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24日
編者按：1989年春夏之交，中國爆發了一場曆時近兩月，波及中國各階層和幾乎所有大中城市的民主抗議運動。“八九民運”以當局在6月4日淩晨以坦克機槍鎮壓而結束。“六四”30周年之際BBC中文網特別推出這套10集係列，翔實記錄“六四”事件始末，並對爆發“八九民運”的社會背景，學生，知識分子，民眾和回歸前的香港扮演的角色以及“八九民運”的政治遺產做全景分析。
1989年6月2日，劉曉波、周舵、高新及侯德健四人，作為首批知識分子代表來到天安門廣場，加入到廣場上的絕食大學生中。
“四君子絕食”，給已趨疲憊的廣場靜坐抗議學生平添了一把火，使已日見冷清的天安門廣場重新人頭攢動。
而這時，由鄧小平拍板，中共最高決策層已經下定決心，不惜開槍殺人，也要將學生立即清出天安門廣場，重新控製首都。
1989年6月4日淩晨，北京終於發生了一場震驚世界的暴力鎮壓。
而“六四”鎮壓的序幕，24小時前，從6月3日淩晨就拉開了。
便裝進城
6月3日淩晨起，不斷有學生和市民向天安門廣場的指揮部報告，被堵在城外的戒嚴部隊開始著便裝向市中心滲透。
“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呼籲北京市民提高警惕識別便衣軍人，進行阻擊圍堵。
6月3日下午一時許，在西長安街六部口，一輛公交大客車被群眾截住，車內滿載了槍支彈藥。一挺機槍被抽出架在了客車頂棚上。
這些士兵雖是便裝，但清一色平頭、白襯衫、綠褲子，步調統一，使他們在人群中一眼便能認出來。他們被市民分割包圍，動彈不得。
廣場上學生組織的廣播站不斷報告“勝利”的喜訊，戒嚴令似乎仍是令人嘲笑的廢紙，而且更添一分滑稽色彩。
6月3日下午一時許，在西長安街六部口，一輛公交大客車被群眾截住，車內滿載了槍支彈藥。一挺機槍被抽出架在了客車頂棚上。幾名青年人站在車頂上，用從車裏拿出來的帶刺刀的步槍挑著鋼盔向人們展示，不時向圍觀人群打著V型手勢。
當時是北京電影學院85級學生的張華傑是站在車棚頂上的學生之一：
“我站在公共汽車頂棚上演講，講了十幾分鍾左右後，就看從新華門（中南海麵對長安街的正門）裏衝出了一百多名防暴警察，到了六部口後開始扔催淚瓦斯，群眾四下散開。從車頭車尾上來兩個軍人，一言未發抬腿一腳踢在我的腰上，我就從車頂摔下去了。很多人圍著踢我。等我站起來的時候，滿臉滿身都是血。我當時的反應是，他們開始使用暴力。我跑回廣場報警，我當時有一種強烈的感覺，今天他們要殺人的。那是6月3 號下午兩點鍾”。
心存僥幸
張華傑的預感是準確的。但在廣場上，學生、市民卻不相信政府會用軍隊真刀真槍真子彈的鎮壓。
當時在廣場的“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發言人韓東方，雖然自己曾是軍人，也知道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但他仍然認為解放軍不會開槍：
“我自己曾當過兵。我覺得，除了發生一群人衝入了新華門會開槍之外，我絕不相信，軍人開進北京城，在大馬路上會朝老百姓開槍。如果我是軍人，我會拒絕執行這種命令。”
廣場流沙
然而，執行戒嚴的軍人已經接到命令，不惜一切代價，務必在6月4日淩晨1時抵達天安門廣場，清晨6時天大亮前完成清場任務。
戒嚴部隊“有權采取一切手段”向天安門廣場開進。士兵拿到了殺人令牌。
6月3日晚6點30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的《緊急通告》，通過電台、電視台和廣場上的高音喇叭一遍遍的播出：
“全體市民要提高警惕，從現在起，請你們不要到街上去，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去。廣大職工要堅守崗位，市民要留在家裏，以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戒嚴部隊、公安幹警和武警部隊有權采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
隨著《緊急通告》的每一遍播出，天安門廣場上的人群就縮小一圈。如果說，過去50天中，廣場像是磁石一樣吸引人群，此時的廣場卻像流沙，人們在暮色中悄然逝去。
被市民攔截破壞的裝甲車。
血濺長安
《緊急通告》也像是動員令。東西長安街上，大批工人、學生、市民用交通隔離墩、公交車、甚至掀起長安街的人行道水泥板塊，設立起一道道路障，試圖像過去十多天來一樣，再次把軍隊堵回去。
但這一次，軍隊沒有停下來。車頂架著機槍的軍車在坦克、裝甲車和車隊兩邊平端著衝鋒槍徒步行進的士兵的掩護下，沿長安街東西兩側向天安門廣場突進。
遇到阻攔，士兵則開槍還擊。特別是西長安街一線，公主墳、木樨地立交橋和西單路口，成為流血最多的地方。阻攔軍車的群眾、圍觀的市民、甚至兩邊居民樓裏，都有人中彈倒下。
被政府認定為主要“黑手”的方勵之（已故）1999年在美國接受BBC中文記者專訪時回憶說，當晚將近10點的時候，有一個學生打電話到他在北京的家裏：
“他說，方老師，你聽。這是在木樨地打的。槍聲在電話裏聽得很清楚。”
當時在北京的美國國家廣播公司首席記者洛裏回憶說：
“聽到軍隊進城，在木樨地一帶開槍的消息後，我沒有到廣場去，我本能地想到，要趕快到醫院去。我帶著攝製組到了城西的北京兒童醫院，那個情景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醫院裏一片混亂，死傷者被一個個抬進來，醫生護士不知所措，他們從來沒有處理過槍傷。醫院裏滿地是血。我是個老記者，曾報道過越戰，血沒少見。但那一天，我又目睹了另一場屠殺”。
