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源：丁栩翔博客
茅於軾寫了《把毛澤東還原成人》，我也寫一篇，PK一下吧 。
把毛澤東還原成人，並不是一個單方麵的命題，因為毛澤東所居的，不是一個壇，而是兩個。一個是神壇，一個是魔壇，自然而然就有兩派人聚在兩個壇下，革命鬥士和民主鬥士最後都成了魔神壇鬥士，為毛澤東究竟是神還是魔爭論不休。 所以，在討論“把毛澤東還原成人”這個話題之前，有必要就“討論”這個話題首先討論一番。我認為，最要緊的一點，是在討論中一定要講邏輯。 一是不能因人廢言，要避開對曆史人物個人品質的討論，而重點看他提出的思想，堅持的路線， 你不能說因為牛頓愛財，萬有引力就不存在了；不能說因為居裏夫人是蕩婦，鐳這種元素就不存在了。而現在一些人要批駁馬克思列寧主義，連一頁書都不願意看，就去說馬克思有私生子，列寧有梅毒，照此邏輯，因為伏爾泰是被包養的二爺，自由就是錯的；盧梭是扔了五個孩子，民主就是錯的；華盛頓家裏養了一堆奴隸，獨立就是錯的。這就是不講邏輯了。 二是要講因果聯係，而不能單就個別曆史事件得出“後此謬誤”。因為人文社科領域和自然科學研究最大的不同就在於，不可能做到單一變量實驗，影響曆史進程的因素一定是多元的。如果一味鼓吹“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麽，就是把社會實踐和科學實驗混為一談了，試想，決定因素居然不計其數，你又如何單純從實踐中分析各個因素的權重？最後的結果，一定隻能誇大或者縮小某一個因素的影響，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結論。 三是要把握曆史大勢，舍棄王侯將相、才子佳人等諸般曆史細節。很多人抱怨史書不實，這是就王侯將相史來說的，比如說，毛澤東的兒子怎麽死的？說不清楚。蔣介石的兒子的父親是誰？說不清楚。但曆史的大勢是無比清晰的，1911年辛亥革命了，1949年國民黨跑路了，這些都是掩蓋不了的。而這些實際上比那麽說不清楚的東西重要的多。 以下進入正題。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流到中國近現代史，有三個根本主題：個人自由、民族獨立、國家現代化。而這三者的催化劑，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的“庚子賠款”。這個條約要求，中國賠償11個國家白銀本息9.8億兩，加上地方賠款，中國要掏出10億兩白銀，相當於12年財政收入。而中國當時的財政收入，已經是在支付馬關賠款和重整武裝的情況下超負荷運行了。基本上來說，《辛醜條約》可以用一句話概括：竭澤而漁、焚林而獵、殺雞取卵。 最傻逼的國家有三個： 一是俄國，與中國接壤，等於抱著一個提款機，隨時可以來拿，根本不用夥同一撥外地人過來搶銀行；二和三是英國、法國，經略中國多年，既得利益是相當清晰的，等於是叫人來砸自己的場子。把中國弄死了，對他們都沒好處。但在當時的世界大勢下，八國聯軍已經顧不得那麽多了：英德要展開軍備競賽，爭霸歐洲，沒錢不行；法國要報仇雪恨，沒錢不行；日本、意大利以列強自居，蓄勢待發，沒錢不行；俄國、奧匈帝國日落西山，矛盾叢生，沒錢更不行。 基本上是一群想錢想瘋了的主，逼中國簽了一個搶錢條約。 隻有一個明眼人，那就是美國，已經看透了《辛醜條約》一簽，中國必然爆發革命，大清國必然滅亡，於是把自己份額不多的賠款用來開辦學校，籠絡人心，力爭在革命洗牌後接手最大的一塊蛋糕。未曾想到，這所學校果然在百年後成為中國的主宰，這是後話。 《辛醜條約》一簽，中國的三個主題：個人自由、民族獨立、國家現代化便完全顯現出來了。 