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致敬文藝復興人」主題演講
香港與我的開蒙：電影、書和社會運動，1966-1975
陳冠中
文藝復興獎2020請我做一個40分鐘的演講，我給了一個題目：香港與我的開蒙。我特別會著重講電影、書和社會運動。我會縮短範圍到幾年而已，就是我自己讀高中、預科和大學的那幾年。我希望大家通過這些回顧，可以不單隻聽到關於我開蒙的絮語，還可以看到很多香港的背景，所以題目是香港與我的開蒙，香港是在先的，即是我會講到香港好多大環境，而香港的大環境與世界與中國的環境都有關係，而這個大環境成就了我的同代人，而我是同代人的一份子。
如果沒有我的同代人的平台，我相信我都不會成為現在這樣。我更會集中講當時的文化場域的選項，如果沒有了這些我同代人的文化場域的選項，我相信我也不會變成現在這樣，我的開蒙與香港這個地方、我的同代人和這些文化場域都很有關係。
這就是我想用40分鐘跟大家講的一些議題，每個人都有被動的方麵，我自己最終走了一條比較少人選擇的路，但是我背後有一個大環境，當然之後我主動的選擇亦影響我自己的軌跡。
但是如果我可以將這些事情講清楚，就算集中在那幾年，我相信亦對大家理解香港當時那一代人，我年代的人也很有幫助。
我講過幾次這種演講，就是說我自己青春期的開始是1964年的一個事件，青春的結束就是1971到1973年的另外一個事件。開始是哪件事，開始就是1964年英國樂隊Beatles披頭四，國內叫作甲殼蟲，訪問香港。Beatles 成立不久就去了美國，之後第一次世界巡迴演唱，其中一站就是來香港，代表在那時候香港已經是世界文化地圖的一支旗。他們1964年在樂宮戲院做演出，大我一兩歲的姐姐去了聽。全代人都好像瘋了一樣，突然之間我們新的時代來到。1964年當時我隻是12歲中學一年級。那時候我還沒真的跟上這個潮流，但是我看到我的姐姐已經在那個潮流中。
然後到1973年是什麼事呢，在1971年開始香港股票恆生指數從100點上升到1700點，然後在1973年從1700點下跌到130點，那個是股市。就是說我們的青春期是從英美文化和代溝開始，然後在70年代初，終於明白到錢原來可以這樣玩弄，原來很多人可以因為這樣魚翅撈飯，亦可以因為這樣跳樓自殺。
這樣的教育已頗完整，就是說突然之間開蒙了文化和金錢經濟。但中間還經過幾個很驚心動魄的事件，就是在1966年我們香港由一個天星碼頭加價的抗議示威，造成了騷動。1967年有一個工人運動之後做成的暴動。這是政治，政治裡麵又再分一個是民生的政治，一個是意識形態的政治。
如果我們在那個時代成長的年輕人，明白每件事情的意義的話，其實都已很完整地接受了文化、經濟、政治的開蒙。
講回64年，64年其實在中國是什麼情況呢呢，當時在內地是四清運動的開始，這個是文革的前兆，已經預告了風雨欲來。71至73年是什麼情況呢，就是文革還沒結束，是文革早期完結了，中期開始。這個中期有非常殘酷的幾次運動，包括要清去一些新興一代的異見份子，所以71、73年，有很多北大的才子被槍斃，因為講了一些話寫了一些東西。這是他們的時代，與我們是同代人，但時代大環境完全不一樣，因為在香港有這樣的大環境才會成就我這樣的一代香港人。
我講回前一些，或者我們應該講一下爲什麽會有這樣一代的香港人。可能可以回到1945年日本投降，當時本來就要將香港給回中華民國，因爲這是盟國的一個協議，但是英國不是很遵守這個協議。戰爭完結了，立刻再控製香港島，英國的艦隊就立刻來到而當時的中華民國軍隊到了寶安縣（現在深圳一帶），但是他們沒有過來香港，如果他們早一步來到香港島，我想形勢會完全改變。當時在香港的武裝力量是日本以外，就是遊擊隊，東江縱隊，當時他們是受共產黨指揮，但是他們又不想接收香港這個政權，因爲接收了可能要歸還給中華民國，共產黨當時仍是跟著中華民國對抗日本。中共寧願將香港給英國人，英國再次掌管這個殖民地，所以才叫作「重光」香港，這個肯定是很關鍵的一刻。
然後1946年在中國內地開始內戰。到1949年內戰結束，共產黨又決定不收回香港，當時還要向一些做港澳工作的人解釋，爲什麽我們不順勢收回殖民地。還要周恩來出麵講，香港就是我們抓著英美，可以搖他們的那一條辮子，可以分化他們。又說香港是一個橋頭堡一個對外的窗口等等，因為這樣才出現我們所謂香港嬰兒潮一代。
