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同學群裏熱議肖建華出事。1989年六四時他是北京大學學生會主席，積極為當時很不受歡迎的政府做事，後來被重點獎賞。媒體披露他在香港為國內大貪官們管理投資，發了財。肖是我們的同齡人，所以我們有條件深層次理解他的經曆，比如他六四時麵對的抉擇。我自己在當時和後來的人生中，也曾經遇到類似的局麵：一種選擇隱含著巨大的個人利益，如在體製內的前途或個人財富，但同時也意味著會傷害別人或大眾利益，雖然被傷害的人可能與自己關係疏遠、或在距離自己很遙遠的地方、或傷害發生在遠離現在的未來；而另一種選擇對世人有長遠的好處，但自己將失去出人頭地的機會，隻能過平凡的一生，麵對平常人的艱辛。
六四時我大學四年級，也是學生幹部，已經成熟到足以看清眼前兩條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人在關鍵時刻，頭腦經常會特別清楚。我那時第一次感到心中冥冥的一個聲音，告訴我什麽是對的，什麽是錯的。同時它也展示給我，那對的會不利於我個人，但那有利於我的卻是邪惡的。那個聲音的源頭不是我自己的頭腦，它不屬於我。當時朋友間頻繁交流。很多人也聽到類似的心聲，雖然多數人沒有深究。這麽多人都感受到它，表明它真實存在。而雖然每個人的情況不同，那個心聲的根本意思卻都是一致的，都是向善和為公義，表明我們各自聽到的，本質上是同一個聲音。我當時思考很多。我越想，那個聲音就越清晰，使我感到如果違背它，我日後將會永遠自責和後悔，所以最後我不得不折服並聽從它，雖然我那時還不知道用什麽名字稱呼它，也不知道怎樣對別人描述它對我的作用。
六四過後，形勢大變，政府開始“秋後算賬”，朋友四散。我經曆了預料之中的波折，原來的人生計劃被粉碎，內心陷入孤寂。當時開展“人人過關”運動，聲勢一浪接一浪。身邊的人們都在“自我檢討”，“對黨和政府表忠心”。他們好像在一夜之間就變了臉，變了心。而由於聽從了那個“聲音”，我不再可能與他們為伍。我的內心變得異常孤獨，孤獨到猶如進入了無人之境。在那段時間裏，那個“聲音”是我內心唯一的夥伴、唯一的指引，所以我有了強烈的願望去了解它。我開始探尋：這個“聲音”是什麽？在我和朋友們的小圈子之外，它普遍存在嗎？我已經聽從了它，它將帶我到哪裏去？它徹底改變了我的生活，而為什麽我對它一無所知？為什麽我身邊那麽多極端聰明和博學的人都從來沒有談論過它？我大學畢業了，自詡讀了很多書、也喜歡思考，但為什麽漏掉了這麽重要的它？經過一段艱辛和焦急的求索，我逐漸懂得，這個“聲音”就是基督教講的“神”。
所謂“信神的人”，就是在重大問題上堅信心中這個“聲音”的人；就是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理解這個聲音並跟隨它的人。所以我覺得自己在六四運動中開始信神，即使那時我還不知道心中的那個“聲音”就是神。神，重在他的精神，不在他的名字。
所謂“人人有罪”，就是世界上所有人，包括那些竭盡全力忠於神的人，也不能做到完美地理解和跟隨它。
所謂“邪惡的人”，就是在重大問題上，即使聽到這個聲音，還要違逆它。他們這樣做，經常是為了自己的私利，如肖建華之輩。
所謂“不信神的一般人”，是那些聽到了神的聲音，知道它是對的，也感覺自己應該跟隨它，但態度不堅定。他們不把神的指引當作大事；對神的聲音，有時聽從，有時不聽從。
所謂“善與惡的決鬥”，最關鍵的戰場在每個人的心裏。當一個人被私利誘惑，淡忘了自己對正義的責任，“善”就在這一場戰鬥中輸給了“惡”。
