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黨中央在京召開“七千人大會”，初步總結“大躍進”的教訓。毛澤東破天荒地作了自我批評，承認在價值規律麵前碰得頭破血流。這個彎本來在廬山會議上就該轉的，隻是他一個人擰著不幹，結果讓全國人民付出了慘重代價。以前在憶苦會上，我常聽貧下中農控拆舊社會“食不裹腹”的悲慘生活，沒想到在新社會還能趕上這樣的日子。
其實在更早一年的“八屆九中全會”上，中央已經試圖轉舵，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但國民經濟傷重創巨，整個1961年農場都是要死不活的。幸虧我搬到了石清鎮，不用再到處找食蹭飯。為此真要感謝王大叔一家的照應，讓我比農場絕大多數人提前結束了饑餒狀態。
“七千人大會”以後，農場開始發生明顯變化。首先是對“二次反右”中的戴帽右派進行平反。這場運動本為墾區土法炮製，因此最經不起推敲，幾個新成立的右派隊呼嚕嚕把人都給放了，然後摘牌關門。血書事件中的“核心人物”代誠也回到了三分場，不過關書記照舊當他的書記，沒受任何處分。事實上，沒有哪個農場領導因為這次運動而受處分，就像父母把孩子打了一頓，雖然打錯了，但父母還是照當不誤。這大概是幹革命事業必須接受的遊戲規則。
“二次反右”處理完畢，我做夢也沒想到，居然會有人來幫我摘去“中右”的隱形帽。某日，我在站部閑坐，忽然進來一位瘦高個軍人，指名道姓找我。他態度和藹，說自己從江蘇軍區專程過來，為反右運動中受到錯誤批判的速中教員落實政策，所有“中右”人員一律平反。我聽後非常激動，這真是天大的好事呀！於是就跟這位陌生人親近地交談起來。他說來農場後，首先到組織部查找定為“中右”人員的檔案，抽出所有相關材料，再把當事人叫來當麵燒毀。現在該找的人基本上都見過了。我問有哪些位，他一一報了名字，都沒錯。他還說某某親眼看見自己的批判材料被焚燒後，感動得落了淚。
說完別人，才談到我的事。我告訴他，我在反右中受到的批判比他們都厲害，問題也最多。可他說在我的檔案中卻找不到一份相關材料，肯定是學校沒有裝進去。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再三詢問，他的語氣十分肯定。他說組織上對每個同誌都要負責到底的，這種事關係到人的一生，不能當兒戲，他找得很仔細，決不會粗枝大葉。他要我放心，不管材料在不在，政策都一樣落實。他還說：“從現在的眼光來看，你們這些同誌在鳴放中所提的意見是正確的，不應該受到批判。即使有個別錯誤，也應該本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來對待，怎麽能進行批判呢？這樣一來，誰還敢給黨提意見？”他講得很在理，我深受感動。最後，他給我留了通信地址，說我的情況比較特殊，如果今後發現了新問題，可及時反映，他負責處理。
我送走他後，內心久久不能平靜。組織上這種父母般的關愛，我已經很久沒有感受到了。我雖是被打錯的孩子，此時對組織仍然感激涕零，內心並沒有什麽抱怨，更不敢去怪那位始作俑者。可是我的確鬧不清，學校為什麽要扣下我的材料？難道是張政委想進一步保護我？他這樣做總須征得幾名常委的同意吧？我的問題最重，為什麽又偏偏隻照顧我一人？
轉念一想，唉，弄清楚也沒什麽用，我的大好前程已經給耽誤了，不可能再回到揚州重拾舊夢。無論檔案裏有沒有材料，我的右派名頭在農場也抹不掉了。組織上隻對個人宣布處理意見，卻不會當眾平反，恢複名譽，我就算長著三寸不爛之舌，也不可能跟祥林嫂似的逢人便說“我不是右派”。一般人也搞不清“中右”和正式“右派”的區別，八成在心裏仍然對我另眼相看。這也無可奈何。好在農場右派多，我並非鶴立雞群，自己別太當回事就行了。組織上既然已做結論，想來不會再揪我這根小辮子，這倒是值得慶幸的。我就像一個風塵女子忽然恢複了處女身，對自己失而複得的政治清白倍加憐惜。
這次平反是全國範圍的行動，涉及麵很廣。不久二嫂來信，說二哥已經摘除右派帽子，並從湖北農場調回原單位，現在兩人恩愛如初。我相信二哥也會有一種劫後餘生的感覺，從此更要銘記黨的恩情，再不敢亂說亂動了。
我給婷婷去了信，報告這個“特大喜訊”。她也為我感到高興，鼓勵我徹底放下思想包袱，輕裝前進。去年探親回來，我和她一直保持正常通信，誰都沒再提裝病調動的事——本來這事也不能白紙黑字地寫出來。此次我雖獲“平反”，但並無多少實惠，不可能對我的調動產生什麽影響，這一點她是明白的，自不會哪壺不開提哪壺。這一年來，我們的通信越來越像公文，而不像情書，每次都是匯報自己的近況（通常也不會有什麽新鮮事），然後再叮囑一下對方，注意健康，努力加餐飯。我知道自己的愛情已經失去溫度，卻不知道哪裏能夠找到劈柴。】
2020-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