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寫下這個標題，就覺得怎麽看都不妥當。誰到底才應該算做非洲的外來人？說實在的連我自己都不確定應該怎麽定義。那些長年在非洲生活的印巴人算不算外來人？如果說不算，他們可是世世代代在生活在非洲。那些南非的白人又算不算？他們可能早已經把南非當作自己的故鄉了。所以想來想去，我覺得我在這裏真正想說的是那些生活在非洲的非黑人。
可是這個題目還是太大啊？你想，幾百年來，到底有多少外來人生活在非洲啊！先說早期的歐洲殖民者。他們帶著夢想和簡單的行囊來到非洲，鑽石，黃金，自然資源，豐富的農作物，再加上廉價的勞動力，這些上帝賜給非洲的禮物很快就讓他們“脫貧致富”，過上了遠比在他們祖國富足的生活，很快地也就樂不思蜀，生兒育女，世世代代的定居下來了。雖然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席卷非洲各國的獨立運動使得他們當中不少人不得不黯然離開這塊他們已經當作故鄉的土地，但是仍然有很多人還是選擇留了下來，頑強地麵對各種挑戰和敵視，而這些挑戰與敵視又是多方麵的：政治的，經濟的，人文的，等等，不一而足。有時候即便就是簡單的他們的父輩留在他們身上的“殖民者”和“剝削者”的原罪就可以使他們在當地人麵前舉步維艱。現在的南非，納米比亞，津巴布韋，就還有很多土生白人生活在那裏。在津巴布韋，穆加貝在總統的寶座上呆了那麽多年，經濟搞得一團糟。但是這位仁兄自有他的法寶：那就是每有國民怨聲載道的時候，他首先就拿當地的白人農場主開刀。在他看來，津巴布韋為什麽貧窮，還不都是被這些萬惡的白人農場主剝削的！
其實不僅僅是穆加貝，全世界的統治者無一例外地都會利用外來矛盾來充分化解內部矛盾。為了國民的團結和國家 的凝聚力，美國在任何時候都需要一個敵人。實在找不著，就捏造一個敵人。在台灣，你如果是外省人，那麽你身上就帶著“二二八”的原罪，也就是說，你生下來就是罪人；二戰以前的德國，希特勒告誡他的國民，我們之所以經濟蕭條，失業率高企，完全都是因為貪婪的猶太人造成的；改革開放前的中國，人民滿腔熱情的批判美帝和蘇修，然後回家去吃棒子麵窩頭，都完全沒有問題。所以說，種族矛盾，族群摩擦，宗教仇恨等等，這些就好比潘多拉盒子裏的東西，最好永遠讓他們呆在盒子裏，世界還會太平一些。一旦被有意無意地打開，就不太好再放回去了。然而，可悲的是，這個世界上有無數的統治者，為了一己之利，總是不顧一切地將盒子打開，而最後無一例外的都是以悲劇收場。但請注意：大多時候不是統治者的悲劇，而是老百姓的悲劇。統治者是不需要為他們的錯誤買單的。
話說遠了，再回到非洲來。在非洲的外來人中，除了白人，我想數量最多的就是印度人了。我一直認為，中國和印度其實是兩個非常相似的民族。比如說，中國人和印度人都有著強烈的民族自豪感，而這種民族自豪感好像也不能僅僅歸因於悠久的曆史，背後應該還有很多隱蔽的和細微的原因；單從個人來講，印度人和中國人每一個個人也都很優秀；這兩個民族當中的很多人對信譽和誠實也都不是很看重。但是最大的一個相同之處我想應該是都有著悠久的背井離鄉，到海外去謀生的傳統。
在我去過的非洲國家當中，除尼日利亞以外，幾乎每一個國家都生活著大量的印度人。在坦桑尼亞的最大城市達累斯薩拉姆（簡稱“達市”），街上絕大多數的商店都是印度人開的。可以這麽說，這個國家的商業就是掌握在印度人手裏。所以走在達市的街頭，到處都可以看到穿著印度傳統服裝的中老年婦女和穿著當地學生製服的印度小孩去上學。 你如果因為好奇，問他們是從哪個國家來的話，他們會毫不猶豫的告訴你他們是坦桑尼亞人。然而，如果認識久了，他們也會悄悄地抱怨說當地人太懶惰，愛撒謊，等。
