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怎麽樣才能治理好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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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橋發表評論於 2013-04-26 12:00:43

怎麽樣才能治理好新疆？

總體而言，新疆社會最為安定、民族矛盾最為緩和的時期應該是毛澤東時代，幾乎所有生活在新疆的國民都有同感。八十年代以前，恐怖主義基本翻不起什麽大浪，而且那裏曾作為我國戰略縱深的大後方進行過重點建設，如我們著名原子彈研發基地馬蘭基地就是在南疆。後來個別中央領導對民族分裂勢力沒有意識到嚴重性，政策比較寬鬆，甚至是綏靖縱容，結果慢慢就演變到90年代以後的恐怖活動。

認真反思一下，我們不難發現，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實際上是“東突”勢力惡性膨脹的二十年。這既與外部的國際環境有關，又與國內的政策有關。坦率地說，過去我們政府治理新疆的一係列方針政策，有很多地方確實值得商榷，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後的政策。今天，“東突”分裂主義勢力越演越烈就是最好的證明。客觀上講，正是這些方針政策，加劇了民族矛盾，慫恿了疆獨問題的蔓延和發展。

尤其在胡耀邦同誌執政時期，曾製定了一個對中華民族貽害無窮的“新疆六條”（當然，如果把所有責任都推到“新疆六條”和胡耀邦同誌身上，也有失偏頗。因為我們的執政方式是集體領導，再加上當時的政治現實，不可能是他一個人說了算，但畢竟他是始作俑者）。大致內容是：充分自治；修養生息；支援大量經費，促進農牧業生產用於新疆各族人民的迫切需要；恢複新疆文化教育科學事業；進疆幹部分批分期調回內地等（同樣的政策也用於西藏）。

一時間，中共新疆自治區黨委在全區範圍內大規模調整各級領導班子，增加少數民族幹部比例，漢族幹部可以提前退休，也可以協助調回內地。結果是新疆的政局越來越不穩定、民族矛盾愈來愈深，中央在新疆的一係列政策既得不到包括維吾爾在內的穆斯林民眾的支持，也得不到占新疆不到40％人口的漢族民眾的擁護，很多政策實際損害了全體新疆民眾的共同利益。胡耀幫等同誌大概以為隻要政策對新疆傾斜，經濟發展了，少數民族就會自然而然地心向中央，自然而然地維護國家統一。其實，這完全是一廂情願。事實上，很多維族人根本就不把中國當成自己的國家。有個西方記者講述了這樣一件事：一個負責保管國旗的維族小學生，每天都要在收回的國旗上踩一腳！大家想想，要怎樣的教育和仇恨才能導致這種舉動？

分析“新疆六條”的失誤，主要產生了3個方麵的惡果：

1.動搖了中央在新疆的政權基礎。

“新疆六條”中有幾條是直接傷害漢族利益和中央政令權威的，如60%政策——招工，參軍和上大學新疆人要占60%，領導幹部中，一把手必須是維族。這幾條，把新疆的漢人置於事實上的二等公民地位。而即使這種政策也未能增加維族人對漢族的好感，尤其90年代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機構的精簡，國有企業陷入困境，這種60%的政策正在製造一個個包袱。如，下崗包袱。下崗的人很多是維吾爾人，因為工作人員中它們的比例本來就大，素質又相對偏低；甚至連考大學的60%政策，也隨著大學生就業需麵向市場，開始變成了一個包袱，而且是一個危險的包袱。他們掌握了一定的知識，卻又因為找不到工作而對社會不滿。曆史上，任何一次動亂任何一個組織的成功，單靠一群文盲是無法成事的，都需要大量知識分子參與。而現在的新疆各大學，客觀上正在製造著這樣的知識分子。而要求各級領導幹部“一把手”必須是維族人的規定，則直接導致了中央在新疆政權基礎的動搖。胡耀邦執政時曾講過：少數民族地區應該由該民族自行管理，要下放權力，新疆軍區、北疆軍區、南疆軍區和各地軍分區的“一把手”都換成維族人，各地、州、市的領導班子也要向民族同誌靠攏。所有這些言論和據此形成的政策，都無形中加劇了民族矛盾（即使“一把手”的政策在某些地方沒有落到實處，但其造成的危害性也是顯而易見的。落到實處的地方，漢族幹部不滿意；沒落到實處的地方，維族同胞有意見），也從客觀上助長了“東突”勢力的囂張氣焰。曆史上新疆有很多維族高官參與過“東突”的活動，或明或暗地支持“東突”。在平暴的很多時候，開槍的命令必須要征得維族“一把手”的同意才能下達，結果無辜犧牲了很多戰士。在巴仁鄉平暴時，一位戰士因為遲遲沒接到開槍的命令，手持著壓滿子彈的衝鋒槍卻被暴徒活活砍殺，死不瞑目。實際上，很多時候維族領導總是有意無意地偏袒維族，使漢族的生存環境大大惡化，使中央的政令權威大大降低。

