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行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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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之行
我參加的是個叫 Kumuka 的英國旅遊公司組織的野生動物觀賞旅行團，這是 2004 年雨季高峰前的最後一個團。行程分兩段， 2003 年 12 月 14 日－ 29 日（從約翰內斯堡到維多利亞瀑布，經南非、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韋三國）為第一階段， 2003 年 12 月 30 日－ 2004 年 1 月 19 日（從維多利亞瀑布到內羅畢，經讚比亞、馬拉維、坦桑尼亞和肯尼亞四國）為第二階段（加上跟團以前先在約翰內斯堡呆的四天和澳大利亞與非洲之間的往返，整個旅程為四十一天）。團中同伴絕大多數是澳大利亞人（第一階段十六人中的十四人，其餘一為愛爾蘭人，一為英國人；第二階段十三人中的九人，其餘分別為同一個愛爾蘭人、一個美國人和兩個英國人），一般年紀在二十五－三十五歲之間，最大的是個叫 Lister 的墨爾本老頭，至少六十五歲以上了，精力不錯，知識豐富，記憶力好得出奇，毛病是有點愛瞎吹噓（衝著我是中國大陸出身的，就說去年曾經在北京工作了三個月，為中國銀行的管理人員講授金融業務），還有就是天天纏著導遊問怎麽用旅行支票兌換當地貨幣，煩人得很。我也許是二號老人。另外還有三個四、五十歲的。年齡最小的是個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另一個大學三年級。華人除了我以外，還有一對台灣出生的姐妹，但她們不會說漢語。這次才知道組織非洲旅行的大部分是英國公司，這大概跟英國與非洲的曆史淵源有關。至於為什麽我們的團裏有那麽多澳大利亞人，就不明所以了。也許是因為隻有澳大利亞人在這段時間裏有長假期？那麽新西蘭人呢？不過澳大利亞人愛滿世界闖蕩確是小有名氣的。第一階段的導遊叫彼得，司機叫肯尼，都是津巴布韋人。家在首都哈拉雷（舊稱索爾茲伯裏）的彼得已為 Kumuka 工作了八年，可能因為個性所致，他的效率很成問題，辦事拖拉、說話羅嗦，不會或不願催促。肯尼勤勉、誠懇，來自津巴布韋第二大城市布拉瓦約，才為 Kumuka 幹了半年，不管彼得幹什麽，他總是在旁默默協助。第二階段的導遊叫卡茨 , 司機叫亞當，都是澳大利亞人。我當時浮現在腦子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這兩位在非洲幹嗎？環境這麽差，工作這麽辛苦，工資待遇不大可能太好，還有種種風險？卡茨是個又胖又大的金發姑娘，約二十七、八歲，已在非洲生活了三年，當導遊已有兩年。她健康（自稱三年裏隻得過兩次瘧疾，沒有生過其他任何病。除了為了獲得在一些國家入境必需的黃熱病國際免疫證書，她不打任何預防針）、開朗、聰明、有出色的組織能力、善於處事。每次過境簽證都由她一手包辦，而在彼得帶隊時，所有人都得自己去排隊，既費時又費事。第二階段的夥食、衛生也都明顯優於第一階段，而為吃飯洗滌花的時間卻要少得多。在維多利亞瀑布時，卡茨帶了個當地男人和一個小男孩與大家一起去飯店吃飯。到桑給巴爾的第一天，又見她跟另一個黑人在親密交談。第二天晚上，有人發現她突然戴上了結婚戒指。她於是宣布剛在上午登記結了婚。丈夫（即前一天晚上跟她在一起的那人）是個生意人（好象是幹旅遊業的，不知為什麽在我看來總覺得象個黑社會人物），兩人已交往了十八個月，以前也談起過嫁娶之事，但都不了了之。這次是男人自行作主，做好了一切安排，甚至邀請了親朋好友，就等她的一句“ Yes ”。在辦登記手續時她有三個選擇： 1. 願意成為她丈夫的妻子、唯一的妻子； 2. 願意成為她丈夫的第一個妻子； 3. 願意成為她丈夫的第 X 個妻子。卡茨打算在我們之後再帶兩個團，然後攜丈夫回澳大利亞探親，再回達累斯薩拉姆丈夫家裏。她說不打算繼續幹導遊了，但對以後能找到什麽樣的工作心裏沒底。光頭的亞當大概也是三十歲上下。跟肯尼截然相反，除了開車，他基本上什麽也不幹。亞當的手提電腦裏儲存了一大堆他和不同女人的 X 級照片（他和卡茨也拍風景照片）。他以前在印尼的巴厘開過五年多壽司店，原本打算在桑給巴爾一處宿營地開家類似的壽司店，今年上半年就該動工了。開店所需的許多建築材料、家具和作料等打算讓一些開長途車的司機朋友從南非走私帶來，作為交換，那些司機將可以在他那裏享受免費食宿。但這次談判時，當地地主出爾反爾，大大提價，要求從利潤中對半抽成，而他最多隻能接受 30 ％，因此計劃暫時擱淺了。亞當經常津津有味地談論在非洲的發財機會。如果說讓卡茨留在非洲的也許是愛情（和男人？），那麽吸引亞當的大概是錢和女人。除了在各宿營地結交的露水女伴，他還不時招妓。我還（無端）懷疑像他們那樣的人中有些暗中還有其他的買賣：運毒販毒。在第一階段兩次過境時，都有海關警察上車視察，彼得也總是要事先反複關照，說要把從超市買來的食物藏好，否則會被當作走私物品處理。在第二階段有四次過境，但隻有一次警察上車。卡茨對這種檢查毫不在意。而警察看到我們這夥外國人也確實總是客客氣氣，從來沒有真正翻看搜查什麽的企圖。一路上天天都能見到警察攔道檢查，我們的車十之八九揮手而過。在電視上看到從前南非、津巴布韋等地的反種族主義殖民主義遊擊隊時常利用載著白人的旅遊車運輸武器彈藥。現在要想偷運點毒品可真是萬無一失。（大麻種植在肯尼亞、莫桑比克、南非都很普遍。東非沿海是南亞的海洛因、南美的可卡因和印度的大麻和安眠酮大量流向南非、歐洲和北美的通道之一。南非是世界上安眠酮最大的市場。）事實上亞當也確實卷入過一起跟毒品有關的事件。 1 月 12 日我們在桑給巴爾島西北角的一個宿營地，早晨起身時，跟我睡同一個帳篷的愛爾蘭人湯米氣呼呼地告訴我說，隔夜晚上九、十點鍾他在沙灘上跟亞當和兩個南非小夥子聊天時，亞當先抽起了大麻煙，他抽完以後，問湯米和那兩個南非小夥要不要試試，湯米謝絕了，而那兩個南非小夥欣然接受了。可是還沒抽上幾口，突然幾個警察衝到了他們麵前，說是有人舉報。他們威脅要逮捕湯米和南非小夥，除非每人交五百美元的罰款。湯米說他趁卡茨和她的新婚老公來調查說情時逃走了，後來知道那兩個南非人每人給了警察二百美元。在我看來，這很象是個簡單的圈套。

亞當在桑給巴爾

途中作息 我們通常在早上六點左右起身，收拾行李（主要是睡袋和睡墊），拆除帳篷，上廁所，洗臉洗澡刷牙，七點左右離開宿營地。或趕路，或遊國家公園看動物。下午一點半左右在路邊吃午餐。晚餐通常在天黑以後。多數人愛在晚飯後泡酒吧閑聊或玩台球。我一不喝酒，二不會打台球，通常在九點過後就回帳篷聽會收音機睡覺了。導遊負責沿途采購和主持做飯，遊客分成小組，以小組為單位輪流值勤，第一階段時三個小組的分工是協助做飯、飯後清洗和卡車清潔，另有三人專職負責在早晚裝卸帳篷和行李。第二階段的分工多了項卡車警衛，即車停下采購時留在車上看守，防止當地人上車或從窗裏伸手進來偷東西。而早晚裝卸帳篷和行李的隻安排了一人。
行長途跋涉乘坐的旅遊車是由卡車改裝的。前一階段的車兩邊有可以前後扯動的玻璃窗，簡單方便；而後一階段的車兩邊是上下卷放的帆布，放下就無法看到外麵的景色，卷起來則風很大，天晴時除了眼睛吹得酸痛流淚，其餘問題不大，遇到陰天和氣溫低時，就冷得夠嗆，因此我身邊永遠備著毛衣和雨衣。車廂的座位底下都是食品儲藏櫃，其中一個裏麵放了個裝肉、黃油等需低溫保存的食物的小冰箱。車廂裏還有個所謂的保險櫃，供大家存放護照、皮夾等貴重物品。打開保險櫃時必須有兩人在場。我對這種“集體安全係統”信心不足，所以雖然會把護照、飛機票放進去，現金總是隨身攜帶。車廂外兩側和後麵都是可鎖的格子，分別放帳篷、行李、折疊長桌和帆布小凳、餐具、廚具、新鮮蔬菜、水箱、煤氣罐、木柴、炭等等。這種車最高限速八十公裏，實際上開不了這麽快，在莫桑比克、讚比亞等地因為路麵年久失修，至多隻能開到四、五十公裏，有些路段全是坑坑窪窪，車子隻能曲折而行，那就更慢了。各國幹道以外的路麵多半沒有鋪過柏油。所有國家裏，隻有南非的公路是象樣的。不過最漂亮的公路卻是在坦桑尼亞從阿魯沙到恩戈羅恩戈羅（ Ngorongoro ）火山口途中的一段，那是日本援建的，還沒有完工。看到有個日本技術人員在正在施工的路段上指指點點。導遊絕大部分時間都坐在駕駛室裏，沿途並不做介紹。車廂和駕駛室之間有對講機，但效果奇差，所以實際上車廂裏如有人需要停車時就按警鈴或拍駕駛室的頂蓋。在津巴布韋從布拉瓦約去馬托波（ Matobo ）國家公園和在坦桑尼亞從阿魯沙去恩戈羅恩戈羅火山口乘坐的是當地旅行社的越野車。在莫桑比克、讚比亞和坦桑尼亞還分別乘過阿拉伯帆船、水上旅館和大型輪渡。從大城市街頭精美的霓紅燈招牌到鄉村小雜貨鋪牆上手繪的商標，非洲各地最常見的廣告是可口可樂。不過除了在超級市場，不太容易買到罐裝可樂，通常都是瓶裝的，瓶子要回收，顯然是為了重新灌裝，跟我們從前回收啤酒瓶、汽水瓶一樣。沿途不停有孩子朝我們的車非常熱情地微笑、招手。他們也許衣衫襤縷、滿身泥汙，卻都長著明亮的眼睛和雪白的牙齒。從莫桑比克經津巴布韋、讚比亞到馬拉維，在車子停下時，許多孩子會衝著我們大喊大叫：“ Give me! ”或“ Give me money! ”理直氣壯，毫不羞怯。這幾個詞想必是孩子們最先學會的英語詞，甚至或許是一些孩子會說的僅有的幾個英語詞。似乎沒有聽到過“ Please ”。同伴中有幾個人很慷慨，特別是湯米，一路買了不少練習本、圓珠筆散發。不過我懷疑西方旅遊者的施舍對當地孩子具有任何實際的經濟意義，我想充其量隻是能在他們枯燥單調的生活中增加一點點綴調劑罷了。成年人甚至老人有時也伸手乞討，但他們從不開口。

