉向法律規製”。既然走上了資本利潤極大化的道路，“思想教育”就無從談起。在“財富控製權利”的社會中，隻好“以法治國”。然而誰來立法？靠誰執法？卻沒了下文。靠新自由主義官員？靠富豪？他們的暴富離不開官商勾結，限製腐敗不是要限製他們自己？靠平民百姓？官僚、富豪們敢嗎？
作為能在《法學評論》上發文的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教授、中國行為法學會副會長，何家弘指望“以法治國”是可以理解的。但別忘了，幾千年前的老子就發現：“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他觀察到的曆史事實是：“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或許何家弘還可以加上一句：“失禮而後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