香港人口從1945年之後，慢慢增加，一路增加到1950年已經超過200萬人，1945年在香港剩下不足50萬人，到1950年已經另外一回事，特別是1949年，這一年差不多來了100萬人。如果沒有大陸易權這個轉變，我想我也不會在香港，我父母都是從中國大陸來到香港，1949年之後陸續來到的，我自己是在1956年才到香港。我們就是難民或新移民那一代，也是香港的第一代土生土長，或者土長的新生代，嬰兒潮那一代。因為來到香港，比較安穩，所以很多小孩出生。
這樣還沒完，香港當時是轉口港，營生的是依靠轉口，但突然之間韓戰或者叫朝鮮戰爭出現，因為這個戰爭，聯合國就禁運了貨品進出中國，那麼香港的轉口角色就不在了。幸好世界戰後第一波的全球化開始了，即是說美國市場，這個最大的市場，他們開始開放給某些地方，並將某些工業轉移到一些較便宜的地方，如日本，然後由日本轉移到來香港。香港就開始了50年代勞工密集的工業化，終於可以負擔那麼多難民，香港的人口變成一個紅利，讓香港可以輸出一些很廉價的產品。因為這樣我們的香港才可以知道怎樣走下去，大家都很努力糊口，大家都很努力工作。
在這個期間，我們父母那一代都不會叫自己做香港人，沒有這個概念，那時候的政治理念都還是分左右。我剛到的那一年1956年，曾經有過暴動，那個暴動就是因為警察清除中華民國旗，但後來有黑社會的騷動，很複雜，但是我不太記得，因為太小了。我記得的就是當我稍微年長一些的時候，我們經常去看到的電影原來都分兩邊，每年雙十節都是有一個慶典來的，在尖沙嘴油麻地地帶的平安大廈，自由工會的明星在那邊聚餐，我們就去街旁圍觀，人山人海的圍觀。如果坐雙層巴士到荔枝角或者黃大仙，你沿途會看到很多青天白日旗，這個就是小時候的印象，對政治的印象。
然後到50年代後期，中國發生大饑荒，這個時候我的印象就是，原來我們香港人要經常救濟大陸，那時候祖母和外祖母，他們會叫我寫地址，因為那時候我在讀書，會寫毛筆字，他們買些油啊糖啊，用很多布料包裹著，那些布料寄去大陸可以補衣服，然後上麵縫上一張白布，寫著親戚的地址，然後在郵局寄回大陸，當年是要寄送油、糖回大陸去救濟親戚，這是我小時候的印象。
一開始我們家生活很拮據，我們曾經很多人住在一間租回來的房間，但就算是那時候我也沒有挨餓，也沒有什麼短缺，我也可以去上學。我小時候是讀天主教學校，可以見識到很多東西。當時有免費派送的樂鋒報、又有天主教的公教報，裡麵有影評，是的，公教報有影評。從天主教開始我懂得在想究竟人生有什麼意義呢，因為天主教的學校有聖經這一堂課，而聖經這一堂課的課本《要理問答》的第一課第一句就是問「你為什麼生在世上？」，第一課就開始問你這樣的東西，讓你開始想：原來可以問這樣的問題。
60年代中，我是在初中，我當時唯一看的課外書是金庸的武俠小說，我也不捨得花錢買，而那些武俠小說是要去租的，雖然用很少錢，但是我也是要花錢去租的。那時候，剛剛說1964年Beatles來香港，我們的風氣已經改變，我們那些男孩希望留長頭髮，又要求穿牛仔褲，雖然家人是反對的，有很多這些文化上的差異，與上一代發生一點摩擦的。
在中學的時候，我突然看到一份中學生的報刊，叫作《中國學生週報》。因為學生週報，我就看到很多影評，開始有些好奇。然後很幸運我有一個同學，叫鄧小宇，是同班同學來的，他就會邀請我去一個叫作法國文化協會的地方，說我們去看些法國電影好不好。這是我作為文化，或者是文青的開蒙，就是原來世界上還有那麼多電影看。我們在香港已經可以看到很多國語片、粵語片，還有美國電影，甚至日本電影，但是原來有種另類的電影。我是因為黑白電影，因為這些老藝術片，令我覺得這個世界還有另外世界。
其實香港在電影方麵是很先進的，因為除了法國文化協會之外，當時還有一個第一影室，已經同步播放世界的藝術片，雖然當時我還沒知道這個第一影室。電影是我第一個開蒙媒介。
