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喜歡伯樂翁的文章，因為文章中的曆史感。放在曆史背景中的藝術更加富有意義。我之前並不了解這位偉大的畫家，但是伯樂翁的介紹，

使我多少了解了一些背景，這位畫家除了畫藝，更難得的是能在那樣的曆史環境中不虛偽，最多是妥協，但絕不卑鄙。反觀同樣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在經曆那段不堪回首的年代的時候，同樣被稱為藝術家的某些人就未必能夠尊重本心。也就是這種艱難環境下的選擇最反映人的品質。伯樂翁在文章中引用巴巴回憶錄中的兩段話實在是太好了，我覺得巴巴的文字修養絕不低於他的藝術修養。

巴巴在他回憶錄中寫道：“1948年，在雅西新修複的畫室中，我用一塊舊畫布畫了《棋手》，這幅畫被其他人視為是故意回到舊時代的畫，甚至說它是在主題上對新時代社會所關注的事物完全忽視的一種挑釁。但對我來說，重要的是我想畫它。毫無疑問，這點更重要。我不需要那些麻醉心靈和強迫想象的馬列主義教義。同樣無疑，在如何從事自己的專業方麵我也不需要官方的指令，在專業上，我已經按自己的本分和自己的選擇，作出了我最好的努力。”

巴巴在他生命的結尾，用嚴肅的語調、孤獨的聲音說了這樣一段話：“在備受痛苦折磨的東歐這裏，（這是1989年共產主義垮台之前）我曾經毫不尊敬地對待過所有新事物的熱心者。但我無意、也沒有權利，對造成整個世紀具象藝術創作中的問題進行思考和研究的這一領域，去進行審視。說實在的，要理解發展和改變著的事物，有著足夠寬廣的遠景。我等了很長時間想說些什麽 — 在煽動性的政治演說和‘藝術美學式”的演說之間 — 說說那強迫自己在專業技能上精益求精的使命感。我將很願意看到自己作為傑出繪畫橋頭堡上的最後一個英雄。甚至到現在，我也還是認為這是具象藝術世界中一個非常令人滿意的位置，當繪畫普遍地被認為是屬於遙遠過去的事物時，它依然發人深思、依然具有令人感動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