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正逢六四慘案和柏林牆倒塌發生三十周年。在過去三十年裏，海內外每年都有不少文章去回憶和紀念這兩段沉重且具有深遠影響的曆史事件，但論及北京六四慘案如何深刻影響柏林牆倒塌和東歐民主進程的文字，卻幾乎罕見。事實上，六四慘案對柏林牆倒塌和東歐民主進程的影響之巨大，研讀許多史料，從中都能體會出來。而在1989年10月9日發生的東德萊比錫（Leipzig）大遊行中，這種影響對抗議和鎮壓的雙方，都顯得尤為明顯和強烈。

1989年10月7日，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東德）建立40周年，東德政權舉行了盛大、隆重的慶祝典禮，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1990年3月15日－1991年12月25日）親自從莫斯科趕來參加慶典儀式，在公眾場合對東德國家領導人——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總書記、國務委員會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埃裏希·昂納克（Erich Honecker，1912年8月25日－1994年5月29日）擁抱親吻，表達熱烈祝賀。但是，在這樣喜慶、熱烈、祥和偽裝的慶典之下，整個東德卻早就成了一個四處冒煙的火藥桶，又有誰會知道，這個看似強大有力的政權，僅僅一個月之後，就將隨著柏林牆轟然倒塌呢？

這一重要的曆史片段，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在萊比錫，當時東德的第二大城市，離首都東柏林（East Berlin）僅僅相距189.8公裏。

瑪麗·艾麗絲·薩洛特（Mary Elise Sarotte）當時是哈佛大學政府和曆史學訪問教授，南加州大學曆史學院長教授（Dean’s Professor），前白宮學者和德國漢博爾特學者（Humboldt Scholar）、國際關係委員會專家，她調查訪問了50多位當事人、查閱數以千計的檔案資料、親臨實地考察，用了數年的時間寫下了《崩塌，柏林牆的意外開放》（The Collapse，The Accidental Opening of the Berlin Wall，中文本譯名：《柏林牆的倒塌》）一書，其中詳細記錄了這個事件。

1989年10月8日星期日，東德國慶節的第二天。萊比錫的氣氛緊張到了極點。這個城市裏幾乎每個人都清楚，明天（10月9日）就將是星期一，另外三所在步行距離之內、萊比錫最有影響力的麥克裏斯教堂（Michaelis Church）、改革教堂（Reformed Church）和托馬斯教堂（Thomas Church）將與著名的聖·尼古拉斯教堂（St. Nicholas Church）一起在傍晚5點同時進行集會，萊比錫的市民會在教堂集會之後利用這個機會舉行遊行抗議，因此這次抗議的規模將會非常龐大。僅僅四個月前的6月4日，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了對和平抗議的學生和市民進行殘酷鎮壓的血腥事件，明天這裏又會發生什麽呢？

在此前的兩個星期裏，萊比錫的市民利用每個周一教堂集會的機會舉行遊行抗議，9月25日參加的人數估計是6～8千人；10月2日達到了近萬人，明天又會有多少人參加？當局和市民一直在進行著“控製”和“反控製”的較量，東德的秘密警察“史塔西”（Stasi）是當時號稱全世界最有效率的特務機構，其格言便是“黨的劍與盾”。就在東德慶祝建立40周年、表麵上一片祥和和喜慶的掩蓋下，光在10月份的前八天內，東德政權就已經逮捕了超過3,000名示威抗議的人民。

在前些天，昂納克在柏林會見了安全部隊和東德各地的領導人，其中就包括萊比錫的代理第一書記海爾姆特·哈肯堡（Helmut Hackenberg，1926年3月2日－1999年4月25日）。昂納克堅決的說道：“我們需要準備麵臨更多的暴亂，要在萌芽狀態就將之砍除消滅。”10月8日星期日、萊比錫爆發抗議遊行的前一天，昂納克再次召集了黨內高級領導製定詳細的鎮壓計劃。有間接證據表明，昂納克甚至在會上提出讓黨內負責安全事務的東德總理埃貢·克倫茨（Egon Krenz，1937年3月19日－至今）親自前往萊比錫指揮鎮壓示威抗議的群眾。

