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北知青的愛情傳說
－－作者：陳幼民
陳幼民，1951年生於北京。“文革”中畢業於北京第十三中學。1969年赴陝西延安地區延長縣劉家河公社郭家塬大隊插隊。1971年底進延安汽車修理廠當工人。1973年考入西安美術學院，畢業後留校任教。1984年調回北京，在中國工人出版社做圖書編輯，後任副總編輯。2011年退休。現為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中國藝術家生態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從事繪畫、攝影、文學等方麵的創作。
當年根據地有歌唱道：“三八槍，帶蓋蓋，誰說八路軍沒太太。等到革命成了功，一人一個女學生。”看來女學生也是革命目標之一。革命終於成功了，也真的有數不清的女學生嫁給了八路軍。這些都是早年間的事，為血與火的鬥爭曆史增添了些許的浪漫色彩，已被許多作家寫成了感人至深的作品，不須再論。隻是知識青年到延安，又帶來了成千上萬的女學生，所以，關於她們的故事注定還要繼續下去，好像這也是傳統的一個組成部分。當然，我要講的，不光是女學生，還有男學生……
1
小晴的故事
“黑豆低來桃黍高，有婆姨的人兒不可交。
有婆姨的人兒交下了，眾人的言語殺人刀。”
《陝北民歌》
小晴插隊的村子，在兩條溝相交的平灘地上，村前有一棵百年生的大槐樹，足有幾摟粗，樹高十丈，長得枝繁葉茂，幾裏路之外就能看得見，成為村莊的標誌，人們管這村子叫槐灣兒。
槐灣兒依水靠路，交通便利，自然條件相對好一點，所以上邊就把五個女生安排到這個村。女生紮堆兒，引人注目，人們戲稱她們是“槐灣兒五朵花”。
“五朵花”裏小晴最小，插隊時年方二八，長得白淨，可也最傻。
說起北京女學生的傻，有時真叫人哭笑不得，尤其那些從機關大院裏出來的女孩子，說是五穀不分那還是好聽的，有些生活的基本常識她們也不知道。
農村裏不講陽曆講陰曆，不講歲數講輩份講屬相，小晴就不知道屬相是怎麽一回事，也不知道自己屬什麽，看到別人這個屬羊，那個屬牛，覺得自己沒了著落，就跑去問二尕。那二尕使壞，問了她的出生年月，裝模作樣地掐指頭算了一陣，然後告訴她說，你是屬驢的。
小晴認了真，她雖然不太喜歡這個屬相，可也算有了個說法。別人再問起，她便一本正經地回答：“我屬驢。”惹得旁人笑成一團，她還不知是為了什麽。
倒是二尕媽看不下去了，打了二尕一巴掌罵道：“造孽啦！人家花兒似的女子叫你們這樣糟蹋！”轉過頭對小晴說，“別聽他們胡說。”又請二尕他三大重新算了一遍，從此，小晴才知道了自己的屬相，是龍。
龍作為屬相是比驢好聽，可在陝北農村裏，驢卻比龍要有用得多。人們馱水運肥，推碾子拉磨，都得靠它。小晴在北京城裏沒見過牲口，初到村裏，每次見驢過來，總是躲得遠遠的，怕叫它給踢上。時間長了，覺得驢沒那麽可怕，也敢使喚了。一日，小晴見一頭驢肚子下垂下黑黑粗粗的一條，不知是什麽東西，以為驢生病了，急著去找飼養員老郭頭，老郭頭還當出了什麽大事，忙跟她跑去看，不看則已，一看，老郭頭笑得差點岔過氣去，身為長輩，說也不是，不說也不是。正尷尬間，那驢也不爭氣，不顧有人在場，突然性起，騎到一頭母驢的背上，吭吭地使勁，那頭母驢直尥蹶子，也擺脫不開。小晴大驚，拽著老郭頭喊：“它們打架了，你還不把它們拉開！”同學看到了，沒去拉驢，反把小晴拉跑了。
由此，小晴的傻便出了名。傻歸傻，可大家依然喜歡她。小晴長得秀氣，性格溫順，小鳥依人，誰見誰憐。雖說身弱力薄，卻從不偷奸耍滑，不論是同學老鄉，都盡力幫助她。
可好景不長，沒過幾個月，五朵花裏的大姐，被檢查出患了肝炎，她因禍得福，病退回了北京。二姐家裏有關係，送她走後門當了兵。隨後，三姐四姐陸續進了三線工廠，槐灣兒的知青就剩了小晴一個人。
小晴家裏沒關係，她的父親文革初死了，母親還在接受審查，所以幾次招工，她的政審都沒通過。
雖然村裏老鄉依然照顧著小晴，每天輪著拉她到家裏去吃飯，隔三差五地給她送柴草，鄰居家擔水，也經常往她的缸裏倒上一桶。可是一個女孩子，獨自生活在窮苦的山村，寂寞和艱難可想而知。尤其到了每天晚上，她麵對著孤燈，想著原先幾個女孩子嘰嘰喳喳的日子，那心情真像民歌《盼五更》裏唱的：“有心脫衣無心睡，兩個枕頭我一個人。”
隊裏考慮到小晴的情況，不讓她幹農活了，安排她到村辦小學去教書。想不到，老鄉們善心的舉動，卻使小晴卷入了一場命運的危機。
小學裏還有一位男教師，名叫順生，是本地畢生的高中生，已經結婚了，家在離槐灣兒十裏外的後溝。他平時就住在學校裏，寒暑假和農忙時才回家。
順生是個俊後生，高挑個子，也是文文氣氣。他在縣中學是個高材生，所以課教得不錯。他還會拉四胡，唱一口好道情，村上人自娛自樂時，少不了他的身影，惹得婆姨女子們圍著看。
