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這篇文章是獻給自由的媒體人和研究者們的。讓我們先記下幾個”六四”事件的關鍵時刻：
1989年4月15日， 胡耀邦去世。他因倡導”解放思想”不遺餘力，組織平反了數以百萬計的冤假錯案，成為最受愛戴的中共領導人；又因在1987年初被鄧小平廢黜，成為最受同情的中共前領導人。
4月16日 ，李鵬問趙紫陽：學生悼念耀邦，我們什麽態度？紫陽答：允許！耀邦是我們的領導人，我們自己就在悼念，怎麽能禁止學生悼念？當時，全體常委在場，鄧小平的秘書也在場。
4月19日，鄧小平親自告訴趙紫陽：朝鮮，你還是去。
4月22日，官方胡耀邦追悼會結束時，趙紫陽說：我明天去朝鮮。學生的事，我的意見是三條：1，喪事已結束，應該勸學生回校；2，不可動用軍警，除非出現打砸搶；3，對學生的訴求，要認真研究，通過各界協商對話解決。全體常委都說，同意；鄧也說，同意，這三句話因此實際上成了常委的決議。 趙還對我說：政治體製改革，現在應該集中力量研究協商對話，——這就是改革。
以上是我親曆的，真實性我負責。 下麵的事，如果《李鵬”六四”日記》不泄露，我完全被蒙在鼓裏。
4月23日，這一天，李鵬在日記中把自己一分為二，描寫成兩個人。
請先看下午。他到火車站送趙，問趙還有什麽交代；趙答，沒有別的，還是那三句話，要落實。李鵬一回中南海 ，立即找喬石，共同起草文件發出。這是下午的李鵬。
再看晚上。李鵬日記裏是這樣記的：國家主席楊尚昆要他找小平，他要楊一起去，楊同意。 當天晚上楊李到底去找了鄧沒有，談了什麽？到底出了什麽事，趙前腳走，鄧楊李三人就必須趕緊碰頭商議？李鵬日記沒有說去，也沒有說兩人當天說說而已，根本沒有去。《鄧小平年譜》既沒有鄧在當天夜裏約過楊李的記載，更沒有鄧接見楊李的內容。年譜隻說，直到4月25日上午，鄧小平才見李鵬楊尚昆，聽匯報。這完全可以理解：鄧的年譜本來就是中共文件，必須為黨為鄧保密。
要探究真相，我們隻能回到李鵬日記，仔細看看李鵬經過4月23日晚上，具體想了和幹了些什麽。我認為可以百分之百肯定，李鵬在4月23日晚間直接地或間接地摸清了鄧小平要求鎮壓學運的底牌。 這決不是無稽之談，因為一夜之間李鵬完全徹底的轉變必有原因。李鵬不再是4月23日下午抓緊時間發出文件傳達趙紫陽的三點意見的李鵬。這意味著李鵬一人否決了常委都同意的黨總書記趙紫陽的重要意見。根據日記所述的理由，是李鵬心中憂慮，擔心學生們像文革那樣搞亂中國。於是他決定，立即吩咐北京市委馬上來向常委匯報學生的動亂。 李鵬還異乎尋常，無比細心，關照溫家寶，不可讓鮑彤知道這次匯報；盡管他完全清楚：作為中央常委唯一的政治秘書，參加常委的一切例會和非例會，是鮑向常委集體必須擔負的責任。
四天後，4月28日的常委會前，溫家寶當著中辦一位徐副主任的麵向我解釋，4月24日晚不讓我參加常委會是李鵬的決定。我感謝溫家寶的誠懇，但我有理由懷疑，如此權威而又周密的設計，更有可能出自鄧小平和楊尚昆對李鵬的叮囑。
