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18日下午，根據鄧小平的指示，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楊尚昆主持召開了中央軍委會議，針對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進行兵力部署。中央軍委的組成人員除了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趙紫陽之外，洪學智上將、劉華清上將、秦基偉上將、楊白冰上將（時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遲浩田上將（時任解放軍總參謀部總參謀長）、趙南起上將（時任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全都出席了會議，並紛紛表示堅決擁護並不折不扣地執行中共中央、鄧小平對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的決定。
會議決定：第一、對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的主要任務由北京軍區、沈陽軍區、濟南軍區承擔，其他軍區予以配合；第二、成立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由劉華清、遲浩田和周衣冰中將（時任北京軍區司令員）為首組成，劉華清擔任總指揮，遲浩田、周衣冰擔任副總指揮，直接對中央軍委負責；兵力部署由中央軍委統一指揮。
中共當局曆來提倡“黨指揮槍”，通常所說的“中央軍委”，指的是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僅僅是對外懸掛的一塊牌子而已。中共中央軍委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是兩塊牌子一套班子，其組成人員完全相同。當時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的主席都是鄧小平，第一副主席都是趙紫陽，常務副主席和秘書長都是楊尚昆，副秘書長都是洪學智和劉華清，委員都是洪學智、劉華清、秦基偉、遲浩田、楊白冰、趙南起。
中央軍委會議一結束，楊尚昆即帶領劉華清、遲浩田趕赴鄧小平家中，詳細匯報中央軍委會議有關北京戒嚴的軍隊部署情況。聽完匯報，鄧小平詢問：“戒嚴以後北京市區有多少解放軍呀？”楊尚昆回答說：“解放軍和武裝警察的全部兵力為18萬人。”
在鄧小平過目審議了中央軍委關於解放軍戒嚴部隊兵力部署的報告以後，楊尚昆遞上以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的名義所擬定的中央軍委調兵命令，讓鄧小平簽署。這份調兵命令的內容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89條第16項的規定，國務院決定，自1989年5月21日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為配合完成這次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任務，茲命令北京軍區的北京衛戍區、第24集團軍、第27集團軍、第28集團軍、第38集團軍、第63集團軍、第65集團軍，沈陽軍區的第39集團軍、第40集團軍，濟南軍區的第54集團軍、第67集團軍的有關部隊分別於5月19日、5月20日自駐地進駐北京地區的有關目的地。”
調兵命令中所稱的“北京市部分地區”，包括了東城區、西城區、崇文區、宣武區、朝陽區、豐台區、石景山區、海澱區，幾乎涵蓋了整個北京市區，隻有門頭溝區不在戒嚴範圍內。當時北京市行政區劃還包括9個郊區縣，即房山縣（現為房山區）、通縣（現為通州區）、順義縣（現為順義區）、昌平縣（現為昌平區）、大興縣（現為大興區）、懷柔縣（現為懷柔區）、平穀縣（現為平穀區）、密雲縣、延慶縣。
離開鄧家，楊尚昆馬不停蹄趕回中央軍委辦公廳落實調兵命令。指示解放軍總參謀長遲浩田立即與北京軍區、沈陽軍區、濟南軍區的司令員磋商，“確定每一個陸軍集團軍的有關師、團進京名單，進軍時間，到達目的地時間，戒嚴主要事項等實施細則”；命令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立即以解放軍總政治部的名義向各大軍區發布政治動員令，要求“在黨和國家麵臨嚴峻形勢的情況下，各大軍區必須紀律嚴明，隨時做好準備，絕對服從黨中央、中央軍委的統一行動和指揮”；命令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趙南起“調集好戒嚴必須的一切軍用戰備物資糧食，並與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磋商，盡可能地解決好解放軍戒嚴部隊的食宿給養問題”。
中央軍委辦公廳作為中央軍委的辦事機構，馬上緊張運作起來。當時的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是劉凱中將，副主任是王瑞林中將（同時兼任鄧小平辦公室主任）、李際均中將和程建寧少將。秘書有王福中少將、陳蔭華少將、趙家順少將和王士斌少將，助理員有王海珍少將，研究員有俞源少將。