首先是在個人上，列強向中國索賠10億兩白銀，而中國財政已無餘錢，於是所有的賠款都是稅收的增量，而滿清的政治腐敗程度遠甚當下，征稅效率極低，列強要10億兩，老百姓很可能就要交20―30億兩，因為中飽私囊是鐵板釘釘的事情，清廷想的辦法是把錢攤到各個省去，讓他們看著辦，這樣一來，至少可以保證從省到中央這個環節不至於再有大的截留。世界列強的民主自由基本上都是征稅征出來的，從英國到美國、法國，莫不如此，庚子賠款的巨稅一征，官民矛盾必然激化，這種矛盾通過單純的，舊式的改朝換代已經解決不了，因為這不是說某個皇帝好壞的問題，而是說皇帝這玩意兒本身就有問題。 其次是在民族層麵上，一方麵是滿漢的民族矛盾開始激化，因為多民族國家就好比兩口子過日子，有錢的時候，其樂融融什麽都好說，一旦沒錢了，吵架拌嘴馬上就成了家常便飯，孫中山等革命勢力與洪門天地會這些反清複明勢力迅速合流，喊出“驅逐韃虜”深得民心；另一方麵，滿清痛感軍事無能已 淪為列強ATM取款機， 表示很不甘心，提出了雄心勃勃的練兵計劃，準備編練36個師（那時候叫“鎮”）的新軍，這支新軍一旦練成，單就陸軍而言，已經追英趕美了。 於是，就牽出了國家現代化的話題。無論是支付賠款還是編練新軍，無不加重滿清政府財政的負擔，滿清的財政崩潰已成必然。而如之前有篇文章曾經指出，一切行政行為歸根到底都是財政行為，財政崩潰也就意味著政府崩潰，政權瓦解。清末新政帶來的不是複興，而是亡國。因為中國最大的矛盾已經暴露出來了：舊式的東方專製主義農業國家，特點在於人口龐大條件下的高產值、高消費、低積累。因為GDP構成上以農業為主，農業上又以口糧為主，經濟剩餘微乎其微，而這點微量的剩餘，在接受西方列強的盤剝之後，是不可能用來支撐現代的軍隊的。 這樣，中國曆史就進入了一個死循環，因為沒有現代化，就沒有強大的國家機器及其強大的國防軍，沒有強大的國防軍，就籌集不到啟動現代化的原始積累，籌集不到啟動現代化的原始積累，中國就要繼續淪為列強ATM，中國繼續淪為列強ATM，中國人民的負擔便會與日俱增。順著這樣的軌跡，中國爆發革命，是時間問題，而最後產生的革命之子，便是這三種共同意誌的代表。甚至於，我可以這樣說，在中國，隻要不解決個人自由、民族獨立、國家現代化這三個問題，革命就會繼續發生。 辛亥革命一聲槍響，愛新覺羅下台，但這是問題的開始。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是照搬了美國的體製，各省享有巨大的自治權力，中央實行總統製，立法采取代議製，頗有蹣跚學步的感覺。而且，中國這個學生是個很好學的學生，學到的不僅僅是美國的體製，還有南北戰爭。南方革命省與北方北洋省的矛盾隨著宋教仁的身死而徹底爆發，南方革命省興師北伐，很快便被北洋軍按倒。現在很多人認為，中國當時已經建立了美式體製的雛形，若無二次革命，將走向民主共和。但這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為無論是袁世凱的北方還是孫中山的南方，都有一個致命的問題，那就是沒有建立起對軍隊的製約。一般認為，民主要把政府裝進籠子裏，但實際上，第一步是要把軍隊裝進籠子裏。這裏又提出了一個命題，革命之子必須解決好製約軍隊這個問題。 孫中山對南方軍閥本無約束力，袁世凱稱帝後很快就對北方軍閥也失去了約束，最後，護國軍起，袁世凱亡，中國陷入軍閥混戰之中。直到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孫中山送去了列寧主義：用革命黨來約束軍隊，以文製武，以黨製軍。 而要達成這個目標，是必須另起爐灶的。於是，風雲起，山河動，黃埔建軍聲勢雄，國民革命軍誕生了， 這是中國上下五千年以來第一支不向個人或家族效忠的軍隊，而是向一個政黨，一個主義宣誓。 