根據李鵬日記，鄧的秘書在4月24日深晚，就主動打電話要李楊二人於次日（4月25日）上午去向鄧匯報常委會的內容。鄧小平隨即一錘定音，發出了當時中國的最強力的定性——”北京學生在動亂！”接著，4月26日，《人民日報》代表中共中央發表了聲討學生動亂的宏大社論，透過全國一切媒體，以大革命的聲勢橫掃全國。4月27日，全國的學生和民眾被激怒了，舉行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抗議遊行。 以上種種反證：趙紫陽離京的當天晚上，鄧李楊三人絕對不可能沒有直接或間接通過氣，隻是因為內容不可告人，所以《李鵬”六四”日記》和《鄧小平年譜》都小心翼翼回避了4月23日這個曆史性的夜晚的實質性內容。
黨媒異口同聲恭維鄧”挽救了國家挽救了黨”。可是，當時真正壓在鄧李心上的最最沉重的第一位的問題，難道是學生問題嗎？請看李鵬日記5月21日載：李鵬急於請求鄧的，是快快開會”解決趙紫陽問題”。鄧的秘書則根據鄧的老辣經驗，明確答複李鵬：必須等解放軍進城以後，開會才更有把握。是啊，不在刺刀底下開會，靠得住嗎！ 由此可證：不是”解決學生問題”，而是”解決趙紫陽問題”，才是鄧李心中性命交關的共同的重中之重。
至此，我們有充分理由進而探討一個全新的問題：鄧小平高呼”動亂”的動機，到底是想製止學生上街，還是意在激怒學生，唯恐學生不上街？ 設想一下（當然隻是設想）：萬一學生人人躺平，一切照常，後來的結果又將如何？鄧李還有能力提請中央開非常會議”解決趙紫陽”嗎？還有什麽借口”挽救國家挽救黨”？
我想順便指出，趙紫陽也許被當時的李鵬認為是對頭，可曆來不是鄧小平的天敵。李鵬日記5月28日載，鄧的牌友，非常熟悉鄧內心活動的丁關根，親口告訴李鵬：李先念早在1988年就向鄧提出要搞掉趙紫陽了；當時鄧對李的答複是，時機不成熟；如今1989年5月，經過慎重考慮，鄧才下了決心。前一句是鄧小平拒絕李先念的婉辭——當時的趙紫陽是我鄧小平所倚重的長城，你李先念休做白日夢！後一句才是鄧的肺腑之言：既然趙紫陽業已明白無誤支持學生悼念胡耀邦，等我鄧小平百年之後，趙不可能不做批鄧秘密報告，不可能不替胡耀邦翻案，不可能不是中國的赫魯曉夫！
鄧小平居然這樣小肚雞腸嗎？胡耀邦最有經驗。毛澤東製造的冤案，鄧都可以允許胡耀邦平反；唯獨經過鄧小平手的，高饒案，劉伯承案，粟裕案，要平反難如登天。百分之99點999右派分子的個案都已經具體平反了的”反右派運動”仍被鄧小平認定為”必要”的。原因無非就是鄧小平本人當時榮任著全國”反右”領導小組的總組長。
（胡耀邦追悼會時間是四月二十二日，不是十九日。作者的筆誤，特此勘誤，謹向讀者和編者致歉。）
（二）
本文不打算討論個人品德。但是李鵬日記，關於5月13日下午，有幾句非常別致而又無人能懂的話：小平要國家主席楊尚昆緊急趕來轉告我李鵬：他鄧小平今天耳朵聾，趙當天下午對鄧說的，他鄧小平什麽也沒有聽見。這是什麽玄妙口信，有誰能破解這個謎？ 但我碰巧知道5月13日下午趙紫陽對鄧小平講的是什麽事，也碰巧知道鄧小平“都同意”的是什麽。 那天下午，鄧小平在楊尚昆麵前親口向趙紫陽宣布，對趙紫陽處理學運的整套方案“都同意”！趙前腳走，鄧立即差遣傳令兵國家主席楊尚昆，十萬火急密告李鵬：我鄧小平耳朵聾，趙的方案我剛才完全沒有聽見，因此我的“都同意”就是都不算數！
我何以知道這個“都同意”的故事？因為趙自4月30日回京之後，天天要求見鄧小平談學潮，鄧天天拒絕，一直拖到5月13日上午，才電話通知，說下午可以見。那天趙紫陽特別高興。此前13天，趙作了大量工作，找各方麵人士磋商，提出了在民主和法製的軌道上通過各界協商對話的總體設想和在高級幹部中進行廉政和整改的一些初步措施，並在5月8日和5月10日分別在常委會和政治局會上基本上取得共識。趙急於想聽到鄧本人的意見。我那天下午也特別興奮，幾乎整個下午我就呆在空無一人的趙紫陽本人的辦公室裏。快到晚飯時，紫陽回來了。我問：“小平同誌什麽意見？”紫陽照例不緊不慢悠悠然回答我：“嗷，都同意！”我當即回到研究室向研究人員宣布：小平都同意。