讚比亞路邊

食早餐通常是牛奶加麥片、玉米片或麵包塗人造黃油、果醬和花生醬，還有過煎餅、法式土司、荷包蛋加煎肉加西紅柿加麵包等。午餐大多是在路邊找塊平地，架起桌子，用水箱裏的水把西紅柿、黃瓜等蔬菜隨便洗一下，切成片，再加上黃油、肉片、罐頭金槍魚等做成三明治。午餐有兩個特點，一是桌子上群蠅亂舞，二是我們經常成為圍觀的對象。晚餐都起火，或用煤氣灶、電爐、或用篝火，吃的無非是煮肉片、蔬菜什錦、意大利通心麵等。我曾自告奮勇為大家做了頓中餐，但因為沒有合適的調料，十八個人吃的量太大，更主要的是火溫實在上不去，效果不甚理想。前後有七、八頓晚餐是在飯店裏吃的，彼得當家時從夥食費裏每人給三塊美元，其餘自負。卡茨當家時主食全由她付，剩下的才各人自負。她有辦法讓飯店對各人點的不同的菜收同樣的錢。路上吃的最多的水果是芒果、香蕉、西瓜和菠蘿，都非常便宜（一美元有時能買十個芒果。有時帳篷就搭在果實累累的芒果樹下，那些芒果當然就是免費的了），還吃了不少的蘋果。在桑給巴爾的香料遊（參觀小小的香料種植園）中，一口氣嚐了十幾種水果，包括以前一直不敢問津的榴連。許多同伴，尤其是女孩子，也許是因為吃不慣粗糙的食物，也許是嘴饞，也許是一向的習慣，動不動就買零食吃。我沒有這毛病，不過也買過幾次餅幹，在餓時充饑。路上花了不少錢買可口可樂和名義上的礦泉水。旅遊書上強調在非洲不能喝生水，連刷牙都得用冷開水或瓶裝水，但我在兩個階段的前期都主要依賴車上水箱裏的水，每天用水瓶從那裏裝了喝，明知那隻是從水龍頭接的生水。到後期水箱裏的水似乎有了異味時才買瓶裝水，通常每天消耗 1500 毫升的一大瓶。喝生水似乎問題不大。除了可樂，飲料主要是飯後的咖啡，我總是把咖啡拌得很濃，而且加很多糖。偶爾也喝茶，也加糖，以保證能量。這次嚐到了鱷魚、鴕鳥、大角羚羊和斑馬。對於我這個基本上食不知味的人來說，其中似乎隻有鱷魚有點特殊的味道，挺不錯，以後或許還能分辨出來。雖然一路上營養肯定不如在家時，但體重基本上沒有減少。

元旦午餐（讚比亞）

住隨團的三十七天裏共睡了二十七天的帳篷。我以前沒有睡過帳篷。其餘有四晚住旅館，兩晚睡在船上，還有四晚睡在茅棚裏。帳篷約兩米見方，中央最高處約一點六米，無法直立。和我同一帳篷的湯米睡右邊，我睡左邊，中間放行李背包。湯米是搞電腦軟件的，身高一米七、八十公分左右，今年三十一歲。他的白皙的皮膚怎麽也曬不黑，看上去非常年輕，我起先一直以為他才二十來歲。他自去年八月辭職離家以後，先周遊了南美洲、又到澳大利亞打工旅行，最後來非洲。他為自己的旅行專門建立了一個網站，一路上不斷把拍的照片放上去，同時加點簡單的說明。我回到澳大利亞以後才瀏覽了他的網站，不得不為他居然能擠出那麽多時間、克服非洲電腦設備的落後的困難的本事而佩服。不知道除了他母親，還有誰是他的忠實讀者（他說他不久前才結束了一段長達七年的戀情）。湯米隻帶了條不足半寸厚、約四十公分寬的泡沫塑料墊子和一條小小的床單。他說愛爾蘭人不怕冷，越涼快越好，但一下雨他就慘了，帆布帳篷有點滲水，造成地上有點潮濕，使他非常難受。他本來是個倒地瞬間就能睡著的人，下雨天卻常常會輾轉反側。於是後半階段他隻要有機會就“升級”睡房間去了（一般是另付幾個美元），讓我也自動升了級：獨用一個帳篷。我的優勢是個帆布充氣墊子，用個腳踩的氣泵花四、五分鍾充足氣後約有十來公分厚，睡起來彈性十足，非常舒服。隻要滲入帳篷的水珠不直接滴在我頭上，墊子底下再濕，我也渾然不覺。能睡好覺恐怕是我這次一路基本無恙的關鍵。可能是因為白天相對比較辛苦，加上不愛打瞌睡，我晚上一般都能睡得不錯，總體來說甚至比在家裏還睡得安穩些。最了不起的一次是在新年除夕，那天我們在讚比亞卡裏巴（ Kariba ）湖上的一條遊船上。晚飯後我在船頂的躺椅上仰望了一陣星鬥，聽了會 BBC 的新聞後就在十點左右回底層的房間去睡覺了。第二天吃早餐時，有幾個人問我睡得如何，有沒有被午夜的喧囂吵醒。當我告訴他們我什麽也沒聽到時，大家都很驚訝。同時在船上的另一家的年紀比較大的人告訴我，他們也是在十點前後上床的，但都被午夜十二點時那陣驚天動地的跺腳聲和歡呼聲鬧醒了。一路上的宿營地幾乎全是白人經營的，老板中有些原來就是像亞當那樣的長途汽車司機。幾乎每個宿營地裏都養著幾條高大的狼狗，想必是為了護院看家，但它們看上去都挺溫順的，極少嚎叫。每個宿營地都有不少保安，在坦桑尼亞和肯尼亞，許多保安是又高又瘦，據說驍勇好戰的馬薩伊人。在達累斯薩拉姆城郊的一個宿營地裏，保安居然挎著半自動步槍，不知讓人該感到安全還是可怕。導遊說，在宿營地裏人身安全沒有問題，但絕對不能把貴重物品留在帳篷裏。帳篷被人用刀子劃開、失竊的事時有發生。同樣，貴重物品也絕對不能留在旅館的房間裏。一旦發生失竊，懷疑對象總是當地居民，因為他們太窮了。但實際上幹壞事的也有相當比例的西方遊客。我們團裏的英國人賈尼絲的皮夾在莫桑比克的維蘭庫羅（ Vilankulo ）被搶，內有信用卡。回到英國後她發現沒有人用過她的卡，顯然那些小痞子不知道如何利用信用卡，或不敢冒用別人的信用卡。出發以前本以為既然很多時候會在野外宿營，廁所可能有問題，洗澡的困難更大。實際上除了最後在肯尼亞的納庫魯（ Nakuru ）湖國家公園裏麵的一夜以外，所有的宿營地都有基本可以接受的廁所，即不太髒、沒有糞水橫溢和臭氣熏天，有抽水馬桶而不需蹲坑。更令人驚奇的是，大部分廁所都備有衛生紙！（不禁聯想到台灣，那裏絕對不是個窮地方，但街上和火車站、汽車站等處的公共廁所一概沒有衛生紙。）浴室裏多半有熱水，盡管水也許有點混濁，或帶點鹹味。哪怕是在莫桑比克的小島上也是如此。不過白天開車的途中還是經常需要“野拉”的。我總要走得遠一點，許多同伴常常走到車後就放水了。當然女人還是會走到別人看不見的灌木叢或土堆後麵去。

莫桑比克班圭拉島（ BANGUERA ISLAND ）上的宿營地

南非 : 約翰內斯堡、比勒陀利亞和克留格爾（ Kruger ）國家公園 南非無疑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黑非洲的唯一的超級大國。它的公路、機場、通訊、電力供應等等基礎設施和工業、農業、金融、礦產業實力，遠遠強於這一廣袤地區的其他任何國家。南非的股票市場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十家之一。南非貨幣蘭特（ Rand ）跟美元一樣，是東南非洲的硬通貨。約翰內斯堡是南非最大的城市和經濟金融中心，在它和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亞之間的高速公路兩側，羅列著全球眾多跨國公司的分公司和廠房。約翰內斯堡的豪宅深院數量之多，令墨爾本和悉尼也得望洋興歎。南非實行六歲以下兒童免費醫療，城市裏的窮人實際上享受免費住房、水和電的供應。南非人擁有的 Shoprite 是此行所到七國所見最漂亮寬敞、貨物最齊全、管理最完善的連鎖超級市場。各處國家公園、旅館、宿營地裏賣的工藝品、紀念性汗衫等大都是南非的產品（盡管商標上未必顯示）。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分析，以實際購買力計算，南非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 2002 年就已達到 10,000 美元（參照數字：津巴布韋： 2,100; 莫桑比克和肯尼亞： 1,100 ；讚比亞： 800 ；馬拉維和坦桑尼亞： 600 ；中國： 4,700) 。然而南非還遠遠不是一個發達國家。它自認是發展中國家中的發達國家，發達國家中的發展中國家。在拋棄種族隔離製度的十年以後，南非依然是個貧富差距極其懸殊的國家。南非政府承認他們國家主要麵臨著三大問題：貧困、治安和艾滋病。
貧困。南非的失業率接近 40 ％。其總人口的 50 ％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約翰內斯堡西南的黑人聚居區索韋托有三百萬左右人口，其中約 20 ％住在鐵皮棚搭成的貧民窟裏。那裏每十來戶共用政府提供的一個移動式廁所和一個水龍頭。我被人帶著參觀了一家 ∟ 形的棚屋，內分臥室、飯廳和廚房三間，共約二十平米，僅有一張大床，卻住著祖母、夫妻和六個孩子！屋裏唯一可見的奢侈品是一台收音機。約翰內斯堡市內幾乎每一個路口都有人在向過往車輛裏的人兜售從報紙到玩具的五花八門的小商品。另有些人給人擦擋風玻璃。路邊人行道上則坐著或躺著無所事事的大人小孩。（黑人似乎不怕烈日暴曬。他們是肯定不塗防曬油的。）
治安。南非近十年來發展最迅速、長盛不衰的行業是保安業。在約翰內斯堡市裏幾乎看不到沒有圍牆的住宅、沒有鐵絲網的圍牆、門口沒有保安的商店。許多建築門外都掛著保安公司的“武裝保安”的牌子。我住了四晚的那家叫 Backpackers Ritz 的簡易旅館，出入得經過兩道由裏麵遙控的鐵門，而這個旅館位於遠離市中心的一個顯然相當高級的地區，那裏街上白人多於黑人，市容跟其他國際大都市沒有什麽區別，而物價甚至比墨爾本還高些。約翰內斯堡的市中心是全非洲治安最差的地區之一，政府遏製犯罪率高升的努力迄今收效甚微。盡管馬路和人行道上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商場裏處處可見保安，據說光天化日之下搶劫的事仍然時有發生。臭名昭著的治安情況迫使大量旅館關閉、公司遷徙。外來遊客隻能乘車觀光，不敢輕易下車。當地非黑人也通常避免到市中心去。索韋托最主要的旅遊點是紀念 1976 年學生示威的赫克托·彼得遜紀念館（裏麵陳列著當時中國為抗議南非當局的種族隔離製度而舉行的群眾集會的大幅照片），那裏馬路正對麵有家雜貨店，店堂中間豎著一道直頂天花板的鐵柵欄，所有貨架都放在柵欄後麵，隻有店主覺得放心的顧客才允許進柵欄裏去挑貨。