順生也巧，做得一手好飯，蒸饃饃，擀麵條，樣樣拿得出手，一碗雜麵條，放上點蔥花，調上點醋，竟也香味撲鼻，並不輸給婆姨。每到吃飯時，順生就有意多做上一點，拉著小晴一塊吃，時間長了，小晴覺得光吃順生的不合適，就把自己的糧食也拿了過來，倆人搭夥一塊做。
倆人在一起工作，在一個鍋裏吃飯，日久生情，好像也是必然的事。
終於在一個雨夜，小晴留在了順生的窯裏。
小晴幾乎是在不能自持的狂熱中完成一切的，連她自己都不敢相信，情感的潮水，一旦衝破堤壩，會有那麽大的力量。她的寂寞，苦悶，在順生的愛撫當中，漸漸的融化了，此刻她才明白，這種感覺，在她的夢裏，已經渴望了很久很久。
以至於在結束的時候，小晴滿臉都是淚水，不是羞愧，而是感激。
那夜的雨，淅淅瀝瀝，一直下到了天亮。
可誰也沒想到，這一夜的歡娛，竟使兩人吞下了難咽的苦果。
不久，小晴發覺自己的例假沒來，小腹也隱隱作痛，她本來就有痛經的毛病，所以也沒太在意，吃了些藥，以為就能過去。誰知肚子越來越疼，終於有一天，連炕都下不來了。
也是小晴命大，那日北京帶隊幹部老劉，正好來到槐灣兒，見到了正在炕上打滾的小晴，她臉色慘白，頭上的汗把床單都濕了一片。問起，隻說是肚子疼。老劉忙叫人用架子車把她拉到公社衛生院。那兒的醫生診斷不出是什麽病，便推測是闌尾炎。老劉一聽急了，找了一輛拖拉機，又趕到縣醫院。到底縣上的醫生比公社的水平高，人家仔細一檢查，說小晴得的不是闌尾炎，而是宮外孕。老劉一聽，頭都大了，生病誰都難免，可這病性質不同。他一邊向上匯報，一邊聯係住院的事。可醫生說，小晴的情況得立即動手術，但縣醫院條件不行，結果又驚動了縣政府，找車連夜往延安送。
話分兩頭，且不說因搶救及時，手術成功，小晴終於保住了性命。這一事件，雖然老劉盡量保密，縮小影響，但畢竟驚動了上級。一個女知青，未婚先孕，不處理是不行了。各方一介入，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裏，這事兒迅速升格為“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政治事件。人家根本不相信小晴說是自願的話，順生很快被抓了起來，判了三年，押到黃龍山農場去勞改。
小晴出院後，老劉沒讓她回槐灣兒，把她調到了另一個知青點。又過了半年，寶雞那邊的廠子來招工，公社就把她推薦去了。
從此，我們誰都沒再見過小晴。多年後，同學們陸陸續續回到了北京，每逢聚會，也不見她的身影。偶爾有問起的，卻都說不知道。那順生呢，聽說刑滿釋放後，回村去種了地，不再當教師。
2
北秧的故事
“騎騾子不如騎馬快，交朋友不如挖苦菜。
挖了苦菜度年饉，交了朋友壞名聲。”
《陝北民歌》
北秧的名字有點費解，後來我才知道，她母親當年是扭著秧歌進北京城的，所以給她取了這麽個名字。別說，念著還挺好聽。
可我不太喜歡北秧，她整天一臉的嚴肅，尤其是在男生麵前，眼光總是冷冷的，問她三句話也回不了一句。雖說我們在北京時是男女分校，很少有機會與異性交往，可現在大家都當了農民，還搞那男女界限有什麽意思呢。看她矜持的樣子，好像時時在提防別人占她的便宜。我們幾個男生沒少在背地裏擠兌她，說她是一輩子都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誰也沒想到，北秧日後鬧出的動靜，比誰都大。
她們隊裏有個後生，叫二旦，普普通通，貌不驚人，少言寡語，隻知道埋頭幹活，和知青之間也很少有來往。誰知命運時常會捉弄人，老天亂點鴛鴦譜，硬要把他和北秧往一塊兒拉。
陝北的路邊地畔上，經常可以看到有許多小窯洞，這洞可不是人們隨便掏著玩的，它的作用一是可以存放農具，二是可以避雨。夏天的山裏，常有雷陣雨，人們不論走路幹活，突然遇上了，就能鑽到裏邊避一避。隻不過這洞都很小，頂多能藏一兩個人。
一天午後，北秧和老鄉們在山上鋤穀子，突然一陣風把片雲吹到頭頂上，嘩啦啦地下起雨來，人們四散奔跑，尋找著躲雨的地方。北秧就近找到個洞子鑽了進去，還沒坐穩，洞口又竄進個人，結結實實地撞在北秧身上。北秧一聲怪叫，聲音淒厲而恐怖，倒把那人給嚇了一跳。那人看了看北秧，什麽話都沒說，返身又鑽回到雨裏。
那人正是二旦。事後北秧有些後悔，人家也是來避雨的，自己何必那麽大驚小怪，害得那天二旦渾身都淋濕了。不過她也感覺到，二旦是個老實人。
二旦並沒有怪北秧，誰叫自己嚇著人家了呢。可不久，北秧就真的遇上了更可怕的事。
北秧的村子，臨著一條大溝，隊裏的地，大部分都在溝對岸的東山上，人們幹活出行，來來回回，總要穿溝而過。這溝裏平時水很少，也很淺，人們在水中墊上幾塊大石頭，幾步就跨過去了。所以在知青們的眼裏，這幹河床隻是條路，從來沒有想到它還會有危險存在。
那是一個夏日，炎熱的空氣中突然有了一絲涼意，有經驗的老鄉說，一定是周圍什麽地方下了雨，風把水氣吹了來。