“劊子手”、“法西斯”、“畜生”，每一聲怒吼和辱罵，得到的是士兵槍彈的回應。
到6月4日淩晨一點左右，戒嚴部隊突進到天安門城樓前，並切斷封鎖了通向廣場的四周街道路口，完成了對天安門廣場的包圍。
坦克、裝甲車在天安門城樓下的金水橋前一線排開，等待開進廣場的命令。
1點30分左右，戒嚴部隊播出的《緊急通告》更充滿殺氣：
“首都今晚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暴徒們猖狂襲擊解放軍指戰員，搶軍火、燒軍車、設路障、綁架解放軍官兵，妄圖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推翻社會主義製度。
凡在天安門廣場的公民和學生，應立即離開，以保證戒嚴部隊執行任務。凡不聽勸告的，將無法保證其安全，一切後果完全由自己負責。”
學生用自己的身體護住士兵免遭憤怒的市民的毆打。
撤離廣場
天安門廣場的照明係統被切斷，諾大的廣場顯得空蕩陰森。侯德建借著手電筒的光，為圍坐在紀念碑周圍的幾千名學生彈著吉它，唱起《龍的傳人》。
廣場上的學生，沒有人知道該怎麽辦。沒有人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麽。
這時，侯德建、劉曉波等人找到“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對學生領袖們說，廣場外流的血已經太多，沒有必要流更多的血。
“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之一，負責廣場廣播站的封從德回憶說：
“侯德建找到我，說能不能讓他們（即絕食四君子）去跟軍隊談判。我說你們去談判是可以的，但不能代表指揮部也不能代表學生”。
指揮部另一名成員，當時是北大作家班學員的張伯笠回憶說：
“侯德建就把他的白色的背心脫下來，舉著，就像白旗似的（朝戒嚴部隊）走過去了。然後很快就看到侯德建跑回紀念碑，說‘隻給半個小時時間，半個小時撤出廣場，不撤後果自負’”。
撤還是不撤？生死攸關的決定，責任落在了當時年僅23歲的北大學生封從德肩上：
“我也不敢自己做決定，黑燈瞎火的也沒法點人數，我就拿起話筒說，大家喊，用喊聲來表決。要留守的喊‘留守’，要撤離的喊‘撤離’。我個人感覺兩邊聲音差不多。但我覺得如果喊聲大小一樣的話，那心裏想撤的人一定是更多。於是我就決定撤了。”
公主墳、木樨地立交橋和西單路口，成為流血最多的地方。阻攔軍車的群眾、圍觀的市民、甚至兩邊居民樓裏，都有人中彈倒下。
學生們打著旗幟、挽著手臂、高唱著《國際歌》，許多人泣不成聲。
在士兵平端的槍口和身後隆隆的坦克聲中，在黎明的第一線曙光中，學生撤離了天安門廣場。
一場震驚中外的血腥鎮壓，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以這樣一句話告訴了世界：
“……約5點左右，戒嚴部隊進駐天安門廣場。到5點半，整個過程結束”。
死傷人數
“六四”鎮壓到底死了多少人？
中國政府在“六四”鎮壓後公布了這樣一個數字：
“有241人死亡，其中：戒嚴部隊指戰員23人，地方218人。地方（含市民、學生、外地人員和暴徒）218人中，北京高校學生36人，外地人員15人。約7千多人受傷，其中：戒嚴部隊指戰員5千餘人，市民約2千人。天安門廣場範圍內沒有打死一個人。”
這是迄今中國政府向外界公布的唯一的“六四”傷亡數字。
但是，西方媒體和其它國際組織的估計則高於這個數字，從數千人到上萬人不等。
中國政府始終強調“廣場上沒有死一個人”。即便這是一個事實，但它取代不了另一個事實：中國政府用機槍和坦克，以不惜平民流血的方式，在1989年6月4日淩晨，鎮壓了一場波及全中國的民主運動。
6月4日清晨站在坦克車前的一名青年，成了89民運不屈的象征。對待六四，30年來中國政府隻做了而且仍會繼續做一件事：試圖從曆史上將它抹去，就像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樣。
又到周年
在重新取得對首都北京的控製、各省官員先後表態支持中央後，政府開始了對參與89民運的學生、知識分子、工人市民領導者的逮捕鎮壓。
部分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黑手”被投入監獄。一些工人、市民被當成“暴徒”草草審判、處以重刑甚至槍決。
更多的學生領袖和參與民運的著名知識分子則在有良知的中國老百姓的掩護和“黃雀行動”等海外民運人士的策應下，輾轉逃離中國大陸，流亡海外。
一晃，30年過去了。BBC中文記者曆年來曾采訪過的當事人中，有人仍在呼號，有人已沉默，有人已經客死他鄉。
記者曾與之麵對麵訪談的人中，方勵之、劉賓雁、陳一谘、包遵信，戈揚、許良英，王若望等不少人已經離開了人世。
對待“六四”，30年來中國政府隻做了而且仍會繼續做一件事：試圖從曆史上將它抹去，就像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樣。
然而，曆史不能抹殺。抹殺曆史是徒勞。
30年，對於紀念日，是個大日子。對於當代曆史，是一個足夠的沉澱和距離。
這場改變中國政治進程的民主運動為什麽會在1989年發生，又為什麽注定要失敗？它給今天的中國，明天的中國留下的是什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