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紀念日。在這個百年建黨日來臨之前，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要求中國人“學好黨史，不可虛無主義”，然而，這部黨史從中共誕生之日起就充斥著對曆史真相的掩蓋和扭曲。這些被掩蓋和扭曲的真相就包括中共自己的生辰，被中共當作生日的中共一大召開真正的日子是1921年的7月23日。
在這裏，美國之音隻揭示2021年最新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後稱《簡史》)掩蓋和扭曲的重大曆史事件，包括“八九六四”、“文化大革命”、“反右”、“三年大饑荒”、“抗美援朝”、“抗日”和“長征”等。這些事件隨著中國的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有些已經被重新認識，有些依然還在謊言的遮蓋下，有的有可能被重新披上謊言。
對於1989年6月4日的那場血腥鎮壓以及在此之前的長達50天的學生抗議活動，《中國共產黨簡史》稱之為“政治風波”。《簡史》將那場後來幾乎由全民參與的民主運動定性為“極少數人” “煽動的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製度的活動”。對6月4日當天的屠殺，《簡史》說，“中央政治局在鄧小平和其他老一輩革命家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於6 月4 日采取果斷措施，一舉平息了北京地區的反革命暴亂”。
《簡史》避而不談的是中共的“果斷措施”包括命令“人民軍隊”動用坦克和機槍，直接對抗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造成無辜民眾嚴重傷亡，給成百上千，甚至上萬的中國家庭造成毀滅性打擊的事實。對於這場在中國之外的地方被稱為“天安門大屠殺”的事件，中國政府非但從未對其罪行承擔責任，進行賠償，反而一直采取各種手段試圖掩蓋真相，強迫那些受害者和親曆者忘卻這段曆史。
32年前的今夜，中共動用“人民的軍隊”屠殺人民；32年後，與“六四”相關的人和事還繼續遭受打壓。在中國大陸，紀念“六四”的集體活動幾乎絕跡，甚至死難者家屬的私下祭奠活動也會遭到當局的監視和幹預。在香港，這個曾是30年中中國唯一能公開舉行集會紀念六四事件的地方，連續兩年，紀念“六四”死難者的集會活動被禁止。最近，香港當局更以無牌經營迫使“六四紀念館”關閉。
那一夜，中共動用機槍和坦克殘殺人民
中國共產黨從締造之初就一直宣揚自己“始終把人民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共產黨人與中國人民的感情是“魚水相依”和“血肉相連”，軍隊是“人民的軍隊”，然而，1989年6月4日淩晨，更準確地說，6月3日深夜起，中共命令軍隊調轉槍口，直接對準了毫無裝備和毫無防備的普通市民和學生。數百名，數千名學生和市民倒在了“人民的軍隊”的槍口之下。
6月3日晚大約10時，中共當局發布緊急通告，宣布戒嚴部隊將強行清場，並強調，“如遇阻攔，戒嚴部隊可以采取各種自衛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從6月3日深夜10時起至6月4日淩晨，荷槍實彈的軍隊，在坦克和裝甲車的武裝下，在北京城的大約190多個地段與手無寸鐵的學生與市民發生激烈衝突。
根據曆史文獻學者，八九民運的參與者和見證人吳仁華的研究，當年中共共調集了19支部隊，差不多20萬名軍人，進駐北京實施“戒嚴”。這其中包括38軍等14個陸軍集團軍、空降兵第15軍、天津警備區的坦克師等。
吳仁華當年親曆了中國軍隊對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的全過程。他親眼目睹了中國軍人開坦克當街殺人。
他在2019年參與美國之音節目時說：“6月4日6點多鍾，我與大約3000名的同學撤離到了西長安街的六部口。我們靠在路邊行走，當時有三輛天津警備區第一師的坦克發射軍用毒氣彈，導致北京商學院的一名19歲的女學生龔紀芳因為吸入過多毒氣，造成呼吸係統糜爛，後來不幸死亡。 在那個地方，一輛編號106的坦克從後麵衝入學生隊伍，導致11名學生當場死亡，受傷者更多。”
