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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習近平，建造沒有形左實右潮流的新時代
（九）“六四血案”
鄧小平《全盤否定》出籠後，中國大地，牛鬼蛇神紛紛出籠，貪官汙吏為所欲為。一九八九年四月中。首都高校大學生上街遊行，率先發起了“打倒官倒”，“反對腐敗”的學生運動。學運隨即迅猛發展，廣大民眾一呼百應。全國幾百萬大學生踴躍參加，上千萬民眾大力支持。五月十八日，人民日報等官方媒體，站在學生一邊，正麵報導達三天之久。這就是史上波瀾壯闊的“八九學運”（不是民運）。“八九學運”一直持續到“六四事件”發生。
“八九學運”是偉人毛澤東“大民主，大革命”的又一次實踐；是偉人《炮打司令部》精神在新形勢下的又一次展現。當中央出了“官倒”，出了“腐敗”，毛澤東的“大民主，大革命”交給人民的思想是“炮打司令部”，是“造反有理”，是“革命無罪”。“八九學運”的“打倒官倒”和“反對腐敗”，直指共產黨的司令部，直指執政黨的最高層。這是波瀾壯闊的又一次“文化大革命”。
波瀾壯闊的“八九學運”受到社會各階層的關注。不同的政治集團，都想利用“八九學運”，為他們的政治目的服務。這時的鄧公也沒有睡大覺，他在關注，在思考。當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靜坐，不聽中央勸告時，（運動的性質發生了根本的轉變）鄧公恍然大悟，這不是“學運”，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向黨進攻的反革命行動。其目的是要天下大亂。他還悟到，“這個進攻遲早要來”；“反擊是不可避免的”；“遲反擊不如早反擊”；“小反擊不如大反擊”。於是，讓世界為之震驚的“六四事件”發生了。
“清場”，民兵足矣。兩個民兵，一個學生，會像老鷹抓小雞一樣，將學生仍出廣場。如果心再狠點，兩個警察，一個學生，學生怎能反抗？然，鄧公還嫌不狠，派野戰軍包圍北京。坦克，大炮，裝甲車開進廣場,全副武裝的解放軍霄禁整個北京城。“六四血案”就這樣發生了。
“六四事件”所反映的鄧小平打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所以之後的任何一位黨的領導人，隻要有點頭腦，都不會“全盤否定”“六四事件”。資產階級自由化派及共產黨內的馬大哈所期待的，“平反六四”的奢望將永遠不會發生。但是，鄧小平動用野戰軍，而不是民兵或警察，鎮壓和反擊手無寸鐵的學生，一手製造了“六四血案” ，卻是鄧小平“形左實右”本質的又一次大暴露。將企圖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亂國亂民的“自由化派頭頭”同廣大青年學子不加以區別對待，這是鄧小平一慣推行的“形左實右潮流”的特征。
鄧大人的屠刀沾滿了青年學子的“鮮血”。青年學子，無私無畏，純潔，熱情，銳敏。他們永遠是曆史的推動者。他們永遠是國家發展，和民族振興的先鋒。對他們的任何打擊和傷害，都是對國家和民族崛起的傷害。所以，偉人毛澤東說：“鎮壓學生運動的都沒有好下場！” 三十年來，腐敗風越刮越猛，貪官汙吏越來越多。可青年學子無動於衷（真被打怕了！），“先鋒”的角色不在了。（多麽可怕啊！）。這讓我想起，魯迅筆下那些手拿饅頭，等在法場，準備吃“革命黨人”腦漿和人血饅頭的麻木民眾。如若這樣，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還有希望嗎？偉人毛澤東一再號召青年學子：“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六四事件”卻把他們打入了“冷宮”。鄧大人的“形左實右潮流”何其毒也！
春秋戰國時期的大賢相管夷吾和鮑叔牙有一個名垂千古的共識，那就是“惡惡太甚不可為相”。派野戰軍圍剿學生製造“六四血案”；全盤否定文革；武力抓捕，邢事判監“四人幫”，判江青死刑；抓“五七式右派”五十多萬，等等。 縱觀鄧小平“形左實右”的政治曆史，他就是一個“惡惡太甚”者，他就“不可為相”。要“治國安邦平天下”，必須將“家仇私恨埋旮旯”。鄧小平將個人的“私恨”掛在嘴上，貼在臉上，印在腦門上，刻在心尖上，完全“感情用事”，“狠”字當頭。 讓他主宰國家就是民族的不幸。事實上，彼時彼刻，那個年代，當年“五馬進京”的黑馬還有一匹健在，他就是習仲勳。習仲勳的政治和行政曆史，找不到“形左實右潮流”的蛛絲馬跡。如果當年的周公能給毛偉人極力推薦習仲勳，而不是鄧小平，第二個卅年不會有《全盤否定》等黑色地帶。我深信，習仲勳會比鄧小平作的隻有好，沒有壞。因為習仲勳不屬“惡惡太甚”之人，不會感情用事；習仲勳懂得，理解和能堅持毛澤東“事實求實”的工作作風。習仲勳人品憨厚，實在，大度，能團結全黨，不會給黨製造麻煩和隱患。可歎啊，曆史總是那樣的不盡人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