尼日利亞雖然印度人很少，但是我接觸最深的印度人還是在尼日利亞認識的。這位老先生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商人。尼日利亞最大的城市是拉各斯（也是前首都），拉各斯市裏有一個半島，叫維多利亞島，是尼日利亞的富人區，島上最大，最高檔的超市就是這位老先生開的。話說這位老先生的經曆非常奇特：他出生在中國天津，“八路軍打到天津後就跑了”（他的原話）。成年後又輾轉在香港和新加坡經商，因而他的普通話和廣東話都非常流利。他曾經跟我探討過他對這兩種口頭語言的認識。在他看來，普通話比較“elegant”, 而廣東話就比較“rough”。為了表明他的觀點的正確性，他立馬又來了一句字正腔圓的廣東話的粗口，說的時候還搖頭晃腦的頗為得意。老先生還有一個令人吃驚的特點：就是毫不掩飾的在我們麵前表現出他對當地黑人的蔑視。當我善意地指出他的態度其實是一種種族歧視時，他豪爽的大笑起來，然後毫不猶豫的說：“是的，我是一個種族主義者。”他的這種“超級坦率”實在是讓我錯愕，不知道應該作出怎樣的反應才算得體。
剛開始的時候我認為這位印度仁兄是一個生性豪爽，廣交天下好友之人，所以每次去他的超市購物的時候都會到他的辦公室坐一會兒。可是漸漸地我發現， 老先生其實是一個再精明不過的生意人。 他之所以跟我們努力發展中印友誼，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從我們身上賺錢。要說中國雖然不是一個多富裕的國家，但是在海外做項目的公派人員卻都是非常了不得的消費者，我想很大的原因還是因為不需要自己掏腰包。老先生顯然也是看明白了這一點，所以一直都是樂哈哈地把我們當財神一樣的敬著。而我們呢，也沒有辜負他老人家的一片心意，也沒有少在他的店裏花錢。現在看來，真不知道是該自豪呢，還是該羞愧呢？
印度人不僅會賺錢，在政治方麵好像也做的不錯。我在坦桑尼亞最大的報紙上看到的新聞就很能說明問題。那是一個很短的消息，說的是當時的坦桑總理在前一天晚上到一位其母親去世的當地印度商人家中拜訪，表示慰問和哀悼。消息看似平常，但是明眼人應該還是能看出一些端倪。第二天，當我在我們中國鐵路專家組的班車上跟一位搭順風車的坦讚鐵路高官談起此事的時候，他突然情緒變得非常激動，開始厲聲譴責政府官員的腐敗，指責他們與印度商人勾結，敗壞他們的國家。我就趁機問起他對他對當地印度商人的看法。他惡狠狠地說：“他們都應該被扔進印度洋裏去！”此話出自受過良好教育的高級官員而非草頭百姓之口，著實讓我吃驚，進而則是深深的憂慮。
這使我不由得又想起我在非洲看的一部法國電影的一個情節，看似平淡，實則意味深長。法國在達累斯薩拉姆市有一個文化中心，每年都舉辦一個法國電影藝術節，放映一些最新的歐洲影片。電影完全免費，放映前還供應免費啤酒和歐洲小吃，所以我們這些年輕的，精力經常過剩的翻譯們就沒有不去看的道理。喝足了啤酒，吃飽了小吃，再坐在裝潢豪華的法國文化中心欣賞歐洲最新的電影，經常使我們發自內心地感歎在非洲工作也不見得就是一件苦差事。我在這裏要談的這部電影講述的是二戰之前，希特勒剛剛上台時候的德國。一個再普通不過的雜貨店的店主跟他的鄰居聊天的時候，指著幾個從他們麵前走過的猶太人的背影，憂心仲仲的說：“這些人正在毀壞我們的國家。”由此可見，希特勒的極端主張在當時的德國民眾當中並非一點民意基礎都沒有。那麽，當有一天非洲當地人對外來人的怨恨積累到了一定程度的時候，如果此時再有政客趁機煽風點火，那麽會有什麽東西在等待著這些外來者，似乎就不言而喻。而類似的情況幾乎每一天在這個世界的很多地方都在發生，相信大家從新聞裏經常會時有所聞。冷戰結束以後，當東西方意識形態的對決告一段落的時候，也就是這些東西粉墨登場的時候了。