2.損害了新疆漢民族的基本生存權利。

按照新疆一些警察的說法，目前法律事實上對維族基本失效，如果真正嚴格按法律辦事的話，一半以上的維族青年都要進監獄。話雖然有點過分，但卻反映了新疆治安的無奈。如果說60%的政策隻是損害了經濟利益的話，那麽，這種治安狀況的惡化，損害的卻是基本生存權利，如果聽之任之，必然會引發大規模的種族仇殺和人口異常流動——新疆漢人向內地的流動！據來自新疆的漢族群眾反映，目前在新疆，漢族百姓基本命不如草。1993年在新疆喀什市發生了一件血案，一漢族女大學生因保護妹妹免受一維族流氓侵害，結果被當場刺死。最後，雖然凶犯被抓捕審判了，但卻是按酒後過失傷人判兩年徒刑完事。還是在新疆的喀什市，兩名漢族婦女隻因為嫌一個維族肉販的羊肉質量不好，就遭到那個維族人的瘋狂追殺，路邊五六個無辜的漢族人也被砍倒在血泊之中。有人想打電話報警，可是巴紮內看守公用電話的維族人就是不讓打，報案人直到跑出巴紮才找到電話報警。110接警後趕到現場，一個剛剛工作一年半的漢族警察上前製止時，被其一刀捅入心髒，當場犧牲；另一名警察也被刺傷，其後又有兩三人被刺傷。如果按110出警條例，警察遇到這種情況，本應立即執法，可是在新疆，對待穆斯林，警察卻沒有這個權力！法律在執法者身上都如此不平等，何況普通漢族百姓！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今天，新疆的漢族同胞卻在法律麵前低人一等地生活著。

3.縱容了分裂文化的複興。

每個民族的文化基因，都有其狹隘、自我的一麵，中華民族有56個成員，如果個個都無視國家民族大義，過分強調特殊性、強調自我發展，那麽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永遠也不會成為真正和諧的大家庭。因此，必須站在中華民族的大局上，理性客觀地對待每一個民族的文化發展。胡耀邦等同誌最大的失誤，就是讓一部分有損於民族團結的維族文化放縱發展。

1980年，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決定重新開放少數民族地區的寺院、重印伊斯蘭教《古蘭經》之後，新疆、寧夏、青海等省，紛紛重開過去被封閉的寺院和經堂，重修毀壞的寺廟和宗教遺跡。農村和城鎮中的經文學校，如雨後春筍，幾乎遍布各個城鄉，成千上萬的學齡兒童進入經文學校，學習念經和老文字。不少維吾爾族和回族家長索性讓孩子不再去上漢文學校，或是政府辦的少數民族語言學校，而隻到經堂去誦習伊斯蘭教經文。一時經文學校人滿為患，而公立學校卻學生不足。