我講一些黑白電影名給大家聽聽，隻限於黑白電影。首先法國的新浪潮片，如杜魯福的《祖與占》、《四百擊》，高達的《斷了氣》，阿倫雷奈的《廣島之戀》，或者再舊一點Renoir（雷諾瓦）的《遊戲規則》之類。除了法國電影我們還可以看到意大利電影，《單車竊賊》、費裏尼的《大路》，又可以看到瑞典電影，Ingmar Bergman（英格·柏格曼）的《第七封印》，其實已經開竅了一個叫作世界電影的窗口，加上印度孟加拉導演Ray（薩雅吉·雷）的《阿普三部曲》，我們看到Ozu（小津安二郎）的《東京故事》，我們可以看黑澤明，看他的《羅生門》，又看《流芳頌》，知道原來做官僚很無聊，人要去找意義，然後看到《赤鬍子》知道什麼叫作人道主義，除國家民族階級之外還有人道主義。這些全部都是黑白片，我還沒講其他彩色電影如《天國與地獄》那些。另外一種電影也可以看到，就是反對戰爭的電影，例如市川昆的《緬甸豎琴》，小林正樹的《人間的條件》這些日本電影，又可以看到意大利導演拍攝的《阿爾及爾的戰爭》，知道反殖這一回事，知道非洲阿爾及爾人反對法國殖民地，當時還可以看到《西線無戰事》一戰的反戰電影，看到Stanley Kubrick（史丹利·寇比力克）的《密碼114》，原來核戰會令我們全部死亡，在冷戰期間人為的愚蠢，可以令我們一起送死。黑白電影其實已經可以令到我開竅，隻要我領悟力高一點，那時候其實我已經可以明白很多東西。電影是第一個讓我對文藝有興趣的東西。
1969年，那一年我讀預科，我們文科學生讀中史還有英史。預科的中史，完全和我中學的中史不一樣，讀預科的中史我才開始開竅。譬如我們要讀什麼書呢，我們要讀錢穆的《國史大綱》，我們要讀錢穆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而且每個同學都要修讀一科專科，我修讀秦漢史，要看很多秦漢的歷史書，包括錢穆的《秦漢史》還有其他秦漢史。另外我修讀的英文的「歷史」課，同樣與中學那些完全不一樣，不單止要讀教科書，還要真正的閱讀參考書。其中一個我們的專科是要考法國大革命，不是我自己選，是全校學生都是選這科，那屆要考港大就要選這一科。看這些歷史學家的歷史書，是真正的閱讀。到我讀完預科，我已經有了中史的開竅，有了對歐西歷史的一些印象，這些都隻是初步印象，但是很重要，從此知道有這樣的事情，這是一種sensibility，一種感覺，終生伴隨，原來可以有這樣看中史看外國史書的滋味。
到1971年大學第一年，我基本上幾個伴隨一生的主要sensibility都將會齊備，那麼巧自己知道，在自己住的尖沙嘴地方，在漢口道有一家樓上書店，叫做文藝書屋。我在預科的時候，已經開始買明報月刊看，已經看到很多名字，又看到上麵有很多討論華人問題意識、華人知識份子的議題，已經開始有興趣。我一進文藝書屋，全書屋都是台灣書，有台灣進口的書，有盜版台灣書，那時候香港會盜版台灣的書本。裡麵有兩三道門我打開了。第一道門是文學，因為在文藝書屋，我找到張愛玲的短篇小說選，還有白先勇的《謫仙記》及《台北人》的係列小說，我找到王文興的《龍天樓》，我找到餘光中早期的詩集《五年少年》以及餘光中早期的散文集《左手的繆思》。這裏首先打開的是華文的近現代文學。我會看到《近代散文抄》，有晚明的白話文也收錄進去，突然之間知道了華文的另外一種傳承。還有看到一些當時不太明白的文學批評的書，如葉維廉的《現象·經驗·表現》。這裏有兩種文學，一種講的是華文現代文學，一種是通過《左手的繆思》和《現象·經驗·表現》這兩本書，裡麵講了很多西洋文學的書。餘光中《左手的繆思》裡麵有一篇提及Robert Frost（羅伯特·李·佛洛斯特），有一篇提及TS Eliot ﹙艾略特﹚，有一篇提及莎士比亞，裡麵有提及EE Cummings 一個美國詩人，裡麵還有提及現代畫，梵高、印象派還有後印象派，和畢加索。這裏有兩道門打開了，兩種開蒙，華文文學和世界文學，剛剛講了有中史和歐史初步的感覺，這裏又多了兩樣。
另外有一種書也是在文藝書屋買到，都是台灣書，如李敖的很多書，例如這一本《傳統下的獨白》。我找到殷海光的《中國文化的展望》，我當時為什麼會買這麼厚的書，我也不明白，雖然未必看到很明白，但是裡麵有提及很多後來我也繼續研究的東西。有香港作家參與編著費孝通寫作的文集。我找到金耀基的《從傳統到現代》。如果當時我們香港教科書沒有講到民國時期，但是你們隻要拿到類似這樣的一本書，蔣夢麟的《西潮》，你自己就開始打開到民國的那道門。
