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六四，他從北京搶回了上千條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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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橫日本(專題)注：以下精選翻譯NHK報道《“為了救人，打破了絕對不能違背的規則”——記者十多年前聽到的這句話，真相究竟是？》；該文作者是NHK記者渡邊信。
盡量忠實原文，日文水平有限 ，請多指正。
譯文如下： “救人，我違背了規則”。
聽他在仙台說這句話時，是我剛當上記者四年半的時候。一位為了守護天空安全，付出不比任何人少的男人這樣對我說。但是，像“其實我已經打算把這些故事帶進墳墓了”這樣的話，我實在不知道該如何處理，也就沒能寫下來。
從那時起，已經11年多過去了。 如今當我成為外交部主管記者後，看到在被解除“絕密”公開了的與“天安門事件”有關的外交文件時，感到非常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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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就是那時，他和我說過的話嗎？
我決定去看看他，盡管他已經退休了。
從海底到天涯
赤木先生生於1946年，即二戰結束後的一年。
他高考落榜，正過著浪人的生活，卻被自衛隊征召入伍。他被要求在做潛水員和空中交通管製員之間做出選擇。赤木選擇了空管，他說：“比起海底更想看天空”。
雖然管製官的工作很緊張，但是很開心。
但是當時，管製官一天的工作時間隻有4個小時。他覺得到自己每天剩下的20個小時太浪費了，於是辭去自衛隊的工作，於1969年進入全日空公司。計算乘客的人數、貨物的量以及搭載的燃料重量等，成為了製作飛行計劃的航運管理者。
調查飛行路線上的天氣，並向出發前的飛行員們說明。那成了他的日常生活。在全日空退休後，赤木
“AIR DO”航空公司再次就職。
他在機場相關人員中很有人氣，在公司以外的機場職員中也很受歡迎。有他在的酒會上，人們總是笑個不停。
“帶去墓地的故事”
2009年6月11日。在仙台機場附近河邊的小酒館裏，我和他一起喝啤酒。
雨季的濕潤之風刮進了餐廳。 空調還沒開，所以屋裏很暖和，啤酒自然灌進了肚裏。 也許正因為如此，他似乎比平時更醉了。
“其實這些原本是必須要帶到墓地的話。”
就這樣，他突然開口了。
“你知道，‘天安門事件’嗎？”
1989年在中國發生的天安門事件。從喝酒時算起正好是20年前，89年時我14歲，當然記得。
據說他那時在北京。作為全日空管裏者，負責讓在留日本人回到日行。者，負責讓在留日本人回到日行。
“我們稱之為‘逃命航班’。那個時候，雖然可能有點誇張，但是為了拯救更多人的生命，我打破了應該嚴格處理的航運規程。”
我被這番話震驚了。違反與航運有關規則的行為是絕對不應該發生的，何況是航運管理者本人……我想這也是他打算 "帶進墳墓 "的原因。我已經感覺不到酒的味道了。
作為一名記者，我想我必須寫出我所聽到的東西。 但是，如果我請求他讓我寫，他會接受嗎？ 也許他會說那隻是個“酒後笑話”。 這的確是一個我不知道如何處理、如何寫的故事。
於是，隨後的我依然忙來忙去，但也無法向辦公室報道這件事情，隻能記在心裏。
他為什麽做“舉報人”
一年後，關於那晚的“故事”，已經漸漸淡出了記憶。
我突然又收到他關於機場安全的“內部告密”。
2010年2月，智利發生了巨大地震。
這時，與智利隔著太平洋的宮城縣海岸發出了重大海嘯警報。 在內陸一公裏左右的仙台機場出現了問題。
負責管理控製塔的國土交通省判斷，海嘯沒有造成洪水的危險，並允許抵達的飛機降落。
然而另一方麵，在地麵上負責飛機的引導和行李的取放等業務的全日空，考慮到機場海拔和海嘯的高度，卻讓全體工作人員都避難了。