收工的時候，人們陸續過了溝，回到岸上的村子，隻有北秧在水邊停了下來，找了塊石頭，蹲在那裏，蘸著水，打磨她的鋤頭。說起她那把鋤，也真夠丟人的，滿是黑鏽，連刃上都沒一點光亮，想必用起來，沾泥掛土，十分吃力。她幹活時吃了虧，就想利用休息時，好好把鋤頭收拾一下，省得再讓人笑話。
北秧幹得起勁兒，卻絲毫沒有注意到周圍環境有什麽變化。
二旦收工後，又攬了幾把柴，所以落在了最後，待他來到溝邊的坡上時，溝裏就隻剩了北秧一個人。
他正要下溝，突然感覺有什麽不對，空氣中隱隱嗅到一股土腥的味道，腳下的土地發出微微的顫動，耳邊似聽到低沉的隆隆聲。抬眼望去，山溝上遊的坡上，騰起了陣陣黃塵。
“不好！山水下來了！”二旦撒腿就往溝下跑，一邊還在招呼北秧。北秧背對著二旦，打磨鋤頭的響動，使她聽不清二旦的呼喊。二旦扭頭一看，那黃塵已籠罩了不遠處的溝底，洪水瞬間就要吞沒這個地方。他跑到北秧的身後，扔掉柴禾，也來不及解釋，一把抱住了北秧的腰，夾起她，向著對岸狂奔。
北秧不明白發生了什麽事，還以為是誰的惡作劇，她拚命叫喊，手舞足蹈地在二旦臂中掙紮。二旦也顧不得許多，拚了氣力，幾步就跨到對岸的坡上，撲倒在地。此時，幾丈高的水頭從他們腳下呼嘯而過。
北秧扭頭一看，頓時嚇傻了，她剛才呆的地方，已被淹沒在滔滔的洪水之中，原本幹涸的山溝，此時濁浪翻滾，急速地向下遊奔流，裹挾著的柴草、秸杆甚至牛羊，在浪中沉浮，瞬時就看不見了。
兩個人伏在岸邊，半天一動不動，任腳下的濁浪把泥點子拍到他們身上。二旦的手仍緊緊地抱著北秧的腰，好像還怕她被水卷走。北秧靠著二旦的身子，心裏沒有一點想要擺脫的意思，她明白，二旦救了她一條命。
倒是二旦回過神來，迅速鬆了手，把她從地上拉了起來。二旦丟了柴，北秧沒了鋤，倆人四手空空，一前一後回了村。
二旦救了人，沒覺得有什麽了不起，村裏人也都認為是應該的，可北秧卻感激非常。公社及時抓住了這個事情，把它列為知青教育的典型。不僅表揚了二旦，還讓北秧寫了體會，在全公社廣播。一來二去，話說得多了，北秧就覺得，自己和二旦之間，好像應該有種什麽關係。
說是冷娃難動感情，可一旦動起心思來，三匹馬都拉不住。北秧想了一夜，第二天找到二旦，說要嫁給他做婆姨。這倒把二旦嚇壞了，農村裏的婚姻都要靠媒人說和，還沒見過哪個女孩子自己找上門來。二旦木訥，沒了主意，便去問媽。二旦父親死得早，家裏貧窮，老媽正為兒子的婚事發愁，見有人主動上門，又可以省掉一筆彩禮錢，自然歡喜。
但北秧的決定卻在村裏引起了軒然大波，雖然那時的宣傳都是要知青們紮根農村，和貧下中農相結合，但在實際生活中，問題卻不那麽簡單。北秧遭到了方方麵麵的抗拒。
首先，北秧的家裏來信，表示了強烈的反對，她母親勸她不要頭腦發熱，要考慮長遠。她哥哥話說得更絕，說她如果嫁了農民，以後就不要再回北京了，隻當家裏沒她這個人。
她的同學們一致認為北秧的腦子出了問題，她們說，婚姻的基礎是愛情，二旦雖說救了你，但你對他是感激，而不是愛情。二旦窩窩囊囊的，哪裏配得上你。她們甚至成天看著北秧，不讓她和二旦見麵。
二旦的親戚們也不同意，他們說，酒肉的朋友，米麵的夫妻。娶婆姨擺著好看沒用，是要過日子的。北秧那麽瘦，幹不動活也不是能生娃的相，再說，人家是北京人，說不定什麽時候，上邊政策一變，拍拍屁股就走了，到那會兒，你娃哭都來不及，還是找個本鄉的女子實在。
最後，還是北秧的母親出麵把事情擺平了。人家不愧是當幹部的，善於從政治角度分析問題。她千裏迢迢從北京趕了來，找到大隊支書和北京帶隊幹部，說我們並不反對和貧下中農相結合，可二旦家是上中農，隻是團結的對象，北秧如果和二旦結婚，豈不是從大方向上就錯了。再有，知識青年到農村，重要的是改造世界觀，孩子還小，應該把精力多放在學習貧下中農的優秀品質上，動不動就談婚論嫁，這是把上山下鄉運動的偉大意義給庸俗化了。
最後她還提請大家注意，研究分析一下二旦接近知識青年的動機。
什麽叫有理有力有節，北秧母親的一席話，軟中帶硬，句句不離原則，幾頂帽子一戴，嚴絲合縫，別人隻有點頭稱是的份兒，一致同意做雙方的工作。就連北秧自己也有點糊塗了，如果真是大方向出了問題，還真得重新考慮了。
倒黴的是二旦，救了人，反倒惹上了一身的不是，還被人懷疑動機有問題。他本來就不善言詞，更不明白什麽叫幹擾大方向。自此，他見北秧像老鼠見了貓，躲得遠遠的。
北京幹部也怕出事，說心裏話，他們並不希望這些孩子們真在農村過一輩子，可要表示反對，又怕人說動搖知青紮根的信念。北秧母親的出馬，給了他們一個下台階的機會。他們對北秧說，這事還是要尊重家長的意見，把北秧說得沒了詞。正好這時，三線工廠來招人，他們第一個就把北秧推薦了去。
北秧後來上了大學，畢業回了北京。二旦也娶了本地的婆姨，這事像一陣風似的刮了過去，再沒有人提起。
3
老單的故事
“東山的核桃西山的棗，三哥哥好像楊宗保。
西山的大蒜東山的蔥，四妹子好像穆桂英。”
《陝北民歌》