索韋托男孩

艾滋病。聯合國衛生組織估計南非總人口中約有五百三十萬艾滋病患者，而成年人中五分之一以上是艾滋病患者。毫無疑問，占人口總數 75.2% 的黑人的成年人中得艾滋病的人的比例更高。帶我們參觀索韋托的司機兼導遊不到四十歲，妻子已在幾年前去世，非常健談的他對妻子的死因避而不提，很可能是艾滋病。世界上大部分地區艾滋病患者的男女平均比例為 2 ： 1 。在澳大利亞， 92 ％的艾滋病患者出自男同性戀群體。而在非洲，男性隻占艾滋病患者的 42 ％，那裏的傳染方式主要是異性性交，而黑人的性關係要比白人隨便得多。在南非的六天裏我至少跟十來個熱情友好、嘴裏“兄弟、兄弟”叫個不停的黑人握過手。從概率上說，我多半跟艾滋病人有過了直接的身體接觸。奇怪的是，在那裏始終沒有聽到人們談論過艾滋病。電視上廣播裏也沒有片言隻語。聯想到去年的薩斯和今年的禽流感在世界上造成的沸沸揚揚，不知道這種沉默是因為艾滋病與性之間的聯係而形成的禁忌，還是因為對當地人來說，這事已經司空見慣、習以為常，早就不再具有新聞價值，無法引起議論的興趣了。在約翰內斯堡，除了市中心商業區和索韋托，我還參觀了非洲博物館、種族隔離博物館和金礦遊樂城。種族隔離博物館的褐磚圍牆裏豎著七塊巨大的石碑，上麵用英語分別刻著“民主”、“和解”、“平等”、“多樣化”、“責任”、“尊重”和“自由”七個詞。這是以曼德拉和克拉克為首的黑人和白人政治家共同倡導並身體力行的偉大理念，正是在這種理念的指引下，南非順利實現了從少數執政到多數執政的過渡，沒有翻天覆地，沒有你死我活，沒有斬草除根，沒有複辟反攻。我祝願南非人民和政府能夠堅持這些理念，克服麵臨的種種困難，把南非建設成一個真正繁榮昌盛的強國。南非正在進行的是人類文明進化史上的一場實驗。它不能失敗。如果失敗了，那將是整個黑非洲的失敗，也是全人類的失敗。金礦城原是 1909 年開始采礦、直到 1976 年才關閉的“皇冠金礦”。跟澳大利亞絕大多數金礦都是露天礦不同，這裏的礦道深入地下三千米。那裏一整套的安全措施不禁令人聯想起幾乎每個星期都能在網上讀到的中國礦工遇難的報道。在金礦城看了金錠澆鑄表演和祖魯人的歌舞表演。金子每溶化澆鑄一次就經曆一次耀眼的輝煌，就更純潔一點，同時也更輕了一點。祖魯是南非最大的部落，他們的歌舞表現的大致是戰爭狩獵慶祝勝利等等，那些女演員脖子上戴著五顏六色結構複雜的項飾，胸口上部紮著一條羽毛做成的長長的胸飾，身體抖動時羽毛飛騰，就會露出赤裸的乳房。金礦城的導遊告訴我，今年春節期間他們將接待十幾個來自中國大陸的旅行團，大陸遊客近年來已經成為他們的主要客源之一。“謝謝中國人！”她由衷地說。在那裏我看到了兩批大陸遊客。但是除了約翰內斯堡，此行中在其他地方包括維多利亞瀑布沒有見到任何大陸遊客。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城市都依江傍湖不同，約翰內斯堡這片土地當初被選作居住地恰恰是因為這裏沒有水源。那是由於在 1886 年這一帶發現黃金時，附近有水源的地區都早有了主人，蜂擁而來的淘金者隻能退而求其次。目前城市的用水取自幾百公裏以外的地下水，水質極好，自來水能直接飲用。約翰內斯堡原是典型的岩石星散的東非草原，灌木叢生而沒有樹木。經過一百多年幾代人的努力，它現在自誇有世界上最大的人造樹林，全城共有六百多萬棵樹，包括大量從澳大利亞引進的桉樹。除了市中心那一片，全城到處鬱鬱蔥蔥。在約翰內斯堡一家魚店的門口有個三四十歲的華人擺了個半個櫃台的小攤，賣些小糕點、小食品。生意清淡，他在看份中文報紙消磨時間。可惜那天有事，沒有跟他攀談。

俯瞰約翰內斯堡

比勒陀利亞是南非中央政府的所在地（議會首都在開普敦），距約翰內斯堡不到六十公裏。去時途中先經過校舍規模極其宏大的南非大學，然後是紀念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布爾人的“長征”的先驅者紀念堂。 1835 － 39 年間，居住在開普敦地區的荷蘭裔布爾人為了避開與當地土著科薩人（ Xhosa ）的衝突以及英國殖民當局的苛捐雜稅，陸續成群結隊棄家北上尋找和平、自由、正義和幸福。一路上他們風餐露宿，胼手胝足，跋涉荒野，同時還得時刻抵抗所經地區土著的攻擊。其中最血腥的一場戰役發生在 1838 年 12 月 16 日。由安德裏斯·比勒陀利亞率領的男女老幼共四百七十人的一隊布爾人隔夜得知祖魯人將在第二天清晨向他們進攻，比勒陀利亞命令把他們所有的六十四輛帶蓬牛車在一條小河和一道深溝之間組成環形的障礙。在次日的戰鬥中，包括婦女兒童在內的這些布爾人憑籍先進的火槍、嚴密的紀律和背水一戰的拚死精神，頂住了以弓箭和梭鏢為武器的萬餘祖魯人的輪番進攻，以三人受傷的代價殺死了三千以上的祖魯人。就在他們彈藥快要告罄的致命關頭，祖魯人因絕望而撤退了，布爾人因此把他們的勝利歸於神的護佑。那條小河從此被稱作血河，那場戰役成了南非曆史上最著名的血河之戰。布爾人隨後在今天的比勒陀利亞地區建立了若幹個代表白人文明的共和國。在血河之戰百年紀念日的 1938 年 12 月 16 日，二十五萬布爾人見證了先驅者紀念堂的奠基儀式。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紀念堂在整整十二年以後才得以完成。每年的 12 月 16 日，成千上萬的布爾人後代都會聚會於紀念堂向他們的先輩致敬（這一天現在已改為和解節，依然是個公眾假日）。紀念堂的基調是非洲高原的土黃色，正麵欄杆成梭鏢形，圍牆上是六十四輛帶蓬牛車的浮雕，高達三十多米的建築既象教堂，又象堡壘，外牆四角是包括比勒陀利亞在內的大遷徙中的四大領袖持槍的全身雕像，大門左側是座一個母親摟著兩個孩子的雕像，以紀念和表彰婦女的堅毅勇敢和她們為布爾人的生存和壯大而作出的犧牲和貢獻。建築裏麵是個三十米高、圓拱頂的“英雄大廳”，四周牆壁靠近底部處是幾十幅表現大遷徙中的故事的浮雕。大廳下的地下室是布爾人曆史的陳列館。

比勒陀利亞先驅者紀念館（ THE VOOTEKKER MONUMENT ）

帶我去的司機兼導遊是個黑人，他不願意進紀念堂，寧可在外麵等我。在比勒陀利亞城裏我參觀了克留格爾舊居、斯特雷達姆廣場和政府大廈。克留格爾（ S.J.P.Kruger ， 1825 － 1904 ）是個戰士、農民兼政治家，在 1883 － 1902 年期間連續四次當選為布爾人的德瓦士蘭共和國的總統。他十一歲時參加了大遷徙，參加過與祖魯人的戰鬥，在反抗英國統治的布爾戰爭（ 1899 － 1902 ）爆發後擔任總司令。克留格爾故居是幢臨街的不大的白色平房，他當總統以前就住在那裏，直到 1900 年英軍兵臨城下才被迫出逃。克留格爾在流亡中死於瑞士。斯特雷達姆廣場以在 1955 － 58 年間擔任南非總理的極端種族主義分子斯特雷達姆（ J.G.Strydom ）的名字命名，位於比勒陀利亞市中心，四周的歐式辦公大樓讓我想起上海的外灘。廣場正中有座克留格爾的塑像，其一角原來還有個斯特雷達姆的胸像，在 2001 年 5 月 31 日白人種族主義者的南非共和國成立四十周年的那天突然倒塌了。人們至今對這一大自然的小動作津津樂道。政府大廈高踞山頂，中間內收，兩翼伸出，宏偉壯觀，不過不準入內參觀。大廈前坡地是個層層遞降的大花園，坡下遠處就是漂亮的市區。那天花園裏正在舉行婚禮，新郎是個白種青年，而新娘是個黑姑娘。雙方的賓客各種膚色的都有。南非給我最深的印象之一是前總統曼德拉在民眾中幾乎無與倫比的崇高威望，不由人不為他指定的接班人、南非現總統姆貝基深感同情。（曼德拉在索韋托的舊居和圖圖大主教的住宅都在短短的 Vilakazi 街上，那是世界上唯一一條出了兩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街道。在索韋托我們還到曼德拉的前妻溫妮的住宅外看了看。）我在約翰內斯堡住的簡易旅館的老板是英國人史蒂文和彼得兄弟倆。史蒂文告訴我，他和他的法國妻子禰揚約定，每年的聖誕節和複活節都要帶他們的孩子（一兒兩女，最大的才四歲多）去當地的孤兒院，讓孩子們看看另樣的遠不如己的生活，從小知道珍惜自己的好運和幸福。他們還商定等孩子到了五歲，就會要求他們每年從自己的零用錢裏拿一部分出來捐給慈善機構，以培養他們樂於助人的習慣。南非有很多出色的國家公園，占地一萬九千平方公裏的克留格爾是其中最大的一個，裏麵的動物種類數目之多，則居整個非洲之首。 12 月 15 日一整天和 16 日上午，我們就坐在車上在公園裏慢慢轉悠，看到了大象、河馬、長頸鹿、斑馬、野牛、疣豬、鱷魚和各種名稱大大小小的鹿。看得最過癮的是大象。克留格爾公園裏有近一萬頭大象。它們有時就成群結隊站在路上，麵對我們，幾分鍾以後才不慌不忙地踱進路旁的叢林裏去。同伴中大多數是第一次在動物園以外見到野生動物（不計澳大利亞的袋鼠），開始時見到什麽都大驚小怪，搶著拍照，但很快就意識到這裏幾乎到處都有斑馬和鹿，除了獅子和豹，其他動物都不罕見，就是距離遠近的問題。我那時又一次體會到了沒有長焦距相機的痛苦。難免又對自己說，以後有錢時，不僅要買個可帶長焦距鏡頭的相機，而且最好是數碼的。不知為什麽，人們把野牛也列為非洲五大動物之一（其餘四種是大象、獅子、犀牛和豹）。北美有不少野牛。亞洲也許不容易見到野牛了，但它們的同宗兄弟水牛早被馴化成了人類的忠實助手，因此有“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名句。克留格爾有大量的野牛。