所以隻是在這幾年，特別是1969至71年這三年，我知道了世界電影；我知道了華漢民族的歷史，知道了華文知識份子在討論的議題，裡麵很多西方的思想和觀念；我知道華文的近現代文學；我開始注意到世界的近現代文學。我大學那幾年讀的社會學和政治學，隻是強化我之前已經開始了的想法，之後的讀書亦有些再強化，或者是補充批評之前的想法。
但我想講的是，這幾種感覺其實不需要讀大學都可以取得，我隻是作為一個同代香港人，不是我一個人，是很多人修讀預科，或者去一些書店找課外書看過，其實一樣拿到，是周圍都可以拿到的，隻要你稍微主動去找，其實都可以找到，並不需要你真的去讀專科才可以接觸到。
我從電影開始，對電影那時候我是朝聖一樣去看的。從電影到書，我開始去找人生的意義，我之前講過很小時候就開始想這個問題。但是再看多些書之後，我就開始知道，我們要知道世界的條件是怎樣，即人間的條件，就是怎樣的社會是好的，怎樣的製度是比較有利的，這些問題全部都打開了。你們這個是網絡時代，你們找東西比我容易很多，隻要稍微主動些，你們都可以找到很多東西，所以大家既要在同溫層找到身份認同，也要走出這個同溫層找到自己。其實這些東西都在，不需要在學校拿，但是你去學校再專注去進修，是可以強化很多東西。
我自己這一代的文化人，享有當時香港的文化場域，是很幸運的。我們見到好幾個文藝類型的復興，我看到的有四種：看到武俠小說的復興，看到報刊雜誌在香港的復興，看到粵語電影一路從盛到衰，然後在70年代的復興，我們又看到粵語流行曲在70年代的復興。而且我們看到很多新興的文類和媒體，同代人都分享到，例如電台節目的興起，電視劇的興起，香港漫畫的興起，香港設計的興起。今日在香港的文藝場域，文藝復興基金會代表著一種獨立自主的精神，我們有很多獨立的文化東西可以看到，我覺得我每一次回到香港都沒有覺得白走一趟，因為太多新的東西：我們的獨立音樂、獨立劇場、獨立電影、獨立錄像、獨立紀錄片、獨立漫畫、獨立出版和獨立書店、獨立媒體及獨立的各種藝術團體，現代舞和小說、報導。
我們還有一樣東西，在我同代人是反應比較慢的，這個復興是潛伏和起起伏伏的，一直到近年才興起，就是政治和社會思想。這兩樣東西，我早就有興趣，但當時同代人沒有那麼有興趣。在環境轉變下的今天，大家到最後都開始對這兩件事情很有興趣。這可讓大家看到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地域的確有限製，但亦有很多潛力。如果自己能夠自主些，其實現在全部都可以吸收到。開蒙是依靠自己的，開蒙是一個過程，不是一下就完結，而且開蒙有很多種類。希望大家多努力，因為我們現在又踫上了一個大時代，我們現在踫上什麼時代？如果用美國獨立戰爭的Thomas Paine的名句就是「這是考驗人靈魂的時代」“These are the times that try men's soul.” men當然包括 women。70年代之前大陸之外的華文世界有句口號「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其實到現在都很適合，我們香港青年經常都講時代選中了他們。我們每個都高度意識到我們與時代充滿矛盾，我們很想尋求啟發，尋求覺醒，這個時代很折磨青年，但年青人有很多工具，有難得的機遇，他們是可以很快的跳躍式開蒙。
我引用兩個心理學家的講話結束這次的談話，一個就是人文心理學家羅洛梅講的「人不會沒痛地成為完整的人」，另外一個是英國心理分析家Adam Philips說「要成為成熟的人有三種不可缺少的體驗，第一是要有討人厭的經驗，experience of being a nuisance ，第二是要有感到迷失的經驗，of getting lost，第三是一種處於無力的狀態，of being powerless」，這三種經驗都有助於成長，有助於人的成熟。以前有些評論家說，年輕人甚至成年人現在都好像巨嬰一樣，就是身體很巨大，但是心態上還是像嬰兒一樣。我覺得我們香港年輕一代不會這樣，他們會成長得很快，很容易就變成成熟的人。他們有很多非正常經驗，遇到了這個非正常的時代，同時他們是可以接觸到很多種文藝資源。
他們是最有資格成為香港下一代的文藝復興人。
