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諍言：警惕新疆走向“北愛爾蘭化”

作者：地球村過客 2009-7-8

諍言：警惕新疆走向“北愛爾蘭化”
地球村過客


　　7月6日，CCTV《新聞聯播》令人大跌眼鏡：死傷慘重的新疆騷亂竟然一直不是這個新聞節目的頭條！根據幾天前一則廣為傳播的消息，《新聞聯播》將從7月1日起作“大刀闊斧”的改革，以增強親和力。但這一天的《新聞聯播》看不出任何改革的跡象。該新聞欄目仍然執著地把領導人的會議活動擺在頭條，讓新聞主播熱情洋溢地頌揚著中歐友好，而新疆騷亂則被塞到一個不太起眼的角落，被新聞主播用毫無表情的標準普通話，以隻言片語輕輕帶過。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宣傳部門在“第一時間”邀請外國記者到烏魯木齊暴亂現場，以示對“國際社會”的開放和負責任形象。這種內外有別的宣傳策略，似乎說明宣傳部門更加重視爭取“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至於國內民眾的觀感則被置於次要的位置。但我寧可不相信存在“內外有別”的新聞“綠壩”，而對真實情況作這樣的推測：由於一號首長的外出，宣傳部門麵對幾乎是突然發生的7·5事件，一時陷入了手足失措的境地，以至於到了7月6日晚上7點，仍然不知道該如何向公眾解釋這樁駭人聽聞的流血事件。

　　然而，無論宣傳部門是出於何種目的，它已經流露出對本土媒體的不信任感。這從一個側麵反映出宣傳部門能夠正確地認識到：在“不爭論”語境中成長起來的官方媒體難以對國內外受眾進行有效的說服。但是，如果因此而放棄輿論主導權，則除了贏得“國際社會”對於中國“新聞透明度”的幾聲禮節性稱讚之外，並不能避免中國成為一場輿論戰的最終輸家。

　　宣傳部門沒有意識到的是，縱然境外媒體被慘景所感化，它們最多也隻能將暴亂平息時的情況告訴世界，至於整個故事的前因後果，則處於被大家任意想象的處境。如何引導國內外人士的想象力，已經成為決定新疆輿論戰成敗的關鍵。現在，中國的宣傳部門必須正視各方麵對於事實真相的迫切求知欲，盡快解決關於新疆騷亂的幾個關鍵問題：首先，如何按時間軸真實完整地敘述整個事件？整個故事的說服力將決定輿論主導權會落到誰的手中。其次，如何判定這場騷亂的性質？目前，中國有關部門把它界定為一起被“三股敵對勢力”操縱的“打砸搶燒暴力犯罪事件”，但是否屬於“分裂活動”？看來需要作出明確的定性。其三，既然已經斷定有“三股勢力”的背景，那麽如何拿出確鑿的證據，令人信服地把一連串事件追溯於某個政治集團的險惡密謀？其四，如何說明死傷和被捕人員在暴力事件中的角色？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警方的行動是否恰當適時，但這需要曠日持久的調查。


　　對於宣傳部門背後的決策層來說，上述問題最終都將指向一個至為關鍵的問題：下一步該怎麽辦？是采取強硬措施還是繼續貫以和睦政策？這將塑造新疆乃至中國未來的政治走向。基於這些錯綜複雜的考慮，就決定了中國決策機構需要花費一些時間來對包括宣傳策略在內的整體戰略進行審慎的分析和研判。但可以預料的是，隨著一號首長提前回國，宣傳策略將被迅速敲定，此前一直處於被動和混亂狀態的宣傳部門將會重新組織力量，發起一場反“疆獨”的輿論戰，包括《新聞聯播》在內的媒體將爆發式地對新疆7·5事件進行報道。

　　在新疆暴亂事件初步平息時，驚魂未定的地方治安當局趨向於把新疆7·5事件描述為一起帶有偶發性質的暴力活動：遠隔千裏的廣東維漢對峙事件誘發了新疆7·5事件；或者說，沒有廣東維漢衝突，就不會發生新疆 7·5事件。如果堅持作如是觀，那麽新疆7·5事件就很容易被視為甕安事件之類不具有複雜政治背景的“群體性事件”。倘若能作這樣的歸類，事情的處理過程將會簡單得多。