革命一旦正式地向舊世界宣戰，那就是巴黎能夠戰勝法蘭西，法蘭西能夠戰勝歐羅巴，當蔣介石揮師北伐的時候，國民革命軍有10萬人，吳佩孚有30萬人，孫傳芳有20萬人，但到了戰場上，舊時代軍閥戰爭的英雄們被乳臭未幹的學生軍打的一潰千裏。直到1927年，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政變。 這個政變是否反革命，這裏不爭論。關鍵在於，孫中山由於實力不足，又急於建黨立軍，於是把兩項工作都外包給了共產黨：建黨主要依靠中國共產黨，建軍主要依靠蘇聯共產黨。於是，隨著革命的推進，共產黨和國民黨的矛盾遲早要爆發出來：共產黨控製了國民黨的大多數基層組織，但有黨無軍；蔣介石黨內資曆本就不深，有軍無黨。於是，萬般無奈，隻能以軍清黨，好不容易往籠子裏麵趕的軍隊，又被放了出來。從而，出現了軍事北伐，政治南伐，閻錫山、張學良等舊軍閥紛紛入黨，繞了一圈，重回原點：黃埔係取代北洋係，蔣校長取代袁都統，閻主席取代了閻督軍，張少帥取代了張大帥，青天白日滿地紅取代了紅黃藍白黑五色，別的呢？一切如故。而在另一邊，被革出革命門的共產黨重新建軍，這時候，主角可以出場了，毛澤東徹底強化了以黨治軍的政治原則，明確了“黨指揮槍，決不允許槍指揮黨”， 把軍隊裝進籠子，這個曆史任務最終是毛澤東解決的。 蔣介石集團在形式統一後，並不是毫無作為，在個人自由、民族獨立和國家現代化上都有所建樹，但有一個問題依然無法解決，那就是籌集資金啟動現代化進程。這個問題不解決，中國就依然是一個碩大的ATM。 而要解決現代化的問題，核心的一點在於建立一個能夠把中國有限的經濟剩餘集中起來的體製。 但是，蔣介石集團的致命缺陷，就在於對國家的控製力不足。從三個維度上看，這種不足都是很明顯的：一是在地域上，隻能控製東南個別省份，對軍閥控製區基本不能控製，對少數民族區完全不能控製，即便在東南省份，對廣大山區、紅軍根據地、遊擊區、列強租界等，也是完全不能控製；二是在深度上，隨著“四•一二”清黨，國民黨在縣一級的黨部被摧毀大半，更遑論鄉、村，實際上，國民黨成了一個浮在中國表麵上的政黨，而要在一個農業國家調集經濟剩餘推進現代化，對農村的控製是關鍵的關鍵；三是在廣度上，國民黨雖然模仿蘇共體製，並由中共幫助建黨，但在對國家的控製上，隻能控製一部分軍事，即黃埔係的中央軍，一部分政治，即忠於蔣介石的部分官僚，對於胡漢民、汪精衛等派人馬完全不能控製，在經濟上則是基本失控，甚至連宋、孔等親緣家族掌控的名義上的央企都無法控製。此外，還形成了一個規模龐大的腐敗食利階級，把有限的經濟剩餘全部消耗在奢侈性消費或者轉移海外上。 雖然在當時的國統區，反對國民黨的聲音基本上隻有兩種，一要抗日，二要民主，但歸結起來，這些實際上都必須以現代化為後盾。這時候，另一個事件讓共產黨誤打誤撞的掌握了現代化的關鍵。共產黨在城市發動的暴動全部歸於失敗，武裝進攻城市的計劃也完全被打敗，於是，毛澤東帶著主角光環轉進農村，農村包圍城市，不僅僅是軍事的、革命的策略，也是一場對共產黨進行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教育。中國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地方，而紅軍則是在中國最貧窮的地方紮根，共產黨學會了怎樣從貧窮的農村籌集資金而不激起農民的憤怒，他們居然在江西的根據地裏建起了工廠，這表明，在中國推進現代化，首先的工業化是完全可行的。並且，他們把政權建到了村上，建立了政府對農村的完全控製，這在狹小地域內無足輕重，但一旦取得全國政權還保持著這種對農村的控製力，一個龐大國家，無論多麽貧窮，所能集中的資源總量依然是恐怖的。 前些日子，有人問過我一個問題：“工作後，單位那些老大姐要給我介紹對象，靠譜嗎？”這時候，我就跟他講了蔣介石的故事。