老單不是名字，而是外號，我這同學會些拳腳，在京時和人打架，隻用一隻手就把人家打敗了，所以人稱“老單”，這個“單”字，不能讀作“善”。
老單其實比我年紀還小，在我們隊裏可是個人物。我總結他有三大特點，一是能吃苦，幹活不惜力，學什麽都快，沒少得老鄉們的誇獎。二是嘴貧，尤其是和那些年輕的婆姨女子在一塊兒，俏皮話一串接一串，引得身邊笑聲不斷。三是好幹淨。衣服總是整整齊齊，從不糟賤自己。再加上他還有好酒量，因此，他在村裏，很得人緣，老鄉們成天價老單長老單短的，鬧得我們好生嫉妒。
後來我們都招工走了，隻留下老單一個知青在村裏。他依然過得快樂，不久，還鬧出一段姻緣來。
那時農村都在學大寨，農閑時，就要從各隊抽調一群男男女女，組成基建隊，平整土地，修梯田。陝北風俗，頗為開放，男女之間，沒那麽多禁忌。言語調情，甚至動手動腳，都數平常。那工地上不僅勞動熱火朝天，兒話俏語，也是你來我往，互不服輸。老單的貧嘴，在這裏可是派上了用場，經常是舌戰八方，樂此不疲。
四隊來的人裏，有一個女孩子頭兒，名叫巧玲，人長得白淨，靈牙利齒，最好和老單抬杠。一來二去，倆人鬥嘴鬥上了癮，若是哪個一天沒來，另一個就覺得憋悶得沒話說。漸漸的，老單對巧玲就有了想法。
晌午休息的時候，小夥子們也不閑著，經常擺開擂台，比賽摔跤，老單是個會家子，那天連贏了兩場，卻惹惱了邊兒上的一個人。躥上場要和老單較量，他正是巧玲的哥冬生，生得膀大腰圓，有一股子蠻力。老單使壞，對他說：“咱倆比賽得有個說法，”
冬生問：“你說咋著？”
老單說：“我要是贏了，讓你妹子給我當婆姨。”
“你要是輸了呢？”
“那我給你家當女婿。”
那蠻牛叫老單給繞了進去，想也沒想就說：“行！”
巧玲在一旁可不幹了，罵她哥道：“你這笨慫，咋便宜都叫別人占了！”
冬生撲了上來，要抓老單的胳膊，老單哪肯就範，輕挪幾步，抓住他的手腕，往前一帶，腳下使了一個絆子，那冬生轟的就摔倒在地。
這下可不得了，沒人理會冬生，全都圍著巧玲哄開了，巧玲有口難辯，臉臊得通紅，低下頭，一溜煙地跑了。
誰都能看出，打這以後，倆人的關係就起了變化，巧玲再不和老單鬥嘴，眼睛可一直在他身上轉。老單若是和別人鬥嘴占了便宜，那吃了虧的人就會扭頭衝著巧玲喊：“你咋不管管你們家老漢！”把巧玲弄得哭笑不得，嘴上雖硬，可心裏卻熱乎乎的，總想著老單。
有一次老單在場上幹活，手讓脫粒機給打了，血肉模糊，鄉親們急忙把他送到了縣醫院。那一次傷得很重，兩個手指都露出了骨頭。巧玲心裏急，想到醫院去看看老單，又怕人說閑話，一個人躲在窯裏，偷偷哭了好幾回。
老單出院了，回村找到巧玲。巧玲看他的手，雖然皮肉長好了，但留下了幾條大傷疤，心疼的直要流淚。老單卻樂嗬嗬地問她：“你說咱倆兒的事兒咋辦呢？”
巧玲故意裝糊塗：“咱倆兒有啥事兒啊？”
老單說：“你給我當婆姨的事唄！”
巧玲說：“呸，美得你！山裏的話，撂在腳巴巴。你咋就當了真！”
老單說：“別人當不當真我不管，反正我是看上你了。”
巧玲低著頭不說話。
老單說：“你要是心裏有別人，就當我沒說。”
巧玲被老單一激，脫口道：“誰說俄心裏有別人！”
老單一笑：“沒別人就是有我了？”
巧玲被老單繞得把實話說出了口，也收不回去，隻得低聲道：“你去問俄大俄媽，他們要是同意了，俄沒意見。”
老單討得了巧玲的準話，樂滋滋地去找村上的老者做媒。聽說是給老單說親，許多人都爭著去。巧玲她大早就認識老單，滿口答應。冬生是自己把妹子輸給了老單，自然無話可說，反倒跑到巧玲跟前買好，說是他給巧玲尋下的女婿。巧玲心裏高興，嘴上還是把她哥罵了一頓。
老單備了幾瓶酒幾條煙，請巧玲的父母和村裏的老者吃了一桌飯，就算把親事定了下來。
好事多磨，就在老單和巧玲定婚不久，縣上推薦老單上了鹹陽農校，一去三年。這下可把巧玲給急壞了，生怕老單在外邊變了心，看上別人。周圍也有人議論，說本鄉本土的人進了城，還有把婆姨給離了的，那北京學生就更靠不住了，說得巧玲心裏貓抓似的。老單怕巧玲著急，隔三差五地給巧玲去信，寫些什麽咱不清楚，貧嘴的老單肯定少不了甜言蜜語。
那段時間，老單的來信似乎成了全村人的一件事，人們見到巧玲，第一句話就會問：“老單來信了嗎？”要知道，那時的農村，男人們幾年也未必能接到一封信，更何況一個女子。三年老單給巧玲寫了多少信，沒人能數得清，反正鄉郵遞員比巧玲家的親戚還來得勤。
老單學成歸來，分到縣農業局當了幹部，沒過多久，就和巧玲辦了婚事，還把她接到縣上去住。老鄉們都說老單俠義，是條漢子，還說巧玲有福氣，有眼力。
老單官運不錯，不久就當上了公社主任，後來到縣上當了副局長，他把巧玲也轉成了城鎮戶口。巧玲為他生了一兒一女，一家人快快樂樂地在縣上過著日子。知青大返城的時候，同學們相繼調回了北京，可老單不走，他覺得在縣上生活挺好，他不喜歡人家說隻要能回北京，哪怕掃大街都行的話，回北京的日子未必有在縣上好。不過，他還是依照政策，把孩子的戶口辦回了北京。