吳仁華說，正是這段特殊經曆促使他後來成為曆史學者，專門研究“六四”問題，誓將真相告訴世人。他目前已經完成了三部關於“六四”屠殺真相的著作：《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和《六四事件全程實錄》。
1989年，方政是北京體育學院的大四學生，他就是吳仁華提到的“六部口慘案”中的傷者之一。那一天，他的雙腿遭到了坦克的碾壓。方政告訴美國之音，當時，他跟撤退的天安門廣場學生走在西長安街，爆炸的濃煙中衝出坦克，他迅速把一個昏倒的女同學往路邊護欄上推，自己卻來不及躲避。
方政說：“把她往前一推，自己迫於坦克的壓迫感，時間非常短，我就倒到地上，然後就感覺好像一個人 被擠壓的感覺，我那時還有點意識，壓到了。拖在地下，我整個人咚咚咚顛簸，震動，然後，咚，掉下來了。”
一直以來，中共避重就輕地強調天安門廣場範圍內無人死亡，但事實上有不少人死在天安門廣場。更多的人則死在廣場之外，其中西長安街的木樨地、西單路口、天安門廣場南麵的天橋、珠市口和前門一帶，以及東長安街的南池子據信是死亡人數和流血最多的地方。
1989年6月4日早晨6點25分，北京國際廣播電台的一則消息是這樣寫的：“請記住1989年6月3日這一天，在中國的首都北京發生了最駭人聽聞的悲劇。成千上萬的群眾，其中大多是無辜的市民，被強行入城的全副武裝的士兵殺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們國際廣播電台的工作人員。士兵駕駛著坦克戰車，用機關槍向無數試圖阻攔戰車的市民和學生掃射。即使在坦克打開通路後，士兵們仍繼續不分青紅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開槍射擊。目擊者說，有些裝甲車甚至輾死那些麵對反抗的群眾而猶豫不前的步兵。”
在新聞稿的最後，記者寫道：“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英語部深深地哀悼在這次悲劇中死難的人們，並且向我們所有的聽眾呼籲：和我們一起來譴責這種無恥地踐踏人權及最野蠻的鎮壓人民的行徑。”
這則80秒的新聞據信是唯一一則披露“六四”事件以及痛斥中共當局行徑的官方新聞。後來，這則新聞的作者被判刑入獄四年。
由“六四”死難者的母親組成的“天安門母親”在“六四”30周年時收集到202名罹難者的相關資料顯示，罹難者中年齡最小的僅9歲，最大的66歲。這些人中有小學生、中學生和大學生，有工人、司機、工程師、廚師、音樂家、複員軍人、辦公室工作人員等。有一個女兒在去看望喪偶不久、獨自在家的母親時在半路上被打死；一名學生在試圖勸解對峙的軍民雙方時，被軍官近距離開槍打死；有些在參加搶救傷員時中彈身亡；有些是在拍攝照片時被戒嚴士兵開槍打死。
“六四”究竟造成多少人死亡？中共迄今也沒有公布具體的死難者名單和傷亡的人數，更談不上賠償。
中共公安部1990年7月10日在第五次呈交國務院的報告《有關各地動亂、暴亂中傷亡情況統計資料匯總》說，1989年全國暴亂和動亂期間共有931人死亡，兩萬兩千多人受傷。北京的死亡人數為523人，其中北京學生57人，北京居民45人，外地學生171人，外地職工、居民和農民229人，另有身份不詳者21人。
不過，這些數據與其他來源的統計數據有很大的差異。北京紅十字會當時的統計大約2千600人死亡，傷者為3萬人。後來，英國和美國的解密資料都認為有一萬多人被殺。曆史文獻學者吳仁華對各戒嚴部隊途經地點和北京各家醫院的資料進行過搜索和整理後認為，北京紅十字會的數據應該最為可信。
邵德廉(Dan Southerland)當年是《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站的站長，他在2014年接受美國之音記者采訪時說，“六四”發生後，他去了天安門廣場並在一家醫院看到堆積在那裏的屍體。
邵德廉說：“我去了一家醫院，要求醫生讓我進去，我知道這裏堆了屍體。這個時候，當局已經開始鎮壓了並下達了不要讓外國人進來的命令，但是這位勇敢的醫生說，‘我讓他進去。’我進去後看著死屍堆，我意識到，他們的年齡偏大，不可能是學生，他們都是北京的普通市民。所以我們必須記住，在六四事件的死亡者中，最多的是北京市民、工人，而不是學生。”
