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中國在日本留學的學生是如何生活的zt

來源: 頭發與財富成反比於 2022-09-15 05:33:08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10637 bytes)

在近代中國，特別是甲午戰爭以後。一是因為地理位置臨近中國，旅途資費便宜，二是為了學習日本迅速崛起，由弱轉強的技術經驗，大量的中國青年湧入日本求學，人數數以萬計，占出國留學總人數的九成以上。

但是近代中日關係十分複雜。日本始終將中國作為其侵略擴張的發展對象，不斷地對中國進行蠶食鯨吞，並最終在1937年爆發了全麵的抗日戰爭。那麽八年全麵抗戰這中日矛盾最尖銳最劇烈的時刻，在日本中國留學生又是一個怎樣的群體，他們又會有怎樣的境遇呢？

上圖_ 九一八事變

戰前留學生撤離日本

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發，日本侵占我國東三省。在反日的浪潮中，赴日留學人數急劇下降。至1933年下降到1043人，僅為九一八事件前的三分之一。但到了1934年以後，人數又有回升，1937年夏，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約為4000人左右。

七七事變盧溝橋的槍聲響起之後，不斷有留日學生們緊張地前往駐日使館和留學生監督處打探消息，在得知戰事擴的事態後，大量留日學生返鄉回國。僅在8月3日一天，從橫濱港登上歸國客輪的中國留學生就有221人。到1937年9月23日，國民政府旅日留學生監督處在下令旅日學生全部撤回國內的命令後停止工作。此時，戰前留學日本的學生絕大多回國，留下的隻有剩下459人（不含偽滿洲國的留學生）。

上圖_ 日本侵略過程中的“大東亞共榮圈”宣傳畫

偽政權官派學生赴日

隨著抗日戰爭的進行，日本在關內的淪陷區也同在東北建立偽滿一樣，相應成立了偽政權。為了“中日親善”、“建設大東亞共榮圈”，對中國學生進行洗腦奴化，日偽政府開始遴選公派留學生去日本留學。

1939年，南京偽維新政府製定了《教育部留日公費生考選委員會組織條例》，設置留學生考選委員會，在其統治區域內考選青年學生去日本留學。當年選派了37人。1940年汪精衛投降日本，偽維新政府改組為汪偽政府，汪偽政府延續偽維新政府的做法，每年選取留學生公費赴日本留學。根據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收藏的汪偽行政院、教育部檔案記載，1940年到1944年汪偽政府選派了153名公費生赴日留學。

上圖_ 汪偽警察廳的女檢查

除去汪偽政府統一選派公費留學生外，汪偽各部委也選派留學生去日本。1940年8月，汪偽警政部選派20名警察去日本學習，1941年汪偽軍訓部選20名士官去日本，1944年汪偽衛生部選派了60日去日本士官學校學習，1944年10月，偽實業部“為造就工業專門人才振興實業起見，考選學生（包括現職技術人員）資送赴日學生，俾養成技術人才，供技術之需”並於當年選送了80名學生。

此外，各個地方偽政權和日偽禦用團體也向日本輸送了大量的留學人員。如1940年底，偽山西省公署考選了50名公費留學生去日本留學；1942年，偽河北省公署選派47名公費留學生留學。還有一些所謂的中日文化協會、華中東亞青年聯盟之類的貨色，“以青年實踐之精神，推進東亞聯盟之理想，為當前之東亞聯盟運動作鬥爭之先鋒”為宗旨，也物色了一批人去日本留學。

上圖_ 汪偽政權官員

什麽人去日本留學

誠然，去日本留學人員中很多都是偽政權高官的子弟。1939年南京汪偽政府選派去日本留學的39人中，偽政權高官的家屬就占很大的比例。比如偽外交部長廉隅的兒子廉康成、偽立法院院長溫宗堯的兒子溫鷦年、偽南京市長高冠吾的兒子高之珀等等。

但若說抗戰時期去留日的都出身偽政權高官家庭也不客觀。不少青年因為客觀原因無法隨院校前移到大後方，隻得留在淪陷區上學，為繼續學業，考取了偽政權的留日官費。

有學者調閱了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收藏的60多份留日學生檔案，發現他們中多數向前往大後方，但因“關山萬裏，飛渡無方”滯留了下來。具體原因，有的是“繞到後方需要很大的一筆”，無法前往；有的是“母親年已高邁，行動不便，難勝跋涉之苦”；有的是“膝蓋關節摔壞因身體關係，自侮不能到抗戰地區盡國民之責”，有的是“沿途（日本鬼子）盤查甚嚴，隻有暫時擱置下來”。