我理解老單，由於家庭的原因，他少年時在北京，生活得很艱難。我們童年時享受到的很多東西，比如父母的嗬護，家庭的溫暖，他都沒有得到。反倒在陝北，有人器重他，有人愛他，他還找到了適合自己的工作。按現在時髦的話說，陝北能夠體現他的人生價值。
老單剛過五十，就辦了退休，帶著巧玲回到北京。不是他不戀陝北，因為他的女兒在北京上學，兒子也應聘在京城的一個大企業，所以一家人選擇了在北京團聚。
老單依然嘴貧，有時同學們聚會，問起當年他和巧玲的事，他也毫不隱瞞，一五一十，全盤道來。眾人笑罵道，你小子真行，靠摔跤就贏了個婆姨！隻不過有一次巧玲在座，我剛要開他的玩笑，他急忙上前捂我的嘴，小聲道：“可不敢當著巧玲麵說，不然她又該說我的嘴是漏勺了。”
我由此很羨慕老單，在婚變如常的社會裏，老單依然在乎著巧玲，守著靠摔跤贏得的愛情。知足者常樂這句話，在老單身上，得到了真實的體驗。不論在什麽環境中，老單總是踏踏實實地生活，他不和別人攀比，也不參與插隊是與非的討論，好像知青身份與他無關。隻不過，他經常談起陝北，談村裏的老鄉。
老單現在既不抽煙，也很少飲酒，和年輕時大不相同，我疑心是巧玲管教的結果。
4
孟婭的故事
“蕎麥疙瘩羊肉湯，死死活活相跟上。
樹葉葉落在樹根底，挨打受氣全為你。”
《陝北民歌》
孟婭不是我們隊裏的知青，我認識她的時候，她已經是四個孩子的母親了。前兩個，是老公和前妻生的。她自己的，一個拉著，一個抱著，還在吃奶。孩子髒不兮兮的，衣服也七長八短，破破爛爛。再看孟婭，就知道孩子為何這副模樣，她頭發蓬亂，衣服皺皺巴巴，前襟掉了兩個扣子，也沒有綴上，下擺裂著，露出了褲腰帶。若不是鼻梁上還架了一副眼鏡，整個就是邋遢婆姨的形象，哪裏還能看出一點北京知青的影子。
孟婭原本可不是這個樣子，和我一起到她隊上的肖開益，是孟婭的中學同學，他說，當年在學校時，孟婭還是班上的衛生委員，好幹淨出了名。她父母都在大學裏工作，也算書香門第，她雖然長得不算漂亮，可舉止文雅，挺受老師同學們喜歡。
我此時早已離開農村，在省裏一個雜誌當編輯，為采訪一個知青的專題，拉著同事肖開益故地重遊，來到他插隊的村子－－寺灣兒。路上，肖開益向我講起了孟婭的事。
說實在的，雖然肖開益事前的介紹，已使我對孟婭產生了一些印象，可見到她本人，還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沒有想到，一個北京名校的高材生，如今的樣子，放到村裏婆姨堆兒裏也算是差的。別看陝北窮，人們生活可不馬虎，那些勤快的婆姨經常把院子收拾得幹幹淨淨，就著一點水，也會將灶台瓦甕擦得鋥明瓦亮的。衣服雖舊，但也要補得整整齊齊，不讓人笑話。真不知道孟婭的日子是怎麽過的。
肖開益還說，孟婭落到今天這步田地，全怪成莉莉。
成莉莉和孟婭，好得像一對姐妹。在學校時就形影不離，插隊自然也在一起。不知為什麽，成莉莉偏偏看上了隊裏的老男人十六。這是我們都不能理解的事，因為十六實在沒有什麽可以誇耀的地方，他貌不驚人，本事平常，婆姨前年病故，留下了兩個孩子，日子過得緊緊巴巴。要說知青和老鄉結婚，在當時也有先例，可把全村的男人排個隊，怎麽也不應該輪到十六的頭上。知青們自然反對，成莉莉的媽媽更是著了急，她通過關係，把成莉莉送去當了兵。
本來這事到此就了了，可千不該萬不該，成莉莉臨走前向孟婭留了話，讓她好好照顧十六。孟婭這人實在，把好友的囑托當了真，三天兩頭地往十六家跑，幫他家洗衣服做飯，一來二去，孟婭取代了成莉莉的角色，和十六的感情慢慢地起了變化。
我們做過一件很對不起孟婭的事，肖開益說。
眼看著孟婭和十六越走越近，知青們心裏都很著急，他們實在不理解，孟婭為什麽要和連老鄉們都看不上的人相好。他們把能想到的話都向她說了，可孟婭一句都聽不進去。為了挽救她，有人出了個下策，跑到公社告了一狀，說十六勾引女知青。
這在當時可算作重罪，扣得上“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大帽子。公社自然十分重視，派了一個武裝幹事，讓他把十六帶來問話。
知青們得知公社要來人，便把孟婭反鎖在窯洞裏，不讓她和十六見麵。
那個武裝幹事帶了兩個人來到寺灣兒，找到十六，不容分說，一條繩子，綁了就走。十六哪見過這陣勢，嚇得渾身發抖，說不出話來。
正在這時，孟婭不知從哪兒鑽了出來，她渾身是土，衣服都扯破了，像一頭暴怒的獅子，五官都氣得變了形。她一把抱住了十六，朝著公社幹部吼道：“你們憑什麽抓人，十六他犯了哪條法了？談戀愛也犯法嗎，哪個文件說知識青年不許和貧下中農結婚呢，你們拿出來，你們拿出來！我就是要嫁給他，你們管得著嗎！”
孟婭跳著腳地罵，聲音嘶裂，尖得刺耳，不管不顧地叫喊，還上手撕扯押著十六的人。同學們全嚇傻了，他們從沒有見過孟婭這幅瘋狂的模樣，公社幹部也被鎮住了，這是誰勾引誰還不好說呢！他張口結舌，無言以對，隻得揮揮手，讓人給十六送了綁，悻悻地走了。
