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周年特輯之五：民運爆發八九 偶然中的必然
編者按：1989年春夏之交，中國爆發了一場曆時近兩月，波及中國各階層和幾乎所有大中城市的民主抗議運動。“八九民運”以當局在6月4日淩晨以坦克機槍鎮壓而結束。“六四”30周年之際BBC中文網特別推出這套10集係列，翔實記錄“六四”事件始末，並對爆發“八九民運”的社會背景，學生，知識分子，民眾和回歸前的香港扮演的角色以及“八九民運”的政治遺產做全景分析。
1989年的春天，是中國政治的一個熱季。在這一年，有好幾個大的紀念日巧合在一起，很容易讓人產生曆史的聯想。
1989年伊始，天體物理學家，前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發表了一封公開信。這封公開信是寫給中共領導人鄧小平的。
方勵之公開呼籲中國政府尊重人權，釋放10年前因言獲罪，一直被關押的政治犯魏京生。
公知上書
這封信，成了當時中國知識界私下議論的主要話題，並引起了一連串反響。
2月中旬，由詩人北島牽頭，北京知識界33人聯名發表公開信，回應方勵之的呼籲，支持釋放政治犯。
緊接著，2月26日，中國科學院自然史專家許良英教授，中國社科院曆史所研究員包遵信，《新觀察》雜誌主編戈揚等人帶頭起草了有42位中國著名科學家簽名的《至中國國家領導人公開信》。
許良英教授已經在2013年以93歲高齡去世。這位中共建政前曾是浙江大學中共地下黨負責人的老共產黨員，在1999年“六四”10周年之際接受BBC中文記者采訪時，這樣回憶89年的那個春天：
“89年有兩個大事情：一個是‘五四’運動70周年，一個是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發表200周年。因此我們想應該在89年很好的宣傳人權、民主理念。到89年1月中旬的時候，我們就著手起草了一份公開信。公開信有四大要點：
一個是呼籲政治改革。第二個是必須保障公民權利。第三呼籲釋放因思想言論獲罪的人。第四個是體諒中國科學家生活的困難，國家應該增加科學教育經費。”
緊隨其後，又有由前《光明日報》記者，作家戴晴牽頭的43人公開信。
政治春潮
知識分子聯名上書，古已有之。但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中國知識界在兩個月內數次大規模聯名上書，要求大赦釋放政治犯，這還是第一次。
簽名活動引起的大陸知識界和海外華人的回應，對後來中國大學校園裏的學生起來要求民主的運動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然而，在1989年之春掀起的大批知識分子聯名上書、公開要求關注人權，並不是一個孤立的突如其來的事情。
導致這一局麵的言論鬆動和思想界的活躍，在1980年代中期已經初見端倪。
香港政論家，《六四前後：對八九民運前後的政治分析》一書作者丁望，對那個曆史時期有深入的研究。他對BBC中文記者分析說：
“中共黨內一直有比較開明的一派，這些人也希望政治體製的改革能夠慢慢的起步。在1985-86年間，中國大陸的政治生態有了一些變化。胡耀邦（時任中共總書記）啟用朱厚澤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朱厚澤鼓吹‘寬鬆、寬容、寬厚’，這個對知識界影響很大”。
“言論假期”
中共黨內開明派“寬容論”的出現，營造了一種較為寬鬆的政治環境，丁望先生稱這段時間是“言論假期”。
於是，中國大陸的媒體上開始了各種探討，從學術自由到新聞改革，政治改革，無不涉及。
突破“禁區”的言論也獲得了寬容。在美國的政治異見者、政治刊物《北京之春》的編輯胡平認為，對思想言論控製的鬆動，引發的是人們對共產黨意識形態的懷疑：
“在1986年我當時就已經感覺到人們的思想意識有了非常大的變化，對原來官方的意識形態產生了極為深刻的懷疑。而共產黨的統治從某種程度上講是意思形態的統治，它的意識形態一旦遭到質疑，那整個統治的合法性就遭到了質疑”。
