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 發表時間： 11/06/2023
震驚世界的六四事件過去三十四周年了，紀念六四的意義何在？八九年那種全中國規模的反抗運動還會在今日中國爆發嗎？時為四通公司總裁，流亡海外的民運領袖萬潤南先生認為，引發八九民運的一個容易被忽略的重大的因素就是極其嚴重的經濟困境，主要表現為通貨膨脹。而今天的中國又陷入了新的經濟困境，主要表現為高企的失業率。他認為任何社會變革的底層邏輯都是經濟問題。所以，當前的中國社會，又處在一個大變革的前夜。
今年是“六四大屠殺事件”34周年。1989年6月5日，軍事鎮壓結束了天安門廣場上為期七周的民主示威，一天後，中國軍隊和坦克在北京聚集。在6月4日的淩晨，至少數百人被殺害。
作者：
安德烈
法廣：當年六四事件為什麽因為被罷免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的死亡一觸即發，引起那麽大範圍的回響，那麽多民眾站出來響應？到底有什麽重大原因促使這麽多人參與了進來？發生六四事件的條件今天在中國還存在不存在？
萬潤南：對照現在，回顧當年，為什麽會發生這麽大規模的抗議運動？對今天的中國又有什麽影響和意義？溫故是為了知新，回過頭來看，最大的問題是八十年代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但這一改革開放主要是在經濟領域，在政治領域還是封閉的，其特征就是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我把他稱作是鄧小平的“鳥籠政治”，而陳雲搞的是“鳥籠經濟”。八十年代的改革某種程度上是對陳雲的鳥籠經濟的一個改革。開放，把鳥籠經濟部分地放開了。起碼在特區，在共產黨的一些國有企業放開了。鄧在經濟改革上要比陳雲開放，但政治改革上仍然保守，這就引起一個問題：經濟改革了，物價從原來的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中間有一個轉型過程。轉型中的突出問題是商品價格從計劃體製到市場機製的過渡。這個問題處理不好，會引起社會的動蕩。其本質，是一個利益分配問題。普羅大眾曆來是不患貧而患不均。改革確實讓一部分人富起來了，其中一部分是靠自己的專長，像一些富起來的農民，養殖專業戶，像北京中關村的一些科技人員。但富起來的相當一部分，遭到群眾痛恨的，卻是因為價格的雙軌製可以使他們利用權力去尋租。其中特別刺眼的是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他的康華公司就是權力尋租的典型。經濟學家科恩曾經說：“重要的不是貧富不均本身，而是什麽原因導致了貧富不均。如果貧富不均是公平競爭的結果，人們會廣泛接受。在眾人眼裏，成功者是他們的英雄和榜樣。隻有當貧富不均是貪汙腐敗的結果時，它才會激發起嫉富、仇富和對社會的不滿情緒和敵意。”
法廣：一些人利用價格雙軌製從中牟利，引起民眾憤怒。民眾除了憎惡官倒以外，當時的價格改革他們是如何具體感受的？對他們的生活產生了多大的影響？
萬潤南：當時價格改革，核心是物價，雙軌製以後，市場價格一定會越來越高漲，最近我查了一些當年的數據，感覺怵目驚心。一般來講，通脹2%左右被認為對經濟有適當的刺激作用，但超過4%就會引起社會問題。但中國從1987年1月份開始，通漲係數已達到5%，然後連續26個月暴漲，到1989年2月時達到最高點28.4%。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數字。從1988年5月份開始，中共準備搞所謂價格闖關，應該說缺乏經驗。前社會主義國家，經濟轉型時期，也都經曆過一個非常痛苦的階段。比如前蘇聯終結後，搞休克療法，價格改革一步到位，結果把經濟殺得血流成河。而普京這樣一個極權主義者，也就趁著這樣一個機會崛起。他把當年俄羅斯休克療法造成的寡頭經濟重新收回國有，用這些資源來保障民眾的福利，因此贏得了民意。
法廣：按照您的解讀，一個就是因為官倒，招致民眾的普遍憤怒，一個就是價格闖關，引發驚人的通貨膨脹，通膨在1989年2月達到高峰。民眾的情緒已經在一個燃點上了，4月15號，被視為開明領導人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突然逝世，就成了激發民眾群起而反抗的導火索。也就是說，極其嚴重的通貨膨脹與六四爆發有極大的關係？
萬潤南：是有極大的關係。我一直在思考，一部分人不滿意，比如知識分子不滿意，大學生不滿意，可以理解，而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也不滿意，那又為什麽呢？比方在八九六四當中，許多堅決支持學生運動的，都是個體戶，比如當時北京有一個“飛虎隊”就是如此。他們也不滿意，因為官倒吃相難看，官倒們利用權力輕易發財，一部分生活更困難的，社會底層的就更憤怒了。所以，經濟是出現社會變化的底層邏輯，如果在這上麵出了問題，社會就一定安定不了，就一定要發生變化。八十年代為什麽要改革呢？因為老毛搞文革，山窮水盡，中國已到了經濟破產的邊緣。商店櫃台都是空的，什麽東西都要憑票，物資極端緊缺，在這種情況下，八十年代的經濟改革應運而生。八十年代的改革解決了一些問題，但是由於沒解決好價格改革，最後引起擠兌和搶購，物價飛漲。