說完了印度人，再說說我們那有趣的的鄰居，朝鮮人和韓國人吧！朝鮮跟中國一樣，在非洲派駐有數量很多的公派人員，大部分以專家的身份從事援外項目。朝鮮人雖然跟中國人長相頗為相似，可是要辨認他們實在是一點都不困難 ---- 看看他們胸前的金日成像章就知道了。可是我剛去坦桑的時候並不知道這個訣竅，還真是犯了一個小錯誤。話說有一天我在達市海邊的魚市上為我們專家組買魚，看見兩個極像中國老大媽的中老年婦女也在旁邊選購，就用中文跟她們打招呼。未曾想，這兩位老大媽驚恐的看了我一眼，一言不發，然後扔下手中的魚，轉身就走！後來跟我同去的同事指點我看她們胸前的像章，我才明白她們原來是“阿瑪尼”。我想大家應該能從這件事上看出很多東西，我也就不多說了。隻是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主動跟我們的“同誌加兄弟”打過招呼，大家都是視對方為無物，也就不會給他們惹任何麻煩。
相對於朝鮮人，在非洲的韓國人就要少很多，但是還是有一位韓國老頭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直到今天我都沒有忘記他。我跟他是在尼日利亞的馬庫爾迪市偶遇的。馬庫爾迪市是貝努埃州的首府，我在前麵也說過我們最大的一個工地項目也在那裏。那天我很幾位同事開車經過一棟普通的房子時，門口站著一位很像中國人的老頭，於是就停下車上去攀談，得知是韓國人。就在我們準備離開的時候，老頭非常熱情的邀請我們到的家中小坐。盛情難卻，我們也就進去了。老頭先是為我們幾個每人沏上一杯茶，沏茶之前還將茶具反複的仔細清洗。然後大家就坐下來慢慢閑談。老頭自我介紹是一位農業學家，一個人生活在尼日利亞，然後讓我們看堆滿了滿滿一麵牆的藏書。然後老頭又提醒我們看他家裏並沒有電視，音響設備等，然後聲明這些東西他原來也都是有的，但是後來被當地竊賊偷去，他也就不買新的了，“正好可以專心做研究”。然後老頭又介紹說他剛來的時候對非洲是多麽的不習慣，每天都用啤酒刷牙，因為不敢用當地的自來水。我們告辭的時候，老頭站在他的門口，不斷的鞠躬來送我們。自始至終，他的臉上都掛著微笑。而他的得體的微笑，也贏得了我們發自內心的尊重。你看，多麽慈祥的微笑，多麽讓人敬仰的科學家啊！
後來老頭就不時的到我們的駐地來拜訪我們。他似乎沒有車，因為每次來都是花10個奈拉（合人民幣一元錢）搭乘當地人開的“摩的”。而他每次來我們也都很熱情地歡迎他，再忙也抽出時間陪他閑聊。後來有一次，老頭帶了一個很漂亮的當地年輕女孩一起來。剛一坐下，老頭就反複聲明該女孩是他的朋友，但不是他的女朋友。又說他之所以帶女孩來，是想讓女孩學習中國人的文明禮貌。於是我們幾個就請他們在桌子旁坐下，一起閑聊。老頭談笑風聲，從來就不缺少談資，所以也就不擔心冷場。突然，老頭收起他的笑容，厲聲警告那個女孩談話的時候不應該將胳膊放在桌子上，“這樣太不禮貌了”。可是你猜怎麽著？此時我們幾個中國人無一例外的也將胳膊“不禮貌的”放在桌子上！而老頭對此似乎視而不見，又開始滿臉笑容的跟我們談起了一個新的話題。
從此以後，我對這位老先生就有了一種怪怪的感覺。雖然他還是不時地來拜訪我們，我卻是能躲就躲了。