從這一點來看，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拍拍腦袋就想當然地以為，宗教在偉大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麵前不堪一擊，結果卻是恰恰相反，在經過三十年的無神論宣傳和意識形態灌輸後，宗教對少數民族仍有如此巨大的號召力。更讓人扼腕的是，1982年9月13日，以自治區立法的形式，宣布全麵恢複使用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老文字，並使老文字與漢語並列，成為新疆自治區的官方語言文字，從而斷送了毛澤東時代開始的文字改革——融合新疆的最重要的一環！

維吾爾族的文字改革，始於1971年。經過一段時間試行，由中央和自治區強行規定，廢止使用維吾爾族老文字，而在全自治區境內使用羅馬字母改編的新文字，由小學到初中的教材，也一律改用新文字印刷。這種強迫推行的文字改革，使得維吾爾族文化和宗教傳統麵臨後繼無人的局麵——在公立學校教育出來的年輕一代，不識維吾爾老文字，不能閱讀老文字的曆史文獻，而諳熟老文字的上一代，大都又不熟悉新文字，結果當然是文化斷層現象日益嚴重，漢化越來越普遍。而維吾爾族老文字，是載負本民族文化和宗教傳統最主要的工具，它也是使維吾爾族與其它信奉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區別開來的特征之一。如果這種政策持續下去，今天的新疆，也許會好辦得多。畢竟，當年的中國在封閉中發展，可以不考慮國際的壓力，而今天的我們，卻經常不得不在國際壓力麵前退卻，

這種文字改革的事情，雖然還可以繼續以別的形式開展，但卻已經不太容易。胡耀邦等人，靠著“拍腦門”，天真地以為恢複維吾爾族的老文字，就能向維族同胞示好，結果搬起石頭砸了國家和中華民族的腳，更貽害給後來的繼任者。就因為此事，一些新疆和西藏的幹部稱呼胡耀邦。而維吾爾人對這些政策也絲毫不領情：“中共在新疆對維吾爾人的高考教育實行‘照顧製’，實際是變相地剝奪了維吾爾人生存和受教育的權利，想想看，維吾爾人從小學到高中受的是維吾爾教育，上大學學一年的預科漢語，其後再上四年的漢語專業課程，能學到什麽。”其意很明顯，從小受到維吾爾教育，結果不會說漢語，知識水平上不去，畢業找不到工作，原來都是中國共產黨的錯。當然，造成“東突”組織日益做大、民族矛盾日益突出，除了民族政策的失誤外，還有其它方麵的原因。比如，狂熱的維族沙文主義、部分政府官員的腐敗等，但失誤的民族政策確實難辭其咎。

如果說狂熱的維族沙文主義是恐怖產生的根源，官員的腐敗是恐怖發生的導火索，那麽失誤的民族政策就是恐怖裂變的催化劑。

王震，人稱“王胡子”，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率部解放新疆，後來主動向中央請命，將部下10萬人集體轉業，成立農墾兵團，亦兵亦工亦農，戍邊西北，功不可沒。

其實，在王震之前還有一個“新疆王”，就是解放前新疆省督軍盛世才。其在新疆當政時期，如果有一個漢族人莫名奇妙地死在維族聚居區，那麽方圓5公裏之內的維族人不管男女老幼都要牽連其中，後果往往是全部人沒有一個能活著看到第二天的太陽。這種情況雖然是曆史原因造成的，但其時，新疆民族勢力確實不敢興風作浪。與盛世才比起來，王震雖然也強調鐵腕治疆，但針對的卻隻是少數恐怖分子。

1.鐵血反恐。

對待新疆建設和普通維族群眾，王震將軍是滿腔熱忱；但在對待民族分裂分子，尤其是恐怖骨幹方麵，卻是毫不姑息。

當時南疆一些維族貴族不滿特權被取消，和一些地痞、教士屢屢發起騷亂。對此等屢教不改的頑固分裂分子，包括敢於包庇者，王震是絕對的鐵血政策，其態度之強硬、下手之無情，令今天的維族分裂勢力談起也膽顫心驚。

