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是一本頗具史料價值的著作，於1989年由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出版，受到這一領域研究者的重視。書中對珍寶島事件的整個謀劃過程作了相當清晰的描述，下麵按主要階段進行分析：
〖1968年1月24日，中共中央軍委電報指示沈陽、北京等有關軍區，要求加強中蘇東段邊防防區的重點部署，做好軍事上配合政治外交鬥爭的必要準備。中共中央軍委要求邊防部隊在反挑釁鬥爭中，嚴格遵守針鋒相對，後發製人和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同時提出了具體的措施：如遭到蘇方毆打，我可還手自衛，不要開槍；……如蘇方向我開槍，我應當場向蘇方提出最強烈抗議，並鳴槍警告。當我兩次警告無效，打死打傷我方人員時，我邊防部隊可開槍實行自衛還擊；采取上述任何一種自衛措施，都要掌握“先禮後兵”的精神，並把還擊行動控製在我境內。“指示”要求邊防部隊注意選擇政治上有利的時間、地點和情況，事先做好準備，多設想幾種可能，擬定行動方案，有重點、有計劃地打擊蘇軍的挑釁，力爭做到“不鬥則已，鬥則必勝”。“指示”認為，邊防鬥爭主要是搞好政治、外交鬥爭，邊防上每一行動，都要考慮全局，按政策辦事，嚴格執行請示報告製度。〗
從上可知，在珍寶島事件爆發一年前，中央軍委就下達了指示，要求大軍區做好邊境反擊準備。由於當時尚未確定反擊地點，指示中沒有出現“珍寶島”字樣，但明確了“後發製人”的原則。為了避免邊境衝突升級，還不厭其煩地列舉了幾種可能的遭遇情形，目的是防止中方部隊先開槍。直到珍寶島戰役結束，中央軍委也沒有更新過這個指示。它清楚地表明了毛澤東的立場：對蘇作戰要打勝仗，但需勝得光明正大。中國是自衛反擊，當然不能先開槍。不僅如此，還要先禮後兵，因為毛澤東打的是政治仗，最後一定要在道義上戰勝對手才行。如果搞偷襲，不光勝之不武，還容易使局麵失控，毛澤東作為一個“雄才大略”的人，怎麽能采取這種手段？
〖1969年初，珍寶島地區的形勢更趨緊張。1月25日，黑龍江省軍區根據蘇聯方麵加強對珍寶島地區幹涉挑釁的形勢，提出了珍寶島地區反幹涉鬥爭方案。“方案”設想以3個連左右的兵力參加珍寶島地區的鬥爭，以一部兵力上島潛伏。如蘇方以武力強行幹涉我巡邏分隊執行任務，潛伏分隊視情況予以支援。……〗
這個方案，就是曹建華起草的“第一個作戰指令”，之後的高層討論都是在此基礎上進行的。它的核心策略是“潛伏”，因為一對一地與蘇軍正麵交鋒，中方沒有“鬥則必勝”的把握，隻能采取“以多打少”的方式，事先把援兵派上去。
〖2月19日，總參謀部、外交部同意了黑龍江省軍區的“方案”，總參謀部在給沈陽軍區、黑龍江省軍區的複電中重申，嚴格遵守針鋒相對、後發製人和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既不示弱，又不主動惹事。在具體鬥爭中，要選擇重點，預有準備地堅決予以自衛還擊，速鬥速決，不予糾纏。……〗
可以看出，總參謀部重申了軍委關於“後發製人”的要求。這也說明，在開戰之前毛澤東並沒有改變上年的指示。
〖總參謀部要求駐珍寶島地區的邊防部隊以不少於一個加強排的兵力組成2-3個巡邏組按既定的巡邏線，堅持不固定時間的正常巡邏；自衛還擊行動，必須嚴格控製在航道我側，力求行動突然，動作迅速，不要糾纏，不要戀戰，取得勝利後立即撤至有利地域；……部隊不要上島潛伏，可隱蔽集結於適當地域，視情況乘汽車向現場機動進行支援；……〗
特別注意！總參謀部明確反對“上島潛伏”，因為這樣有可能搞成伏擊戰，與軍委“後發製人”的精神相違背。總參謀部要潛伏部隊與現場（第一衝突點）保持一定距離，等戰鬥打響後再乘汽車進行支援。由於我方人數占優，應能實現“鬥則必勝”的目標，不必再搞打伏擊的“陰謀”。總之，雖然用了計策，但還是要勝得光明正大，這樣才能占理。打這種仗是為了配合中蘇論戰，毛澤東在那個時候還沒有想把中蘇對抗搞到“社會主義陣營”外麵去，所以一定要有理、有利、有節，鬥而不破。打伏擊和先開槍同樣“理虧”，因為都屬於“先發製人”。總參謀部明白這一點，故而要求部隊不要上島潛伏。