我收到提問，文藝復興基金那邊的主辦方叫我回答一下。
第一個問題是：以前的人好像有很多機會去培養自己的文化根基，而這個年代好像很難有深厚的文化底蘊，那麼年輕人應該看什麼書呢？
在前麵的演講，其實我是故意講回我自己作為高中生、作為預科生、作為一年級大學生的那時候，我接觸到的電影、書和社會運動。我自己當然與我同代人有很多習性上的相同，我們的同代人是因為我們在香港所以有這樣的共同機會，因為如果相比於當時的大陸和台灣，他們的機遇和我們完全不一樣。我們在香港的同代人其實當時已經可以擁有很多的文化資源，在香港文化場域裡麵拿到很多東西，好像我讀預科的時候，我講了我可以看到中史和世界史一些麵貌，我可以在香港的各種放映場所，看到世界的電影，這個已經讓我有很大的啟蒙，對文藝和政治都有啟蒙。然後在大學初期，我是在公開營業的書店裡麵找到很多課外書，而這些課外書就令我對華文文學、對世界文學，對華文知識份子討論的議題，世界上的社會政治思想有了初步的認識。
這些都不是很難找得到，其實都在這裏，雖然不是每個人都會去找，因為每個人的習性和傾向不一樣，但是如果是我同代人稍微想找的話，都可以找到。我特意這樣講，是因為我想講我一點都不特別，我隻是活在香港這裡，我就可以找到這樣的東西，可以變出來我自己後來新的興趣。
但同時我在講的是，現在這一代的資源比我們更豐富，因為現在香港這個同代的文化場域，裡麵的資訊更多，而且你們現在有跨域的手段，就是可以在外麵去拿你們要的東西。所以根本來說不是那麼難，隻要你們有興趣，開始了之後去找，你們就可以培養到你們的文化底蘊。我講了有世界電影、歷史、華文和世界文學、華人和世界的政治思想。然後當時香港還有社會運動，我們是很被動遇到，首先就是1966年民生問題的騷動，1967年意識形態的衝突，然後在我高中預科的時候，就有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的運動，是成功的一次社會運動。當時我已經知道大學裡麵有珠海事件，以及大學民主運動。到我進入大學的時候，遇到保釣，然後沒多久就趕上反貪汙。當我離開大學的時候，1974年的時候，香港已經成立廉政公署，那時候的廉政公署還強調說社會運動，特別是學生運動，影響了港府決定成立廉政公署。所以如果我們有注意，甚至有參與的話，我們的思路已經可以打得很開。裡麵有民生問題、正義問題、意識形態問題、民族問題和反殖問題，這些其實都在裡麵，其實機遇都給了我們，如果我在那個時候腦筋能清楚一點的話。現在這一代沒可能不會比我們更容易拿到這些感覺、知識、想法。
如果你問我，現在你這一代可以看什麼書，我會說不如你先看下我那幾本書。雖然我的書僅僅可以幫大家開幾道門而已，你們開到門就可以自己去找書看，那為什麼不去看我的那一本《我這一代香港人》，或者另外一本《事後》，那是一本講1970年代香港文化的文集，我自己的經歷，在1970年代碰到一些什麼樣的文化。另外你不怕燒腦的話，可以看我《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這些都有助於大家打開一些窗門去看看外麵的事物，當然之後怎樣登高克服一些山嶺就要靠各自努力。
第二個問題問，你一直都關注中港台不同文化發展，現在這個斷裂時代，華文文化怎樣彼此溝通、碰撞甚至隔絕敵視，你又有說現在是考驗青年的時代，你又怎樣看四地中港台澳的青年？
這個問題很大，但是如果我用這個切入點去解釋，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容易理解：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一種華文各自表述」，講什麼呢，其實是一個很巧妙的情況，我們四地大部分人都是用華文表達，這個華文是一種的，我們的源流都是同一，華文裡麵有很多很多生僻的字我們現在很少用，我們現在用的可能是幾千個而已。四地都是共同使用的一種華文，跑不掉，怎樣寫都是寫華文。但是現在這個時候，正正就是四地華文最不同的時候，可能是有史以來最不同。以前就算是古代，地方怎樣隔絕，但是寫的華文是相同的，所以廣東人都可以中狀元，到京城考試都可以拿到好成績。不過現在的確是各自表述。我問你們現在有沒有人看過台灣的小說，或者有沒有注意大陸有什麼新的小說？大家都沒有注意，各自看自己，這個時候華文的差異是最大的。
