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不想談64，看到不少人還在談，也湊個熱鬧。
本人64時是高校青年教師，親身經曆了那場學生運動，也參加了一次遊行，但後來看到運動失控，就知道政府遲早要動手，就再也沒有參加了。
64的起因，最早可以追溯到以溫元凱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對中國建國後曆次運動的反思，以及更深層次的對體製的反思和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體製的向往。在經曆了文革十年浩劫後，中國的經濟，科技，高教全麵落後，人民的生活水平低下，人均工資隻有美日的1/50左右。在這種大背景下，反思，對知識分子來說是很正常的。反思也帶來中共執政的穩定性問題，因為西方的民主製度和中共的一黨執政是格格不入的，反思的結果，自然會是對西方民主製度的肯定，以及對中共一黨製的懷疑。但是，懷疑隻能放在心裏，對西方的肯定卻是公開的。麵對中西巨大的經濟差距，當時知識界就形成了盲目崇拜西方體製的幼稚病，隻看到西方體製的優點，而沒有看到多黨製的固有弊端，也沒有考慮到西方的高教，工業和科技比中國早100年以上。在這種大形勢下，老鄧看到了潛在的問題，就是這樣下去，人們的思想就會亂，對中共就沒有信心。所以他提出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胡耀邦正是反自由化不力，被老鄧和其他老人拋棄，趙紫陽上台。
趙上台後，就著手經濟體製改革，第一步就是價格體製改革。價格體製改革，表麵上看起來很容易，實則非常難。主要原因是在計劃經濟下，價格是政府製定的，要想讓價格浮動，和市場需求掛鉤，政府就會失去對價格的控製，那樣，在短期內很可能會影響經濟的穩定性。在這種背景下，趙的智囊提出了雙軌製，就是一部分產品的價格由政府製定，這些產品提供給和國家經濟命脈相關的企業和組織，另一部分產品的價格隨市場需求浮動。很顯然，這是一個很愚蠢的方案。因為雙軌製勢必造成大量貪腐，有權的人就會利用手中的權力，把固定價格的產品賣個市場或個人來牟利，就是所謂的“官倒”（官方的倒買倒賣）。果不其然，雙軌製後，領導幹部的子女紛紛出動，大賺不義之財。而全國的經濟正處在改革的陣痛期，萎靡不正。一方麵物價高企，另一方麵，和物價相比，工資低得可憐。“造原子彈不如賣茶葉蛋”的口頭禪，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
全國普遍的官倒現象，徹底激怒了全國人民，特別是大學生群體。當年的大學生，憂國憂民之風很盛，看到這種嚴重不公的行為，非常憤慨，就走上街頭遊行。本來，學生遊行，隻要處理得當，就不會蔓延，更不會成為你死我活的運動，可是，趙紫陽沒有及時對自己的子女進行處罰，沒有及時對學生疏導，而是基本上放任不管，導致形成了學運。後來胡耀邦的死，更加激發了學生們的憤概，讓學運升級，變成一場全國的運動。後來，學運的性質，在國內外各種勢力的操縱下，完全變了，加上李鵬缺乏溝通技巧，火上澆油，學運已走進死胡同。老鄧調兵進京，是不得已的手段，因為已沒有和平解決問題的可能了。
雖然六四的結局很可悲，但從中國後來的發展來看，不是壞事。首先，六四讓中國穩定了30多年，全國人民一心拚經濟，政府集中精力搞改革，在朱鎔基總理大刀闊斧的改革下，奠定了有中國特色的混合經濟體製，在這個體製下，中國經濟實現持續高速增長，成為世界工廠，也讓中國成為兩大超級大國之一。另一方麵，正是有了中國的教訓，蘇聯軍隊就沒有鎮壓蘇聯的反對派，導致蘇聯垮台，也解除了中國的心頭大患。
學運，本質上是違法行為。在一個法製國家，遊行必須要政府批準，六四時期的學運，在任何一個法製國家，都不可能得到批準。所以，六四是反法製的行為。為什麽我說它是反民主的？民主的本質，就是通過和平手段，通過協商，力圖形成共識，而不是一方不顧其它方的利益，強行推行自己的方案，更不是通過長期的妨礙社會正常秩序的行為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六四中的學生運動，就是通過違法手段，強行要政府實行學運的主張，所以這是徹頭徹尾的反民主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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