事情鬧到這個地步，大家都知道攔不住了，再沒有人說反對的話。孟婭大搖大擺地拉著十六去公社開了結婚證，把自己的行李往十六的窯裏一搬，就算成親了。
真是事與願違，本打算棒打鴛鴦，反倒促成了他們。後來才知道，孟婭聽到了些響動，情急之下，竟然從窯麵上方的小窗子爬出，趕到了村口，救出了十六。
知青們集體把孟婭給得罪了，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孟婭和知青們斷了來往，見麵連話也不說。
北京那邊，孟婭的家裏可炸開了鍋。她的父母痛不欲生，她的兄弟們則說，孟婭要敢回家，就打斷她的腿。
過了一年，孟婭的第一個孩子就出生了。知青們忙著送東西，關係總算緩和了一些。
知青們在關莊辦了個醫療站，又在北京聯係了一批捐贈的藥物。公社找了輛汽車，要去北京拉貨。知青們逮著這個機會，紛紛搭車回北京。孟婭也想回去。
肖開益說，可誰敢帶她回去呢，萬一家裏人真打了她，誰又能負的了責。知青們騙她說，一定帶她走，背地裏卻在商量，怎麽甩掉她。
那天，孟婭和十六一早就來到醫療站門口等候。孟婭背著她的娃，十六則提著一袋紅棗，一袋小米。十六穿著一身嶄新的藍卡機布製服，頭上沒係羊肚子手巾，換成了黑呢子幹部帽，卻依舊佝僂著腰，看上去那麽不協調。這可能是十六第一次出遠門，他規規矩矩地跟在孟婭身後，顯得跼促而緊張。
等了半天，汽車終於從醫療站裏開了出來，孟婭把孩子抱到胸前，十六把袋子扛到了肩上，正準備上車，誰知那車開到他們身邊，卻突然加速，揚起了漫天黃塵，一眨眼的功夫，就跑得沒了影。
孟婭愣住了，一家三口像一組雕塑，半天一動不動，任憑塵土從他們頭上紛紛揚揚地落下來，灑滿了全身。孟婭的頭發變黃了，十六的呢帽也不見了黑色，他們甚至都沒有撣一下。許久，許久，孟婭好像明白了什麽，眼中湧出了淚水，她緊咬著嘴唇，沒有向別人發問，默默地拉著十六，蹣跚地走了。
這一幕，使在場的人都非常尷尬，看著孟婭，無言以對，因為大家都是這場騙局的參與者，而沒想到結果卻使孟婭如此的悲傷。
我永遠也忘不了那一刻孟婭絕望的眼神，那個悲傷的背影。我雖然不是這場惡作劇的製造者，也能理解他們的難處，可我總覺得，這樣對待孟婭是不是太過分了，肖開益說。孟婭並沒有得罪任何人，她隻不過是自主選擇了生活的道路，盡管不為夥伴們所認同，但這是她的權力。我們沒能幫助她，起碼也不應該傷害她。
後來的日子，孟婭過得很苦。知青們陸續離開了寺灣兒，雖說在一起的時候發生過一些磕絆，但畢竟是多年的同學，感情還是有的。現在，孟婭連個說北京話的機會都沒有了。
聽了肖開益的敘述，我執意要到孟婭的家裏去看一下。
那是在村邊邊上一座有三孔土窯的小院子，院牆塌了一半，用柴草秸杆亂七八糟地堆著，一座快散了的朽木架子上，掛了幾辮玉米和辣椒，雞和豬在院裏隨意跑著，一切都顯得零亂，不像會過日子的莊戶人的樣子。
孟婭一家正在吃飯，小小的窯洞裏麵黑黢黢的，十六和他的父母坐在炕上，孟婭則在灶台忙活。他們吃的是小米攙了洋芋塊煮的稠粥。炕上擺著一個木盤，裏麵是一小碟鹽，一碟辣椒麵，還有切成條的醃酸菜。孩子們捧了碗就跑出去了，兩個老人坐在那裏，像兩座木雕，沒有表情，也不說話，隻等著孟婭把碗遞到他們手上，十六捧著碗，稀裏呼嚕吃得山響，孟婭在炕下伺候著，詢問誰還添飯，她一口地道的陝北話，已和當地人無異。
孟婭沒留我們在她家吃飯，也許是飯根本不夠，也許是她怕我們已不習慣了莊戶人的飯食。還有可能，是她不想向我們展示她的生活狀況。
我和肖開益離開寺灣的那天，孟婭一個人來送我們，那條路在一個長長的山梁上，一直通向公社的大路邊。我原以為孟婭要借機和我們說一些話，可是她卻一言不發，隻是默默地走著。到了山梁的盡頭，眼見到通往縣城的大路，她揮了揮手，算是和我們告別了。我和肖開益也不知該說什麽好，扭身往下走。
下了坡，站在公路邊，我們回頭望去，孟婭還站在山梁上，一動不動，風吹起了她的頭發，遮住了她的半邊臉，我們也看不清她的表情。突然，她向我們伸出了手臂，高高地舉過頭頂，慢慢地揮動了幾下，然後，扭身走了，頭也不回。
回去的路上，肖開益半天都沒有說話，許久，才歎口氣道，我們走來走去，像放個屁那麽容易，而孟婭要想離開這兒，可就難了。我們班到這個公社插隊的有十二個人，都走了，隻把她一個人丟在這裏，想想，心裏頭真不是滋味。
一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北京市政府有了新規定，允許知青回京，家裏頭紛紛為遊子們找單位，開假證明。孟婭還算本事大，把老公連同四個孩子都辦回了北京，她在一所小學教書，四個孩子都參加了工作。老公沒文化，孟婭的一個同學當了公司老總，通過他的安排，讓十六去看大門，雖然錢不多，也能貼補家用。隻不過十六陝北舊習不改，回了家，依然要盤腿坐在床上，等著婆姨把飯給端上來。
五
陶蕾和建國的故事
“東山上點燈西山上明，四十裏山路瞭也瞭不見個人。”
“牽牛花開紅通通，露水夫妻一場空。”
《陝北民歌》
