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麗人史靜儀的愛情與信仰
－－作者：東方平
京漢鐵路大智門車站。
一個人的私奔
1922年夏秋之際，從未出過遠門的湖北少女史靜儀做出一個大膽決定：離家出走！她一個人在漢口大智門火車站登上火車，沿京漢鐵路從武漢直奔北京。
對於那個時代的書香門第而言，史靜儀這次千裏迢迢的長途跋涉，絕對是一個大逆不道的驚人之舉。因為她北上京城不是求學謀職，不是投親靠友，而是私奔在北京大學讀書的未婚夫劉仁靜。
史靜儀出身在武漢一個教師家庭，父親史直書是應城白馬廟史家灣人，1906年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學學習法律。學成歸國後，在武昌法政專門學校執教多年。史靜儀與劉仁靜的娃娃親是父輩訂下的，雙方家庭門當戶對。
劉仁靜去北京上學前，兩人曾經有意無意間在親戚家“偶遇”。映入劉仁靜眼簾的史靜儀個頭不高，長得嬌小玲瓏，眉眼生動，模樣周正，親友們稱之為“黑牡丹”，果然名不虛傳。在史靜儀眼中，麵前這個清秀白皙的情郎哥，絕對是一個好學上進的青年才俊，何況兩人名字裏都有一個“靜”字，一定是天作之合。她不由得暗生情愫，兩朵淡淡的紅雲浮上臉頰。
滿心歡喜的劉仁靜負笈北上，他與史靜儀有無魚雁傳書，現在已無從考證。
史靜儀母親病故後，父親續弦，在大家庭裏飽受夾磨的妙齡少女，開始了青春期的逆反與抗爭。一次又一次與繼母的衝突，自己都占不了上風，得不到長輩的支持，難耐的沉悶與壓抑困擾著這個膽大心細的姑娘，她開始謀劃離家出走，尋找自己的生路。目標，當然是未婚夫劉仁靜所在的北京。
一次充滿膽識與冒險的私奔，像一條中途轉向的拋物線，徹底改變了史靜儀的命運軌跡，也在血氣方剛的中共年輕成員之間，激起了一陣陣蕩氣回腸的情海漣漪。
無獨有偶，同為中共一大代表的周佛海，其妻子楊淑慧也是私奔成婚的。上海灘上的白富美小姐楊淑慧看上了留日學生周佛海，不顧周已有家室和兩個孩子的既成事實，堅持與回國參加中共一大的周佛海私定終身。當楊家老爺子打上門來找周佛海理論時，為周保駕護航的就是同為一大代表的張國燾和劉仁靜。楊淑慧被父親關了三天禁閉，終於從閣樓上跳窗而出，與周佛海私奔日本鹿兒島，生了孩兒之後才得到父母的諒解。
學者劉劍梅專文分析：“五四運動注重個人自由和婦女解放，女性們紛紛效仿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毅然走出束縛自己的封建家門，這是中國女性第一次開始發現自我。”這一代萌生了自我意識的新女性，她們追求浪漫愛情和個人幸福的大膽行為，在大時代鐵馬金戈的壯美畫布上，塗上了一抹柔和的暖色調。
1969年，在文化大革命“清理階級隊伍”的混亂時期，曾經自歎“命苦”的史靜儀走到了人生的最後一程。她對當年的這次改變人生的離家出走，不知道會有如何的捫心自省？
劉仁靜
一頭熱的初戀
在北京大學外文係讀書的劉仁靜這幾年變化挺大，他個頭不高，聰明伶俐，朋友評價“人小鬼大”。他博聞強記，尤其能言善辯，投生今世，一定是大專辯論會的最佳辯手。
1922年秋的劉仁靜，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弱冠書生。一年前，他參加在上海舉行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為這個年輕政黨的一個活躍分子。