就在幾天之前，埃貢·克倫茨率領德國統一社會黨代表團訪問了中國，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四十周年。四個月前（1989年5月15日），蘇共中央總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天安門廣場上學生運動正進行得如火如荼，以致迎接他到達的歡迎儀式都無法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東門外廣場舉行，不得不臨時改在首都機場未鋪紅毯的水泥地上匆匆了事，並取消了原定去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的紀念活動。6月4日學生運動被血腥鎮壓後，在全世界的一片譴責聲中，東德領導人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總書記、國務委員會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埃裏希·昂納克卻在第一時間發表講話指出：“中共當局鎮壓反革命分子是正確的”，德意誌民主共和國人民議院也發表聲明稱：“北京事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政，（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反對任何形式的外國幹預。”此刻克倫茨的訪華，無疑給六四慘案後處於外交孤立狀態下的北京政權鼓舞了士氣。

但是，克倫茨的這次訪華，卻給東德政權自己帶來了不小的負麵影響。小威廉 F 伯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 1925年11月24日－2008年2月27日）是美國著名的作家、編輯及專欄作家和電視節目主持人、演講家，他在1955年創辦了美國知名的政論雜誌《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他被譽為美國現代保守主義思想之父和二十世紀後半葉美國最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他的一生獲得過35個榮譽學位和無數獎項，他也是1991年度美國總統自由獎章的獲得者。在2008年伯克利逝世的追悼聲明中，美國傳統基金會主席艾德溫·福內爾（Edwin Feulner，1941年8月12日－至今）對伯克利作出了高度評價：“沒有伯克利就沒有《國家評論》，沒有《國家評論》就沒有保守主義運動、沒有傳統基金會、也沒有裏根總統，以及今天的美國。”可見小威廉 F 伯克利對當代美國的影響之巨大。

小威廉 F 伯克利在2003年7月七十八歲高齡之際，出版了他的又一部重要著作《柏林牆的倒塌》（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其中就三次提及六四天安門事件。其中有一段文字記錄了這樣一個片段：針對克倫茨對東德人民所說的“相信我們的新政策”的講話，一位東德的退休老工人這樣回答《紐約時報》的記者：在他（注：指克倫茨）去中國祝賀他們血洗（注：指天安門屠殺）之後，我們還能相信他？當他操控了最近的一次選舉之後，當他掌控了國家安全之後，我們還能相信他？就連屋頂上的麻雀都不會再相信他了！

北京的天安門事件，也給東德政權提供了防範和鎮壓萊比錫遊行抗議的經驗和教訓。東德政權準備了四套班子去對付10月9日將要發生的遊行抗議活動：第一套班子：國家人民軍（National People’s Army），配備了真槍實彈和各種鎮壓裝備，由柏林直接派遣調動。第二套班子：號稱東德“蓋世太保”的秘密警察“史塔西”。東德“史塔西”的頭目——部長埃裏希·穆爾克（Erich Mielke，1907年12月28日－2000年5月21日）10月8日在柏林總部親自審查了鎮壓計劃，電令授權萊比錫的“史塔西”攜帶武器；更新政治異見人員的名單；對敏感人士實施抓捕、看管和監視；阻止西方新聞記者進入萊比錫；指示特務、線人全力活動收集情報，並在萊比錫主要建築上安裝電視攝像監控設備，向柏林高級領導直況轉播抗議現場的情況。第三和第四套班子：警察和武警（Paramilitary，原文：準軍事人員，其作用與武警相當），其中“武警”又被稱作“打鬥團隊”（Fighting Groups”）。

10月9日。萊比錫的警察局長葛哈特·斯川森堡（Gerhard Strassenburg）向出動鎮壓抗議群眾的警察明確指示：已經得到批準在執行這次任務中可以“采取一切措施”。