克留格爾國家公園

莫桑比克 : 馬普托、托福（ Tofo ）灣和巴紮魯托（ Bazaruto ）群島 從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看，莫桑比克在此行七國中並不算最窮，但一路上經過的鄉村地區則除了貧困，還是貧困。不用說樓房，連象樣一點的茅棚都罕見。最奇怪的是盡管 81 ％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農村，卻看不到略為成片成形的農田和莊稼，也極少有人在田裏幹活。我和三個同伴曾花了半天在一個宿營地附近的山村裏轉悠，隻見到零零星星散布在山坡上的圓形小草棚，它們一律沒有窗戶，隻有窄窄的籬笆門或木門。除了睡覺，人們顯然不會呆在漆黑的棚屋裏，而門外連小板凳之類的家具也沒有。人們不是席地而坐，就是席地而臥。棚屋旁往往有個羊圈似的同樣用茅草圍成的露天柵欄，裏麵沒有羊，也沒有其他家禽，關的是小孩。棚屋外放著的幾個塑料水桶、搪瓷碗、鋁鍋可能就是每個家庭的主要財產。莫桑比克國旗上有個圖案：一本打開的書上交叉著一枝步槍和一把鋤頭，可實際上那裏農民的家裏既沒有槍，也沒有書，連鋤頭也不多見。莫桑比克 70 ％的人口的生活水準低於貧困線。平均壽命隻有三十一點三歲。馬普托是莫桑比克的首都，從遠處看去頗具規模。我們在那裏隻住了一晚上，所見極其有限。印象是城市建築物破舊失色，人行道高低不平，不過轎車卻不少。莫桑比克在 1975 年獨立以前就是世界上最落後的國家之一，獨立以後由於腐敗混亂的管理、白人資金技術的大量流失，連年的旱災，特別是 1977 － 92 年間的血腥內戰，經濟雪上加霜。從 1987 年開始，政府開始在經濟和政治上逐步實行一係列的改革， 1989 年又正式放棄了馬克思主義，這才贏得了和平，經濟慢慢得到了改善。考慮到這個曆史背景，莫桑比克的情況似乎還不算太糟糕，隻是我們看到的那種“赤貧如洗”實在可怕。二十多年前在貴州黃果樹瀑布附近的山穀裏跋涉時也見過極度的窮困，但那裏至少隨處能看到農作物，盡管是貧瘠的農作物。馬普托有條主要街道叫毛澤東大道，市裏還有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胡誌明、金日成、盧蒙巴、阿連德、恩克魯瑪以及我不知道的領導獨立和革命的非洲國家領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我們在莫桑比克的主要活動是在托福灣和巴紮魯托群島。托福灣位於莫桑比克東南的印度洋畔，我原本打算乘坐雙體帆船在印度洋上遨遊一整天的，但隔夜來了台風警報，所有海上活動被迫取消，於是不得不代以騎四輪小摩托車。幹這類事我一向笨手笨腳，那車據說有五檔，而我怎麽也隻能感覺到三檔，油門的控製又不好，加上緊張，在一個小時裏熄了三次火，害得別人老等我，很不好意思。一路上我們的車咆哮著穿過樹林、穿過村莊，還翻越了幾個有點陡的山包。旁人看上去想必很威風。途中休息處有個奴隸紀念碑，原來十九世紀時這一帶是奴隸貿易的中轉站之一。巴紮魯托群島在托福灣北麵二百多公裏處，是個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國家公園，有四個主要島嶼和一些礁石，以清澈的海水、豐富的海洋生物和美麗的珊瑚著名，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巴紮魯托島，整個島就是一個巨大的米黃色的沙丘，沒有一塊石頭，也沒有一粒泥土，更不用說植物了。我在巴紮魯托群島第一次學習帶著呼吸管潛遊。雖然小時候去遊泳池的次數不能算太少，但由於沒有受過什麽訓練，加上在體育方麵的天生弱智和特別小的肺活量，盡管好歹能夠在水裏浮上一陣，跟在一起玩的小朋友們相比，當時我的遊泳水平就極差。在大學畢業以後的二十多年裏僅有過屈指可數的幾次遊泳機會，過去的八九年裏根本沒有碰過水，所以這次一見海就心虛，同時又不甘心當旁觀者。有個同伴聽說我從來沒有潛遊過，就教了我怎麽穿腳蹼，怎麽使用麵罩和呼吸管。幸虧那天下水處是個平緩的沙灘，我就在淺水裏練習。潛遊實際上很簡單，關鍵是要咬緊呼吸管，保持頭的高度，不嗆水，另外就是身體放鬆，呼吸自然。我卻動不動會感到緊張，一緊張就想站起來，被波浪衝得搖搖晃晃，一下子站不穩，就更緊張了，結果嗆了好幾口水，手腳都在礁石上磨破了。不過那天還算遊了些距離。第二天又到一個叫二裏礁的地方去潛遊。那是大海深處一塊稍微露出水麵的狹長的珊瑚礁。船在離礁石幾十米出拋了錨，同伴們一個個穿上腳蹼、帶上麵罩跳下水，轉眼就不見了。我一下水，就感覺不對，風大浪急，人不由自主就漂走了，加上沒法帶眼鏡，除了幾條船以外，海天茫茫，什麽也看不見。我心想自己本來就不會遊泳，體力又不濟，萬一抽筋或嗆水，那還不得葬身印度洋？雖說離家前留下了遺囑，畢竟還沒提前去閻王殿報到的必要，於是趕緊轉身朝我們的那條船遊回去。第二次潛遊就這樣還沒開始就結束了。所以盡管同伴們在巴紮魯托群島的水下看到了海龜、小章魚、各種說不出名稱的熱帶魚和漂亮的珊瑚，我什麽也沒有看到。

班圭拉島（BANGUERA ISLAND ）

津巴布韋 : 維多利亞瀑布鎮、鹿苑（ Antelope Park) 、馬托波（ Matobo ）國家公園和維多利亞瀑布 森林萎縮、植被退化、水土流失、環境汙染、旱澇災害交相作祟、工農業落後、失業率居高不下、人民生活貧困、艾滋病蔓延、政府低效、吏治腐敗，所有這些幾乎是所有非洲國家的通病。而津巴布韋的特色一是自 1980 年獨立以來始終一人當政的莫加比總統自 2000 年起搞“土地重新分配”，鼓動所謂的“革命退伍軍人”強行占領白人莊園主的土地住宅，造成一些英裔莊園主被殺，白人企業主、農場主於是人心惶惶，許多人被迫放棄產業家園，政局和經濟隨之動蕩不安，失業率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 70 ％。津巴布韋的特色之二是通貨膨脹嚴重失控， 1998 年時的通脹率才是 32 ％， 2003 年上半年已狂升到 228 ％。我在那裏時，美元對津巴布韋元的官方比價為 1:800 上下，而黑市比價可超過 1:5400 ，將近七倍。另一方麵，津巴布韋顯得遠比莫桑比克有生氣和活力。從田頭培土除草的農人到在車站吆喝叫賣的小販，人們大都在忙忙碌碌而不是無所事事。車輛不必在坎坷不平的公路上顛簸。大片大片的土地往往有簡單的鐵絲圍著作地界標誌。路邊成捆成捆賣的不再是雜草而是木柴。布拉瓦約是津巴布韋的第二大城，我們在那裏的大半天正好是 2003 年的聖誕節，除了酒吧，商店差不多都關著。一目了然的是，那裏的街道遠比馬普托的整齊寬闊。我們的司機肯尼同意我的觀察。他說莫桑比克的窮，首先是因為從前統治那裏的葡萄牙人是最糟糕的殖民主義者，而統治津巴布韋的英國人則是最好的殖民主義者；其次是因為莫桑比克人懶，他們以為可以靠海吃海而不必種地做工，而津巴布韋地處內陸，不幹活就難以生存。澳大利亞政府追隨英國，是莫加比當局最嚴厲的譴責者之一，兩國政府關係因而相當緊張，以致同行中有人在進入津巴布韋以前坦承有點忐忑不安。不過事實證明他們完全是杞人憂天。根本沒人在乎澳大利亞的外交政策。中國是津巴布韋的最大的出口國。在布拉瓦約的一家旅館的餐廳吃聖誕晚餐時，大家互相匿名贈送聖誕禮物。一個同伴收到的是件正麵印著本·拉登頭像、背麵用英語寫著“上帝保佑阿富汗”的短袖汗衫。那一帶的小攤上也能買到帶薩達姆·侯賽因頭像的汗衫。本·拉登和薩達姆·侯賽因無疑是伊斯蘭世界許多人心目中的英雄。我們的同伴中或許沒有多少人崇拜那兩位，但是對布什和美國政府的囂張跋扈的不滿則是基本一致的。

聖誕晚餐（津巴布韋）。前排左一汗衫上印著本·拉登頭像。

維多利亞瀑布鎮隻有橫豎屈指可數的幾條馬路，是個完全依靠旅遊業為生的小鎮。早晚經常可以見到大群的猴子招搖過市。除了從美輪美奐的旅館到極其簡陋的背包旅行者宿營地，鎮上最興旺的就是組織各種空中、水上和陸地活動的旅行社。當然還有許多紀念品商店。街上有不少人收購美元，開價通常是四千五百津巴布韋元換一個美元。而由我們導遊介紹的錢販子給我們的兌換率是五千津巴布韋元換一美元。在津巴布韋我們參觀了一個初建於 1972 年的叫作鹿苑的私人野生動物公園。那是個由一對夫婦擁有的產業，占地三十多平方公裏，裏麵正在搞一個訓練人工繁殖飼養的獅子返回自然環境的試驗項目，因此有許多小獅子，公園提供的陪獅子散步的節目據說舉世無雙。我們那天是六個人，每人拿根細長的棍子作為威懾武器，由一前一後兩個飼養員護衛，陪著五頭十個月左右的幼獅散步。跟狗一樣，那些獅子出了籠子就歡天喜地，時而四處亂竄，時而互相嬉耍，時而乖乖地走在我們的中間，聽任撫摸。雖然它們才一尺多長，但如用後腿站立起來，前掌足以搭上我的頭頂。飼養員告訴我們，這些小獅子一般不會攻擊人，不過由於爪利牙尖，力氣大，如果它們纏上了你，要跟你玩，或你身上的什麽東西引起了它們的興趣，你就很容易被它們抓傷。他的話很快就得到了證實：當我看到有三隻獅子爬在一塊岩石上，就擠上去想跟它們合影時，其中的一隻看上了我手上拿著的黃色水壺，它搶我躲，三下兩下，我右手的中指就被它拉破了一道口子，滲出了鮮血。飼養員上來趕走了獅子，然後捋起了袖子，向我展示他手臂和手背上的斑斑傷痕。在陪獅子散步前我們先騎馬在公園裏溜達了一大圈。記得好象小時候在康健園騎過一次馬，這次是生平第二次。同伴中有個姑娘是在墨爾本市郊的馬場長大的。鹿苑裏的動物多半是從別處引進的，這次看得仔細的是一大群長頸鹿，最近的離我不超過十米，悠閑地啃著高高的樹杈上的嫩葉。陪獅子散步後，我的活動是騎象遊泳。事先以為大概在象背上裝有鞍子，我們坐著由象在水裏遊泳或走路。到了小河邊才發現象背上光光的什麽也沒有，騎師坐在象脖子上，也沒根韁繩什麽的，始終沒搞清他是怎麽控製平衡的。他讓一個女孩先上，我坐在最後。那大象朝河裏走了沒幾步，也不警告一聲就一下子潛到水裏，我措手不及，灌了一口腥味十足的汙泥水。那象在水裏反複左搖右晃，沉下浮起，我一麵兩手緊緊抓住騎師的腋下，不讓自己掉下象背，沉入水下就憋氣，露出水麵就趕緊吸氣，同時牢記男女授受不親的古訓，努力保持自己的前胸與姑娘後背之間的距離，以免被迫非禮。後來稍微適應了一點，在大象潛入水中時，我幹脆半蹲或站了起來，以保持頭露在水麵上。同時下水的還有另一頭象，那象卻老是穩穩地浮在水麵上，怎麽吆喝也不肯往水底鑽。馬托波是此行中唯一一個允許步行跟蹤觀察動物的國家公園，我們得以走到距離犀牛很近的地方拍照。不過犀牛跟大象和長頸鹿等不一樣，似乎有點怕人，我們步步漸進，它們就步步漸退，所以對著相機鏡頭的經常是它們那碩大的屁股。我們的當地向導以前是專業給那些到非洲獵取野生動物作紀念品的富翁富婆業餘獵手當向導的，我從來沒見過象他那樣能從一個模模糊糊的蹄印看出那麽多名堂的人。在馬托波國家公園的入口處樹著塊警告牌，上麵寫著：“任何人偷獵或有偷獵嫌疑，就地槍殺”，這說明當地的偷獵現象極其嚴重，也說明在這些地方人命的價值非常有限。那裏主要的偷獵目標就是犀牛。全世界現在據說隻剩下不到一千五百頭野生犀牛了。