結果，一架從台灣(專題)起飛的長榮航空客機在大海嘯預警中滯留停機坪近半小時，降落後無法卸客。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政府與仙台機場相關航空公司之間缺乏溝通。 如果海嘯到達那裏，必將是一場災難。
當時，他說：“我們來次采訪吧。“雖然他是現任的航空公司管理層，但他還是用自己的名字，為自己目睹的問題進行了作證。
以此消息為契機，國土交通省仙台機場事務所於5月26日召開了對策會議。從各航空公司到機場內的商店，還有派出所，所有相關人員都參加了，決定了防止再次發生的對策，包括建立信息共享的通信網絡。
我們對參加了會議的他，再次進行了采訪，他回答說："我覺得我們從這個事件中吸取了教訓，能夠為建立一個信息緊密溝通、統一決策的製度奠定基礎。
我很擔心他如此勇敢的指責，但似乎事情已經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幸運的是，海嘯沒有襲擊機場。的確，海嘯如果真要湧到距離海岸一公裏的仙台機場，需要一場非常大的地震。不知道我們會不會看到這樣噩夢般的一幕。
然而，第二年，這個 "噩夢 "卻以311東日本大地震的形式成為現實。
2011年3月11日
那天，我在東京。 前年7月，我已從仙台調到政治部。
東京也發生了大地震。 在電視上，我看到了熟悉的仙台平原被海嘯吞噬的場景。
第二天下午，我總算進入了仙台電視台，傍晚接到了一個電話。顯示的是劄幌市外局號“011”開始的號碼。為什麽，這個時候從劄幌來？
接電話的時候，聽到了男性的聲音。劄幌的AIR DO總公司打來了電話。
“這是我們仙台機場所長赤木給您的留言。”
我一邊聽故事，一邊在記事本上速寫。
“仙台機場有1300人。毛毯不夠。毛毯現在隻有200人份。冷。還需要1100人份的毛毯。”
當我向上司匯報時，他說：”馬上寫下來！“並受命寫了一篇稿子。
當時，關於同樣的困境，有大量的信息陸續發出，所以我不知道這些信息是如何發出的，是否有用。
後來聽說，仙台機場AIR DO公司通過相關人員向劄幌的總公司報告了機場的情況。那個時候，赤木說“請告訴NHK的渡邊記者”，發送了毛毯不足的信息。所以劄幌的總公司給我留了言。
赤木與在仙台機場工作的人很熟，他不斷鼓勵留守人員說：“一定有人知道我們這裏的情況。”
“當時隻有廣播是情報源。因此，當NHK播報仙台機場遺留人員的情況時，人們歡聲四起。我當時明白，這樣就沒問題了。”
後來他這樣說道。
在那之後，他在受災的仙台機場，為了恢複航行而努力。隨後第二年便正式退休了。
一直致力於公眾安全的他，甚至預見到了海嘯的可能性。
他過去到底在中國做了什麽？
在外交文件中複活的【天安門事件】
到去年年底，距那次酒後故事就已經過去11年了。
每年年底，日本外交部都會公開30年前被解除機密指定的外交文件。
從文書中找到所謂的“報道素材”，也是外交部負責記者的一種傳統。對過去外交史有很大興趣的我來說，這是期待已久的采訪之一。
這次公開的文件中包含了1989年6月4日在中國北京發生的天安門事件的記錄。共有一萬多頁。
天安門事件
中國人民解放軍以武力鎮壓要求民主化的學生和公民，造成大量傷亡。 包括當地商人和留學生(專題)在內的日本國民被迫撤離回日本。
日本駐北京大使館準備的一份外交文件中，有當時保護日本國民的細節。 事發後5天內，他們共開行公交車105次，將約1500名當地日本居民疏散到酒店和機場。
從這位負責保護日本人的外交官的描述中，我們可以感受到當時現場的氣氛。 6月13日，也就是事發後10天左右，他寫下了以下內容。
“軍隊活動頻繁，市內道路在各地都被阻斷，交通極為困難。每輛巴士上均有一名以上的使館成員同行，來回數處，每到一處都要接幾人到幾十人。“
”當把這些使館工作人員送上掛著太陽旗的巴士，前往大學等地進行救援時，感覺就像把他們送到戰場上一樣，我不禁祈禱他們能平安完成任務，平安回家。“
記錄了”臨時航班“的文件
外交文件上寫著，天安門事件後的3天內，約3500名在留日本人通過“臨時航班”，緊急回國。