這些老大姐一般來說，都是想用一段姻緣換兩樁人情，所以，總是給人介紹最剩的，結果可想而知，成事總是很少。蔣介石的思路，就是大姐的思路，總是想用一次戰役，弄掉兩派敵人，都把共產黨的軍隊折磨到陝北半死不活了，還要逼張學良出手，是為“驅虎吞狼”之計。但要“驅虎吞狼”有個必要條件，就是虎有不得不吞狼的理由，要麽是有深仇大恨，要麽有實在的好處，但張學良和共產黨之間，除了張作霖殺過李大釗外，屬於往日無怨近日無仇這種類型，結果，“驅虎吞狼”最後成了“搬石砸腳”，這也是必然的。 然後，就到了盧溝橋的那一槍了。曾經有人也問過我，書讀半本，不懂裝懂，半桶水跑出來*****有什麽後果，我就跟他講了日本的故事。在近代史上，日本屬於*****被雷劈的典型。由於被列強欺負多年，日本形成了一種慣性思維，就是認為實力決定一切，槍在手跟我走，搶你糧*****娘，燒你寨幹你妹，可以為所欲為。雖然甲午戰爭後三國幹涉還遼已經給他敲了警鍾，但後來，他發現，日俄戰爭打沙俄，一次大戰打德國，十月革命打蘇俄，西方列強不僅沒有說啥，還一致叫好，紛紛表示精神鼓勵。他就覺得是因為自己強大了，就可以想幹嘛幹嘛了。有些人，雖然心地善良，但由於是在過於善良，一直不願意告訴日本真相：西方之所以支持日本，並不是因為他強大，而是因為他不強大。他們不怕日本變強，倒是怕俄國、德國變強。被人當槍使，還使得很有成就感，日本就是這樣被人賣了還數錢數得津津有味的。 但是，等到日本發動全麵侵華戰爭，西方各國都看不下去了，留著中國，就是個永恒的ATM，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從中撈錢，而現在日本想獨吞，嬸可忍叔不可忍。等到南京大屠殺一出，全世界基本上都看不下去了----就算看得下去的，也得在選民麵前裝聖女，裝看不下去，而日本還很陶醉：你看，全世界都罵我，他們這是羨慕嫉妒恨，羨慕嫉妒恨。 主角哥一看日本人來了，很淡定的躲進窯洞裏，花了很久才寫成一本小冊子----《論持久戰》。之所以花那麽久的時間，是因為主角哥用的是毛筆。很多人望文生義的以為蔣百裏和蔣介石在主角之前提過持久戰，但這是隻知其一不知其二。 這本書的給力之處在於，把遊擊戰的意義凸顯出來了。 毛澤東很清楚，中日戰爭雖然是日本以強淩弱的戰爭，同時在世界上，則是日本以小博大。軸心國的勝機在於通過先手的進攻，在同盟國反應過來以前占領大片區域，並把占領區內的人、地、財、物等資源轉變為正向的戰力，達到以戰養戰，越戰越強的效果。 而遊擊戰則是直接命中這個要害的。通過在敵占區的廣泛的軍事動員，使得日本不僅不能把占領區的資源投入戰爭，甚至於不得不消耗軍力用於後防的“掃蕩”。 這樣，占領區對日本的作用就從正向轉為負向，占領的土地不僅提供不了戰力，反而轉變為巨大的負擔。所以，遊擊戰的威力不在於“擊”，而在於“遊”。 當然，這是1941年之前的情形。到了1941年以後，國共兩方的目的都很明確了，那就是坐等美國人、蘇聯人騰出手來踢日本人的屁股。我一直認為，現在有些人煞有介事的爭論國民黨和共產黨誰才是打敗日本的核心力量，這些人應該擔心的是，尼米茲和華西列夫斯基晚上會不會來找你。 我讀到過一本人民大學編的共產主義運動史教科書（主編名叫李景治，在人大國政係地位顯赫，因為和手下張鳴吵架聞名全國），裏麵在論證二戰後法國、意大利的共產黨向政府繳槍的合理性。論證方法是這樣的，指出來，法共手裏有多少人槍，意共手裏有多少人槍，並指出政府手裏有多少人槍，大致的比例是1:2― 1:3，得出結論，打是肯定打不贏的，不如交了槍到議會裏做官。我覺得，編書的肯定不知道中國有個解放戰爭。 解放戰爭的勝負手不在於軍，而在於黨。 戰前的兵力比是1:4，但中共的1都是可以投入運動戰的野戰兵團，而國民黨的4則有一半要消耗在防禦上。原因如同前文所述，中共以黨製軍，黨不依靠正規軍隊，單純依托黨群組織就可以實現對後方的控製，並實現戰爭動員，將物資投入前線戰場。