不過，這也可以說是華文最昌盛的時候，那麼多不同的方法，大家都有各自的方法在寫作。如果我們不去看，四地之間一定隔閡，我們連同樣的語文都不會去看。我們想理解的話，我們必須要開始去看，但是這個看不是沒有障礙，不是容易去真的看懂另外一個地方的文字，雖然同樣是華文，也不一定是可以看得懂。這本來是需要訓練，本地大學的博雅教育就應該訓練大學生去看四地的文字，四地的華文，應該鼓勵大家去理解對方，因為什麼叫作同理心，就是大家一定要進入對方的位置，再看回頭才會懂得，沒有懂得，何來慈悲？克服到自己，跨越障礙，開始看懂另外一個地方的文字，是一個開始。我是很鼓勵培養一種超級讀者的能力，尤其是我們的大學其實應是教育我們看懂四地華文的能力，培養超級讀者的出現，這可能是最能夠改變情況的，否則四地都各自講自己的東西，很難克服剛剛那位讀者所提及的問題。四地怎樣去對付這個考驗人的時代，這個問題太大，我就先這樣側麵的回答。
第三條問題就問，現在香港所處的時代，有什麼其他地方，是可以參考類比？
這也是個很複雜的問題，因為沒有歷史是完全重複的，也沒有一個地方與另外一個地方是完全相同的，但有很多類比是可以做的，好多借鏡是可以吸收的。大家一定會想起新加坡，但是還有很多城市，與香港沒有直接掛鉤，但是可以幫助我們反省。
先講新加坡：很多人都希望，或者甚至有計畫地推動香港模仿新加坡式的操縱式民主和威權管治。有些人會說現在香港真的快新加坡化了。我們之前一直跟新加坡比較經濟，鬥來鬥去，但是有些人現在覺得可能新加坡式的管治比我們好。我也認為現在新加坡政體比香港好，因為我們本來的某些優勢沒有了。我覺得新加坡的管治是優勝於香港，因為新加坡是主權國家，他們的官僚是為了自己地方做事。他們的政府的認受性相對比香港高，因為他們在社會階層的限製貧富差異方麵，做得比較好，雖然他們都有貧富差異，但是情況沒有香港嚴重，而且他們的房屋政策，他們公屋的普及和質量方麵勝過香港。香港的管治現在我們都不知道是哪個梯隊在管，公公婆婆指手劃腳，權貴各通天庭，政出多門，所以新加坡的管治，香港都未必能夠學到，我會覺得可能我們隻是次貨式的新加坡，想學新加坡，現在都未必學得來，隻可能是新加坡管治模式的A貨。不過香港將變本加厲成為大陸企業向全世界吸資走資的中心，這是新加坡做不到的。
其實還有很多城市很多故事有參考價值，講一些大家可以去旅行的地方。譬如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金融資本商貿航運中心的威尼斯。或布魯日，現在在比利時境內，大航海時期曾是一個很重要的港口，這些現在是活博物館式的城市。漢堡又是另一個很重要的港口，它本來是一個城邦，一個獨立城市，是歐洲中世紀北方漢薩同盟的其中一個商貿的城市，但後來19世紀後期加入了德意誌國家。納粹在德國上台，因為發動戰爭，作為德國城市，整個漢堡給炸毀，給盟軍的飛機不選擇性投彈，將整個城市摧毀。但是二戰後漢堡重新建立，現在又是德國一個重要的港口城市。
另外，譬如去土耳其旅行，從伊斯坦堡往南走，在西部海邊，土國的第二或第三大城市，或第一大港口就是Izmir 伊玆密爾。Izmir在1922年之前是奧斯曼帝國內的希臘人和阿美尼亞人的城市。一戰後奧斯曼帝國倒下，希臘就佔領了這個城市，因為希臘人在土耳其半島已經很久了，有5000年歷史，Izmir是地中海東邊最大的東正教希臘城市。1922年，凱末爾的土耳其民族主義者，攻入那裡，燒了當時希臘人與阿美尼亞人的城區，把五十萬人驅趕到海邊。當時海灣停滿了歐洲列強的軍艦，以中立為名，沒有援救難民，隻有日本貨船願意犧牲些貨物救他們上船，還有一些美國傳教士組一些小船隊來救他們，撤退了約20萬人。幾天裡撤退不到的人，被趕去土耳其東邊，大部分人在過程中死亡。從此這城變回土耳其人的城市。但是你現在再看，Izmir 又是土國一個很繁榮的港口城市。不過Izmir原來經歷過一個真的是完全的留地不留人的情況，很大的悲劇。