〖2月23日，沈陽軍區就珍寶島鬥爭中幾項具體政策如何執行和掌握的問題報告總參謀部，總參謀部提出，……蘇軍向我開槍射擊，我可鳴槍警告，當警告無效，打死打傷我方人員時，我應堅決自衛還擊。……〗
可以看出，在最後討論階段，總參謀部仍然堅持“後發製人”的立場：必須滿足“蘇軍先開槍”、“我方警告無效”、“打死打傷我方人員”三個條件，我方才能開槍。這與中央軍委的指示是高度吻合的。
由於沈陽軍區在向總參謀部請示過程中，總參謀部一直堅持軍委意見，而沈陽軍區也沒有表達異議，所以從程序上說，總參謀部不會將此事報軍委再議，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麽毛澤東在開戰時並不知情。他那會兒正忙於籌備召開中共“九大”，自然也不會主動過問此事。
但是，實際戰鬥情況卻嚴重違背了軍委和總參謀部的指示：不僅先開了第一槍，而且把蘇軍巡邏隊引入伏擊圈中予以殲滅。可以肯定地說，沈陽軍區改變了中央的軍令。曹建華在回憶中也印證了這一點：“盡管戰場選擇在珍寶島，但如何掌握反擊的開槍時機，軍委和沈陽軍區沒有明確規定，隻給了一個原則：‘靈活掌握，先禮後兵。’”
這可真有點匪夷所思了！前邊的軍委指示，主要講的就是開槍時機，裏麵有那麽多具體要求，幾達“婆婆媽媽”的地步，到了曹建華這裏，隻剩下八個字了。就算是“先禮後兵”，他也沒有做到，可前麵還戴著個“靈活掌握”的帽子呢！這等於給了他最大的戰場指揮權。他可以根據需要，自行決定開槍時機，而不用把什麽禮不禮的太放在心上。話說回來，既然敢打伏擊，還怕開第一槍嗎？當然要出其不意，先下手為強了！
但是曹建華這個級別，不可能有膽量公然違抗最高指示，除非得到上級的授意。而這個上級不會是別人，隻能是珍寶島戰役的總指揮、沈陽軍區副司令員肖全夫。肖全夫對曹建華搞出來的作戰方案非常欣賞，親自到北京向總參謀部匯報。盡管從書麵記錄上，總參謀部堅持軍委指示，要求部隊不能上島潛伏，但在口頭溝通時，很有可能作了讓步。因為上島潛伏是這個方案的核心，在島外潛伏意味著必須從冰凍的江麵上過去，沒有辦法隱蔽，容易遭到蘇軍火力截擊。再說雙方巡邏隊短兵相接，交火兩三分鍾可能就完事了，等潛伏部隊開過去也“支援”不到什麽了，隻會與對方尋聲而來的後續部隊遭遇。
肖全夫在1955年獲授少將軍銜，但實際戰力遠在少將之上，打過許多硬仗，具有很強的軍事決斷力。在珍寶島的後續作戰中，他曾經拒絕過頂頭上司陳錫聯（上將）從北京打來的電話指令。陳當時氣得夠嗆，事後卻不得不承認肖是對的。意見分歧放一邊，這兩個人都明白，珍寶島戰役輸不得，因為“九大”召開在即，毛澤東要把它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在此節骨眼上，沈陽軍區卻打了個敗仗回來，如何交待？
不光他們交待不了，連總參謀長黃永勝也交待不了。當時文革中的兩大機構——“中央文革小組”和“軍委辦事組”（黃任組長）正在明爭暗鬥，雙方都想在“九大”的權力分配中占上風。珍寶島之戰在這個時候打響，本身就意味著向“九大”獻禮，打敗還能行？連“林總”都要吃不了兜著走！兩人都是四野出來的，黃永勝平生的得意之作“楊家杖子戰鬥”，就是在肖全夫的配合下打成的。此役圍殲國民黨49軍，隻有軍長帶著100多人逃脫。如今肖全夫要打珍寶島，黃永勝能不給方便嗎？常言道：“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對這些戰將來說，勝利是最重要的。隻要打贏了，誰在乎王道、霸道、邪門歪道？
肖全夫的北京之行，一定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回來馬上將曹建華的方案付諸實施，並且讓他親自帶隊上島，指揮作戰。3月2日的仗打贏之後，肖全夫更是把這個軍分區副參謀長直接任命為“前沿總指揮”，讓他接著打了3月15日的第二仗。如果珍寶島事件有“天意”在內，那麽曹建華就是“天選之人”，要風得風，要雨得雨，最後圓滿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讓中、美、蘇三國首腦為此忙活了許多年，極大地改變了曆史航向。
2024-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