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基廷（Paul Keating）關於他與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會麵的報告讓我回想起我與江澤民進行的長達一小時的一對一談話，江澤民於 1987 年派了一個貿易代表團來到悉尼。當時他是上海市市長。
基廷政府資助了在悉尼國際貿易發展中心（ITDC）舉辦的上海貿易展覽會。它是 DFAT 的一部分，我是其副主任。貿易關係發展迅速，中國從購買澳大利亞資源和產品中獲益匪淺。基廷總理和貿易部長約翰·道金斯對有利於我們的貿易失衡及其對雙邊關係的潛在影響持謹慎態度。ITDC 的任務是協助中國出口商向澳大利亞營銷和推廣其產品，基廷認為澳大利亞是中國新興出口行業的理想培訓基地。如果中國能夠在澳大利亞艱難且競爭激烈的市場成功銷售其產品，那麽它可能會在其他市場取得成功。正如基廷所說，世界受益於中國提供高質量和相對低價商品的能力，但1987年的情況並非如此。澳大利亞可以通過技術合作和營銷援助幫助中國發展高質量商品，這值得讚揚。及其出口產品的適銷性。中國開放經濟以來，我們大部分時間都享有富有成效的貿易關係，建立了互利共贏的夥伴關係。
我與江澤民的談話一開始就強調中國的目標是熟悉澳大利亞作為原材料、設備和技術的來源地。他還強調有意讓澳大利亞成為上海產品的市場。上海是當時中國最先進的出口城市。他們有一些好的產品和“關係”服務——社交網絡——可以提供。我同意了，並建議他需要在產品設計和可靠性方麵開展工作，以通過澳大利亞的退款保證和保修製度。
然後我們轉向政治。江澤民對我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讀過的內容很感興趣，其中包括布魯斯·肯特博士和王賡武教授領導下的中國革命曆史。他對我的知識的某些方麵非常感興趣，特別是“分裂主義”。他說，中國不僅警惕黨內破壞性的派係主義，更普遍地警惕外國勢力通過鼓勵軍閥和其他人煽動不團結來分裂國家的傾向。他表示，要不惜一切代價避免後者，因為中國長期遭受分裂和不團結之苦。他還確認上海是中國政治領導層的核心。我向堪培拉報告了我們的談話，並預測他可能成為下一任總統。
根據我自己的經驗，我隻能讚同基廷願意舉行像王毅這樣的非正式會晤。像我與江澤民這樣的非正式對話可以產生信任和理解，從而補充了談判桌上交換談話要點的機械化和陳詞濫調的形式。從更大的角度來看，我與未來的中國國家主席的會麵是無關緊要的，但它有助於促進人性化的友誼，雙方都不會為了推進固定立場而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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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姆·辛科維茨
湯姆·辛科維茨 OAM 是前澳大利亞外交官、貿易官員、難民和聯合國國際移民組織代表團團長。
（穀歌翻譯：Paul Keating’s meeting with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and the evolution of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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