2004年，因在2003年披露薩斯實情而聞名的軍醫蔣彥永在向中國全國人大和中央政治局建議為1989年的六四運動正名的信中披露，6月3日當晚，他所在的北京301醫院的急診室從10點多開始到半夜12點的兩個小時中，就接收了89位被子彈打傷的人，其中有7位因搶救無效而死亡。在這封信裏，他還提到，很多人被國際公法禁止使用的“開花彈”打傷。
在中共的敘事中，1989年學生運動是一場“反革命暴亂”，由於“暴徒”襲擊軍人，戒嚴部隊不得不進行反擊。曆史學者吳仁華在研究了六四後中共的有關“共和國衛士”的宣傳資料後，認定這是一個謊言，因為戒嚴部隊開槍在前，民眾“以暴製暴”在後。
他說：“總共15名戒嚴部隊官兵死亡，其中隻有7名因為民眾暴力行為造成死亡。官方資料清楚顯示了15名官兵的死亡原因、死亡地點和死亡時間，特別時死亡時間，沒有一個早於89年6月4號淩晨1點的。而戒嚴部隊軍人開槍是在6月3號晚上10點。我找到了第一個死亡民眾是宋曉明，他6月3號10點左右在五棵鬆路口的人行道上中彈死亡。”
抗議學生和民眾並不反黨，他們熱愛自己的國家
關於“六四”的定性，中共《簡史》說：這是一場“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動亂”。事實上，絕大部分抗議者，特別是學生，並不希望推翻共產黨的領導，也並不反對社會主義製度， 相反，他們隻是希望共產黨進一步推進改革，改革弊端。
六四學生運動領袖王丹在2010年曾經寫過一篇“假如89民運成功”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說，“八九年的學生從來沒有提出取代共產黨，我們自己上台的主張，而且不管八九民運最後如何發展，也根本不可能出現所謂學生領袖成為國家領導人這樣的事情。”
另一位學運領袖吾爾開希在“六四”25周年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說，當年學生的抗議活動隻是希望給中共施壓，迫使中共作出良性選擇。他說：“全世界所有的群眾運動邏輯一樣，就是要施加壓力，所謂群眾集結，就是希望把自己變成一種壓力，我們希望向對手施加壓力，而且希望對手，就是中國政府，在麵對壓力的時候，可以做出良性的選擇，就這麽簡單。世界上的群眾運動就是這樣的邏輯。”
他還說，八九年的學生運動是“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每一步都給中共當局留下了充分的餘地。” 他說，僅存海外的影音資料就可以說明當時學生的訴求絕沒有要推翻中共，推翻政府的意圖，而中國政府卻調動正規軍，用坦克用實彈對付手無寸鐵和平表達意願的民眾和學生，這個事實無法掩蓋，最終有人要為這個事件負責。
1980年代，盡管中國共產黨內部存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角力，經曆文革十年禁錮後，中國呈現出一派思想活躍、討論開放之勢。作為非常有社會責任感的大學生，基本上從1979年開始，每年都會舉行遊行，中共稱之為“學潮”。
在“八九六四”之前，最大的一次學潮是在1986年年底，當時安徽的大學生發動大規模要求民主選舉和反貪的示威，示威後來擴散到上海、北京等地高校。中國當局指控那次的學潮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是要企圖“否定社會主義”。
孟捷慕(James Mann)當時是《洛杉磯時報》駐北京分社的社長。他2020年告訴美國之音說，當年的學生是愛國的，是富有理想主義的，他們希望自己的國家變得更好，希望限製共產黨的權力。
他說：“1980年代的理想主義體現在為共產黨的權力設定新的限製。這也被理解為是愛國主義。那些孩子以及那些支持他們的或是領導他們的知識分子是這麽認為的。”
孟捷慕強調說，這些權力限製談不上是真正擁抱西方的民主和自由。他說，“六四”時期，被視為中共黨內改革派的重要人物胡耀邦和趙紫陽也從來沒有從民主選舉的意義上來談論民主。
胡耀邦1987年1月，因被中共保守派認為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被被迫辭職。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4月17日，學生們發起對胡耀邦的悼念和示威活動。這被視為是“天安門民主運動”的開端。