臨時航班嗎…那個時候，10多年前的“酒後故事”和模模糊糊地封印著的心情蘇醒了。
“赤木先生所說的‘逃命航班’，不就是指這個嗎？”
文件上說，駐北京的日本大使館進行了“通過外交途徑支援著陸許可”，3天內總計10次航班飛到了日本。外務省的結論是：“如果沒有日航和全日空的合作，就無法進行本國公民的避難工作。”
沒錯，讓赤木“違反規則”的肯定是這趟航班的航行。
赤木，你到底做了什麽呢？
十多年過去了，但我覺得我現在可以麵對了。 作為一個記者，我應該做出決定。
我決定再去看看他。
再會
1月6日，新的一年迎來了曙光。 我給赤木先生打了電話。
已經退休的他，現在已經74歲了，但他的聲音聽起來比我想象的要更有活力。 他現在住在成田機場附近的千葉縣。 當我告訴他我想去看他時，他二話不說就答應了。
赤木先生既沒有逃避，也沒有氣餒，還邀請了當時在北京一起工作的維修員的同事“喚醒記憶”。那位原維修員，當時有詳細的筆記。
赤木先生一邊追溯著當時的記憶，一邊開始淡淡地講述。
中國職員的眼淚
1989年2月21日，赤木作為全日空的航運管理者赴任於北京。
同時，他也是一名進修人員，在作為航運管理者的工作間隙，還在當地的大學學習了中文。
他還與中共派遣的當地工作人員一起工作，那些中方工作人員都能說一口流利的日語。
天安門事件發生在赤木被派到北京四個月後。
這是由前改革派中共總書記胡耀邦4月15日去世引發的，胡耀邦曾因受到保守派的批評而失勢。以此為契機，學生們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一係列紀念集會，要求恢複前總書記的榮譽，但他們的要求逐漸轉變為要求民主化。
在赤木就讀的大學裏，學生們也舉行了集會，通過口口相傳和牆報，各種信息開始流傳。他預感到會發生什麽事。
那一瞬間，就如同在沸騰的水從鍋裏溢出來之前，被潑了冷水一樣。6月4日，人民解放軍終於向本國人民開槍了。
赤木先生也聽到了子彈飛來飛去的聲音。 他很清楚，他們正處於迫在眉睫的危險之中。 他說，他永遠不會忘記與他共事的一位目睹此事的中國員工的眼淚。
雖然是知心的同事，但實際上是為了監視外國人而被派來的女性工作人員。她們紅著眼睛哭著說：”這樣的話，中國將落後世界50年了。”
雖處在事件之中，卻反而沒有任何消息源。
赤木先生至今還記得從香港(專題)來的航班到達時的情景。在北京機場工作的中國人，從飛機上拿出供乘客讀的香港發行的中文報紙，貪婪地讀著。即使在嚴格的信息管製下，人們也會在“漏洞”中尋求真相。
被槍指著頭，卻忍不住說“謝謝”
北京確實是一個 "戰場"。
在對外公布的外交文件中，記錄了子彈飛入幾名日本大使館工作人員的家中，一名日本攝影師被子彈打傷。
人民解放軍的槍口也對準了赤木先生。
那是發生天安門事件4天後的6月8日深夜的事。赤木剛剛送完避難航班，準備回到自己在北京的家中。
在天安門廣場東北約七公裏處的一個叫三元橋的地方。他乘坐同事駕駛的麵包車時，突然被幾十名武裝士兵擋住去路。
被自動步槍的槍口指著，他們被命令從麵包車上下來，會說中文的維修員同事說明了情況。距離赤木鼻尖30厘米左右的麵前，就是槍口，而端著槍的，是一名臉上還殘留著稚氣的士兵。
赤木一下子脫口而出：“謝謝，謝謝！”
他舉起雙手，做出投降的姿態。 年輕士兵的表情絲毫沒有變化。
士兵們還嚴厲詢問了他堆放在車裏的專業無線電設備和飛機維修工具。 在宣布戒嚴，軍方以武力鎮壓平民的時候，對這些物品產生懷疑是很正常的。
一邊被槍指著，一邊被檢查護照，時間似乎停止了……
最後，一個貌似上級軍官的士兵說：“走吧！”
終於，被釋放了。
之後，赤木等人的麵包車又被檢查站攔了一次，才得以回家。 這次是個警察，他用手槍指著赤木等人。奇怪的是，在麵對大型自動步槍後，他們對小型手槍毫無畏懼之感。
和他在一起的一位同事後來說。
“喂，赤木。 在這種情況下，你不能說‘謝謝’”。
“沒辦法，這就是我對中文的了解程度。但你想想看。中文的‘謝謝’如果用漢字寫，就是日語“道歉”的意思。”（注，日語的道歉是“謝る”）
“我其實想說：‘對不起，我沒有做錯什麽。’”
後來，這成了他在朋友間的笑談。
是規則，還是……