在北京古城，劉仁靜歡喜地接納了不期而至的未婚妻史靜儀，兩人拋棄一切繁文縟節的傳統婚儀，在大學附近的胡同裏覓屋同居。
秋季的北京天高雲淡，神清氣爽。20歲的花季少女史靜儀終於擺脫了傳統大家庭的精神桎梏，沉浸在甜蜜愛情的二人世界。兩人久別加新婚，柔情蜜意、纏綿悱惻，幸福像花兒一般綻放，未來像晴空一般湛藍。
在朋友們看來，這是郎才女貌，佳偶天成。可是，在本能的激情燃燒過後，劉仁靜心中卻是別有一番滋味。
劉仁靜這一代左翼青年，經過信仰的洗禮，對選擇愛人確立了一種共同的價值標準：美滿的愛情必須建立在共同的主義之上。他們憧憬中的紅色佳偶，遠在天邊是蔡和森與向警予的“向蔡同盟”，近在眼前是何孟雄與繆伯英的“英雄夫妻”。
劉仁靜北京大學的同學何孟雄，從五四運動闖將進化為共產主義先鋒。他與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繆伯英，是共產黨北方支部第一對誌同道合的革命戀人，繆伯英還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女黨員。他們1921年在黨內同誌的祝福中喜結連理，兩人琴瑟和鳴，互敬互愛，一邊讀書求知，一邊實踐革命，被同誌們譽為紅色伴侶、“英雄夫妻”。
劉仁靜心底對比，史靜儀雖然淑女窈窕，笑靨如花，但美中不足的是，她沒有主義的信仰，缺乏知性的風采。朋友聚會的時候，史靜儀靦腆害羞，舉止拘謹，妝扮土裏土氣，談吐索然無味，十足一個小地方來的柴禾妞。劉仁靜眼裏的史靜儀，仿佛是一朵精致的絹花，看起來美輪美奐，聞起來缺少芳香。
比較起來，劉仁靜改造童養媳的耐性與功力，大大遜於同時期的著名黨人任弼時。任弼時把父輩指腹為婚的童養媳陳琮英領進革命隊伍，培養為堅定同誌，成就了一段佳話。
網傳的史靜儀和劉仁靜，真偽莫辨。
一場夢的外騖
1922年11月，新婚兩月的史靜儀還沒有琢磨透丈夫的心思，就不得不送別劉仁靜遠行朔方，一個人孤零零留在人生地不熟的北京，一個人應對北國的寒冬臘月。
劉仁靜的黨內使命，是隨中共總書記陳獨秀同赴莫斯科，出席在那裏召開的少共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和共產國際四次會議。通曉外語的劉仁靜成了中共代表團的喉舌，大出風頭。他代表中共在大會上發言，也因此結識了列寧和托洛茨基等蘇聯領袖。
考慮到史靜儀在北京舉目無親，劉仁靜臨行前，把她托付給一個黨內同誌照拂。
史靜儀盼星星盼月亮，盼著丈夫早日歸來。三個月後，同赴莫斯科的陳獨秀等人回到北京，史靜儀卻不見丈夫的蹤影。劉仁靜會後沒有和陳獨秀一塊及時回國，而是留在蘇聯學習俄語。
劉仁靜在莫斯科的一年時間，似乎把在北京苦苦等待他的妻子忘得一幹二淨。1923年秋天劉仁靜回國，在北京與史靜儀團聚不足兩月，又南下廣州列席中共“三大”。
“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落葉時。”一直在北京愁苦獨處的史靜儀，不是苦守寒窯的王寶釧。她看透了劉仁靜的冷漠，對愛情失去信心，也許耐不住長夜寂寥，“孤燈挑盡未成眠”，在與劉仁靜托付的那個同誌相處過程中，雙方逐漸“郎有情妾有意”，終於走到了一起。不久，史靜儀懷孕了。
有悖古訓“朋友妻不可淫”的那個同誌到底是誰？隻要設定三個條件，一是當時在北京的年輕黨人，二是未婚或身邊沒有女朋友，三是多半為劉仁靜北大同學，涉嫌對象就在三、五人之內，其中某人嫌疑最大。黨內正史和黨人野史都避諱了此人的尊姓大名，現在當事人早已西歸，後輩也不宜姑妄猜之了。