孟捷慕說， “六四”首先是反貪腐、反裙帶關係，反共產黨當時的所作所為。學生，特別是普通民眾，當時對自由和民主的要求是模糊的。天安門廣場的“民主女神”雕像也是在抗議的後期，1989年5月30日才豎立起來的。
在北大學生1989年4月17日提出七點請願中，沒有一點是關於“反黨”或是“反社會主義”的。學生們要求重新評價當時剛剛去世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汙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要求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公開收入；允許民間辦報，解除報禁，實行言論自由；要求政府領導人就政府失誤向全國人民作出公開檢討等。
1989年4月27日，在中共黨報《人民日報》前一日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又稱“四·二六社論”，將抗議活動定性為“反黨動亂”後，北京十幾萬名學生上街示威，舉行了“四·二七”大遊行。在遊行中，學生們打出的標語是“和平請願，不是動亂”，“打倒官僚”，“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維護憲法”等。
1989年5月13日學生絕食抗議後也隻是提出了兩個要求：一個是要求政府迅速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進行實質性的，具體的真正平等的對話；第二是要求政府為這次學生運動正名，並給予公正評價，肯定這是一場愛國民主的學生運動。
1989年5月4日，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在接見亞洲開發銀行代表時也說，學生上街遊行並不想推翻中共政權。他說： “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製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
因為公開表示同情學生和反對武力鎮壓，趙紫陽招致了中共當時實際上的領導人鄧小平的不滿。 “六四”後，趙紫陽被免去黨內外一切領導職務，並遭到軟禁。
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時，武爾澤(Larry Wortzel)是美國駐華使館助理陸軍武官。他2014年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從另外一個側麵證明當年攔截軍車阻止解放均鎮壓學生的民眾也是愛國和愛政府的，並沒有“反黨和反社會主義”。
1989年6月2日，武爾澤和同事前往北京西北郊的長城和西山調查當地村民攔下軍車，阻止軍人進城的情況。當時，武爾澤和同事拍下了軍車照片，被解放軍軍官指責為竊密，並被要求交出膠卷。他說，他本以為與軍隊對抗的村民會幫助他和同事留下照片，結果，村民們與中國軍隊站在一起要求他們交出照片。
武爾澤說：“這是讓我吃驚的，那些村民們說，如果你所做的一切可能會影響中國的安全的話，那我們希望你們離開，但是，我們希望你們把膠片交給這位軍官。最後，我們隻好交出了。”
“人民”自始至終與學生站在一起
2021版的簡史是這樣解釋6月4日的屠殺決定的。“在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中央政治局在鄧小平和其他老一輩革命家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於6 月4 日采取果斷措施，一舉平息了北京地區的反革命暴亂。”
事實上，“人民”並沒有站在中共當局的一邊，支持鎮壓。自始至終，人民群眾是同情學生並與學生站在一起的。準確地說，這場抗議運動是學生首先發起的，後來獲得了中國社會各階層的響應。1989年4月23日的北京《科技日報》在頭版報道學生遊行活動，稱“學生的行動代表了十億人民的呼聲”。