“采取一切措施”——一句多麽熟悉的語句！幾個月前的6月3日，就在軍隊向大批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學生用衝鋒槍掃射、用坦克碾壓前，北京當局曾經也說過：戒嚴部隊、公安幹警和武警部隊有權采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一切後果由組織者肇事者負責這樣的話語。僅僅過去四個月多，現在東德當局也向出動鎮壓示威抗議的警察發布了這樣的命令！

那天在鎮壓萊比錫遊行抗議的動員會議上，當局發給每個警察的書麵指令上，在最醒目處都印著這樣的句子：“我們和他們之間，今天將見分曉”（Today it will be decided, it is either them or us）。一位名叫吉恩斯·伊林（Jens Illing）的警察向警員們分發武器彈藥後，偷偷警告他的父母：“10月9日將會發生‘最糟糕’的事，呆在家裏！”“今晚將會決定你死我活。”隨後他又接到命令，向每名警官發放馬卡羅夫手槍和最少兩個彈夾的子彈，傳聞說警官將會用這些彈藥來對付不肯執行命令的士兵。他還被命令向卡車上裝載卡拉什尼科夫衝鋒槍。

另一名士兵斯爾維喔·羅斯勒（Silvio Rösler）後來回憶說，在10月9日上午11點集合時，他聽了要讓這天與“中國天安門廣場相當”的傳達。為了鼓動士兵的仇恨情緒，每個人還被強迫傳閱了在德累斯頓（Dresden）“騷亂”中嚴重燒傷的警察照片。他說：“（那天的）格言就是：‘你死我活’，他們真的用足了恐怖宣傳（來讓我們感到恐懼）”。他告知他的家人：“開槍的命令已經下達了”，他讓家人“站到後麵”。萊比錫市民吉賽拉和沃夫岡·萊德（Gisela & Wolfgang Rähder）夫婦也接到了當警察的兒子打來的電話：“槍炮正在轉動，已經命令開槍了。”

恐懼籠罩著整個城市。教堂管理員喬納斯·裏查特（Johannes Richter）是萊比錫秘密警察“史塔西”抓捕名單上被列為第六號的人物，他在10月9日當天的日曆上這樣寫道：“恐懼。會發生什麽？中國方式。”（注：指六四鎮壓。）萊比錫的許多市民心裏都在默默思慮：今天會不會發生德國的“天安門事件”？但是，這樣的恐懼並沒有阻嚇住他們走出家門前去遊行的腳步。

這天的萊比錫，每個市民所擔負的使命，人們看到的景象，真如改革教堂的牧師漢斯-覺根·西維斯（Hans-Jürgen Sievers）在那天教堂集會中所講的那樣——他在當天布道的時候，麵對著講壇下擠得水泄不通的民眾和到處安插著的秘密警察和特務眼線，一開始便用堅定、沉穩的語氣，意味深長地引用了一段哥林多（Corinthians）前書第十三章第十一節的經典話語：“我做孩子的時候，話語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When I was a child, I spake as a child, I understood as a child, I thought as a child. But when I became a man, I put away childish things.）他的話語的內涵，便是告訴在場的每一位成年人，應該懂得放棄幻想，擔負起責任，去勇敢地麵對現實了——現在，這一時刻已經來到了！

當天，在萊比錫抗議中起關鍵作用的聖·尼古拉斯教堂內外更是擠滿了人，牧師克裏斯提安·富勒（Christian Führer，1943年3月5日－2014年6月30日）講道結束後，萊比錫幾所教堂的人員聚集在一起，數以萬計的市民衝破了恐懼的籠罩，他們從尼古拉斯教堂出發，肩並肩勇敢地走向萊比錫最主要的交通要道——環路（Ring Road）——如果說東德人民是為了追求自由和美好的生活，今天不得不走上街頭抗爭的話，那麽，發生在四個月前天安門廣場的血腥鎮壓，使得東德人民更加明白，為了自己，為了後代，為了國家，為了未來，不論付出怎樣的代價，“柏林牆”都必須倒下去。