馬托波國家公園

馬托波公園裏的一塊高地上是終身致力於擴張英國在非洲的殖民利益的羅得斯的墓地。羅得斯稱那裏為“世界之景”，把它預置為自己的墓地。羅得斯一生經營鑽石和金礦開采，積累財富無數。他是世界現代史上絕無僅有的以姓名做國名的人（津巴布韋原名羅得西亞），他設立的羅得斯獎學金至今仍是西方社會地位最高的獎學金，但他的墳墓十分樸素，墓碑上僅簡單地刻著“ HERE LIES THE REMAINS OF CECIL JOHN RHODES ”八個詞，連生卒日期也沒有。維多利亞瀑布無疑是此行中所見最美最壯觀的自然風光。讚比西河（繼尼羅河、紮伊爾河和尼日爾河以後的非洲第四大河）在此擴展至一點七公裏寬，以一百零七米的垂直落差瀉入讚比西峽穀，瀑布激起的水霧最高可達五百米，形成了世界七大自然奇觀之一。在那裏的第一天我先乘坐直升飛機在瀑布上盤旋了十五分鍾，那天運氣不錯，被安排坐在駕駛員旁邊的位置上。剛起飛時，放眼大地，就是一片平平坦坦直達天際的綠色，銀帶似的讚比西河蜿蜒穿行在綠色中，然後突然消失於一道細小的峽穀裏，冒出一團白霧。等飛到瀑布上空，隻見一道道水簾飛流直下，寬則數十上百米，窄則絲絲縷縷，懸崖底僅一二十米寬的下讚比西河白浪飛濺，在一個接一個的“之”字形峽穀裏奔騰呼嘯。當時是枯水期，所以瀑布之間有間隙，在水大的時候，這裏就是一點七公裏寬連成一片的世界上最寬的瀑布。

維多利亞瀑布

下飛機後先去看橫跨下讚比西河的維多利亞瀑布大橋。這座大橋是羅得斯當年修建縱貫東非大陸（從南非的開普敦直到埃及的開羅）的鐵路的雄圖大略的關鍵之一（他的理想至今也沒有成為現實），現在是連接津巴布韋和讚比亞的重要通道。橋兩端是兩國海關，正中是個崩極跳的站台。大橋工程於 1903 年動工，兩年後完成，不幸羅得斯已在 1904 年去世。在大橋施工的兩年裏，隻有兩個工人死於事故，這在當時是非常了不起的安全記錄。但是在 1905 年 4 月 1 日大橋主梁最後合攏的前夕，一個工程師突然覺得自己在設計中犯了個計算錯誤，大橋將無法合攏。在極度的恐慌和焦慮中，他自殺了。而實際上第二天一切進展順利，最後那根主梁正點到位。我在大橋上走了個來回，然後進了津巴布韋一側的瀑布公園，那主要是在瀑布正對麵的峽穀頂上辟出的一條小道，瀑聲如雷，遊人如織。旁有大探險家利文斯頓的雕像。那天正頂風，盡管陽光燦爛，天蘭雲白，小道上卻是細雨蒙蒙。在瀑布比較小的地段，水霧飛不出峽穀，就在陽光的照耀下，閃現一道又一道的彩虹。第二天是在瀑布下的下讚比西河乘皮舟漂流。以前在國內看瀑布，喜歡到瀑布的底下仰望，以領略那種不可阻擋的氣勢，最痛快的是以瀑布衝涼。在這裏可不行了，根本不可能接近瀑布。漂流是從瀑布區以外的一個峽灣裏開始的，從峽穀頂到河邊就走了二十多分鍾。集合時先填表，聲明“死傷自負”，然後由漂流公司的負責人講安全事項和翻船時的應對措施。漂流有兩種方式：坐在皮舟上劃槳和不劃槳的，前者得使勁，更重要的是人坐的位置重心高，沒有依傍，翻船落水的可能性極大，後者由漂流公司的水手劃雙槳控製，人可以拽著繩子趴下，相對安全。事先聽同伴們講過落水後被一個接一個的激浪打得暈頭轉向的無助無奈和被扣在底朝天的皮舟下時的恐怖絕望，因此雖然穿救生衣，我還是不敢冒險，選擇了抓住繩子的那種，當了回“小雞”（膽小鬼）。參加漂流的絕大多數是英姿瀟灑的男女青年，不過也有幾個老人和肥胖臃腫的中年人，其中有個美國口音的女人，四十多歲，戴著眼鏡，挺著個充滿脂肪的大肚子，似乎走路也有困難。他們的在場給我增添了不少信心和勇氣。那天有十五六條皮舟同行，每條通常坐八個人。我所在的船是領頭船。另外還有幾條單人救生劃艇往返穿梭。出發前先操練落水和救生，我還沒反應過來，就被我們的“船長”猛一下推下了水，等我遊到船邊，他又把我往下一按，然後借著水的浮力，把我一把拽了上去。國際上根據落差的大小和水流的湍急程度把漂流的險灘分為一至六級，最危險的是六級。我們在三個多小時裏經過了十一個分別為三至五級的險灘，在過險灘時，我們能做的就是跪在皮舟裏，低頭彎腰，雙手緊緊抓住繩子，屏住呼吸，聽憑皮舟大起大落、激浪劈天蓋地，一麵寄希望於我們船長的臂力、判斷和靈活，同時聽天由命。途中唯一的一個六級險灘我們是上岸步行繞過的。每條皮舟順利經過一個險灘後，都要高舉船槳示意，等所有皮舟都到齊了，才向下一個險灘出發。一路上不斷有人落水，在經過一個特別危險的險灘時，有接連三條皮舟肚皮朝天，都是劃槳的。還有一條皮舟撞在尖利的礁石上，紮了個大洞，約五分之一的船體癟了。我們船也遇了兩次險，一次是一個人在劇烈的顛簸中被打下了水，另一次是在過一個險灘時船被卷進了旁邊的巨大的漩渦，連轉了幾個三百六十度，完全失去了控製，幸好後來又被衝進了一條夾縫，一時擱在那裏，我們的船長爬上礁石，讓我們一個一個跟著他爬上去，在還剩下兩個人時，一股大浪湧來，把船衝出了夾縫，船長一看不對，馬上奮不顧身跳下水去，抓住船邊的繩子，爬上了船，用槳控製住了船，所有人懸著的心才放了下來。因為我們依附著的礁石離岸還有好幾米，有人給我們拋了根繩子，在礁石和岸之間架起了一條纜索，大家讓身體在水裏飄著，兩手高舉，交替握著繩子，才爬上了岸。不過那天真正危險的不是翻船落水，而是山崩。約正午時分，在過了一個險灘以後，我們的船照例停在河心等著後麵的船一條條跟上，突然隻見前方一側懸崖峭壁的頂端接二連三滾下了幾塊巨石，砸在水中，激起衝天水柱。而我們的船隊幾分鍾以前就散布在那段水麵上。所有人頓時麵麵相覷，不寒而栗。誰都知道在維多利亞瀑布漂流是件有危險的事，但從來沒有人想到過山崩。漂流公司也從來沒有提到過山崩。在那以後，大家一麵不斷提醒船長遠離兩岸，一麵盯著兩岸那一百來米高直上直下的陡壁，看有沒有鬆動的跡象。在上岸吃飯時就更不敢懈怠了。漂流公司在所有的險灘都有人拍錄象，漂流完後剪輯配音，在當天晚上六點以後在公司的門市部的電視機上放映，供參加漂流的人購買。他們的錄象取景到位，剪輯有度，很有專業水準，當然，他們的工作也因漂亮的風景和天然驚險的場麵而討巧。在維多利亞瀑布的第三天是由於 Kumuka 公司在前後兩段旅程銜接的安排上出了差錯而多出的一天。上午我再次走過瀑布大橋，通過讚比亞海關，去讚比亞一側的瀑布公園。過海關時除了慣常的收費（一日入境許可十美元）、填寫登記表、在護照上蓋章以外，還得領取一張“海關證明”才能出關。那所謂的“海關證明”就是在一張用過的紙片的空白的背麵蓋一個章。海關裏坐著一個女人專門從一本什麽本子裏撕紙片蓋章，十幾米外的海關出口處一個穿製服的人專門收回紙片扔在旁邊的廢紙箱裏。不知道這個荒唐的製度已經實行了多久了。

