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在縮小澳大利亞和中國之間的差距方麵發揮著關鍵作用，特別是在氣候合作方麵。
澳大利亞和中國在太陽能技術方麵的合作證明了企業家精神和國際夥伴關係在推動創新和可持續發展方麵的潛力。這種協同作用促成了各種成功的合資企業和研究計劃。這種合作不僅促進技術進步，而且在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挑戰方麵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憑借創新、敏捷和敢於冒險的內在品質，企業家可以駕馭兩國複雜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格局，找到共同點。
自工黨執政以來，人們重新討論了澳大利亞與中國開展氣候合作的機會。盡管有這些討論，但實際行動仍然薄弱。
鑒於各自生態係統固有的脆弱性，澳大利亞和中國作為主要煤炭生產國，麵臨著氣候變化帶來的巨大風險。兩國都宣布了雄心勃勃的碳中和計劃。2020年9月，習近平主席宣布中國將“力爭在2030年之前實現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在2060年之前實現碳中和”。兩年後，即 2022 年 9 月，澳大利亞通過立法，承諾到 2030 年將碳排放量減少 43%，並到 2050 年實現淨零排放。
澳大利亞和中國在氣候變化合作方麵的利益互補性體現在貿易關係中：中國是澳大利亞最大的鋰和液化天然氣（LNG）進口國，也是電池和太陽能光伏板等可再生能源產品的重要供應國。中國日益成為澳大利亞最大的電動汽車供應商。澳大利亞 86% 以上的純電動汽車 (BEV) 來自中國，包括所有特斯拉和 Polestar、所有電動沃爾沃和部分寶馬。
然而，每個國家在外部和內部都存在著超越貿易關係的重大障礙。
最近的研究突顯了科學界對跨境合作相關潛在風險的日益擔憂。以智能電網等創新為代表的不斷發展的技術格局本身就存在網絡安全威脅等風險。隨著這些智能電網變得更加複雜和互聯，脆弱性也隨之增加，擔憂也隨之增加，特別是考慮到當前澳大利亞和中國之間的地緣政治氣候。
從投資角度來看，澳大利亞一直是可再生能源領域對中國資本有吸引力的目的地。2013年至2016年，金風科技、中國電建、中國節能、北京京能、正泰太陽能等中國領先能源公司紛紛投資澳大利亞可再生能源領域。然而，在國家安全擔憂和政治動態的共同推動下，澳大利亞收緊??外國投資法規，給潛在的中國投資蒙上了陰影。這些被中國企業視為障礙的監管變化，加上中國業務的政治化，導致人們認為風險和成本增加。
中國的法規，尤其是近年來出台的法規，也有可能阻礙清潔技術合作。其立法雖然植根於國家安全和主權關切，但可能無意中成為全球氣候行動所必需的技術和資本自由流動的障礙。
最後，兩國的國內政治和既得利益使問題進一步複雜化。澳大利亞和中國都有強大的派係抵製快速擺脫化石燃料（主要是煤炭）。這些團體由於其經濟重要性和政治影響力，往往成為積極氣候政策的障礙。
展望未來，兩國需要明智地應對這些挑戰，以利用這種合作的互惠互利，特別是在麵對緊迫的全球氣候問題時。在當今日益全球化和相互聯係的世界中，國家之間的合作，特別是像澳大利亞和中國這樣有影響力的國家之間的合作，不僅是有益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這種合作對於解決複雜的全球挑戰，特別是與環境和經濟有關的挑戰至關重要。
兩國必須認識到通過共享資源、專業知識和創新可以產生的共同優勢。然而，為了確保有效的合作，設定明確的界限至關重要。這將涉及建立一份“負麵清單”，詳細說明由於國家安全、知識產權問題或其他重大原因可能限製合作的領域或部門。
此類清單的推出將為雙方企業、投資者和政策製定者提供透明度和清晰度。它將劃定合作可以不受阻礙地進行的領域，以及可能需要額外審查或應用絕對限製的其他領域。
通過積極解決潛在問題並提供明確的合作路線圖，澳大利亞和中國可以培育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共同目標基礎上的關係。這不僅可以加強雙邊關係，也可以為其他國家在日益複雜的國際外交與合作中樹立先例。
企業家在縮小澳大利亞和中國之間的差距方麵發揮著關鍵作用，特別是在氣候合作方麵。大量澳中企業家的專業經驗和社會資本凸顯了澳大利亞與中國的經濟接觸。根據悉尼大學最近與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和上海澳大利亞商會合作發布的一份題為《澳中企業家：跨境商業生態係統》的報告，可再生能源是由澳大利亞企業家推動的澳中跨境生態係統正在興起的七個行業之一。澳大利亞和中國。聚合分散的創業商業生態係統中的資源和網絡，為不同背景的澳大利亞企業家共同創新和進入氣候變化合作等新市場開辟了新途徑。
本文是保賠協會擴展係列的一部分：中國：主流媒體之外的視角，由 Jocelyn Chey 客座編輯。
（穀歌翻譯：Regulatory certainty and entrepreneurship: Unlocking Australia-China climate collabo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