　　但是，問題不會這樣簡單。隨著調查工作的深入，有關部門將不得不回答這樣一個問題：“三股勢力”到底在整個事件中扮演了什麽樣的角色？如果新疆7·5事件確實是由“三股勢力”嚴密組織的，那麽就可以說，“三股勢力”已經在新疆形成了相當可觀的組織網絡，有能力利用某種導火縈，製造相當程度的爆炸性局勢。然而，如果承認“三股勢力”在新疆的影響力，那麽宣傳部門就必須準備承認政府正在失去對新疆的控製力。這在宣傳上是得不償失的，因為它否定了中國媒體自吹自擂的“千年盛世”論，暗示三十年來對新疆的治理並不成功。

　　但無論是否承認這個結論，善於在總結經驗中不斷前行的最高決策層都會抓緊反思新疆7·5事件，從中尋找有益的啟示，進行相應的政策改進。有價值的線索至少包括：其一，參與打砸搶燒的人都是些什麽人，他們的政治經濟背景如何，平時有什麽不滿言論？通過詳細的調查，可以判斷新疆民族衝突是政治主導的還是經濟主導，以便相應製定化解策略。其二，如果存在幕後黑手，那麽這隻手是通過什麽渠道去控製局勢的？這項調查將有利於尋找應對“三股勢力”的有效對策。其三，政法部門的情報係統是否暢通，是否采取有效措施，提前瓦解 “三股勢力”的圖謀？這對於下一步健全新疆治理機製是至關重要的。

　　不過，即使在正式的調查結果出來之前，我們也可以對整個事件作一個簡單的判斷：
　　導致暴力衝突的根本原因，是建立在民族差異之上，並且被經濟利益極大強化的族際仇恨。近代以來，新疆屢發民族衝突，但到1970年代中期，族際分歧已經處於可控製的範圍，甚至出現了“民族大家庭”其樂融融的景象。隻是到了1980年代中期以後，趨勢再度被改變。這一變局，跟國際“東突”運動輸入的分裂主義意識形態密切相關。但更為重要的是推動力量，則是國內越來越大的貧富差距。調查結果將表明：維族暴力犯罪分子多數屬於被某老年智囊歸類為“待富群體”的人士，其中很多人正是不滿於被物權法所保護的現存利益分配格局，而在“三股勢力”的煽動之下，衝動地把打砸搶燒殺作為泄憤途徑的。

　　使得暴力衝突成為可能的，是日益精英化的公共安全管理機製。近三十年來，中國基層公共安全係統逐步放棄了“群眾路線”的管理模式，轉而依靠日益精密昂貴的技術設備，盲目崇拜蘭博或者李雲龍式的虛擬精英。這跟各級地方政府在經濟上緊密依靠先富精英、拚命疏離“待富”群體的情形是相表裏的。其後果是社會管理日益飄浮化，導致政治宣傳機構的聲音被公眾所拒斥、公共安全機構與基層實際相脫離。從這次暴力事件的演進過程來看，新疆龐大的公共安全係統顯然沒有能夠掌握有關動態，這足以說明政府情報信息係統已經在基層處於高度稀釋的狀況，基本喪失了對草根階層的掌控能力。

　　這是兩項非常可怕的事實。更為可怕的是，中國政府在試圖改變上述趨勢時遇到了重大障礙。其中最為關鍵的課題，即重新分配利益，顯然是多數學術“精英”和地方官員不願接受的答案。深圳前市長厲有為所說的 “合法的財產要保護，不合法的也要保護”，正能體現毫不動搖維護既有利益格局的堅定決心。“新政”一度給人以“改弦更張”的希望，但在2005年的反思浪潮以後，厲以寧、高尚全、皇甫平等本該退出政治舞台的老朽改革“精英”顯然重新掌握了話語權，使得網絡民主喪失了原來的發展勢頭；而在他們老花渾濁的眼睛裏，維護自己的麵子顯然比國家安危更為重要。他們所形成的巨大阻力，已經使得“新政”寸步難行。
　　另一方麵，重新建立遍布基層的公共安全機製顯然也是一個不可行的想法。雖然近年來最高決策層高度關注政法係統的作風問題，政法體係的直接領導人也多次出手強力推動改革政法體製，試圖通過強化紀律甚至案例示範，轉變僵硬幹枯的行政作風，重建已經被摧毀的基層自治機製，但彌漫於整個政法係統的惰怠保守情緒事實上使得改革成為不可能，官僚化、精英化、機械化的趨勢仍將順著慣性，繼續發展下去。