還有一個城市，曾經長時間是亞洲、東亞太平洋最重要的港口，不是在漢人集住的東亞大陸，是在現印尼的蘇門答臘南部，現在叫巨港，以前叫做三佛齊。從七世紀到十五世紀鄭和去的時候還在。七世紀八世紀的時候非常繁華，和印度洋做生意，和漢地大陸做生意。唐代名僧義淨去西域求經，就是從海路出發先經三佛齊。義淨在三佛齊住了六個月，然後寫了一本關於大唐高僧誰去過那裡的書，原來很多唐僧都去過。三佛齊本身是一個佛學中心，又是一個大港口，又是一個貿易勝地。這個城市，延續多個世紀，很厲害。當然七、八世紀還有伊斯蘭教徒過來。到後來三佛齊慢慢沒落，漢地的港口漳洲泉州廣州起來，然後西班牙人佔領了馬尼拉，荷蘭人佔領了現在雅加達，當時叫作Batavia，然後才有英國人在19世紀建設的馬六甲、新加坡和香港。現在已經沒有什麼人記得這個當年那麼厲害的城市，經過了那麼多個世紀。你講起亞洲有什麼厲害的世界城市，三佛齊就曾經最厲害，但是現在沒有很多人知道。
另外一個很厲害的是阿瑜陀耶，如果你有看泰劇就知道，阿瑜陀耶是到19世紀1860年代還在的大城市，當時華人叫它作大城。那個城市大的程度，18世紀初最厲害的法國皇帝路易十四的使團來到也被嚇到。當時人口成百萬，大清國、日本、波斯那邊以及東印度公司都在這裡做生意。這個那麼厲害的城市，竟在1860年代，在中國接近晚清的近現代，突然給旁邊的緬甸人入侵，屠殺居民又燒毀城市，整個城市消失了。然後阿瑜陀耶的人很多年後，在80公裏以南的地方建立了一個新的城市，叫作曼穀，如果有看泰劇感興趣，下次去曼穀是可以去看一些遺跡。我們都忘記了在1860年代，在泰國有一個那麼大的城市存在，是西方人都有紀錄的亞洲的世界城市。
這些都有參考價值，而且全部都可以去旅行。Izumir，去土耳其就可以去旅行。去泰國曼穀的時候可以去阿瑜陀耶。如果你去芭裏島，有興趣可特意飛去蘇門答臘巨港，雖然現在巨港可能沒什麼遺跡。另外，漢堡是重新建設過的城市，布魯日和威尼斯，是活博物館，現在主要是旅遊點，雖然有一些轉口生意，但是經濟上遠沒有以前那麼重要。這些海港城市的起落興衰都有意思。任何一個這樣的城市，都可以啟發我們想一下，在長歷史中香港可以怎樣。
最後一條問題，現在香港的文藝環境你覺得有什麼可以復興呢？
我講到說，我自己年輕的時候目擊了好幾個文藝類型在香港的復興，那麼今後有什麼可以復興的呢？其實我覺得香港的文藝方方麵麵情況不是太差，每一樣都是有力量有人材，至於能不能復興，我就說不準，但是可不可以有一些亮點呢？我講一些我自己想到的亮點。我講三個亮點，全部都是猜想而已。
第一個是什麼呢，最單純的，隻要有一個作家寫出一本好的小說就可以。假如董啟章寫出一本小說變成世界文學，成為全球流轉的文本，這樣他就把香港帶上來了。我剛剛講的有名的港口城市，還有一個Trieste ﹙的裏雅斯特﹚，現在意大利最東北的一個城市。大家知道的Illy咖啡的總部就是在那裏，或者我們現在流行喝的意大利氣泡酒Prosecco產區就在那裡旁邊。有一個著名旅遊作家Jan Morris（簡·莫裏斯），曾寫一本叫《香港》的書，很多人談論，但是我覺得比不上她寫Trieste這個地方。Trieste為什麼神奇呢，因為她真的是兩個文明，兩個政體的交界。本來沒有意大利國家的存在，Trieste是在奧匈帝國最南端的出海點，在二戰時期被法西斯和納粹佔領。然後1945年，東西方兩邊，一邊是盟軍特別是美軍，一邊是南斯拉夫的軍隊，搶著去那個交界位置，這個地方剛剛是角落的位置，就好像當年國軍未到香港，英軍搶著回來光復香港。這個地方就是因為盟軍先到，南斯拉夫軍隊還沒到，所以就成為現在意大利的一部分，否則就屬於南斯拉夫，現在的斯洛文尼亞。當時東西方冷戰第一個對接點就是這個地方。為什麼我會講這個地方，還因為有個很重要的小說家，在1910年代和20年代都曾住在的裏雅斯特，他就是喬伊斯 Joyce，而Joyce出名的現代主義小說《尤利西斯》，其中裡麵很多場景和人物其實是用Trieste的，他寫的是自己的家鄉都柏林，但是裡麵妓院的描述，街道的描述其實是借Trieste這個地方的，因為他留在Trieste這麼久。這本小說那麼有名，跟這個的裏雅斯特又那麼有關係，現在很多人講起喬伊斯，講起《尤利西斯》都會提及的裏雅斯特。所以董啟章寫一本世界級小說，就可以帶我們香港出去。第一個亮點就是這樣。