在王震將軍經營新疆期間，什麽“東突”、“西突”，統統沒“突”。看來，不用霹靂手段難顯菩薩心腸，隻有給那些鬧事分子以恐怖，才能消滅恐怖。所以對待有分裂傾向的少數民族地區，一定要學學王胡子，該出手時就出手，而且絕不手軟，才能維護穩定，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收益。比如諸葛亮討伐南蠻，七擒孟獲，才鎮住了那裏的反叛。首先是七擒，沒有七擒，誰理你？一味地懷柔，隻能是綏靖，到最後害了國家也害了自己。在國家利益麵前，強權就是真理。

有人認為王胡子治疆太過“鐵血”。這真是好了傷疤忘了痛，想想當年那些被維族分裂分子砍頭、挖眼、剖心、點天燈的漢族同胞和解放軍戰士，我們為什麽不“鐵血”？

2.創建新疆建設兵團。

王震將軍沿襲左宗棠治理新疆的“屯兵戍邊”的政策，主動向中央請纓，將十萬大軍就地轉業，組建新疆建設兵團。

這個平時為民，戰時為兵的機構為新疆的統一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可謂“呼之即來，逢戰必勝”，養百萬大軍而不費一粒糧餉。平時，建設兵團基本以連隊為單位分駐在最邊遠地方，地理形勢就是將其它民族處在建設兵團的包圍之中，一旦發生叛亂，建設兵團隻要封鎖道路就能關門打狗。

伊犁叛亂那次，叛亂分子滿街殺漢人，提出“殺漢滅回”的口號，並焚燒人民幣。庫爾勒建設兵團、博樂建設兵團、伊犁建設兵團馬上派人發放武器，包圍了叛亂的維族分子。當年建設兵團少壯派強烈要求殺光被包圍的維族叛亂人員，保證伊犁不再叛亂，被中央硬壓下去，但是中央折中同意如果戒嚴後任何三個維族成年男人一起上街就殺掉。最後抓了20多名頭目，宣判槍斃，維族人要劫法場，在出發前作了道場，意思是再死就可以升天了。但是真正到法場，看到武警毫不猶豫地放倒前麵幾個領頭的，動了真格，其它人一下都作鳥獸散了。可以說，新疆建設兵團的創建和長期屯田駐墾，就像一張網，牢牢地將新疆網在了中華民族的懷抱裏。

3.嚴格落實民族政策。

王震將軍既有鐵腕，也有柔腸。

其率領大軍入疆時，對維護國家統一、擁護新政府的維族群眾真正做到了秋毫無犯，並廢除買賣農奴現象，無償給維族人民開墾土地，取消多妻製等陋習。即使對待民族分裂思想和分裂分子，剛開始時也是先以教育為主，以嚴懲首惡為主，隻有對那些經說服教育無效的頑固分子，才實施高壓政策。

在他的建議下，中國人民解放軍序列裏還有了第一支成建製的維族軍隊。眾所周知的原因，他們的夥食標準比我們一般軍隊都要高。這些真心維護廣大維族同胞利益的切實舉措當年都獲得了新疆絕大多數人民的擁護。

而由王震將軍一手創建的生產建設兵團，更是數十年如一日致力發展當地經濟：開荒造田，興修水利，在戈壁高原上建起了一座座新興城市（如石河子，奎屯等），同時從內地經濟發達的省市引入技術人才……正是王震等老一輩人的辛勤工作和勞動，才使新疆的經濟突飛猛進，特別是幾個工業城市如烏魯木齊、石河子等與內地城市發展相比基本沒有差別。

從這些事實中我們不難看出，王震將軍作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始終在團結我們的維族同胞，始終在努力發展新疆地方經濟建設。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王震是真正有膽有識的英雄，正是他堅決打擊分裂主義勢力的鐵血政策，才確保了新疆幾十年的太平；正是他成立新疆建設兵團的創舉，才促進了新疆全麵建設的長期穩定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無論曆史怎樣發展變化，王震將軍平疆治疆的偉大意義都將給中華民族帶來無窮的惠澤。