而國民黨則是以軍清黨，造成的結果就是，政黨鬆散無力，政權腐敗無能，特別是麵對共產黨對國統區的滲透和發動，離開了完整的政黨體係，單純依靠幾個秘密警察組織，對於城市尚難控製，遑論鄉村。同時，地方利益集團在國民黨政權框架內勢力極大，一地的失守就意味著一地鄉紳利益不保，這些既得利益者便會發動一切政治資源向政權發難，問責之聲不絕於耳。於是，雖然有兵力總量上的優勢，卻隻能處處設防。這不是蔣介石和毛澤東在個人軍事能力上的差距，而是國共兩黨基於不同曆史發展道路所形成的政治結果的製約使然。 國共兩黨的差別，歸結起來，就是共產黨雖然紮根於農村，基層黨員基本都是工農兵，但仍然是一個現代化的政黨組織，用西方化的思維在思考。而國民黨雖然占據著城市，絕大多數高官都有西方留學背景，但就整體而言，國民黨是在用中國傳統政治的方式進行統治。而中國近代史無非是表明了，東方的傳統政治體製在軍事動員上相對於西方政體是多麽的落後。 另外，西方式的思維還教會了中國共產黨人：即使是最底層的人民，無論是貧農還是包身工，無論看起來多麽的低賤，他們仍然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雖然他們恥於開口羞於開口甚至不敢開口，但並不意味著他們沒有思想，更不意味著，他們就沒有作為一個人所應該有的利益訴求。國民黨隻不過把這些人當做一種完全的物質意義上的存在：需要軍費，就把稅預征N年；需要兵源，就直接下鄉抓壯丁。至於各級官員，更是覺得，這些人的存在，無非就是為了拉車、洗地、掏糞。但是，共產黨卻明白，隻要把這些人當做人，他們能幹出多麽驚天動地的事情：你們要糧食，我就給你們糧食；你們要土地，我就給你們土地；然後，當你們這些賤民自己都覺得得到的實在太多了，再也想不出還能再要點什麽的時候，我還告訴你，你不是低三下四的賤民，你還應該得到平等，你本來就是響當當的公民；我還告訴你，你不是卑賤粗鄙的賤民，你還應該得到尊嚴，你本來就是頂天立地的勞動者。然後，你問我是誰，我覺得，跟你解釋什麽馬克思主義太複雜了，跟你說什麽共產黨你甚至連什麽是黨都搞不明白，於是，我告訴你，跟著毛主席就對了。我又問了一句，假如蔣介石回來了，你還願意回到過去，做一個沒有公民權利的賤民屁民嗎？沒有人願意，這時候，隻需要給你一個炸藥包，你就敢把這個世界炸的粉碎。 董存瑞的故事放了一遍又一遍，我覺得，國民黨的共產黨的貪官汙吏們都是知道的。他們覺得這是洗腦的結果，但是，我要說，這不是洗腦，這是啟蒙，一個人，究竟要懷著對舊世界舊製度舊官僚多麽巨大的仇恨；統治者，究竟要做多少的罪孽，才能讓一個人，寧可把自己炸的粉碎，隻為了抓你墊背。 我認為，和神馬《第一書記》之類的神片比起來，1955年出品的黑白電影《董存瑞》才是最好的廉政教育電影： 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權利是流了無數共產黨人的鮮血才換來的，如果誰膽敢把它奪走，人民並不介意再流一些共產黨人的鮮血。 人性是一種很奇怪的存在。比如說，有8個壯漢把1個弱女子壓在地上@#￥%，射的滿臉都是。有一個男子提褲子走人之餘，覺得於心不忍，丟下紙巾一張，說了聲：“喂，擦擦吧。”女子從此便感恩戴德，此情綿綿，至今未絕。這張紙巾，就是清華大學。 時光荏苒，該女子後來交了個男友，男友不僅給買了車，每年還給10萬零花錢，以至於此女把這10萬元視為既定的收入，用這筆錢按揭買房。結果10年過後，兩人吵了架，男友一怒之下，決定從此之後再也不給零花錢了。但是，女子的按揭已經辦上了，眼看銀行就要來收房，隻能忍饑挨餓，砸鍋賣鐵交按揭款，餓得皮包骨頭，從此對男的恨得癢癢。此恨連連，至今未絕。這個男友，就是蘇聯。 拿走了屬於你的東西，再還給你一點，這就是德；一直給你不屬於你的東西，再收回一點，這就是恨。