當晚，解放軍總參謀部就將中央軍委的調兵命令緊急下達到北京軍區、沈陽軍區、濟南軍區。也就是說，在北京戒嚴令頒布之前，解放軍部隊已經動起來。調兵事宜由解放軍總參謀部作戰部具體規劃，當時的總參作戰部部長是隗福臨少將。
1989年5月19日上午，解放軍總政治部向解放軍各大軍區、解放軍各大軍兵種總部和解放軍駐京各高級機關單位下發了緊急通知，通報了即將在北京實施戒嚴的消息，要求全軍各部隊務必正視這次學潮對部隊官兵的某些思想影響，以強用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保證部隊的高度穩定和思想統一。
緊急通知指出，在這次學潮中全軍各部隊始終和黨中央、中央軍委保持一致，表現出很高的政治素質。但是，也存在一些值得重視的思想傾向，概括起來有4種情緒：一是麻痹情緒，看不到學潮對安定團結大局的嚴重影響；二是消極情緒，有的官兵對腐敗現象、物價上漲不滿，認為學生鬧一鬧也許有好處；三是憂慮情緒，有的官兵擔心部隊要是站出來，理直氣壯地反對動亂，會重犯“文化大革命”中“三支兩軍”【注釋1】的錯誤；四是無關情緒，有的官兵認為製止社會動亂自有大人物去著急，去收拾場麵，咱們這些當兵的操什麽心？因而對黨和國家的命運不大關心。
緊急通知要求當前要從3個方麵加強政治思想工作：
第一、要教育部隊官兵正確認識當前的國內政治局勢。要很好地學習軍委鄧小平主席和中央領導同誌的係列指示，注意從“民心”的角度，向部隊官兵講清楚在我們國家的局勢中，穩定的因素是占主導地位的。一是講清楚人心思定，絕大多數人都不讚成也不容許一些人在折騰，重新把我們的國家拉回動亂的深淵；二是講清楚人心向改革，絕大多數人不願再回到十年前去，中國改革的潮流不可逆轉；三是講清楚人心向黨，絕大多數人能從曆史規律中懂得，離開了黨的領導，就沒有中國的前途和希望。讓部隊官兵認清這三個“人心所向”，是決定和製約形勢發展的最基本的東西，從而堅定信心，去掉懷疑、動搖和擔心情緒。
第二、要引導部隊官兵對學潮中某些有代表性的口號進行具體剖析，分清哪些純屬反動言論，哪些是不滿情緒，哪些是過激言詞，哪些是可以理解的合理要求，幫助大家分清是非，端正思想。總之，要通過具體剖析一些口號和思潮，消除部分部隊官兵的思想陰影，從而明辨是非，提高覺悟，保證部隊在思想一致的情況下的高度穩定。
第三、要教育各級領導幹部帶頭保持政治堅定性。當前部隊各級領導幹部務必從以下三方麵嚴格要求自己：一是清醒地認識不安定因素，做好為維護國家安定而長期鬥爭的思想準備。部隊各級領導幹部應當看到，穩定之中包含著許多不穩定的因素，因此，防止動亂，製止動亂，維護部隊穩定和國家安定團結，將是一項艱巨的、長期的政治任務。對於可能出現的新的社會局部動亂，部隊各級領導至少要有三種思想準備，第一，自己不大驚小怪，驚惶失措；第二，能穩定自己帶領的部隊；第三，能理直氣壯地引導部隊反對動亂。二是一定要守好自己的陣地，既要注意對駐地社會情況、社會動向的調查，更要對部隊自身的穩定實行嚴格的責任製，一級抓好一級，一級對一級負責。同時要加強對家屬、子女和身邊同誌的教育，以保證我們的機關和所屬部隊不出問題。三是從黨和國家前途的高度自覺保持廉潔。這次學生鬧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對貪汙腐敗現象不滿。在部隊，決不允許因為我們的領導和機關不廉潔，而引起士兵不滿，甚至發生其他問題。
1989年5月19日晚上10點鍾，中共中央、中國國務院、中央軍委在解放軍總後勤部機關禮堂召開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通報對北京實施戒嚴的情況，中共中央、中國國務院、全國人大常委會、中央軍委、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全國政協和北京市的副部長級以上幹部，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國國務院辦公廳的司局長參加了大會。由於北京戒嚴的消息在開會前已經外泄，為了預防不測，臨時決定將北京開始實施戒嚴的時間提前，由1989年5月21日淩晨零點提前到1989年5月20日上午10點鍾。楊尚昆曾經解釋說，將北京戒嚴時間提前的原因是由於事態緊迫。
1989年5月19日晚上，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向中央軍委和鄧小平、楊尚昆提交了一份報告，其中提到：“接到赴京執行戒嚴任務的命令後，北京軍區、沈陽軍區和濟南軍區的有關集團軍迅速收攏部隊，進行政治思想動員。在向北京開進中，各部隊采取佯動迂回、隱蔽前進、多路進發、高速開進等多種辦法向北京集結。到今晚10點，先遣部隊第27集團軍、第38集團軍、第39集團軍、第63集團軍的有關部隊，已遵照中央軍委的命令準時開到北京城區，基本到達預定目的地，為進行戒嚴做好準備。其中一些部隊遭遇不明真相的學生和群眾圍堵，被圍於街頭、郊外。戒嚴部隊指揮部將堅決執行中央軍委的命令，按由遠而近、由外向裏、由分散到集中的原則，將被圍部隊逐步調整到有利位置。”
1989年5月20日淩晨，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關於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其內容如下：