在這場持續了差不多50天的抗議活動中，教師、知識分子、記者、工人和其他平民等陸陸續續加入進來，全國各地許多城市也先後舉行了各類抗議活動。
《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多年後告訴美國之音：“天安門事件很偉大的一點是你看到北京人完全不同的一麵。突然之間，出租司機免費搭載學生，學生可以免費坐火車到北京來。我所接觸的每一個人都要保護學生，他們排成隊，在裝甲車前用肉體形成一道人牆。”
在“四二七”大遊行的那天，數萬名學生上街遊行，衝過北京警察、武警以及軍隊的重重攔阻線，上百萬的北京市民，夾道歡迎，站在學生遊行隊伍的兩邊，來表達完全支持的立場。
1989年5月13日，抗議學生發動絕食。當絕食學生瀕危的畫麵在電視上播出後，學生抗議活動幾乎變成了全民運動。北京的多家醫院包括軍隊的醫院自行組織搶救。北京市民、機關單位、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以至武裝警察都加入聲援、募捐、搶救之中。
1989年5月16日，北京幾十萬各界民眾上街遊行聲援學生。全國各地還有20多萬學生趕來聲援。同一天，在包括上海、南京、成都、西安等在內21個城市也發生了5000人以上的示威遊行。在這一天，北京1000多名知識分子聯署發表了《五一六聲明》，聲援學生，批評政府對學運的“動亂”定性。在聲明中簽名的有中國著名的作家巴金、著名詩人艾青、著名學者季羨林等。
5月23日，北京又舉行了百萬人大遊行，不少機關、幹部、文化人、科技界、工業界人士加入隊伍，喊出讓當時的總理李鵬下台的口號。
從5月19日，中共宣布對北京實施戒嚴後，北京的市民、工人、幹部和學生為阻止戒嚴部隊進京，自發趕往各個交通要道，攔阻軍人和軍車。也有不少民眾向軍人送水送糧、慰問軍人，勸他們放下武器，告訴他們“人民的軍隊不打人民”。
6月3日上午，在部隊得到命令開往天安門廣場時，戒嚴部隊的軍車在各個主要路口都受到了阻擋，民眾在路口設置了重重路障。當晚，即便是官方一再要求北京市民留在家中，仍然有大批市民走上街頭阻止部隊行進，以保護廣場上的學生。沒有人相信軍隊會真正開槍。
當時官方的新聞媒體對六四清場的報道，大部分內容也是同情學生的。除了上文提到的北京國際廣播電台的報道， 6月4日當日負責在中國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節目中主持的薛飛、杜憲著一襲黑衣、以沉痛的神態進行播音。此後不久，兩名主持人被調離新聞聯播節目組。
軍隊中對戒嚴也有不同的聲音。被調集到北京參與戒嚴的38軍軍長徐勤先率先抗命，徐勤先後來被軍事法庭判處四年有期徒刑。不幸的是，被剝奪了領導權的38軍，後來成了戒嚴部隊中殺人最多的兩支隊伍中的一支。另一支是空降兵第15軍，解放軍最精銳的特種部隊。
李曉明曾是中國解放軍39軍116師的一名中尉，也是第一位站出來的“六四”戒嚴軍官。1989年學生運動期間，李曉明奉命跟隨部隊從遼寧前往北京負責戒嚴任務。不過，他說，由於他所在師師長許峰的消極抗命，他們部隊在比戒嚴令所要求的時間晚了整整一天才於6月5日早上到達了天安門廣場。
李曉明後來回憶，軍隊中一些人對戒嚴的抵抗，早就開始了。在政府頒布戒嚴令時，有些軍官因為不想參加戒嚴任務或反對強硬對付民眾而“在隊中表現不好”，令上級把他提前送返原駐地。更有人公開反對戒嚴並在軍中宣傳，雖然人數比較少。
李曉明說，他所在的部隊早在5月22日就抵達到北京市郊，他清楚記得上級對所有士兵傳達過非常明確的指令：“誰要是開第一槍，誰就要對曆史負責。”他說，6月3日他所屬的軍車隊以緩速行駛，每當遇到群眾堵路就主動停車甚至後退，還得到群眾掌聲。
六四戒嚴部隊中消極抗命的還有第28軍軍長何燕然何政委張明春，後來兩人都被降級調職。
即便是中共的最高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內部對是否戒嚴的態度也是不同的。1989年5月17日，鄧小平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和姚依林）提出調用軍隊，“在北京實施戒嚴，堅決製止動亂”的提議後，李鵬、姚依林同意，趙紫陽、胡啟立反對，喬石中立。後來，鄧小平不得不召集顧問委員會，戒嚴提議才得以通過。