法廣：根據您的分析，經濟因素是導致六四抗議全麵爆發的一個很重大的原因。34年以後，在今天的中國，經濟問題好像也很嚴重，那麽，像當年引發六四事件的那樣的環境，經濟的，政治的條件，今天存在不存在？當然，今天的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與34年前對照，有沒有可比性？
萬潤南：官倒的本身就是權力的腐敗，今天權力的腐敗更厲害了，當時，群眾最不滿意的是權力尋租引起的貧富差距，今天貧富差距更大了。整體的經濟的水平是一回事，到每個人頭上，柴米油鹽又是另外一本帳。中國的經濟總量已是世界第二了，但是一些貧困地區農民的生活，城市失業者的生活更加窘迫了。看經濟指數主要看三個，一個是通膨，涉及千百萬人的柴米油鹽，這是生存問題；另外一個是采購經理人指數，是企業對於長遠發展的投入，對遠景的預期，第三個是失業率。從這三方麵看，現在中國的通貨膨脹出奇地低，這本身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可能存在著嚴重的通縮。而采購經理人指數即便根據官方統計，已連續跌破50%的榮枯線，落入萎縮區域。從這個指數分析，中國的經濟從長遠看隻會越來越差。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是失業率，尤其是城鎮年輕人的失業率達到20.4%，這個數字也是驚人的高。實際上，現在這種情況被視為是一種隱性通脹，中國在做統計的時候往往在玩弄數字，規定一些作為指標性的物品不許漲價，但是市場上買不到，買到的是一些高價的東西，等於把通貨膨脹變相隱瞞了。
法廣：當年中國民眾似乎對中共政權的看法也同今天不太一樣，雖然學生們希望推動民主化，大家還對中共進行政治改革抱著一些希望？
萬潤南：當年因為胡耀邦逝世，點燃了六四運動。實際上社會上的多數，包括廣大學生，對共產黨還是寄予希望，支持共產黨改革。現在很不一樣，民眾對政權的不滿情緒實際上已經遠遠超過了當年。比如去年11月份爆發的白紙運動就喊出了“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的口號。從彭載舟在四通橋上刷出“要選票不要獨裁”的大標語，到最近清華大學屏幕上出現的“打到共產黨”，“打倒習近平”的口號，這是四九年中共建政以來極其罕見的，也就是說現在民眾的情緒比八九年更加激烈了。當時他們還對共產黨抱著一點希望，現在不抱希望了。
法廣：現在的政治環境看起來也與八九年有很大的不同，即以中共黨內而言，當年有鄧小平，但是還有陳雲製約，鄧小平手下還有先後擔任總書記的胡耀邦、趙紫陽，這些共產黨內的改革派領袖，盡管被鄧先後罷黜了。但是今天，就隻有一個權力巨大無比的習近平了？
萬潤南：曆史有時候是一麵鏡子。實際上，習現在的高度集權，文革當中的毛不就已經是這樣嗎？我說過，辛亥革命一百多年，把家天下變成黨天下。現在看來，這個過程也還沒有完成。毛搞文革的本質就是把共產黨的黨天下歸結到毛一個人的毛天下。1978年啟動的改革，本質上是要把毛的家天下回歸到黨天下。習近平搞了一個什麽呢？他又把黨天下倒退到習天下。黑格爾曾講過，曆史上重大事件往往會發生兩次，馬克思補充說，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我們可以說，毛把共產黨的黨天下通過發動文革，變成毛天下，是一場悲劇，習現在又把共產黨通過八十年代改革回歸的黨天下重新複辟到習天下，這就是一個鬧劇。
法廣：今天，在六四事件三十四年以後，中國的經濟的政治的環境，從表麵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按照您的分析，本質上沒有多大改變，習近平又把八十年代通過改革帶來的那種變化，又倒退回去了，也就是您所說的倒回到家天下。在這種情況下，盡管民眾的情緒越來越激烈，但要爆發如同當年那樣大規模的反抗，似乎也越來越不容易了？
萬潤南：我們為什麽要回顧34年前那場反抗運動的經濟原因，是因為現在的問題的關鍵仍然是經濟。這麽說吧，如果老百姓的生活能過得下去，習還可以利用極權，繼續獨裁。一旦老百姓生活不下去，一定會爆發反抗運動，去年的白紙運動就是最好的例子。清零清到千家萬戶的基本生活，基本生存都得不到保障的時候，老百姓就要起身反抗。可以說，某種意義上，極權最後在反抗麵前低頭了。為什麽要低頭？因為不光百姓受不了，基層幹部也受不了，地方財政也快被清零了。最後，習近平非常不情願地、被迫地放開了。為什麽最後他被迫放開，一個是大家的反抗，一個是整個官僚體製也快要維持不下去了。現在聽說他要把“親自部署、親自指揮”的“堅持清零不動搖”的屎盆子甩鍋給別人了，一眾小老百姓都驚得目瞪口呆。
許多問題34年前就提出來了，腐敗問題，分配不公的問題，但一直沒有得到解決，現在這些問題更加厲害，腐敗的更加厲害，貧富差距更大了。經濟總量提高了，但基本問題依然存在，而且現在正麵臨整個世界經濟即將進入一個衰退期的。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麵臨的問題隻會越來越嚴重，首先是失業率，青年失業率極高，馬上還有一千萬大學生畢業，可以說，中國社會又麵臨著一個大變革的前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