鄧小平有點聾，不太聾。更何況趙的一舉一動天天都有各種人通過各種渠道向鄧即時匯報。正因為太清楚趙紫陽的方案，鄧小平才必須賴賬，怕趙紫陽開會傳達。然而，鄧小平為什麽要搞這一套陰謀？我不敢妄議。但肯定不是為了糾錯。如果糾錯，應該派楊向趙本人更正啊，為什麽十萬火急派楊尚昆這樣一個大傳令兵去向毫不相幹的李鵬傳達密旨呢？
趙紫陽的整套方案裏有一個啟動點——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義正式撤回《人民日報》的“426社論”。我估計，這正是他5月13日下午向鄧匯報的重點。我這樣估計的根據是：在趙要求見鄧而不得的13天中，趙本人曾多次向楊尚昆提出這個建議，並先後轉請閻明複許家屯也同樣向楊建議。趙非常坦率地認為，正是這篇社論發出了錯誤的聲音，傷害了愛國的學生。解鈴還須係鈴人。這是回避不了的。既然要跟學生對話，就必須承認“426社論”的錯誤。沒有這一點誠意，對話就是空的。公開表達誠意，才能把學生和市民團結起來，成為談判和改革的摯友和動力。對趙紫陽的這一主張，楊尚昆一直不表態，翻來覆去老是說，不要急，慢慢來。所以我估計，5月13日趙終於有了機會見鄧，最緊要的話是這個。鄧小平答複“都同意”中的“都”，我估計也不可能把這個最重要的意見排除在外。——鄭重說明，這是我的估計，我有根據，但不敢武斷肯定，隻希望1989年5月13日鄧趙談話的錄音尚在人間，沒有被毀。
（三）
現在我想需要回顧一下趙的後續行動。趙當然不知道軍委主席鄧、國家主席楊尚昆、國務院總理李三人之間那些烏七八糟的勾當。既然鄧“都同意”，趙就抓緊落實。趙的5月14和15的日程都已排滿，16下午是和戈爾巴喬夫會談。會談完畢，趙立即趕回勤政殿開常委會，議題是完整的，就是肯定學生愛國並撤銷《人民日報》“426社論”。趙沒有宣布或暗示鄧小平已經“都同意”，隻是陳述了自己的理由。在肯定學生愛國的措辭上，李鵬爭辯了幾句，後來看到楊尚昆姚依琳都不太積極，李也就不再反對，終於通過了。所以次日各大媒體，都報道了趙紫陽代表常委肯定學生愛國的新聞。
問題主要卡在撤銷《人民日報》社論上。李鵬姚依林楊尚昆都聲稱這將“傷害小平同誌”，堅持不能撤銷。紫陽反複說明，本來就是我們常委自己錯誤地向小平同誌反映了情況，因此一切應該由我們常委負責；人民知道小平同誌支持我們常委知錯就改，非但不會傷害小平同誌，而且無疑將提高他的威望。喬石和胡啟立都明確支持趙的方案，李鵬姚依林則堅持反對。楊尚昆支持李姚，但不是常委。常委議事規則規定的是多數決定製。這次是趙喬胡三人讚成，李姚二人反對，本可通過決議，為慎重計，趙決定擱置再議。 因此，5月17日上午趙才要求單獨見鄧。鄧的回複是“可以”。鄧要趙下午幾點鍾（我記不清了）準時到住處。趙準時一到，鄧小平就向趙攤牌了。
細節很重要。但我沒有看到有關人物寫過這次攤牌的任何細節。我當然不相信無關人士的描繪。我隻知道趙紫陽本人在當天傍晚親口對我和他的秘書兼中辦副主任張嶽琦二人的口述。 我記得趙紫陽是這樣說的：