為了掩人耳目，史靜儀委托毫不知情的丈夫劉仁靜替自己打報告，向中共中央要求去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後來，史靜儀的第一個孩子出生在莫斯科。史靜儀回國時，把孩子留在當地的托養機構。
把孩子生在蘇聯，留在蘇聯，史靜儀是中國年輕革命者中的始作俑者。
同時代的眾多左翼女青年，一般是在信仰的礎石上尋覓愛情。史靜儀與她們略有不同，是在愛情的沙灘上皈依信仰。她在劉仁靜和他的黨內同誌們感染下，接受社會主義思潮的熏陶，加入共青團組織，成為一個被時代大潮裹挾的左翼新女性。
網傳的史靜儀在蘇聯，真偽莫辨。
兩無猜的同窗
莫斯科東方大學是1921年俄共（布）創辦的一所新型大學，主要任務是為蘇聯東部地區訓練民族幹部和為東方各國培養紅色幹部。劉少奇、任弼時、羅亦農、肖勁光等眾多中共高級幹部，都是莫斯科東方大學畢業生。
最初幾年，東方大學有朝鮮女生、印度女生、伊朗女生、中亞女生，就是沒有一個來自中國的女生。鄭超麟回憶，從一些同學的綽號裏，可以看出大夥是如何盼望國內送女學生來的。當時任弼時的綽號就叫做“女學生”，王人達叫做“婦女代表”，王一飛介紹陳喬年給外國同學，說這是Kutauruka（中國女人）。
1924年春同赴莫斯科的史靜儀、陳碧蘭、秦怡君，是第一批從國內去蘇聯東方大學留學的中國女生，她們碰巧都是湖北女孩，陳是中共黨員，史與秦是共青團員。加上同年秋天從法國勤工儉學轉來蘇聯的郭隆真、蔡暢，中國女同學也不過寥寥5人。
5個女生中，24歲的蔡暢與丈夫李富春在莫斯科雙棲雙飛，20出頭的史靜儀在北京有愛人劉仁靜，22歲的陳碧蘭在北京有愛人黃日葵，20歲的秦怡君在武漢有愛人許之昊，隻有1894年出生的郭隆真還是孑然一身。她早年在國內退掉包辦婚姻，此時已是30歲大姑娘，比一般男同學年長好幾歲。
在一群血氣方剛的東大中國男同學看來，遠在國內的男朋友，並不是適齡女同學的愛情免疫牌。湖北女師出身的陳碧蘭有靈性，嫵媚可愛，冰雪聰明，在一陣猛過一陣的愛情攻勢麵前，她最先丟盔棄甲，放棄若即若離的舊愛黃日葵，選擇中共旅莫支部書記羅亦農做了自己的新歡。幾年後成為秦怡君第二任丈夫的李求實，也是追求陳碧蘭未遂的其中一個失意者。
此時此地的史靜儀，似乎卻是風不止而樹更靜，波瀾不驚，感情一片空白。
也許，她還在治療那一段剪不斷理還亂的錯亂情傷；也許，身孕與哺乳使她分身乏術，也缺少了主動的追求者；也許，她飛翔在信仰的藍天，遨遊在知識的大海，要給自己一個洗心革麵的精神整容。
在感情的空窗期，她似乎明白了一個真理：放棄一棵樹木，能夠發現一片森林。
在莫斯科的無心插柳中，史靜儀有一個大的收獲，她邂逅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個人，陳獨秀次子陳喬年。
陳喬年當時22歲，與劉仁靜同歲。崇尚勞工神聖的陳喬年是一個行動主義者，有著少年時代與哥哥陳延年一起做勞工鍛煉的結實體魄。他沒有劉仁靜一般嚴謹的學術訓練，沒有淵博的學識和深刻的思想，但比起個頭矮小的劉仁靜，陳喬年是一個身材標準的俊美男子。
不過，直到1925年春陳喬年畢業回國，史靜儀與他僅僅止於同窗之誼。
莫斯科東方大學舊址。
一杯水的主義
與陳喬年一起在法國勤工儉學，一起到莫斯科東方大學留學的鄭超麟晚年回憶：“喬年是個美男子，不僅是我們12個人中最美的，而且是我所見的莫斯科中國同學中最美的……他身體強壯，皮膚很白，兩頰同蘋果一般紅。”
陳碧蘭也對陳喬年的“蘋果”留有深刻的記憶，“陳喬年……他本是一個體格標準（略嫌單薄），臉龐白淨，兩頰經常泛著紅雲，大家都叫他鴉普洛果（俄文即蘋果）。他學習很認真，本質亦好，但嘴有點刻薄，尤其開玩笑時總是很粗魯，同他的形象頗相稱。”