無論是國際政治還是日常生活，都需切記，切記。 進入正題。要解讀毛澤東時代的中國（1949―1976），抓住了中蘇關係史，也就抓住了解答的鑰匙。中蘇結盟的背景，首先是出於民族獨立考慮的。當毛澤東宣布獨立建國的時候，鐵幕已經落下，支配國際政治的，是一種“冷戰思維”，也就是說，非此即彼，非蘇即美，非友即敵。墨西哥前總統有句名言：“可憐的墨西哥，離上帝那麽遠，離美國卻這麽近”，中國是同樣可憐的，離美國那麽遠，離蘇聯那麽近，倒向美國，必死無疑，更何況，盡管中國共產黨人一再設法否認，中國革命實際上與蘇聯的援助是緊密聯係的，從建黨之初的黨費到解放戰爭的東北野戰軍裝備，蘇援的作用是相當顯著的，誰要是再否認這點，小心範漢傑晚上來找你。另外，中共的黨務幹部實際上是熟讀斯大林欽定的《聯共黨史簡明教程》長大的，革命勝利後如果親美反蘇，中共內部發生分裂幾乎是必然的。於是，毛澤東的“一邊倒”盡管有十二分的不情願，卻是不得不倒。 在“一邊倒”的基礎上，朝鮮戰爭就再清楚不過了。中國共產黨人很清楚長征途中有多少軍閥被紅軍毀掉，紅軍打到哪裏，中央軍就跟到哪裏，中央軍跟到哪裏，就把南京政權的統治帶到哪裏。現在美國兵臨鴨綠江了，朝蘇邊界是那麽的短，中朝邊界是那麽的長，對於東方陣營而言，美韓帶來的麻煩是必須解決的，否則中朝邊境成為冷戰前線，那麽中國的民族獨立也就難以根本保證，因為蘇聯勢必要在鴨綠江邊屯兵防範----既然你自己承認你搞不定美韓軍，也就說你守不住你的邊境，那麽就隻能我替你來守。這樣， 中國就有淪為第二個波蘭的危險。第二條出路就是中國咬定這個麻煩自己能夠解決，那麽就出兵朝鮮，左手要槍要炮，右手撈名撈利，名利雙收，一舉兩得。 萬幸中國打贏了，然後蘇聯便鐵了心的武裝中國，因為當時西方已經結成陣營，北大西洋公約把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這些工業大國聯合起來，莫斯科深知，以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這些貨色，是斷難與美國的這些同盟相提並論的，而就資源稟賦而言，蘇聯有資源無人力，中國最豐富的恰恰就是勞動力。一旦蘇聯的物力與中國的人力聯合起來，對於西方世界而言無異於一場噩夢。 一般而言，後發國家工業化的最大瓶頸在於重工業，因為後發國家普遍存在資金緊缺，而重工業的資金周轉很慢，投資回收很長，同時後發國家技術又很落後，從性價比的角度來說，發展重工業是劃不來的。 但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體係有了完善的重工業，那就意味著這個經濟體有了自我發展的能力。 而在“一五計劃”期間，蘇聯白送了156個重工業項目，幾乎是在一夜之間把中國拉進了工業國家。而且，工業的發展帶來了兩大結果，一是在精神上鞏固了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當中國是民國的時候，這也沒有那也沒有，一旦掛上了共和國的招牌，不出十年，汽車也能造了，飛機也能造了，給人一種中共很給力的感覺；二是在物質上，隨著工業的發展，產生了中共自己締造的統治階級，即工人階級，很快被執政黨賦予特殊的政治意義，原來共產黨一直因為紮根農村，自覺底氣不足，現在終於可以名正言順的聲稱自己是工人階級先鋒隊了。 但是，蘇聯最大的天真就在於，既然中國有了重工業，有了經濟上的自我發展能力，那麽，為什麽還需要老大哥呢？既然莫斯科一貫的以共產世界的羅馬自居，而那個名叫鐵托的男人已經把貝爾格萊德樹成了共產主義的威登堡，揚起了反旗，那麽，毛澤東並不介意讓自己成為紅色的加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