到今天，這段邂逅已經過去了很多年，可是我每次想道這位老先生的時候，仍然搞不明白他到底是一位什麽樣的人。甚至連他是幹什麽的也都不是那麽確定的了。我的心中對他有各種各樣的猜測。但每當我做猜測的時候，我總是惴惴不安。因為我總是害怕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就是說，因我的魯莽和粗鄙，冤枉了這麽一位德高望重，胸懷坦蕩，兼舉止優雅的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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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這個題目還是太大啊？你想，幾百年來，到底有多少外來人生活在非洲啊！先說早期的歐洲殖民者。他們帶著夢想和簡單的行囊來到非洲，鑽石，黃金，自然資源，豐富的農作物，再加上廉價的勞動力，這些上帝賜給非洲的禮物很快就讓他們“脫貧致富”，過上了遠比在他們祖國富足的生活，很快地也就樂不思蜀，生兒育女，世世代代的定居下來了。雖然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席卷非洲各國的獨立運動使得他們當中不少人不得不黯然離開這塊他們已經當作故鄉的土地，但是仍然有很多人還是選擇留了下來，頑強地麵對各種挑戰和敵視，而這些挑戰與敵視又是多方麵的：政治的，經濟的，人文的，等等，不一而足。有時候即便就是簡單的他們的父輩留在他們身上的“殖民者”和“剝削者”的原罪就可以使他們在當地人麵前舉步維艱。現在的南非，納米比亞，津巴布韋，就還有很多土生白人生活在那裏。在津巴布韋，穆加貝在總統的寶座上呆了那麽多年，經濟搞得一團糟。但是這位仁兄自有他的法寶：那就是每有國民怨聲載道的時候，他首先就拿當地的白人農場主開刀。在他看來，津巴布韋為什麽貧窮，還不都是被這些萬惡的白人農場主剝削的！
其實不僅僅是穆加貝，全世界的統治者無一例外地都會利用外來矛盾來充分化解內部矛盾。為了國民的團結和國家 的凝聚力，美國在任何時候都需要一個敵人。實在找不著，就捏造一個敵人。在台灣，你如果是外省人，那麽你身上就帶著“二二八”的原罪，也就是說，你生下來就是罪人；二戰以前的德國，希特勒告誡他的國民，我們之所以經濟蕭條，失業率高企，完全都是因為貪婪的猶太人造成的；改革開放前的中國，人民滿腔熱情的批判美帝和蘇修，然後回家去吃棒子麵窩頭，都完全沒有問題。所以說，種族矛盾，族群摩擦，宗教仇恨等等，這些就好比潘多拉盒子裏的東西，最好永遠讓他們呆在盒子裏，世界還會太平一些。一旦被有意無意地打開，就不太好再放回去了。然而，可悲的是，這個世界上有無數的統治者，為了一己之利，總是不顧一切地將盒子打開，而最後無一例外的都是以悲劇收場。但請注意：大多時候不是統治者的悲劇，而是老百姓的悲劇。統治者是不需要為他們的錯誤買單的。
話說遠了，再回到非洲來。在非洲的外來人中，除了白人，我想數量最多的就是印度人了。我一直認為，中國和印度其實是兩個非常相似的民族。比如說，中國人和印度人都有著強烈的民族自豪感，而這種民族自豪感好像也不能僅僅歸因於悠久的曆史，背後應該還有很多隱蔽的和細微的原因；單從個人來講，印度人和中國人每一個個人也都很優秀；這兩個民族當中的很多人對信譽和誠實也都不是很看重。但是最大的一個相同之處我想應該是都有著悠久的背井離鄉，到海外去謀生的傳統。
在我去過的非洲國家當中，除尼日利亞以外，幾乎每一個國家都生活著大量的印度人。在坦桑尼亞的最大城市達累斯薩拉姆（簡稱“達市”），街上絕大多數的商店都是印度人開的。可以這麽說，這個國家的商業就是掌握在印度人手裏。所以走在達市的街頭，到處都可以看到穿著印度傳統服裝的中老年婦女和穿著當地學生製服的印度小孩去上學。 你如果因為好奇，問他們是從哪個國家來的話，他們會毫不猶豫的告訴你他們是坦桑尼亞人。然而，如果認識久了，他們也會悄悄地抱怨說當地人太懶惰，愛撒謊，等。
