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在1963年開始擬定1966年至1970年的國民經濟第三個五年計劃時,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共識是:按照農、輕、重的安排原則，發展農業和輕工業，重點解決人民的“吃穿用”問題。但是,中國周邊麵臨的國際環境日趨緊張,不得不使他們的設想逐步發生改變。
1964年4月25日，總參謀部作戰部根據副總參謀長楊成武的指示進行調查研究後寫出一份報告，時間在國家計委向國家匯報“三五”計劃初步設想前後。報告中說:“我們對國家經濟建設如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問題專門進行了調查研究,從我們接觸到的幾個方麵來看,問題是很多的,有些情況還相當嚴重。”根據總參的報告,戰爭一旦爆發，存在的問題是嚴重的。
這是中國第三個五年計劃被迫修改的背後國際因素，也是新中國麵臨的巨大戰爭危機。
中國研發核武器時所麵臨的高風險是被敵人用各種手段摧毀，中國不得不進行全國性的核戰爭備戰備荒考慮，但是中國熬過來了。為了避免中國的工業化進程被徹底摧毀，中國開啟了三線建設。
美國1964年製定的襲擊中國核設施的計劃。
1994年,美國檔案館中的一批機密檔案滿30年，一部分終於被曝光解密,證實1964年之前美國確實製定了對中國進行突然襲擊的計劃。這在美國公眾中引起了強烈反響。
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美國間諜衛星對中國進行了24次偵察飛行,辨認出羅布泊基地,拍攝到了包頭的核工廠。美國確認中國將在1964年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十分驚恐。
1963年4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向國防部長提出一份長篇報告，擬定了直接和間接打擊中國核計劃的兩種方案。
直接計劃包括:
A、由國民黨軍隊實行滲透、破壞和發動對大陸的進攻。
B、實施海上封鎖。
C、南朝鮮進攻北朝鮮,以對中國邊界施加壓力。
D、對中國核設施進行常規武器的空中打擊。
E、使用戰術核武器有選擇地打擊中國的目標。間接方案利用外交和宣傳攻勢,希望得到蘇聯的支持,逼迫中國停止核計劃。
1963年9月，蔣經國訪問美國,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邦迪會談使用空降兵部隊打擊中國的核設施問題。蔣勁頭十足地提出,隻要美國提供運輸和技術支持，打擊大陸核設施就可以幹。
9月11日蔣經國與肯尼迪長時間會晤,肯直接問蔣:“是否有這種可能性，即將300到500人的突擊隊派到像包頭這樣遠的地方,而飛機不被擊落?”蔣回答昨天已經和中央情報局討論過了,他們認為是可行的。最後雙方商定建立一個計劃小組來研究襲擊的具體問題。但肯尼迪顯然對蔣方的能力沒有信心。蔣走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又應邦迪之請，擬定了一個以多批次常規武器打擊來毀壞和癱瘓中國核設施的應急計劃。
1964年4月14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委員會專家羅伯特·約翰遜起草了《針對共產黨中國核設施直接行動的基礎》絕密報告。當月美國總統約翰遜和國務卿臘斯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就此進行了討論。
根據另一份美國官員的報告披露:
該報告考慮了四種摧毀辦法,現總結如下:
(一)公開的非核性質的空中打擊(假定單靠美國執行)。為把中國可裂變物質生產設施摧毀到需要完全重建的程度就必須采取“相對沉重”(即沒有限製)的非核空中打擊。需要考慮的一個問題是采取什麽樣的打擊水平才能有效地完成這一任務。
(二)報告還談及一點,美國試圖使自己擺脫幹係的任何特別努力都很容易被人發現。
(三)利用在中國的特工進行秘密進攻。由於缺乏這類條件這一點已被否定。
(四)空投[一些詞語被刪]破壞小組。結論是一支100人的破壞小組能夠製服中國核基地的警衛部隊並毀壞核設施,但要完全徹底地摧毀它則很困難。
在約翰遜提交報告時,這種可能性據稱已得到嚴肅認真的分析。
1964年,美國總統不僅考慮先發製人地對中國發動軍事襲擊,以阻止中國成為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並就此計劃試探了蘇聯的意見。
在中國的南麵,美國插手越南的侵略戰爭逐步升級，由出錢出物支持南越政權,發展到直接派出軍事人員參與。
在中國的北麵,形勢也越來越嚴峻。1962年蘇聯在中國新疆伊犁、塔城地區策動了大批中國居民外逃事件。1963年7月，蘇聯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簽定了針對中國的《關於蘇聯幫助蒙古加強南部邊界防務的協定》,不久,蘇聯派駐重兵進入蒙古。此後幾年之中，蘇聯向鄰近中國邊境地區派駐的軍隊由10個師近20萬人逐漸增加到54個師近百萬人,戰略導彈直接指向中國。
在中國的西南麵，1962年10月20日和11月14日，印度軍隊悍然由東段向中國領土發動大規模入侵,中國軍隊被迫兩次進行反擊,將印軍擊退。其後，雖然由於中國方麵的主動停火、撤軍和交還繳獲的武器裝備,戰爭停止,但雙方邊界的軍事對峙局勢尚未得到根本緩和。
在祖國大陸的東南麵,盤踞台灣的蔣介石政權利用大陸的三年經濟困難局麵,加快了反攻大陸的計劃,多次派出飛機、軍艦和武裝特務進行竄擾。
z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