“八六學潮”
1986年發生的學潮，便是對官方意識形態質疑的一個突出表現。
1986年12月中旬至1987年初，中國北京，上海和全國許多大中城市的大學生走上街頭，要求民主、自由、人權和進行政治改革。
中共政治老人鄧小平和黨內保守勢力不能容忍對中共家長製的這種公然挑戰。
86學潮的結果是，倡導政治寬鬆局麵的中共黨總書記胡耀邦遭到罷免。中共在全國展開“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
然而，開放、要求言論自由的趨勢已無法阻擋。1987年胡耀邦下台後，由趙紫陽接任中共總書記。已故著名作家，“六四”鎮壓後流亡美國的劉賓雁在1999年接受BBC中文記者采訪時曾這樣回顧這段曆史：
“87年反自由化運動顯然是要把新聞自由進一步縮小。結果趙紫陽上台後往總書記的位置上一坐，他就看到了全國的大勢所趨。他作為中國頭號政治人物他有責任，所以他就開始搞政治改革，13大上提出擴大新聞自由。所以到了88、89年的時候中國的新聞自由不但沒有比86年收縮，反而創造了新的高峰。許多過去不能寫的東西都可以寫了。比如88年關於三峽工程的討論，光是人民日報就連篇累牘發了十幾篇的報道，基本是反對三峽工程的。所以當時的情況非常之好”。
百家爭鳴
政治寬鬆氣氛激發了知識界對中國社會文化政治作進一步的反思，出現了幾個熱點。中央電視台播出的電視係列片《河殤》可以說是當時的一個代表：
“在20世紀末的今天，盡管外來衝擊不再伴隨著大炮和鐵蹄，我們的古老文明卻再也抵擋不住了，它已經衰老了，它需要補充新的文明因子”。
《河殤》試圖對專製主義統治的根源進行批判，針對的是中國非民主化的現實政治。在更深一層次，中國社科院馬列研究所所長蘇邵智等人，則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提出了質疑，指出馬克思主義處於危機之中。
中國知識界的探討帶動了大學校園裏大學生的思想活躍。到了1989年初，當時在北京大學作家班學習的張伯笠回憶道：
“1989年的時候在北京大學是一個最活躍的時期。我晚上去聽各種講座的時間比白天上課的時間還要多。講座什麽內容都有，有經濟的、有文化的、有體育的、有外交的。（主辦講座者）有來自西方的學者，也有像學生比如像王丹主辦的民主沙龍。基本上我覺得在北京大學你想講的話沒有不可以講的。在中國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我認為是經曆的最好的時期。”
香港政論家丁望認為，對中國政治、文化的廣泛討論，激發起了憂患意識，它激勵了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時代使命感，促進了他們參與改革、爭取民主的意願。
從知識分子1989年春要求人權的簽名信開始，憂患意識下的使命感顯示出了它的動力，成為後來八九民運發生的一個關鍵條件。
對話機製
政治寬鬆氣氛的另一個體現是在大學裏建立協商對話渠道的嚐試。
中共十三大報告中政治改革部分的執筆人之一，1989年前曾任《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的吳國光（“六四”鎮壓後離開中國，現任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係教授）在對BBC中文記者談到這一嚐試的背景時說：
“對話這個要求是當時所謂的改革派領導人首先提出來的。在1986年、1987年，甚至更早，我在人民日報的時候就寫過一篇評論員文章，就叫《要提倡和人民群眾對話》。後來到了趙紫陽提倡政治改革的時候就一再強調要對話了”。
1989年在長沙讀書的中南工業大學研究生會主席，後來成為湖南學生運動領導人的盧四清對BBC中文記者回憶他們大學當時的氛圍：
“我記得我作為學生會主席，每個星期都要組織一次學生與校長黨委書記的對話。直接對話，什麽問題都可以提出來，包括政治上的一些建議，都可以提出來。正是這樣的氣氛才使得89年那個時候的大學生去關心政治”。