尼日利亞雖然印度人很少，但是我接觸最深的印度人還是在尼日利亞認識的。這位老先生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商人。尼日利亞最大的城市是拉各斯（也是前首都），拉各斯市裏有一個半島，叫維多利亞島，是尼日利亞的富人區，島上最大，最高檔的超市就是這位老先生開的。話說這位老先生的經曆非常奇特：他出生在中國天津，“八路軍打到天津後就跑了”（他的原話）。成年後又輾轉在香港和新加坡經商，因而他的普通話和廣東話都非常流利。他曾經跟我探討過他對這兩種口頭語言的認識。在他看來，普通話比較“elegant”, 而廣東話就比較“rough”。為了表明他的觀點的正確性，他立馬又來了一句字正腔圓的廣東話的粗口，說的時候還搖頭晃腦的頗為得意。老先生還有一個令人吃驚的特點：就是毫不掩飾的在我們麵前表現出他對當地黑人的蔑視。當我善意地指出他的態度其實是一種種族歧視時，他豪爽的大笑起來，然後毫不猶豫的說：“是的，我是一個種族主義者。”他的這種“超級坦率”實在是讓我錯愕，不知道應該作出怎樣的反應才算得體。
剛開始的時候我認為這位印度仁兄是一個生性豪爽，廣交天下好友之人，所以每次去他的超市購物的時候都會到他的辦公室坐一會兒。可是漸漸地我發現， 老先生其實是一個再精明不過的生意人。 他之所以跟我們努力發展中印友誼，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從我們身上賺錢。要說中國雖然不是一個多富裕的國家，但是在海外做項目的公派人員卻都是非常了不得的消費者，我想很大的原因還是因為不需要自己掏腰包。老先生顯然也是看明白了這一點，所以一直都是樂哈哈地把我們當財神一樣的敬著。而我們呢，也沒有辜負他老人家的一片心意，也沒有少在他的店裏花錢。現在看來，真不知道是該自豪呢，還是該羞愧呢？
印度人不僅會賺錢，在政治方麵好像也做的不錯。我在坦桑尼亞最大的報紙上看到的新聞就很能說明問題。那是一個很短的消息，說的是當時的坦桑總理在前一天晚上到一位其母親去世的當地印度商人家中拜訪，表示慰問和哀悼。消息看似平常，但是明眼人應該還是能看出一些端倪。第二天，當我在我們中國鐵路專家組的班車上跟一位搭順風車的坦讚鐵路高官談起此事的時候，他突然情緒變得非常激動，開始厲聲譴責政府官員的腐敗，指責他們與印度商人勾結，敗壞他們的國家。我就趁機問起他對他對當地印度商人的看法。他惡狠狠地說：“他們都應該被扔進印度洋裏去！”此話出自受過良好教育的高級官員而非草頭百姓之口，著實讓我吃驚，進而則是深深的憂慮。
這使我不由得又想起我在非洲看的一部法國電影的一個情節，看似平淡，實則意味深長。法國在達累斯薩拉姆市有一個文化中心，每年都舉辦一個法國電影藝術節，放映一些最新的歐洲影片。電影完全免費，放映前還供應免費啤酒和歐洲小吃，所以我們這些年輕的，精力經常過剩的翻譯們就沒有不去看的道理。喝足了啤酒，吃飽了小吃，再坐在裝潢豪華的法國文化中心欣賞歐洲最新的電影，經常使我們發自內心地感歎在非洲工作也不見得就是一件苦差事。我在這裏要談的這部電影講述的是二戰之前，希特勒剛剛上台時候的德國。一個再普通不過的雜貨店的店主跟他的鄰居聊天的時候，指著幾個從他們麵前走過的猶太人的背影，憂心仲仲的說：“這些人正在毀壞我們的國家。”由此可見，希特勒的極端主張在當時的德國民眾當中並非一點民意基礎都沒有。那麽，當有一天非洲當地人對外來人的怨恨積累到了一定程度的時候，如果此時再有政客趁機煽風點火，那麽會有什麽東西在等待著這些外來者，似乎就不言而喻。而類似的情況幾乎每一天在這個世界的很多地方都在發生，相信大家從新聞裏經常會時有所聞。冷戰結束以後，當東西方意識形態的對決告一段落的時候，也就是這些東西粉墨登場的時候了。