在陳碧蘭的眼裏，看不到同鄉同學史靜儀的美麗容貌，隻記得“史靜儀雖算健康，但因身材過矮，不適應紅軍服裝。”
陳碧蘭的回憶錄，記錄了他們以戀愛觀為主題的一次討論：
在一個春光明媚的星期日下午，旅莫支部全體執委員連同青年團的負責者李求實一起，召集我們五個女同誌（全體）舉行座談會，一共隻有十一個人，我們在莫斯科的一個私邸的小型花園裏，大家都在碧綠的草地上坐成一個圓形。
首先由王一飛說明開會的宗旨，他說這次會議是討論“革命家的戀愛觀問題”，希望從討論中得到一個正確的結論，以便教育。
他把開會的宗旨說完之後，跟著就是劉伯堅發言。他說：“我們今天所要討論的是革命家的戀愛觀問題，其目的是要把小布爾喬亞的戀愛觀與革命家對兩性關係的態度分別開來。我們不僅要排斥封建社會才子佳人的戀愛觀，而且也要反對小布爾喬亞的戀愛理想主義或至上主義。”
陳喬年接著發言，他的觀點直截了當：“革命家沒有結婚，也沒有戀愛，隻有性交。因為革命家的生活是流動性的，因而不能結婚；同時革命家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搞那種小布爾喬亞戀愛的玩意，所以沒有戀愛。走到那裏，工作在那裏，有性的需要時，就在那裏解決，同喝一杯水和抽一枝香煙一樣。”
陳喬年說兩性關係像“喝一杯水一樣”，是受俄國女革命家兼作家柯倫泰的影響。在沒有遇到傾心相交的愛人之前，陳喬年把自己劃進了不相信愛情的“一杯水主義者”。
陳喬年的時髦觀點，似乎給史靜儀在北京的戀愛實踐披上了一層“革命”的緋紅色麵紗。他的侃侃而談，是否不經意觸動了史靜儀心底的某根琴弦呢？
陳碧蘭回憶錄
三角戀的紛爭
1926年，史靜儀從蘇聯海參崴坐船回上海，遇到在上海擔任團中央書記的劉仁靜。
“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這句古語終於有幸落到了一個女“士”身上。劉仁靜再次見到的史靜儀，完全是脫胎換骨的一個新人。經過兩年的留學鍍金，一個沒有多少新文化的柴禾妞，已經出挑為見多識廣，落落大方，有信仰有知識的左翼青年、革命麗人。
劉仁靜對史靜儀幾乎已經冷卻的感情，頓時像添了柴火的鍋爐，猛地升高了熱度。可是，史靜儀對他，已經不複3年前的盲信與崇拜，而是不卑不亢，不冷不熱。
史靜儀接受黨組織分配，回到派遣她出國留學的中共北方區，到北京從事婦女運動。時任中共中共北方區委組織部長的，就是她在莫斯科的老同學陳喬年。
此時的北京古城，還在段祺瑞北洋軍閥統治下。隨著南方國共合作的不斷壯大，共產黨北方區的工作已經打開局麵，投身左翼革命的知識女青年越來越多。莫斯科歸來的美男子陳喬年，開朗熱情、活潑風趣的領導者陳喬年，同事們的開心果，姑娘們的心頭肉，身邊有了不少愛慕者和追求者。
對比之下，北大出身的劉仁靜自命不凡，善辯好爭，經常與同誌鬧糾紛，人緣不好。剛剛回到北京的史靜儀做出自己的抉擇，果斷放棄劉仁靜，加入陳喬年的愛情追逐者隊列，並很快獨占鼇頭。
又一次不明真相的劉仁靜，還在上海一封接著一封給史靜儀寫信，要求她來上海工作，史靜儀一概愛理不理。情急之下的劉仁靜追到北京，聽到的卻是史靜儀已經與陳喬年相愛的消息。
冷鍋沒人要，熱灶有人搶。晴天霹靂之後，劉仁靜回到上海，他還不甘心，不願輕言放棄，決定寫血書向史靜儀一表衷情。