那麽，六四天安門事件，又是怎樣影響東德政權最終放棄了武力鎮壓萊比錫大遊行的呢？

小威廉 F 伯克利在他的《柏林牆的倒下》一書中，記錄了一位西德記者說過的話，對克倫茨作出了精彩和生動的刻畫：“他的臉上比任何領導同誌更能時刻堆滿笑容甚至開懷大笑，但是，他在發布一道死刑執行命令的時候， 他的臉上同樣可以堆滿笑容甚至開懷大笑。”這段話語，把一個獨裁政權的頭目冷酷無情和陰險狡詐的兩麵性描寫得淋漓盡致。

但是，麵對鎮壓萊比錫大遊行，克倫茨卻顧慮重重。

就在萊比錫舉行大遊行的前一天10月8日星期日，中央總書記、國務委員會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埃裏希·昂納克召集了德國統一社會黨的高級領導，為部緒對萊比錫大遊行的鎮壓確定最終方案。東德統一社會黨負責安全的高級官員悉數出席，其中就包括負責安全事務的東德總理埃貢·克倫茨。昂納克要求克倫茨親自坐鎮萊比錫指揮此次鎮壓行動。

克倫茨為此卻坐立不安。六四時期中國北京高層激烈的權力鬥爭還曆曆在目，克倫茨不想成為東德類似的無辜犧牲品，因此他秘密地打電話給蘇聯駐東德大使瓦切斯拉夫·庫徹莫索夫（Vyacheslav Kochemasov，1918–1998），據說克倫茨在電話中稱他不想成為替罪羔羊，如果東德發生“天安門事件”的話，昂納克就有理由把他逐出權力高層，讓他在公眾麵前為血案負責，來實現他驅除政敵的目的。庫徹莫索夫在電話中隻是給了些模棱兩可的答複。他後來回憶道：“我知道他（指克倫茨）為什麽給我打電話，他知道其中主要的圈套是針對他的。”

盡管東德高層的權力鬥爭錯綜複雜，但對萊比錫大遊行鎮壓的準備工作進行得還是有條不紊。為了避免像六四慘案一樣被全世界的媒體聚焦，萊比錫當局驅趕了全部外國媒體的記者，西德廣播電視聯盟（ARD）的電視頻道報道稱萊比錫全市已經對記者徹底關閉。

雖然克倫茨極力避免直接坐鎮萊比錫指揮鎮壓，但他仍然在東柏林的辦公室裏遙控萊比錫的行動。萊比錫市代理第一書記海爾姆特·哈肯堡一直在向他匯報鎮壓的準備情況，包括準備了5,000名黨員和積極分子組成的“社會力量”混進聖·尼古拉斯教堂及各處集會的人群中去搶占教堂的席位。

統一社會黨的領導班子還吸取六四鎮壓中有軍隊拒絕執行命令的教訓，他們抽調了大量外地軍隊和警察，配備了裝甲車、警犬、重機槍和大量的彈藥以及催淚瓦斯和高壓水炮來對付抗議群眾。為了日後辨認抗議者和抓捕的方便，當局還在高壓水炮中加入難以褪色的顏料。為了處理鎮壓後的局麵，所有醫院都做好了“適當準備”，在10月7日和8日的夜間，他們還撤空了馬克裏堡（Markkleeberg）附近的一個馬棚，把在建國40周年活動中抓捕的抗議群眾以10人一間擠著關進狹小的馬棚，騰空牢房來準備關押萊比錫大遊行中的抗議群眾。審訊人員還告知被關押在哈庫特街（Harkort Street）單人牢房裏的異見人士哈騰豪爾（Hattenhauer）說一旦外麵鎮壓遊行抗議的槍聲響起，他們也將立即對她行刑。