說完了印度人，再說說我們那有趣的的鄰居，朝鮮人和韓國人吧！朝鮮跟中國一樣，在非洲派駐有數量很多的公派人員，大部分以專家的身份從事援外項目。朝鮮人雖然跟中國人長相頗為相似，可是要辨認他們實在是一點都不困難 ---- 看看他們胸前的金日成像章就知道了。可是我剛去坦桑的時候並不知道這個訣竅，還真是犯了一個小錯誤。話說有一天我在達市海邊的魚市上為我們專家組買魚，看見兩個極像中國老大媽的中老年婦女也在旁邊選購，就用中文跟她們打招呼。未曾想，這兩位老大媽驚恐的看了我一眼，一言不發，然後扔下手中的魚，轉身就走！後來跟我同去的同事指點我看她們胸前的像章，我才明白她們原來是“阿瑪尼”。我想大家應該能從這件事上看出很多東西，我也就不多說了。隻是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主動跟我們的“同誌加兄弟”打過招呼，大家都是視對方為無物，也就不會給他們惹任何麻煩。
相對於朝鮮人，在非洲的韓國人就要少很多，但是還是有一位韓國老頭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直到今天我都沒有忘記他。我跟他是在尼日利亞的馬庫爾迪市偶遇的。馬庫爾迪市是貝努埃州的首府，我在前麵也說過我們最大的一個工地項目也在那裏。那天我很幾位同事開車經過一棟普通的房子時，門口站著一位很像中國人的老頭，於是就停下車上去攀談，得知是韓國人。就在我們準備離開的時候，老頭非常熱情的邀請我們到的家中小坐。盛情難卻，我們也就進去了。老頭先是為我們幾個每人沏上一杯茶，沏茶之前還將茶具反複的仔細清洗。然後大家就坐下來慢慢閑談。老頭自我介紹是一位農業學家，一個人生活在尼日利亞，然後讓我們看堆滿了滿滿一麵牆的藏書。然後老頭又提醒我們看他家裏並沒有電視，音響設備等，然後聲明這些東西他原來也都是有的，但是後來被當地竊賊偷去，他也就不買新的了，“正好可以專心做研究”。然後老頭又介紹說他剛來的時候對非洲是多麽的不習慣，每天都用啤酒刷牙，因為不敢用當地的自來水。我們告辭的時候，老頭站在他的門口，不斷的鞠躬來送我們。自始至終，他的臉上都掛著微笑。而他的得體的微笑，也贏得了我們發自內心的尊重。你看，多麽慈祥的微笑，多麽讓人敬仰的科學家啊！
後來老頭就不時的到我們的駐地來拜訪我們。他似乎沒有車，因為每次來都是花10個奈拉（合人民幣一元錢）搭乘當地人開的“摩的”。而他每次來我們也都很熱情地歡迎他，再忙也抽出時間陪他閑聊。後來有一次，老頭帶了一個很漂亮的當地年輕女孩一起來。剛一坐下，老頭就反複聲明該女孩是他的朋友，但不是他的女朋友。又說他之所以帶女孩來，是想讓女孩學習中國人的文明禮貌。於是我們幾個就請他們在桌子旁坐下，一起閑聊。老頭談笑風聲，從來就不缺少談資，所以也就不擔心冷場。突然，老頭收起他的笑容，厲聲警告那個女孩談話的時候不應該將胳膊放在桌子上，“這樣太不禮貌了”。可是你猜怎麽著？此時我們幾個中國人無一例外的也將胳膊“不禮貌的”放在桌子上！而老頭對此似乎視而不見，又開始滿臉笑容的跟我們談起了一個新的話題。
從此以後，我對這位老先生就有了一種怪怪的感覺。雖然他還是不時地來拜訪我們，我卻是能躲就躲了。
到今天，這段邂逅已經過去了很多年，可是我每次想道這位老先生的時候，仍然搞不明白他到底是一位什麽樣的人。甚至連他是幹什麽的也都不是那麽確定的了。我的心中對他有各種各樣的猜測。但每當我做猜測的時候，我總是惴惴不安。因為我總是害怕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就是說，因我的魯莽和粗鄙，冤枉了這麽一位德高望重，胸懷坦蕩，兼舉止優雅的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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