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與“疆獨”的重新凸現

來源: 河裏的石頭1 於 2013-07-03 06:39:09 []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7718 bytes)

來自五四青年網，作者：雨夾雪

[編者按：拉攏上層的路線構成了“疆獨”活動的組織基礎，新疆和內地及新疆內部貧富差距的拉大構成了“疆獨”活動的經濟基礎，少數民族新生資產階級的出現構成了“疆獨”活動的階級基礎，“非毛化”和伊斯蘭教的複興構成了“疆獨”活動的思想基礎，嚴重的腐敗問題和大漢族主義的複活構成了“疆獨”活動的群眾基礎。 ]

改革開放開始以後，疆獨問題開始變得嚴重起來。
首先，在落實政策上，大力拉攏少數民族上層，如以前的貴族（農奴主、巴依）和他們的後代、宗教界的上層人士等，為共和國初期的反”疆獨”鬥爭和一係列社會改革中的“擴大化”“平反”，卻把一批擁護中央的少數民族積極分子打成極左分子。
僅僅在宗教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就為1500人“平反”並恢複了教職。少數民族上層並未因落實政策對中央懷有感激之心，反而抱怨自己受到的“迫害”，甚至或明或暗的支持分裂勢力。
另外，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對於共和國初期新疆違反民族宗教政策的漢族幹部也進行了“平反”，例如　197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宣布：“1952年新疆省第二屆黨代會對王震同誌和新疆分局的批判是不符合實際的，中央當時撤銷王震同誌的新疆分局書記、軍區政委及財委主任，是不公正的”。這種自相矛盾的政策既得罪了漢族幹部，又得罪了少數民族幹部，使雙方的矛盾迅速激化。到了1980年，新疆的區黨委擴大會議都開不下去了。胡耀邦把他們找到北京開會，搞了個紀要，其傾向是壓漢族幹部、抬民族幹部。這個紀要一傳達，雙方的矛盾更加激化。為了挽回“紀要”的不良影響，趙紫陽又讓鄧力群起草了一個複電，強調了一下漢族幹部、解放軍所起的作用，還講到新疆黨組織成立以後漢族幹部所起的作用，強調民族幹部和漢族幹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團結。這樣就形成所謂民族幹部要 “紀要”，漢族幹部要“電報”。使雙方的對立進一步持續，新疆很長時間都沒有安定。
其次，改革開放開始以後，新疆和內地及新疆內部的貧富差距急劇拉大。在毛主席時代，內地大力支援新疆，新疆地區的工資水平在全國名列前茅，維族人的生活質量和當地的漢人也差不多。改革開放開始以後，搞了一個“兩個大局”，優先發展沿海地區，新疆和內地特別是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差距急劇拉大。又大搞“容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少數民族中除了極少數人先富起來了，絕大多數和漢族人民一樣，生活質量的提高受到嚴重影響。而漢族由於在整體文化層次方麵還是要強於少數民族，又實行了計劃生育，人口的增長比少數民族慢得多，還有一些內地富人去新疆經商，這使得少數民族和當地漢族的貧富差距總體也在拉大。新疆的資源豐富，少數民族對生活的不滿必然高於其他地區。90年代以來又進行了國企改革，大批職工下崗失業，新疆地區是國企最集中的地區之一，受到的影響尤為嚴重。像新疆生產建設兵團2007年末總人口258.47萬人，在崗職工隻有66.06萬人。新疆大批“富餘”勞動力被迫外出東部地區就業，特別是廣東。從劉漢黃事件我們可以看出廣東的工作條件。而因生活所迫而背井離鄉外出謀生、奔波操勞在社會最低層的新疆少數民族，由於民族、文化等等方麵的原因，使得他們很難融入到客居地的社會中去，他們有著比漢族地區外出謀生的人更大的工作困難、生活困難。像在深圳很多新疆來打工人員受到歧視，找不到工作，為生活所迫轉而偷竊的事情比比皆是。深圳政府打擊偷竊治標不治本，導致民族矛盾日益深化。當地的老板為了防止工人團結反抗，更極力煽動民族矛盾，使民族矛盾日益加劇。
改革開放以來，少數民族極少數先富起來的人也極力支持“疆獨”活動。和漢族一樣，極少數先富起來的人絕大多數不是靠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富起來的，而是靠種種卑劣手段從廣大人民身上掠奪來的。他們生怕廣大人民奪回自己的財富，像漢族極少數先富起來的人拚命前往海外一樣，他們力圖把新疆分裂出去，建立一個依附外國的附庸國，利用外國的刺刀保護自己掠奪來的巨額財富。最有代表性的是“世界維吾爾大會”主席熱比婭·卡德爾。