陶蕾調回北京的時候，她也說不清楚自己是喜還是憂。喜的是，終於可以回到母親身邊，從此擺脫了農民的身份，不掙工分掙工資，再不用麵朝黃土背朝天地從土裏刨食吃了。憂的是，她走了，她的“哥”可怎麽辦呢。
文革後期，北京的中學奇缺教師，於是政府決定，從知青的高中畢業生裏選調一批補充教師隊伍，陶蕾有幸入選，一切手續辦完，馬上就可返京。這如同天上掉餡餅，做夢都想不到的喜事，陶蕾的母親聽說這事，都快樂瘋了，但當她看到同院張大媽的臉，便硬把那笑聲給咽了回去。
誰都知道，張大媽的兒子建國，陪陶蕾一同去的陝北。
張陶兩家共住一院，陶家原是房主，張家是租戶。後來房子都歸了房管局，也就沒了主客之分。照理說房客和東家之間，總要鬧些矛盾，可這兩家卻相處甚好，勝似親戚。陶蕾父親死得早，她媽就守著個寶貝閨女。張大媽有兩個兒子，老二建國大陶蕾兩歲，自小就把她當妹妹看，處處護著。建國功課一般，初中畢業就上了商校中專。陶蕾卻是個讀書的料，後來考的是北京著名的女中。上了三年，還沒畢業，就趕上了文革。
文革鬧了幾年，插隊之風驟起，陶蕾被分派到了陝北。陶大媽死活不願放閨女走，但架不住學校和街道三天兩頭地上門催促，她哪裏擋得住。眼看出發日期臨近，陶大媽隻得每日以淚洗麵，氣喘的老毛病犯得更重了。
看著陶大媽無助的樣子，建國動了爺們的義氣，他提出要陪同陶蕾一起去陝北。一是想讓陶大媽減少些痛苦，二呢，他也實在不放心陶蕾一個人跑到那麽偏僻荒涼的地方。他還想像上學時那樣，盡一己之力，護佑這個妹妹。雖然兩家老人從沒有把事情說透，可在心底裏都認為，建國和陶蕾，將來肯定是一家子。
能有建國陪伴，陶大媽當然樂意，可張家卻要送別一個兒子，這可不是一件小事，輪到張大媽犯難了。在她心裏，陶蕾如同自己的親閨女，又是未來的兒媳婦，一個人出去，她也不放心，但讓建國離開自己，她又舍不得。
其實那時建國已從商校畢業，分在西單的一個大商場當售貨員，不屬於下鄉人員之列。他對母親說，咱家裏還有大哥照顧，陶蕾一個人出去，世道又這麽亂，萬一有個三長兩短的，陶大媽怎麽受得了。我跟她去，多少能有個照應。
建國從小就有主意，張大媽也說不過他，隻好隨了他去。
建國馬上開始了行動。他向單位申請，說要去支援西部建設，那時社會正在提倡到艱苦的地方去，自然很快獲得批準。單位並為他聯係了陶蕾下鄉那個縣的商業局，對方也歡迎他去。建國拿著手續去派出所轉戶口，出京容易進京難，不到五分鍾，一張小紙片扔出來，建國就不是北京市民了。
兩家共同為他們做著準備，能想到的東西裝了幾箱子。兩位母親千叮嚀萬囑咐，該說的話都說盡了。
盡管如此，臨別的那天，兩位母親還是哭成了淚人。從此，陝北那個從來沒聽說過的小縣，就成了兩家人共同的心病。
一路風塵，下了火車換汽車，才進陝北地麵，有的知青就哭了起來，那荒涼的景色一下子就讓人的心涼了半截。陶蕾卻相對平靜，建國在她身邊，起碼分擔了她一半的痛苦與不安。在顛簸的卡車上，建國用棉大衣緊緊地摟著她，遮擋著風寒，使她的心裏，充滿了比別人多一份的溫暖。
到了地方，建國先把陶蕾送到村裏，幫助知青們收拾窯洞，整理灶具，一切弄停當了，才到縣裏去報到。商業局把他安排到供銷社去賣貨，並分給他一間小小的窯洞作宿舍。建國心細，換了窗戶紙，找來石灰抹了牆，沿著炕邊釘了一溜床單子布，充當炕圍子。七弄八弄，把個小窯洞收拾得整整齊齊，舒舒服服。
建國和陶蕾就這樣安頓了下來，幸運的是，陶蕾插隊的村子離縣城並不遠，隻有七裏路，所以叫七裏鋪。縣上逢五是集，陶蕾便趁趕集之機，到建國的小窩裏，倆人像過家家一樣的，起火做飯。建國怕陶蕾在鄉下受委屈，每次她來，總要割上點肉，買幾個雞蛋，讓她補補身子。他那一點點工資，除了自己吃飯，幾乎全用在了陶蕾身上。
兩個人的世界，就像小小的港灣，使他們暫時忘卻了世間的風雨，片刻的歡娛，多少補償著受傷的心靈。而每次，建國都要把陶蕾送回去。這七裏路，正好在延河的邊上，曲曲彎彎，繞著山邊，雖說風景平常，但在陶蕾眼中，強似北京護城河。他們也不避諱人，手拉手的，不知走了多少回。
周圍的同學，很羨慕陶蕾有這樣一個“哥”，他倆的事，也在全縣知青中傳為美談。我們都佩服建國為人義氣，為“情”而兩肋插刀。所以我們一到縣城趕集，總要去供銷社看看建國，和他拉拉家鄉話。當然也有人不以為然，認為建國為個女人放棄北京的生活太不值得。還有些人，專門琢磨陶蕾究竟有什麽魅力，能讓男人為她而跑到陝北來。
當時我們還年輕，對兩性關係無知而好奇，還經常故意表現出不屑一顧。但對建國和陶蕾的相依為命，大都理解甚至羨慕。其實我們並不知道，在建國心裏，對將來的事，隻是一種隱隱的默認，一種期待。而陶蕾呢，更多是對兄長的依賴。她不知道這是不是愛情，反正在陌生艱苦的環境裏，她和建國的感情，幾乎成了她惟一的精神支柱。他們根本就沒打算在這個地方成家，但今後的出路如何，卻沒有人知道。