讚比西河

下午騎象。十幾頭象駝著二三十個人，在荒野上漫步，除了一些鹿，我們一路上沒有見到什麽動物，有趣的是有頭野公象從頭至尾不遠不近伴隨著我們的隊伍。飼養員說它是近兩個星期才出現的，大概看上了我們隊伍中的一頭母象，所以戀戀不舍，想尋找親近的機會。因為它的存在，兩個飼養員不得不手持步槍，步行護衛我們的隊伍，說是怕那野象突然發起攻擊。我想他們更擔心的大概是那野象勾引走他們已經馴服了的母象吧。騎象的一路上也有人拍錄象。他們的剪輯配音也做得很好。
讚比亞：卡裏巴湖和宗戈維（ Zongwe ）鱷魚養殖場 在讚比亞的四天，雖曾途經利文斯頓和首都盧薩卡，但都是匆匆而過，連大致印象都談不上。從在盧薩卡買到的一份報紙上讀到， 1991 － 2001 年期間擔任總統的奇魯巴和他的七個同夥在 2003 年被以貪汙和濫用職權的罪名逮捕起訴，他們被控貪汙了三千多萬美元的國家財產。奇魯巴執政時的獨裁腐敗，多年來持續不斷的旱災，以及國際市場上銅價的長期低迷不振，迫使讚比亞的財政和國家計劃部長在 2003 年 12 月底宣布“政府沒有錢了！”換句話說，讚比亞已經破產。這裏 86 ％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50 ％的人口長期失業。我們在讚比亞境內的主要活動是在卡裏巴湖上一艘遊船上休閑。卡裏巴湖實際上是截讚比西河而成的一個水庫，最長處二百八十多公裏，最寬處四十公裏，總麵積近六千平方公裏。弧形大壩寬二十四米，高一百二十八米，長五百七十九米，於 1955 年動工， 1959 年完成，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水壩。該工程曾在國際上引起極大的爭議，盡管在築壩蓄水的過程中隻有三萬土著被遷徙。當年轟動一時的還有“諾亞方舟行動”：一位名叫魯珀特·福瑟吉爾的英裔護林人率領一群誌願者在 1959 年底和 1960 年初大壩合口蓄水的同時緊急捕捉了五千多頭大動物，包括象、獅子和犀牛等，把它們運送到安全的高地。這是迄今曆史上規模最大的拯救野生動物的行動。卡裏巴湖裏隨處可見露出水麵的枯黑的樹梢。星羅棋布的小島（原先的小山頭）上生活著各種鹿類和其他動物，不過我們沒有見到任何大動物。湖裏據說有大量的鱷魚和河馬，有人實在熱得難受也隻能跳下水浸一浸然後馬上爬上船。遊船老板是個叫懷恩的澳大利亞人，三十來歲。他兩年前買下了這條船，這是卡裏巴湖上讚比亞一側的唯一一條遊船（津巴布韋一側有幾十條遊船）。懷恩吸引遊客的絕招是凡是上他船的外國團體遊客都可以豁免二十五美元的簽證費（在他船上兩天兩夜的費用是八十美元，加上數目不清的我們原來的夥食費。他還能從飲料中賺不少錢。當然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到時必須向有關海關官員按人頭交費，或許還得跟帶團的導遊和司機分成。我們的食宿費早就交了，所以這八十美元是額外的開支。）。懷恩的經曆可能在謀生於非洲的澳大利亞人（和英國人）中具有某種代表性。他最先是到非洲旅行，看到一些同胞生意做得紅紅火火，生活得有滋有味，於是自己也想模仿，但失敗了，回到澳大利亞，打了一陣工，意識到自己已經不再能夠適應家鄉的那種枯燥無聊，不再能夠忍受別人的發號施令了，於是重返非洲，重起爐灶。在湖附近的宗戈維我們參觀了一個據說是世界上最大的鱷魚養殖場，那裏養著七十五萬條鱷魚，在 2000 年向南非出口了價值五億六千五百萬美元的鱷魚皮，鱷魚肉是他們的副產品。在參觀過程中我當了回鱷魚產婆：剝開一個將裂未裂的鱷魚蛋，幫助一條血淋淋的小鱷魚出世。領我們參觀的工作人員說，在野外，鱷魚媽媽到時候會用牙齒把蛋咬碎。用於取皮割肉的年青鱷魚養在室內和水泥池裏，而用於產卵繁殖的成年鱷魚養在小河裏。我們跟車去看了給河裏的鱷魚喂食。飼料是小魚和蔬菜混合打碎攪拌成的黃色漿糊，每隔幾米在河邊留下一鐵鏟，不知是被飼料的臭氣所吸引，還是被汽車的馬達聲所提醒，反正我們的車一路開過去，成百上千的兩三米長的鱷魚就紛紛爬上河岸，成半圓形趴在飼料邊咀嚼起來。鱷魚的胃口似乎不太大，十幾條粗壯的鱷魚圍著吃一小堆飼料，也沒見它們激烈地爭搶。飼料吃光後它們就就地躺著曬太陽，完全目中無人。我們則很緊張，盡管有人穿著長統膠鞋，拿著一人多高的棍子在保護著我們，大家下車拍照時還是不但嚴格保持自己與鱷魚之間的距離，還時時回頭看看它們有沒有動靜。養殖場自己產的蛋遠遠不夠需要，所缺的部分是由附近的村民在產卵季節去湖邊草叢裏收集了賣給他們的。

宗格維（ ZONGWE ）鱷魚養殖場

馬拉維：馬拉維湖 我們的行程幾乎從南到北縱貫馬拉維全國，途中在首都利隆圭停留了兩三個小時。馬拉維是非洲最小的國家之一，總麵積不到二十萬平方公裏，而馬拉維湖就占去了約 20 ％，人口卻有一千一百六十五萬以上，因此是非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同時也是世界上最不發達的國家之一。它在經濟上嚴重依賴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一些國家的施舍，其人口的 90 ％以上生活在農村地區。馬拉維人攝取的蛋白質的 70 ％來自馬拉維湖裏的魚。該湖長五百六十公裏，最寬處七十五公裏，最深處達七百六十米，是非洲第三大湖，世界第九大湖。作為東非大裂穀的一部分，它也是世界上第三古老的湖。湖裏已知魚種有三百多種，全球 90 ％以上熱帶淡水觀賞魚的老家都在那裏。然而我們在那裏沒有看到任何觀賞魚。在湖畔小鎮的魚攤上能看到的隻是巴掌長短、爛糟糟、髒兮兮的死魚和小魚幹。毫無疑問，一方麵，過度捕撈已經使湖裏的魚資源接近枯竭了；另一方麵，觀賞魚絕不是馬拉維人的消遣。在馬拉維的兩個晚上都是住在馬拉維湖邊的宿營地裏。馬拉維湖水清山秀，遺憾的是湖裏有帶血吸蟲的釘螺，我們中誰也不敢下水。馬拉維湖還有個特異的景色：湖蠅。那是千百萬隻蚊子大小的蠓蟲，聚成幾十米高的一團，象煙霧似地不時在湖麵上隨風飄蕩。據說有漁夫被裹在這樣的蠓蟲團裏而窒息死亡的。這次旅行一路上浮光掠影，看到的多半是轉瞬即逝的山山水水，人隻是景的點綴。隻有在馬拉維，我們有機會看到人充當主體的景。不過還是景，還是浮光掠影的景。首先是在我們第一晚住的宿營地附近的“村中遊”。宿營地老板跟當地村長顯然有某種協議，所有的遊客都被組織到村裏參觀，目的之一不言而喻是指望有人會慷慨捐助。那天村裏派出的向導大清早就到了。等我們一出宿營地大門，又有一大夥人湧上來，大大小小，絕大部分是男性，幾個圍著我們一個，握手、問候、自我介紹，小孩子則拉扯著我們的衣服和手。明星被崇拜者圍觀大概就是這樣的場麵。我不喜歡這種感覺。那是個很大的村子，裏麵絕大多數是泥牆草頂的茅房，偶爾有幾幢磚牆鐵皮頂的。最漂亮的一幢是村長的家，那外麵居然還有高大的圍牆，不知其功能是防盜還是顯示身份。村長另外還有一幢也挺象樣的房子作辦公室。村裏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的一是水泥砌成、用輕巧的手壓泵抽水的封閉式水井。（從前在崇明農村時，我們從井裏提水是先把笨重結實的水桶扔到井裏，然後用拴著的繩子晃幾下，讓桶傾斜沉入水中，再把桶拽上來，既要技巧，又需臂力，困難多了。）村裏一二百家人共用一個水井，所以井台邊有很多女人和小孩在排隊。讓我們止步不前的另一情景是一些使勁在木臼裏把曬幹的木薯條舂成粉末的婦女。木薯是馬拉維人的主食。那舂木有一米多高，比拳頭還粗，我沒有去試，肯定輕鬆不了。在舂木薯的婦女中有一個看上去才十三四歲，背上還背著一個孩子。幹活的似乎都是女人。

舂木薯粉的婦女

“村中遊”的主要節目是參觀小學和診所。那小學校有八個年級、一千一百多學生、十位教師。當時正是暑假期間，沒人上課。校舍都是磚房，但裏麵沒有課桌椅（一路上看到的學校好象都沒有課桌椅）。校長在圖書館裏為我們介紹情況。那裏有十幾個書架，都是英語書，據說是個新西蘭遊客回國後募捐了寄來的，書都沒有編號，書後沒有借閱的記錄，雜亂地放在那裏。不知道是否真有孩子看這些書。（我不記得自己當時讀的小學裏有沒有圖書館，好象是沒有的。）黑板上是四年級數學課的教學計劃，日期都是一年半以前的。圖書館裏最多的是塑料椅子，顯然是為我們這樣的遊客來訪者準備的。校長介紹時多次暗示讓大家捐助，無非是說有多少學生因為沒有錢而無法升學等等。臨走時，我在他們的募捐箱裏留下了十幾枝筆。也有個別人給點零錢的。第二天有個孩子搭我們的車去親戚家，說是想去讀個私人學校，因為我們參觀的那個公立學校裏的老師都不認真教學，整天就是喝啤酒瞎混。我回想起接待我們的那位校長確實腆著個非洲不多見的大肚子。診所白牆綠瓦，大門外空地上還豎著麵國旗，象模象樣，但裏麵卻幾乎什麽也沒有。那天是星期天，沒人上班。我們看到一間房間裏有幾排水泥砌成的長凳，算是候診室，另一間是診室，放著一張書桌和兩把椅子。沒有藥櫃，也沒有看到任何醫療器械，也許都鎖在其他什麽地方了。書桌上是本厚厚的就診記錄，每個病人就一行字。看上去在這裏工作的一個醫生和三個護士每天平均看將近二十個病人。病人中的一半是得了瘧疾，其他多半是婦科病。當天晚上我們帶著碗、調羹和杯子到同一個村子去吃晚飯，導遊卡茨連主人是誰都沒為我們介紹，我們到那裏時，茅房外的泥地上已經鋪了二張草席，我們圈腿坐下後，主人點上了兩盞煤油燈（我三十多年前下鄉時用過的那種。非洲的煤油燈都是中國製造），然後在席子中間放上了一盆米飯、一盆紅燒雞塊和一盆蔬菜。飯香雞嫩，大家狼吞虎咽，一會兒就吃了個精光，然後每人喝了杯什麽飲料。不知不覺中，我們的後麵已經圍了一群孩子，隻聽得一聲令下，響起了嘹亮悅耳的歌聲。昏暗的油燈隻能隱約照出孩子們的赤腳，但照相機不時的閃光清晰地展現了他們的手舞足蹈和興高采烈的笑臉。馬拉維盛產木雕，最有特色的是種座位很低、後背很高的靠椅，椅背上雕刻各種花紋，常見的主題是非洲的五大動物。在孩子們唱歌時，我注意到不遠處黑暗中有盞煤油燈在閃爍，油燈邊有人在忙著什麽。走過去一看，果然一位赤膊光腳、僅穿條短褲的工匠在一塊一米多高、約四十厘米寬的木板上刻花。除了一把鐵鑿和一塊用作榔頭的木頭，他沒有任何工具。旁邊當助手的是為這工匠兜來生意的人。原來他們正在做的是我們團裏的來自北澳的詹姆斯和薩拉定購的靠椅。因為天黑前剛動工，雕刻完以後還得打磨、上漆，他們非得幹個通宵不可了。馬拉維、坦桑尼亞等國的托運費很便宜，一公斤貨物隻要一美元左右就能國際空運，所以許多人放手大買紀念品。湯米先後往家裏寄了三個大行李，包括一把馬拉維靠椅，後來聽說他隻收到了一堆木頭，椅子已經碎得不成樣子了。比湯米的運氣更糟的是阿德雷德的詹姆斯，他始終沒有收到他買的椅子和其他木雕藝術品。我一路上僅買了四個小小的形象生動的木雕鼓手。在馬拉維的第三天又有時間自由活動。我和兩個同伴先在宿營地附近的集市上轉了一圈。所謂集市，就是六七十米長的一條小街，兩邊是些木棚店鋪，因為已經是午後，集市上幾乎沒有人，許多店鋪也關了。開著的店的臨街的約兩米寬的櫃台上陳列著些貨物，主要貨物則都放在櫃台後麵的貨架上，賣的無非是飲料、砂糖、米等食品和肥皂、手紙之類的日用雜貨，很象從前上海的小煙紙店，區別是這裏沒有玻璃櫃台。