10月9日晚上6時，當四所教堂參加完集會的人群聚集在離聖·尼古拉斯教堂咫尺之遙的卡爾·馬克思廣場（Karl Marx Square），遊行隊伍向萊比錫市區的交通要道環路由南向北挺進時，負責鎮壓行動的現場總指揮、萊比錫市代理第一書記海爾姆特·哈肯堡，已經得到了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昂納克的親自授權，如果一旦其它措施無法阻止示威遊行，哈肯堡可以在不請示東柏林的情況下，有全權使用武力采取一切措施處置遊行抗議活動。

示威遊行的隊伍正在逼近，但是，此刻哈肯堡卻憂心忡忡。東德的抗議活動如火如荼，紅旗到底還能扛多久還是個未知數。自己一旦像鎮壓六四那樣雙手沾滿了人民的鮮血，就算暫時沒有受到清算和審判，但也未必能夠逃過黨內權力鬥爭的排擠，更不要說逃脫曆史的清算了。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黨內權力鬥爭已經日趨嚴酷，昂納克本人也正在經受嚴峻的挑戰，一旦他失去權力，誰還會為這次鎮壓背書？想到下令鎮壓可能會給自己帶來的嚴重後果，在這緊要關頭，盡管哈肯堡有全權處置，但他不敢貿然下令，他還是決定當著萊比錫市第二書記羅蘭·沃茲爾（Roland Wötzel）的麵，拿起電話向克倫茨匯報請示——在這重要的曆史關頭，他需要有一個證人在日後可以為他作證。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他的選擇是完全正確的。

在柏林牆倒塌後的回憶中，哈肯堡說在電話裏，他告訴克倫茨“估計約有100,000人”正在遊行抗議時，顯然，克倫茨本人對這樣龐大的數量也感到震驚。哈肯堡說他與萊比錫市警察局長葛哈特·斯川森堡討論當時的局勢，倆人都一致認為如果一旦動用武力鎮壓，“不流血已經是不可能的事了”，哈肯堡說因此他“建議讓遊行隊伍通過”。克倫茨在電話中呆了很久，他最後說“無法確定”，他要同“他人”商量一下，再回電告知。

設在萊比錫鐵路總站的現場指揮中心裏等待的頭腦們，包括“史塔西”頭子穆爾克，都以為克倫茨幾分鍾後就會回電。時間正在分分秒秒的流逝，遊行隊伍的前端已經到達萊比錫環路東北角的“東結”樞紐（Eastern Knot），在鎮壓計劃中，這裏便是“血流成河”的地方。在東德政權倒台後，穆爾克在證詞中稱克倫茨很久都沒有回電。哈肯堡說大約45分鍾後克倫茨才回電。而克倫茨本人則回憶說，他立即就回電了，並命令軍隊撤出萊比錫——當然，在東德政權垮台後，他們每個人都在想辦法盡量為自己開脫責任。

事實上，他們之中每個人心中都對人民充滿了恐懼，正像萊比錫市第二書記羅蘭·沃茲爾說的那樣：“看到這樣龐大的人群，我們之中已經無人再想與其對抗，我們已經完全無能為力了。”是夜，萊比錫大遊行得以圓滿成功地完成，環路上所有的旁觀者都衝破了恐懼籠罩的陰影，加入進了遊行的隊伍。萊比錫大遊行在東德曆史上，成為影響柏林牆坍塌和東德政權崩潰的重要標誌性事件。

萊比錫大遊行發生後的第8天，10月17日，埃裏希·昂納克在政治局會議上被埃貢·克倫茨政變彈劾，克倫茨成為德國統一社會黨新的中央總書記；僅僅一個月後的11月9日柏林牆就轟然倒塌。由於東德和萊比錫當局最終放棄了發出鎮壓遊行抗議的命令，這在事實上也挽救了他們自己的命運，避免了東德政權垮台後因為萊比錫鎮壓而遭受清算。

埃裏希·昂納克本人後來流亡蘇聯，蘇聯解體後又流亡多地，在德國發出逮捕令後於1992年7月29日被遣返回到德國開始接受審判。由於他患有晚期肝癌，審判沒有最終結束，1993年柏林憲法法院出於人道原因擱置了案件。1993年1月13日，昂納克飛往智利與女兒女婿團聚，1994年5月29日因肝癌在智利聖地亞哥去世，終年81歲。