“鑒於北京市已經發生了嚴重的動亂，破壞了社會安定，破壞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社會秩序，為了堅決製止動亂，維護北京市的社會安寧，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保障公共財產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國家機關和北京市政府正常執行公務，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89條第16項的規定，國務院決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時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組織實施，並根據實際需要采取具體戒嚴措施。”
根據李鵬所簽署的戒嚴令，北京市市長陳希同簽署、公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1號、第2號、第3號），宣布：“一、自1989年5月20日10時起對東城區、西城區、崇文區、宣武區、石景山區、海澱區、豐台區、朝陽區實行戒嚴；二、在戒嚴期間，嚴禁遊行、請願、罷課、罷工和其它聚眾妨礙正常秩序的活動；三、嚴禁任何人以任何方式製造和散布謠言，進行串連、演講，散發傳單，煽動社會動亂；四、嚴禁衝擊黨政軍領導機關，嚴禁衝擊廣播、電視、通訊等重要單位，嚴禁破壞重要公共設施，嚴禁打、砸、搶、燒等一切破壞活動；五、嚴禁騷擾各國駐華使館和聯合國駐京機構；六、在戒嚴期間，發生上述應予禁止的活動，公安幹警、武警部隊和人民解放軍執勤人員有權采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在戒嚴期間，外國人不得介入中國公民違反戒嚴令的活動。”
1989年5月20日下午，楊尚昆主持召開中央軍委擴大會議，與會的有中央軍委成員洪學智、劉華清、秦基偉、楊白冰、遲浩田、趙南起，以及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的成員，聽取關於北京部分地區戒嚴實施情況的匯報。
當天晚上，楊尚昆通過電話向鄧小平匯報了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的情況。鄧小平交代了以下幾點：“目前的情勢大家都很焦急，我想明天老同誌開個會，陳雲、先念（李先念）、彭真、鄧大姐（鄧穎超）、一波（薄一波）、王胡子（王震）和你參加，談論局勢，兩位老帥（徐向前、聶榮臻）身體不好就算了；陳雲同誌建議，你、一波和李鵬、姚依林、喬石要立即安排分頭找各省市區主要負責人進京談話，統一認識；盡快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把大軍區的司令、政委統統叫來，通報情況，認清當前形勢，維護全國穩定。”
1989年5月24日上午，中央軍委再次召開擴大會議，中央軍委成員劉華清、秦基偉、遲浩田、楊白冰、趙南起出席了會議。參加會議的還有解放軍總參謀部、解放軍總政治部、解放軍總後勤部的負責人，以及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和國防大學的政治委員、司令員、政治部主任。會議由中央軍委副秘書長洪學智主持，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楊尚昆發表了“重要講話”。這個會議完全是根據鄧小平的授意召開的，開會的主要目的，就是通報有關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支持動亂、分裂黨”的問題，統一解放軍高級將領的認識，以防解放軍高層產生思想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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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1】三支兩軍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軍隊支左（支持當時所謂的左派群眾）、支工（支援工業）、支農（支援農業）、軍管（對一些地區、部門和單位實行軍事管製）、軍訓（對學生進行軍事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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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一書，2009年首發於《中國人權雙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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