小村巫醫

很快照例有人圍上了我們。其中一個少年不知怎麽提起了村裏的巫醫，一下子引起了我們的興趣。在我們的請求下，他把我們帶到了巫醫的家。那是幢破舊的草頂磚房，表明這位巫醫不屬於村裏的富人階層，廳裏除了一把小椅子（沒有雕花、不是外國遊客買的那種高背靠椅），空無一物，裏麵一間應該是臥室，用草簾擋著，不知有什麽家具。巫醫四十左右，粗黑的胡子，大大的眼睛布滿血絲，穿著件無袖的白褂子，前胸上有個印上去的大大的十字，亂糟糟的頭發用一塊也印有十字的白布紮著，頭頸裏掛著長短不等的幾串彩色的塑料珠子，光著腳。他的主要行頭是根以鋼管作腳、鋼管以上是條木雕的曲折盤旋的蛇的手杖。巫醫全部的“藥”都塞在一隻破舊的小紙板箱裏，裏麵能分辨得出的是一個烏龜殼、幾片樹皮和幾根鋸短的樹枝，還有些東西裝在塑料袋裏，所有東西看上去都象是垃圾，實際上恐怕也確實是垃圾。巫醫還給我們看了兩小瓶黑乎乎的粉狀“愛情魔劑”，說一種是七號，一種是九號。我的同伴各要了一點，事後沒聽到他們介紹效果如何。第二天有個小夥子告訴我，說這位巫醫比當地診所的公家醫生更高明，問題是看醫生不要錢，而看一次巫醫要一百瓦查（馬拉維貨幣，約合一美元），另加藥費。因此人們通常在醫生治不好時才去找巫醫。換句話說，他們基本上沒有任何現代的醫療服務。馬拉維人的平均壽命不到三十八歲。
坦桑尼亞：達累斯薩拉姆、桑給巴爾島和石鎮（ Stong Town) 、阿魯沙 (Arusha) 以及恩戈羅恩戈羅（ Ngorongoro) 火山口 坦桑尼亞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跟馬拉維差不多，也是六百美元左右，但是商業和經濟活動顯然活躍得多。近年裏陸續發現的石油、天然氣和黃金等礦藏也給其經濟增添了活力。在 1974 年遷都多多馬以前，達累斯薩拉姆是坦桑尼亞的首都，現在也依然是國家的政治和經濟中心，外國使館幾乎全在那裏。我們在那裏先後有兩小時和五小時的兩次停留，第一次是等待去桑給巴爾島的輪渡，第二次是司機亞當病倒，卡茨在那裏聯係替補司機。第二次本可在那裏觀光，有“塞翁失馬”的意義，可惜那天我可能是中暑了，頭重腳也重，結果像第一次一樣，隻是在碼頭附近轉了轉，上了一會互聯網，吃了頓飯，浪費了機會。（這次旅行中除了那天不舒服，還先後嘔吐過兩次（沒帶藥，靠基本禁食止住）和輕度腹瀉過兩次（藥一吃就靈）。出發前打了五種預防針：甲型肝炎、傷寒、破傷風、黃熱病和脊髓灰質炎。出發前後和一路上還連續吃了八個星期的瘧疾預防藥。）達累斯薩拉姆是個不大的城市，中心地區橫豎不超過二十條街。看到的那部分喧囂繁忙雜亂，人頭擁擠，車輛堵塞。船從達累斯薩拉姆到桑給巴爾島上的港口石鎮約兩小時。桑給巴爾在十九世紀中葉是世界上最大的丁香產地，也是非洲東海岸最大的奴隸、象牙和工業製品的集散地，其統治者阿曼蘇丹在 1832 年把宮廷從波斯灣的馬斯喀特遷到石鎮，石鎮因此成為非洲東海岸最重要的政治、經濟和外交中心。 1890 年以後，桑給巴爾成了英國的保護國。 1963 年獨立後不久與坦噶尼喀合並成為坦桑尼亞的一部分，但仍享有高度自治權，有自己的憲法，選舉自己的總統，甚至有獨立的海關（不過除了給旅客增加麻煩、增加若幹官僚以外有什麽作用不得而知）。坦桑尼亞受伊斯蘭教的影響很深，經常能見到帶半月形標記、圓拱頂的清真寺，就象在基督教國家裏常能見到帶十字架、尖頂的教堂一樣。在桑給巴爾，大部分居民是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石鎮因此帶著更強烈的阿拉伯色彩：彎彎曲曲迷宮似的窄小街道、粉刷成白色的外牆、精雕細刻的欄杆和立柱、厚實異常滿布粗大銅釘的大門、以及女人色彩鮮豔的頭紗和套裙。

石鎮

在當地向導的帶領下，我們參觀了果菜香料市場、魚市、十九世紀阿拉伯人經營的奴隸市場舊址、聖公會教堂和 1700 年由葡萄牙人修築的所謂“阿拉伯城堡”以及“奇跡之屋”。後者為蘇丹處理公務和招待客人的宮殿，建於 1883 年，高三層，方方正正，各層四周都是寬大的走廊，正麵有個塔樓，該樓是當時非洲東海岸唯一一幢裝有自來水、電燈和電梯的建築，因而得名。我自己又在第二天去參觀了原為蘇丹家庭住宅的蘇丹博物館，裏麵有好幾件中國瓷器。石鎮有家叫“百寶塔”的中餐館。三十來歲的老板是第三代華人，其祖父母是廣東順德人，四十年代末為逃避共產黨而來到此地，父母做收購海參和魚翅向香港、澳門出口的生意。他自己在澳門和香港讀過十年書。作為長子，他不得不回到父母身邊成家立業，而他的兩個弟弟、一個妹妹都已經移居澳大利亞。這個餐館是他三年前搞起來的，兩個廚師都是大陸人。他說在桑給巴爾一共有六戶華人，都住在石鎮。其中另一戶也開餐館，是近幾年來的大陸新移民。在非洲，人們通常首先誤以為我是日本人。遭到否認以後的第二個猜測是韓國人。很多人知道的華人僅限於成龍（ Jacky Chen) 和李小龍（ Bruce Lee ）（今年 4 月去台灣時遇到一個在那裏教英語的南非姑娘，是個大學畢業生，她從未聽說過毛澤東。）石鎮對麵船行二十分鍾處有個小島叫“監獄島”，十九世紀前半葉中被奴隸販子用以關押奴隸， 1893 年英國人在島上建了所監獄，不過從來沒有使用過。這些建築後來被用作坦噶尼喀、桑給巴爾、肯尼亞和烏幹達等國隔離麻風病人的傳染病房，不知從何時起逐漸淪為廢墟。島上養著幾十隻足以馱上兩三個人的巨大的烏龜，活象中國宮殿或寺廟裏大石碑的石座所仿照的 bi4( 三個貝） xi4 （上屍下貝），隻是它們伸出長長的脖子貪婪地吞咽我喂給它們的香蕉時似乎有失莊重和風度。

監獄島巨龜

我們去監獄島的主要目的是潛遊。那天是真正的風平浪靜，水麵如鏡。我從來沒見過那樣安寧的海。那天終於有機會能夠比較隨意地遊出一段距離而不必擔心被風浪帶走回不了船，終於得以從容欣賞水下各種形狀和色彩的珊瑚，終於體會到了小魚在身體的前後左右穿梭的樂趣。在石鎮住了兩晚後前往桑給巴爾島西北端海灘的一個宿營地。距宿營地三四公裏處有個漁村，大清早時幾十條漁船拋著錨，有的幹脆擱著淺。淡蘭的天、雪白的沙、高聳的桅杆、棱角分明的黝黑的細長船體、層層起伏海藻點綴的的灘塗，以及碧浪尖上的水花，構成了一幅迷人的水彩畫。