當前，新疆問題正在慢慢地成為中國政府麵臨的最大的問題之一，隨著阿富汗戰爭結束，美軍進入中亞，這一問題的嚴峻性日益凸顯。美國正在以慣用的挑動民族問題的手法（科索沃模式）幹涉中國內政，有確切情報顯示，美國中情局已經直接插手中國西藏和新疆分裂問題。新疆幅員遼闊，資源豐富，一旦失去，後果不堪設想。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入選中央政治局，正反映了中國政府對新疆的擔憂和重視。牢固地掌握新疆，開發新疆是我們的目標，為此，中央政府必須有一套中長期和短期的計劃。從長遠來看，最終目標是讓維族人民徹底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兄弟並肩共創國家的繁榮與發展。這當然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一個長期過程。但當前，我們應急需做好以下幾個方麵的工作：

（一）鐵血打擊，堅決粉碎“東突”和其它民族分裂行徑

（二）多管齊下，徹底鏟除恐怖分子產生的根源

1.要打響一場揭批“東突”恐怖罪行的輿論持久戰。要在國際國內打響一場輿論持久戰，用翔實的鐵證，通過新聞發布會、記者招待會、記錄片、圖片展覽等形式，以及各種外交途徑向全世界深入揭露“東突”的恐怖嘴臉和犯下的種種反人類罪行。同時，在國內、尤其是新疆各民族中開展長期的輿論揭批教育工作，一刻也不放鬆地揭露“東突”妄圖分裂國家、分裂中華民族的陰謀，揭批其對內地人民群眾犯下的滔天罪行。這場輿論戰是戰略性的，必須長期堅持下去。

2.要徹底切斷恐怖主義組織的資金來源。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資金來源，一經查實有支恐行為，要毫不猶豫地予以收繳或凍結、製裁，對有條件抓捕的國內支恐分子，要堅決實施打擊。

3.要在國際上積極防堵。事實上，如果沒有國際勢力的支持，“東突”恐怖主義組織永遠無法成氣候。這一點，“東突”自己也認識得很清楚，他們背後所依靠的是“泛伊斯蘭主義”勢力和“泛突厥主義”勢力。日前俄羅斯在格魯吉亞深陷泥潭，對中國而言是既喜既憂。喜的是俄羅斯陷得越深，那它再次成為中國的威脅的時間就越晚，而且，格魯吉亞問題的久拖不決為中國收回外蒙及北方的國土提供了一線希望；但憂的是南奧賽梯獨立運動恐怕在中亞會引發骨牌效應，那時候，中亞的這些世俗政權還能不能保得住真是難說。而且中國還有台灣問題、西藏問題、新疆問題，一旦發生連鎖反應後果將不堪設想。但目前，中國在國際上還有很多牌可以打，比如，對土耳其有旅遊經濟牌、庫爾德人牌可打；在中東，可以有伊朗和沙特導彈牌可以打；在中亞，最近成立的上海合作組織更是對付分裂主義者的利器…… 當然，如果眼光僅局限於“東突”恐怖主義分子，那無疑太膚淺了點，最終剔除美國在中亞的武力存在才是真正的目標。

4.要維護普通話在新疆的重要地位。這其實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新疆經濟的發展，和內地交流的增多，會自然而然地增強普通話的重要地位。畢竟，普通話占據著主導的經濟地位。在維族中要從小推行普通話、維語雙語教育，政府公務員應該使用普通話，懂一定程度的維語（或者把學好漢語作為一個提職的獎勵條件）。內地的企業和各種基金也應該做出自己的貢獻，如向維族的學生提供普通話獎學金等。當然，這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得到的，但長其堅持下去意義重大。同時，要潛移默化地、甚至雷厲風行地消除不利於民族團結的部分狹隘維族沙文主義文化的影響。

