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國、人民、個人、一切：歧途三十年
1989年6月3日夜，北京城的長安街，密集的槍聲打爛了國人對自由的幻想，轟鳴的坦克碾碎了中華走向民主的希望。中國的一切，都在六四這場劫難中被改變了。從此，祖國和人民走上了另一條道路，它與民主自由、平等博愛、法治憲政相悖，卻與專製橫暴、精致利己、弱肉強食相合，讓十數億國民向著殘酷、犬儒、失去公義和良心的方向狂飆突進。
“人是政治動物”，西方的“亞聖”所言誠不欺我。什麽與政治無關呢？權力、金錢、意識形態、製度與政策，皆與政治息息相關。如果把政治比喻為生物學中的“綱”，以上這些領域則是“目”，下麵的一切國計民生，自然是“科”、“屬”、“種”，人人事事都在政治的影響下、在國體政綱的滲入中。從國家領袖，到草根庶民，無人可以跳脫出政治及它的各種衍生物（如法製）的影響。而六四，改變了中國政治變化的路徑，自然也對中國的一切產生了這樣與那樣的影響。
去年的六四前夕，我曾赴香港的六四紀念館參觀。當時我與館內藝術家在小紙片上共同勾畫關於自己心中與六四有關的圖畫，我的畫作表達的主題就是六四前後中國的差異、對比。
我畫術欠佳，隻用筆粗粗勾勒一番。我告訴藝術家和其他畫作者，我畫的“斷裂的階梯”象征著六四摧毀了前麵十多年中國人民對自由民主的追求和六四後國人的墮落，以及六四前後的對比。六四前即1980年代的中國，曆經文革浩劫的人們呼喚著人道與科學，理想主義滋潤著國人尤其學生的心田，民主與法治成為各階層共同追求的目標，平等博愛是知識界一致的理想；而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下，社會的黑暗被揭露、專製與暴行被批判、建國後乃至古近代的中華曆史都被深刻反思……六四之後的中國，卻每況愈下，政治專製、高壓維穩、不擇手段發家致富成為社會主流，國進民退國富民窮、貧富差距日益加大、階層固化愈發嚴重，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利己主義大行其道，道德淪喪、誠信破產、知識分子犬儒化、國民公共意識淡漠……六四之前和之後的中國，宛如隔世。它徹底改變了中國的發展路徑，讓國民走入是非易位善惡不分的時代。而我自己的命運，客觀上也被六四及它後來的影響所改變了。試想，如果我出生後是在民主自由的中國，我的人生又是如何呢？我的理想、我的抗爭與維權又會是怎樣的結果呢？會如我這幾年的經曆，“陰風戾雨命彷徨，最是倉皇離國日，一片淒涼（化用方舟子詩）”嗎？
六四對中國最深的傷害，不是專製本身，而是“後六四模式”下中國全麵社達化、犬儒化的社會生態的形成與不斷“升級”。所謂“社達化”，即是以實力而非勞動強度與價值分配利益、以強弱而不是對錯來評判是非。從官員的貪汙腐敗，到基層公務員的吃拿卡要，權貴勾結巧取豪奪，對比工薪階層、普通工人農民及“農民工”遭遇的剝削壓榨，無不證明社會的巨大不公；而無論官媒還是自媒體，紛紛為政府、央企、富商、醫療、警察等各利益集團搖旗呐喊、為這些既得利益階層的過錯與吸血而洗地。權力的審查和金錢的雇傭讓輿論場一邊倒，黑白在光天化日下被顛倒、善惡於大庭廣眾中異位。民眾無法發出聲音，受害還要被汙名化，作惡者反而利用話語權優勢利名雙收。“毒奶粉”、“毒疫苗”受害者遭遇維權打壓，而作惡的元凶卻逍遙法外或“罰酒三杯”，連拘留都坐在如貴賓室的單間穿著優雅。麵對警權濫用、黑惡勢力猖獗、為富不仁、醫患不平等、城管粗暴執法、性別暴力，自媒體上一片為強者開脫之聲，甚至早年的“我爸是李剛”和克拉瑪依大火都有扭曲真相的洗地言辭四處流傳。而“犬儒化”則更加“害人細無聲”，助長了社達化，也成為鞏固專製最強固的黏合劑。學者徐賁說，“中國社會的‘犬儒病’史無前例”。而我所觀、所聽、所曆、所感，無不驗證了這一點。僅僅一年前的佳士工運，北大、人大、南大的左翼學生，不僅被官方打壓，還處於清末學生運動勃興以來最大的孤立之中。五四前後的清末民初，直到六四，學生往往十萬百萬計的團結抗爭。1986-1989年，天安門廣場與長安街上各高校的旗幟到處飄揚、青年激昂的呐喊四壁都有回聲。而今日她/他們卻零星的對抗著國家機器，即便在校園被公開騷擾、毆打、喊叫著反抗，萬千同學和老師們依舊冷眼旁觀，沒有任何行動哪怕言語的聲援。這是隻有六四後的中國才有的慘景。國人，尤其精英階層的自利程度之深，幾乎是近現代以來中外從未有過的。
當然，國人六四後墮落的特征，並不僅僅隻有社達化和犬儒化，但這兩點最能體現人性的敗壞、道德的淪喪。弱肉強食，就喪失了正義感，與平等、法治背道而馳，變成了強權即公理的叢林社會；冷漠自私，就意味著同情心同理心的缺失，沒有了公共意識和對社會共同體的責任心。“社會轉型期，最大的悲劇不是惡人的囂張，而是好人的沉默”，何況國人往往並非是一種“中立的沉默”，而是惡意的圍觀、夾雜著對受害者的責備、對反抗者的嘲弄。