鄭超麟回憶：1926年秋季一個星期天，CY（共青團）中央幾個青年人發起去吳淞玩，我和劉仁靜也去了，劉仁靜總是鬱鬱不樂。回來在火車站候車時，我忽然發現劉仁靜一個指頭用布條包紮著，我問他“你怎麽傷了指頭？”劉仁靜不聲響，別的人就把話題岔開了。我覺得很奇怪。以後有個人，可能是劉昌群，悄悄告訴我：“劉仁靜把指頭割破，寫血書給史靜儀，今天我們郊遊就是帶他出來散散心的。”
這件事在黨內引起了很大的輿論風波，連從來不說弟弟一個不字的長兄陳延年，這次也對陳喬年大搖其頭。了解陳家兄弟的黨內同誌在回憶陳喬年這段浪漫史時，多會強調陳延年沒有談過戀愛，犧牲時還是童男子。
譬如陳碧蘭就寫到，陳延年“除了專心致誌於革命工作外，沒有私人生活。他當時雖已年近三十，但尚未結婚，也從未曾戀愛過。也許是由於他在幼年時代受了某種影響和刺激，使他對於兩性問題，有一種與眾不同，即與一般正常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同的變態觀念。他不但絕不追求異性，即有些同誌關懷他，為他介紹女同誌時，他都一笑拒之……他於1927年秋調往上海擔任區委書記。但不久被蔣介石政府逮捕，迅即槍決。”
陳延年。
兩年間的溫馨
這場風波，也是總書記陳獨秀必須親自出麵擺平的第二件黨內“愛情糾紛”，涉事者之一還是自己次子。
上一年向警予、蔡和森、彭述之的“三角之戀”，陳獨秀的解決辦法是征求女方意見後，把向蔡送去莫斯科學習。最後兩人還是在莫斯科分道揚鑣，自動拆散了黨人引為楷模的“向蔡同盟”。
這一次，陳獨秀的角色不僅是黨的一把手，更是當事人大家長。這起戀愛事件，表麵是陳喬年橫刀奪愛，實質卻是史靜儀感情受傷後移情別戀。陳獨秀秉公執法，也隻能尊重史靜儀的自主選擇權利。為了緩和彼此的尷尬局麵, 陳獨秀決定派劉仁靜再次去蘇聯學習。
明白一切都無法挽回後，感情失控的劉仁靜同意出國療傷。在莫斯科，劉仁靜全盤接受了托洛斯基的革命理論，蛻變為中共曆史上的著名托派，回國後分別坐過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監牢。1987年，85歲的劉仁靜在北京死於車禍，時任國務院參事。
劉仁靜退出後，史靜儀與陳喬年公開同居，結為夫妻。
史靜儀與陳喬年在一起生活不足兩年，卻是她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風光歲月。大革命如火如荼，從南方燒到北方，故鄉武漢被北伐軍解放，自己也從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丈夫英氣逼人，朝氣活潑，在中共黨內擔當重任。夫妻倆恩愛和美，史靜儀兩年間懷上了兩個孩子。
1927年中共“五大”召開前，史靜儀夫婦倆回到史靜儀故鄉武漢，陳喬年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八七”會議清算陳獨秀的路線錯誤，陳延年和陳喬年兄弟都站在父親的對立麵，陳喬年隨後改任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長。
其間，史靜儀把16歲的妹妹史漢仙推薦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妹妹後來嫁給陳喬年的部下楊纖如。
史靜儀在武漢的父母家裏，生下一個男孩，取名陳紅五。陳獨秀的第二位妻子高君曼曾到武漢史家看望過自己的孫子。大革命失敗不久，二人被調回上海工作，陳喬年擔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