熱比婭1951年出生於新疆阿爾泰山腳下的阿勒泰市。改革開放後，她在烏魯木齊商業區二道橋租下一個小攤位，正式投身商海，經過十年打拚，身家上億，成為當時新疆女首富。熱比婭曾曆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工商聯副主席、新疆女企業家協會副會長，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當時，熱比婭隻有40出頭，顯然是被重點培養的“新時期成功人士”。然而這位涉嫌經濟犯罪數千萬元的“新時期成功人士”並不領情，大搞分裂活動。
1999年8月，熱比婭因危害國家安全罪被批捕判處8年徒刑。在她服刑期間，“拉夫托人權獎”就授予了她。後於2005年3月赴美“保外就醫”。赴美後熱比婭即瘋狂進行攻擊祖國的分裂主義活動。2006年，熱比婭在美國成立“國際維吾爾人權與民主基金會”，並擔任美國維吾爾人協會主席。同年11月，熱比婭擔任“世維會”主席。2007年6月，美國總統布什在白宮親切接見熱比婭，稱讚熱比婭是維吾爾族的優秀代表，是一個民族鬥士。2006年，熱比婭因分裂新疆有功被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但是因為影響不夠大被發明“現代高利貸”的孟加拉銀行家穆罕默德·尤納斯及其創立的格拉明銀行擠掉了。
“非毛化”和伊斯蘭教的複興也使“疆獨”活動具備了有利條件。新疆各族人民由衷地感謝毛主席給他們帶來新的美好生活，他們熱愛毛主席，信仰共產主義。然而，70年代末以來對毛主席的瘋狂攻擊極大損害了中國共產黨在新疆各族人民心中的形象，動搖了共產主義信仰，促使伊斯蘭教的複興。這時，新疆伊斯蘭教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為大批1958年宗教製度的民主改革中肅清的宗教界內披著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 “平反”並恢複了教職。不少人複出後利用合法身份借宗教活動宣傳和鼓動分裂思想。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伊斯蘭教的“複興”決不是指新疆各族人民對伊斯蘭教的信仰有多麽虔誠，隻是指借宗教活動宣傳和鼓動分裂思想的情況加劇。我見過有的到內地打工的新疆維吾爾人，連伊斯蘭教最基本的“五功（念功、禮功、齋功、課功、朝功）”和“六信（信安拉、信先知、信經典、信天使、信末日、信前定）”的教義都不知道，更不知道伊斯蘭教的教規，隻知道“自己是穆斯林，和漢人不一樣”。　　
嚴重的腐敗問題更是極大的引發了新疆各族人民的不滿。眾所周知，改革開放以來，腐敗問題日益嚴重。由於新疆地區民族宗教問題複雜，抓了漢族腐敗分子怕少數民族借此掀起對中央的不滿搞分裂，抓了少數民族腐敗分子又怕少數民族認為是民族歧視，結果打擊腐敗很不得力，新疆地區成了腐敗的重災區。結果，“疆獨”分子一宣傳“漢人和維奸貪汙腐敗，欺壓維吾爾人”就能引發少數民族的共鳴。
另外，宣傳中的大漢族主義傾向也加劇了新疆地區少數民族人民的不滿。前麵已經說過，”疆獨”的出現是由於殘酷的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引發人民反抗，而人民的反抗鬥爭往往被民族上層和宗教首領利用，加上外國侵略者的挑唆，最終蛻變成了分裂活動。新疆人民的反抗鬥爭是有原因的，不能全盤否定，主要責任應該由反動統治者來負。
然而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了妖魔化新疆人民的反抗鬥爭，無限拔高中央政府對新疆地區的管轄。把1864 年庫車的武裝起義，1930年的哈密農民起義甚至三區革命風暴都妖魔化為分裂活動，把楊增新、金樹仁、盛世才等新疆人民切齒痛恨的軍閥美化成維護國家統一的英雄。甚至有人宣稱從“公元前60年西域都護府的建立起，中央政府對新疆地區的管轄從未中斷過”，把突厥汗國、高昌回鶻王國、於闐王國、喀喇汗王朝、西遼王朝、察合台汗國、葉爾羌汗國的新疆地區的地方政權的曆史一筆抹煞。這種大漢族主義傾向加劇了新疆地區少數民族人民的不滿。
總之，拉攏上層的路線構成了“疆獨”活動的組織基礎，新疆和內地及新疆內部貧富差距的拉大構成了“疆獨”活動的經濟基礎，少數民族新生資產階級的出現構成了“疆獨”活動的階級基礎，“非毛化”和伊斯蘭教的複興構成了“疆獨”活動的思想基礎，嚴重的腐敗問題和大漢族主義的複活構成了“疆獨”活動的群眾基礎。這一切清楚的表明，改革開放中的問題為“疆獨”的複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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