桑給巴爾島

村子裏靜悄悄的，隻有一片空地上有群小孩在踢球。極端簡陋的足球場地和足球門框是我在非洲各地看到的唯一的大眾體育和娛樂設施（在內羅畢看到過高爾夫球場，但那顯然不是普通民眾能夠享受的）。到歐洲或亞洲的足球俱樂部去踢球可能是許多非洲男孩的最大心願，也是他們擺脫世世代代的貧困的途徑之一。參加 2004 年 1 － 2 月在突尼斯舉辦的非洲錦標賽決賽的三百五十二名球員中，有二百名在歐洲效力，其中包括在英國超級聯賽的阿森諾隊的 Kanu （尼日利亞）和切爾西隊的 Babayaro （突尼斯）。非洲迄今貢獻的最傑出的選手是前世界足球先生、法國隊前鋒 Zidane （阿爾及利亞）。那天傍晚我坐在宿營地外的沙灘上看夕陽西下，有個小夥子走來跟我攀談。他十六歲，家在肯尼亞的蒙巴薩，這回是第一次來見他的親生父親。十六年前他父親去蒙巴薩，使他母親懷了孕以後不久就離開了。當教師的母親一手把他撫養成人，現在讓他來桑給巴爾認父。他說他父親見到他很高興，麻煩的是他父親的三位太太都給他看冷眼。她們之間共有十二個孩子，其中一個還懷著第十三個。他父親自己輪流在三位太太各自的房子裏過夜，兩天換一家。而他隻能晚上睡在宿營地的酒吧裏，白天為宿營地幹點清潔之類的雜活。說話間他父親的船回來了。他說他父親專門帶宿營地的遊客去海上釣魚，收入非常有限。小夥子讀過八年書，在經營個小小的養雞場，但經常有人偷他的雞蛋或弄壞他的雞棚。他說他的願望是學會法語和德語，然後當個職業導遊。非洲是世界上人口增長速度最快的地區，外人恐怕永遠無法理解這龐大的人口在自然資源、淡水資源、就業機會如此貧乏的環境下如何生存，隻有一點是確切無疑的：這裏人口的質量隻會每況愈下。我還有個始終不得其解的疑問：這小夥子的父親絕不富有，他都娶了三個老婆，其他許多人會更多，盡管伊斯蘭教隻允許男人娶四個妻子，但我們聽到過甚至有娶二十個的，那不是注定有許多男人沒有女人可娶嗎？在從海邊宿營地回石鎮的路上的活動是“香料遊”，即參觀幾個小小的香料種植園，向導給我們介紹了各種香料植物，把葉子捏碎讓我們聞不同的香味。那天精彩的是摘椰子表演，一個四十來歲的漢子，僅用一根繩子拴在兩隻赤裸的腳髁上，飛快地爬上十幾米高的樹幹，在那裏放聲高歌，同時手舞腳騰，擺出種種姿勢，然後又爬到樹梢砍下幾個椰子和一大張樹葉。下樹後他讓我們喝椰汁，吃椰肉，自己三下兩下，極其利索地用那葉子編成了一個小巧的籃子。他顯然是個能人。從桑給巴爾回到達累斯薩拉姆過了一夜，第二天去阿魯沙，那天下午兩點左右，我們看到路邊有輛底朝天的公共汽車，圍著幾十個人，看不清車裏還有沒有人，更不知道翻車是什麽時候發生的，隻注意到現場似乎既沒有警察，也沒有醫護人員。非洲的長途客車永遠擠得滿滿的，這樣的翻車事故傷亡肯定不少。當護士的英國人波拉說：“我們不能就這樣離開，我們也許能挽救幾條生命。我有些藥。”她一邊伸手去取包，一邊叫“停車！”車停下後，卡茨從駕駛室裏探出頭來問怎麽回事。因中暑而沒開車的亞當睡在車廂尾的空間裏，他接口說：“繼續前進。不管什麽情況，我們不能停，這是 Kumuka 的政策。”一時沒有人有所反應。我正在猶豫。車就啟動了。轉眼事故現場就消失了。波拉罵了聲“這麽自私！見你鬼的政策！”就抽泣起來。她哭了整整半個多小時。不知道別人是怎麽想的，反正那段時間裏車廂裏隻有沉默。我很後悔，我應該表態支持停車，我也可以陪波拉下車。人命關天。在澳大利亞，遇到類似的情況，經過的車輛是有義務停車的，首先應該區分死活，幫助傷者轉移到安全的位置；然後做最基本同時又是最關鍵的處理，如疏通呼吸道、止血等，必要和可能時還應該做人工呼吸。搶救及時與否，有時就是幾分鍾的差別，往往會決定一個人的存亡。我對急救一竅不通，但波拉懂，而且有藥。她或許真能救活個把人。在坦桑尼亞這樣的國家，誰知道救護車什麽時候會來？相比之下，我們的損失無非是少睡一兩個或三四個小時的覺。那是光天化日，又是在主要幹道上，遭歹徒襲擊的可能性近於零。何況坦桑尼亞的治安情況並不是太差。就是卡車把我們拋下，我們也應該能設法自己去阿魯沙，也就是三、四百公裏的距離吧。波拉的同性戀女友羅麗應該也會隨我們下車的。三個人的小組就不算小了。說到底，到非洲旅行不是本來就是種冒險嗎？再說，假如是我們的車翻了，我們被壓在車廂底下，命在旦夕，而來往的車輛都疾駛而過，我們又會怎樣想？第二天單獨在一起時，我對波拉說：“昨天你是對的。我們應該停車的。我覺得很不安。昨天我就應該站出來支持你的。我很抱歉。”她的眼睛突然又有點濕了。此事是我在這次旅行中最大的遺憾。阿魯沙是在坦桑尼亞逛過的第三個城市。從郊外的宿營地到市區，我和兩個同伴搭乘的是當地的 Dalla Dalla ，即隨叫隨停的的小麵包車，十二個座位的車上最擠時載了二十多個人，其中還有個警察和他押送的帶著手拷的犯人。阿魯沙也是個主要依賴旅遊業為生的城市，人們從這裏出發去非洲最高峰乞力馬紮羅山、恩戈羅恩戈羅火山口、塞倫蓋蒂（ Serengeti ）國家公園和馬尼亞拉（ Manyara ）湖等地。除了在街上轉了轉，我花一個多小時參觀了那裏的小小的國家博物館，在裏麵看到一張坦桑尼亞首任總統尼雷爾與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合影，另有一張中國鐵路工程技術人員在研究地形的照片，不過並沒有介紹坦讚鐵路本身的材料，這也許跟坦讚鐵路不很成功有關。坦讚鐵路是毛、周應讚比亞總統卡甕達和尼雷爾的請求而建的，主要目的是把讚比亞的銅礦石運到坦桑尼亞的達累斯薩拉姆海港，以打破南非白人政府的封鎖。鐵路始自坦桑尼亞的達累斯薩拉姆，終點是肯尼亞的卡比裏姆博希，全長一千八百六十公裏，於 1968 年開始勘探設計， 1976 年完工移交。先後有五萬多中國工程人員參與建設，最多時在沿線施工的中國人達一萬六千。共有六十四人為之喪生，主要死於車禍。他們中的四十七個就葬在阿魯沙西麵二十七公裏處的一處墓地，另外十七人葬在讚比亞境內。由於種種原因，鐵路建成後從未達到過設計的運輸量，客源和貨源都嚴重不足，運行和維護的成本則過高，加上管理不善，兩國政府不堪長年虧損，被迫在 1990 年將其拍賣，實行私營。花費了中國人民無數（中國特色之一）血汗錢的中國最大的援外工程之一從此劃上了句號。在坦桑尼亞和肯尼亞的邊界有家小雜貨鋪叫“新中國”，盡管裏麵的商品不見得跟中國有多大相幹，這鋪名的存在可能跟曾經有那麽多中國人在坦桑尼亞幹活有關。（在非洲看到的中國貨有自行車、煤油燈、萬金油、電池、小五金等。不像在美國或澳大利亞，中國的電器和輕工業產品對非洲的入侵似乎還沒有形成氣候。）作為世界文化遺產地之一的恩戈羅恩戈羅自然保護區是三百萬年以前火山噴發而形成的一個碗形火山口。“碗底”即火山口的平坦的圓形盆地直徑約十七公裏，總麵積約二百五十九平方公裏，內有一片大湖和沼澤，綠草茵茵，湖光閃閃。“碗沿”即火山口周圍的山嶺高六百米，雲繞霧罩，僅有兩處缺口可以進出。這裏是世界上最大的邊緣完整的碗形火山口，也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火山口，從大象、獅子到各種羚羊，有三萬多隻大型動物在這裏生息繁殖，其中一半是斑馬和角牛（ Wildebeast ），當然還有許許多多的小動物、禽鳥和昆蟲。考古學家瑪麗·利基和路易斯·利基夫婦在 1960 年挖掘到的一百七十五萬年前的遠古人類化石－人類進化第一步的實證－就出自恩戈羅恩戈羅火山口附近的奧杜瓦伊（ Olduvai ）峽穀。我們遊恩戈羅恩戈羅乘坐的是一種特製的四輪驅動遊覽車，車蓋可以升起以便攝影。在車輪碾出的泥徑上緩緩地駛行，隻見處處是一派動物天堂的美景：象群在盆地邊緣的樹林裏散步；一對獅子在打盹，它們的一雙小兒女在旁邊玩耍；野牛、斑馬、角牛和大小羚羊混雜在一起靜靜地吃草；皮毛稀鬆邋遢的鬣狗在道旁徘徊；鴕鳥昂首闊步；頭上頂著一大簇乳黃色羽毛的王冠鶴在聚精會神地覓食；灰白色的狒狒友好地看著我們午餐休息，但是隻要誰的食物一脫手，轉眼就會被它們搶去塞進了嘴裏。最大的一隻狒狒優雅地坐在一棵樹樁上，驕傲地向全世界展覽它那碩大的淺藍色的陰囊和短小鮮紅的陰莖。我們沒有看到肉食動物捕獵時的凶猛殘酷。我們隻看到一派和平安謐。

恩戈羅恩戈羅自然保護區

那天晚上有個當地的業餘雜技歌舞團為我們表演。那是真正的業餘，除了四個非洲鼓，他們的道具全是廢物利用，如自行車輪箍、破草帽、金屬片做成的打擊樂器等等。但是他們的表演，尤其是雜技表演，簡直不遜於專業水平。最令人歎為觀止的是一個身高一米七以上的小夥子的脫箍表演。他在地上放一個直徑約 30 多公分、高約 25 公分的鐵箍，彎腰把手腳都放進去，然後肢體一扭一扭地，讓鐵箍順著折成兩半的身體慢慢升起來，直到從臀部脫出。這些人不可能受過什麽正規訓練，我猜想他們的招數大概都是從電視上學來的。
肯尼亞：內羅畢和納庫魯湖國家公園 由於亞當途中生病，而卡茨倉促中在達累斯薩拉姆找不到合適的人頂替， Kumuka 被迫從內羅畢專門派了個司機乘飛機過來，但還是耽誤了我們一天多的時間，使我們在肯尼亞隻剩下了兩天。而其中大部分都花在納庫魯湖國家公園裏了。顧名思義，納庫魯湖國家公園的主體是納庫魯湖，不過其麵積極不穩定，在地道的雨季可達三十萬平方公裏，而在水少時會僅剩五平方公裏。這裏的奇觀是被湖裏的堿水、水藻和微小甲殼生物吸引而長期棲息於此的一百萬隻以上的火烈鳥，它們的紅喙、粉色的長脖子和羽毛在湖邊淺水形成了大片大片的粉紅飄帶，成群在湖麵掠過時更好看。遺憾的是，我們沒能步行靠近湖邊，因為不遠處有幾頭犀牛在吃草，卡茨怕它們會發動突襲而不讓我們走遠。納庫魯據說是在肯尼亞最容易見到豹的地方，而從南非開始一路上我們幾乎什麽都見到了，就是沒有遇上過豹，因此所有人都睜大眼睛，在路兩邊的樹枝上搜索，但結果還是徒然。於是大家的照片都不得不缺少了非洲五大動物之一。

納庫魯湖國家公園

納庫魯湖國家公園裏的馬薩伊女人

這次非洲之行的最後一晚住在內羅畢的一個小宿營地裏。那晚的臨別聚會是在城裏最有名的一家野味店吃燒烤。內羅畢是東非的大都市，遠遠望去，其市區高樓林立、規模恢宏。車在市裏開過時，也瞥見一些豪華的建築、漂亮的花園和街頭雕塑。來自美國阿拉斯加的比爾說同為首都，內羅畢和達累斯薩拉姆完全是不同的等級。但可惜因為導遊書上把內羅畢的治安描寫得太可怕了，我不敢在隨團旅行結束後在那裏再逗留兩三天。我的那本由孤星（ Lonely Planet ）出版社出版的《非洲》一書上說：“盡一切可能避免在晚上抵達內羅畢。如果實在無奈乘公共汽車在天黑以後進城，在天亮以前千萬呆在車上或汽車公司的辦公室裏。在 XXX 等處的汽車站和站台辦公室以經常發生打劫而臭名遠揚，那裏連白天也有遭劫的危險。”實際上，內羅畢街上有最多的軍警，不過他們的主要職責大概多半不是對付強盜小偷，而是防止恐怖主義分子的破壞。美國駐內羅畢大使館在 1998 年 8 月已經遭到過本·拉登手下的汽車炸彈的襲擊。從肯尼亞回澳大利亞還得飛到約翰內斯堡轉機。那天沒有雲層相隔，透過飛機舷窗，我看到了綠色和褐色相雜的大地、乞力馬紮羅山的頂峰、恩戈羅恩戈羅以及東非大裂穀中的其他火山口。在去非洲以前，我對非洲的認識多半來自當年在農場裏時讀的約翰·根室的《非洲內幕》一書，他的書描寫的是四十多年前的非洲。我看到了今天的非洲的一角。但我對非洲有了更多的了解嗎？我很懷疑。相反，我發現自己的腦子裏產生了更多的問題。我有一大堆問題沒有答案，比如：為什麽民族獨立未能給幾乎所有的非洲國家帶來當時預期的民富國強？為什麽當代種族滅絕的暴行大都發生在非洲？他們沒有所謂的大規模毀滅武器，就憑著普通槍支甚至刀斧照樣幾百萬幾百萬地殘殺無辜，為什麽？開發旅遊業無疑是許多非洲國家擺脫貧困的有效措施之一，最能吸引遊客的無疑是野生動物，但如何平衡野生動物與人在土地、水、森林、植被等諸方麵彼此衝突的需要？等等等等。
我開始關心電視上一切有關非洲的報道，包括天氣預報。非洲已經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想，如果有錢有時間，我還會去非洲的。

乞力馬紮羅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