5.製定民族政策不要以犧牲漢族的利益為代價。如前所述，犧牲漢族利益的政策不可能真正維護民族團結。尤其是“三個60%”政策和要求政府“一把手”必須是維族的規定，更是在新疆各民族群眾中引發了極大的不滿。而正是這一係列的“拍腦門”政策，動搖了大量漢族群眾紮根新疆的決心，形成八十年代回歸內地的風潮。因為他們認為，自己不但和內地民眾相比是中國的二等公民，而且和新疆穆斯林相比又是新疆的二等公民！盡管中央和地方政府一再出台“原則上新疆的畢業生一律回新疆”、“南疆三地州大學畢業生一律回去，不得留在烏魯木齊”、“發達地區不得從新疆招聘人員”等一係列不得人心的違背人權的政策，但新疆的社會動蕩一天比一天嚴重。從“孔雀東南飛”到“麻雀東南飛”，政府真應該對以往的民族政策進行認真反思和檢討。否則，即便借世界反恐的東風，將新疆問題暫時壓製，但隻要這種政策不改，問題終歸難以根治！

6.要依法治疆。要切實推行法律的執行，堅決落實“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從法律上改善新疆漢人的生存環境，改變漢族事實上的二等公民待遇，以安定新疆漢族的人心。

7.要加強新疆地區的軍事力量。要加強新疆的正規軍力量，增強蘭州軍區的實力。這些正規軍，當然不單單是對付疆獨，而是為了對付在中亞的美軍和南邊的印度。除正規軍事力量外，民兵組織也是軍事力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新疆建設兵團自然不必說，另外，在城市中，如烏魯木齊，也應該加強民兵力量建設。一個可行的方案就是以街道為骨幹網絡，依托企業為力量單元，建立有效的訓練和武裝機製。一旦事變發生，召之即來，來之即戰。

8.要依靠回族、蒙古族、哈薩克族扼製維吾爾族的分裂勢力。如果分析一下新疆各地區人口結構的比例，我們不難發現，建國後新疆行政區的劃分正是這一原則的體現。如巴音郭楞州的蒙古族人口隻有4.5％，維吾爾人卻占34.3％；在另一個蒙古人的自治州博爾塔拉，蒙古族人口的比例僅為6.8％，維吾爾人卻為 13％。這無疑是當年政府精心設計的結果。在伊犁地區，則可以依托哈薩克人來製約維吾爾人。如果考察自然資源的分布，如幾大油田的分布則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9.組建新的建設兵團。每年在全軍範圍內，征召一批有誌紮根新疆、建設西部的複轉軍人，並在複轉費、安家費、土地、住房、配偶，甚至醫保、提幹等方麵給予全方位的政策傾斜。每年征召的人員可控製在一個師編製左右，這樣不用十年，就可以有近十萬的準軍事力量進駐新疆。同時，積極鼓勵他們與當地少數民族通婚，凡娶當地少數民族女子為妻者，要大力在各種政策方麵予以支持，特別是在經濟方麵、從政方麵，獎勵力度要大，提職晉升要快。

10.要加強國際協作，讓恐怖主義失去生根發芽的土壤。要借國際上反恐的東風，積極進行國際協作聯合反恐，讓恐怖主義在世界各國無立錐之地。目前，世界上美、俄、英、法等主要國家都遇到了恐怖主義問題，彼此在反恐方麵都有強烈的合作願望。對此，我們要積極響應，尤其要積極尋求政治外交支持，通過情報信息共享、聯合反恐軍演、引渡恐怖分子等多種手段，在全球範圍內打擊恐怖主義行為。

（三）釜底抽薪，積極改變人文環境

治理一個地方最好的辦法，就是改變這個地方的人文環境。這需要有兩個要素，第一是人口結構，讓真心擁護國家民族統一的人口占據大多數和管理地位，包括管理階層和管理者所依賴的大眾階層，也就是力量源泉；第二是生態環境，也就是人生存的條件。