信神的人，發現自己犯錯後，會懇切地懺悔，把自己以前的錯變成未來行善的動力。不信神的常人，把自己心中聽到的神的聲音稱為“良心”。相對於信神的人的堅定，“良心”這個詞隱含著不信的人“聽到它時的不重視”，和聽到後“我可能跟從它，也可能不跟從聽它”的含糊。即使竭盡全力地理解和跟隨神，人還經常犯錯，何況當人對神無所謂、搖擺不定時呢？有信仰的人對待良知，就像聰慧孝順的兒子對待睿智和仁愛的父親一樣，充滿敬畏和順從。而不信神的人對待良心，如同國內亂串馬路的人對待維護秩序的老太太，態度淡漠輕呷。
肖建華靠六四中作惡而平步青雲，而六四中跟隨良知、勇敢地支持公義的人，運氣好的或滯留海外、或隱跡於市井；而那些不幸的，則身陷囹圄、或已經埋入黃土。現實再次冷酷地表明，在不崇尚神的社會裏，跟隨良知的人經常遭受磨難。曆史上教徒受難的例子比比皆是，為什麽千百年來還有那麽多人堅信神呢？根本原因就是，那個在你心裏說真話的聲音，有不可磨滅的、跨越人種和時空的感召力！一個人選擇聽從它後，換來的內心和平和無聲的歡喜，太誘人。而違逆它後，引起的精神迷茫和恒久的內心折磨，太痛苦！
從國家興衰的角度，沒有信仰的民族，就是其中的大多數人輕視良知。在這樣的環境裏，公義因為缺少人們的支持而變得弱小可欺，被那些不時出現的、為各種人欲而瘋狂的狠角色踐踏。睜眼看中國曆史和現實，那些追求權力和私欲而不顧老百姓生命、財產和福祉的弄潮兒們，如秦始皇、毛澤東等，他們的心誌是多麽堅定和冷酷！他的手段是多麽機巧和殘暴！當好人維護公義時的勇氣和意誌，比不過壞人追求私利時的大膽和殘忍，公義就會敗下陣來。邪惡的人就會登上高位，正直的人就會被排擠。這樣的民族就衰弱。
中華主流思想遠離公義已經很久了。遠古傳說中確有神農、大禹等舍己為公的領袖。但自秦漢到今天，國家實行絕對獨裁製度，“強君弱民”的思想和治術日臻完善和極端。帝王或執政黨被定義為“神聖”，又壟斷關鍵的權和利。而他們隻是有私欲的凡人，就利用神聖的地位，把自己一家一黨之“私”裝扮成天下之“公”，以蠱惑人心。以這樣錯亂的思想和製度為標準，少數所謂“內心修養高、一心為公”的人如關羽、嶽飛、曾國藩、周恩來等，實際上隻是維護了一小撮當權者的私利，而非全民族的公義。大多數的一般人追求小我的利益，但因為社會製度是“利出一孔”，“逐利”使他們事實上迎合著獨霸社會資源的當權者。於是幾乎所有中國人或有意、或無意地都成了假公濟私的當權惡勢力的幫凶。因為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力量被用在維護一小撮人的私利，整個民族真正的公利和公義自然被忽視，中華民族也因此種瓜得瓜。中國的帝王和執政黨經常是世界上權力最大、最有錢的人。而中國人作為整體，經常是世界上最沒有權力、最窮的人群之一。中華文明雖然起點高，但近兩千多年來進步相對慢，這就是根本原因之一。
六四的後期，學生明確地要民主—-國家的權力回歸全體國民；而鄧也明確地講，中國的江山就是權貴的（參見鄧對在京軍以上幹部講話）。麵對正邪分明，大多數中國人或因為內心的軟弱無知、或因為惡勢力的淫威，選擇了沉默和忘記。於是在之後的幾十年裏，“公平、正義”自然就被踐踏，而“一黨之私、幾個家族之私、附勢趨炎”當然就升騰。像肖建華那樣的，圓滑和精巧地為惡勢力謀財而傷害大眾利益的人，當然就充斥社會的各個重要位子。而中正為公的人，當然就被擠壓出社會精英階層。更年輕的人，滿眼看到的都是卑鄙奸猾之徒獲得成功，當然就照模學樣。如此違逆公義的民族，即使外表光鮮，也難隱敗絮其中。今日的中國，容不下內心有良知的人，正直的人也不願意居留。這樣的國家，未來之路怎能不坎坷！
二零一七年二月九日 於美國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