1928年6月6日，26歲的陳喬年在上海被俘，與秦怡君的丈夫許之昊等三人同時在上海龍華罹難。史靜儀為營救陳喬年四下奔走，兒子陳紅五疏於照料，患病夭折。
中共六大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開後，在陳獨秀掌權時期擔任過中央秘書長的王若飛為了挽救陳獨秀與中共的關係，希望陳獨秀去莫斯科住一段時間，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他委托回上海的同誌把會議文件和口信帶給陳獨秀，就是通過史靜儀找到陳獨秀住址的。
四十年的曲折
失去陳喬年之後的史靜儀，似乎也在某種意義上失去了自我。她逐漸脫離中共宏大敘事篇章的主頁，迷失在曆史的涓涓細流之中了。
陳獨秀三子、陳喬年弟弟陳鬆年回憶：陳喬年犧牲時，妻子史靜儀正懷著女兒，孩子生下後被送到上海的救助會撫養。在一係列沉重打擊下，史靜儀再度留學蘇聯。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史靜儀又與一名姓許的國民黨軍官結婚，並生下了孩子。
再後來姓許的國民黨軍官帶史靜儀回國抗戰。不久，姓許的軍官戰死在了前線，國民黨還為他舉行了追悼會，當時史靜儀一人獨居重慶，陳鬆年還專程去看望這位當年的二嫂。見麵時，史靜儀一再地歎息自己的命苦。
抗戰勝利後，史靜儀在漢口港務局工作。陳鬆年從此就再也沒有與史靜儀聯係過，“文化大革命”後聽人說史靜儀病死了。
鄭超麟則在回憶錄中稱，在陳喬年被俘後，史靜儀也被俘了，一個特務頭子強迫史靜儀與他同居，一直到解放時這個特務逃出大陸，而史靜儀留下被定為反革命家屬。史靜儀的晚年生活十分淒涼。
陳鬆年與鄭超麟的這部分回憶，多有舛誤。“文革”後史靜儀的親人陸續露麵，揭開了史靜儀後半生的神秘生活。上世紀九十年代，史靜儀的女兒李湘生對采訪者講述了史靜儀的後半生：
“母親史靜儀1928年冬去莫斯科後，第二次婚姻對象李國琛是葉帥入黨的介紹人。據夏衍老人說，在東京時李國琛在日本士官學校學習，與他同在一個支部。”李湘生說，其父李國琛1930年自莫斯科與其母相偕回國後，被派去賀龍部，不久遇上反AB團，被錯捕，處決前冒死逃出。雖然幸免於難，但落了叛徒罪名。1941年抗日戰爭期間，又因組織抗日武裝遭敵偽殺害。母親史靜儀1969年在武漢病故，生前幾十年帶著哥哥李文（武漢冷凍機廠離休幹部）和她顛沛流離，曆盡坎坷。
史靜儀子女的簡略敘述，澄清了史靜儀撲朔迷離的傳言。他們沒有把劉仁靜視為母親的第一任丈夫，令人稍微有點意外。
同時，史靜儀子女的口述中，也有意無意隱瞞了生父李國琛的完整履曆。
九頭鳥的進退
李國琛是史靜儀湖北老鄉，是一隻善變的“九頭鳥”。
說起來，李國琛是中共著力栽培的第一批軍事骨幹。他畢業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1922年加入中共，1925年考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18期，同學中有後來聞名遐邇的國民黨將領湯恩伯。李國琛畢業回國時正趕上參加南昌起義，然後加入葉劍英的第四軍軍官教導團南下廣州，投身廣州起義。
起義失敗以後，葉劍英、李國琛被派到蘇聯學習，被編入莫斯科中山大學特別班。同學當中，除了葉劍英，還有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等老同誌；有毛澤東在新民學會的朋友夏曦。
