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之而來的是充滿溫馨的蜜月期。男女相悅，人間也變天堂，奈何為時甚短。過完國慶和婚假，前後不到一周，我倆就各自上班了。她回一隊，每周來總場看我一次。雖然多了一項生活內容，但是照舊要打掃衛生，洗洗涮涮。有時一覺醒來，我都感到詫異：“難道這就算結婚了？”早知這道門坎這麽好邁，以前何必那樣畏首畏尾、瞻前顧後？
饒是如此，偌大的農場畢竟有了要牽掛的人。我於是利用工作之便，盡可能轉到一隊去看望她。進入12月，一隊也要推行“兩結合”，我就加入了它那個工作組。有一次在曬場，見她和幾位北京支邊青年製作顆粒肥料。這裏沒有使用“東方紅”那樣的勞什子來搞機械化生產，而是采用原始方式，拿大笸籮像滾元宵似地混合肥料成份。活兒不算太累，可當我看到她把笸籮握柄的繩索掛在脖頸上，與對麵的人來回搖晃，就感到心裏不是滋味，提醒自己回去後立即找陳科長催調動的事。
文燕勞動從不偷懶，所以幹同樣的活，要比別人付出更多的力氣。有時她帶我去集體宿舍坐一會兒，交談片刻。宿舍條件不好，擁擠、光線暗，除了能擋風遮雨，幾乎一無可取。我也就是剛從大草甸回來那會兒，對這樣的居住環境還能有幾分好感。比起文工隊的吹拉談唱，生產隊的勞動生活自然要辛苦單調得多，但她從不向我流露自己的不適應，總說一切都好，調動的事不要著急。她通情達理，能夠控製自己的情緒，這些都給我留下美好的印象。
這種分居日子一直持續到年底還沒有結束，我的生活又發生新變化，那就是寫作有了眉目。一天中午，快到吃飯時間了，陳科長把我留下，談及他向石書記匯報工作時，書記說中國青年出版社給黨委來信，讓我即去北京改寫《大荒無極》。我聽後激動得連話都說不清了。也許這就是一個新的起點吧！但我想起三月份遭駱主任批評一事，怨氣又湧上心頭，情不自禁地向陳科長訴了一番委屈。科長聽罷，表示理解，說他以前也對此關心不夠。這又讓我有些後悔。其實在我的寫作問題上，他和駱主任立場相近。隻不過駱是上綱上線，他則認為我應該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經營管理中。幸好我從沒耽誤過工作，否則他的話也會不好聽。
當然，陳科長對我主要還是憐才惜才，甚至曾經暗示我隻要“把鋼用在刀刃上”，升任副科長指日可待。我也不認為這是什麽空頭支票，我的能力並不在曹世平之下。到五分場蹲點，曹雖是組長，但我做的工作更多。大報告是我寫的，工資改革的主要修改意見也是我提的，甚至連麵粉加工廠都是我出主意送給一隊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我下基層比他要深入得多，說話自然有底氣。不過老曹也非無能之輩，有些意見本是他的，但他寧可我去向領導提。提錯了，挨剋的是我；提對了，他是組長，自然有功。這個“小九九”我看得出來，但我一向不喜歡“藏拙”：提就提吧，有啥大不了的，又不是“反右”。工作上這點事，想那麽多幹嗎？早解決早收攤，大家都可以輕省點。
轉至元旦，我就開始整理舊稿，以減輕到北京後的壓力。我雖已寫出19萬字，但還是當年給北京出版社的9章10萬字比較成熟。後來我把前5章寄給中青社，再次掛上號，說明慢工確實出細活。其餘9萬字主要是一年內突擊出來的，比較粗糙，且尚未收尾。寫長篇小說，越到後麵越困難，我的架子搭了拆、拆了搭，一直搞不利索。不過對此我並不擔心，到了北京問題都能解決。我現在的寫作狀態很好，又擁有那麽多素材，隻要到時跟編輯把大綱敲定，往裏麵填血填肉還不容易？所以我花一個月又改出6章來，寄給中青社，就覺得萬事大吉了。
中青社的來信，我從黨辦要來抄錄了一份，內容如下——
中共國營867農場委員會：
負責同誌：
您場計劃科煙雨蒙同誌寄給我們小說《大荒無極》的前五章初稿和後麵部分的提綱。我們看了這些稿子，覺得作品通過一個共青生產隊反映建設北大荒的鬥爭，較好地表現了北大荒人的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的激情，生活內容比較充實，對廣大青少年讀者有教育意義。
我們曾向您們了解作者的政治思想情況，承於8月24日複信，經研究後，我們覺得根據本人的表現，還是可以出書的。我們想進一步同作者聯係，請他將全部稿件整理出來，並與他一起商量修改定稿，不知您們意見如何，特函請示。如果您們同意，是否能給他兩三個月的創作假期，請考慮，並請研究決定後，盡快複示。
懇請您們大力協助。盼複。
敬禮！
中國青年出版社1965年12月11日
這封信我是元月三日拿到手的，距陳科長找我談話已過去一周。說實話，我看了以後感覺很不舒服，如骨鯁在喉。什麽叫“根據本人的表現，還是可以出書的”？好象我屬於“勞動改造、以觀後效”人員，隻是因為“後效”不錯，才進一步從寬。中青社向農場“了解作者的政治思想情況”，這邊當然由政治部負責回答。以駱主任對我的看法，“8月24日複信”不會都說好話，甚至可能提及我曾被內定為“中右”。盡管江蘇軍分區已派人來為我“平反”，但那件事搞得像偷奸一樣上不得台麵，想來不會對政治部產生什麽影響。
中青社這封信遠非我想象的那樣熱情洋溢，而是相當勉強，令我大失所望，一連兩天都沒興致改稿。接著又傳來一個不好的消息：秦元副場長不同意放我出去兩三個月，因為場裏最近任務很多，尤其要在哈爾濱搞圖片展覽，需要我撰寫文字說明，甚至想讓我去現場解說，那就得拖到4月份了。我自忖和他有些交情，跑去磨了半個小時，最後也隻討到40天假期，還要先把圖片說明搞完，所以遲至3月初才能動身。
不久，中青社又來一信，說貴場政治部隻同意給40天創作假，因時間較短，建議我留場寫，以後再考慮如何修改。但如去京，也歡迎。
這事別扭極了！中青社本來就不冷不熱的，眼看“貴場”也不太支持，索性丟手，於是“去京”成了我的個人選擇，真是尷尬莫名。但我思前想後，還是決定要去。在這裏呆著，半年也未必能擠出40天來搞創作。事實上，去年3月稿子寄出以後，我的作品就沒多少進展。隔三差五要下去蹲點，回來又要寫報告，哪有什麽時間“不務正業”？我能見縫插針把婚結了，都屬奇跡。
第二層考慮：去北京終究是一件極光彩的事，我好不容易熬到出頭之日，哪能輕易放棄呢？在中青社寫作，本身意味著一種認可，就像孕婦到了快生的時候才會住進產房。而在農場寫作，我隻不過是個普通“文青”，這樣的人周圍不下七八個。那封信雖然不夠熱情，但還是明確向我發出了邀請。考慮到我的政治出身，這已經算是青睞有加，我幹嗎還要死摳字眼呢？
必須抓住此次機會，把作品拿出來。我的命運，連同文燕的命運，都會發生根本改變。我感到自己就像一隻振翅欲飛的小鷹，一旦擺脫騰空時的羈絆，就可以在蔚藍的天空翱翔，再沒有什麽力量能把我拽下來！】
2022-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