今天打官司。姚依林全贏了。我全輸。我本以為是我和鄧兩個人談話，想不到是鄧主持開常委會。我去時，他們早到齊了，楊尚昆也到了。姚說我的亞行講話最壞，發出了（和鄧不同的）兩種聲音。今天作了決策。什麽決策我不能告訴你們二人，因為要保密。我說“有決策比沒有決策好，但這個決策我執行不了。”鄧說，“總書記還是你（趙）。”我回來想了一路，我必須辭職。你們給我寫個辭職信。”我問，辭一個（總書記）還是辭兩個（加軍委第一副主席）？趙答：兩個都辭。 附帶提一下鄧主持的這個曆史性常委會上的一個小插曲。趙要我起草辭職信，因此叮囑我“注意保密”，我說，這容易，我從來沒有泄過密。趙說，“有人已經說你泄密了。”我很氣憤說，“這個人一定是李鵬，因為別人講話都是負責任的。”趙說：“可是人家說你已經泄密了。我對他說，法製社會，講話要有根據。他說，我有根據，現在不拿出來，必要時再拿出來。”後來終於揭曉，李鵬要國務院向人大常委控告鮑彤的，是我在5月17日晚上向政治體製改革研究室的13位研究人員泄漏了中央開會決定戒嚴的軍事機密，而鐵的事實是：13人證明鮑彤沒有半個字涉及戒嚴，隻是說自己將受審查，請大家嚴守紀律保持冷靜。可笑的是：李鵬居然在5月17日下午就已經預先掌握了鮑彤將在同一天晚上要犯泄漏軍事秘密罪的“證據”，“鮑彤是壞人”也從此成為鄧小平的口頭禪。—— 不過這些東西，上不了曆史的殿堂，隻能當作中共的笑料。
言歸正傳。根據趙紫陽當時對我和張嶽琦的口述，我認為有幾點是肯定無疑的：
第一，所謂“趙紫陽不該在戈爾巴喬夫麵前把鄧小平拋出去”這個傳播最廣的罪狀，根本沒有在攤牌會上出現過。因為，趙紫陽必須把“鄧小平雖然退出常委但仍然是中共的最高領袖”告訴全世界，這是中共中央的正式決議，而這個決議恰恰是鄧在1987年7月7日親自提出的；最雄辯的是，李鵬早在1989年4月27日，通過傳達的方式，就已經把鄧小平赤裸裸地整個“拋出來”一次了，還用得著等到5月16日趙紫陽再“拋”第二次嗎？！
第二，主攻手姚依林顯然是被鄧小平選定並經鄧親口培訓的。不過也真難為了姚依林。鄧小平叫5月17日的姚依林狠狠抽了5月8日的姚依林的耳刮子。姚依林很少說別人“好”，唯獨對趙紫陽5月7日的“亞行講話”說過好，因為實在無懈可擊。5月8日那天，常委會尚未正式開會，在聊天，楊尚昆說：紫陽，你昨天講得好！第一個響應的，恰恰就是姚依琳的連聲“講得好講得好” ，不甘落後的李鵬也緊跟說：“我近期見外賓，也要呼應一下。”如果5月8日常委會的錄音沒有被毀，我想應該都查得到。 同樣是常委會，同樣在楊尚昆的掌握下，5月8日是全體無異議讚同趙紫陽發出這個“第二種聲音”；5月17日在鄧小平核心的親自主持下，卻又以多數宣判：發出“第二種聲音”是罪該萬死。這是什麽？這就是中共中央最高領導機構的政治生態。
（四）
寫到這裏，似乎可以結束了。但是，有兩個極其重要的實質性問題，我認為有責任回答：
第一個問題：學生群起而表達自己的意誌是不是“犯了錯誤”？我負責任的回答是：絕對不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就任何主題，都有權表達各自的觀點。他們的這種權利應當受到國家、政府以及軍警的保護，而不應受到壓製和摧殘。這是我至死不渝的信念，決不因“成敗”而改變。1989年“六四”的學運民運，是我平生經曆的最值得國人驕傲的壯舉。力量對比是力量對比。成敗是成敗。善惡是善惡。因打贏而得勢的邪惡畢竟是邪惡，被屠殺的正義則永遠是正義。