在如此惡劣的社會生態中，人們不再相信公平正義，沒有了人類應有的同情與仁愛之心，互聯網與線下生活處處展現著暴戾、殘酷，為利益不惜損人利己、顛倒是非、鑽營依附，國家呈現著一種“繁榮的腐爛”。經濟騰飛下，政治的專製、文化的保守、人心的墮落，反而更有了物質依托，窮困者被“老婆孩子熱炕頭”、出人頭地的機會誘惑著，綁在“低人權勞作”的戰車上；中產階級則沉溺於物質消費，為教育、醫療和養老等自我生存的保障擠在狹窄的成功之路上，逃避了對真相、正義、民主的追尋。而權貴階層自然是如今體製的擁護者、捍衛者，沒有什麽“十二月黨人”，《家》中的覺慧、覺民那樣家境富裕的進步青年在如今也寥寥無幾，倒是成了中共保守政權的衛道士、黨衛軍。
改變的，還有當年參與學潮、民運的千千萬萬國人。他/她們絕大多數選擇了順從於極權的統治，成為“後六四模式”下中國“新常態”的部件。由義憤填膺、高舉“德先生你好”、“旗幟鮮明反對‘426社論’”，到貪生怕死、升官發財、狗苟蠅營，“黨媒姓黨”，由人變成奴隸、奴才，是雪亮而徹底的。一場鎮壓，一輪審查，以及列寧式政黨無孔不入的禁製與威嚇，人們就噤若寒蟬了。當這些人“坐穩了奴隸”，甚至成了奴隸中的“人才”--“奴才”，曾經的理想、革命激情、為正義鬥爭的勇氣，全都消散個精光了。許多當年舉著橫幅走上街頭的公務員、學生、記者，如今則成了徹頭徹尾的既得利益階層、剝削與壓迫者。
而少數選擇繼續發聲、反抗的人呢？他/她們是中國未來的希望嗎？很可惜，同樣不是。這些人中的大多數，所言所行與六四前的理想背道而馳，背棄了為被壓迫人民奮鬥的信條，忘記了六四之夜國際歌的吼聲，轉向信奉右翼甚至極右價值觀，反對進步主義，成了特朗普等右翼反動勢力的爪牙，推崇社會達爾文主義，與中共形異實同；投入了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等宗教保守勢力的懷抱，墮入迷信與原教旨化的深淵；缺乏對受難者的共情與同情心、沒有基本的政治經濟社會常識和起碼的理性思維；鼓吹國家分裂各地獨立、對平民尤其弱勢群體苦難無動於衷或視為工具、為淺陋的政治甚至私人目的置國家與人民利益於不顧……而那些在中國內外輿論場混的如魚得水的“公知”，除了有以上劣性，比公開的政治反對派更加沒有原則、更加腐爛，與強權妥協、勾兌，甚至賣身投靠以換取立足和發財立業。國內外的“自由派”皆是如此。趨炎附勢、唯利是圖、傳播謠言、空喊口號、黨同伐異……差劣之言行不勝枚舉、觸目驚心。他們能是中國的希望嗎？雖有少數堅持正義與真理者，但聲微言輕，且已被劣幣逐出話語權的中心了。
而我自己呢？我出生時六四已過去了近五年，已是“後六四”一代。由於家庭、學校、社會及個人的多重因素及相互作用，我飽經苦難，且越是反抗傷痕越多。我所受的主要是非政治性傷害，但細究起來，與體製和大環境亦息息相關。如果沒有維穩體製，我的維權就不會充滿危險，還遭遇拒絕、刁難、打壓；如果有真正的法治與人權，我就不至於屢受創傷卻無法伸張正義，反而越趨絕望；如果有完善的社會保障，我又怎會在抗爭後落得貧病交加、一度幾乎身無分文。我親身體會到了沒有權勢也沒有大把資產的平民在專製極權、人心冷漠、話語權失衡的年代有冤難於訴、有理無處評、有情不得陳的悲哀，也越能體會到民主法治、平等公正的重要。而這些，就是六四之前參與運動的國人所追求、奮鬥的目標。
三十年前的血腥變故，改變了中國大陸的一切。每個人的人生軌跡，都逃不脫時勢的大變局。三十年過去，六四不僅未能平反，專製者的青麵獠牙反而更猙獰，社會更趨腐爛。在我寫的維權自述（尚未完稿）和《人民憲章》中對此做了詳細敘述，且篇幅很長，在此就不贅言了。總之，祖國在沉淪、社會在墮落，即便中共政權曾引以為傲的經濟，如今也在下行，民眾身處沒有正義、沒有真相，卻有大數據極權的升級版“1984”的牢籠裏。
但中國已沒有了希望了嗎？在中短期，我們看到的的確是倒退、絕望。甚至看世界，都在回歸威權、民粹盛行的政治衰敗狀態。可是，人類從茹毛飲血到鑽木取火，從血腥的民族宗教廝殺到和平與發展的到來，大體還是在進步的。它不一定永遠進步，但曆史的軌跡給我們以希望。而且，即便前路艱難，我們也要奮勇抗爭。“一個人可以被毀滅，但不應被打敗”，即便曆史逆潮奔湧，我們也要向逆而逆，與逆流鬥爭，守衛正義、人性、真理。
對我個人而言，六四先烈是我的榜樣。我孤獨一身，力微言輕，但必定會為中華真正的崛起而鬥爭。無論我在哪裏，我都是中國人，是華夏兒女、漢民族的一員。爭取中國的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維護中國國家利益，都是我堅定的追求。我願獻七尺之身、十數載之思之文，為祖國和人民，尤其缺乏話語權的弱勢群體盡力而爭。“至於成敗利鈍”，我當然不能知曉了。或許中國未來能夠有如凱末爾·阿塔圖爾克那樣的英雄，將中國從歧路中扭轉，讓中華屹立在世界東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