孀居的史靜儀在莫斯科再嫁李國琛，在異國他鄉度過了兩年平靜溫馨的婚姻生活。同時代的左翼女青年中，八年內兩度留蘇，分別就讀莫斯科東方大學和中山大學的，似乎隻有史靜儀一個人而已。
1930年夏，史靜儀隨丈夫李國琛回到上海。李國琛被派到賀龍領導的湘鄂西蘇區，擔任湘鄂西軍委警衛師參謀長。在湘鄂西特委書記、紅二軍團政委夏曦主導的湘鄂西肅反中，李國琛被扣上“改組派”罪名並開除軍籍。不過總算看在留蘇老同學份上，夏曦放他一條生路，允其自行離開湘鄂西蘇區。
脫離了中共陣營的李國琛走投無路，迅即投奔敵對的國民黨，加入留蘇學長鄧文儀領導的蔣介石南昌行營調查科，任第一課課長，改名李果湛。
此時的史靜儀，也就嫁狗隨狗，放棄主義的信仰，與中共徹底脫離關係。
南昌行營調查科被戴笠的複興社特務處（軍統前身）接管後，戴笠十分器重李果湛這批留蘇學生，任命李果湛為特務處書記長。隨後，李果湛擔任過特務處北平區區長，抗戰時為軍統西北區區長（未到任）、武漢區區長。
抗戰初期，軍統在湖南臨澄舉辦第一個大規模的特務訓練班（簡稱“臨訓班”），李果湛被派去當了一段時間教官。對於準備派往日占區主事的特務教官們，戴笠允許他們在臨訓班女生中自行挑選“工作太太”，李果湛便選中湖南女生成新廉當他的“工作太太”。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軍統在武漢設立潛伏組織軍統武漢區，首任區長就是李果諶。他帶著24歲的“工作太太”成新廉赴任，管轄軍統在武漢的300多號各路人馬。
此時的史靜儀已年過35，帶著與李果湛生育的兩個孩子，在陪都重慶安了家。對於丈夫與“工作太太”弄假成真，不知道她是否知情。
軍統成員李甲孚與成新廉是臨訓班同學，他後來回憶：
“李果諶在臨訓班當過遊擊術教官，曾在班和我個別談話一次，武漢撤退時，他留在那裏潛伏做武漢區長，女同學成新廉做他的工作太太，不久弄假成真，二人就同居並結婚了。李果諶後來被日人發覺，把他逮捕，成新廉在被捕時殉職，她是臨訓班調到武漢六名女同學中唯一殉職的。她長得很美，頗有藝術天才。”
1939年12月，李果諶遭軍統部下出賣，被日軍漢口憲兵隊逮捕。李果諶精通日語，以此博得日憲兵隊信任，投降後沒有“攀供一人”即獲釋。李果湛出來後向重慶方麵傳話，表示願意臥底敵營，以重拾軍統信任。
1941年春天，投靠汪偽政權的軍統舊人熊劍東在武漢組建偽軍“黃衛軍”，李果湛出任參謀長。正當李果湛準備拉隊伍大幹一場時，他本人卻不明不白地死了，時年39歲。他的死因，一說被軍統便衣誤殺，一說因內訌被熊劍東借刀殺人。
在國民黨的檔案裏，李果諶到底是軍統叛徒漢奸還是臥底抗日英雄，不得而知。但在共產黨書寫的曆史中，李國琛卻坐實了是一個中共叛徒、軍統特務。
脫離了中共隊伍的史靜儀，雖然是中共著名烈士陳喬年遺孀，卻又無法洗白與著名托派劉仁靜的曆史瓜葛，無法擺脫與軍統特務李國琛的婚姻關聯，她在1949年之後的命運，注定是多災多難的。
遺腹女的坎坷
革命麗人史靜儀一生，與三個男子生了五個孩子。後半生陪伴在史靜儀身邊的，隻有與李國琛所生的一兒一女。兒子李文曾在武漢冷凍機廠工作，女兒李湘生是一個雕塑家。
早年所生的第一個孩子，托養在莫斯科就沒了下文，史靜儀第二次赴蘇後似乎也沒有尋找帶回。
第二個孩子是男孩，與陳喬年所生的陳紅五，夭折。
第三個孩子是女孩，取名陳鴻，陳喬年犧牲後才呱呱落地。史靜儀二度留學蘇聯時，由中共黨組織出麵托人收養，史靜儀有生之年一直下落不明。
史靜儀晚年最牽掛的，就是陳喬年的遺腹女陳鴻。