第二個亮點就是，我們香港很多學者，有很多大專院校，排名都不錯，隻需要有一些做出一點成績，有些思想的火花出來，或者又可以把香港的名字放在思想的地圖上麵，作為一個亮點。又舉一個例子，漢堡在1926年有一個有錢的家族叫作Warburg，成立了一間學院，他們之前已經成立了一個圖書館，再成立一所學院。從1926年到1933年納粹上台，學院隻有7年時間。Warburg當時邀請了新康德學派的卡西爾這個學者做主持。卡西爾寫了一本中國後來都翻譯了的書叫《人論》，卡西爾最後一本書叫做《國家的神話》，是在納粹剛執政後寫的。卡西爾屬下有一位叫作Panofsky的學者，我做電影的時候就知道，因為他寫圖像學，研究影像，所以我知道他。你看，一所學院要有亮點，隻需要兩三個有原創思想的人。到1933年納粹來了，Warbug家族是猶太人，把學校搬去倫敦。後來還有些著名的主持如Gombrich（貢布裏希），就是寫《藝術的故事》的學者。Warburg學院在漢堡隻有六七年時間，都可以留下成績，且不說大家耳熟能詳的法蘭克福學派或包豪斯學派。
香港一樣，如果有一個體製外的人捐一筆基金出來成立機權，然後請一些好的思想家來主持，幾年後可能都會有一些優秀的作品，令香港掛在世界思想地圖上麵。譬如說找幾個最近離開大學體製但思想力度仍在巔峰的香港學者擔綱，不按大學排名的牌理出牌，誰說不能生產出思想的光芒？
另外我一直在想，最可能成為大的亮點的，即我覺得香港在美學和文化上，最能吸引世界注意的，就是如果我們可以推動出一種本土cyberpunk的文化，賽博朋克或者塞伯龐克文化。cyber就是代表高科技電子世界，現在的年輕人很懂這技術、這世界，加上punk的況味。本來全世界就覺得香港是一個最有cyberpunk feel的城市，所以當時有名的電影《銀翼殺手》（Blade Runner）到後來其他作品，很多都是想像香港的場景。而cyberpunk其中一個經典就是Akira（阿基拉）的動漫，香港人都很熟識的日本動漫。當然還有一些cyberpunk的小說，如1980年代美國才出現的Gibson的《神經漫遊者》這些。
為什麼我會說cyberpunk在香港可以是下一個生活和藝術潮流，因為cyberpunk除了是外表，還有內心。在一種苦悶的時代，一種不滿的時代，怎樣把內心表現在外表，在美學上服裝上時尚上？香港很多年輕人都早就有著這樣的一種底蘊。紋身、穿刺、染髮已經做了很久，這兩年抗爭和抗疫的裝備也很cyberpunk，Mr Pizza的網上小說也已經有本土cyberpunk feel。最重要是內外結合的表現出一種賽博朋克形態，特別是一種punk的態度，我們沒有理由在一個沒有了小確幸的時代裡麵，再講小清新。我們文化精英的創意沒有可能隻依靠吃米其林和omakase（廚師發辦），現在的precariat一代已沒有上流的機會了好嗎？我們不能隻是去台灣和日本旅行，或隻停留在懷舊、傷逝。我們不要溫馴地進入良夜，我們要有進取的表現，要給同道知道我們有什麼心情。我們當然要有些外在的表現，從外表造形上讓手足看到自己。既然很多方麵不能表現，既在政治上表現不到，就在生活和藝術上表現，文化美藝上表現。當年外國人說香港很cyberpunk的時候，香港精英是沒有回應的，我這代的香港精英，覺得我們要穿時裝名牌，要跟上歐美潮流。問題就是歐美跟我們情況不同，心境不同，日本都不會這樣，台北不會，上海不會，北京不會，深圳廣州也不會，隻有香港的環境是像cyberpunk的環境。我覺得隻要香港一開始捕捉到cyberpunk這種感覺，如果我們能展示一個本土賽博朋克風格，世界馬上對號入座，你們看，cyberpunk的首都果然就是香港，這樣香港才能引領世界美藝潮流。那時候很多cyberpunk風格的文化藝術品和產業就會出來，從影像、音樂、服裝、髮型、化裝、街舞、設計、動漫到當代裝置藝術、行為藝術，到出版、報導、小說、學術全部都可以去發揮，甚至可以激勵空轉多年的高科技創意。我自己覺得我們香港年輕人的潮流應是cyberpunk，這是最撚適合香港共同體現在mood feel的一樣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