關於第一點，有兩個方法，第一就是團結和扶持當地愛國的少數民族力量，分化和打擊具有分裂傾向的人員和頑固分子。如乾隆皇帝所說“修一座廟勝養用十萬兵”。然而，由於狹隘的民族沙文主義思想在作怪，總有一部分民族異已分子不願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懷抱。國家富強的時候，他們會勉強留在國家的範圍內；可是一旦國勢衰落，他們就會鬧著獨立，試圖獲得更大的利益。所以這種以單純“示好”為目的的“修廟”、“供養”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也就是說，並不能很好地融合、團結當地民族；第二就是大量移民，使得愛國愛華的人口成為人口的主體，並且逐步團結、融合當地民族。這其實是張作霖控製東北的不二法門。每天幾列火車從山東等地拉人到東北，這恐怕是近代東北沒有被分裂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建國後生產建設兵團的成立，考慮的主要也是這條思路。讓我們來看看新疆建設兵團的分布：兵團共轄13個農業師，1個建工師，共計174個農牧團場及眾多的工、交、建、商企業。截止到2000年底，總人口242.79萬人，在崗職工70.37萬人。兵團所屬單位遍布全疆13個地、州、市，相當於在每個地區中都打下了一枚楔子，是掌握新疆政權的力量基點。可是，移民的政策目前在新疆也遇到了現實問題。第一就是物質基礎，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水。沒有水，顯然人就沒法活。新疆雖然大，但實際上多數是沙漠戈壁，按照新疆政府公布的數字，新疆 95%的人口集中在占新疆麵積3.5%的綠洲上，在綠洲的區域上，人口密度已經200人，部分地區達到500人，已經與內地的地方人口密度相近，如果沒有新的水源，那麽，繼續移民的空間不大。

第二個問題是人口回流的問題。人口的回流是與社會的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的治安狀況息息相關。據報道，新疆在過去的20年中，流失了超過20萬的高級技術人才。這固然是沿海地區經濟發展的磁吸效應，但它帶來的問題卻不容忽視。西部地區人才本來就相對匱乏，而這些流失的人才又是國家政權的依賴對象。因此，人才的流失直接削弱了統治階層的力量。事實上，人才的流失還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經濟發展放慢，而流失的人才的示範作用，又必然會引起進一步的人才流失，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除非有外力製止——如西部大開發，否則不會停止。現在流回內地的人才主要是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這還不太可怕。可怕的是漢族普通居民的大規模向內地回流，如科索沃塞族居民大規模向南聯盟內部移動一樣，那才是中國的噩夢，那也是前蘇聯失去中亞的前兆。當然，中國的特殊國情（如戶籍製度，暫住證製度）使得這種移動暫時不可能發生，但如果“東突”恐怖主義遭不到有效打擊，新疆的經濟水平遲遲得不到提高，那麽，這種人口的自發方向性移動將不可避免。

總之，反恐治疆，鐵血與懷柔兩手都要硬，絕不可有所偏廢。對待民族分裂分子和分裂思想，就是要敢於用鐵血手段予以無情打擊；同時，要恩威並重，大力加強新疆基礎建設，全麵發展新疆經濟，使新疆絕大部分民眾從思想上、感情上、行動上自覺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懷抱。另外，對待“東突”恐怖主義和民族分裂思想，任何時候都不要放鬆警惕。有人曾經斷言，新疆分裂力量真正能夠起事的時機，隻有在中國內地出現嚴重的動亂，一時無法顧及新疆的時候。這種情況極有可能發生在在中國進入民主轉型期，中央政權控製力大幅衰減，整個中國社會陷入動蕩和紛爭之時。屆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肯定會利用各種手段，迫使當時處於軟弱狀態的中國政府讓步，同時扶持新疆的分裂主義勢力，整合其力量，然後再利用民族自決、全民公決、“人權高於主權”等說法，進一步幹涉新疆事務，等到聯合國維和部隊進駐以後，那也就是新疆分離之時。三十年代，新疆可以出現幾萬蘇式裝備的正規軍，我們自然而然可以想見出現幾萬美式裝備的正規軍也不是不可能。所以，一切的一切，最後歸結為一點：隻要我們內部不亂，隻要我們始終保證鐵血、懷柔兩手都要硬，那麽新疆就永遠不會分裂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