1989年2月25日，《文藝報》刊發史靜儀胞妹史漢仙的丈夫楊纖如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喬年烈士有女陳鴻，天涯何處》。文章透露：1968年史靜儀去世前，曾經托付家人幫助尋找陳喬年的遺腹女陳鴻。文中介紹當年史靜儀在陳喬年犧牲後產下一女，不久黨組織派史靜儀第二次赴蘇聯學習，她的女兒由組織出麵，留在上海托人撫養，以後就失去了聯係。
退休前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的楊纖如後來對記者說：“喬年是我的老領導，靜儀是我的妻姐，她彌留之際，囑我找到陳鴻，這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
文章刊發後，陸續找到5個“陳鴻”，但都對不上號。1994年，福建新四軍研究會的有心人發現，新四軍老戰士、福州市輕工局離休幹部苗玉的早年經曆，與陳鴻有許多相似之處。
苗玉自我介紹：她是安徽無為縣人，過去一直認為自己是苗家女兒，因家庭困苦被送給陳家。可陳家祖母曾對她說，“你不是陳家生的，也不是苗家生，你的親生父母在上海。”16歲那年，新四軍來到無為縣，家境艱難的苗玉跑到新四軍衛生所當護理員。從此，她參加革命隊伍，後來隨部隊南下福建。丈夫陳輝是1936年參加革命的老紅軍，生有5個孩子。
1973年，苗家養母已80多歲，突然來信要她回去，說有要事相告。臥床不起的養母告訴苗玉：1927年她到上海，在漢口路一家姓孔老師家裏當傭人，她的丈夫也是教書的，他們有個姓吳的朋友。“有一天，吳先生來到孔家，突然對我說，你離家大老遠到上海，不就是為了賺幾個錢？我給你一個小女孩帶回家養，給你一些錢，又能照顧家庭不是更好？雇主孔先生也極力動員鼓勵我接受。我稍加考慮後認為他們說的有理，就答應了。”
苗家養母回憶道，“民國十七年（1928年）9月的一天，孔先生把我帶到大輪碼頭附近，我看見一位穿著很普通的年輕婦女抱著一個嬰兒在等著我們。見麵後，那位婦女就將嬰兒抱給我，告訴我這個女孩姓陳名阿鴻，說以後就跟我姓，並交給我兩塊大洋。她還交代，以後孩子的生活費會按時寄去。”不過，按時郵寄生活費的承諾，後來並沒有兌現。
楊纖如了解到苗玉的生平，認為與陳鴻十分近似，可還沒有來得及見麵，楊纖如就病逝了。在許多熱心人士的幫助下，苗玉到北京找過中組部，也找過上海市委組織部和陳獨秀故鄉的安徽安慶市委，由於年代久遠和資料闕如，沒有一級黨的組織願意正式出麵確認陳喬年與苗玉的父女關係。
陳獨秀研究會顧問徐亦孺到福州拜訪苗玉一家後認為：“苗玉本人竟與其祖母、喬年同誌的生母高曉嵐麵貌酷似，其三女陳華、四女陳榕的臉貌則極像他們的外祖父陳獨秀，而二女陳軍又與喬年同誌極為相似，他們的幼子陳峰則與喬年的夫人、他的外祖母史靜儀相像。”
史靜儀的李姓子女，陳鬆年的子女，都分別與苗玉見過麵，李文認為，母親史靜儀生前交代送養陳鴻時的幾點主要特征，與苗玉所述完全吻合。他還發現，苗玉的長相體型、走路神態等，都與母親相似。
陳鬆年的女兒陳長璞三次去福州看望苗玉。她從福州回安慶後給苗玉來信說：“當我見到你，似有一見如故之感，使我感傷中又添幾分親切，血緣的情分重於其他一切情感……我看你的名字應是陳長鴻，安慶家譜就是寫陳長鴻，我們欣幸二伯父後繼有人。”
得到了血緣親人的高度認可，苗玉的認祖歸宗之路，終於基本走通。史靜儀的臨終遺願，總算實現了。
建黨12羅漢中，最年輕的是劉仁靜。
轉自《新三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