社會不滿
到1989年春，中國在思想繁榮的同時，經濟改革卻陷入困境。1989年，中國的城市通貨膨脹率達到18.5%並高居不下。貧富差別越來越大，這成為後來民眾上街遊行，支持學生的一個重要原因。
1989年，25歲的韓東方還是中國鐵路係統的一名電工。學生上街後，他參與組建了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簡稱工自聯），支持學運。韓東方這樣回憶當時他作為一名工人對當時中國社會狀況的感覺：
“到1989年，改革開放進行了10年，貧富差距，社會不公越來越明顯，老百姓很困惑，感覺共產黨是說一套做一套，它聲稱自己是工人階級的政黨，但工人變得越來越沒有地位，有權有勢的人騎在工人頭上作威作福，變成了什麽老板，所以下層老百姓在觀念上就越來越不接受了。”
吳國光進一步分析說，中國政治改革的滯後也加重了人們的失望和不滿：
“政治改革終於在經濟改革進行了近10年後，在86、87年提了出來，民眾對此抱有很大期望。但是，各種既得利益勢力的反對迫使政治改革的步驟不得不放慢下來，這樣一個期望的破滅就使得民眾對經濟社會問題的不滿，借著要求政治改革的口號宣泄出來。”
《中國之春》主編胡平則從另一個角度分析了當時中國民眾的心態：
“實際上當時的社會情緒，是經過10年改革後，人們的欲望有所提升的結果。客觀的講，89年民運爆發之前，大部分人的生存狀態顯然要比過去好的多，並不是他們的生活狀況越來越壞而無法忍受。由於長期受到的壓製，他們已經想象不到還可以有更好的生活。我要強調的是，並不是社會不良現象本身使得人們覺得無法生活下去不得不鋌而走險，相反，是由於情況在好轉，使得人們對改革有了進一步的更強烈的要求。”
一觸即發
民眾的不滿，思想的活躍，加深了中共黨內當權者的分歧。後來被指為89民運“黑手”之一被迫流亡的已故原中國國務院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谘，1999年在紐約接受BBC中文記者采訪時說，89年局勢的發展，也走到了黨內保守勢力不能再忍受的地步了：
“上層這幫元老和左派們，對經濟改革，他們認為破壞了社會主義公有製，強烈反對；對政治改革，他們認為是在削弱黨的領導、取消黨的領導，也強烈的反對。而對於社會的多元化，特別是思想界的活躍，他們也不能容忍。所以到89年，黨內保守勢力也認為是到了關鍵的時候了。”
已故作家劉賓雁曾用八個字形容當時的中國時局：“危機四伏，險象叢生”。當時中國社會缺少的，隻是一個共同行動的信號了。
就在這個時候，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突然去世，便成為了這樣一個大家等待著的信號。
中國的大學生立刻首先行動起來，在新華社發布消息的當晚，北京大學校園內就發出了要求公正評價胡耀邦的呼聲。
胡平認為，胡耀邦的死之所以對89年的那場運動有如此強的號召力，這同胡耀邦本身的身份也是分不開的：
“胡耀邦是前共產黨總書記，他的符號是一個很正統的符號，人們表達對他的悼念，就有一種安全感，一種合法性。同時， 胡耀邦兩年前又是因為‘反自由化不力’被趕下台的，悼念他，對共產黨的現實統治就又有了一種挑戰的意味。這兩點加在一起，就讓胡耀幫成了導火線”。
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六四”鎮壓後被定為“黑手”之一的嚴家其說：
“中國沒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缺少反映民意的渠道。所以，用廣場的形式，用集體上街，就成了中國特色的民意表達方式。”
一場要求民主的和平抗議運動，就這樣在1989年春天的中國大地爆發。
那麽，作為這場運動的先鋒和主體的大學生，在運動展開後表現如何？他們是否有能力承擔起領導這場運動的角色？
（注：文中受訪者引語根據BBC中文記者在“六四”10周年等曆次“八九民運”專訪中的錄音記錄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