埃貢·克倫茨在1997年被控在冷戰期間犯下罪行，包括對四名翻越柏林牆的東德人犯下的屠殺罪等其它罪行被判處6年半有期徒刑。上訴失敗後，他又向歐洲人權法庭（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提出上訴申請，稱被錯用東德刑法法律，又遭駁回。在服刑近四年後，於2003年12月出獄。2012年和2013年，克倫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中國國際戰略學會出麵邀請下兩次訪華，並到中國各地考察訪問。在北京，他再次來到天安門廣場，看著廣場上的紀念碑，回想起1989年10月的北京之行和看到北京六四之後那種肅殺的氣氛，心中感慨萬千。可想而知，如果克倫茨當年在萊比錫大遊行中下達了血腥鎮壓的命令，那麽，曆史對他的審判也將會完全不同。

萊比錫大遊行對柏林牆的坍塌和東德政權的最終崩潰有著舉足輕重的重大影響。萊比錫大遊行的最大意義在於萊比錫人民徹底突破了東德政權的暴力恐懼，為東德人民樹立起了一個“人民不再恐懼”的榜樣，這使得東德這個依靠軍警鎮壓和恐怖治國的暴力機器由於失去恐嚇作用而在瞬間土崩瓦解。也正因為這個原因，對萊比錫大遊行的鎮壓也一度被東德當局視作一場你死我活、生死存亡的嚴峻較量。

由此可見，1989年春夏學生和市民在天安門廣場上發生的那場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雖然在6月4日被殘酷的血腥鎮壓了下去，但這場壯烈的民主運動對東歐人民的民主化進程的影響和作用卻是巨大的，這個影響和作用在萊比錫大遊行中尤其清晰地反映了出來。而萊比錫大遊行對柏林牆倒塌的重要性，恰恰表明這場發生在北京的民主運動和六四慘案，事實上對東德柏林牆倒塌產生了不可磨滅的重要作用和貢獻；而柏林牆的坍塌，又對東歐國家民主化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和作用，形成了東歐共產主義極權國家崩潰的多米諾效應。

值得一提的是， 1989年5月15日，當蘇共中央總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他在北京親眼目睹了中國青年學生和市民追求民主、反對特權和腐敗的呼聲和熱情如此高漲，北京當局為了避免尷尬，不得不取消多項原定的活動，改變行程，避開集會抗議的人群，倉促應付這場原本因該是高規格的、兩個最大、最具實力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經過了二十多年敵對狀態後，為實現關係正常化而進行的首次元首級別的訪問。5月18日，戈爾巴喬夫到達中國最大、最重要的金融和工業城市上海，但他看到的還是相同的情景。他從上海西郊的虹橋機場下機後，甚至根本無法進入到處是遊行隊伍的市中心區域，不得不在當時還很荒涼的上海西郊程家橋地區與市民作了簡短的交流，就入住附近的賓館。

同年10月7日，戈爾巴喬夫參加東德建立40周年的慶典，但在官方刻意安排的熱烈、隆重的檢閱儀式背景中，他看到的同樣是人山人海的群眾在強烈抗議東德政權的情景。在戈爾巴喬夫所到之處，他親眼目睹的這些波瀾壯闊的場麵，必然在戈爾巴喬夫的頭腦中留下深刻影響，相信他一定對此作過認真的思考和反思，對日後蘇聯解體產生深刻和重大的影響。

這些真實的曆史片段其實都在告訴我們：三十年前發生在中國北京的民主運動和六四慘案，雖然至今仍然是中國和世界人民“不願想起、無法忘記”的傷痛，但它曾經對柏林牆坍塌、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在潛移默化中產生的影響和所起的作用，竟是如此巨大和深遠，可以這麽說：六四改變了中國，同樣也改變了世界。

2019年6月1日完稿，為紀念北京六四慘案和柏林牆倒塌三十周年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