赤木所說的“破壞規則”事件，就在這種情況下發生了。 全日空為撤離北京的日本國民，加飛了一架波音747，也就是巨型機。 （以下簡稱B747）
根據一位機務同行的記錄，共加開了5次航班，使用了兩種B747：SR用於國內航班，LR用於國際航班。
赤木就是在其中一次指揮SR時“違規”的。
作為臨時航班的航行管理者，赤木在計算了乘客、貨物以及燃料等重量後，發現飛機重量比最大起飛重量限製超過了2、3萬英鎊（約9～14噸）。
依據航空法的航行規程很嚴格，這樣是根本無法起飛的。
赤木困擾了。是讓乘客下飛機，還是丟下行李？
那時，北京機場全日空的事務所前的走廊的景象浮現在他眼前。槍彈飛來飛去的時候，在大使館的巴士上，好不容易才避難的在留日僑們排成了長隊。大家都想盡快離開北京。赤木想，就這樣飛吧。
不過雖然違反了規定，但他相信不會有問題。 原因是B747的性能與法規之間存在的差距。
在國內航線用機體B747SR的航行規程中，載有乘客、貨物以及燃料等的最大起飛重量約為58萬英鎊、263噸。但實際上，以B747的動力超過70萬英鎊也沒關係。國內航線飛行距離短，燃料消耗少，著陸時過重的話，接地跑道時輪胎有可能損壞。因此，在規定中故意抑製最大起飛重量。
像這次這樣作為國際航線使用的話，即使超過了國內航線規定的58萬英鎊，也應該沒問題。赤木知道這一切。
在出發前的碰頭會上，他坦率地告訴了機長。
“超重了。盡管如此還是想放飛。”
不知道什麽時候機場會關閉，和時間戰鬥吧。
機長會怎麽判斷呢？
他若無其事地回答。
“我知道了。赤木先生，請給我兩張負載平衡表。”
負載平衡表是指乘客、貨物、燃料和其他物品的總重量，以及機上這些物品的重心位置的數據，由航運管理者在起飛前提供給飛行員。 根據這些數據，飛行員決定飛機起飛時的速度。
這是一次心照不宣的默契，赤木馬上做了兩份文件。
一張是“官方”的，上麵寫的是起飛重量在規定範圍內。
換句話說，這份文件所述並非事實。
另一份文件是根據實際起飛重量製定的“非官方”文件。
這份文件是為了讓機長確認真實的重量。
這是深知B747性能的赤木先生和機長的”秘技"。
明明是違反航行規程的行為，為什麽赤木先生現在要告訴我們呢。
“我覺得時效已經過去了，我想我們的選擇也並沒有錯。當時的判斷的確在巨型客機的性能範圍內。大家齊心協力，一心想讓更多的人避難，那時的機長是真正的專業人士。”
正好趕上！
臨時航班的航行是在定期航班的間隙進行的。
當時北京機場的運行時間是到淩晨0點，所以必須在運行時間內將乘客和貨物送上從東京到達的臨時航班，並起飛。
無論如何，必須要在規定時間內把飛機送走。
赤木雙手捧著作為救援物資從日本運來的杯裝泡麵，贈送給了平時關係很好的北京機場操作室工作人員，“請吃夜宵”。
此舉讓中方職員緊張的氣氛有所緩和。赤木送麵是為了方便全日空的臨時航班，盡量靠近離跑道近的停機坪。這就可以盡可能地節省地麵上的時間，盡快讓飛機離開地麵。他決心盡其所能，幫助盡可能多的人。
赤木說“在機場全日空的事務所前的走廊裏等著的在留日僑們麵前，抱著事先準備用的杯麵過去的時候很痛苦，聽到他們說‘那些麵，不是給我們的嗎？’時，我滿懷歉意。“
外交文件中記載了北京的日本大使館在混亂中采取了破例的應對措施。
“有不少日本國民，尤其是留學生中，有很多人將護照放在學校或工作單位，去安全地區避難，因為有危險而無法取回。為此，在協商的基礎上，我們為近50人破例發放了通行證。”
事件發生兩周後，在國會的演講中，當時的三塚外務大臣這樣總結道。
“在極其危險和困難的情況下，除了兩名日本公民受傷外，我們得以將近4000名日本公民安全帶回國內。”
……
”我本來打算把這個故事帶進墳墓。“
我當時和現在都在想，是不是應該寫一寫，但這次我決定在得到赤木的同意後寫出來，以表達一個專業人士在突發事件和悲劇中應該是怎樣的，真正意義上的保護生命的選擇是什麽。
謝謝你，赤木先生。
我覺得11年前酒吧裏啤酒的味道終於又回到了我的身邊。
本文作者：NHK記者 渡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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