第二個問題：如果趙紫陽向鄧小平妥協，能不能避免屠殺，減少損失？ 這個問題問得很妙。似乎，隻要趙紫陽屈服，天安門屠殺由鄧小平屠殺改換為趙紫陽奉鄧小平之命下令屠殺，就能改寫曆史，紓解人民的痛苦，減少改革的損失。其實，一進入力量對比的領域，趙紫陽就輸定了。恰如當年毛澤東對劉少奇——叫你抓四清：右了，是包庇走資派，左了，是形左實右；叫你到大學去抓文化大革命，不派工作組，是聽任學生向黨進攻；派工作組，是鎮壓學生沒有好結果。要整你就非整到死不可，這是中共至少從毛澤東以來的傳家寶，鄧小平不過是毛澤東的學徒之一而已。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我有一位摯友告訴我：1989年初，當過中共中央統戰部長的汪峰，曾找幾位頂尖的民主人士透露，鄧小平有意將在憲法中刪去“四個堅持”。我願意證明鄧小平那時真的說過諸如此類的話。我自己就有切實的證據——就在同時 ，即1989年初，胡喬木不僅對趙紫陽，而且專門對我本人，都特意透露過這個重要的喜訊。我完全不懷疑鄧小平在1989年初曾經對胡喬木汪峰等親口說過這些話，正如我至今絲毫不懷疑在天安門屠殺之後鄧小平仍然親口信誓旦旦宣布“十三大報告一個字也不能動”一樣。
至於《李鵬“六四”日記》的可靠程度，我認為，因為這書是被中共中央嚴禁李鵬本人在國內出版的，就足以確證本書確實出自李鵬之手，是真品，決不是旁人冒名頂替的假貨。
寫了以上這些，其實隻是“六四”事件這個滄海中的一粟。 公然部署二十萬用坦克和衝鋒槍武裝起來的國防軍碾壓和掃射手無寸鐵的和平示威的學生和市民，是中共黨魁鄧小平破天荒的創舉，已經成為人類社會演化史上的一大關目。鄧以“鎮壓學生就有好結果”的血淋淋的事實徹底摧毀了毛澤東的假惺惺的“鎮壓學生沒有好結果”的謊言。而且，它的異乎尋常的特點之一是，居然在中國內外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公開讚美。
“六四”屠城確實是史無前例的一場大革命。它明目張膽開辟了公權絕對不受製約和民權徹底失去保障的新時代。“六四”屠城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中確立了“萬眾”必須“一心”的“核心”體製——用鄧的原話，叫做“毛在，毛說了算；毛死，我說了算；將來，你（江澤民）說了算”！這個體製就這樣明火執仗確立了。“六四”屠城因此構築了共產權貴金字塔的數不清的層層階梯，從正國級到城管和輔警，再到老百姓，再到被用“特種戶口”精心治理的罪民，從而在一切中國人的脊髓裏植下了“順黨者昌 ，逆黨者亡”的必然基因。毛澤東的理想，無非是把國家變成“一切行動聽指揮”的軍營，“六四”屠殺則創造了一個一切行動“用不著”指揮，人人天生就個個自覺自律向黨看齊的產業大軍和作戰大軍。 十四億人同看齊，叫你天下誰能敵！中共的鐮刀崛起了，富強了，領導著全世界了。中國的韭菜也源源不斷滋長繁殖起來了。中國越來越偉大，天安門屠殺的主謀鄧小平也被尊稱為“鄧公”了。
這一切都不是夢，是津津有味的現實，正在向全世界的仰慕者們招手。
（完）
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RFA 2022年6月1日-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