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後台灣外交形勢大好 中共外交官躲著看我新館開幕
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林孝庭12日在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主辦的「霸權移轉：近代東亞的國際關係研討會」上發表專題演講：「李登輝與台灣務實外交再思考」，透過英國、法國與美國、台灣等地的最新解密檔案，梳理前總統李登輝主政12年間的「務實外交」脈絡。
林孝庭指出，「務實外交」的思維早在已故前總統蔣經國執政晚期就已經浮現，包含：1985年亞洲開發銀行（ADB）會籍案、1986年華航客機降落廣州的後續協商，使得不管是外交上的「漢賊不兩立政策」、還是兩岸上的「三不政策」，都出現鬆動與重新思考的空間。
李登輝上台後，首先對務實外交發揮重要作用的是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例如1990年底我駐祕魯代表處舉行改名後的開幕典禮時，劉佳豐代表一字排開高調介紹全體館員，在座有祕魯政府官員、國會議員與軍方代表等賓客，在現場觀察的英國外交官回報倫敦說，中共大使館官員遠遠躲在外頭看，不敢提出抗議；而中共駐牙買加大使抗議我國官員訪問該國時，牙買加外交部官員卻要求中共先解釋六四天安門事件，並要中共勿置喙牙買加與台灣的關係。
緊接著是1991年郝柏村內閣推動的「六年國建」計畫，讓台灣得以充分運用這張經貿外交牌。林孝庭指出，這項規模達到3,000億美元的計畫，在1991年到1993年推動最高峰時，讓歐美各國「趨之若鶩」，為了爭取國建商機，紛紛突破過去限製、派遣部長級以上官員來台訪問。
例如，英國當時與台灣有開發新客機的「台翔」合作案，台灣官方充分利用台翔案不斷施壓英國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或其他國際組織、要求英國首相梅傑（John Major）邀請行政院長連戰赴牛津或劍橋演講、甚至要求英國出售50架旋風戰鬥機、與台灣情報單位建立合作關係、讓我軍方在倫敦派駐武官等。
另一個關鍵因素則是兩岸關係。林孝庭指出，1993年辜汪會談在新加坡召開，李登輝希望透過兩岸之間在國際對等的有利形象，加速台灣的國際參與。而辜汪會談短短一個月後，當年5月底台北就開始全方位遊說世界各國支持其「重返聯合國」。
整體看來，林孝庭認為，1994年是個關鍵，一方麵是「六年國建」經貿牌已逐漸失靈、歐洲各國逐漸與北京改善關係；當年千島湖慘案，李登輝罵中共「土匪政權」、又開始談「台灣人的悲哀」、國民黨是「外來政權」。再加上他過境夏威夷被美方拒絕入境停留一夜，氣得穿睡衣、拖鞋接見AIT主席白樂崎（Natale H. Bellocchi）。
此後，如何成為第一位踏上美國本土訪問的中華民國總統，已成為李登輝心中的最大願望。為了順利訪美，我方與卡西迪公關公司（Cassidy & Associates）簽約、不斷遊說國會通過決議案讓李登輝訪美，最後1995年李登輝訪美談「民之所欲、長在我心」，讓中華民國國際能見度、李登輝聲望雙雙達到最高峰。
不過，就在李登輝返台不到一個月，1995年7月13日在白宮有一個會談，由柯林頓總統（Bill Clinton）、副總統高爾（Al Gore）、國務卿克裏斯多福（Warren Minor Christopher）、兩位前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海格（Alexander Haig）等人參與，季辛吉當時剛從北京回來，攜回北京對美國強烈批評、甚至不惜與美國交惡的訊號。
柯林頓向季辛吉尋求解套之法，季辛吉建議先由國務卿與中共外長在聯大溝通「一中」，並讓美中台三方回到一中「框架」之中，這個框架也為李登輝最後四年（柯林頓第二任）美台之間大方向定了調，包含江澤民訪美時、柯林頓訪陸時，柯林頓都不斷強調這個概念。
林孝庭指出，從1997年1月柯林頓第二任開始時，台北就感受到美方不友好的信息，除了連戰過境邁阿密的媒體簡報罕見遭美方抗議、美方並迫使當年漢光演習縮短時間外，新任AIT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也來台施壓兩岸談判（1998年第二次辜汪會談）。
1998年6月柯林頓訪問中國大陸，到上海與復旦大學學者吳心伯等人交流時，就說出「美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美國不支持台獨、不支持台灣加入以主權國家身分為會員資格的國際組織」。
林孝庭指出，上述柯林頓的「新三不政策」講詞，是出自當時隻有36歲的白宮國安會年輕幕僚，他就是現任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
李登輝怎麼反擊？林孝庭表示，首先是1998年8月任命蔡英文主持的「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國家地位小組」成立，1999年5月初步結論出爐，李登輝旋即在7月接受德國之音訪談時拋出「兩國論」、引發軒然大波。
再者，1998年夏天，外交部推動參與聯合國時，一改過去說詞，不再代表「全中國」，隻代表「2,180萬台灣人民」。第三則是分散軍購來源，台灣跟俄羅斯積極祕密接洽軍售事宜，我方還跟北韓、白俄羅斯秘密接觸情報與軍事技術合作。
總的來看，林孝庭認為，李登輝主政後推動務實外交其實造就退出聯合國以來一段難得的外交榮景，滿足當時國人渴盼獲取更多國際空間與外交承認的心理期待，然而這一段外交奇蹟的出現，有更寬廣的「特定時空背景」因素，包含1980年代台灣經濟快速發展、政治體製從威權轉型為民主化、六四事件爆發以及兩岸辜汪會談所形成的對等政治實體效果。
且隨著時間推移，1990年代晚期受到美中聯手壓縮台灣國際生存空間，李登輝設法以分散軍購、擴大外交政策選項、推出「兩國論」等方法因應。林孝庭總結道，李登輝主政12年，他所留下很多重大政策在其卸任後仍繼續影響台灣方方麵麵，隨著各國官方檔案陸續解密，實有必要對台灣這段歷史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