而淪陷區的學校，教育水平低下，“實無求學之價值”。很多青年學子要繼續學業學習知識，“抵抗日本，先研究日本，學習日本的長處，”“珍重有為之軀，以備將來之報”的思想，考取官費，留學日本。另外，官費留學，除學費由偽政權報銷外，每月還可領取津貼，可以減少家中負擔。

上圖_ 留日的中國學生

留日生活如何

不會日語的中國留學生到日本後，先去“東亞日語補習學校”過語言關。之後再到“第一高等學校”等處接受預科教育，和日本人同居同餐。預科畢業後再考入大學學習。日本二戰時的大學學製是三年，太平洋戰爭後縮短至兩年。大學教育也變得草率簡單，“一年半中即將高等數學修畢，不免有生吞活剝之感，固已象征日本之日暮窮途也”。

日本方麵對中國留學生實行嚴密的監視，中國留學生的一舉一動都在日本警察的嚴密監控之中，有反日言論，即可能被當成思想犯逮捕。日本老師和同學對中國人的歧視和鄙薄也十分嚴重，中國留學生“精神上所受刺激畢生難忘”。太平洋戰爭後期，美國軍機轟炸日本，東京每日都有空襲警報，學生都在惶恐之中度日。此時，日本國內資源短缺，日本“人民生活已甚艱苦”，留學生的日常生活也窘迫萬分，柴米油鹽都無法保證。

上圖_ 二戰時期日本國內的警察

留日學生的抗日活動

七七事變之前，我黨就在日本留學生中建立了組織，進行抗日救國活動，但於1937年6月被日本當局破獲。1938年末，偽北平臨時政府派往日本警察講習所的留學生、中共地下黨員汪叔子聯絡留學生中其他黨員，恢複了中國共產黨東京支部。

中共東京支部到1939年發展了30多名成員，多為日本大學、早稻田大學、明治大學的中國留學生，還有2名支持中國抗戰的日本同學。黨支部準備開展抗日工作主要有破壞日軍的軍工廠、搜集日本軍事政治信息、與駐日蘇聯使館聯絡交換情報、向華僑和留學生宣傳抗日思想、爭取日本進步人士支持等。

上圖_ 日本裕仁天皇

1939年1月，汪叔子向他經常接觸理發店老板的馬場政子進行反天皇的宣傳，“天皇是神，這樣的神過去我們中國也有、德國也有，現在沒有了，我們一樣活得很好。神不能解放我們，即使我們現在忍饑挨餓，神也不能救濟我們”。馬場政子後來在和別人聊天時，將這句話說了出去，結果汪叔子抗日份子的身份被暴露。日本警察經過嚴密的偵查，將東京支部成員全部逮捕。但由於該組織裏的成員很多都是偽政權高官的子弟，日本當局為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顏麵，隻得將被捕人員釋放出獄。

國民黨也在日本留學生群體中發展抗日團體。東北留學生賈桂林，1940年在早稻田大學，組建以激發留日學生民族意識、配合正麵戰場抗日、搜集抗日情報的秘密團體——“中華救國團”，1940年至1941年先後有京都大學、日本大學、北海道大學的留學生經秘密介紹，加入該團體。

上圖_ 二戰時期的日本大學

除了國共兩黨領導的組織，還有中國留學生還有“人民陣線”、“鐵崖反戰情報組”等抗日團體。鐵崖，江蘇無錫人，1925年去日本求學，之後留在日本。抗戰期間聯絡到了日本反戰人士黑田善次和日本共產黨黨員田中忠夫，在兩個日本人獲取了大量日本軍事情報，報送給中國政府。1938年黑田善次潛入武漢，正式以青山和夫的名字在國民政府廣播電台作反戰宣傳。1938年6月26日，黑田進行了著名廣播《告中國兄弟宣言》，以日本友人的身份堅信“中國必勝，日本必敗”，極大地鼓舞了浴血奮戰中的中國人民。

抗日戰爭中的中國留學生，是中國留學生中的一個最為特殊的群體。其中固然有投敵叛國、為虎作倀者，但也不乏生在曹營心在漢的忠貞愛國之士，本著“國必保、日必排”的精神將自己的心和祖國命運緊緊聯係在一起。