戴晴也是1989年天安門學潮的親曆者，六四鎮壓後曾入獄近一年。她2014年6月4日在紐約時報中文網上發表的《“備忘”六四》說，鄧小平的戒嚴令在從贏得民心、黨心和軍心上來說，當時遭遇了三個“當頭棒”。她說，第一個是《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之後的“四二七”大遊行；第二個是在他明確提出要戒嚴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表態，居然多數拒絕緊跟；第三個：王牌軍軍長（徐勤先）抗命！
“六四”後的鎮壓和清算持續至今
中共對參與抗議活動的學生和民眾的鎮壓並沒有隨著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大屠殺的結束而結束。“六四”之後，當局展開了大規模的搜捕和清查，一直延續到1990。在某種意義上，六四的餘波一直影響到現在。
1989年6月12日開始，中共當局首先宣布通緝支持學生訴求的，被中共視為“主要煽動者”的方勵之夫婦。後來王丹、吾爾開希、柴玲和李錄等21名學運領袖、工人抗議領袖韓東方以及知識分子代表嚴家其、包遵信等多人也遭到通緝。這些人後來陸續流亡到了海外。
“六四”之後的二十天，也就是1989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正式確認免職趙紫陽、胡啟立、芮杏文、閻明複等人的職務。趙紫陽的秘書鮑彤被逮捕，鮑彤是六四事件中被捕入獄的最高級別官員。
相對於學生和知識分子，承受了中共最嚴厲鎮壓的是被中共稱為“六四暴徒”的一群人。這些“六四抗暴者”在89民運期間，在軍隊進城後，以及“六四”鎮壓前後，攔截車輛、燒軍車、號召市民反抗、號召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用堵塞交通等各種形式對當局的鎮壓。他們中多為普通市民。
他們中的有的人被很快槍決，有的人被判處了極其嚴重的刑期。比如，學運領袖王丹被判刑四年，向天安門城樓毛澤東的畫像投擲雞蛋的魯德成被判處入獄16年。
北京市委辦公廳所編出版的《1989北京製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紀事》提到，北京市在“六四”後共抓捕了1千103名涉及“暴亂”的疑犯。
用《中共簡史》中的話來說，“六四”事件促使中國共產黨“更加冷靜地思考過去、現實和未來”。
這樣的思考自然不會包括公布真相，承擔責任和進行賠償。相反，中共還一直采取各種措施試圖抹殺有關“六四”的記憶。“六四”屠殺至今仍是中國互聯網審查最嚴密的主題之一；六四死難者家屬的悼念活動也會遭到當局的騷擾。這一兩年，在香港和澳門的悼念活動也遭到了禁止。中共似乎也達到了目的，現在，中國的年輕一代對三十年多年前北京遭到血腥鎮壓的民主運動幾乎一無所知。
這樣的思考還包括強化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製，更加敵視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六四”攔腰截斷了中國社會民主轉型的進程。民主、群眾示威以及政治體製改革成為了中共眼中不可跨越的紅線。中共同時還加大了對新聞出版和大眾媒體的控製。
中共黨史學者，《晚年周恩來》作者高文謙在2019年六四三十周年紀念，在美國之音電視談話節目中說，中共還從“六四”事件獲得了兩個政治遺產。“一是開啟了暴力維穩的國家治理模式；二是就是堅決把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的思維，就是底線思維。”
這樣的“暴力維穩”和“底線思維”在中共現任領導人習近平的統治下變本加厲。在香港，中共實施《國安法》，一步步打壓香港的自由；30年來一直在香港舉辦的全球最大規模六四紀念活動也被視為禁止。這個月早些時候，香港著名民主活動人士黃之鋒等四人因去年未經批準參與紀念“六四”集會被法院判處4至10個月有期徒刑。
在新疆，中共對上百萬維族人任意拘押，在西藏，中共壓製西藏人民的文化和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