原本以為日子就這樣過下去，卻不料，事情這樣快就起了變化。北京抽調教師的通知下來後，陶蕾曾和建國商議過，要不要報名。建國極力主張她去試一把，陶蕾的中學是北京名校，她的學習成績又不錯，入選還是有可能的。
正如建國想的那樣，陶蕾的名校身份，她的學識功底，以及她的秀氣，很快博得了招考人員的好感，幾乎沒費什麽周折，就板上定釘了。
事到如今，陶蕾反倒覺得對不起建國了，人家本來在北京過得好好的，隻是為了她，才調到陝北的小縣城來。現在她回了北京，卻把建國一個人拋在了這裏。就像在火車站，那旅客沒上車，卻把送人的給拉走了一樣。陶蕾拿著調令，左右為難。
關鍵時刻還是哥哥給妹妹拿主意，建國知道陶蕾的猶豫不決，是因為自己，要想打消她的顧慮，自己得有一個姿態。他說，我們不能都窩在這裏，能走一個是一個，你放心，我很快就能回北京，和你團聚。建國的話，盡管沒有任何的保證，但對於陶蕾說服自己，還是起了寬慰的作用。
臨別的那天晚上，陶蕾留在了建國的小窯洞裏，她抱著建國嚎啕大哭，淚水打濕了兩個人的衣襟。回京的如願，卻要付出離別的代價。此刻她的心情，是傷心，是感激，還是愧疚，她也說不清。她瘋狂地和建國做愛，極盡繾綣，似乎這樣，心裏還能好過一點。她甚至盼望建國說出留住她的話，可建國什麽都沒說，兩人相擁著，直坐到天亮。
建國不是傻子，何嚐不明白事情的嚴重性，在動蕩的社會裏，事事難料，送走了陶蕾，何時能夠相聚，誰也不知道。更要命的是，他不是知青。國家對知青的任何一項安撫政策，比如招工、推薦上學、病退、困退等，都不會落在他的頭上。他就像一片飄零的孤葉，獨自品嚐著命運的艱辛。
陶蕾走後，建國就開始了艱苦的回京之旅。他雖然做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但事情遠比他設想的複雜，在職人員要想進京，在當時隻有對調這一種方式，可在北京的人，有幾個像他那麽傻，願到這荒山野嶺的地方來呢，找來找去，一拖就是幾年。
看來一步登天是不可能了，建國隻好改變策略，想方設法往北京周邊調。他好容易找到一個機會，先對調到了河南的安陽，燒了兩年鍋爐，又進了廊坊，他覺得，自己離目標越來越近了。陶蕾也不斷來信給他打氣，說等他回京就結婚。
就在建國四處飄泊的時候，陶蕾的生活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七六年“四人幫”倒台，文革結束，國家開始步入正軌。一年後，又恢複了高考。陶蕾一直教書，功課自然不陌生，沒費勁就考上了。由於成績優異，畢業後又留了校，當上大學老師。此時對外交流加強，陶蕾被公派留學，到美國去讀書。
一直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也是老天開眼，建國終於調回了北京。辦完手續的那天晚上，建國來到了天安門廣場，正是華燈初上時候，十裏長街，流光異彩，車流滾滾，一派喧鬧的景象。望著這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建國有些恍惚，十幾年的光陰就這樣過去了，好像一場夢，什麽變了，什麽沒有變，自己失去了什麽，又得到了什麽？這些年，似乎回京成了生活的惟一目的，他的所有心思，所有精力，所有的收入，全都用在了這一個地方，然而，當他回到了故鄉，他最想見到的人，卻不在了。
和陶蕾分別後，建國就一直在追趕她，可是越追，距離越遠。他覺得自己就像一個掉了車的旅客，正所謂一趟沒趕上，趟趟趕不上。
雖然回了京，建國卻沒能找到好工作，最後，隻能在街道辦的運輸社裏蹬板車。
我也是那個時候從西安調回了北京，在新家卸下行李，就跑到西四家具店去買書櫃。交了錢，店家找來車送貨。我一看那蹬車的師傅，正是建國。一路上，我們聊起過去，我自然問到陶蕾。他說，陶蕾出國後，還給他來過信，表示了不想回來的意思。
“那你和她的關係……”我問。
他說：“我明白她信裏有沒說出的話，咱一個蹬板車的，就別扯人家的後腿了，我給她去了封信，騙她說我等不了她，已經找了對象。幾年前回家探親的時候，我就感覺到，和她的共同語言越來越少，除了說點當年的事，就是傻坐著。不如趁早了斷，對兩個人都有好處。”
到了家，他幫我擺好書櫃。留他吃飯，他不肯，說還要爭取時間多拉幾趟。給他運費，推辭了一下，也就收下了。
我曾經想問他是否有悔不當初的念頭，猶豫了幾次，終沒吐口。其實，對與錯，悔與不悔，用今天流行的價值觀說起來都沒有了意義。我至今仍然佩服建國當年的勇氣，承認他是條漢子，盡管他的付出與得到那樣的不成比例，起碼在一個社會整體扭曲的時代，他還保持了做人的良知，他當然低估了社會的複雜與不平，但這不是他的錯，因為遭受坎坷的，遠不止他一個人。我也能理解陶蕾，誰都不能拒絕命運賜予的機遇，建國都說“希望她過得比我好”，那我們旁人，又能說什麽呢！
轉自《陝北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