　　在這樣的情形下，新疆乃至整個中國的穩定前景都將是悲觀的。現在，最令決策者頭疼的是，如何才能既打擊新疆“三股勢力”暴力犯罪勢力，又不進一步擴大新疆和全國的族際文化-經濟裂痕？在這兩個目標之間，很難尋找到一個平衡點。過度的鎮壓必然意味著新的仇恨，過輕的打擊則無異於助長犯罪分子氣焰。更麻煩的是，由於群眾基礎的全麵缺失，地方政府將發現難以通過親政府的群眾自治機製，達到剛柔並濟的治理效果。今後一段時間，新疆地方政府將不得不依靠“以暴製暴”的簡單辦法，去對付難以捉摸的“三股勢力”。

　　據聯合早報報道，在烏魯木齊發生7·5慘劇後，數萬漢人手持棍棒上街示威，要求“鎮壓恐怖分子”。這是一項非常令人不安的發展。這種高度個性化的民意表達方式足以證明新疆族際衝突正在惡化，而且大家都希望通過暴力來解決民族糾紛。由此，族際隔閡對立進一步擴大和固化，“民族團結”遂成為僅供回首的往事。可以斷言，官僚化的精英政治體製無法阻止族際矛盾持續深化的趨勢。最令人擔心的結果，就是新疆被“北愛爾蘭化”。這裏，“北愛爾蘭化”來指出這樣一種政治困境：一個國家政權逐步喪失對於某個地區的有效控製能力，導致該地區在不構成實質性獨立的情況下，陷入持久的族群衝突和社會動蕩。如果中國同時麵臨一場與第三方的大規模戰爭，那麽“北愛爾蘭化”就會變成“科索沃化”，造成長期甚至永久的國家分裂。


　　“三股勢力”麵臨的有利條件是：為數不少的地方官員越來越精英化、機械化、親富化，日益喪失對“待富”的草根階層的凝聚力和控製力。這樣，“三股勢力”就能夠充分利用政府力量主動退出而形成的權力真空，擴張它對於草根階層的影響。在此前的輿論攻防戰中，宣傳部門把幕後黑手指向熱比婭，但我不認為這是明智的。因為這無異於為原本分散、不團結的“三股勢力”指定了一個領袖人物，隻會有利於“三股勢力”形成統一的組織。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如果中國有關部門不能改變公共治理模式，變“精英政治”為“草根政治”，“三股勢力”將在新疆形成地下政治網絡甚至地下軍事組織，並在新疆甚至全國範圍內開展各種有計劃的暴力恐怖活動，從而終結六十年來中國對新疆的有效治理。

　　由於公共治理模式與利益分配格局互為因果，除非重新分配社會財富，特別是重新分配老朽“精英”們誓死捍衛的不合法所得，使草根階層大範圍受益，並以此作出一個持續增進社會公平正義的政治承諾，否則草根階層將不會改變對於政府的疏離感。這要求從根本上改變“不爭論”的政治體製，引入民主政治因素，使政策充分體現多數人的意誌，這才能為反“疆獨”運動注入巨大的活力；但在“不爭論”的語境中，誓言捍衛現有利益格局的老朽“精英”集團將運用自己的一切影響力，堅定不移地阻礙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使得最高決策層在推進社會公平正義方麵遇到難以逾越的阻礙，於是地方治安機構繼續沿著僵硬的精英路線，用暮氣沉沉的官僚體製去肉博因草根化而獲得巨大活力的“疆獨”運動，難免左支右絀、捉襟見肘，最終把勝利讓給“三股勢力”，使新疆的“北愛蘭化”成為冷冰冰的殘酷現實。

　　如何防止新疆陷入 “北愛爾蘭化”甚至“科索沃化”險境，是中國決策層必須麵對的嚴峻政治課題。我寧願把問題想得複雜一些，甚至不惜使自己的觀點看起來頗為悲觀。但事實上，對於以胡主席為核心的中國最高決策層，我仍然是充滿信心的，相信他們擁有足夠的政治智慧和勇氣，能夠作出恰當的決策，有效應對“藏獨”、“疆獨”等危險力量的挑戰，使一個統一獨立繁榮的中國繼續存在於這個地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